四个春天

我从没想过自己会在一年内把同一部电影看上四遍，直到遇见《四个春天》。它与我的2018年联系得如此密切，以至于几乎重构了我的生命体验。

第一遍看是年初在27院儿，那是尤伦斯首映后的第二场试映会。那个时候电影在豆瓣上已经开出9.2的高分，饭叔在广播里说对声音做了一些调整。因为来晚了，我只能站在整个放映室的最后。那天也是我第一次见到饭叔，我觉得他好像没法像其他导演一样做出强有力的个人阐述。他给我的印象是：腼腆，心思细腻，但不善言辞。而日后的交往，让我必须给他加上一个特征：特别容易动情。

后来我才得知制片人也是在这场放映中看到成片，继而引入更专业的团队对电影进行调整，再然后，就是《四个春天》入围FIRST青年电影展的消息。因为做志愿者，我在FIRST组委会提前看了第二遍，那时电影已经接近于现在的模样，加入了一些字幕标注，以便于让观众理解故事的时空。

第三遍看是在八月底，FIRST拿奖后，金马奖入围名单公布前，北京的一场点映。我终于第一次在电影院里看到了DCP的版本，片末多了近两年饭爸饭妈的最新影像。大银幕确实会放大一些技术上的瑕疵，但依然不妨碍我对它的喜爱。我明白，《四个春天》是一部经得起重温的电影。在熟悉了人物与故事、对电影没有期待之后，它仍从情绪上牢牢抓住了我。片子反映出的生死观和朴素情感，使我不止一次回望自己的家庭，思考自己与家人的相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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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饭叔生日的后一天（也是电影开启路演的后一天），我把它看了第四遍。在片末的“天使”鸣谢名单里，我看到了自己的名字。它依然生机盎然，一再突破我的心防。我好想在过年前，在老家的小镇电影院组织一场放映会，请来我的亲朋好友，带他们欣赏这部温暖我一整年的影像。

雪莱那句脍炙人口的诗，太适合作为这部电影的宣传语：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

剪辑、声音、配乐：从一部独立电影到院线电影

所有电影都是在剪辑台上最终诞生的。但是对于纪录片而言，剪辑的重要性和决定性更为凸显。因为它直接反映出素材的选取，进而体现电影的架构，背后是导演对拍摄对象的理解。

《四个春天》最初的版本是120分钟，后来在专业剪辑的指导下剪到105分钟。按制片人的说法，时空被压缩了，但信息量是增加的。印象中，做出的调整大约集中在非叙事空镜和人物状态，比如父亲展现才艺的蒙太奇段落，穿插院落里的自然风物，使诗意的浮现更加自然。而为姐姐特意加上的那段回溯，则更倾向于商业片构建情感的考量，我对这种方式持保留意见，但在影院环境中能感受到那个片段对声音的细腻处理。

是的，声音，对声音的加强使《四个春天》有了电影感，“未见其人，先闻其声”是极为有效的叙事手段。导演是用一个Nikon D800随机录的，所以最多录到了一个对白，而且由于经验不足，他用的是29.97帧而非24/25帧拍摄（见赵珣文《我也不知道怎么写了，说下<四个春天>》）。除了对降帧率变调的问题进行解决，声音部门更是“尽可能地还原了当时导演能够想象出来的环境声，以及加强现有的环境声”（赵珣接受D纪录采访）。《四个春天》成为了一部在声音上非常丰富的电影。

因为父母对音乐的热衷，电影中始终点缀着人声歌曲或器乐演奏，因此原片中没有再加配乐。而在最终版中，陆庆松（哥哥）对《青年友谊圆舞曲》做了重新编曲与变奏，作为电影中过场的配乐与片尾曲，是对电影主题与内容的另一种呼应。

我还记得自己在七月的西宁偷看FIRST终审会议的速记，周浩在会上丝毫不掩饰对《四个春天》的喜爱。

且不说他发在微博和票圈的不点名表扬

他说自己看了前几分钟就在想如何说服大家把最佳纪录片给它，但是看到半小时觉得自己用不着说服了。大概也正是因为这种赞赏，他选择陆庆屹作为新片《一年》的剪辑。

从一个不会装剪辑软件的人，到剪出自己的处女作。每天十六个小时剪辑，饭叔坚持了二十二个月。除了金马奖最佳纪录片的提名，剪辑奖的提名似乎是更大的肯定，是意料之外，也是情理之中。

叙事与构图的空间意识：距离感带来的审美意趣

影厅里在父母登山的段落第一次爆发出持续而密集的笑声。

我首先惊讶于导演的慧眼识英，能在250多个小时里打捞出这段素材——它无限接近于花絮，又极深刻地反映出家庭的和谐。其次，在事先知晓第二个春天发生的不幸之后，我领悟到生活是最好也最残忍的编剧，也更深地理解了鲁迅那句“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而导演选择把姐姐在病床上的一幕，紧接着剪在欢乐的旅行照片之后。——这是对自己的残忍，却是对观众的负责。

作为亲历者的陆庆屹，在创作（剪辑）时必须无数次重温生命无法承受之重，最终从悲痛中跳脱出来，在影像的海洋里寻找叙事的脉络。于是我发现早在姐姐出现以前，在父亲与她的电话交流中，已经隐隐透露出病情的存在，而第一次观影的观众因无法迅速解读信息而滞留在愉快的心情中——这种情绪的错位显然是一种叙事的高明，也在日后回想时给我以更沉痛的打击。

疾病和死亡，其实是《四个春天》不事张扬的隐线。从贯穿四个春天的扫墓场景，到母亲对父亲身体的担忧，导演对悲伤的克制乃至按捺，最终使其成为影片淡淡的底色，进而升华为一种朴素而博大的生命态度。父母在女儿的墓前耕种植物，甚至于一展歌喉、跳起舞步，你无法不被这种超越痛苦的生死观震撼。

我想起杨德昌《海滩的一天》的一句台词：“我们读过那么多书，小时候一关一关的考试，为什么没有人教过我们，怎么样去面对这么重要的难题？”而《四个春天》教我面对的难题就是：如何面对死亡，如何面对生命的衰老，如何生活。我在这部纪录片里所受的启发，不亚于两年多以前第一次观看《东京物语》。

拍摄意识的逐渐形成，让陆庆屹越来越退回到摄影机背后。这是一种自觉的距离感，但你不能否认的是，他仍是家庭生活的参与者，只不过有了一双更加温柔与敏锐的眼睛，更能体认隐藏在日常里的美。第一个春天父亲获赠的腊梅，在第四个春天再度出现。——这种俯仰皆是的细节让我感到惊叹。而那个从父母的脸转到烟花的叠画，更是包含无尽的爱意和赞美，甚至拥有了神性。

越往后拍，特写越来越少，远景越来越多，饭叔越来越爱捕捉静态构图中的动态，像侯孝贤会采取的方式。他镜头下的独山作为家庭的“陪衬”（背景），开始呈现桃花源般的美好质地。

他曾经向我解释他所理解的纪录片的空间意识：“固定镜头里面有它那种内在的洞视，可能是一个非常微小的点在动，你才能感觉到空间的厚度。比如站在水渠上那个镜头，如果没有上面的树枝，这个镜头也没有意思，就是因为上面有那个树枝也在微风里微微晃动，才和它产生一个空间对应的视觉感。”

不是“每个家庭都有它的诗意”：人物>电影？

第一次接受线上采访的时候，饭叔最后抛给我的金句是：“每个家庭都有它的诗意。”而当面对面交流，再谈起上面这句话，他选择用另一句话代替：“我觉得人需要去凝视自己的生活。”

不知道是不是导演有了新的体会，正如木卫二在其影评开头所言，与《大象席地而坐》或《柔情史》中互害的原生家庭相比，哪怕是与万千观众的普通家庭相比，《四个春天》提供的都是一个太过珍贵的非典型家庭范本。是爸爸、妈妈、哥哥、姐姐生命状态里自然流露出的处世之道令观众动容。但与其钦羡，不如反照自身，努力成为这样的人：生命充沛，亦可施与暖意。这也就印证了导演所说的凝视自我。话说回来，越是像《狗十三》这种压抑的电影，就越希望观众在观影结束后思考自己的人生，从而成为一个更阳光、正面的人吧。

我想在电影上映以后，对饭爸饭妈的赞美会越来越多，甚至可能会出现“父母的存在比电影更精彩”的言论，就像对《自行车与旧电钢》的评价那样。

连陆导本人在FIRST颁奖礼上领奖的时候都说：“我觉得这个片子应该我爸我妈获奖，因为我爸我妈比我有用板砖拍碎一切苦难和桎梏的勇气。我看到好多朋友都说好喜欢你爸你妈，这说明很多的问题，如果我想在电影这条路上走得更远，还有很大的提升和学习空间。”

但人物真的大于电影吗？我越来越觉得，这个观点其实是个伪命题。

哪怕是纪录片这种非虚构作品中的人物，也依然是由导演建构的艺术形象。它接近真实，但并不等同于真实，而这一建构过程就是电影的演绎过程。在这一点上，《四个春天》无疑是成功的，这成功无法将人物与作品整体割裂来看。

曾经跟另一位纪录片导演聊天，他提到一个创作理念：纪录片不要与人物生活或故事过于黏着，而要营造出一种大气层一般的东西，与观众进行精神层面的交流。他还提到艺术的复杂性，认为《四个春天》是有些单向度的作品。我把他的话想了又想，后来觉得相较于野心和复杂，《四个春天》的简单和纯粹可能是最珍贵的， 但它并不像大家想得那么信手拈来 。

《四个春天》面向家庭，同时也面向创作者自己。它是一部“小”的电影，没有涉及国家或者民族情怀，它只是关心一个家庭，关心父母的状态。它的目的是向父母献礼，却因为真诚意外地拥有了更多观众，因为，我们都是子女。于是，它也变成了一部“大”的电影。

饭叔曾经跟我特意提到父亲在家庭录像里说的一句话。那天父母跟女儿外出游玩结束往家走，父亲看着母亲和女儿走远，感慨地说道：归家的路。这句话让他感动，也让我感动。观看《四个春天》，对我而言，好像也是一条归家的路。但它通向的一定是我自己的家，我终究要用自己的方式与父母达成和解。

电影后半程，父母走远以至于出画的镜头好像也越来越多。我不断回想起龙应台在《目送》里写的最后一段：“我慢慢地、慢慢地了解到，所谓父女母子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你站立在小路的这一端，看着他逐渐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而且，他用背影默默告诉你：不必追。”我又想到片中母亲与小儿子（饭叔）的那个惊人的默契时刻——母亲含泪送走大儿子和大孙子，吩咐导演去拍他们，然后转身进屋。但镜头没有动，几秒之后，母亲从忍不住从屋里走出，这时与小儿子惊讶地四目相对。无非是做母亲的舍不得，做儿子的懂得她的舍不得。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

我也就知道饭叔为什么能拍出这样的电影。不光是他个人的努力和艺术造诣，更有家庭对他无形的影响。所以与其说“片如其人”，不如说“片如其家”吧。

第一次线上采访： 陆庆屹：“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诗意”

第一篇影评：燕子又飞回来了

第一篇线下采访：陆庆屹：“人需要去凝视自己的生活”

即便《四个春天》曾在2018年获得FIRST青年电影展的最佳纪录长片奖，也入围了金马奖的最佳纪录片与最佳剪辑奖项，并且上映后口碑极好，豆瓣评分8.9分，但它还是一部容易让人忽视的电影。纪录片的形式，平淡的主题，不是大制作，也没有什么大明星加持——都让它噱头寥寥。上映几日都维持在1%左右的排片，每天也仅有不足百万元的票房。但相信我，它是那种最值得到院线一看的电影。

《四个春天》是一部以真实家庭生活为背景的纪录片，它主要讲述的是一对结婚50多年、恩爱俏皮的老夫妇诗意的退休生活。导演陆庆屹正是他俩的小儿子。陆庆屹曾是豆瓣红人，他在豆瓣上的两篇短文《我妈》《我爸》，以及相册里关于父母的记录，被广泛传阅，许多读者都羡慕他有这样一对可爱恩爱的父母。后来，陆庆屹换了一部带摄像功能的相机，每年春天回家，他开始把镜头对准父母，记录他们的生活。

《四个春天》记录的时间从2013年的春节开始，到2016年的春天结束。陆庆屹家在贵州独山，家中成员一共五个人，父亲、母亲、哥哥、姐姐和他自己。和中国的许多家庭一样，陆庆屹仨兄妹都在外打拼，只有逢年过节才回家与父母团聚，因此《四个春天》记录的时间点，也主要是围绕在春节前后。

《四个春天》剧照

父亲陆运坤是个退休教师，温和寡言，多才多艺，对一切美好的事物都怀抱着强烈的好奇心，他的一个口头禅就是“好玩”。他喜爱音乐，多种乐器信手拈来，在纪录片里我们可以看到拉二胡、吹笛子、拉小提琴、拉锯琴、拉手风琴；他一直有记录家庭影像的习惯，即便已经80多岁了，还跟着儿子手写的操作步骤一点点在电脑软件上学习剪片、配乐和特效；他细心地观察着每年燕子的来来往往，为燕子来筑巢感到欣喜，也为燕子离去“心又灰几天”。

母亲李桂贤是典型的贤妻良母，是操持家务的一把能手，她做针线活、缝纫、熏腊肉、种花种菜。她性格比丈夫外向多了，俏皮可爱，大笑时总会带上语气词“哉呦”。她与丈夫一样热爱生活，有事没事，就会哼起歌来；与丈夫走到田埂上，兴之所至还会扭几个舞步。

父母感情极好，形影不离、琴瑟和鸣。父亲在这屋摆弄电脑，母亲在另一屋做缝纫；或者父亲在楼上拉二胡，母亲就在楼下做针线活。两个人都闲不住，都有自己喜欢的事。闲着在一起了，就有说不完的话，相互打趣。母亲双手忙个不停，父亲做好粥，一边说着“真香”，一边给母亲一勺一勺地喂粥。两人都热爱劳动，事事亲力亲为，一起到山里摘东西，一起种菜，一起熏腊肉，一起“每天为家里做一件事”……他们相互尊重爱护，关心柴米油盐，囿于昼夜、厨房与爱。

但生活并非没有苦痛。第三年春天将近的时候，姐姐因病去世，这是全片最意外也最重要的转折点。姐姐开朗乐观，一直是父母的开心果和贴心棉袄，她的离去让父母万分悲痛。父母似乎一夜之间老去，原本乐观的他们也开始变得沉默，他们经常翻阅往日的照片，看女儿的视频，到女儿的坟边开垦，也开始想到死亡的话题——如果夫妻俩其中一个先走，另一个怎么办？

两个老人内心是否已从丧女之痛中走出？不得而知。但最打动人的是，他们在悲痛中逐渐对正常生活秩序的重建。父亲开始剪辑往日的视频，养起了蜜蜂，对蜜蜂心心念念以至于让母亲调侃“你的蜜蜂差不多就像你的初恋情人”；俩人照旧到女儿墓前，但会哼几声曲；哥哥教会了父母微信，两个老人对这个新鲜事物非常感兴趣，第一次发语音时笑了半天，母亲“哉呦”个不停……

这已经是第四个春天，父母在老去，但生活仍然在继续；人生有痛苦，却依旧要走过。

《四个春天》以时间为线索，记录下了父母在四个春天里琐碎平凡的日常细节。如果从技巧的角度看，《四个春天》的确有着明显的不足，它并没有什么鲜明的电影意识。陆庆屹不是科班出身的导演，他一开始只是想做个普通的家庭录像，因此他有时会拍着拍着就停下来拍照片，完全没有考虑过记录的完整性、延续性问题。纪录片中许多独立的镜头和桥段都很美，但连贯起来时，却缺乏叙事的流动性。即便如此，这部纪录片依旧深深地将人打动。原因就如同一个豆瓣短评说的：“倒不是说这片子拍得多么惊世，主要是这对老人家太令我羡慕和感动了，这就是中国家庭最缺失的爱的教育啊，小时候梦想中其乐融融的家庭氛围。他们将岁月的苦难化为财富，展现出超乎常人的乐观、豁达、坚韧与感染力。”

《四个春天》剧照

一屋，两人，三餐，四季。这对平凡的中国老夫妻活出了生活该有的模样：充实、坚韧、诗意、达观。充实、坚韧，一向吃苦耐劳的中国人都具备这样的品质，但让平凡的生活开出花来的诗意，却相对罕见。我有位在中国生活多年的美国朋友，曾跟我说过这样一个观察，他感觉中国人静态的脸与外国人的脸有很大的不同，这不是指涉五官上的差别，而是一种精神状态。如果你在十字路口看中国人的脸，可能会发现很多人的脸是耷拉的、严肃的、没有微笑的；相反外国人的脸，五官整体是向上提的，他们乐观、自信，“仿佛没有被生活欺负过”。

可每个人都被生活欺负过，差别仅在于我们该怎么对待生活。我们的文化和教育，似乎少了一种浪漫和诗意的生活观。按费孝通先生的论述，这与中国的乡土社会传统有关。费孝通说：“中国的家庭，是个绵续性的事业社群，它的主轴是在父子之间，在婆媳之间，是纵的，不是横的。夫妇之间只是配轴。配轴，虽则和主轴一样并不是临时性的，但是这两轴，却都被事业的需要而排斥了普通的感情。”

这就导致许多中国式婚姻，实际上是无爱的婚姻，大家只不过是搭伙过日子。婚姻无爱，父母无爱，生活就无爱，而爱才是诗意和浪漫的根本来源。《四个春天》的生活之所以动人，是因为这对相濡以沫的老夫妻的爱情动人，他们平凡的日日夜夜都有着诗意流淌——爱浸润着每个细节。

《四个春天》撕掉了中国人不会生活、不懂生活的刻板印象，就像金马奖终评评审美国人白睿文看了该片以后，特地发文说的：“这是我在金马影展所看的34部电影中最感动我的一部。有太多的中国纪录片，把镜头对准了社会黑暗的一面……但这是完全不一样的电影。”但它的更大的意义在于，对国人做了一次正确的生活示范。它值得很多人——尤其是每一个身处一段婚姻关系中的人观看，你会明白，什么才是对孩子最好的爱的教育和生活教育。

——首发澎湃新闻——

以审美的方式关照生活，中国并非没有。这个传统也是有的，古代的士大夫们即以一种审美视角关照生命和生活。只不过对于为数众多的百姓（屁民）来说，生活的底色依旧是“惨”，苦于讨生活。

日本文化的特异性在于它将审美关照发展到了生活的各个方面，从审美视角看待一切：自然、物、人、生命……将生活变成一件精致的艺术品。这在日本属于普遍状况，而不是某一阶层的专属。

这种不抵抗外界强力，安心于经营日常生活的态度，是日本文化发展出来的“第三条路”。不是说别的国家没有，只是说唯有在日本，审美关照才成长为一种文化现象，浸透在社会各个意识层面。

《四个春天》所记录的家庭生活安详而富足，虽然其中仍然带有一些传统文化的渊源——父亲的教师身份，类似于古代的士大夫，从而可以借助“琴棋书画”从日常生活中找到滋味——但已不同。

这既非“悲”也非“惨”，而是类似我们所说的日本文化发展出来的“第三条路”——以审美的方式关照生命，将日常生活过成诗。这是极为特异的，如果我们考虑到中国电影呈现日常生活的惯用方式。

无不被一种“惨”的意识所渗透，不抗争或抗争失败后妥协，同时继续与社会体系建立合作关系——这就是绝大多数人从青年成长为中年的必由之路：丧失了活力，变成社会机器精密咬合的零件。

很少有人想到，在抗争和妥协之外，尚有“第三条路”。即拒绝卷入社会体系，与其同流合污，反而是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以审美的方式关照自己的生命，经营好自己的日常生活，将其过成诗。

《四个春天》是极为特殊的，它让人知道了在“悲”与“惨”之外还有另一种被遗忘的生活方式，这种方式在消极状态下同样可以抵抗外界的强力。这原本就是中国人对待生活的态度，但可惜被遗忘了。

之所以被遗忘，或许是因为压迫太久了。几千年都在强权的淫威下苟活，于是生活成了“活着”，只要“活着”就是成功。但他们忘了，“活着”是因为强权乐意看到你如此，这不是一种规训的结果吗？

而经营好自己的生活，在某种程度上漠视了外界的强力，对权力保持不合作的态度。权力如何愿意看到普通人将生活过成了诗？这挑衅和嘲讽了它的权威，与人际关系中的权力运作是同个道理。

《四个春天》自然是有价值的，但可惜它只是一部纪录片。其价值不在美学层面，而在于它让无数国人看到了审美生活的可能，这是纪录片里的人物对生活的态度对观众间接产生的激励和引导作用。

而《米花之味》之所以更有价值和创造性，原因在于它是虚构的剧情片，导演通过将摄影机观察物像的视角改变为审美关照，从而让观众在观看电影时自动代入审美的观察视角，进行积极的目光规训。

它帮助观众重新获得发现生活中诗意的能力，这是《米花之味》的真正价值。《四个春天》属于激励和引导，让我们看到审美生活的可能，《米花之味》则教导我们如何以审美的方式关照日常生活。

45岁的北漂大叔陆庆屹，做过足球运动员、酒吧歌手、摄影师，电影拍摄零基础的他，用6年时间，完成了人生第一部电影，——拍摄家乡父母生活的纪录片《四个春天》。在2018年，专业电影团队进入前，“总投资”就是个1500块的三脚架，在豆瓣上获得很高评价，还被提名本届First青年电影节最佳纪录片、First青年电影节“惊人首作”奖，计划在今年年底院线上映。

一家人的“四个春天”

撰文 倪蒹葭

导演陆庆屹给人感觉温和腼腆，想象不出他曾是极其叛逆的人。15岁的时候，他跳上一辆火车，离家出走了。哥哥陆庆松当时在清华大学教音乐，给他找了北京的高中，但去了也是打架，没有毕业。之后他画过画、做过足球运动员、编辑、酒吧歌手、平面摄影师，北漂到现在。

2013年，他在网上写了一篇日记《我爸》，一下成了爆款，有成千上万的留言，而且都是善意祝福。

“因为我对我爸妈很了解，他们两个生活太甜美了。好像在他们的爱情里边，我们姐弟三个都是多余的。”

日记中放了挺多爸妈的照片，他想：为什么不用视频来记录呢？

陆家原来就有影像记录的习惯。90年代爸爸开始用DV来拍日常生活，“我姐送了他一个DV，他随时就带着，天生是一个拍纪录片的人”。

贵州独山县

从2013年起，每年春节回老家时，他用相机拍下父母唱山歌、打野菜、种花草的日常。

陆家有三个孩子。陆爸爸挚爱音乐，自己砍竹子做洞箫、笛子，会二十多种乐器。

陆庆屹说，爸爸有一个让他记忆最深的场景：1999年冬天，家里着大火，房间全烧黑了，爸爸从里面找到快烧成炭的小提琴，就坐在天井里，把小提琴擦干净，拉了有两小时。

“可能他心里也非常沮丧，需要音乐来安抚一下自己”。

爸爸爬上山顶，唱起歌来

陆妈妈脾气火爆，任何时候她都用山歌来表达自己，哪怕切着肉、洗着碗，她也能想到一首山歌来对应。

“拍摄的时候我才开始注意，比说我妈在那儿绣花，就看见她那个脚踩拍子；她在缝纫的时候，她身体里边那种节奏……

她没有在唱，但她心里有歌，她随时心里都在唱着歌”。

贵州独山县这一带的人似乎都是这样，妈妈的闺蜜来串门，也随口唱起歌来：人无艺术身不贵，不会娱乐是蠢材。

电影中更让人觉得美好的，是父母两人的爱情。

出门时，爸爸总是自然地走在妈妈的身后，“有他的保护，她一辈子都是安全的。”

在家里，爸爸带着天真又快乐的神色，修凳子、整电灯，他说，“每天至少为家里做一件事”。

一次，爸爸兴冲冲地走进屋子，告诉大家：燕子今年又来了！妈妈却说：我喊你爸少高兴点，到时燕子一走，心又灰好几天。

清水煮白菜一样的家庭记录，出来的滋味却像是浓郁的高汤。

日子并不总是这么甜美。

从第二个春天开始，他们面对了每个家都要经历的悲怆——至亲的去世。

姐姐得了肺癌。导演记录下姐姐状况好的时候，能起来跟大家说笑的时候。

姐姐离开后，父母都生病了。

还好，妈妈拥有地母般的生命力。时隔一年，爸爸找出了短笛，自言自语着，“一年多没摸了，都是灰，吹也吹不起了”。

家里又有了音乐声，他们把姐姐的坟前收拾得像个小花园。

第四个春天，爸爸照着镜子说，“人老了就会东想西想，现在还能自理，如果将来不能自理呢……好玩”。

不管是爬山鞋子坏了、丢了东西，或者家里被烧，他最后都说“好玩”、“好玩得很”。

作为一部家庭纪录片，它不是大量生活记录中，偶然捕捉到几个精彩时刻，而是整个片子都涌动着情感，哪怕表象是极普通的日常。

片子最后一幕，在姐姐的坟前，下着春雨，爸妈种的土豆发了芽，绿意盎然。他们唱着《青年友谊圆舞曲》，试着跳年轻时的舞步。

妈妈想不起歌词又发出特有的“哈哈哈”大笑声，好像又恢复了活力，但实际上又是伤感的。

远处云雾中的青山若隐若现。

父母的家

“这个片子拍完了之后，我好像对父母的认识就变了。从制作的角度上来说，我跟他们拉开了距离，但在情感上我感觉更紧了。

有好多没有注意到的东西在里边呈现出来，这些东西都是他们对世界的爱”。

因为拍摄，意外记录下父母的很多片段。

比如送别时，“妈妈站在家门口看着我们消失在街角。她知道自己会哭，却又是个比较坚强的人，不希望我拍到她流泪，所以假装进屋去了。

她以为我走了，又再出来，发现还在拍”。

把家庭记录变成真正的电影

剪辑中的陆庆屹

从2015年开始，导演想要把《四个春天》做成一部真正的电影，他买来很多书自学电影的技术。

素材从2013年拍到了2016年春天，然后剪辑花了一年零八个月。

期间辞去了所有工作，每天剪差不多16小时。

父母年轻时：不管住在哪，家里总是种满植物

“爸妈在非常普通的生活环境里，保持一种独特的特质，我希望能够让他们自己看到。

我想要把他们的特质，在银幕上放大，在一个黑的空间里，目光只专注在他们身上”。

2017年底，《四个春天》在北京的尤伦斯艺术中心首映，他把贵州的爸妈接来北京，这也是他们第一次看片。现场能坐160人，来了190人。

放映结束，妈妈唱了一首山歌。

爸爸腿脚已经有些不便，站起来脱帽跟大家鞠躬，他说，“我想这个片子是献给我们老人的。”

现在，陆庆屹和哥哥陆庆松，一起住在北京六环外的院子里，种了满满的花草；在哥哥的小屋里，放着三架钢琴。

这里延续着父母家里的植物和音乐。

《四个春天》的“投资”只是一个1500块的三脚架，用一台带视频功能的相机拍完。

本来也没有任何配乐。在北京的第二次放映后，被专业电影人看到，他们非常喜欢，想要把片子推上院线，需要片尾曲，导演就说问一下哥哥陆庆松。

可能因为感情投入在里面，曲子很快就编写出来了，调子来源于妈妈在片子里唱的歌。

陆庆屹和声音设计

这些自愿加入的电影人，用院线电影的标准来完善它，同时不做商业技巧的展示。

“特别喜欢那帮人，他们特别尊重片子原本的创造意图”。

在闭门剪辑的一年零八月中，陆庆屹见过的活人不超过15个。其中院子邻居，艺术家刘耀华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给了导演很多建议。

刘耀华说：“《四个春天》的独特，在于导演的初衷并没有想拍部电影，而只是在拍生活。

也希望观众看到的不只是‘这对父母好有魅力啊’。

反观一下我们的人生，每一个父母不也值得这样去记录吗？”

部分图片提供：陆庆屹

素人导演的第一部作品、4年的拍摄时间、250多小时的影片素材、1年零8个月的后期剪辑……使得这部即将登陆全国院线上映的纪录片呈现出完全不同于其他院线影片的独特气质，然而如果你热爱生活、相信真情，就会发现任何对这部纪录片的溢美之词都实至名归。

一、对生活的真诚凝视：“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诗意”

众多优秀的电影导演如伊文思、安东尼奥尼、安德烈·塔可夫斯基、小川绅介都曾强调在影片创作实践中对生命的凝视和倾听的重要性，只有用心灵去观察生活、摒弃虚伪空洞的陈词滥调才能拍摄出真正的艺术影像。《四个春天》无疑就是一部用真诚的眼睛去凝视故乡的人和风景的影片，正是由于这样的创作理念，才使得影片可以透过深情质朴的镜头捕捉到个体生命的生动气韵和自然风物的美好变幻。

（一）切近平视的拍摄视角和客观的人间观察

由于是拍摄自己的父母和熟悉的故乡，《四个春天》获得了纪录片创作中最难能可贵的拍摄视角，儿子目光的深情凝视使得观众可以最近距离地走近两位老人的日常生活和心灵世界。而拍摄者与被拍摄者之间的亲密关系也使得导演陆庆屹的父母在镜头前毫无压力，自由本真地呈现原初的生活状态。

深情切近的拍摄姿态使得影片成功捕捉到了一家人四年间在小镇生活中的无数美好细节和暖心时刻。摄影机镜头自由欢快地游走在这个充满爱的小院里，两位老人相濡以沫的幸福生活和故乡小镇的和谐温情被真诚的创作者如实地记录在这份家庭影像上。更难能可贵的是，导演并没有因为是拍摄熟悉的家人和生活就过多地介入自己的个人感受。相反，导演选择了冷静节制的影像处理方式，通过如实还原生活中的自然片段给观者留下由自己经验去填补的感受空间。因此，在《四个春天》里很少看到人物的特写镜头和刻意的情感渲染，即使在后半段姐姐去世的悲伤段落，导演也依然选择使用中近景镜头去记录一家人生离死别的痛心时刻。

（二）深情质朴镜头下的坚韧生命力量

导演陆庆屹对父母最崇敬的地方就是两位老人对待生活的乐观态度。那种面对各种生活困境却依然“强韧，又柔软的精神力量”在《四个春天》中最显著的体现便是一家人贯穿全片的歌声，大家时常会在饭桌旁、山间小路上随时哼唱起欢乐的山歌，擅长各种乐器的父亲更是常与母亲在庭院里开心地合奏。

音乐的力量不仅带给父母一个个明媚的春天也支撑一家人最终走过了姐姐患病、离世的艰难时光，两位老人并没有被生活的苦难所击垮，春天燕子归来时我们再次在父亲的脸上看到了久违的笑容。天台上的花次第盛开，一家人重新恢复了往日的生机，歌声又开始出现在这个可爱的院落里。

“坚韧而温柔的人，会对生活怀有感恩之心。”在陆庆屹深情质朴的镜头下，父母丰裕的生命力量被一点一滴地汇聚起来，最终形成了整部影片宝贵的精神气质。陆庆屹曾说：“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诗意。”影片中的“诗意”既体现在导演父母对生活、子女、艺术和自然的热爱上，更存在于人们在面对生命易逝和人生苦厄后依然能够继续乐观坚强地积极面对生活的态度中。

（三） 时间、空间作为重要角色

除了生动可爱的人物形象，在《四个春天》中另一类重要的角色便是时间和空间。片名“四个春天”就简明地点出了影片所记录的时间切片，全片的整体叙事结构按照时间顺序讲述在这四个不同春日光景中发生的故事。大地回春、柳树新枝、刺梨发芽、燕子归来、万物生长等季节轮回中的风物变幻成为了影片的重点呈现对象，在这四年间的时光流变中出现了众多反复重复的日常场景，人与时间的关系及对自然变化的依恋便无声地通过镜头语言表达出来。

《四个春天》还使用了中国古典美学传统中的“观物取象”和“赋比兴”手法来进行主题表达和电影剪辑，如姐姐在影片中的第一次出场以及孩子们过年归家的场景便与春日燕子归巢的镜头剪辑在一起。几次“燕子归巢”与“游子返乡”不仅是串联起故乡“四个春天”的重要时间符号，也是形象表述和有效承载子女与父母之间亲密关系的情感元素。

此外，位于黔南地区的故乡小镇独山也是作者镜头的深情凝视对象。塔可夫斯基在《雕刻时光》中曾写道：“一部成功的电影，风景的质感必须要能够让人充满回忆和诗意联想。”在《四个春天》中，家中小院的天井、故乡的野山和平静的水塘等场景多次作为人物活动的重要空间出现在影片中，美丽家乡的自然风光不仅倾注着导演对这片土地和风景的情感，更是感染观众、唤起人们对故乡思念的重要因素。

将时间和空间作为重要角色，使得《四个春天》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了一种回归现象学叙事的纪录片，它通过仰观俯察的观物方式让影像呈现出一种本真的生命质感，并与影片热爱自然和生命的主题完美地实现了契合。

二、现代性语境下的心灵救赎

《四个春天》对父母生活和故乡风物的本真呈现让观众暂时忘却了现代都市里的喧嚣生活，获得了一种人与世界和谐统一的难得生命体验。在这个世界里，父亲、母亲过着自给自足的农耕生活并乐在其中，劳动不再是现代社会使人异化的生存手段，而是重新成为了目的和自由、幸福的显现。燕子是“四个春天”接连到访故乡小镇的使者，使用机械钟表和数字计量时间和季节的现代方式被影片摒弃，让生命回归到了久违的自然节奏和律动之中。

因此影片之所以能够在当下的社会文化语境中唤起人们强烈的情感共情的主要原因无疑在于成功用记录影像的方式暂时缓解了现代性语境下人类的心灵危机。海德格尔曾说，“都市社会面临着堕入一种毁灭性的错误的危险。”在这个“欣赏和劳动脱节，手段与目的脱节，努力与报酬脱节”（《审美教育书简》席勒）的由众多无生命部分组成的机械生活世界里，人类被永远束缚在整体中一个孤零零的断片上，每个人都把自己变成了冰冷机器上一个断片。对于处于无“家”可归状态的现代人的这种巨大矛盾困境，海德格尔寄希望于精神“还乡”，席勒则主张回到“审美的王国”实现心灵救赎，在那里人类摆脱了一切束缚，从各种物质和精神压力中解放出来，并恢复了遭到近代文化和技术时代割裂的人性的完整和自由。

此外，不同于其他类型影片被人为建构和操控的虚构影像，记录影像复制现实的独特能力也被格里尔逊、安德烈·巴赞、克拉考尔等众多电影理论家视为“对现代性中人类状况的一种深刻救赎”。通过复归阿尔弗雷德·诺斯·怀特海所言的“辛辣，珍贵和具体”的事物直接经验，记录片得以通过拍摄具体的“生活世界”而与被重新编码的拼贴、虚假的后现代拟像和媒介景观实现了成功的对抗。

因此，《四个春天》对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以及重返自然规律的乡村生活的真实记录，对于纯洁本真的人性、充满爱的人际关系的温暖呈现，让人们重新看到了一种“完整性”和“无限的潜能”，而父亲、母亲对艺术的挚爱更是让异化、分裂的现代人重新通向自由之境，进入审美王国，并实现了内在统一。

影片的最后一个镜头极具象征意味，同时也是蕴含着导演最深切情感和奠定影片整体基调之处。姐姐死后，去山上的墓地陪伴女儿成为了老两口的日常生活，他们在女儿的坟边种上了土豆、辣椒等作物，让曾经荒芜哀伤的空旷之地开始出现了勃勃的绿色生机。在第四个春天的细雨中父亲、母亲撑着伞望向远山，再次携手唱起了那首熟悉的《青年友谊圆舞曲》。

同一个镜头画面中“生”与“死”两种视觉元素对比强烈地并置其中，在一个原本象征着死亡的空间场景中我们却被画面右边两位老人的身影所深深感染：在时光流逝的生命残酷中父亲和母亲互相扶持一路走过，他们维持着自己生命的尊严，并始终保有向上的力量。“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周易·系辞上》）的中国传统美学思想也在《四个春天》娓娓道来的影像叙事中得到了最终的体现，影片结尾以一组家庭影像日记的快速蒙太奇剪辑记述了父母的最新生活，他们快乐地在天台上吹着蒲公英、演奏起新的乐器……歌声再次回旋荡漾在故乡充满希望的春天里，歌颂着幸福的时光。

（本文首发于“全国艺术电影放映联盟”微信公众号，作者徐立虹）

前几天和朋友们一起去看纪录片《四个春天》，这部电影可以说是2019年华语影坛给我的第一个惊喜。故事讲述的是贵州的一个小城镇上，一户普通的五口之家在四年的时间里发生的故事。导演，也就是讲述人，正是这一家的小儿子，他用镜头记录下了自己的家人，特别是自己的父母的日常生活。就是这样一个普通人家的故事，打动了大多数的观众，让和我一起去看电影的朋友们，都成了“自来水”。我和大家一样，感慨命运无情，人间有爱。但除此以外，在看完电影之后，我还想到了另外一层面的事情，觉得有必要随便和大家聊两句。

看这部电影的时候，我相信大多数观众和我一样，会感受到这是个非常有爱的家庭。从年迈的父母互动之中，能感觉到他们的感情深厚，两个人在结婚纪念日时，陆妈妈给孩子们讲起当年是怎么嫁给爸爸的，简单的一间房，还不是自己的，收拾了一下，第二天就结婚了（大意），结果借的钱好多年才还完。可以想象当时的情形，大概只能用家徒四壁来形容个，后来我看到群里朋友们分享导演陆庆屹立的一篇文章，讲自己的父母，果然是年轻的时候曾经吃过很多苦。这些细节，大家可以看我后面附的导演的文章。这里我就不一一细表了。但是《四个春天》里，我们看到的却是两位老人每天知足常乐的生活，虽然儿女一个也没留在身边，按理他们也算是空巢老人了，但却从来不寂寞，弹琴弄曲，上山下地，两个人一起，把个生活过得有滋有味的。

成年后的孩子们回到家，和父母在一起的时候那份融洽，一起去爬山，扫墓，一起吃饭喝酒，贴春联，和父母聊天，和父母一起唱起歌来，这些生活的细节，可以看出绝不是在摄影机前摆摆样子。特别是导演本人的镜头，就是一个已经长大成人的孩子的眼睛，一直追随着自己的父亲和母亲，观众可以感觉到这个儿子眼里的父母是多么朴实和可爱，他不像许多子女那样，成年后就把头别过去，转头不再看自己的父母，他在仔细的端详自己的父母，希望记住他们的样子，那种对父母的依恋是克制的，但对父母的喜欢，都是发自内心的。

虽然电影里孩子们只是父母的配角，我们看到更多的是老两口日常的互动，但是陆家的三个孩子都开了家乡，走出了这个小城，各自有了更广阔的天地去发展，说明三个孩子的成长和发展也都不错，都是有自己生活追求和有主见，也可以猜得出，是基本上生活态度积极和成熟的成年人。抛开感人的那些因素不谈，这部电影这让我想起现代心理学，对家庭关系一直以来都有的一种说法，在家庭关系中，夫妻关系永远要优先于亲子关系，比亲子关系更重要。一个家庭，如果父母的感情非常好，那么这个家庭里的孩子，会自然的更有安全感，更自信，心态上也更健康和舒展，亲子关系也自然会好起来。

我回想了一下，如果我身边的哪个朋友的父母感情非常好的。这个朋友基本上和父母的感情也是非常好的。包括我自己在内，我曾经说过，我和父母的关系在我长大之后变成了融洽和互相接纳，好几个读者曾经问我怎么做到的。其实这都是运气，因为我父母年轻时聚少离多，各忙各的的事业，但是在婚姻的后半程，我的父亲生病，母亲尽心尽力的照顾他，在父亲生前最后的十几年里，他们的感情非常好，我打少年时开始，和这样一对相亲相爱的父母生活在一起十七年，许多事情，就水到渠成的改变了。

生活在贵州的陆家是一个多子女家庭，我们家也是。虽然陆爸爸和陆妈妈不会像当年我的父母那样，玩命的工作顾不上孩子。但我想，哪怕是无意为之，那个年代的不少多子女家庭，都更有可能是夫妻关系优先于亲子关系。但这对于现代中国的独生子女家庭就不好说了。多少夫妻的感情基础原本也不错，在生了孩子之后，就变成了一切为了孩子服务，亲子关系要比夫妻关系重要的多，渐渐的就变成了妻子忽视丈夫，丈夫冷淡妻子的恶性循环，有一对关系不好的父母，孩子的心态也是受影响的。最重要的是，大人们渐渐的失去了自我，而孩子却未必能成受得起承担父母的自我。

因为有一对相亲相爱的父母，所以对陆家人这样的生活的感同身受，也因为家族里有非常关心的独生子女家庭，对痛苦也同样感同身受。看完《四个春天》，我觉得它除了那些眼泪和欢笑以外，还具有心理学，和社会学上非同一般的意义。我们中国人，很少有机会可以这样近距离的全程去看到别人的家庭，这不是什么新鲜的理论，但这部电影可能比你读多少篇文章都有用。它为我们展示了好的原生家庭的一个很重要的本质。当孩子看到相爱的父母，这无形中可以给他们以安全感，哪怕他们年纪尚小还体会不到，哪怕他们早早离开家，但是这种来自家庭的安全感会留在他们心中，然后有一天，当父母老了，孩子们会重新发现父母给予自己的东西拿些无价之宝。而在必要的时候，当一个家庭面临苦难的时候，孩子也会用某种方式来反哺父母。这样的家庭，在风雨飘摇之中，才能抗过风暴。对于我来说，《四个春天》的这个故事，不仅仅是电影里的，也有电影之外的。

托尔斯泰说过，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小时候觉得这简直是句片汤话，长大后渐渐明白，这一句话包含了多少内容。父亲和母亲，哪怕不是原配的，都是一个家庭的顶梁柱，他们的关系亲密，牢固，才是直接关系到这家庭里的成员的最重要的感受。孩子，早晚是要离开父母的，大人要把自己的日子先过好，把自己的关系都维护好，孩子们肯定也错不了。中国人最喜欢把“一切为了孩子。”挂在嘴边上，但是大人们一厢情愿的自我牺牲，常常适得其反，事与愿违，反倒把孩子也给搞拧巴了。所以建议大人们不妨和你家孩子他爸他妈一起去看看《四个春天》，愿你们重拾昔日的美好情愫，到老的时候有相依相伴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