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惨世界(2019)

《悲惨世界》:加速时代下的黑人抗争运动

作者：宗城

从2008年经济大危机开始，世界电影迎来了一波左翼电影热潮。它们关心阶级、性别、社会资源分配、平台资本主义与零工矛盾等问题，在一个总的社会不平等框架中，把镜头对准了被遮蔽的群像。近年来左翼题材的代表作，是肯·洛奇的《对不起，我们错过了你》、奉俊昊的《寄生虫》、李沧东的《燃烧》和黄信尧的《大佛普拉斯》等等。尽管导演们的侧重点各不相同，但都选择了放弃温吞叙事和精英阶层容易带有的自上而下的怜悯，取而代之的是凌厉和决绝，把社会矛盾原原本本地撕开来看。法国导演拉德·利的长篇处女作《悲惨世界》同样在这个谱系中。它有力而精准的叙事，比名声大噪的《小丑》更胜一筹。杰昆·菲尼克斯主演的《小丑》虽然暴露了新自由主义社会贫富不均、阶层撕裂的问题，表现了边缘人对富人虚伪、麻木不仁的愤怒，但它整体上仍是一个观念大于内容的故事，而小丑也被诠释成一个高度符号化、迎合市场趣味的孤狼式民粹分子，社会矛盾的复杂性并没有就此展开，而是沦为一场快意恩仇的复仇奇观。 《悲惨世界》从一开始就拒绝了这样的奇观化展现。它以一个伪纪录片的方式开场，摄影机带领观众来到街头，入画的首先是几个热爱足球的黑人少年，他们谈论姆巴佩、马图伊迪、博格巴（这些人都是法国国家足球队的黑人成员），支持法国足球队的移民后代，这其中大部分是非洲移民或阿尔及利亚后裔。历史上，由于法国对非洲多个国家的殖民入侵，法语成为非洲多个地区的通行语言。地理和语言的亲近感，使得法国成为许多非洲前殖民地居民偷渡或移民的第一选择。如何安置非洲移民和穆斯林，成为法国社会的重要议题。《悲惨世界》以黑人和穆斯林入画，把镜头对准了法国社会被遮蔽的地带，那是一个不同于凡尔赛宫、香榭丽舍大道、缺乏资产阶级浪潮和文人情调的地方，那里暗藏着毒品交易、武器械斗、小摊贩、偷渡客，警察在那里暴力执法，移民在那里苟且生存，人们心心念念的不是政治正确的规范，而是如何苟活于世。 一：摄影机对移民社区主体性叙事的建立 尽管导演拉得·利知道怎样拍可以取悦巴黎的知识分子，但《悲惨世界》并没有把人物描绘成单一的受害者符号，摄影机把这些移民从受害者叙事中解放出来，取而代之的是主体叙事，这个主题叙事建立在对移民社区的展现之中。那些冒着生命危险从非洲、中东移民过来的黑人、穆斯林，他们自发集结成了社区或团体，比如热爱足球的黑人孩子们形成了松散团体，拥有相同宗教信仰的穆斯林聚集在同一片街区，黑人妇女之间结成互助保险以填补法国福利体系对她们的无视，这些人在生活中建立了一种秩序之外的自治社会。他们对外承受着以警察执法为表现形式的管控压力，对内则根据自己的习惯、趣味，塑造了自己的社区文化，里面的氛围和中国人熟知的江湖、帮派文化有些共性。在这里，朋友间的义气成了人与人重要的联合手段，这也是为什么黑人小孩被暴力执法后，他的同伴们都敢于挺身相助。这体现出底层在艰难环境中习得的生存智慧，而它正是平凡人在日常生活中的闪耀之处，也是《悲惨叙事》真正超越受害者叙事、建立主体叙事的原因，它看到了“被统治集团反抗的艺术”。但也正是由于存在这种社区内部的自发秩序，法国本土警察在执法过程中尝试避免直接的压迫策略，而是通过扶植社区内部的代理人，与社区内黑帮势力合作的方式来转移矛盾。社区非法武装也利用执法者在体系中的尴尬位置，来为自己的生存和突围找寻缝隙。这正是《悲惨世界》不回避移民群体内部问题的地方。它没有为了刻意制造观众的感动而去“漂白”黑人、穆斯林。这里不乏对一些受压迫者抽刀挥向更弱者的展示，当镜头对准巴黎郊区地带时，观众既看到了满口咒骂的毒品走私客，也看到了移民群体内部的冲突和撕裂。通过发生在巴黎郊区的小狮子失踪案，影片浓缩了非裔移民群体在法国面临的矛盾。警察答应马戏团老板寻找丢失的狮子，他们找到作为怀疑对象的黑人男孩，但在执法过程中误伤了他，而这一幕被另一个孩子的小型无人机拍到。事态升级，警察、仇警势力、黑人、穆斯林纷纷卷入，最终演变成一场大冲突。在故事后半段，导演呈现的不是妥协，而是公正规则缺失后出现的暴力及其动机（不只是个人的愤怒，也包括暴力作为一种斗争策略、树立主体意识的手段）。无论是警察还是黑帮，亦或者巴黎边缘街区的青少年，他们似乎都不以捍卫正义作为自己的行动目标，也就更谈不上对法国精英建立的一套道德规范的严格遵守（这里可以引起思考的，是“何者的道德”这一问题。法国社会主流的道德规范，是否就是移民应该遵守的道德规范，他们如何处理自己的道德？两种道德之间互相对立吗？移民在自己的境遇里有能力避免道德垮塌吗）。在这里正义和公平出现了集体性退场，取而代之的是暴力执法和对个人权威的迷恋。警察误伤孩子是暴力的，黑帮介入也是暴力的，正是因为看不到正义的到来，社会底层也只能选择孤注一掷的暴力式反抗。 整部电影犹如一个隐喻，好在导演没有为了叙述野心而把每个人设计成符号。影片中黑人警察一角的设置可见导演的功力。他曾经也是被压迫者中的一员，但在成为警察，一个国家机器授权的执法者后，他也接受了这种系统性的执法暴力。影片中讽刺性的一幕，正是黑人警察射出了误伤男孩的那一枪。而他在射击后，尽管内心夹杂着惊讶、恍惚和巨大的心理矛盾，却仍然在确定男孩可能面临生命危险时，为了保住自己的职务而选择采取隐瞒和销毁真相的行动。导演显然将激烈的批判意识指向这位维护不公秩序的黑人警察，但他仍然留下了这位警察回家后面对母亲哭泣的镜头，使得观众可以从中看到他内心的剧烈冲突和痛苦。这并非某种简单的道德平衡的处理，而是意在更写实地刻画那些进入白人体制的非裔移民。即便成为主流社会公认的精英阶层，他们仍然无法摆脱少数族裔身份给自己带来的困扰。在这个意义上，导演对进入体制的道路给出了一个否定的答案。 二：被遗忘的群体要传递他们自己的记忆 在《悲惨世界》的电影空间里，代表国家权力机关的警察，他们的职责是打击黑帮和偷渡客，但在实际执法过程中，那些看起来像黑帮和偷渡者的人，以及那些在白人精英阶层审美中构建的脸谱划分中处于边缘的人（他们在日常话语中会被建构为添麻烦的人、危害主流民族的人、肆无忌惮生育的人、缺乏道德的人，从而引起社会主流人群的反感，进而被驱逐），也成了遭遇暴力执法的对象。暧昧的是，尽管非裔、穆斯林裔常常在舆论中成为被谴责的对象，他们的面孔也经常因为肤色、习惯、宗教信仰乃至生育问题而遭遇指责，但在这些舆论指控中经常忽略两类问题：第一类是谁造成非裔、穆斯林裔背井离乡的问题，谁在这个全球化治理体系中建立了压迫格局和鄙视链的问题；第二类是移民（这里不只包括非裔、穆斯林，也包括了华裔等更多移民群体）对法所做出的贡献被遗忘的问题。那些本土居民无法接受的脏活累活、整个社会远转体系中的低收入行业（被歧视却又不可或缺），它们在现实中依靠移民的劳动来支撑，移民并非是只知索取而不做贡献的人，事实上，移民为了有尊严地生活在这片土地，他们往往要付出更多。当上层精英根据他们的审美筛选社会的记忆，被压迫者所要思考的，并非如何去迎合精英们的审美，而是怎么在团结友邻之中保存属于自己的记忆。无论是《悲惨世界》这样的电影，还是上个世纪思想家法农呕心沥血的著作，本质上都是被压迫的移民者对自我记忆的传递方式。而在现实中，《悲惨世界》反映的问题已经爆发。2005年10月27日，巴黎北郊克利希苏布瓦镇，两个非洲裔穆斯林少年为躲避警察追捕，误入一所变电站，不幸触电丧生。这起意外引发该镇数百名青少年走上街头抗议，并与警方发生冲突，随后引发骚乱。28日到31日，骚乱持续扩大，10月31日，时任内政部长的萨科齐发表强硬讲话，导致骚乱进一步扩大。这场骚乱蔓延法国300多个市镇，数十人受伤，9000多辆汽车被焚。当年11月8日，法国总统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并在多地实施宵禁。2005年巴黎骚乱刺激了导演拉得·利，那之后他决定拍摄一部呈现法国社会撕裂的电影。从2005年至今，法国相关事件持续发生，比如在2017年，22岁的黑人男子西奥在巴黎北郊欧奈苏布瓦被4名警察当街盘查，遭警察用警棍捅进下身，重伤入院接受手术。近年来，巴黎民众与警察的对立情绪加剧，尤其是黑人、穆斯林群体，和警察的关系愈发紧张。所以法国人观看《悲惨世界》会很有代入感，影片中的一笔一划没有粉饰和扭曲，它就是巴黎街区的真实生活，那是一个褪去世界著名景点外衣的巴黎，一个各民族聚居、骚乱每天都在发生的资本主义大都会。当人们把目光对准在巴黎和伦敦的富丽堂皇、非洲多个国家的社会乱象，将偷渡者形象想象和塑造为行径丑陋、素质低下和破坏欧洲文化传统时，我们更应当追问——是什么导致了这样的差异？又是什么让第三世界的难民背井离乡来到欧洲？ 新自由主义的世界秩序从第三世界攫取原料、劳动力和淘汰低端产能，欧洲的资产阶级依靠在殖民地的掠夺和技术革命缔造了他们的辉煌，却也遗留了被殖民国家到如今都无法化解的伤痕。因此，以法国为代表的欧洲国家存在的移民问题，它表面上是移民素质和暴力执法的问题，根源上是资本主义秩序向全球扩张带来的问题。今日中东乱局的一个起源，正是百年前英国和法国共同签订的《赛克斯—皮克特协定》，这个协定把阿拉伯地区划分成了两部分：“一部分给麦加的阿拉伯人；叙利亚则被划分给法国，英国占的是伊拉克、美索不达米亚、巴士拉、巴格达这些地区。但是在划分的时候遇到了一个问题，就是巴勒斯坦。双方未能对巴勒斯坦达成协议，于是他们把巴勒斯坦划分给了第三方。”（《奥斯曼帝国的衰亡：一战中东，1914—1920》）千禧年后，法国参与的北约对中东军事行动，加剧了阿拉伯世界乃至北非地区的灾难。2012年，一张“3岁男童伏尸土耳其海滩”的照片曾让世界默然。阿拉伯世界生灵涂炭，地中海对面的欧洲成为众多人眼中的“天堂”，于是，偷渡逃难的人群激增，环地中海一带面临严重的难民危机。当宗主国的殖民者曾通过掠夺获得暴利，如今又从移民群体中获得大量廉价的青壮年劳动力，他们不能一边享用福利，一边片面地指责是移民带来了种种问题。 三：一个第三世界的幽灵 《悲惨世界》对法国族群撕裂的刻画，既可以让人想起《寄生虫》《小丑》等国际电影，也能勾起人们对法国左翼电影的记忆。《悲惨世界》不像好莱坞老白男伪善的叙事策略，把边缘人描绘得善良天真、一脸无辜，惨遭上流社会的剥削。通过对左翼电影生产的占领和扭曲，今天的许多政治正确电影实际上瓦解了可能暗含的危险元素，在好莱坞电影常见的类型化加工中，“左翼”电影被矫饰成一包包爽身粉，用过了，嗨了，也就完事了。它对社会成见的改变不会有任何作用，而更像是消费主义对左翼议题的掠夺和“替代发言”。伪善的叙事策略回避了压迫和被压迫叙事背后更复杂的问题。也许我们应该回到思想家法农在《大地上所有受苦的人》中的发问——压迫从何而来？被压迫者的面目又是如何塑造的？ 法国是一个左翼知识分子气氛浓厚的国家，从法国大革命开始，左翼知识分子们就一次次通过书籍、报纸和电影等媒介发出他们的声音。新浪潮运动时期，法国左翼电影达到一个高潮，电影人不但把艺术作为技艺的探索，也更重视电影作为一种社会批判的载体。在关于电影《中国姑娘》(1967年)的访谈中，戈达尔说：“艺术并不是现实的反映，而是‘反映’这一现实的过程。” 六十年代的法国左翼电影（其实也包括非洲法语区导演拍摄的电影）包括的一条支线，就是反映法国移民族群的电影制作。这其中既包括了呈现法国殖民霸权旁落、整个社会面临价值观重塑的作品，也包括了以移民者为主人公展开主体性叙事的创作，受到时代氛围的影响，后一种电影主要呈现的是移民者（比如非裔黑人）在宗主国受到的压迫和反抗。1969年，塞内加尔有一部电影《黑女孩》，主人公就是一个从非洲迁徙到法国，为法国中产阶级家庭作褓母的女郎。她去到更富裕的社会，但流动的盛宴不属于她，她背井离乡、遭受歧视，肤色和社会地位的差异让她如同下等人，在异乡饱受冷眼和剥削。这个黑女孩是当时法国非裔移民者的一个象征，她流落社会底层，充当法国的低价劳动力，几近奴工似的日夜做着琐碎的家务，终于在自尊心受到女主人伤害后，选择割腕自杀。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肯尼亚、阿尔及利亚等前殖民地国家纷纷从宗主国法国那里寻求独立，左翼电影人也以此为题材，创作了一系列反映社会矛盾的电影。比如意大利吉洛·彭特克沃拍的《阿尔及利亚之战》（1966年），从被压迫者争取独立的角度歌颂了阿尔及利亚人民的抗争与牺牲。戈达尔的《小兵》(1963年)同样反映了阿尔及利亚之战，但它采用了个体化叙事来呈现逃兵布鲁诺·福雷斯特在战争中的遭遇。当时，阿尔及利亚战争是法国知识界的敏感话题，萨特、加缪等一众鼎鼎大名的知识分子卷入其中。戈达尔目睹了阿尔及利亚战争造成的知识界撕裂以及法国不可挽回的殖民霸权衰弱，选择了一个无政府主义的视角。 千禧年后，反映法国移民问题的电影也不少。比如喜剧片《岳父岳母真难当》，讲一个天主教中产阶级家庭里的四个女儿，她们分别嫁给了阿拉伯人、犹太人、中国人和非裔黑人，由此引发的文化冲突和身份认同问题。2009年，导演雅克·欧迪亚的《寓言者》，设计了一个阿拉伯人被送入法国监狱的情节。在这些片子中，我们会看到移民问题被商业化、类型化，一方面成为政治正确的表述，一方面却也在粗浅的和解或者符号化描写中消解了移民议题的痛感，而这正是《悲惨世界》的意义所在。 多年以前，在作家雨果的小说《悲惨世界》中，曾经有过这样一段话： “‘我们只须费一点点力，荨麻就成了有用的东西，我们不去管它，它就成了有害的东西了。于是我们铲除它。世上有多少人就和荨麻大同小异。’他沉默了一会，又接下去说：‘我的朋友们，记牢这一点，世界上没有坏草，也没有坏人，只有坏的庄稼人。’” 雨果写下这一番话，是通过荨麻隐喻小说主人公冉阿让。作为一位农民出身的贫穷工人，他出身底层，品性淳朴，可是社会结构的不公和压迫一点一点改变他的行动。由于看见姐姐的几个孩子饿得直哭，他忍不住去偷面包给孩子吃，因此不幸被人抓住，判了5年徒刑。几次越狱，被抓回来又加判了共14年刑期，结果为了一块面包坐了19年的牢。从监狱出来后，冉阿让到处遭白眼，没有工作，没有饭吃，当他被压抑到社会的最暗处，他发誓自己一定要向这个社会复仇。而在今天，当一部叫做《悲惨世界》的同名电影上映，它所希望的不只是让观众看到移民者的遭遇，也是要回到雨果的这句嘱咐： “我的朋友们，记牢这一点，世界上没有坏草，也没有坏人，只有坏的庄稼人。“

时光飞逝，转眼间，2020已经过去了三分之一。 但疫情依然严峻，接下来的五月，戛纳影展注定缺席。 好在，千呼万唤始出来，去年戛纳主竞赛饱受赞誉的黑马之作现在终于能看了。 熟悉的片名，简直不能更应景——

悲惨世界

Les Misérables

导演：拉吉·利 编剧：拉吉·利 / 吉奥达诺·戈德里尼 / 亚历克西斯·曼蒂 主演：达米安·勃纳尔 / 亚历克西斯·曼蒂 / 贾布里勒·宗加 / 伊萨·佩里卡 上映日期：2019-11-20（法国） 片长：104分钟

豆瓣评分8.2，好评率85%，连续三周位列电影口碑榜第二名。

《悲惨世界》是法国新人导演拉吉·利的剧情长片处女作，基于其2017年创作的同名短片扩充而成。 两年前，该短片曾提名“法国奥斯卡”凯撒奖的最佳短片，可惜未能获奖。 两年后，在闹得沸沸扬扬的第45届凯撒奖颁奖典礼上，长片终于力压群雄（《我控诉》《燃烧女子的肖像》等），一举拿下最佳影片的殊荣。

短片《悲惨世界》海报

原班人马出演长片，右二为导演

《电影手册》的“年度十佳”榜单中，除了《寄生虫》《爱尔兰人》等大热作品，亦有它的一席之地。 欧洲而外，它还代表法国出征奥斯卡，参与了最佳国际影片的角逐。 短短两年间，《悲惨世界》实现了质的飞跃，不禁让人心生好奇： 首次拍摄长片便空降戛纳主竞赛并斩获评审团奖的拉吉·利，究竟是何许人也？

你别说，拉吉·利的身份还真有点特别。 他生于西非马里、长在法国巴黎，是标准的非裔移民。 众所周知，随着外来移民的大量涌入，法国的种族矛盾愈发尖锐。 对此，置身其间的拉吉·利是再清楚不过的。 所以，早在涉足故事片创作之前，他便拍摄了一部与本片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的纪录短片，将镜头对准了巴黎近郊的水深火热。

2004年，二十出头的拉吉·利

一直以来，由于就业机会多、福利政策好，以巴黎为首的大城市都备受少数族裔青睐。 渐渐地，定居巴黎郊区的外来人口与日俱增。 位于巴黎北郊、臭名昭著的93省就是典型。

这里恶性事件频发，帮派斗争不断，贩毒屡见不鲜，治安之差、犯罪率之高，令人发指。 可以说，略有耳闻者，无不对其避而远之。

但为了多见儿子几面，离异的应急警察斯蒂凡·鲁兹还是选择搬来93省，加入当地的反犯罪大队。 也是在他悲悯的注视之下，“悲惨世界”的画卷徐徐铺展。 与斯蒂凡共事的警官有两个，克里斯和格瓦达。 白人克里斯是三人中的头头儿，嚣张跋扈，手段强硬，最喜欢滥用职权、横施淫威。

黑人格瓦达虽然极少主动作恶，但对克里斯的暴行永远抱持着听之任之、袖手旁观的态度，也称不上高尚。

正直、稳重的斯蒂凡看不惯他们的做法，有心干预，却奈何初来乍到，插不上嘴，只有在一旁叹气的份儿。

处事原则如此大相径庭的三个人凑在一起，可想而知，迟早要惹出麻烦。 但斯蒂凡一定不曾料到，就任的第一天，他就会碰上能把命赔进去的“大案”。 说来其实也不是什么大事儿，一切始于一场寻常的纠纷。 马戏团的吉普赛人认定一名黑人小孩偷走了他们的小狮崽，遂跑来向市长带头的非裔帮派讨说法。 一来二去间，两边吵了起来。

及时赶到的斯蒂凡一行人遏制住了双方进一步的肢体冲突，并答应吉普赛人，给他们找回小狮崽。 很快，借助社交网站上的一张照片，他们将嫌疑锁定在了混血少年伊萨的身上。

这张脸对于三人而言并不陌生。 当天早上，他们才在警察局目睹了伊萨被父亲怒斥的画面。 没成想，刚刚偷完人家的鸡，倒霉孩子又对狮子下手了。 话不多说，追辑行动立即展开。

孩子终归是孩子，改不了爱玩的天性。 在足球场，三人一眼就捕捉到了伊萨的身影。 逮捕计划非常简单：铐上手铐就走。 三个人高马大、装备齐全的成年人抓一个小鬼，还不是轻而易举的事？ 可让他们始料未及的是，一起踢球的其他孩子，没有一个是吃素的。

在帮伊萨逃脱了警察的控制后，这帮孩子居然又集体追出去了好几百米远。 克里斯的面目越凶残，孩子们的反击就越厉害。 三人被愤怒的非裔少年团团围攻，毫无招架之力。

情急之下，格瓦达用橡皮子弹枪射中了试图趁乱逃跑的伊萨，后者随即晕倒在地。

孩子们顷刻间散去，两个搭档也目瞪口呆。 可还没等他们回过神来，新的麻烦接踵而至。 原来，三人暴力执法的一幕，恰好被另一个非裔小孩巴滋，拿无人机拍了下来。

这下，警察小分队内部理念的相左显露无遗。 斯蒂凡坚持救人要紧，克里斯却急于追回证据。 而闯了祸的格瓦达，则根本不知应该作何反应。 一边是陷入昏迷、奄奄一息的孩子，一边是会让他们身败名裂的把柄。 关于两者的轻重缓急，三人产生了无法调和的分歧。

与此同时，巴滋向话事的宗教领袖寻求庇护，伊萨的朋友们把实情告诉了本就心术不正的市长。 越来越多看似无关，却又与之微妙相关的人们被牵扯进来。 事态迅速滑向了不可收拾的地步。

更可怕的是，在马戏团的狮笼里，受伤的伊萨被迫“觉醒”。 盛大的复仇开始酝酿。

《悲惨世界》无疑是一部相当出色的处女作。 剧作成熟，调度流畅，视点转换不留痕迹。 无人机的设置独具匠心，引领观众俯瞰整条街区，将世间万象尽收眼底。

影片的前30分钟，以松散的笔触描绘巴黎93省混乱、嘈杂的日常图景。 从警察的视角出发叙事，通过其对无辜平民的恶意挑衅、对前科犯的颐指气使和与帮派头目的利益交换，刻画出了街区平和的表象之下摇摇欲坠、危如累卵的真实状态。

后半部分围绕核心冲突，集中发力。 伊萨被捕后，矛盾直线升级，危机持续扩大。 直到最后10分钟，多方势力重新纠结在硝烟弥漫、火光四溅的楼梯间。 曾经咄咄逼人的克里斯和市长，却一个躲在角落里，瑟瑟发抖，一个给人一拳打倒，抱头鼠窜。

而昔日抱着小狮崽展露笑颜的男孩也已经彻底变了模样—— 满脸伤疤，神情冷淡，宛如死神，不容忤逆。 无奈，最终是当初悉心照看醒来的伊萨、为伊萨痛骂吉普赛人的斯蒂凡举起手枪，瞄准了孩子的胸膛。

此刻，针锋相对的不单是子弹和火种。 更是成人与孩童、警察与平民、白人与黑人、地道的高卢人与非洲移民的后代，是两个，甚至更多的群体。 如果任由差异层层累加、误解越积越深，那么总有一天，世界会像这样，令所有平等的交流变得不再可能。 难以置信，故事竟设定在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决赛后的巴黎。 那个夏天，法国队以非裔超过半数的首发阵容捧得大力神杯，达成了时隔20年的史上第二次。

影片的开头，拉吉·利便以一系列摇晃、多彩且振奋人心的镜头复刻了法国队夺冠后的巴黎。 其时，肤色不同、信仰不同、阶级不同却同样热爱足球运动、支持法国队、崇拜姆巴佩的人们共同走上街头，空前团结地庆祝法兰西的胜利。

彼时尚天真无邪的伊萨也身披三色旗，特地与伙伴们搭乘列车，从郊区奔赴市中心。 他们对着埃菲尔铁塔挥舞手中的旗帜，喜悦无以言表，激动难以言喻。

凯旋门前也挤满了欢呼雀跃的人群。 人群上空，亦有烟雾，有火点，有声嘶力竭的呐喊。 以上种种都和楼梯间的景象构成了某种程度的呼应。 两相对照，更觉讽刺。

狂欢总得结束，人潮终将散尽。 伊萨必须回到充斥着肮脏交易却始终缺乏公平正义的93省。 他掀起一场骚乱，披露了此地每天发生着的现实，不加任何粉饰。 很多人说，看到最后，拉吉·利的《悲惨世界》才终于有了点雨果长篇小说的意思。 要知道，19世纪中叶，雨果正是在这个街区写出了被后世奉为经典的《悲惨世界》。

可悲的是，同一片土地，150余年过去，仍旧满是对立和敌意。 时至今日，如何消弭仇恨已不只是巴黎人亟待解开的难题，更值得全人类深思。 在这个层面上，拉吉·利的《悲惨世界》着实配得上“年度最佳法影”的盛名。 即使不比雨果的著作影响深远，可以确定的是，它至少对我们所处的时代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和价值。

影片的末尾，伊萨举着熊熊燃烧的酒瓶，眼里没有一丝情绪的波动，俨然恶魔降世。 但谁都并非天生恶魔。 伊萨不是，市长不是，克里斯也不是。 摘下面具，卸下防备，他们与常人无异。 他们的血液里，也曾流淌过“善”的因子。

只是，暴力往往催生恨意，恨意常常使人迷失。 当伊萨的面庞溶于黑暗，缓缓浮现的三行字幕精妙地点了题——

我的朋友们，请记住这一点。 世界上没有坏庄稼，也没有坏人。 只有坏的庄稼人。

这段引自雨果原著的醒世箴言，与君共勉。

*本文作者：kiwi

文 / Evarnold

小时候有个动画片叫《维克多和雨果》，让我领教了这个大文豪。他让傲娇的法国人如此骄傲，竟然不惜把他的名字扣在两个笨贼头上来向全世界的小朋友宣传自己的优秀传统文化，竟然不惜把大悲音乐剧交给英国人包装来向全世界的低泪点人群宣传自己的革命初心。

而这次，以大文豪之名，《悲惨世界》描绘了一个对于全世界吃瓜群众来说几乎是陌生的巴黎（郊区）。这个地方不再充满浪漫的想象，反而像是大西洋彼岸的迈阿密。

从好莱坞传染到全世界的真·泛用·消费文化上来看，这个糟糕的城市的解决方案似乎只剩下一个——蝙蝠侠。哪怕是动画版里的《黑暗骑士归来》里的蝙蝠侠也成，毕竟最后他还是打服了哥谭里的新生代。

然而这里不是好莱坞，是法国。《悲惨世界》拍出了一个没有蝙蝠侠的哥谭市，拍出了一部纪实版的《训练日》，拍成了一部浓缩版的《牯岭街》，拍成了一部严肃版的盖里奇。与《小丑》旁敲侧击地cue时代风潮不同，《悲惨世界》大张旗鼓地直面欧洲的痛点。

《悲惨世界》的线索是浅显易懂的。政府作为的缺失，百姓内部的分化，双方的博弈平衡维系在一根细细的钢丝上，最终被一只失踪的幼师扯断。它展示了事件是如何发酵的，也展示了事件背后的团团黑影。

从阵营上来说，《悲惨世界》丰富得令人惊喜。警队代表政府：高高在上的白人女长官，激进暴躁的白人小队长，毫无主见的黑人跟班和“我想做好人”的白人新成员。环绕在警车之外的，便是整个现实。影片毫不避讳这个街区是由什么样的人组成的：代管市场的“市长”、纳人劝善的伊教、装模作样的吉普赛人、目无法纪的黑帮，还有，最重要的，法国的花朵们。在影片开头，是多么美好的一天，所有人齐聚在凯旋门前，徜徉在红白蓝的海洋之中，生动地诠释着“法国”二字对他们的共同意义。

随后，影片用屡试不爽的“学徒模式”给出了最大惊喜——谁是“事件推动者”。经过分析后，你会发现，整个事件从起因到发酵，能够真正改变事件走向的，只有一类人：孩子们。警队只是动作幅度最大的反应者，其他咋咋呼呼、装模作样的各个势力，统统没有改变进程，这很滑稽，也令人错愕。第二幕幼师事件的真正解决地点，是各方势力齐聚的餐厅，竟然是一有火花所有人都争相劝架，君子动口不动手。第三幕，所有大人都被“小鬼当家”式的伎俩干得鸡飞狗跳。可以想见，这些大人们能有今天，一定是干了很多更狠的事，但是如今他们为何失去了反抗的本钱？因为当他们在为自己而挣扎的时候，悄然失去了与下一代——也就是与自己未来的沟通能力。这一点在零落全片的父子、母子沟通桥段中都有显现，当大人们为自己的规则和秩序焦头烂额时，远远没有发现孩子们之间已经形成了一套对外伪装、对内默契的暗规则，成为了效率极高的自我保护与自我纠正系统。飞机男偷拍，三个女娃娃一席话就解决了，竟然成为了全片最干净利落的解决矛盾的方式。

所以，看本片如果只盯着警察的行为是否具有正当性，如果只看到暴力与仇恨的循环，那只能说，看出的是影片的明线主题。而影片真正有价值的暗线主题，是旧的规则在新的一代面前的失语与失效，是昨天的话语在今天乃至明天面前的黯然失色。

另外，《悲惨世界》也在不断打破观众期待，创造了一定的惊喜。比如，大部分人中途必然会注意到并且预测到，事情会在一天之内往不可收拾的场面上发展。没想到，魔鬼般的进度条将真正的高潮放在了第二天。比如，偶然穿插在无数手持摄影镜头中的几个航拍镜头与稳定的大远景，不仅清晰地交代出了空间关系，也让观众脑中所构建的世界以视觉上更舒适的方式落为现实。比如，最后提前落幕的生死对视与僵持。

回到题眼，现实中没有蝙蝠侠。下一个十年，西方走向何方，可以一窥洞见。

评分：5星。

《悲惨世界》是导演拉吉利根据其同名短片改变扩充而来的。没看过短片，也不比较二者孰优孰劣，仅从长片出发。

片名取自维克多·雨果的经典，单刀直入地概括了全片的概念，导演要展现的是水深火热的社会图景。这幅社会图景来自法国巴黎的东部小镇蒙费尔梅伊（Montfermeil），同样是雨果小说里的场所位置。而在这座小镇的Les Bosquets郊区，正是全片不断渲染的“交火地带”，电影透过这一微缩镜像借以反映盘根错节的宏大社会命题。

导演截取了2018年世界杯上法兰西夺冠后凯旋门前的人潮狂欢作为开场镜头，喧腾的人群来自不同的肤色，一场久旱逢甘霖的胜利制造了团结的假象。在中—远—近景之间来回切换的镜头很精准地把握了这种状态，开放式空间下渐进的紧迫感和危机感，此起彼伏的喧闹声效并不干扰叙事，而是将影片在还未正式开场就推向了高潮。场景内部的层次感加剧了观众的不安和困惑。

人群中高呼的“Mbappé”（姆巴佩）似乎是导演有意布下的反讽线索。这位有色人种在世界杯上如有神助，拯救了法兰西。开头不仅指涉了法国足球队的黑人化，并顺带引出了欧洲移民潮的注脚。简单的开头便包含如此丰富的寓意，交代了大背景下社会问题复杂的法国，并描述了法国人对边缘族群的双重态度。

影片跟随着巡逻警车的运动开始深入这一动荡的巴黎郊区。三位主人公皆为当地警察，相同的身份却有着各自不同的视角。影片中有大量的巡逻戏、楼道戏和追逐戏，导演采用了晃动的手持镜头，在持续跟焦的过程中保证了镜头的流动性，从而赋予了叙事在混乱之中仍具有一种荒谬的秩序感。这些镜头揭示了导演审视社会的意图，虽然手持镜头的运用在批判现实的电影里并不少见，甚至已有泛滥之嫌，但拉吉利却让平庸的手持镜像恢复了连贯的跳动性，当然这一方面当然与扎实的文本有很大关系。在《悲惨世界》里，Gwada用Flashball打伤Issa后，镜头游移在三个警察的脸庞之间，动与静的对峙中不但交代了事件的发生，同时为后续三人不同的态度作了细致的铺垫。可见，大量的手持镜头并非为了炫技，而是与文本之间相互增强，在情绪渲染之外拉动了暴力的延展性。

影片里，摄影机在某些时刻被淡化了，街上奔跑的小孩，偷拍隔壁女生的小孩，围在一起的黑人帮，怒气冲冲的警察，叫嚣着“永远不要道歉”的警察，本质上，他们是一样的，这个社会的一小块拼图，他们是设计好的角色吗？随着电影的推进，那种随时可能被点燃、被激怒的状态微妙地钳制着不同社群的力量，这背后可能是身份阶层，是权力，也可能是原始地位的交锋，来自最内部的鏖战。导演用这种方式去呈现社会暴力，某种戏剧化的又十分日常的暴力，偶然和必然的集合。

在周旋于外部矛盾的同时，导演对准了内部的异化，这是《悲惨世界》比较特别的地方。信奉“C’est moi, le loi”（我就是法律）的Christ暴躁粗鲁，一副种族主义者的陋相；身为黑人的Gwada稍微收敛但同样凌驾于法律之上，而新人Stéphane厌恶一切粗暴的执法手段，很多时候他犹如局外人（没有那么“白”，也没那么强权）。在外出巡逻中，这三人的分歧加剧着，直至枪击黑人小孩事件发生，蛰伏已久的矛盾终于刹向了高潮，此前的叙事铺垫令这一高潮的到来毫无设计痕迹。

flashball（防暴球弹枪）这种所谓非致命武器在西方一直争议很大，官方的定义是并不会侵袭皮肤，但通过网上的数据可知伤者并不在少数。在此前法国的“黄衫运动”，甚至十几年前法国的骚乱中，当地警方就频繁使用过。当英国、德国等欧洲国家明确禁止该种武器使用时，法国的《内部安全法》早已赫然规定了Flashball的适用情形和适用人群。说是适用情形，但基本上一发生暴动，警方就有权使用，对于“暴动”的定义，警方实则拥有相当大的自由裁量权。

另外一边，一个黑人小孩用无人机录下了这一幕。记载关键信息的无人机录像成了枢纽，人物又一次不自觉的陷入拉扯式的困境。前圣战分子Salah为首的势力集团与当地警力之间的利益交换说明了，有人存在的地方就有关权力，支配社会倒退抑或前进的力量来自于权力的更迭与交换，而非权力的消弭。

而整部影片描述的，恰好便是权力的流动状态，包裹在暴力的氛围中，个体不断被分解着，你很难用简单的善恶与对错观去衡量这些角色。Issa在从马戏团偷走狮崽的瞬间是他得到权力的开始，这场盗窃引发了全片最大的张力，某种程度上，警察，当地帮派争夺狮子所有权、占有权的行为都是权力的分割、控制。狮子是暴力与权力的象征，意味着，权力的诞生伴随着暴力，企图在这样的社会结构里铲除暴力如夸父逐日般荒唐。

当小男孩被压着身体关到狮笼中，在暴力的震慑与对峙下，他彻底丧失了权力（狮崽）。如何夺回主动权呢？于是才有了结尾的楼道对战。Stéphane所谓的“love&peace”似乎宣告无效（结尾处Issa面对Stéphane的恳求并不打算手软），暴力是乌比斯环，一旦开了头，费力去停止只会付出更大代价。开场的狂欢与结尾的闪弹混战是暴力的具象化，走不出的乌比斯环，以暴制暴，以牙还牙，古老的谚语在现代社会屡试不爽。扎根于人性的暴力，俨然成了不可抗力，无法预知、预防也难以抵抗。

值得一提的是，拉吉利镜头下的暴力世界也是一个男权世界。女性近乎软肋般的存在。在推进或是对抗暴力的过程里，她们无一不是失语的，像是无灵魂的、被动的容器。

与雨果的小说不同，影片中并没有如阿然让那样拥有无懈可击人格的角色。在小说里有一个情节，是警察沙威站在塞纳河旁陷入沉思；电影里的后半段，拉吉利也安排了类似的“沉思”镜头，Christ坐在沙发上紧皱眉头，沉默不语。雨果的小说里用宽恕为恶指出了方向，而在影片里，这样的宽恕不复存在。爱，变得很脆弱。

当失衡的高角度附拍镜头掠过日常的巴黎郊区，每个人走动着，奔跑着，阳光和尘埃淌过他们的头发，这些个体很相似，脏的灵魂，善的灵魂，看起来都是那么无足轻重的生命。

这几年难民问题搞得欧洲各国都很头大，导演拉.利生于巴黎的底层，这部片子也是结合了他本人的成长经历，以及其他外来移民在生活中面对的种种现实。

电影中的小伊萨是巴黎千千万万个小移民的缩影，他们父母是外来移民，而他们却是土生土长的法国人，说的法语也是和其他法国人一样，并无区别。在法国队夺冠的前一天，小伊萨和他的哥们儿一起跑去酒吧庆祝法国队的胜利。这个镜头很有意思，这些贫民窟的孩子们肤色各异但是他们和广场上的人一样身着法国队球衣，身披法国国旗，一起为姆巴佩加油呐喊。在这一刻他们是法国人，他们也认为自己是法国人。

但回到居住区，他们好像又不太一样。像小伊萨这样的移民在巴黎有专门聚集区。这个社区，失业率高，犯罪率高，女人卖淫，男人贩毒，除了警察看不到其他白人面孔。新来这片区域工作的警察Stephane 还怀着一切对公平社会的美好。在来巴黎之前Stephane一直在瑟堡。瑟堡是法国的一个重要工业和港口，人种较为单一。Stephane调来巴黎也不是因为自己工作多么出色，而是因为离婚后儿子判给了前妻，来巴黎他就能和儿子重逢，Stephane想的很美好。

现实是巴黎的警察工作要比瑟堡复杂得多。入职第一天他就被分到和Chris和Gwada一组。Chris在警局是出了名的“执法疯狂”，而Gwada也是有色人种，从小生长于贫民窟，好在他的母亲一直让他受教育，让他脱离了贫民窟的泥潭。Gwada和Chris是多年的搭档，两人的管辖包括小伊萨居住的这篇移民区，对于处理移民之间的纠纷他们可以说是“经验丰富”。

刚到警局三人就看了偷东西被抓，正在被父亲大声训斥的小伊萨。没有人真正关心小伊萨为什么要去偷一袋活鸡。移民区的其他孩子的生活也跟小伊萨差不多，有的摆弄着自己的无人机偷看女生换衣服，要么被社区的穆斯林兄弟会收买，平时去寺庙做做礼拜，兄弟会给这些孩子一些吃的喝的。但是关键时刻这些孩子还会参与一些不干不净的生意，姑且算是利益交换。

在这里长大的孩子们早早就见识了复杂的人性，也摸索出一条自己的生存之道。平日里他们无所事事，也没有父母管教，因为家里孩子太多父母也管不过来，没有学上，就三五成群在肮脏的公园里玩儿自制滑板，穿的是中国制造的盗版耐克裤子，鞋子。搞点小偷小摸，甚至去偷了狮子就为发朋友圈炫耀。像小伊萨这样的孩子踩在两个世界之间，他们是法国社会的最底层人，他们也知道主流社会不待见他们。而另一边又是回不去的落后非洲，那里的人还会因为争执而被残忍的烧死。

社区里的成年人，也没有逃脱命运。种族，信仰，语言，又把这里的移民切成一个个不同的族群。穆斯林有餐厅生意，非洲人有露天市场生意，吉普赛人有马戏团生意。每个族群互不打搅，各挣各的钱，谁也不要染指别人的地盘，这是不成文的规矩。

这种不成文的规矩，也很容易被打破，因为虽然同属一个社区但各个族群之间并不信任。穆斯林把狮子看成是高贵的动物，他们不应该被关在笼子里，而是要飞奔在草原。但在吉普赛人眼里，狮子是用来挣钱的动物。而在小伊萨这些孩子们的眼中，狮子是用来在网络上炫耀的工具。

当Stephane第一次来到这里的时候，这些社区的移民们根本不把这位新来的警官放在眼里。直到追回无人机拍摄的视频才让他真正认识到这里面的复杂。Chris作为资深警察当然清楚如果外界知道开枪打伤了一名贫民区的孩子，一定会掀起一阵舆论风波，保不准就是下岗。而贫民区的其他势力可以把视频作为要挟警察们的工具，顺势让警察们成为自己的保护伞，或者哪天看警察们不爽这段视频就是做掉他们的工具。贫民区的人和警察之间暗地里形成了一种利益关系。没有人真正关心受伤的小伊萨，以及拍摄视频的巴滋。小一辈们仅仅是大人之间博弈的棋子。

这些移民是到了法国，但却完全融入不进法国的社会。但在法国的土地上，建立了一片新社会。他们买东西不去香榭丽舍和老佛爷，而是去社区中心的露天摊铺买仿冒的耐克，阿迪。比起把钱存银行，他们更愿意把钱交给自己信任的人用来做危机时使用的资金。他们不相信法国的警察，不相信法国的法律，不相信法兰西的自由，平等，博爱，他们不读萨特，伏尔泰，雨果，但他们生活却像悲惨世界。

受了不公平对待的小孩儿们没处说理。因为他们知道，自己的身份和地位并没有多少人会关心。自己的命甚至连一头狮子都不如。而警察和社区的大人们也都没有人提出公权力的概念，在他们眼中私底下的利益交换比公平正义实际太多。所以Chris敢在贫民区孩子面前喊出那句：“我就是法律”。

对于这一切孩子们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关键时刻有样学样，所以在影片的最后移民的下一代们穿上黑衣拿起燃烧弹，就像警察和大人们对待他们一样。

电影让我想起当年去法国旅游。令我印象深刻的不只有蒙娜丽莎，埃菲尔铁塔，白天的塞纳河畔。还有夜晚在火车站，蒙马特高地扎帐篷过夜的难民，他们有些甚至连帐篷都没有，直接睡在公园的躺椅上，走过去还能闻见一股尿骚味。我们住在红磨坊附近的青年旅社，旅社的工作人员警告我们晚上不要去塞纳河周边散步，因为那里经常发生游客被抢事件。在香榭丽舍大街上，三、五个吉普赛女孩笑脸相迎，趁你不注意瞬间把手塞进你的口袋摸一摸，还好那次我的口袋里只有一张地铁票和几个零钱硬币。埃菲尔铁塔下，非洲移民们兜售着缩小版的埃菲尔铁塔纪念品，我买了一个冰箱贴，翻过来一看上面写着“fabrique en chine”。

欧洲这几年失业率一直在上升，老旧的欧洲人还是不忘自己曾经有过的辉煌，完全对日渐崛起的新兴国家视而不见。而移民问题也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好解决，西方人总是觉得自己的社会制度无比优越。任何移民都会融入进来，但现实往往相反。就像亨廷顿说的：“每一种文明都将自己视为世界的中心，在书写自家的历史时，都仿佛在编写人类历史的核心剧本。 Every civilization sees itself as the center of the world and writes its history as the central drama of human history.

Q：您在蒙费梅伊（Montfermeil）长大，曾多次拍过关于蒙费梅伊的纪录片，以及一部名为《悲惨世界》的短片，这可以说是同名长篇的序曲：您拍摄这座城市的方式有什么变化？把它拍成一部故事片的这个想法是怎么产生的？

A：我一直都在拍摄这片土地，17岁时，我拍了第一部短片，19岁时，我买了第一台摄影机，我现在39岁了，拍来拍去，已经20年有余了。我为什么要开始拍东西呢，很简单，因为它吸引我，然后慢慢的，这个想法就开始成形了。刚开始，我拍的是警察，在美国这种行为被叫作“copwatch”，不过，那时候，我还不知道这个词。我拍他们，是因为我住在一个很复杂的街区，警察们常常滥用职权。我拍了很多视频，然后把它们传到网上，我这才意识到这些视频是有影响力的。我成了警察的眼中钉，他们一来，我就拿出摄像机。他们远远地看到我就喊：“注意，拉吉来了！” 他们讨厌我。

直到2008年的某一天，我拍下他们正在殴打一个铐着手铐的小男孩。第二天，我就被叫去警察局了，被要求交出这个视频。他们看了视频之后，意识到遇到麻烦事了。当时大概有20多个人围着我，然后威胁我… 我对他们说，视频可以留下，我也不会把它传到网上。当然，来之前，我已经把视频拷贝存底了。放我走后，我就去了Kourtrajmé（译者注：是一个关于视听艺术的组织）在蒙特勒伊（Montreuil）的办公室，跟他们解释了我的情况。大家聚起来，开了个会，决定打电话给罗曼·加夫拉斯（Romain Gavras）的父亲科斯塔·加夫拉斯（Costa-Gavras）。他建议我们去找Rue 89 (译者注：法国一个新闻网站)。然后，我们通过Rue 89发布了那个视频。一经发布，便引起公愤，媒体开始关注，检察机关成立调查组，涉事警察被停职。这是第一次有警察因为一个视频而被停职。

《在蒙费梅伊的365天》

这个故事，可以算是《悲惨世界》这部电影的一个起点：我意识到了影像的力量，我的摄影机是一把武器。拿起摄影机的我就是这个街区的眼睛。电影里巴兹（Buzz）这个角色是我的儿子饰演的，也是一个现代化版本的我，用无人机拍下城市的地理风貌、结构类型，以及城市的偏僻程度。所以，大概是从2009年开始，就有拍一个故事片的想法了。在此期间，我仍继续拍摄，比如关于2005年骚乱事件的《在蒙费梅伊的365天》（365 jours à Clichy-Montfermeil，2007）；关于非法交易大麻的《Go Fast Connexion》(2008); 为了拍摄《在马里的365天》（365 jours au Mali, 2014）去马里呆了一年，拍下了当地发生的一些冲突；还和斯特凡·代·弗雷塔斯（Stéphane de Freitas）一起拍了《大声说出来》（À voix haute, 2017），是关于辩论比赛的纪录片… 拍这些影片的过程，同时也是我学习的过程，因为我既没去过电影学校，也没有参加过什么专业培训，所以我需要一个学习的过程。另外，我还有一个压力，就是跟我同在Kourtrajmé的朋友，罗曼·加夫拉斯、金·沙比荣 (Kim Chapiron)，都已经有自己的长片作品了。我感觉我也得拍一部，拍一部给所有人“开罚单”的电影。

Q：所以您并不急，一直在养精蓄锐？

A：是，也不是。我需要时间来准备，但同时我也很想拍一部作品。要拍一部长片太难了，像在战斗一样，尤其是拍一个这样的题材。然后“蒙费梅伊的拉吉·利想拍一部长片”这件事，也不是任何人都关注的一件事… 还有要拍一个城区，拍这里的警察暴力，以及这里的悲惨，是非常复杂的。即便如此，我们仍在坚持，在斗争。我找了两个制片人，Toufik Ayadi和Christophe Barral，向他们解释了我的计划，并表达了我不想为制片公司拍，而是想拍一部独立电影的想法。他们找到了资金，并且任我自由拍摄。那时候，我已经写好了一个短片的剧本。对我来说，这是迈向长片的准备阶段。然后他们跟我说，先拍成短片吧，看看会收到什么反响。最后的结果超出了我们的预期，我们参加了150多个电影节，获得40个奖，《大声说出来》和这部短片都被提名了当年的凯撒奖。有了短片的成功后，我以为，我们能轻松筹得长片所需要的资金，大概3百万（欧元）。事实上根本就不是这样，进展并不顺利，也没有收到CNC（法国国家电影中心）的资助，最后3百万的成本被缩减到140万。

《Go Fast Connexion》

Q：但我们并没有觉察出来这是一部成本只有1百万的电影。

A：虽然资金不足，但我们还是能找到解决办法。这个街区，是我生活的地方，我认识所有人，可以找他们帮忙，我们动员了大概有200多人。拍摄团队人数不多，我不太想让团队人数超过40人，而且我们也不需要那么多人，一个人就能负责化妆和发型这两项工作，完全足够了。但是，整体都非常有组织，正规，还申请了拍摄许可，等等。我是第一次这样拍电影，之前走的都是野路子。不过，如果在其他地方拍，这预算肯定不够。

Q：为什么CNC(法国国家电影中心)拒绝资助呢？

A：我不知道… 我听说，他们不会资助一部郊区小孩控诉警察的影片（笑）。但，其实，这不是电影想讲的点。

Q：但，还是有人觉得电影的结局会带来一些麻烦。

A：肯定。有人问我：“您不觉得这个结尾有点奇幻吗？” 我跟他们解释，剧本从开始到结尾都取材自真实的故事。最后一幕，我亲眼见过，就在我家楼道发生的事情，和电影里的情况一一模一样。所以，这并不是一个奇幻故事，是真实的。他们一阵惊慌，但是… 最后我们什么都没有做。

Q：您为什么突然把叙述视角换到警察身上？这跟您之前的作品都有所不同。

A：是的，我通常都把视角放在他们的对立面，我也知道，人们期待我拍出一部反警察的电影。有一次，电影映前点映，观众中有一位是警察，映后交流环节他拿到话筒说，他被电影说服了。他在看预告的时候，也觉得这部电影会是一部反警察的电影，但是看完以后，发现不是他想的那样，觉得既惊讶又感动，同时以他自身经验考量的话，电影里讲的东西很准确。我觉得通过警察们的视角展开情节是很有意思的，一个新来的警察，对当地的情况一无所知，通过他们的眼睛，观众们也跟他们一起开始探索这个街区。只有生活在郊区的人才知道那里的真实情况，外面的人都一知半解。我想为大家提供一个浸入式的体验。

《悲惨世界》剧照

影片中，大概有四十分钟，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但可看的地方一点也不少：居民、地理环境、城市结构、各方势力… 这么长时间的铺垫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些铺垫，情节才能继续往下发展。但也因为非常想保留这个铺垫，开拍前遇到的阻碍也不少：他们对我说，根据剧作法则，五分钟之后就情节就必须开始，否则观众会分心。我才不管什么剧作法，我不能让这些规则束缚住我的手脚。我认为没有生活在这个街区的人需要先观看这些铺垫，因为他们了解郊区的方式不外乎都是通过媒体，政治，或者一些具有陈见的电影。我的电影里，没有任何武器，没有嘻哈音乐，没有毒品，我们尽力在规避这些东西，同样也是因为担心讲这类事件讲得不够准确。我还尽量让对话也符合真实情况。当然，台词是写好的，但演员可以根据这个台词，用自己的话说出来，如果他们觉得那样说更好的话，只要是准确的，哪怕一个镜头要拍上17次都没有问题。

Q：您跟亚历克西斯·曼蒂（Alexis Manenti）和吉奥达诺·戈德里尼（Giordano Gederlini）三个人是如何一起创作剧本的呢？

A：我和亚历克西斯一起写了一部短片，我们有一些点子，可以写对话，但我们觉得还需要一位真正懂得技巧和结构的编剧来帮忙。于是我们联系了吉奥达诺。

Q：在写作时，你们已经想好事件发生的地点了吗？

A：是的，地点的选择很简单：因为一切都是真实的，只要去真实事件发生的那个地点就可以了。最后的一个场景发生在我的楼梯间，所以就在我的楼梯间里拍摄了这个场景。为什么要去别的地方呢？

《悲惨世界》剧照

Q：“市长”（Le Maire）这个角色是真实存在的吗？

A：当然是了。我没有虚构任何东西，无论是事件也好，人物也好。像“市长”这样的人物，在任何地方都有。他在当地保证社会安定，管理着所有人。出现问题的时候，政府会把他叫来，然后他会安抚人们的情绪，同时他还管理着一群小混混。这是一个微妙而复杂的人物。

Q：这是我们对电影的理解：一切都建立在各方力量的平衡之上，但这种平衡很脆弱，有利己主义在里面；主角们之间互相怀疑，拼命让对方身陷困境。结尾处的孩子们反抗的也正是这一点。

A：完全正确。各方力量的顾虑就是不要打破这种平衡，所以人们必须要沟通。这是各种权力之间的关系，要做出很多的妥协，出现问题的时候要互相对话。这并不是说时刻都会出现问题：在电影里是一个案件，发生在一天时间中，但很显然实际情况并非都是如此。这是一些被政府完全放弃的街区，而当人们被抛弃的时候，就要自己找到一种组织的方式。这些人互相交谈，因为他们必须要交谈。这并不代表他们互相喜欢；相反，他们互相厌恶。但他们会交谈，即使跟警察也一样。

《悲惨世界》剧照

Q：孩子们揭露的正是这种普遍存在的伪善，这部电影真正的视角就是孩子们的视角。

A：是的，这首先是一部关于童年的电影，关于在这些街区里长大的一群人。电影从一群孩子们开始，他们手里拿着国旗，要去支持世界杯上的法国队；结束于同一群孩子指责作为法国象征的警察。这些孩子是下一代人，一切都要依靠他们。我的电影是对政治界发出的一声警报，因为他们对此负有最大的责任。我想要保留一个开放式结尾，因为我想问一问，我们现在该怎么做？是坐下来找出一个解决方案，还是任凭情况恶化？对我来说，这个结尾表达的是我们仍然怀有希望。

Q：不过，最后的镜头并不是呼唤对话，您拍的是一场暴动：这些孩子们反抗整个世界。

A：是的，这是一场孩子的反抗。不仅仅是反抗警察，而是反抗一切形式的权威。因为他们处在一种绝望的情境中。我们怎么会不理解他们呢？我让电影结束在一个孩子手里拿着酒瓶火焰弹，但我展现的是酒瓶还没有爆炸，而只要它还没爆炸，就还有一点点希望，还有一扇打开的门。

Q：但孩子们的行为是英勇的：他们就像街垒上的伽弗洛什（雨果《悲惨世界》中的孤儿）。

A：是的，他们就像伽弗洛什，我们可以这么看待他们。

Q：《悲惨世界》与25年前的《Ma 6-T va crack-er》（1997）有些相通之处，导演让-弗朗索瓦·雷切（Jean-Francois Richet）在这部电影里将暴动的激情载入了郊区的历史中……

A：我不知道，我没有看过这部电影。

《悲惨世界》剧照

Q：最终，孩子们反抗所有控制这一街区的力量，然而街区中的重要人物莎拉（Salah），这位昔日的黑帮头目、如今的虔诚教徒却没有出现。为什么？

A：因为莎拉是浪子回头，现在想要做个好人。而孩子们明白这一点。巴兹一开始冲进他家把视频交给他，就是因为信任他，他认为莎拉不像其他人那么坏。

Q：他被塑造得像一位智者。然而他的第一次出场却带有喜剧色彩。

A：对，这个镜头很搞笑。莎拉很清楚这个可怜的警察是被两位同事开了玩笑，所以他嘴角带着一丝笑意，把玩笑继续开了下去。这也让他和膏米(Pento)之间建立起一种联系。

Q：但莎拉究竟是什么身份？一开始警察们提到了“穆斯林兄弟”（Frères muz）。

A：人们一听到“穆斯林兄弟”，就会想到埃及的穆斯林，但二者完全没关系。这只是一种对留着大胡子的穆斯林教徒的称呼。莎拉不仅是一个宗教首领，也是一个开店的商人。媒体中描绘那种会哄骗小孩子去参加伊斯兰圣战的宗教信徒，我并不认识，也从来没有在蒙费梅伊见过。城市里的教徒们，其实是一些扮演社会角色的好人。当年轻人惹出什么问题时，他们就会来说：你们噪音太大了，你们破坏了邻里关系，来清真寺吃点小点心然后接受一点训诫……仅限于此。

人们看到留大胡子的人，会立刻想象这些人想拉年轻人入伙等等。然而这是一些值得信赖的人，他们不会做坏事，因为他们遵守道德，不想作恶。孩子们在结尾针对的是那些恶棍：“市长”、警察还有“钳子”(La pince)的人。与他们相比，教徒们是善良的。这让人很困扰，但这是事实。现实中的莎拉在蒙费梅伊，居民们有问题的时候会来找他，因为他们觉得他比警察更值得信任。

《悲惨世界》剧照

Q：他真的叫莎拉吗？

A：是的，就像“钳子”叫“钳子”，“市长”叫“市长”一样……我改动了几个地方，但不多。“市长”有一件足球球衣，上面印着“93省市长”，而且我在短片中告诉大家，是他扮演了他自己的角色。

Q：那吉普赛人们呢？

A：您可能看过Clash of Gitans的视频，讲的是Lopez家族。我跟他们接触过，曾去他们在尼姆的住所看望过他们，这太疯狂了。我对他们解释说我想要拍一部电影，他们不理解；我又给他们看剧本，但他们不识字，于是我给他们讲了电影情节。我跟他们做了初步尝试，发现效果非常棒。

Q：一切都是真的，但一切都带上了传奇色彩：狮子，吉普赛人们……

A：再次说明，我什么都没有虚构。之前某段时间流传着一个传奇，说树林里的人们有一只狮子，不要回到城市里，人们会被狮子攻击等等。这有一定的真实性，因为这个狮子的故事是真的，您看（他向我们展示了手机上的一张照片），这是18岁的我跟狮子的合影。

Q：是您偷了狮子吗？

A：不，是一位朋友……但事情的经过就跟电影里一样：我们把小狮子养了一个星期，吉普赛人们带着枪来了，警察们到处找这头狮子，在《巴黎人报》上还有一篇文章。这在当时我们那里是一件大事。

《悲惨世界》剧照

Q：这部电影真是一本回忆录，所以才如此强烈，因为这是真实经历，很有感染力。

A：这就是我想做的：讲述我所知道的真相，以及这些年来我看到的所有事情。我是拍纪录片出身的，我想把纪录片的这种拍摄方式带到虚构作品中：肩上扛着摄像机，靠近人们拍摄，每时每刻都保持节奏，保持运动。我们用两台摄影机拍摄，因为我们没什么钱，然后我们就把日常生活拍进画面中。如果有人在某个镜头拍摄时下楼梯并进入画面，我们就保留下来。我唯一一次使用相机支架，是为了拍膏米和瓜达(Gwada)在酒吧里面对面交谈那个镜头。把相机放在支架上让我感觉很烦。

Q：不过，警察们的身份信息比较重要，所以也有一些虚构的成分。在创作的时候，您尽力避免过度夸张地表现他们。

A：除了这里之外都没有虚构。我人生中被拘留过二三十次，所以我跟他们一起待过一段时间。我明白那种坐在警车后排听他们讲烂笑话的感觉。在警察局里带着手铐一待就是好几个小时，这给了我观察他们的机会。由于拍摄Copwatch期间大量的接触，我甚至跟扫恶组的一位警察成了朋友，如今他是我的好朋友了。后来我发现，他们当中有好的也有坏的，但即使是坏的也有一部分人性。他们像这个街区的居民们一样，都是贫苦大众的一部分。当我们了解到他们的境况，就会发现他们的生活也不是尽如人意：薪水微薄，住在廉租房，欠债的时候住在郊区的小屋子里。我也想要展现这一点：既然我想要公正，那就应该对所有人都公正，包括警察在内。

《悲惨世界》剧照

Q：Jeanne Balibar的加入是电影里一个真正的惊喜。

她在蒙费梅伊拍摄时（《奇迹蒙费梅伊》Merveilles à Montfermeil，编者注），我帮她改善了拍摄环境。由于我们彼此非常了解，刚好这个角色还没有找到演员，我就提出让她来扮演。有了她的加入，电影就完美了。

Q：在采访的最后，我们想请您谈谈您创建的电影学院。

A：这是一所免费的学校，不需要文凭作为入学条件。它目前在克利希丛林市的美第奇工作室（les Ateliers Medicis），但我们将会在一月搬到蒙费梅伊的新校址。这些日子我忙着面试，因为第二学年从十月底开始。有2000位候选人竞争50个名额，专业包括导演，编剧，制片，后期制作和艺术/摄影。有两位教授，大师课的所有时间都是跟电影界的专业人士一起上。今年，我们扩大了规模，继科特迪瓦、马里、布基纳法索和摩洛哥之后，我们三月份在达喀尔（塞内加尔首都）开设了一所学校。2020年9月我们要在安古兰（法国）开设学校，还要在中国和巴西开设。尽管资金有限，我们的目标仍然是在缺少资助（尤其是缺少没有给我们任何帮助的当地政府的资助）的情况下，跟其他的电影学院竞争。但这正在一步步实现。在戛纳电影节期间，CNC了解了情况，并决定给我们提供帮助。去年，也就是第一年，我们培养了三十位年轻人，制作了五部短片和两部长片。看到这些成果，我们对这个项目更加充满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