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之光2010

作者 | 去帆

编辑 | 老饼干

校对 | 鐘綠

在与火星环境最相似的阿塔卡马沙漠上，布满星辰的天空透明如湖底。如果将望远镜伸进裸露的夜色，可以发现光的螺旋和群星紧抱着时间的影子。而白天热浪翻涌的空气中，沙丘柔和的形体影影绰绰，跋涉的风声在诠释存在的音色，还有一群拿着简陋铁锹的女人，十年如一日地在寻找着什么。

2010年的纪录片《故乡之光》是智利导演帕特里克·古兹曼在“智利三部曲”之后的再出发，母题仍是“没有记忆的人，无处安身”。

谈及智利导演帕特里克·古兹曼，他最为人熟知的可能是那句“一个没有纪录片的国家，就像一个没有相册的家庭”。古兹曼专注用档案作为影像的材料，在一次次记录与寻觅中重返历史现场。

然而，相册终会泛黄，档案也难免被篡改，纪录影像本身也面临着影像生产的种种异化危机。关于记忆的讨论，在遗忘和铭记以外，还有丰富而复杂的模糊层次有待活化。

这一次，回忆不只是对历史的军事侦察，更是在双重叙事发出的行动邀请。《故乡之光》有比较鲜明的两条叙事线，一条是来自世界各地的天文学家和考古学家对知识的上下探索，另一条则是作为智利本地居民的妇女用流逝的时间对记忆的见证。

阿塔卡马沙漠作为地球上唯一的褐色补丁，其透明的天空保存了星光的痕迹，一望无垠的干燥则封存了古印第安文明的遗迹。

纪录片分别采访了天文学家和考古学家。天文学家从光束如何在时空舞台登场讲起：“我们所有的生活经验，包括我们现在的谈话都发生在过去。比如摄像机拍摄的是百万分之一秒前的过去，信号需要时间到达镜头，你反射的光需要时间才能到达我这里。因为光传递的时间差，我们看到月亮需要一秒，看到太阳需要八分钟。换言之，我们看到的不是事物的‘现在的一瞬间’。现在从未存在，现在可能只存在你的脑子里——这是我们能够达到的最接近绝对的现在了，但因为大脑思考感受需要时间，信号在我们的感官内传输也是需要时间的，所以这个现在还是有‘时间差’的。我们习惯于生活在落后时间里”。

考古学家也将这片沙漠看作过去的记忆通道：“天文学家造出巨大的望远镜，为了在今天接收到遥远过去的信号，了解万物的起源。他们在研究一个过去，我们在研究另一个过去”。

如果不了解导演以往的作品，观众也许会以为这是一部和BBC纪录片《行星》或《宇宙的奇迹》一般的浪漫宇宙志，而古兹曼自己也在旁白中作为天文爱好者有所抒情：“望远镜是宇宙的窗口，夜晚，星星观察我们。”

但是，对于这片土地而言，只将苦难历史的标本视作瑰丽的琥珀是难以负担的。

诗意从不止于宇宙与大地之间瞬间的美，也与世界无法被理性穿透的部分有关，是“在心言志”。

这其中，有磨难、有苦楚、有愧疚、有痛恨，更有日与夜的难以释怀。在阿塔卡马沙漠，数不清的无名身体正躺在地层深埋的时间中，路过的风在镂空的肋骨之间畅游。

沙漠上的女人们在寻找的就是自己亲人的遗体。这些记忆的容器在成为历史的废墟之前，都曾是鲜活的生命。

然而，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天文望远镜能够探测遥远的太空，却无法看穿大地，望见沙漠的骸骨。

至此，《故乡之光》的风景面具才缓缓掀起，显露出影像关怀的底色，也就是那徘徊在古兹曼所有作品里的幽灵——1973年9月11日的智利政变。同样是“911事件”，对于智利而言，它意味着奥古斯托·皮诺切特（Augusto Pinochet）推翻了萨尔瓦多·阿连德（Salvador Allende）建立的民主政权，智利从此进入18年的独裁统治，百万智利民众流浪异乡，而导演帕特里克·古兹曼也是其中之一。

独裁政府建立的800座秘密监狱中，有一部分就位于阿塔卡马沙漠。在稀少的地标碎屑下，人体骸骨的碎片被太阳灼烧成了亮白色。

回忆的万有引力收束了群星的剖面、龟裂的石刻和风化的骸骨，借由导演帕特里克·古兹曼的叙述和影像叠印，天体图片被放大后的纹理与人骨皴裂的时间痕迹显露出遥远的相似性。

如果说人体是行星，血液是海洋，白骨是山川，斗转星移之后，生命的荒凉只剩下碳元素的痕迹，重新进入物质的流转和形式的轮换。那么，每个人都是关于自己和他人的行星学家。在交织的运转轨迹中，彼此分享并延续生命的记忆。

这也是古兹曼念兹在兹的永恒核心——“人”。古兹曼在《故乡之光》之后还拍摄了《珍珠纽扣》和《梦的山脉》，上山下海的三部曲里巨大建筑和辽阔天地总与生生无穷的历史细节相伴。从地板、天花板、墙壁到字母和铅笔，影像在一次次特写的放大和叠印的交融中寻找宇宙印记与斑驳记忆的隐喻。

《故乡之光》的英文名是nostalgia for the light，其中，“nostalgia”不仅是回望的乡愁或对过去的怀旧，更是一种关于记忆的病症。这个词是瑞士学者J. Hofer于1688年从德语 Heimweh （思乡病）意译过来的医学术语，由希腊词 nostos （回家）与algia （痛苦）构成，是在远方却无法回归和不知晓爱人境地的痛苦。这种痛苦潜藏在所有时间的裂缝中，在帕慕克的《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里，它又叫“呼愁”（hüzün）。

当然，古兹曼将自然风景与灾难图景并置的做法也受到了一些质疑。纪录片提到人的骨头与星辰同构，都来自于一种名为钙的元素。

一位成为天文学家的幸存者在浩瀚宇宙和渺小人类的对比中获得安慰。情绪铺垫至纪录片最后，原本在沙漠里挖掘骸骨的女性被天文学家邀请进入天文台，用巨大的望远镜观察星星。画面里她们似乎无比平静和安心。

这难道是古兹曼在逃避痛苦，是 “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可耻的”影像变体吗？其实，纪录片有其局限性。人们可以接近证词，那些经历过酷刑的人可以讲述它，但灾难它总是象征性和无法被看见的。古兹曼在纪录片中，正是以沉默的局限之地为支点，跃入情感的无限转喻，而记忆，离不开人的情感与感知。

星辰的怀旧将记忆的叙述串联，而记忆作为一项永远不完整的任务，可能永远不会完成，但它的不完整正是对历史的需要。正如我们在影像中无限接近生活一样，古兹曼用回忆的纪录去无限接近逝去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