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最长的一天

演员表演的功力值得认可，毕竟有好些个老戏骨和中生代。但是剧情还是较为平铺直叙，看不出重点的矛盾冲突。相较老版缺少了叛军搜查录音带的高潮，阿南剖腹时也没有了壮烈肃穆的氛围营造。有点意犹未尽的感觉。可能是因为本片距离日本战败已经过了七十年，当初的痛心疾首，深刻反思淡去了不少，如今再来回顾过去，导演宁愿使用大批的暖色调和温馨的家庭伦理情节来烘托出人本主义情怀，也正因如此，阿南大将变成了风趣幽默，顾念家庭，有大局观的完美形象，天皇更是成为了十全十美，怜惜民众的圣君。这样的电影语言既迎合了日本当代普通民众回避集体战争责任，追念历史功勋的历史观，也符合日本上层精英的既得利益。只是，当役所广司饰演的阿南唯几愉快地向家人提及他在长沙会战时高呼的口号"冲冲冲，不要停"，乃至于他的妻子在他死后也用相同的口号回忆他时，日本的观众和导演本人又何曾有同样的人本主义精神替中国乃至全世界饱受战争苦难的军人民众考虑呢？这种只要本国人民得利，他人不必顾惜的集体主义精神，作为军国主义亡魂的延续，时至今日仍然在日本主流观念中留存。

在《波次坦公告》发布后第二日，片中裕仁天皇表示「朕欲效法明仁天皇，吞下三国干涉还辽的苦果，忍受非常之耻辱，祈求将来日本的再次崛起」而接受盟军无条件投降的要求。似乎战败对于日本而言只是一个耻辱，而何以发动战争，在所不问。本片仍然是那个永恒的主题「反战败而不反战」，只不过这次加上了更加深沉的悲怆色彩，日本二战电影永远都无法偏离这个主题，这也反映了日本自二战至今的心理。

役所广司本片中饰演的阿南惟几和其在《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山本五十六》中饰演的山本，举止神态如出一辙，无论面对什么环境都带着一副蜜汁自信、胸有成竹的微笑，面对死亡也极为「超然」、「洒脱」，这在现实中是不可能存在的。演员极力塑造了一个近乎于超脱的主角，以「一己之死换国体之完整」的“气度”，借主角之口道出了日本人眼中终战的本质：「此乃天亡我，非战之罪也」。裕仁天皇“顶着空袭录制玉音”则是将这一切推向高潮，企图将天皇为国献身、爱民如子的心理表露无疑地展示出来，似乎二年前那个歇斯底里要求大本营不惜一切重夺瓜岛的天皇是另有其人，也似乎迟迟不肯谈判、眼看东京陷入李梅火海的天皇也是另有其人。

日本的”反战片”值得警惕，这些电影通过融合人性、亲情、大义等主体，让观众在终战时天皇和下臣的“献身”中逐步颅内高潮，甚至在部分人群中产生了斯德哥尔摩症候群，很好地掩盖了日本发动战争的本质和原因。

无论是福泽吉喻「脱亚论」理论，还是山县有朋的「利益线」提法，近代日本一直致力于削弱甚至毁灭东海另一端的国家，在加藤阳子的《日本人为何选择了战争》一书中作者甚至不作任何掩饰地描述了日本对于大陆国家资源、利益的永恒渴望。日本至今未能认识到发动战争的错误所在，日本只是不断地重复其所谓遭受的”屈辱“，和当年将太平洋战争美化为受害者对帝国主义的反击，如出一辙。日本至今依然认为自己才是战争的受害者，对二战日军对亚洲各国造成的惨痛伤害视而不见，依然保持着「日本超脱于亚洲各国」的”脱亚论“的影子，通过压迫亚洲其他国家而彰显自己地位、向西方示好的内核从来没有发生变化。

因此，再动容的表演都没法掩盖本片的本质。这也不怪导演和演员，这是刻在大和民族基因里的思维。

少点政治眼光，随口谈下电影。 本片并没有很严重的“受害者心理”，也没有很严重的“反思战争”情结，相对来说比较中规中矩，比较中立（就算有倾也是微倾），反而成了一个特色。 看腻了其他日本爱拍的“受害者”电影，也看腻了一大堆的各国拍的“反思战争”题材（不觉得“反思战争”基本成了标签吗？拍个战争相关片不“反思”一下就被怀疑“没深度”，欧洲反思的效果也越来越好，清真寺稳步增长），要是清一色都是这两类片，天天反思来反思去或者天天觉得自己受迫害，岂不是无聊透顶，都是套路。 日本人反不反思，道不道歉，也不是电影的本位，电影就算拍日本反思一万遍，也就是个电影，电影拍日本人正义凛然，那不还是个电影么。所以看日本片儿不用那么凝重，先放下什么民族国家的“大义身份”，想象自己是个法国人看着远东国家最后发生的自己基本不了解的事儿，不就平静很多了。 所以啊，看电影就是观赏，就像看书一样，偶尔来个清淡的新口味不是很好吗

我尽量摒弃“国恨利益关系”去思考里面主战派的一个观点：“本土决战才是战斗的开始，如果我们投入2000万神风特工队，那么我们一定可以胜利。”支持主战派从上层官员到下层民众，都认为为国牺牲是英雄好汉，求和妥协是懦夫叛徒。值得注意的是，其实主和派只不过是认为日本在战场上输了，为了避免更多无谓的牺牲才选择妥协，而不是他们反对战争。

我上网查了一下，二战时期日本有7000多万人口，也就是说如果主战派的观点要实行，有将近30%的人口都要开赴一线，这还不算后勤和后方军需供给链的人。我想，肯定不是所有日本人都希望成为神风，有热血沸腾的爱国青年，也有被迫去当炮灰的懦夫叛徒。那么，为什么一部人就可以像主战派那样，轻易代表千千万万的人做决定，并且是事关这千万人自身生死的决定？？？

直到昨天看了《克拉克森的农场》，我突然发现即使我没有他有钱，但我也可以有和他一样绝妙的想法解决上面那个问题，真是个天才。

这个想法就是发明一个传送机器，叫英雄懦夫选择舱。

这个舱只能进入舱内后控制，且每次只能进入一个人。然后进去的人面前有两个按钮，一个叫战争无畏超级英钮，一个叫妥协懦弱胆小懦夫。当你按下英雄键，你就会被传送到神风英雄竞技场；当你按下懦夫钮，就到胆小懦夫沙发室。竞技场里面每人一个红裤衩和一根狼牙棒，进去就开打，用最原始的方式厮杀。在沙发室里，你会有一台电视24小时直播竞技场。

每当遇到需要打仗的时候，交战双方的所有人都排队挨个进选择舱里自由选择是成为英雄，还是懦夫。然后选择成为懦夫的人就在沙发室里看着英雄们在竞技场厮杀。交战双方人数会公平匹配，比如一方有100个英雄，另一方只有10个，那么竞技场会自动生成90个匹配平均战斗力的虚拟英雄帮助人数落后方，当然虚拟英雄也会胆怯受伤死亡完全仿照现实人体。最后赢得一方可以提出他们的要求，如果对方的懦夫同意，战争结束，如果懦夫不同意，就继续打。最后直到失败方的懦夫同意胜利方的英雄提出的条件。万一全打死了，就再排一次队，要是没人选择当英雄，大家就开始和谈。

如果这个发明实现了，请给我这个有天才想法的人留一个永久懦夫沙发外加10箱快乐水。

虚伪的天皇和爱国主义的反讽

——看《日本最长的一天》

电影《日本最长的一天》（2015版）讲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裕仁天皇在1945年8月15日发布“停战诏书”广播的历史背景。这个电影采取相对诚实和相对理智的态度，展示当时的日本政府承认战败的过程和动机。之所以说“相对诚实”，是由于其中很多情节都有史籍可查；之所以说“相对理智”，是由于其中不只是陈述事件，也对事件的缘由进行了解释。——有些观众觉得，必须把裕仁和当时的日本政府描述成禽兽不如的样子，才是“反战”。不过，这种态度似乎还停留在以貌取人的层次上，并不属于认真对待历史的态度。

因此，要认真地反思那段历史，看看这个电影是有益的。“历史是面镜子”，这是个常用的比喻。这面镜子其实照着所有人，并非只照着所谓的敌人。在和野兽撕咬的时候，不要像野兽一样，把理智远远抛开。

之前在1967年，已经上映过这个题材的电影，片名即《日本最长的一天》。旧版名副其实地展示了1945年8月15日发布“停战诏书”广播之前一天的过程，也就是说叙述以“宫城事件”为核心。“宫城事件”指的是当时日本陆军的一些中层军官企图阻止日本政府发布“停战诏书”的军事政变。在旧版里，裕仁天皇几乎没有露面，只是做了几次发言。真等于回避了对裕仁天皇的批评。

与旧版不同，2015版的《日本最长的一天》（又名《天皇在八月》）展现了裕仁天皇面对战败结局的态度。裕仁的态度，可以让观众比较明确地理解当时铃木内阁为什么会抵住压力去贯彻天皇的决定。这也展现了裕仁天皇的虚伪。与领导者的虚伪对应的，是那些狂热的“爱国主义”军官的可笑和可悲。他们自以为试图延续战争的行为是“爱国主义”的表现，实际上做的却是害国的事情。

1- 虚伪的裕仁天皇

电影《日本最长的一天》（2015版）从1945年4月组建新的内阁开始。为了更好地操作内阁，按照自己的意愿进行决策，裕仁天皇选用铃木贯太郎当首相。然后，铃木贯太郎选择阿南惟几为陆军大臣。他们两人都是军人出身，并且最重要的是对裕仁非常忠诚。

当时日本政府中有两种战争态度，即投降和战争到底。支持战争到底的主要不安定力量来自陆军。陆军参谋部的一些“爱国主义”青年认为即使全民战死，也不能投降，战斗到最后就是“爱国”，投降就是害国。他们美其名为“玉碎”。陆军的统制派军官甚至认为，如果天皇不听陆军的意见，那么甚至可以通过改变“国体”——颠覆天皇权力——来实现战争到底。在影片中，东条英机就属于统制派。东条英机训诫那些陆军参谋部军官的时候，把“效忠天皇”分为狭义和广义两种理解。狭义的“效忠天皇”是完全服从天皇；广义的“效忠天皇”就是不惜发动政变来改变天皇的决策。这等于说，东条英机让那些军官做好发动政变的心理准备。

这时候，影片出现了可笑的一幕。东条英机问那些军官有什么想法。有个军官却说“无论如何努力，亦不及神灵”。这句话相当于说在大势所趋之下政变并没有什么用处，几乎否定了东条英机刚才的说法。怪不得，东条英机会惊讶地说“纳尼”?!

为了让陆军力量不至于失控，阿南惟几被任命为陆军大臣。这样有很大好处，一方面阿南惟几给陆军的形象是坚定的战争支持者，这样让那些陆军参谋部的军官能有认同感；另一方面，阿南惟几对裕仁非常忠诚。影片中并没有夸耀阿南惟几的战争才能，相反，影片里的一个参谋军官明确指责说阿南惟几害死了很多人却得到了宽恕。影片中，裕仁“关心”阿南惟几的儿女婚礼的情节，并不是为了展示裕仁多么仁慈。裕仁这样做，只是为了稳定这个陆军大臣的忠诚。这是一件非常虚伪的事情。可以说，正是裕仁把阿南惟几推向了不义的地步，把阿南惟几当成工具，以实现天皇家的利益。在两部《日本最长的一天》中，阿南惟几都是里面最显著的悲剧角色。他按照忠义的价值观，选择了最痛苦的自杀方式。我觉得，这里并没有什么美化战犯的嫌疑，毕竟，敌人也是人，也是按照受限于现实的人情来行动的。

裕仁的虚伪根本表现在，他实质上并不关心国民的死活，关心的只是自己的权力和利益。我们并不能期待坏人总是明确说自己是坏人，这是妄想。对政客权谋相当熟悉的裕仁，当然会说他是为了人民的利益，才决定迎接和平。但是，他实际上做的却是号召全民不惜“玉碎”，以维护“国体”——即天皇统治。在这个号召下，日本军进行了大量自杀式袭击。军民的“爱国主义”热情和死亡换来的只是天皇家族能有更好的谈判条件。

在停战谈判问题上，天皇的内阁和“爱国主义”将士们关注的核心问题只是如何维持天皇统治的“国体”。为此，他们不惜以死掉更多国民为代价，推迟签订停战协议。当时的日本政府在“默杀”波茨坦宣言的同时，实际上也“默默杀害”了更多的人。当然，权术（政谋）就是这样，对于每一方而言都是残酷的。

单纯地妖魔化裕仁，大概也是没有多大必要的，他已经完成了他的权谋。他不是神，也不是妖魔，或许你可以说他是怪物，但他却还是人。《日本最长的一天》试图把裕仁展示成一个人，还展示了裕仁对动物学的兴趣。有人可能会觉得，没有把裕仁天皇塑造成可鄙丑陋的怪物，是非常可恶的一件事。然而，现实就是会有这么可恶的事情。裕仁对动物学的兴趣大致而言并非虚构，他确实进行过生物学研究，曾是英国皇家学会会员。有个英国人写的《非凡的生物学家》一书中都有裕仁（昭和天皇）的名字。

实际上，人们没有必要脱离现实地去看待一个罪人，即便是裕仁这样的大罪人。非要脱离现实地看待罪恶，反而让人们误解了罪恶，以为罪恶就总是明显展示成罪恶，明确承认自己是罪恶的。人们看到的罪恶，很可能是反讽的，也就是说它展示为“正义”。比如，“爱国主义”在这个影片里也是反讽的。那些企图谋反的军官，他们采取的是“爱国主义”的名义，事实却并非那样。名义上的“爱国主义”与事实上的爱国，成了完全不同的两码事。

2-“爱国主义”的反讽

《日本最长的一天》中在很大程度上展现了当时很多军官在“爱国主义”情绪中变得疯狂的情节。似乎，很多忍不住咒骂日本的观众会觉得这么演，是在赞扬那些日本军官。这样看实在是不必要的。难道，敌人就不能有“爱国主义”情绪吗？似乎，正是因为敌对双方各自热爱各自的国家，所以才会战斗得那么激烈；敌对的双方都把自己人当人看，把对方当禽兽看——正是如此，战争才更加惨无人道。

实际上，这个电影里的那种“爱国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是非常愚昧和非常愚蠢的。他们在必败的结局面前，进行妄想般的挣扎。作为胜利方的我们，不应该单纯地贬低，而应该“以史为鉴”，应该警惕，避免会像他们那样疯狂和无奈。

《日本最长的一天》（2015版）后半部分讲的当时陆军本部的几个军官谋划控制天皇的“宫城事件”。他们试图通过说服近卫师团，控制宫城——即天皇居住的地方——避免向外界发出停战广播，以陆军为主导，继续进行战斗。他们无法接受停战的决定，因为他们一直接受到的信息都是“作战到底”，“一亿玉碎”之类的。

这些信息都是裕仁天皇传达出来的。不过，那些军官不知道，裕仁并不是真的要作战到底，他这样动员国民去送死，只是为了给自己留个更好的活路。自杀式袭击就是对美军的威慑，当然，美军也不是来传播福音的，各种轰炸，原子弹，燃烧弹，都用上了。在平民大量死亡的时候，裕仁在考虑怎么能维持自己的权威。

那些军官如果能够清晰地认清时局的话，那么将会是非常幸运的。因为在大量平民和底层士兵去送死的情况下，他们可以安稳地留在后方。然而，可悲的是，他们早已经被政客宣传出来的“爱国主义”热情给蒙蔽了。他们也不知道，在裕仁能够保证自己的统治地位的情况下，已经不需要那种战斗到底的“爱国主义”热情了。相反，在政客目标实现了的情况下，那种战斗到底的“爱国主义”热情就会成为祸害。

为了发动军变，那些军官一方面需要陆军大臣阿南惟几的认可，另一方面还需要近卫师团（负责宫城守卫）和所属的东部军的支持。这些军官从陆军大臣的表现上，做出了错误的判断，他们以为阿南惟几支持战斗到底，但实际上，陆军大臣只是为了稳定陆军中的不安分力量。《日本最长的一天》中有个情节，当内阁已经确定了停战诏书如何表述的时候，阿南惟几还打电话欺骗那些试图谋反的军官。这一段和《日本帝国的衰亡》一书中的描述几乎差不多。陆军的高级军官不支持军变。但是，阿南惟几的说法却给了那些军官根本没有根据的希望。

另一方面，东部军和下属的近卫师团也不支持军变。所以说，这帮被盲目的热情所驱使的军官，非常可悲。1945年8月15日之前的晚上，当叛变军官想要去劝服近卫师团的长官森赳中将的时候，电影《日本最长的一天》（2015版）把这一段演得颇有戏剧性，不仅可悲，而且可笑。森赳中将是一个“好学问”的人，外号“和尚”。为了能说服森赳，叛变军官还专门让找来了能讲些道理的井田中佐。面对那些跑进来劝说他叛乱的佐官，他说：“你们先来听听我的人生观吧”！电影里并没有真的让森赳讲什么人生观。不过，按照《日本帝国的衰亡》这本书的说法，森赳确实讲了半小时的人生观和宗教。这样无非是拖延时间，那些叛变军官坚持让近卫师团长立刻叛变。最终，赶来的疯狂军官把近卫师团长杀掉，伪造命令，包围了裕仁居住的宫城。

那些叛变的军官觉得，裕仁之所以会接受停战协议，那些内阁官员肯定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对于这些军官而言，首相等人是“不爱国”的罪恶政客，只有他们这些丧失理智的年轻人才是真正的“爱国者”。所以可以看到，这些军官和士兵疯狂地想要杀掉那些内阁官员。不过，当时的铃木内阁，应该觉得他们自己才是“爱国者”。内阁官员站在国家运作的层次上，考虑的是统治如何稳定，国土如何不至于分裂。平民死多死少，虽然是次要的，但是不能到了危害统一的地步。

当时有官员认为，苏联对日本宣战和美国在日本本土投下原子弹，给日本投降创造了必要条件。之所以这样想，似乎是因为这些外界威胁可以保持国民的凝聚力，从而继续维护天皇统治的“国体”。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苏维埃推翻沙皇统治，应该是个危险的警示。

狡猾的裕仁，为了在战后维持自己的统治，选择了最能代表自己利益的首相。按照封建的理解，“国体”即天皇。“爱国”和支持天皇被混淆成了一回事。不过，按照文献记载，当时的日本社会和政府并非都这样看待。当时有官员就向裕仁表明，作为天皇，裕仁也要承担战败的责任。维持天皇统治不等于维持裕仁统治，那么为了承担责任，裕仁退位，是必要的。然而，裕仁并没有承担起必要的责任——无论他说出多么虚伪的话，他仍然是不义之人。

“爱国”与“害国”就这样被混淆了。那些发动“宫城事件”的军官，对“爱国”的理解太肤浅了，他们并没有站在现实的国家整体的层次上去看待国家利益。是什么导致“爱国”变成了“害国”呢？似乎，答案很明显：视野太狭隘。那些肤浅的“爱国”，似乎还停留在非常原始野蛮的“人生观”，他们只是看到肤浅的“对立”，却没有看到“统一”。或者可以说，这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人生观”和“世界观”中失误的根源。那些人生观错乱的人们，把种族和文化上的对立看成了超越一切的天理，为此疯狂。即使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世界，很多战争和对立仍然在延续这种失误。

现实就是那么讽刺。很多人都确实需要些“人生观教育”。那样的“国体”荒谬吗？“爱国”和“害国”被混淆了吗？可惜，在国民的认同面前，荒谬也会成为合理。欣赏樱花经常和日本文化联系起来。樱花在某种程度上象征了国民性质。樱花往往是成群来欣赏的，个体在里面显得微不足道，个体被淹没在群体之中。这样：随群，成了值得欣赏的品质；离开群体的个体，就会被抛弃。

其实不只是日本，许多封闭的社会，也都有这样的特点。“群体即正义”，有时候显得那么合理，有时候，又显得那么荒谬。在《日本最长的一天》（2015版）中，陆军大臣的办公室挂着“走人狂，不走人狂”的句子，也是对这种状况的描述。理智，很多时候需要细致领会，但是，疯狂，却非常容易传染，最后整个群体都疯狂起来了。

《日本最长的一天》非常准确地传达了社会中普遍存在的非理性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