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窗之爱

摘自 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修订版） 季广茂 译

第一部分

一　马克思如何发明了征兆？

9．“律令就是律令”

[...]

帕斯卡尔的“习俗”与索然无味的行为主义智慧（“你的实际行动决定你的信仰的内容”）区别开来的，是信仰前的信仰（belief before be‐lief）的悖论性身份：主体先是遵奉一种习俗，然后相信了什么，但又对此一无所知，因此，最终的皈依（final conversion）只是一种形式行为（forma lact），我们通过这种形式行为认识到，自己真的已经相信了什么。换言之，行为主义者对帕斯卡尔所谓“习俗”的解读所遗漏了的，是这样一个至关重要的事实：外在的习俗是物质支撑物，它总在支撑着主体的无意识。马雷克·卡尼沃斯卡(40)执导的电影《另一个国家》（Another Country）的主要成就，就是它以敏感和精致的方式，指出在皈依共产主义（conversion to Communism）的问题上，“相信了什么，但又对此一无所知”具有的不稳定身份。

《另一个国家》是一部由真人真事改编而成的电影，讲的是两个剑桥学生之间的关系的故事。一个学生是共产主义者贾德（Judd），其真实原型是约翰·康福德（John Cornford），他是剑桥左翼学生的偶像，1936年死于西班牙；另一个是家境殷实的同性恋者盖伊·贝内特（Guy Bennet），他后来成了苏俄间谍。他在其流亡地莫斯科向采访他的英国记者回忆整个故事。盖伊的真实原型当然是盖伊·伯吉斯（Guy Burgess）。这两个学生没有性关系，贾德是唯一对盖伊的魅力毫无感知的人（如盖伊所言，贾德是“贝内特规则的例外”）：正是因为这个缘故，贾德成了盖伊的移情认同点（point of his transferential identification）。

故事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的“公立学校”的环境中：那里弥漫着爱国的空谈，充斥着普通学生对学生头领（“诸神”）的恐惧；但是，尽管充满恐惧，还存在着无拘无束、轻松自如的活动；有一个有趣的滑稽模仿的小圈子，它掩藏着一个不为人知的世界。在那里，极其淫荡的快感大行其道。极度淫荡的快感首先表现为盘根错节的同性恋关系网络。因此真正的恐惧恰恰在于如此快感带来的沉重压力。职是之故，30年代的牛津和剑桥才为克格勃（KGB）提供了极其丰富的人才资源：不仅因为富家子弟在经济和社会危机期间过着优哉游哉的日子，并因此生出“犯罪情结”（guilt complex），而且因为这种令人窒息的快感气氛，以及如此快感气氛导致的沉重张力。只有通过弃绝这种快感（这也正是“极权主义”的吁求），才能化解上述沉重的张力。在德国，知道如何占这个吁求位置（place of this appeal）的，是希特勒；在英国，至少在精英学生中间，克格勃的猎头们最为精通此道。

这部电影值得一提的，是它描绘盖伊皈依苏联所采取的方式：其精密雅致是由下列事实证实的——它没有直接描绘盖伊皈依苏联的方式，而是展现其全部细节。这就是说，占据了电影的大部分内容的、对30年代的倒叙，在盖伊皈依后戛然而止，虽然盖伊对自己的皈依一无所知。这部电影极其精致地略去了形式性的皈依行为（formal act of conversion）。它在某种情形下中止了倒叙，该情形与下列情形极其类似：某人已经坠入情网，却对此一无所知，职是之故，他赋予自己的爱意以这样一种形式：对他所爱之人采取极端的狗智态度，并对所爱之人发起防御性的攻击。

仔细些看，这部电影的结局是什么？对这种令人窒息的快感的情形作出的反应有两种，而且两种反应截然相反：一方面，贾德放弃快感，公开承认自己是共产主义者，因为这个缘故，他不可能成为克格勃特工；另一方面，盖伊成了极端堕落的快乐主义者，不过他的游戏开始分崩离析。“诸神”以仪式性的殴打（ritual beating）令他蒙羞。他之所以遭到仪式性殴打，是因为他的仇人、一位爱国的求职者（career seeker）揭露，盖伊与一个年轻学生建立了同性恋关系。盖伊因此丧失了翌年晋升为“诸神”一员的机会。这时，盖伊意识到，要摆脱这种再也无法维持的情景，关键在于他对贾德的移情关系（transferential relationship）。有两个细节微妙地暗示了这一点。

首先，他责备贾德，说他没有从资产阶级偏见中解放出来。尽管盖伊满口平等和友爱，但他依然认为，“某些人因其做爱的方式不同而优于其他人”。简言之，他捕获的主体是已经对之移情的主体；他之所以移情，是因为他自身存在非一致性，存在匮乏。第二，他向天真的贾德展示了移情的机制。贾德认为，他相信共产主义是真理，这种信仰来自他对历史和马克思著作的深入研究。盖伊对此答道，“你是一个共产主义者，不是因为你理解了马克思；你理解了马克思，是因为你是一个共产主义者！”也就是说，贾德理解了马克思，是因为他预设马克思是某种知识的持有者，这种知识能使人获知历史的真相。这和基督教信徒是一样的：基督教信徒相信基督，不是因为神学论证令他口服心服，相反，他对神学论证心有灵犀，是因为他已经沐浴在信仰的慈悲之中。

初看上去，情形似乎是这样的，上述两个细节告诉我们，盖伊已经处于使自己摆脱对贾德的移情的边缘（他以自己的非一致性捕获了贾德，此外甚至揭示了移情的机制），但真实的情况依然与此截然相反：上述细节只能证明，“知者迷失”（those in the know are lost），即拉康所谓的“les non dupes errent”(41)，是怎么回事。恰恰作为一个“知者”，盖伊跌进了移情的陷阱：只有在某种背景上，他对贾德的两次指责才有意义；这背景便是，他与贾德已经建立了移情性关系。这和接受精神分析的人如出一辙：精神分析师微不足道的弱点和失误，都足以令他欢乐开怀，这是因为移情已经在发挥作用。

就在盖伊皈依苏联之前，他发现自己处于某种状态之中。这种状态，这种极端紧张的状态，通过下列细节极佳地表现出来：先是贾德指责他，后是他对贾德这种指责作出回应。贾德指责盖伊，说他把事情搞得一团糟，要怪也只能怪他自己。如果他在行事时稍微谨慎一点，如果他能够遮掩他的同性恋行为，而不是不可一世、趾高气扬地到处炫耀，就不会出现讨厌的败露，不会使他走向毁灭。盖伊对此指责的回应是：“对于我这样的人来说，还有什么比彻底的放浪形骸更能掩人耳目？”当然，这正是拉康给“具有特定的人性维度的欺诈”（deception in its specifically human dimension）所下的定义。根据这一定义，我们借助于真理来欺骗大对体：在一个人人都在寻找掩藏在面具下面的真实面孔的世界里，引导别人误入歧途的最佳方式，就是戴上真理的面具（wear the mask of truth）。但是，维持面具与真理的一致（coincidence of mask and truth），是不可能的：这种一致不仅无法使我们“与同伴直接接触”，而且使得情形不堪忍受；所有的交流都是不可能的，因为通过这一披露（disclosure），我们被完全孤立起来。成功交流的必要条件是，外表与外表隐藏的背面（hidden rear）保持最小的距离。

因此，唯一的出路是遁入对超验的“另一个国家”（共产主义）的信仰，即相信存在着“另一个国家”；遁入阴谋，即成为克格勃特工。这引入了面具与真实面孔的鸿沟。在倒叙的最后一场景中，贾德和盖伊一起横过校园。这时，盖伊已经成为信徒：他的命运已经注定，即使他对此一无所知也是如此。他的导语——“如果共产主义真的存在，那不是很奇妙的事情吗？”——揭示了他的信仰。当时，他还在把这种信仰转送、转移给别人。然后我们直接步入了几十年后的流亡地莫斯科，在那里，把又老又瘸的盖伊与其祖国联系起来的仅有的快感残余（leftover of enjoyment），是对板球的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