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弹部队

《拆弹部队》有两个参照坐标。
        一是当前热映的主流电影，特别是在各电影奖中与其竞争角逐的电影。该片自上映以来已经“斩获”大大小小的奖项十余个，其中多数是影评人奖，在1月18日揭晓的金球奖中，《拆弹部队》颗粒无收，之前热炒的卡麦隆与前妻凯瑟琳·毕格罗对决也成了媒体的一厢情愿。与代表影迷趣味的各类影评人奖相比，金球奖和奥斯卡更代表了普通观众和美国电影工业内部的态度。《拆弹部队》在电影奖上受到的“优待”和“冷遇”或许表明了电影观众趣味的分化：即便是佳作也不得不“选择”观众，无法与“全盘通吃”的《阿凡达》相比。我无意于贬低《阿凡达》而抬高《拆弹部队》，只是想唤起观众对这部电影更多的关注，有时影评不得不充当义务广告的角色。
        另一个坐标是战争片，尤其是带有反思性质的战争题材电影。有国外影评人称赞《拆弹部队》是至今为止伊战题材的电影中最优秀的一部，因为同类题材的其他电影都是些平庸之作。这样的评论听起来更像讽刺而不是赞赏。于是为该片寻找合适的比较对象成了当务之急，无疑，我们想到了产生过大量优秀作品的越战电影。我按电影反思的深度将越战片分成三个等级：一种是单纯以画面的血腥和残酷来唤起人们对战争的憎恶，大量的平庸之作属于此列；稍高一个层次的是以战争中人的处境来反射意识形态的荒诞，同时讽刺现实政治，以德·帕尔玛的《越战创伤》和库布里克的《全金属外壳》为代表；更高一个层次的是刻画战争对人的心灵的扭曲，但这种心理刻画必须具有真实的厚度，比如《猎鹿人》。还有一种属于第三等级同时又超越第三等级，比如《现代启示录》，战争不仅扭曲心灵，战争也使人洞见到人之存在处境根本的虚无性，就像库尔兹上校所说的“恐惧！恐惧！”，电影的意义已不再局限于战争了。《拆弹部队》片头打了这样的字幕：“在战斗中狂飙突击往往能上瘾，强烈而且致命；因为战争就像是毒品。”电影的主要着力点也不在视觉的残酷上，而在于战争对于人的心理的影响，无疑，导演凯瑟琳·毕格罗是向反战电影的最高层次看齐的。
        
        电影的主要部分从拆弹专家威廉·詹姆斯接替牺牲的前任抵达巴格达开始。詹姆斯不像他的队友那样整天处于心惊胆战的恐惧和“今天我们幸存了”这样的祈祷状态，他更像一个不知死亡为何物的疯子。他来到之后，用于拆弹的机器人就废置了。当他跟一堆炸弹卯上时，为了更专注起见他可以把沉重的防爆衣也脱了。这位老兄似乎把拆弹这样危险的工作当成修车那么简单。而且，他明显“沉迷”于拆弹的过程，当人们都已经撤离炸弹周围，可以安全地引爆它时，詹姆斯拒绝撤离，在有可能增加队友危险的情况下继续把炸弹拆完。很肯定的是，在拆弹过程中，詹姆斯获得了一种强烈的快感。当他拆完炸弹，回到“悍马”里点上一支烟时，表情就像刚做完爱一样，疲倦而满足。复原回国后，他惶然若失，不久就在这种快感的吸引下重新回到了战场。
        
        导演凯瑟琳·毕格罗没有在电影中直接对战争做道德判断，即除少数的例外外，她没有通过战争场面的残酷来唤起观众的人道主义同情，她也没有制造戏剧性场面来讽刺美国发动战争的政治错误，当然，她更有没“站在”伊拉克的立场上以他们的观点来看待眼前这样战争。或许正是因为这部电影的“现实批判性”不强，产生了一个对它的最大误读：即认为这是一部宣扬个人英雄主义的电影，甚至认为它是美国政府的“征兵广告”。这种观点认为詹姆斯在战场上的“云中漫步”是充满英雄主义的行为，而整部电影的意图就在于让人忘记战争的恐惧，在战场上像詹姆斯一样恪尽职守地完成使命。
        
        我认为这样的解读忽视了人物心理与塑造它的环境之间的关系，更忽视了这种所谓的“英雄主义”本身的悖论性，就像国内有位电影界老前辈将《巴顿将军》解读为军国主义电影忽略了巴顿这一角色身上的矛盾性一样。
        
        片中，当詹姆斯中士拆完一车危险的炸弹后，有位长官来表示钦佩之情，并问他总共拆过多少炸弹，在短暂的谦逊之后，詹姆斯肯定的回答：“873个，长官”。为什么他记得那么清楚？因为他把拆下的引爆信管都收集起来了。拆弹不再仅仅是他的工作了，而是某种必须完成的使命，在这种使命意识下，他对拆过的炸弹如数家珍。观众甚至可以揣测，这位中士说不定还为自己定了一共要拆满多少颗炸弹的目标呢！这让我想到了本届金球奖的另一部提名电影《在云端》。乔治·克鲁尼主演的裁员专家一年有300多天坐飞机出差在外，他早已没有了家的概念，或者，他已经把飞机和机场当成了他的家。他的目标之一是要坐飞机旅行满一千万英里，成为航空公司最高级的会员，算上他历史上只有7人达到过这个记录，比上过月球的人数还要少。克鲁尼对这种飞行记录的喜悦与詹姆斯拆弹过程中的狂喜是异曲同工的。无论你认为这种追求幼稚也好，变态也好，它都是由人的生活方式和存在环境所决定的。人必须“因地制宜”地为自己存在的真实性找到依据。当人身处战场，目睹的都是无辜的杀戮和血腥的丑恶，对政治不报幻想，从家庭找不到寄托，为了避免自己沦为行尸走肉，他必须找到自己存在起码的价值和理由。于是，原本冒着生命危险不得不面对的拆弹工作成了这种价值和理由。这是荒诞的、变态的、畸形的，但这是战争从客观上塑造的，一定程度上来说是不可抗拒的。这就像鸦片一样，让人欲罢不能。重返战场前，詹姆斯对着幼子自言自语，“然后你会忘记你真正所爱的少数东西，当你长到我这么大时它们或许只是一两件东西，对于我来说，则只剩下一件了。”他最后剩下的那件东西就是拆弹了。
        
        再来说这种所谓的“英雄主义”。当一个人怀着坚定的信念，有着明确的自我意识，同时在行动中表现出超出常人的勇气和魄力，取得造福于群体的功绩时，我们说他的行为具有英雄主义。而电影中的詹姆斯呢？他或许有勇气和魄力，但他的自我意识早已变得迷离而晦涩，他重返战场前对前妻说的“他们需要更多的拆弹员”更像是一种借口而不是出于信念。更重要的是，他对拆弹的迷恋必然导致他的死亡，没有一种英雄主义是不热爱生命的，是这样急切地寻求死亡的。詹姆斯的拆弹，早已变得像《猎鹿人》中的俄罗斯轮盘一样，是一种了结生命的疯狂方式，是解脱的手段。
        
        本片很为人称道的一点是导演的场面调度极佳地营造了战争的现场感，电影院的观众跟随战场上的拆弹队员一起紧张、心跳、焦虑，最后又得到释放。电影的非情节结构也使其很有纪录片的味道。导演拍摄时，让三四架摄像机同时对着目标，从不同的机位去捕捉现场的视觉信息，然后把不同摄像机拍摄到的材料再剪辑起来。最后完成的《拆弹部队》全片没有几个镜头持续3秒以上，镜头的数量远远超过普通的电影。

     我想说的是，《拆弹部队》或许具有记录的价值，但是整部电影的美学手段不是基于摄像机的纪录性，不是为了“完整地”捕捉对象的存在，它是基于某种心理主义，基于战场上的人对战争的感受方式。用这么庞大数量的超短镜头来组成一部电影，镜头之间必然有一定的剪辑逻辑。在某些情况下，镜头模仿的是拆弹队员的目光，当詹姆斯拆弹时，其他队员必须密切注意周围环境的变化，他们的目光必须时刻变换，迅速转移。这样的镜头（目光）背后是战场上人物的心理状态。导演将这样的镜头扩大至整部电影，不仅是拆弹过程中，队员们在军营里休息时，甚至詹姆斯和卖DVD的伊拉克小孩玩足球时，用的也是这种高度变化的短镜头。这样的运用，其心理效果是惊人的。战场的紧张感已经退至其次了，这样的镜头和剪辑暗示的是人物心理的失常状态，他们无法以正常的方式完整地注视事物了，他们的注意力被迫不停地转移、分散，一切都是片段的，不连续的，他们无法对周围的存在产生整体感。这多少有点像吸食了鸦片之后的感觉。这是一个人在环境中逐渐湮灭，人的自我意识逐渐丧失的过程。全片只有两种情况是例外，一是詹姆斯回国后的几组镜头，持续时间明显变长了，然而正是这种变化，暗示了詹姆斯回到和平状态后的不适感。另一个例外是高速摄影机拍摄下的炸弹爆炸时泥石从地面涌起和狙击枪弹壳落地的慢镜头。从节奏上来说，这两个镜头具有平衡的功能，同时，它们也具有心理意义：就像人在完全丧失自我（死亡）前投向这个世界的最后一瞥。

    好的电影，要求形式和内容完全融合在一起，完美地为主题服务。我认为《拆弹部队》基本做到了这点。

————————————————————

个人公众号：加书亚在路上
正在更新印度旅行日记，欢迎关注！

《拆弹部队》这片名翻译得实在很一般：影片描写的其实是某一个EOD（军用爆炸物处理，就是这些拆弹专家）的生活；原文中的locker则指的是他们穿的防爆服——The Hurt Locker既指防爆服能够防止伤害，又隐含着这些人把受到的伤害锁在心底的意思。要翻译好它还挺不容易呢。

中文译名带来的第二个问题是，我本以为影片始终都会讲在伊拉克的美军拆弹技术兵如何应付一次次的爆炸危机，然后随之成长之类的故事。但影片一开始出现的字幕就告诉我错了：

The rush of battle is often a potent and lethal addiction, for war is a drug.
在战斗中狂飙突击往往能上瘾，强烈而且致命；因为战争就像是毒品。

这话是克里斯•赫奇斯，一个长期关注中东的自由派作家暨《纽约时报》记者说的。于是，你会看到这部关于拆弹技术兵的电影中出现了很多与拆弹无关的情节：他们偶遇几个英国佣兵，并与之一起和伊拉克狙击手对峙许久；男主角因为看到相熟的小男孩被做成了人体炸弹，于是冒着夜不归营的危险去找男孩的家人……整个故事有点独立电影的那种散漫感，导演似乎没有带着明确的主题去拍它——这就对了，因为本片是凯瑟琳•比格洛的作品，这位詹姆斯•卡梅隆的前妻以拍摄男性味道十足的动作、科幻、战争片闻名（本人倒算个美女呢，虽然已经年近60了），她的片子风格硬朗、节奏流畅，还常常带着些另类的邪典气质。本质上，凯瑟琳属于“技术派”的导演，不喜欢过多地表现思想主题，这大概也是本片未能像布莱恩•德•帕尔马的《节选修订》那样出彩的原因之一。没有多么深刻和独特的思想，凯瑟琳更愿意停留在故事本身的层面上（除了一点点不可避免的美国式人道主义味道）：一个身经百战的拆弹专家，沉迷于拆弹的惊险刺激，却又厌恶战争的丑恶无序。在技术层面或者说电影品质上，本片几乎无可挑剔：节奏张弛有度；镜头虽然是近年流行的DV风格，却无炫技之感，相当漂亮有力；配乐极少极低调，但相当切合影片气氛；剪辑干净利落，恰到好处；演员也都有上佳表现——大概因为导演的人缘或者影响力，居然请到了盖伊•皮尔斯、拉尔夫•费因斯和《迷失》里的伊万杰琳•莉莉在影片中客串了几个小角色。当然，军迷可能会对某些细节有所抱怨，但我认为这不影响对本片的评价。

影片结尾，詹姆斯没能救下被绑了炸弹的伊拉克人，当他被冲击波击倒在地上时，看到天空中放飞着一只鲜艳的风筝，安全而且自由。然而回国后没多久，他却自愿回到了伊拉克，回到了拆弹前线——因为战争就像毒品。

更正：标题的解释有误，感谢网友的指正。hurt locker应该是士兵的一个俚语，一般指战场上非常糟糕的地方或者非常艰难的一段时间。

虽然詹姆斯表现得很像一个拆弹狂人，但实际上那只是个姿态问题，当他动手拆弹的时候，他其实小心翼翼，因为无论是否穿着那身笨重的防护服，炸弹都是炸弹，必须小心对待。

其实，《拆弹部队》也是一部小心翼翼的电影，因为在伊拉克战争这个问题上，存在着一个多重的“政治正确”。凯瑟琳·毕格罗面对这个题材，实际上跟詹姆斯面对炸弹没什么两样。

《拆弹部队》一举拿下了第82届奥斯卡的六项大奖，其中还包括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原创剧本这样的重量级奖项，拿得不是没有道理。奥斯卡的评审有几千位，要赢得大多数的选票，这电影起码得能满足大多数人的口味。以《拆弹部队》的成绩单来看，它应该做到了这一点。

伊战题材的美国电影已经出了不少，我也看过几部，有新意的其实不多，大抵不出反思、战争对参战者的影响之类，虽然看的时候很热闹，但看完未免让人感到索然寡味，毕竟没出好莱坞的套路。伊战到了今天，其实已经是件麻烦事，对这场“现时战争”来说，支持者有之，反战者有之，奥巴马面对小布什留下的这个烂摊子实际上也头疼。用电影反映伊战，如果不留神，要么跌进窠臼，要么变成炸弹。所以，《拆弹部队》的小心翼翼也就可以理解。

当然，《拆弹部队》仍然是一部美国角度的电影，有论者说这是一部“美国人拍、美国人看”的电影，这不是没有道理。但细看下来，其实也不尽然。在我看来，《拆弹部队》的成功，很大程度依赖于它在题材处理上的平衡，也就是说，持不同观点的人在其中可以各取所需，所以，它也就赢得了大多数票。

伊战发展到今天，在电影里英雄化美军和妖魔化伊拉克其实都行不通。所以，詹姆斯面对的伊拉克炸弹，威胁的不仅仅是美军，也有伊拉克平民；所以，詹姆斯拆的其实不是弹，而是美国一脚踩进却不能自拔的伊拉克泥淖。所以，我很理解为什么詹姆斯最后会重返伊拉克拆弹，——道理很简单，因为毕格罗虽然小心翼翼地回避了“炸弹是怎么来的”这个问题，但她所采的毕竟还是美国角度，希望解决伊拉克现实问题的是美国之手。说穿了，拆弹狂人詹姆斯其实无非是美国的化身。

拆弹本身是个技术活儿，这不是问题。问题在于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炸弹，问题在于曾经是伊拉克人民“解放者”的美军为什么今天会成为某种不受欢迎的人。毕格罗很显然不能回答这样的问题，于是，詹姆斯只能拆弹，亦即中国古语所谓的“舍本逐末”。所以，毕格罗不惜牺牲影片的故事性而采用近乎纪录片的手法，这不能不说是她的聪明之处。

然而，这样的聪明是要付出一些代价的，虽然《拆弹部队》靠它小心翼翼的“政治正确”成了奥斯卡的大赢家，但市场却不买账，它上映以来以及获奖几周以来的那些票房榜单很说明问题。获奖、票房双丰收，看来已经不可能。由此可见，即便是老中医的偏方，也不是包治百病的。毕格罗拆了一个题材的弹，但票房的弹又出来了。她的前夫卡梅隆虽然在奥斯卡输了她一阵，但在票房上却是骑着大鸟扶摇直上九万里。看来票房这东西还是谁的鸟大谁说了算，就算拉尔夫·费因斯友情出演个小配角也不解决问题。

这是一部关于冲突和如何解决冲突的电影，但却并没有提出解决冲突的最终办法。当然，这也是《拆弹部队》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所以，它只能记录风格，只能展示没有结论的冲突，也只能让詹姆斯昂起头挺起胸奔向战场继续当他的拆弹志愿兵去面对一个新的三百六十五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