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桑德拉大桥

近来又翻出1976年的老电影《卡桑德拉大桥》，当然是上海电影译制厂的配音版。此片于1981年在国内上映，为之配音的都是丁建华、富润生这样的一时之选。作为改革开放后国人接触最早的西方商业大片之一，那是属于一代人的记忆，歌手周云蓬的散文《绿皮火车》，开头便提到此片。那时候的他应该已经目盲，如他歌曲《盲人影院》所唱：“银幕上长满了潮湿的耳朵，听黑蚁王讲一个故事。”

今天的年轻观众，应该不知道女主角索菲亚·罗兰曾经多么传奇，也很难认出男主角就是电影《哈利波特》中的邓布利多校长，也不一定清楚片中黑人牧师就是著名辛普森杀妻案的主角。没关系，这部电影本身，放到现在依旧足够“好看”。人物刻画简洁明快，演员都是实力担当，台词的幽默风趣，尤其耐人咀嚼，个人观影史上找不出第二部。它打破了我对国语配音的偏见，以前也会不时重温一些精彩片段。然而，这部 IMDb评分只有6.4的商业电影，如何在豆瓣上获得8.3的高分，成为四十年来许多观众心目中的经典之作，这有点奇怪。

一、套路与母题：一部好看的电影

电影的开场，是浓雾弥漫的雪山，白得晃眼的阳光下，镜头缓缓下移，俯瞰城市。如果不是令人不安的音乐，可能会误以为是一部瑞士风光片。数年后的恐怖电影《闪灵》，开场也有类似的意味。

瑞士日内瓦，一名逃亡时沾染了鼠疫病菌的恐怖分子，潜入开往斯德哥尔摩的国际列车。原本是美国政府秘密实验品的病菌，在车上迅速蔓延开来。随后列车被军队封锁控制，改道去波兰集中隔离，沿途不得停靠。医生发现治疗办法，患者逐渐好转，列车却依旧不被允许停下，继续驶向无法预料的未来，途中需要经过年久失修的卡桑德拉大桥……

这样的故事，颇有似曾相识之感。其创作灵感，很可能源于加缪的《鼠疫》，突发的瘟疫与封锁、组织自救的医生、古希腊的神话故事、法西斯的阴影，这些元素都与小说相似。当然，《卡桑德拉大桥》首先是一部灾难类型片，封闭的空间，有限的时间，无法停止的列车，政府的阴谋，分手的恋人，这些套路桥段，经常出现在后来的一些电影中。譬如黑泽明参与编剧的《逃亡列车》（Runaway Train, 1985），沃尔夫冈·彼得森导演的《极度恐慌》（Outbreak, 1995）。还有国产片《惊心动魄》（2003），情节模式惊人“巧合”，只不过将鼠疫换成了“非典”。

套路原本不是坏事，观众之所以愿意往套路里钻，也并非头脑简单、审美低下，而是因为套路往往符合人们的想象与期待，在熟悉中带来审美愉悦，同时也是感知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比较省力的方式。正如民间传说故事，也经常出现相似的叙事模式，称之为母题。母题折射的是人类的一些基本行为，犹如文化传统中的基因，在一代代人的记忆里不断复制与重组。太阳底下没有什么新鲜的事，不过是换了一批演员重新上演。

电影的好看，还在于导演通过很多矛盾手法制造戏剧张力。恐怖分子伸手触摸婴儿，情感上是出于怜爱，无形中却为之带去致命病菌。病菌在列车上悄无声息散播的同时，车上响起的是欢声笑语，以及乐队演唱的抒情民谣。歌名很应景，为I'm Still On My Way，其中两句歌词是：

Sometimes I’d like to know the way I’m going.

But even so I guess, oh no, I never will.

确实，将要踏上什么样的旅程，此时的他们并不知晓。

二、空间、信息与权力：无线电与工具人

电影场景主要在两个空间之间切换，一是不断行进的国际列车。旅客中有男医生，女作家，时刻不忘推销手表的老人，黑人牧师，修女，大军火商妻子，登山运动员，年轻歌手，充满好奇的小孩，等等。各色人种、年龄、职业和性情，相当于一个社会的缩影。

铁路作为工业革命的产物，加强了不同空间里人与人的联系，但同时也增加疾病这样危险因素的效率与渗透力。列车依靠固定轨道运作，其行进方式，本身也和时间一样，是单向的。对铁路的控制效率可以很高，在特殊时期，列车很容易转化为运动中的监狱。

另一个空间是日内瓦的世卫组织大楼。电影的开场与结尾，都是对这座城市的全景俯拍。都市空间有它本身的危险性，流行病就是其中之一。电影开头有对大楼的全景与特写，巨大而规整的方形建筑，窗口密密麻麻，排列得极有秩序，没有任何多余的装饰。电影中的这幢大楼并非真的世卫组织，而是国际劳工局大楼。导演选择这样形态的建筑，自然不是随意的。

福柯，图/未知

福柯认为，建筑能够反映社会统治的目的和技术（《空间、知识、权力——福柯访谈录》）。和列车类似，建筑本身也是隐喻。大楼里异常整洁的走廊，空无一人，只有皮鞋声回荡，而愈来愈响亮。上校身着礼帽、大衣，身材高大，步伐快速而稳健。上校的出场，暗示他的身份与性情。

空间是任何权力运作的基础。原本治病救人的医疗室，成了指挥列车行进的权力机关，掌控着一千多人的命运。当然，指挥室并非权力的源头。电影中除了列车和指挥室，其实还有一层隐形空间，那是更高的权力所在，只是观众看不见。隐形的上峰机关、大楼指挥室、行进的列车，三者构成自上而下的三层权力结构。

权力在三层空间之间的传递，是通过电话实现的。作为新型媒介，电话是时间与空间的入侵者，电话传递的信息是权力的一种外化形式。现代通讯技术打破了空间限制，极大地提高了权力的辐射能力。也可以说，建筑和电话，以及电影中频繁出现的武器，本质上都是权力统治的技术手段。信息不对称，本质是权力不对等。上校是通过加密电话，与上峰通信。无形最为致命，越是神秘，越显得有力。有的电影会至少会呈现电话那头的声音，像是周星驰电影《国产凌凌漆》中“这个恐龙头骨，是我们的国宝，一定要找回来！”而这里，观众连上峰的声音都听不见，只知上校的单向回答：“是的，我到现场了。这个我懂。我会处理好的。”

国产凌凌漆

而最底层的空间——列车——是封闭的，不仅人的身体不能离开，没有网络、没有手机，真实的信息也无法有效向外传递，唯一与之有联系的只有指挥室。在这里，通讯技术的限制也成为无权者获取权力的障碍，技术本身是中性的。

指挥室指挥列车的方式，也是通过无线电。登山运动员劫持军火商妻子，要求火车停下，士兵说：“这得麦肯齐上校下命令。……我没权力叫车停下”。运动员用冲锋枪打坏了无线电，于是说：“你有权力了。”也正是因为通信被破坏，切断了权力传输的途径，列车才有可能摆脱上校的控制。张伯伦医生也才得以组织旅客夺取列车控制权，实现自救。

隐形机关是上校的权力来源，因而他需要负责的对象并非列车上的乘客，而是上方的命令。所以当桥塌车毁之后，上校对上峰的汇报是：“无人幸免……这点我可以向你保证。”因为信息封锁成功，受到上峰夸奖。电影接近结尾，上校对医生是软硬兼施：“我防止了病菌扩散，还要防止人家知道它的存在，你要把这里的一切说了出去，那么，那些死了的人才真正白死了。……记住，你是大夫，非常高明的大夫。继续行医吧，你要珍惜自己。” 一方面以扭曲的逻辑来洗脑，一方面还软语威胁：且行且珍惜。

上校其实不是完全麻木的人，并非毫无内疚，所以他才会对斯其娜医生说：“大夫，我在你眼里一定是个恶魔。”斯其娜回答：“你对自己过奖了，你不过是个唯唯诺诺、承上启下的人。”根据上校的价值观，这是他的军人身份决定的，“既然当了，就得当好。”可以看出，上校内心也有纠结与痛苦的，只是这样的权力运作机制成了他自我安慰的借口。讽刺的是，片末上校离开指挥室，一步步走进黑暗中，原本听命于上校的少校马上汇报： “他刚走，女的也走了。放心，都派人监视了。” 和列车上的士兵一样，上校也只是一个“工具人”。既然是工具，就得受完全的控制，需要的时候自然也可以丢弃。

三、谎言与真相：疾病的隐喻

电影中有两个最重要的信息，推动着剧情的转折。一是瘟疫的真相，一是卡桑德拉大桥的真相。

“你应该告诉我们他怎么得这种病的，我们现在感到非常困惑。” 斯其娜医生一见上校便追问瘟疫的来源。上校并没有回答，顾左右而言他。真相是，这种高度传染性的鼠疫，源于美国政府秘密储存在世卫组织大楼里的菌株，而这违背了联合国的决议。后面上校一切行动的出发点，包括不让列车停下，都是为美国政府掩饰。

得知沾染病菌的恐怖分子登上了火车，上校想掩盖事态，“没必要引起无谓的恐慌”。斯其娜医生提出对另一个病死的尸体解剖，上校却坚持火化。上校汇报情况时，很能领会上峰指示精神，为此也颇为自得：“就像俗话说的，要做到内紧外松，表面上好像没事一样。”这时的他还很淡定。然而转眼得知大军火商妻子也在列车上，他可就坐不住了：“这事情难办了。”

疾病的现状是：没有抗血清，已经在列车上大面积扩散，早期症状像一般感冒，传染率在60%左右，死亡率百分之百……为此，上校需给旅客介绍所谓“全面情况”，只不过要“说得婉转些，安定人心”：

有个恐怖组织，在法国各地铁路干线、铁路桥梁和火车站，安放了炸弹。目前，正在对此进行调查。但是，为确保各位乘客的安全，我们决定改变行车路线。本列车不在巴赛尔和巴黎停车靠站。诸多不便，希望你们谅解。这是为了诸位安全所采取的的审慎措施。目前没有直接危险！再说一遍，对这次列车没有直接危险！如有新的情况，当随时告诉你们。谢谢。

此时军火商妻子自嘲：“想得到吗？一个世界闻名的大军火商的妻子，居然会死于暴徒的炸弹。我的丈夫会气坏了，认为这是存心怄他。”电影以这样幽默的方式凸显了现实的荒诞。

当列车被封锁，真相无法掩盖时，通知换了一套说辞：

你们都可能受到一种极危险的传染病的感染，所以必须立刻把你们转移一个隔离区去，那地方在波兰亚诺（Janov）。你们将在哪儿，经过一段时间的医疗观察，至多不超过21天。一个医疗队前来支援，……他们全体佩戴红十字标记，而且带来了各种医疗用品。你们将受到最好的护理。……以下各种安全措施要严格遵守：一，要服从现在上车的安全警察的一切命令。二、列车密封以后，凡企图强行启封者，将受到严厉制裁。重复一遍，凡企图强行启封者，将受到严厉制裁。……这些措施是为了保证大家的生命安全，祝你们旅途平安。

没有人为此前的那番说辞作任何解释。甚至在得知高浓度氧气可以消灭病菌治疗患者，上校依然不让列车停下，目的还是为了掩盖事实。从而让一整车人继续死亡之旅，无论是否染病。天灾已经停止，人祸却在加剧。

谎言与真相是这个电影的主题，除了与主线情节的鼠疫与卡桑德拉大桥相关外，还有一些支线符合这一主题。比如军火商夫人的情人，真实身份是毒贩。而黑人牧师哈里，真实身份是国际刑警。这在之前也有暗示，小女孩问他：“你不是姓Haley吗？怎么手绢上绣着个J字？”假牧师只好以“为了纪念耶稣啊”加以掩饰，并且一边说着“她真可爱”，一边嫌恶地用《圣经》把小女孩吹的泡泡扇开。

一些琐碎的细节，看似只是增加电影趣味，其实也与真假这个主题相一致。张伯伦医生为了怕前妻发现自己在同一趟车上，修改自己房间门卡上的姓名。詹妮弗做填字游戏，张伯伦说的单词是“humerus（肱骨）”，詹妮弗却听成了“humorous（幽默的）”。詹妮弗写的张伯伦医生的传记，内容也是真真假假。对于两人的感情，张伯伦感慨：“我们俩毛病就在这，老是真正假假的，就连真的也当成假的了。”

甚至一切更微小的细节，比如故事前半段年轻情侣问：“列车员，巴塞尔什么时候到？”对方纠正“我是报务员”。故事后半段，张伯伦医生问“哈里”：“是警察（Officer）？”对方也特意纠正“是警长（Inspector）”。类似的重复，显然是导演有意。

最后珍妮弗向张伯伦坦言，关于他的故事自己写得不真实。卖表的老人向列车员承认，自己每一副牌都在搞鬼。假装喜欢小女孩的假牧师，最后为小女孩挡了子弹。伪装成毒贩的登山运动员，用生命完成了自我救赎。只是有的谎言还可以补救，有的错误可就永远无法挽回了。最终卡桑德拉大桥倒塌，河面上飘满了浮尸，之前一直想要掩饰的病菌，可能继续在空气中飘荡。

《鼠疫》中，在最初想要逃离赫兰城的朗贝尔看来，不顾性命救治病患的里厄医生能为某种理念而死，是一种英雄主义，而医生却回答：“这一切里面并不存在英雄主义。这是诚实问题。这个概念可能会引人发笑，但与鼠疫斗争的惟一方式只能是诚实。”

加缪，图/布列松

有人曾经说过：“我相信说出真实总是有意义的，在所有的环境中。”真实本身是有力量的，尤其是在谎言笼罩的环境里，能够让无权者也拥有权力。当然，医生的力量还在于其特殊身份的加持，及患者对其依附性的特殊关系，具有更大的支配性力量。在福柯看来，医生也属于支配性政治结构的成员，权力可以经由医生传递。和技术一样，权力原本也是中性的。

四、神话与现实：卡桑德拉的预言

卡桑德拉大桥的安全性问题是继瘟疫之后第二个冲突点，而且比瘟疫更具冲击性，也是片名的由来。电影原名The Cassandra Crossing。Cassandra源于特洛伊城公主的名字。在古希腊传说里，卡桑德拉具有预知未来的能力，但由于受到阿波罗的诅咒，她的预言注定无人相信。卡桑德拉不仅不被相信，反而受到嘲讽，因此她孤独而悲伤。她预见到了特洛伊的毁灭，含泪请求人们相信她，却无人理睬。随着特洛伊的陷落，自己也被掳到迈锡尼，死于非命。卡桑德拉因此成了厄运式预言的代名词。

卡桑德拉公主，图/伊夫林·德·摩根

波兰确实有座卡桑德拉大桥，二战后废弃不用。不过电影中的这座桥是法国的嘎拉比特高架桥（Viaduc de Garabit），其设计师的另一个作品是埃菲尔铁塔。电影中的预言是大桥会塌。对于这个预言，不同人有不同反应。有珍妮弗这样深深恐惧的，也有列车员这样抱着侥幸心理的：“哪有这么巧，偏偏这次会塌桥翻车？”列车员长期待在列车上，他本身也似乎成了列车的一部分。

当张伯伦医生向上校提出“卡桑德拉大桥，不安全”，证据是“有个列车员、有个旅客经过过”。因为张伯伦掌握了信息，所以作为武器向权力机关发起质疑。信息不对等被打破，上校感受到了挑战，所以解释说：“我们用电子计算机，和派人检查过这桥的载重量，数据就在我面前。波兰政府在最近这两年里头，修这桥的钱，比他们原先造这桥的钱要多得多！”信息源的较量，也是权力的较量。这样看来，之前的预言便是谣言。当然，真实情况如何，上校心里是清楚的，否则也不用在斯其娜医生面前刻意遮掩。他自己之前也曾向上级汇报：“你要知道这些载重数据，你也会感到严重关切的。”

这让我想起王小波的《花剌子模信使问题》，开头是：

据野史记载，中亚古国花剌子模有一古怪的风俗，凡是给君王带来好消息的信使，就会得到提升，给君王带来坏消息的人则会被送去喂老虎。……敏锐的读者马上就能发现，花剌子模的君王有一种近似天真的品性，以为奖励带来好消息的人，就能鼓励好消息的到来，处死带来坏消息的人，就能根绝坏消息。

所有的文化人都是信使，王小波实际上是谈知识分子品格，谈知识分子与真理、权力话语之间的关系问题。王小波当年和李银河发现中国存在着广泛的同性恋人群，以及同性恋文化，就报道出来，结果不但自己倒霉，还连累一家社会学专业刊物受警告。王小波继续说：“对于学者来说，研究的结论会不会累及自身，是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这主要取决于在学者周围有没有花剌子模君王类的人。”鲁迅写的《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说的也是这个问题。

五、过去与未来：时代的精神焦虑

这部电影是英国、意大利和西德合拍的。列车从中立国瑞士出发，原本开往同为中立国的瑞典，改道波兰，也不是偶然。波兰是华沙条约国的成员，与苏联亲近。冷战的阴影，如同病菌一样弥漫着。

听说列车要去波兰，卖表的犹太老人大惊：“波兰？我从那儿逃出来的。”之后便陷入了沉默。老人偷偷逃下列车，手臂被子弹打伤之后，又被扔回车上。看到波兰地图，老人变得失去理智，哭喊：“我不去！不，不，不去！我不要去！”老人并不只是担心大桥安全问题，而是对回到波兰怀着极度恐惧。这很容易联想起历史，老人应该是从波兰的集中营里逃出来的，不堪回首的过去是他一生的阴影。而这一次，这一车人又要被送去波兰隔离。《鼠疫》开篇，加缪引用英国作家笛福的话：“用别样的监禁生活再现某种监禁生活，与用不存在的事表现真事同等合理。”（刘方译）1665年伦敦大疫，笛福写过一部《瘟疫年纪事》。恐惧是会传染的，最先感染的是作家詹妮弗，车窗边她痛苦得身体蜷曲，而背景是士兵正在封锁车窗，电焊喷射的火花，如同烟花一般绚烂美丽。

犹太老人的精神世界彻底崩塌，喃喃道：“天命不可违。这一切都是上帝的意志。”“上帝要我回亚诺，回集中营，我妻子、我孩子，他们都死在那儿。上帝也要我死在那儿。”好像阿赫兰城里帕纳鲁神甫所宣称的：“我的兄弟们，你们身处灾难之中，我的兄弟们，你们这是罪有应得。”（《鼠疫》，刘方译）不过后面帕纳鲁神甫也加入到救治病患的行列中。犹太老人原本是片中最幽默多话的角色，却变得沉默呆滞，最后为救旅客而自杀。

片名“大桥”英文用的是crossing，而非bridge。Crossing有十字路口之意，也有些宗教意味，片中也有不少宗教元素与宿命色彩。十字路口意味着选择，对上校来说，这是人性的叉道，对老人来说，这是历史的路口。卡桑德拉大桥二战之后废弃，已经近三十年没有车经过，现在列车却还要重走这条老路。这辆无法停止的列车，像历史一样，向着无从知晓的未来前进。是否会回到过去的阴影里，未来是否会脱轨，是很多乘客心底的忧虑。正如列车员感慨：“往后这车上的人，日子会更不好过了。”

中途封锁列车的地点是纽伦堡，二战后审判纳粹德国战俘的地方。说到历史审判，1960年以色列抓捕了纳粹党卫军阿道夫·艾希曼，他的工作室将犹太人运往集中营。艾希曼在耶路撒冷接受审判，汉娜·阿伦特曾去现场进行报道。出乎阿伦特意料的是，艾希曼相貌平常，骨子里既非充满仇恨，也不癫狂，而只是一个麻木平庸的人。令人大吃一惊的是，艾希曼提到他曾读过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宣称自己是遵从康德的道德律，尤其按照康德关于义务概念行事。他还以自己不再是“自己行为的主人”，不能“改变任何事”来自我安慰。艾希曼的辩护称，他只是纳粹机器上的小齿轮，只是起到传动的作用。

电影中张伯伦医生训斥控制列车的士兵：“你又不是麦肯齐的机器人！”虽然事关千把人的死活，对方却还是重复着“我没有权力”。这些执行命令的工具人，其思维逻辑与艾希曼如出一辙。阿伦特指出：“把个人变成行驶职能者和统治机器上赤裸裸的齿轮从而对其去人格化，是极权统治机器的本质，大概也是每一套官僚制度的天性。” （《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份关于平庸的恶的报告》，安尼译）

法国思想家巴斯咯认为，人有别于动物的伟大之处，“在于知道自己会死”。平时，人们可以有意无意地去忽略这个事实。但是瘟疫到来，我们不得不直面死亡，让人感到死亡是一件太轻而易举的事。《鼠疫》中塔鲁宣称：“人人身上都潜伏着鼠疫，因为，没有人，是的，世界上没有任何人能免受其害。”无论是鼠疫患者，还是非鼠疫患者，在这一环境中所有人都显得很疲惫。在鼠疫的汪洋大海中，并没有岛屿。

《鼠疫》显而易见的是映射纳粹的肆虐，然而这部作品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它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面对世界的荒诞，我们应该怎么做？

加缪的回答是“反抗”，反抗荒诞，反抗恶。《卡桑德拉大桥》作为商业片，有一个相对光明的结局。因为旅客们共同反抗，还是有多人活下来，带着一定程度的真相。甚至幸存者也可以在这场瘟疫与战斗中，重新找到了人生的意义与价值。然而，这个光明的尾巴就像夏瑜坟头的花环，可能只是“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呐喊》自序）不过，即使像推石头上山的西西弗那样，看不到任何改变的希望，加缪依然认为：“他爬上山顶的斗争本身就足以使一个人心里感到充实。应该认为，西西弗是幸福的。”（《西西弗的神话》，杜小真译）

西西弗斯，图/未知

习惯于绝望比绝望本身还要糟糕。在瘟疫中，一个人能够赢得认识和记忆，已经很宝贵。《鼠疫》是这样结尾的：

据医书所载，鼠疫杆菌永远不会死绝，也不会消失，它们能在家具、衣被中存活几十年；在房间、地窖、旅行箱、手帕和废纸里耐心等待。也许有一天，鼠疫会再度唤醒它的鼠群，让它们葬身于某座幸福的城市，使人们再罹祸患，重新吸取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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枣树上的猫头鹰

有感于近期肆行的肺炎疫情，正月初四的下午在家里重温了一部上个世纪的译制片《卡桑德拉大桥》。

一位恐怖分子由于误闯了美国在日内瓦总部的生物实验室而感染了肺鼠疫病毒，遭遇追捕的他逃到了一辆驶向斯德哥尔摩的列车上。病毒极易传染，列车上却无人知晓，故事的高潮由此展开。有关部门追查到这位携带病毒的恐怖分子在列车上后，考虑再三，做出了封闭整辆列车并让该列车改道驶向年迈失修的卡桑德拉大桥自我毁灭的决定。结果，车辆上的一位知名医生在他作家前妻和一名犹太手表商人的帮助下，发觉了相关部门的意图，并拼命抗争。最终在列车马上到达卡桑德拉大桥前，成功使得车厢脱钩，自己和一部分人员幸免遇难。更Happy ending的是，肺鼠疫的病毒经过空气里氧气的传播也终于消解。

这部1976年的电影放在今天仍有着极大的现实意义。尤其是在时下，源起武汉的新型肺炎正在神州大地肆虐。截止1月29日，全国已确诊感染6014列，死亡132例。各地封城封地，谈疫色变，原本正当喧闹的新春佳节一片寂灭。

极为巧合的是，电影里的病毒是肺鼠疫，起源于实验室里的老鼠；而现实中新型肺炎的起源却极大可能是面部形貌和老鼠酷似的蝙蝠。该电影的编剧也许怎么也想不到，四十多年后的世界，神奇的新新人类们感染病毒的方式，竟比误闯实验室里被感染还要无稽。蝙蝠刺身究竟味道如何？这得吃了才知道。

现实总是比电影还要玄幻。电影里的病毒是在封闭的列车上随列车轰轰前行；而在现实世界中，500万疫区人口却在一场叫做春运的人口大迁徙中被送往全国各地。感染的，未感染的；武汉的，湖北的；本地的，外地的；一时间，一团乱。再牛的导演和编剧恐怕也不敢写这样的剧情，如何继续？怎样收场？谁也不知道。

看电影时，弹幕很有意思。很多人发言，觉得把列车全部封闭，武装人员携枪进场维持秩序的做法过于冷酷。而在现实里，“武汉”这两个字忽然就成了这个新春最让人恐怖的字眼。人们看到鄂A的车牌犹如看虎色变，大呼救命；碰到武汉人更是恨不得马上躲到地底下，心底还”呸呸“两声，真不吉利。这个时候，估计大家在看电影里那个所谓的大反派，即下命令让火车通向绝命大桥的军官，也没那么面目可憎了，似乎还有一点那么可爱。可千万别让疫情传出来...火车坠毁？先别管了，毁就毁吧，别传染出来就行。当然了，我们可不是那么心狠的人，在网上喊两句"武汉加油”吧！

这样的行为当然无可指摘，毕竟人人都有追求健康不被感染的基本要求。疫区的人在不知自身感染与否的情况下四处走动，不管从道德上还是从实际影响上看，也都是极为危险的。但真实的问题是，这些都是500万疫区人口被送到全国之后的结果而已，现实中这辆列车的大门究竟又是如何打开的？

丹麦哲学家克尔凯郭尔曾讲述过一个小故事：他说在丹麦剧院曾有个小丑，当轮到小丑表演时，后台突然起火。小丑气喘吁吁地上了台，告诉下面的观众，后面起了火，大家赶紧逃命。观众哈哈大笑，小丑急了，再次警告，观众更是肆无忌惮，连连夸奖小丑的表演出色。小丑越着急解释，大家越觉得小丑可笑。哲学家最后说道：这个世界都要在这样的笑声中毁灭。

如今，回过头来看，不知大家能否回想起当我们在最最开始听到武汉肺炎时一齐发出的这种刺耳的笑声。更为讽刺的是，那“8位喊着着火了的小丑”却真的被当做了传播谣言的小丑，还接受了处罚。

电影里，这辆列车驶向卡桑德拉大桥，却终因氧气的传播和主角的抗争而得救；而在现实中，本来是地方性的疫情却因无法传播的呼声而被忽视，最终演变成了全国性的灾难。紧接着，犹如潘多拉的魔盒：歧视被打开，恐惧被打开，本不能被考验的人性又不得不被挑选，被忽略，被牺牲。

现在，我们都上了列车。它的终点又会是哪里？

卡桑德拉大桥？OH,NO......

让氧气自由传播吧，也许未到卡桑德拉，我们都能得到治愈。

用生命对抗政治的权谋，比釜山行更引人深思。有的人为了更多人的自由和安全而牺牲自己，毒贩和警察在这场抗争中居然达成了共识。回忆集中营的岁月，心灰意冷的卡普兰灵魂充满痛苦，再往前走即使一步也与死无异，不如献出已无可恋的身躯为他人提供生还的机会。爱情永远与灾难同行，真真假假的情感终于经住了生命消逝的威胁，一段直达生命底部的爱与欲浴火重生。最讽刺的自然是结局那个画面外的电话，上校为了服从组织的命令枉送乘客性命后还能有所不忍，然后他却不知自己自从介入该事件以后就同时也进入了一个不被信任的序列，与无意识的乘客，救病治人的医生，在政治面前又是殊途同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