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马特我爱你

4星半。

当前的主流社会对杀马特充斥着不理解，很难容得下此种“异类”的声音。

影片让我对这个亚文化少数群体有了更加深刻的了解，之前我确实是对其有一定的误解，也再次提醒我尊重与理解他人的不同与喜好。算是一个不错的的纪录片视角，毕竟在某种程度上，所谓的非主流杀马特也是一种相当独特且重要的文化，尽管有别于美国的朋克文化，但二者同样都象征着反抗与独立的精神。这些杀马特如同孤独又敏感的刺猬一般，渴望被关注又害怕被欺凌，用毛发武装起自己。各类杀马特家族，给我一种组成了“工会”与“教会”的感觉，充当着精神支柱的作用，在精神家园里互相帮助。作为一个时代的缩影，杀马特兴起与衰退的历程，值得我们去探究滋生该文化的社会土壤，就像之前看的三和大神那般，也可以直接反映出社会底层工人的社会现状。

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这些年，离不开影片里所展示的这些“血汗工厂”，大批年轻人血淋淋的青春在其中一览无余。社会被分层，如今国内的贫富与城乡差距确实也是越来越大了，在城市化进程中，教育与留守儿童的问题也依旧很难得到解决。许多人被抹杀了自由与个性，被异化成工具进行着剥削，在工厂里不间断麻木工作的场景，甚至连上厕所都被监督着，这亦如上世纪卓别林《摩登时代》影片里的画面。虽然我童年一直都过得比较愉快，但是我爸妈也是比较早就没有读书出来打工了，也听过他们当年打工的一些事，确实是蛮辛苦的。

发型就像一种名片与标志，十分自然地将这些有相同特性的“同类”吸引聚集在一起，进而产生出群体归属感。

世间最廉价与最珍贵的事物莫过于自由，保留这份身份的象征，这也是杀马特最后的尊严与倔强了。

除杀马特外，最近几年亚文化中的消费主义也越来越多地被人所谈及，也是一股特别的社会思潮。

最后好喜欢罗福兴的这句话：“审美的自由是一切自由的起点”。对于各类事物所谓的美丑好坏，我向来也是喜欢怎么样，就怎么来。

ps：他们的发量好惊人啊，我个人是属于比较容易掉发的那类。

喜欢导演的态度，他一定是个很温柔的人。念过一些书的人，面对这个群体，会去扯「资本主义」、「城乡差距」、「剥削」、「异化」之类的东西，再以此来建构素材，甚至引导受访者。这其实是一种不自知的无情，更像是在研究解剖青蛙、按照课本上所写去一刀一刀割它一样。理论也许会让你更聪明一点，但更多时候你会变得冷血，失去自己的敏感。身体是最准确的，头脑反而会骗人。

导演的策略很简单，就是尽可能地使他们放松，然后让他们尽情说出自己的故事。这些故事本身就很精彩，当然也很伤感。你会发现，他们说到激动处时，眼睛里是有光的，而那个光和你我的光是没分别的。那个光让我想到了很多，譬如《上阿甲》里面，那个甚至没有身份证的小男生，得知tfboys还在上学，于是羡慕地说了一句「哇，还在上学就可以当明星」，然后用手机外放了「青春修炼手册」，对着眼前的山谷，逆着光，开始自顾自地跳舞。他说那句话的时候，全然没有城市社会里常见的那种嫉妒和刻薄，就只是真正的开心，为远方的他根本不认识的tfboys感到神奇和开心。

讲回杀马特。我的小学同学们也有很多是这样的人，他们中考时还在打架，然后直接被抓进了派出所。美国电影里，屁孩们处理青春期问题，要么搞破坏，要么就是到处喝酒打炮。杀马特们不可能做这些，因为他们没钱，所以只能改造自己的身体，让自己回归到动物的状态，如同孔雀的开屏一样，靠艳丽来夺取目光。我觉得这是很浪漫的事，同时也很伤感，因为他们的头发和装备，都是一眼就能看出有多劣质的那种，这意味着，他们处于这个商品建构起来的社会的最底端。但如他们所说，「我们开心就好」。他们是很有勇气的，比我们这些做题家都更有勇气。考试又考试，是沿着一条既定的路往前走而已，他们从工厂出来，什么钱也没有，就顶着一个头发，到处去流浪，甚至饿晕在路上。这是没有被改造的人们，一无所有时所做的奋力一击。我很羡慕这种潇洒。

里面有一个很漂亮的女生，她13岁就出来打工。她说，她知道自己的杀马特的头发特别奇怪，但她只是想要有人关心她而已，因为在工厂的流水线上，她感到太孤单了。她说，顶着奇怪的头发走在街上，如果有个大哥哥过来跟她说，你搞这个头发好丑噢，她都会觉得温暖，因为她感到自己被关心了。最后，她说最近杀马特直播不太挣钱了，所以她想要白天去打工，晚上再直播，两份钱，「挺好的」。「挺好的」之前她顿了一下，然后有点不好意思地笑了一笑。我确认了三遍，那个笑容跟《四月物语》里松隆子的笑容没有两样。然后导演拍了她直播的画面，随着那首著名的《凤舞九天》像拖拉机的声音一样响起，她开始对着一台巴掌大的屏幕跳起舞。她使劲扭动自己的身体，似乎真的很想把快乐传递出去。在那个瞬间，我只能承认，她就像天使一样。

很久没看到像李一凡导演的纪录片《杀马特，我爱你》（香港中文大学文化和宗教研究系组织的线上放映）这么清晰呈现一个个鲜活生命的作品了。像导演所说的，这并不是一个对中国杀马特的总体研究，而是由不多的杀马特（他们采访到了67位）来讲述ta们所经历的90后从留守儿童到成为农民工的个人历史。李一凡在朋友满宇的介绍下认识了“杀马特”家族的创始人罗福兴、又请罗福兴介绍了曾有过杀马特经历的青年人，请他们在镜头前讲述自己的经历。

这个纪录片由不同的杀马特的自述组成，有非常多的征集的手机素材（三个竖屏拼成横屏的版式很像前一阵子快手素材剪辑出来的抗疫纪录片），但核心逻辑很清晰：看起来是回答“为什么要杀马特”，实则在讲述“我们是谁”。这些个体组成的群像，讲述了不同段落的生活——在工厂的加班，在城市中的挫折，寻找自我和自我组织，与其他杀马特的友谊，所受的歧视，13年时主流文化对杀马特的污名和现在的生活。但其实不需要太多时间，观众就会意识到杀马特的分类和视觉创造并不是本片重点，重要的是成为杀马特的需求来自他们所处的生产关系中的位置，这群早早出来打工、生活极度贫乏的年轻人，他们想要逃离的是被老板克扣工资、被流水线异化、在城市里总被骗钱、不被家长理解的那个绝望的自己，他们想要成为一个有个性、有认同、有朋友、被关注的快乐的自己。为了让自己有动力活下去，他们选择了成为杀马特，选择用杀马特作为人群中看见彼此的标记，找到对方、找到朋友和恋人、找到让自己温暖的地方。

采访里有一个人说，工厂是一条通道，杀马特是另一条上升的通道。你可以成为杀马特家族中的“贵族”，虽然那是虚幻的，但快乐是真实的。“工厂里的职位就算空了，也是留给大学生研究生的，并不是说留给你们这种从农村出来的，所以我们不如干脆选择另外一条通道。但我觉得这是快乐的东西。人，这快乐的话，我觉得是一样的。”

李一凡分享的自己在创作中视角的转变对于研究者、创作者很有启发，他的预设是杀马特是类似朋克的文化反抗（和刘伟伟的采访里他谈得更详细），在驴唇不对马嘴地和罗福兴交流了很久之后、在搬去东莞石排镇住了一阵子之后，他发现杀马特根本不是自己想象的那样。如果一开始是视觉文化的预设，后面其实是转到了社会政治经济学，把研究对象从视觉形象的文化分析转向了对人的理解，认识杀马特到底是“谁”，是什么样的人、怎样生活着。他也提到这个过程里很重要的是双方可以理解彼此的话语，能用对方的语言沟通。我也蛮佩服他没有面对在跨越阶层、文化、种族的研究里常会出现的自我怀疑。在伦敦常常看到自由主义话语特别是因为black lives matter的波及下，主流对“文化挪用”和“为庶民代言”（can the subaltern speak）的自我审查，其实遏制了人们去表达对与自己不同的人的理解、去想象人和人之间丰富多样的关系。

但现实里，主流与杀马特、非主流之间的关系常常是侧目、排斥甚至是绞杀，像中世纪对女巫的围猎。去年李一凡在广东时代美术馆有个展，邀请了罗福兴和他的一个朋友去广州。但是这两位不坐高铁、非要坐顺风车，到了广州也不坐地铁，就要坐土摩托去美术馆。并不是生活习惯，或者是“习俗”或“文化”，而是因为每次坐高铁和过有安检的地铁，他们都很有可能会被盘问，久而久之，他们便绕开了这些选项，选择那些不让自己受辱的空间。其实被污名化之后，杀马特一直在躲。片子里介绍了杀马特从2006/07年到2012年的蓬勃，到2013年突然被主流发现后，杀马特的QQ群、QQ空间、开的游戏房间都被谩骂充斥，走在街上也会被打。他们删掉了照片、不再玩游戏。“我们只是想要一个自己的空间”，不，不行的。

片子里我印象最深的一段话来自一位去学了美容的姑娘，她现在头发乌黑、妆容温柔，很难想象她曾经的样子。她动情地说自己结婚的时候，一定要再扮成杀马特：“两套婚纱照，必须要有一个杀马特的造型，就是我小女孩的样子，要珍藏起来回忆很多年。”

还没有一部纪录片可以像《杀马特我爱你》让我这么感动，以致于看到中间，我不自觉地拿起手机拼命的记笔记，生怕遗漏掉其中每一段杀马特充满力量的表达，那些关于自由、关于快乐、关于压迫的生命哲学表达。我此处所记下的，只是现场短暂能够记下的关键词汇集，而杀马特在影片中的生命哲学依旧远远无法表达完整，值得多次回味。导演的访谈说，“至少这部片子不是杀马特史，而是杀马特们讲述自己的个人史”，这是一部当代的中国工人史。

我反思是什么令我如此感动，两个很重要的点。一个是，杀马特的独立主体表达。工人的独立表达到底是什么？这个相当政治正确的东西，我们其实根本不懂——那是一种有自尊、自由、快乐的表达。纪录片中每个杀马特工友眉宇之间不自觉表现出来的自信，无不令人动容。工人的力量并非来自于同情和关注，杀马特的魅力亦并非来自于他她们所展现的非主流，而是共同体下形成的“反抗/绕避”固有规训形成的自尊自信（dignity）。这是我一直在寻找和期待的，来自成长中工人阶级自我赋权下的某种魅力呈现。

另一个点是，每一个工人都是天生的哲学家。十年的劳工参与历程让我一直坚信此理，但我比以往任何一刻都深刻认同这一个结论。主流社会一直都在去权贬低化、边缘化、甚至污名化底层劳动者，用一种来自知识分子、来自有钱阶层的视角在评价、“安排”底层者的生命，我们（是的，是我们）无法理解他她们生命的历史——劳动者只是作为一个配角参与社会的发展，永远只能是配角。杀马特明白这个道理，他她们的生命经历——一个关于压迫与自由、饥饿与快乐的重复故事，甚至比其发型更不出众，承载了整个社会变迁的代价。杀马特的生活，都在显露这个时代最为荒谬的边缘现实：被排挤的非主流和被钉死的边缘人。

杀马特是自由的，是快乐的，也是压迫的。

用杀马特表达的自由和快乐

“出来，就只有一个选择——就是进厂。没有其他选择，那就很无聊的，所以要给自己其他选择。头发就是另一个选择。”

这是杀马特式的自由。杀马特(SMART)创始人罗福兴在他的公众号和抖音都写着“审美的自由是一切自由的起点”，当然，杀马特的自由非审美之简单，但却足以显露自由渴望之卑微，它是起点，却也是在被侵蚀的最后一块自留地——头发（但也没能保住）。

影片中点出了一个很重要的信息，我们所知晓、听闻的所有关于杀马特的文化，都是来自于中西部农村的打工者，这一群从十二三四岁就开始来到珠三角地区打工的芸芸众生，既是城市最大的建设者，却也是“非主流者”。用罗福兴在片中的话说，“我走在路上，很少抬头看一栋楼”，他她们自认也不可能成为城市的一份子，楼啊、房啊都不属于他她们，又何必关注它有多高又多好看？

城市并不能给他她们带来任何的安全感。工厂是没有自由的，稚幼的身体过早的被资本主义的生产机器控制，无论大厂小厂，记件式的赶工游戏、流水线上的手忙眼乱，十二小时甚至更长工时的轮轴转，早已令生活失去了控制。赚钱原来就是这么回事，一种不成比例的交换，而且没有任何的余地可以撤回。唯有的自由，是如何安排每个月可能仅有的一到四天的喘息间隙。这不是安全感，是一种失控感。

纪录片中杀马特最常讲的一个词，是“自由”，这个“自由”有太多层的含义。他她们希望得到关注，抵御心中的孤独。从来不会有人注意到他她们的存在，头发让他她们至少感觉自己像个人，而非生产线上、城市边缘的行尸走肉。他她们希望有更多的勇气和自信，“融入（习惯）”不安全的世界。“玩了一段杀马特后，很多事情都敢（做）了”，独特的杀马特非主流风格，刻板的“坏人”形象，让杀马特拥有了跳脱原有规训桎梏的可能性，可以重新获得一个新的“不一样的自己”，一个对自己重新拥有掌控——“自由”的感觉。片中工友说，“（来到城市）心里怕，但杀马特表现就是很坏的特质，坏人的话就没人敢欺负了”，“感觉自己全身都不一样了，感觉会颤抖、很快乐。”“玩杀马特的时候，我都认不得我自己了”，杀马特让他她们找回在工厂、城市生活中本被扑灭的自信。

他她们也渴望找到惺惺相惜的同路人，一种在异化的资本生产中从不曾拥有的归属感。溜冰场、石排公园的公共空间承载了他她们关于快乐和自由的全部，即便加班到很晚很累，休息的时候还是渴望去公园走一下，家族在哪，家就在哪里。“我们是（同）一种人，别人都觉得我们不正常，但我们还能坚持下去，我们就很像一个家”，“同为杀马特，我觉得我们有共同的语言、有相近的性格，像同类一样，齐心协力。每个礼拜都想着星期天，每天都在想（出去跟家族一起玩）”。在工厂生活中，他她们经历过悲伤、痛苦，甚至绝望、自残，但杀马特家族自组织带来的归属感，却可能是他她们生活的希望。

在外界眼里，他她们是如此的非主流。但是实质上，即便他她们不走杀马特风格，他她们已然被严密地排挤在整个主流社会之外。在主流文化/价值实践中，最为吊诡的是，在经济和政治地位上排挤和边缘化打工者的同时，却仍专断式强制他她们顺从主流的文化符号。杀马特灵魂中的自由，与其说是对主流审美的挑战，不如说是一种对规训的社会生产压迫的文化反抗，也是打工者的一个解放实践。

杀马特背后的压迫——被迫剪掉的杀马特

“金钱和快乐，对于我们这样的工人而言，只能选择一个；杀马特的人，可能只能追求杀马特，其他房啊车啊追求不了。”

杀马特有得选择吗？其实没有得选择，选择不是他她们的权利，就像他她们没有拥有自由的权利一样。

资本社会从不吝于剥夺劳动者任何自由的可能性，阶层流动都是虚假的大话，维持底层高效性重复运转才是最终目的。“我在工厂里面，干十几年，一直都是普工，没有上升的机会。但是玩杀马特，我至少有上升的机会，比如杀马特贵族，至少能让我快乐。”杀马特反而成了资本文化下的一个叛逆者，对固化的分配不均隐性嘲讽和消极反抗。

但，玩杀马特的工人最终都必须面临一个问题，“要保留头发还是要进厂赚钱”？东莞石排、汕头澄海成为诸多杀马特的聚集地，核心的原因是两地制造业多以小作坊/小工厂的形式存在；此类工厂对工人的形貌要求不高，在旺季赶货期来者不拒，给予杀马特家族一定的生存空间。可是，她们终究还是要面临选择——规训作为资本生产的核心秘密，是不会轻易放弃的。

为了保留自己仅有的“自由”，找不到愿意收的工厂，杀马特只能转向劳务派遣的公司，或者接纳更低的待遇。原本的小作坊/小工厂已是相当不正规，不签合同或者不缴五险一金、不依法核算加班费，都可能是常态；但在可能的“自由”选择面前，却不得不接受更低更恶劣的待遇，甚至流落街头。“（讨来的）十个馒头两人分了，度过了五天。”又想玩杀马特，又没钱怎么办？那就再坚持几天…

“第一次把自己长发剪掉，心里特别苦，感觉把自己的尊严丢了；特别痛苦，感觉（杀马特）已经成为我身体的一部分。”在工厂老板眼里，杀马特不是听话的员工；在社会眼里，杀马特不是什么好人；但在杀马特自己眼里，这是尊严，是做自己，但很遗憾，进厂的杀马特没有得选择。

杀马特的热潮在2013年之后，堕入沉寂，甚至不太再敢于公众露面。这都源于从那开始持续至今的针对杀马特文化的黑化和攻击，内部攻陷杀马特的贴吧和qq群，彻底令杀马特社群撕裂瓦解。可是，今日再往前回溯，从枯燥、无价值（devalued）的工厂社群中诞生的杀马特非主流文化，扼杀它的并非单一的网络暴力，而是背后整个新自由主义的文化霸权——如前所述的，工人只被允许成为被排挤的非主流和被钉死的边缘人。杀马特文化背后的自组织社群和关于自由的哲学，都在挑战既成的工厂生产霸权的存在，质疑效率至上的真理。即便这种反抗是卑微的、是被动的，但精神却是高贵的，而非低俗小丑。

“有时候是小丑 ，但是我们心里开心就好”。杀马特并不是，真正的小丑已经说服我们认同它们的“主流位置”。

附后：导演李一凡的访谈非常动人和真诚，感谢带来的这些触动，推荐细品：《李一凡访谈：杀马特我爱你》

昨晚在青书馆和大家一起看期待了好久的《杀马特我爱你》，看完听大家的评论以及看豆瓣短评，想简要说一点不成熟的想法。

一、共情？平视？

想看这部片子源自友邻的评论“工人是天生的哲学家”，之后李一凡在一席的演讲深深触动了我，他提到在和杀马特们接触之后才发现自己原来从来不懂杀马特，“不待在工厂区你是绝对体会不到工人的那种疲劳和贫乏的”，在片中导演也把这种平视与理解完成得非常好，比如从“杀马特”的打工经历入手，谈到他们的整个生命体验，杀马特自己关于杀马特亚文化和资本血腥残酷剥削的想法，没有外人说话，让杀马特自己讲自己的故事，因为杀马特是天生的哲学家。

事后我看豆瓣短评区，第二条评论“都是亚逼谁瞧不起谁呢，存在主义的苦都一样。”这条把本来还蛮感动的我直接搞萎了，导演试图建立的平视的态度在这种表面上的“平视”下直接烂掉了，居然还有两百多赞，可见这么想的人不在少数。

我们与杀马特当然是能够共情的，他们进入一个陌生城市的惶惑不安总让我们想起自己的一些生命体验，如果不能共情的话，我们也很难会想到努力改变这些假的丑的恶的东西。但我们又可以说完全不能共情，我们必须意识到杀马特有自己独特的生命体验，她们在说“她们”的故事，不是我们这些坐在青书馆里玩着手机，享受着高等教育的小知识分子的故事，这里面是有杀马特的主体性的，只有意识到杀马特作为一个跟我们不一样的，有自己独特的生命体验的人的存在，导演“平视”的目的才能达到。

而这条短评实际上粗暴地将杀马特视作亚逼，并且说认为她们和我们一样，我想还真不一样，这种想法实际上剪裁了杀马特生命中那些她们真正想说出来的部分，那些血淋淋的工厂，吃人的流水线，留守家庭的孤独，以及为了让自己看起来更凶而做的头发，这些独特的东西是不能够和我们的生命体验贴合的，这也就是为什么要让“杀马特”讲自己的故事，把这一切归结为“存在主义的苦”，你将心比心问问杀马特们，她们会同意吗，她们会说：你们被黑社会用铁锁砸过头吗，你们在工厂里被牛马一样训斥过吗，你凭什么那么傲慢地说你的故事。杀马特不需要我们的施舍，我们只需要听她们讲自己的故事，这种异质性并没有预设“高贵”与“低贱”，而是让杀马特们作为真正的哲学家，此刻我们是学生，听他们讲述教授我们不知道的，真正存在于我们身边的故事。我不知道类比古代的怨妇诗合不合适，在这里面“怨妇”们有这样的生命体验吗？或许很难说没有，但是更多存在的，男性对女性的压迫被裁剪，男诗人实际上在将怨妇作为抒发自己生命体验的工具罢了。

二、多元文化

还有短评将“杀马特”作为一种“多元文化”，主张社会应该对这种多元文化进行保留的。之前友邻的一条想法引用了齐泽克的评论，我觉得很有意思，可以引用过来：“多元文化主义”是一种带着距离的种族主义（占有普遍性优越地位的多元文化主义者对“无害化”他性的凝视），其实放在这里也很合适，我们没法忽视这种杀马特亚文化产生的土壤，这是带着鲜血与眼泪，带着沉重的枷锁的，我们将其作为让我们的社会（或者说既有秩序）更多姿多彩的多元文化的一分子，就是说，“你们弄杀马特吧，我们不妨碍你”。但是这些工人们呢，依然在流水线上遭受非人的待遇，依然孤独，依然惶惑不安，依然为了活下去而弄杀马特。更别说这种“不妨碍你”在结构中根本不可能实现。

再有，这种杀马特亚文化是否是真正的反抗，每每提到这个问题我总会想到刘昕亭那篇对丧文化的解读，即丧文化是资本主义新神经剥削下青年主体的调适与忍耐。当然杀马特不只是这样，有意思的地方并不在于这种五颜六色的夸张头发打破了工厂的秩序，打破了流水线上千篇一律的生活，因为我们看到在工厂的压迫下，杀马特被迫剪掉了自己的头发“仿佛失去了自尊”，真正面对结构时头发并没有力量，在工厂的指令下只能收敛了自己的锋芒。但可贵的有一点是杀马特们在这种环境中达到了联合，“只要你玩杀马特，我们就是家人”，开始有了共同话题，在城市中不是孤零零的一个人，她们有了归属，有了自己的组织，在这个乌托邦中可以上升为“贵族”，这种联合也许是实现变革的萌芽。

这部片能挖的地方实在太多了，简要挑了两点

导演李一凡在一席演讲的最后说：「关注自己最好的办法，其实就是关注社会，只有你对社会观看没有盲点的时候，才会发现你不是活在《西部世界》那种岁月静好之中。」

而我显然对社会的关注太少，看完这部纪录片，才把杀马特从被戏谑的符号中剥离出来，还原成一个个的鲜活的人——那些工厂里的年轻人。

杀马特风格的来源、演变、特点都不是片中的重点。贯穿整部片子的，是杀马特们讲述自己的打工故事，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已经不再留奇异的发型，回归到「正常人」，没变的则是仍在底层挣扎。正如导演所言，他拍的不是杀马特史，而是杀马特讲述自己的个人史、精神史，是 90 后农民工历史的一部分。

如今，大城市的年轻白领们喜欢自嘲自己为打工人，尽管也有共鸣，但这种「打工」和杀马特们的打工，终究是两码事。从留守儿童到十三四岁辍学成为农民工，是一直生活在城市里的我所不了解的世界。

刚从农村来到城市的年轻人，会迷路、会被骗，这里不再是熟人社会，而是充满残酷竞争和算计的利益场，无条件的信任会被看作太天真。

但他们还是要出来，农村已无事可干，只有进城才有改变的机会，或者更现实地说，只有出来才能挣够未来成家的钱。所谓「困难困难，困在家里，肯定困难；出路出路，走出去，就有路。」

最近正好看了张彤禾的《打工女孩》，描绘的也是同一时期的东莞。尽管也写到了农民工的漂泊和艰难，但书中重点叙述的两个主角，都通过努力与运气，从最底层爬了出来，成为「中国梦」的励志代表。但更多的人，还是如本片中这样的杀马特们，工作多年，依旧看不到向上的希望。

工厂里的生活，枯燥乏味，让人日渐麻木。流水线上重复、不能停的工作，劳累到让人瞌睡误工的两班倒，上厕所要主管签字，没有社保，没有安全保护，化工品让人过敏，惨遭工伤也没什么赔偿，微薄的工资还时常被拖欠。口述的背景画面，是导演花钱买来的短视频，都是农民工自己拍的：机器的轰鸣，机械的动作，招工的人流，被训斥的工人......一切都让人想逃离。为了拍片，李一凡在厂区里转了很久，感叹道：工厂里很多人都有抑郁症。

这就是中国奇迹的另一面，城市飞速发展的代价，正是工厂里这一个个年轻人。杀马特教主罗福兴说，每次路过城里那些高楼，他都不会往上看，因为那些光鲜亮丽和自己无关。

在这无聊、穷困的生活中，他们也渴望自由、爱情，渴望获得关注和关心，但他们没钱玩城里人的那些爱好，只好玩头发。杀马特的发型和装束，尽管被许多人嘲讽、鄙视，却是这些年轻人最珍视的东西。奇异夸张的发型，给了他们保护（看上去像坏孩子，不会被欺负）、存在感、意义、自信，甚至恋爱对象（对于家里没钱的男孩，找到真爱，能少出点彩礼也是很成功的事）。

而更重要的是，他们终于在冷漠的工厂和从小有隔阂的父母之外，找到了兄弟姐妹般的温暖。大家一起溜冰、聚会、在 QQ 群里聊天，杀马特成了识别彼此的信号，成了难得的归属感。在杀马特家族中还可以实现身份的上升，尽管看上去很虚幻，但总比现实中的无望强出很多。因此，当许多工厂要求他们剪掉头发时，他们直接选择拒绝，为了杀马特，宁愿饿肚子。这种强烈的身份认同，让我惊讶，也足见玩头发这件事，承载了他们生活的多少意义。

可悲的是，就这么一点点自由，最后也被他们奉献青春所构筑的那个「美好世界」所扼杀。在物质、精神的双重打击之后，留下的是恐惧，曾经的杀马特们只得乖乖剃掉头发，回归贫乏的正常，老老实实打工。而我这样的人，正是背后的凶手。

二代农民工，不像他们的父母，怀抱着赚大钱的希望拼命奋斗；他们面对生活更加随意，随意打工、随意花钱，因为已看不到什么改变的希望。

「关键问题是，钱到哪里去了？」面对现代化进程中失衡的城乡关系，李一凡仍在反复拷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