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的拉扎罗

2018耶路撒冷电影节的第一部观影。

《幸福的拉扎罗》是一幅乡村浮世绘，一部交织魔幻现实主义与现代寓言的电影。

故事发生在上世纪下叶意大利一座与世隔绝的小城里，拉扎罗与一大家子农民一起为被称为「烟草女王」的侯爵夫人工作。

侯爵夫人的年轻少爷偶然与拉扎罗相遇，两个原本活在不同世界的人却意外地成为了朋友，纯真的拉扎罗带少爷去参观他的秘密基地，为他送吃送喝，少爷则以弹弓与他结拜。这份友谊对他来说弥足珍贵。

叛逆的少爷对整日束缚重重的贵族生活感到厌烦，便离家出走躲到山里，且自导自演了一出绑架闹剧，却最终引来了警察，将农民们的平静生活彻底打破...

时过境迁，拉扎罗穿越时空去寻找几十年前丢失的挚友，发现他所面对的，是一个完全陌生的现代世界。

目力所及，《幸福的拉扎罗》可能是近几年最好的欧洲艺术电影之一。

它结合了古老传说和宗教元素的意大利魔幻现实主义，令人耳目一新，前半部分是美如油画的意大利乡村生活，后半部分则是导演对人类高速驶入不久的（后）现代世界的探寻。

两个看似分裂的部分通过颇具魔幻现实主义色彩的拉扎罗的命运巧妙地串联起来，在工整精巧的结构中更增强了影片的感染力。而整部影片包含的信息密度和精巧度，我认为可媲美甚至超越去年的金棕榈《广场》。

拉扎罗就像一个年轻的、无辜的大卫，象征着人类至高的美。拉扎罗式的快乐，是没有任何所求，没有欲念，没有攀比，没有对人生不公生活艰难的感叹，拉扎罗圣人般的品格（以及后面与他相关照的圣人和狼的传说故事），或许也是对所谓美好原初人性的一种近乎绝望的乡愁。

导演镜头里的乡村浮世绘，某种程度上就是五十年代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的乡村版。不是人情淳朴的田园牧歌，而是暴露在大自然里的、回归原始本能的赤裸裸的人性。每个人都剥削不会反抗不会抱怨的拉扎罗，同时无知地竭力维护着吃人的、更高一级的剥削体制。

每场戏的象征意义都很足，每个细节都充满无穷回味的可能。

拉扎罗不忍吵醒半梦半醒的富家少爷，悄悄在他身旁放下食物，结果少爷一句「你挡住阳光了」，既有些刺痛观者的心，也为影片后半部分两人重逢时少爷的态度变化埋下伏笔。

适度的留白也很巧妙。

穷困潦倒的一家如约而至，到曾经的富家少爷府上，准备享受昨天他许诺的那顿午餐。结果开门的是曾经的千金小姐、他现在的太太，少爷全程未出镜，而由这位风光不再的小姐一语道出了他们的落魄经历。

「讨要点心」一幕其实很出乎我意料，但看完又觉得简直分量十足，两分钟的一场戏，就让两位落魄贵族截然不同的性格昭然若揭：少爷依然沉浸在虚无主义和自以为是的幻想中，小姐则早已面对苦涩的现实；也点出了Antonia过去当佣人服侍他们的经历在她身上残留的前现代性品格，这一面与如今在城市里强悍谋生的她奇妙地共存着。

而这部电影本身也是一个关于前现代和现代的高明寓言。

当镜头从乡村转入城市，这些过去因为无知被剥削的农奴们依旧没有任何谋生技能，却在快节奏的城市生活和强烈的求生欲里很快学会的高明的骗术和偷窃抢劫（集中体现在女主Antonia身上）。这一对比实在令人惊心。从这个意义上，影片既无情撕破了前现代的，田园牧歌式理想，也对现代主义世界扔出了深刻的诘问。

你很难不去思考：何为幸福？幸福有多少维度？现代性究竟给大众的mentality带来了怎样的冲击？我们又如何去应对？

从少爷家出来，Antonia一家推着唯一的财产——一辆破破烂烂的卡车回家，跟随着拉扎罗的教堂福音乐，则为这些挣扎的灵魂带来了一束暖光，也是影片后半部分几乎唯一的温暖的时刻。

接着便是导演将观众疑问推向极端的一个残酷的结尾，天真到「不食人间烟火」的拉扎罗再一次为了与少爷的友谊冒险，在银行里被一群文明人因为一个现代社会里的理由打得遍体鳞伤。

倒地的那一刻，他的眼神依然纯洁而无辜，没有一丝一豪的怨恨。

这就是现代性世界对一个前现代性世界所做的事，它可以发生在大航海时代，可以发生在美洲，也可以发生在此刻——一个由电影建构的虚幻又真实的时空里。

看到结尾拉扎罗倒早血泊中，终于忍不住啜泣起来，我想，每个因为结尾掉泪的观众，都有自己的理由。

或许，电影的迷人之处就在于它像一面棱镜，能够折射出许多不同的视角、观点与风景。

再说说导演。

意大利女导演爱丽丝·洛尔瓦彻（Alice Rohrwacher）算是戛纳的嫡系导演，也是扛起当代意大利电影的旗手之一。

她的处女作长片《圣体》，从13岁女孩的视角讲述一个与宗教有关的自我迷失与寻找的故事，早在2011年亮相戛纳电影节导演双周单元时便已得到了广泛关注。

《圣体》（Corpo Celeste，2011）

2014年，第二部剧情长片《奇迹》获得主竞赛单元提名，并以黑马之姿夺得了评审团大奖，足见戛纳对她的肯定。

《奇迹》（Le meraviglie，2014）

四年之后，爱丽丝·洛尔瓦彻带着《幸福的拉扎罗》强势回归戛纳主竞赛单元，再次证明了她作为欧洲影坛新一代作者导演的无限潜力。

作为第三部长片，《幸福的拉扎罗》也继承了爱丽丝一贯的风格脉络与创作母题：在继承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的基础上，融入神秘元素和魔幻主义，探索和表现现代化进程对于个体的影响。

在电影语言上，可以看出《幸福的拉扎罗》相比两部前作进步很大，已趋近纯熟的状态，我们没有理由不对爱丽丝寄予更多期待。

有趣的是，爱丽丝不仅才华横溢，颜值也毫不逊色。她的姐姐是意大利女演员阿尔巴·罗尔瓦凯尔，姐妹两都拥有文艺复兴时期油画人像般的五官，不经意之间散发出古典美的气质。

作为一位女性电影人，她的登场更多了一份惊艳与分量。

导演爱丽丝·罗尔瓦赫尔的姐姐，意大利女演员阿尔巴·罗尔瓦凯尔，也是本片的主演之一，她曾凭借2014年的《饥饿的心》获得威尼斯影后

本片的摄影师海莲娜·勒瓦（Helene Louvart），也是一个响当当的名字，她是文德斯、瓦尔达等名导的御用摄影，担任摄影的电影作品不下百部。

海莲娜·勒瓦

她与导演爱丽丝长期合作，为《幸福的拉扎罗》贡献了高水准的影像语言。尤其是影片前半部分颇具新古典主义风格的摄影，以及拉扎罗圣人传说的一组镜头，再加上16毫米胶片本身的纯净质感，将影片意图传达的美学推到极致。

要把拉扎罗这样一个有着圣人色彩、天使性格、不被尘世侵扰的角色演活，难度不可谓不大。

说到这儿，就不得不佩服制片和导演选角的功力，饰演拉扎罗的阿德里亚诺·塔尔迪奥洛（Adriano Tardiolo），眼神清澈，气质柔和天真，完全就是拉扎罗这个角色的现实版。

很多人看完感叹，他就像个小天使，简直难以相信是现在世界上还会有这样的男孩子。

阿德里亚诺并非职业演员，是在一所高中挖掘出来的，经过导演方漫长耐心的沟通，才最终同意参演，结果造就了这部观感上角色与演员融为一体的佳作。

近年来，有不少人开始唱衰当代意大利电影，但爱丽丝的横空出世与《幸福的拉扎罗》的惊艳亮相，则向我们证明了一种在帕索里尼、费里尼等前辈影响的基础上去开拓新的影像风格体系的可能。

作者：Manuel Yáñez-Murillo (Film Comment)

译者：csh

译文首发于《虹膜》

在电影导演的生涯中，总是会有这样的时刻：他们拍摄的影片，不仅仅回望了自己过去的作品，也预示着将来的创作路径。例如，罗伯托·罗西里尼在拍摄了被人们称作「法西斯三部曲」的影片之后，拍摄了《罗马，不设防的城市》，这部电影一开场，我们就意识到导演在电影意识与美学上的觉醒；而在让-皮埃尔·达内和吕克·达内的《罗塞塔》中，这对比利时导演兄弟一反《一诺千金》的那种严肃、精确的风格，在开场时采用了强烈摇晃的跟拍镜头；而保罗·托马斯·安德森的《血色将至》那段意义深远的无声「开场白」，则预示着导演将开始批判性地探索美国历史。

与这些电影「重生」不同——这些时刻不仅仅只是某种转折点，而且还是风格和主题上的拓展——在阿莉切·罗尔瓦赫尔的影片中，这种启示性的时刻，不在于影片的开头，而在于结尾。在她的影片《奇迹》（2014）的最后两个场景中，我们看到她用过渡镜头，昭示了从自然主义到世俗幻想的转变。那个养蜂家庭的长女，年轻的洁索米娜，找到了这个家庭的养子马丁。我们看到镜头审视着这个男孩，他舒展着身体，躺在一个被火光照亮的洞穴里。在洞穴的墙上，我们看到了孩子们的影子，那可能是洁索米娜和马丁在一起玩耍。接着，镜头又回到了这个睡着了的男孩身上。在这个简单的镜头运动中，我们看到罗尔瓦赫尔钟爱的成长叙事，转化为一种抒情的影像谜题：通过在柏拉图式的洞穴中，对孩童戏耍的迷人书写，马丁从故事中消隐了，而洁索米娜则不同——她曾在这部影片中花费了大量时间，对抗过于沉重的责任和难以企及的欲望，而现在她终于获得了某种平静的自信感。

在《奇迹》的下一个、也是最后一个场景中，我们看到洁索米娜在一种突然成熟的状态里，回到了她家人的农场。我们这位年轻的女主角遇到她所有的家人，甚至包括她父母的朋友珂珂。她们都挤在一张户外的床垫上，这在当时并不足为奇——在后嬉皮士时代，家庭组织是动态的，社会中有一种公社化的氛围。洁索米娜成为了他们中的一员，而珂珂向她暗示，在屋里「藏有一个秘密」，留待某人在未来有所发现。接着，镜头在屋内外的场景中往返，我们看到了那头父亲花大手笔买下的骆驼。接着，我们又重新回到屋外——但这时候，那个家庭已经消失了。我们只看到金属的基座，以及房屋的残迹。罗尔瓦赫尔用一个镜头，拍出了两个不同历史时期的景象，她将个人的记忆，与一种强烈的失落感混合起来——不是所谓的「失落天堂」，而是她失落了自己所珍视的经验和情感。

《奇迹》最后两个段落中的转折令人难以预料——在倒数第二个场景中，我们看到虚与实、梦与醒之间的转换；在最后一个场景中，我们看到过去与现在的切换。这些转换已经成为某种启示性的表达，它们也开始成为罗尔瓦赫尔的风格特征，因为她似乎对转变与凝滞之间的辩证法很感兴趣。她的首部叙事影片《圣体》（2011）也讲述了一个变形的故事：一个女孩身体的变化；一群年轻人经历基督教的受洗仪式；一个神父失去他的信仰。而在《幸福的拉扎罗》这部罗尔瓦赫尔的第三部、也是最好的一部故事片中，我们看到了一个天使般男孩的寓言，看到一个圣洁的愚人。他从乡间来到城市，从「过去的某个时代」来到现代，目睹了持续的边缘化、败坏的道德和被权力机构剥削的穷苦人们。但是，他的内心却「出淤泥而不染」，始终未曾改变。这部影片分裂式的结构——这一结构的种子，早在《奇迹》最后的那两个结论性镜头中埋下了——推动了这部影片革命性精神的呈现，它问了一个简单但急迫的问题：我们是如何停止拥抱、称赞善与美的？我们又为何如此？

在罗尔瓦赫尔的新作中，她采取了一种从过去到现在的视点。「过去」是某个并不确定的时代，一个受压迫的农民社群以在土地上耕种为生；「现在」则是当代的意大利城市，在那里存在着明确的阶级划分。这两个地点都标识着罗尔瓦赫尔在场景设置上那种「不确定」的特征——一种模棱两可的感觉，让我们不知道这一系列情节是在历史上的哪个确定阶段发生的。在《幸福的拉扎罗》前半段，那种古色古香的、十九世纪的建筑风格，让我们想起埃曼诺·奥尔米的《木屐树》。但当侯爵夫人阿诺西纳·德·卢娜（尼可莱塔·布拉斯基饰）溺爱的孩子坦克雷迪（卢卡·奇科瓦尼饰，他是一个流行歌手、Youtube红人）使用手提电话的时候，我们有了一种不协调的感觉。坦克雷迪所用的电话机，也曾在《圣体》最初的场景中，被一位神父所使用。

事实上，现年三十六岁的罗尔瓦赫尔，是在想起一篇高中时代的文章时，有了拍摄《幸福的拉扎罗》的想法。那篇文章提及了一个贵族家庭的烟草农场。虽说在意大利，佃农制已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早期被废除，但多年以后，那个农场的农民仍深受贵族的剥削。在罗尔瓦赫尔的设定中，那种具有创造性的「不确定」感，将银幕故事引向了当代的城市景观：在影片中，拉扎罗最后身处的大城市，可以说是米兰和都灵的混合物。简而言之，在罗尔瓦赫尔的视点里，过去与现在的融合创造了一个「停滞不前的意大利」——在这片土地上，人们借信仰之名、行利益之实，不断上演着剥削底层的永恒轮回。罗尔瓦赫尔的三部故事片，都以黑暗的场景开头，这当然不是一个巧合。在那些场景中，宗教信徒、猎人和农民们，仿佛都在静寂的深夜里游荡着、迷失着。

罗尔瓦赫尔为自己角色取的名字，都具有某种指涉性：《奇迹》中的洁索米娜，让我们想起了费里尼的《大路》；而《幸福的拉扎罗》中的坦克雷迪，也让我们想起了罗西尼改编自伏尔泰原著的歌剧《坦克雷迪》中那个被放逐的士兵。当然，拉扎罗这个名字，为这部影片添上了一点《圣经》式寓言的色彩，《幸福的拉扎罗》可谓是耶稣拯救拉扎勒斯这一故事的变奏。罗尔瓦赫尔对《圣经》「穿越时空」的重写，正符合了她反教条的宗教理念。可以说，《幸福的拉扎罗》更像是一首实验性的民谣，而不是一首福音歌曲。这部影片与阿彼察邦·韦拉斯哈古的《正午显影》可谓不谋而合，它们都通过神话的形式，来探索现实与幻想融合的可能性。

在《幸福的拉扎罗》中，罗尔瓦赫尔超越了以往作品中弥漫的自然主义，让这部影片自身成为了某种神秘的造物。借助魔幻现实主义，罗尔瓦赫尔在怀旧的情绪中，将记忆解放出来。她还通过对声音和剪辑的运用，强化了她的影像中蕴藏的那种非同寻常的活力。在田野中，那个向拉扎罗求救的刺耳的声音，还有不知从何处传来的嗡嗡声，都从声音上体现了罗尔瓦赫尔非现实主义的导演手法。在《幸福的拉扎罗》里，观众或许很难预料到，阳光普照与大雪纷飞的场景之间的剪辑。这类剪辑与之后天马行空的空想镜头一起，创造了一种「狂热」的两分法，从而将影片一分为二。

在罗尔瓦赫尔的影片中，她令人心痛地指出，是情感与道德的空虚，让真正的意大利陷入某种德波式的「景观」（译者注：此处指法国著名思想家、导演居伊·德波在其著作《景观社会》中阐发的概念）之中：《圣体》中的儿童庆典与简陋的宗教仪式；《奇迹》中的才艺表演；《幸福的拉扎罗》前半部分中过时的封建幻想，以及后半部分中最令人不安的、可耻的现代奴隶市场。在纽约，当罗尔瓦赫尔被问起这部影片的当代社会关照时，她说：「《幸福的拉扎罗》想要表现的是……我们自己可以意识到的某种处境。它首先提到我们过去是怎样的——当我们还是人类的孩子的时候，当我们年轻的时候。当他坠落悬崖，我们就开始探讨过去和当代意大利的关系，这就是我的国家在过去三十年发生的事情。我觉得存在着某种过去，那里不全是繁花盛开的美妙景象，那是一段被虐待与剥削所标识的过去，而且还和现在存在着某种联系。当他坠崖之后，一切都改变了；但是社会运行的机制都是一样的。只是过去的农民，现在被另一种形式的奴隶所取代罢了。」

罗尔瓦赫尔对国家的剖析，与喜剧这一形式并不矛盾：《圣体》中致敬卓别林（《有闲阶级》）的讽刺手法；《奇迹》中那个荒谬的场景——生性反叛的父亲，只穿着一条内裤，用喊叫来对抗一伙猎人时，我们不禁想起格雷厄姆·查普曼在《万世魔星》中笨拙的表演；最后是《幸福的拉扎罗》中的「古道热肠」：当拉扎罗教授那个塞尔希·洛佩斯扮演的小贼，关于铁路边可食用植物的知识时，他不免由于拉扎罗「祖传」的、自然的智慧而陷入惊异。

友善与理解这两根柱子，再加上一些对传统电影叙事的反叛，就撑起了《幸福的拉扎罗》中绝不轻易顺从的灵魂。对于今日电影中流行的那种愤世嫉俗的趋势，罗尔瓦赫尔并无兴趣。她用美丽动人，但也刺痛人的影像，不仅向我们昭示了当代社会的恶疾，也给予了我们击败它们的情感力量。

与朋去纽约电影节看了意大利导演Alice Rohrwacher第三部剧情长片《幸福的拉扎罗》（Happy as Lazzaro）。惊人的洞察、思考与批判力，当代这样的欧洲电影并不多见。戛纳电影节最佳编剧名至实归。Rohrwacher生于1982年，曾在都灵大学学文学与哲学，后又学剧作。据映后问答，她获得资助，在纽约待了六周写出的剧本。她说当时远离亲朋与母国的经验也帮助她把握拉扎罗与周遭世界的疏离感。

影片为沉稳深邃的社会寓言，前半部分如中世纪庄园（想起奥米《木屐树》），拉扎罗是任劳任怨的农夫老好人，他与“少爷”及其他“奴隶”的互动构成丰富关系。以人们跨过一条河为界，进入另一个世界：失地农民成为高度工业化与资本主义化都市的边缘贫民。在这里没有任何一样东西是免费的，他们只能靠骗和偷来糊口。当然，八、九十年代以来，猖獗肆虐的跨国金融业打垮了传统家族产业，前者的原罪取代了后者的原罪（他们昔日风光只在表面，已跌落到近乎底层）。但银行成为运作严密的无情机器，多数人都只是零件与帮凶，包括那些看似文明的都市上中产人士，他们可以转眼从怯懦的利己主义者成为行凶的暴徒。此时，狼不再是人类的敌人，因为它可以识别一个“好人的气味”而不吃他，人的狼性阻碍他们辨识“好人”的能力。他们所做的是剥削或毁灭。

意大利电影中，宗教作为统治阶层的权力机构成为不同程度批判对象（如德西卡《偷自行车的人》及维斯康蒂部分电影中），此片中，前半部分的神父几乎是管家的愚民助手（与爱森斯坦《战舰波将金号》中神父社会角色类似），“烟草女皇”不让农奴孩子上学而每天给她们念教义要她们服从权威便是信上帝；后半部分教堂仪式也成为私人订制的特权，城市流民被修女驱赶出去。但另一方面，导演的思考仍在宗教精神内，包括帕索里尼《定理》中，及拉扎罗的圣徒隐喻。宗教音乐的超越性跟随贫民，如罗西里尼《德意志零年》中教堂管风琴音乐引得绝望的男孩Edmund驻足。

导演说，影片看似悲观，但也许有一个乐观的内核，一是人物重新回到乡村过没有剥削的生活的可能，二是我们在拉扎罗这个人物中看到、感受到的善良，或许就蕴藏改变的力量（这点或许有点太过乌托邦）。我问她的问题，是意大利电影中底层苦难的重复性及影片的当代指涉性（欧洲的难民与政治危机，贫富分化等等），从“意大利新现实主义”（德西卡电影及维斯康蒂《大地在波动》）到六、七十年代到如今，电影不断呈现，而社会持续变坏。曾经影片中蕴含的变革的集体的力量，如今却已失去。这涉及到电影的社会角色，它能够做什么，表现、批判了又如何，余下些无力感。但有如此有力的电影，总比一片混沌与昏噩好太多……

今年戛纳最佳编剧奖影片《幸福的拉扎罗》出资源了。该片意大利导演出身哲学系，可以想像它是我喜欢的风格。但没有想到它是至简魔幻的。故事简洁，16厘米胶片使画面质感粗粝又遥远，身强体壮的阿扎罗有一双鹿一样的眼睛……。阿扎罗幸福吗？他鹿一样谜一般纯洁的眼睛里有愚昧，有圣洁，有奴性，有忠诚，有无私，有因无知而起的无畏。导演探讨了人性的弱点、城乡的本源差异、教育的作用、政治的迷途、宗教的虚化、传统与现代的冲突，艺术的虚弱与无为，阶层分化的根源，以及回不去的故乡。最后的影像是：拉扎罗倒下了，老狼仓惶游荡在街上，好人（或愚昧的人）与疲弱的狼都将是无法适应当下社会的。导演不是在重申丛林法则，她只是在让我们参与探讨，在这个魔幻而又粗粝的现实世界，人性掺杂着神性、奴性与兽性，是否可以捱过所有当下的严冬，政治的宗教的经济的道德的的严冬。这是个悲伤而又诗意的哲学影像。但悲伤并不深重，导演让教堂管风琴的音乐“逃走”，专门为阿扎罗一行演奏，这是她想给这个世界一些体恤的努力。

《幸福的拉扎罗》是意大利新锐女导演阿莉切·罗尔瓦赫尔指导的第三部作品，她凭借着这部电影获得了今年戛纳电影节最佳编剧的殊荣。

然而这也不是她首次在这个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最顶尖的国际电影节上大放光彩，早在2014年，她就以第二部作品《奇迹》斩获了号称戛纳第二奖 评审团大奖的重量级奖项，堪称影坛冉冉升起的新秀霸主。

阿莉切擅长以超现实主义与神秘元素来解构平凡的生活，从而逐渐揭示出影片的核心主题，《幸福的拉扎罗》自然也不例外。

边缘化的拉扎罗

《幸福的拉扎罗》的故事一开始，便是拉扎罗拿着乐器，独自一人站在仓库前的镜头。

这个画面暗示了人群对拉扎罗以及拉扎罗对人群的疏离，而这也可以从后面农民们肆意“指挥”拉扎罗中看出来，他们并没有把拉扎罗当人来看待，他们只是把他当作一台不知疲倦的机器，帮助他们辛苦劳作。

当拉扎罗发烧需要休息，不能回到山边的小洞时，除患上老年痴呆症的“奶奶”之外，没有一个人肯让他在自己的房间里休息。

他是Invoice中被严重边缘化的人物。

拉扎罗与Tancredi

在Invoice，还有着像侯爵夫人、Tancredi这样的统治阶级。

农民们都明白自己与侯爵夫人儿子Tancredi的阶级差距，因此而感到妒忌与仇恨，只能在背后嘘声。

但拉扎罗不一样，他眼中的农民与侯爵并没有什么不同，所以他是唯一一个敢直视，与Tancredi聊天的人。

Tancredi的到来促使拉扎罗平静如水的内心，掀起了波澜。

而对于Tancredi来说，拉扎罗是Invoice中一个特别的存在，只有他肯无条件相信自己，肯追随自己。

Tancredi就像唐吉坷德一般，因为完全失掉对现实的感觉而沉入了漫无边际的幻想中，装扮成饱含内心浪漫的伪骑士，妄想以一个小弹弓对抗全世界的贵族，而拉扎罗便成为了他的桑丘·潘沙。

桑丘·潘沙眼中普普通通的风车，被唐吉坷德当成巨人的假想敌。

拉扎罗眼中普普通通的土沟，被Tancredi说成是月亮。

Tancredi就这样沉溺在自以为是的幻想中，在成为穷困潦倒的落魄贵族多年后，仍旧不承认这个事实，硬要讲排面的他，在盛情邀请拉扎罗一行人前来赴宴之后，又躲在自己家里暴怒的毁约，活过的数十年光阴成了虚无主义的悲哀，最后为了生活，又只好借着妻子之口，尴尬地要走Antonia花费全部家产——50欧买的赴宴礼品。

老狼的故事

《幸福的拉扎罗》中有一段非常亮眼的旁白，为我们分两段叙述了一只老狼的故事，这个故事就是全片的中心主旨，读懂了它，便看懂了《幸福的拉扎罗》。

故事的第一段大概是这样的：

“一只老狼因老态龙钟被赶出了狼群，它很饥饿，于是便跑到人类的家里，吃掉那些鸡鸭，人类试图杀死它，但又没有这个勇气，于是便日夜值班，设下许多陷阱，人类很讨厌这匹狼，觉得他凶残又强壮，但他们并不知道的是，这只是一匹衰老而虚弱的狼。”

这个寓言故事正印证了，侯爵夫人对于农民们的奴役。

农民们被侯爵夫人剥削，敢怒不敢言，背后偷偷称之为“毒蛇夫人”，但又认定侯爵夫人对他们采取的一切行为都是天经地义的，然而事实的真相是——佃农制度废弃已久，侯爵夫人不过是一个欺骗者。

他们当中曾有人有机会揭竿而起，坐着车子去到城市里谋生，但最终却又被侯爵夫人的言语困住，他们的脚步被狭隘的思想禁锢，只能终日生活在自己为自己编织的谎言中。

故事的第二段:

”后来，老狼的故事传到了一位圣人的耳中，他拥有与动物交流的能力，人们尊敬他，服从他，于是人们去找圣人，圣人接受了人们的请求——与狼进行和平谈判的要求，于是他出发去寻找那一匹狼，圣人一路长途跋涉，他走啊走啊，而冬天也降临了，圣人精疲力尽，他又冷又饿，却仍然找不到狼的踪迹，他不知道的是，狼也饿了，而且他已经跟踪圣人很久了，终于有一天，圣人倒下了，他倒在雪地上，狼也终于现身了，狼慢慢地，一边龇牙咧嘴一边向他靠近，正当狼准备要吃掉他的时候，狼突然间闻到了一股气味，这一股他从未闻过的味道阻止了他，他又嗅了嗅，这是什么味道？”

”一个好人的气味。”

毫无疑问，拉扎罗就是片中的好人，也就是第二段故事中的圣人，但与寓言不同，圣人从故事中走出来之后，人们并不尊敬他，也不服从他，反而是把他当成工具，把他的大智若愚当成怯弱盲从，仅有对他有好感的Antonia肯把他当成正常人来对待，肯在拉扎罗多年后归来之时，俯首跪拜神迹。

第二段故事里的狼，与第一段所代表的意义截然不同。

他所代表的是一种类似于上帝全知全能的存在，赐予拉扎罗跌落山崖后的第二次生命，供他这个好人，实现与Tancredi再次相遇的愿望。

而圣人再次来到尘世间的最终结局，片尾也用一个超现实手法不言而喻的揭示了：

“后来，圣人变成了“坏人”，老狼（上帝）回来带走了他的生命。”

拉扎罗具有圣人的一切品质，他几乎感受不到任何负面的情绪，每份劳作他都乐意去做，每一件事都能让他感知到幸福的存在。

但在这浑浊的世界中，如此清澈如水的他便如同异类。

人们会在需要帮助时，待他好，也会在必要的时候，杀死他。

拉扎罗不明白，也不能知晓，他们究竟为何这样。

因而，在这浑浊的世界，死亡是他唯一的终局。

观看《幸福的拉扎罗》的过程，无异于铺展一块意大利电影的索引图示，它轻而易举地唤醒了我们对意大利黄金时代电影的久远回忆。那是德西卡、维斯康蒂、罗西里尼、费里尼、安东尼奥尼和帕索里尼等巨星云集的时期，意大利电影为世界描摹出了一幕幕无可比拟的辉煌图景。

阿莉切·罗尔瓦赫尔的电影具有一种真正的魔力，轻灵、优雅，将现实与超现实完美熔铸于一体。这似乎让我们想起电影史上最为杰出的魔术师费里尼的成长路径，最开始作为“新现实主义”的一员力将，到后来成为一代“超现实主义”大师，同样有着将现实与超现实共铸一体的魔法。

在《大路》这部被认为是“新现实主义”代表作之一的电影中，已经出现了好几幕具有浓郁“超现实主义”氛围的运动镜头。尤其表现在杰索米娜逗留农妇家到楼上看望生病男孩的那一组镜头中，镜头跟随她的脚步，并通过光影变化，实则与《八部半》中的镜头创造出的梦幻之感相似。

阿莉切·罗尔瓦赫尔当然不是费里尼的学徒（库斯图里卡才是），但我们却不能不想到她的电影与那位伟大的同胞之间隐秘的关系。首先是片名，“幸福的拉扎罗”意大利原文是Lazzaro felice， felice放在后面形容Lazzaro，表示幸福。但看过全片的观众都知道，拉扎罗一点都不幸福。

因此这个词具有一种反讽的用意。这不难让我们联想到费里尼的杰作《甜蜜的生活》，这个片名意大利原文是La Dolce Vita。按照意大利语语法，用来形容名词vita的dolce应该放在末尾才是，对此费里尼有自己的用意，他说他这样表达其实是想说生活的甜蜜，而不是甜蜜的生活。

无论何种情况，dolce在这里与Lazzaro felice中的felice具有相同的用意，因为《甜蜜的生活》中讲的生活也一点都不甜蜜。我想这是我们能为阿莉切·罗尔瓦赫尔的《幸福的拉扎罗》找到的其中一处与费里尼有联系的地方。其次自然是拉扎罗这个角色与《大路》中的杰索米娜具有的相似性：

他们的单纯、善良与正义，是这个糟粕世界中再难寻见的圣洁象征，而且在这两位人物身上我们都能显见一种宗教元素的影响 。《幸福的拉扎罗》中载着拉扎罗前往大城市的车与《大路》中藏巴诺载着杰索米娜离开乡村的车如出一辙，车厢都挂着一块绘有图案的布，只要看图就清楚了。

大路

《幸福的拉扎罗》

《幸福的拉扎罗》中出现的超现实场景——除去那些显示神迹的地方：拉扎罗死而复生，圣音从教堂飘出，狼的出现…仅仅指在日常生活之中突然出现的神秘——也与《大路》中出现的一样：其中一处是拉扎罗顺着喊他的声音进入烟叶林，镜头向前逡巡移动，这与《大路》中杰索米娜上楼寻找孩子的场景如出一辙。也就不必提将环境音消去、放大风声的手法，早在费里尼的电影中就有了；村民的口哨声瞬间让观众跌入神秘也是同一个道理。

《大路》中的两处超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