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十

2019.10.4夜于b站看完，谈点感想：

纪录片本身相当平凡甚至劣质，粗糙的镜头，剪辑，后期让人想到逐梦演艺圈，两星顶天了，直接进入内容。

在有些方面我能理解唐尚珺。复读一方面是把人逼疯，一方面是把人的欲望往高处使劲儿拔，内卷化严重的社会，本科只有上清北才有一点阶级上升的希望，这很现实。

然而，他一点也不在乎亲情。看到他病危的父亲，白发苍苍的母亲，我真的觉得他就是个自私而虚伪的人。我也好大喜功，我也喜欢牌面，多想让父母走出去能告诉别人，我儿子清华的，但如果这种牌面和希冀要靠亲情的割裂，靠时间的浪费，靠自己的煎熬，还大概率得不到，我觉得纯乎智障。

另，我很讨厌复读生这个群体，他们害得我今年从更好的学校落到厦大，所以我不想再成为他们中的一员，给后来者一个机会，不要把应届生都堵死了，今年复读的人更多了，我真的服了。别和我扯什么资源多少，一切复读和移民都是在破坏原有秩序。

什么人适合这么干？小时候多学点，早点上高三，就能多几次重来的机会，姚老师就是近十年高联，反复跳降级，终于进了省队，甚至imo金牌，而不是在别人上大学的年纪再搞这些，岁月不待人。

最后再谈谈复读。理智地说，我觉得高考虽运气占大头，但我确实高三过得太划水，仔细想想，从复旦排名掉到厦大排名，这不仅是我运气差，更是我状态差，劲和气力散了。无论如何只能接受这现实，我觉得这就是一种对自己行为负责任的态度，而复读，相当于给自己一个反悔的机会，作为考试中心“成人第一课”“高中最后一课”的内容，即使允许，也不应该鼓励这种孩童式的选择。我现在做梦都想重回高三，和我女朋友一起，认真地度过每一天，而不是在迷茫中乱抓一气，那一万多条短信，想来真的难过，谁晓离人泪？

评论区的理中客们对别人的人生指手画脚，全是“愤怒”“不值得”“这是病”的字眼。我同意时间比文凭更宝贵，可不代表每个人都一样的价值观。有的人说纪录片男主角是拿考试作为借口，辜负父母，我同意很多人确实躲在只会考试的舒适圈，可是这个男主明显是有自己梦想的，比如他一开始知道自己的目标，并且有带父母去北京的愿望，并且寒暑假也在打工给父母钱而不是一味啃老。 私以为评论区狂喷的人认为学历至上的价值观是老教条，但是他们口中的人生按部就班，三十多岁就不能再一直考试的观念就不是老教条了吗？最主要的是这个男的也一直在边读书边工作。 我认为这个纪录片的价值更在于反应阶层跨越的举步维艰。应试被认为是人生唯一一次改变阶层的办法洗脑了多少人。我看到b站上女孩他塔拉明白自己要做什么学什么创造什么之后也可以毅然退学，但她最后兜兜转转还是被哈佛录取。所以这个逻辑属于∵价值∴文凭而不是∵文凭∴价值。在社会上所谓低阶层的人群需要的不是被告知认命，而是需要我们去告诉他们改变阶层的其他方式。而不是强行给他们灌输读书一定有用或一定无用论。

不管什么原因，十年的时光，说句偏执不过分，家里这个情况，如果真想学习不如找个可以学校然后考研考博。我考研浪费两年都觉得不适合读博士。复读这么久不是对知识的渴望只是被自己感觉叫梦想的东西骗了。坚持精神可嘉，但是也很可悲。跟社会脱节，不用背负责任，感觉很孩子没有区别。还是建议早点出来象牙塔，感受真实的社会。

人生除了高考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去做，何必呢。。。最好的年华这样花。。。寒门难处贵子，相差的是眼界和思维。。。。。。。。。。。。。。。。。。。。。。。。。。。。。。。。。。。。。。。。。。。。。。。。。。。。。。。。。。。。。。。。。。。。。。。。。。。。。。。。。。。。。。。。。。。。。。。。。。。。

通过《高十》的纪录片知道了唐尚珺，他比我大一届，掐指一算也三十多岁了。三十多岁，是一个渐渐承担责任的年纪，对于某些行业，甚至有三十五劝退一说。然而他毕业，肯定已经超过三十五岁了。

高考对我们来说只是一场磨练，然而对于他，似乎变成永远走不出去的莫比乌斯之环。今年是2021年，他高考的第12次高考？任何一个大学毕业到今天，他都会比现在过的更好，但是他已经看不见人生的其他风景了，只独行在高考考上名校这一条路上。

搜名字的时候正好看到一个网上占卜了，虽然这种迷信大都是心理游戏，但是这一段描述却非常精确：

总论：如有一时的成功应满足了，否则会越陷越深，而至不可收拾之局面，带来身心过劳烦恼不安，慎防急难灾厄。

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作者：李晓洁 2009年至今，唐尚珺读了13年高三。拍摄《高十》那年，他27岁，说自己想走出农村的圈子，但这几年，他报考大学的第一专业都是农学。 高十六 十七八年前，唐尚珺还在县城读初中。一个周末，他跟当时的同学兼好友何汉立在县城闲逛，被一个地摊前的游戏吸引。游戏的规则是这样的：在白纸上从1写到500，不准遗漏或写错任何一个数字，如果成功，摊主会赠送金额不菲的奖品，否则游客要输掉提前交付的20元押金。 这看起来是一个简单的游戏，唐尚珺很有信心地参与，坐在地摊旁的桌边开始写数字。同行的何汉立记得，当时还有几个戴着老花镜的老头也在写，每写几个数就停下来歇歇。摊主有时在游戏者身旁瞥一眼，然后举起大喇叭，喊着某某写到了哪个数字，试图干扰。没多久，老头们一个个叹气，输了。唐尚珺很快也输了，但他不认，连着玩了三局，输掉了自己半个月的生活费，换回了几瓶洗发水。何汉立不服，也玩了一局，他忘记是写到了哪个数字，感觉即将写错前，他及时停住，把数字往回拉了一笔，看起来也不算写错。最后，他赢了游戏，得到一台傻瓜胶卷相机。 十多年后的饭桌上，再讲起这个游戏，何汉立觉得这像是一个隐喻。他耍了点小聪明，拿到奖品，唐尚珺还在自己的人生里，闷头写着一个个数字。 唐尚珺听着何汉立回忆过去，从不打断，只是哼哼笑，露出尖尖的虎牙。他很瘦，1.74米的身高，只有120斤，戴着一副无框近视镜，拿掉眼镜，脸上就有两道白色印子。再加上他常年穿黑白两色的衣服、运动鞋，斜挎个黑色胸包，腼腆着笑的时候，还有点书生气。 他的确还有个学生身份。尽管今年已经33岁，但从2009年6月至今，他连续参加了14次高考，按年级算，是个“高十六”学生。今年的高考，他考了590多分，被上海交通大学的护理专业录取。因为不是他的首选专业农学，他放弃入学。这个夏天，他在广西南宁市租房住，刚结束给中学生当家教老师的工作。未来一年，他将继续复读，继续拥有学生这个身份。 何汉立对老友的高考生身份毫不陌生。八年前，二人刚通过手机QQ恢复联系时，何汉立已经大学毕业，刚转为广西广播电视台纪录片部的编导，而唐尚珺正隐瞒家人，称自己在外工作，实际上在读“高八”（第五年复读“高三”）。他经济窘迫，在QQ上想跟这位初中时最好的朋友借几千块钱。在确认唐尚珺没说假话且精神正常的前提下，何汉立帮助了他，并提出想拍他的纪录片的想法。 “一开始我就是好奇，为什么一个人可以坚持复读这么久？我想理解他。”何汉立的声音有点细，但每句话的语气都很笃定、自信。他回忆当时跟台里报唐尚珺的选题，因为涉及高考、补习，太敏感——当时已经有政策规定，不允许公立高中开办高中毕业生复读班，或招收高中毕业生插班复读。选题很快被否，于是他打算用业余时间拍摄。 2014年1月，何汉立带着摄像机去钦州市二中找即将放寒假的唐尚珺时，他们已经七八年没见了，但拍摄让两个人恢复了联系，很快找回初中的熟悉感。纪录片的开头，唐尚珺穿着红色的冲锋衣，在教室里给盆栽浇水，在宿舍用指尖转篮球、弹吉他。这一切跟初中时二人的爱好差不多，只是唐尚珺的技术更熟练了，篮球可以停在指尖几分钟，也能用吉他完整弹出几首歌，何汉立很早就不再接触这些。 拍摄过程中，何汉立有点理解这位昔日好友一年年复读的选择，“他的成绩每年都在进步，这给了他希望，他就想考上更好的大学”。唐尚珺从最初的372分，一个只够上专科学校的成绩，考到400多分，到一本线，再到超出一本几十分，每年分数都在上升。直到2016年，唐尚珺第七年参加高考，以625分的成绩被中国政法大学录取。他决定结束复读，去北京入学，并告诉了家人这个结果，得到谅解。何汉立拍下了这个看似圆满的结局，把纪录片起名为《高十》。 但《高十》之后，唐尚珺的选择，连好友何汉立也无法理解。他确实去了北京，在政法大学的校园里转了一圈，但没去报到，而是回到广西百色，领取了复读学校的10万元奖金，隐瞒家人继续复读。2019年，唐尚珺考出了自己最高的一次成绩——645分，被重庆大学土木工程专业录取。他说专业不合适，仍然没去学校，又回头走上高考之路。那之后，何汉立有些生气、无奈，也不再像过去那样劝他入学。“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要走，都有自己的选择。”何汉立端起装满啤酒的一次性塑料杯，跟唐尚珺碰了一杯。 清华梦 在《高十》纪录片里，唐尚珺曾对着镜头，在复读教室的数字屏幕上写下自己的目标：中国科技大学。这是他初中班上成绩最好的同学考上的大学，但实际上，他真正的目标不是这个，而是清华大学。“不好意思说，怕说出来被笑话”，唐尚珺薄薄的嘴唇扯出一个无声的笑，这是他常有的动作，说话时好像一直在微笑，习惯低头，或者看向别处。这两年，他不再担心说出清华会被取笑，可能因为某种程度上，他已经放弃了这个想象。 想象最早来自村庄。唐尚珺出生在防城港市上思县公安村。村子距离县城70多公里，连绵的矮山上种满了甘蔗、桉树和稻谷，是当地最常见的经济作物。村里交通极其不便，只有一辆班车，每天早上开往县城。如果是往西几十公里，就到了越南边界。唐尚珺的记忆里，每到夜晚，家后面那条土路如果连续有车辆经过，就说明是越南的车在运货，因为村内几乎没人有车。 上世纪90年代，唐尚珺还读小学时，父亲说起邻村有一个人考上清华大学，那人后来当了官，还回村修了路，这在村里是一件“光宗耀祖”的事。唐尚珺记得，之后每年清明节祭祖，大人就跟小孩说，“让老祖宗保佑你考上清华大学”。当时他对清华、对大学没有任何概念，但确定“考上清华”是一种荣耀。 那时城市的市场经济起步，唐尚珺的老家也开始有年轻人进城打工。但在村庄的意识里，打工与务农没有本质区别，“光荣”的出路还是读书。唐尚珺看起来也是家里最擅长走这条路的孩子。他是家里“老小”，前面三个姐姐、一个哥哥都没上高中。一是因为家里没钱，农活儿还多，砍柴、放牛、除草、施肥等等都需要人力，更多的原因是觉得太难，“读不下去”。唐尚珺的三姐告诉我，她当年读到初三，“宁愿砍柴也不要读书了”，毕业后干了几年农活儿，年龄大些就去城里打工。但唐尚珺小学就是村里成绩拔尖的学生，2002年以乡里第一名的成绩被县城最好的初中录取。 去县城读书，是唐尚珺第一次出远门。他跟家人坐了两个多小时班车到达县城，在那之前，他连隔壁的乡镇都很少去。 以现代城镇的尺度来看，上思县很小。从县城的汽车站下车，走上三四百米就到了唐尚珺当年那所初中。中间经过一些粉、面小店，路面狭窄，人行道上的砖块松动，要小心砖块下的积水，随着脚步的踩踏从缝隙中喷溅。但在当年，县城对唐尚珺来说是一个“大城市”，一切都陌生而新鲜，连英语课，他也是第一次上。离家几十公里，不仅是物理上的距离，也意味着他第一次离开山村，体验另一种生活状态。 他跟同样来自乡村的何汉立同班、同宿舍，很多共同点让两个人成为朋友：他们都不喜欢干农活儿，觉得很累。唐尚珺最讨厌放牛，“很乏味不是吗？虽然身体上不累，可是你每天就看着牛，没任何事要做，我放过两天牛就觉得要命”。他们都对外面的世界充满好奇，也都喜欢去书里寻找答案。两人办了学校的借书证，借了很多科普书籍，讨论一些“难以捉摸”的问题，比如，“恐龙是怎么灭绝的？”“人的耳朵为什么只有这么小？”“宇宙从哪里来？”还共同去冒险。 何汉立记忆最深的一件事，是有个周末，他们骑一辆车去30多公里外的十万大山国家森林公园。那辆车是班上一名女同学的，只有一个刹车，在窄小的路上，俩人轮换着载对方。进公园要门票，10块钱，俩人为了省钱，把单车藏在附近，蹚过一条水深到胸口的小溪，从一个大山的豁口溜进了公园。他们记不清公园内具体有什么，只记得花了两块钱买了根甘蔗，是那天唯一的进食。骑车回学校的路上，“山路十八弯，下坡就是猛冲，刹也刹不住车，我们真是命大，没遇到大车”。何汉立回忆起那次探险，语气中充满怀念。 但是关于确实的未来——以后去哪里？做什么？他们很少讨论，用何汉立的话说，是“一片空白”。两人在初中成绩都不错，进了尖子班，后来因为贪玩，成绩落到全校50名开外，不被当作重点学生培养。读完初中要做什么？上高中。那之后呢？不知道。“直到进入高中，也许是快要高考了，我才知道后续是读大学，根本不知道读完大学还有研究生、博士。”何汉立回忆，当年没有任何社交软件，只能从老师、父母那里获得信息，“但他们只教你做题”。而关于大学的信息，他听说最多的就是清华、北大，好像世界上只有这两所大学。 和朋友一样，对未来唐尚珺也得不到任何切身的引导，只有一个源自小学的模糊且单一的印象：清华是读书唯一的荣耀终点。他也“真的觉得自己可以上”，只要努力、不放弃就行。 怪病 严格来说，唐尚珺第一次复读是2005年夏天，他读了一年初四，因为一场“怪病”。 大约在中考前一个月，毫无来由地，“感觉很晕，像在做梦，听不进去东西，刚做过的事情也会忘记，跟家里人说过的话，下一秒会又说一遍”。他去医院，诊断的结果是神经衰弱，但医生也说不出具体原因，只是让他多休息。村里当时还有神婆，但看过之后病情没有任何好转。 因为这场怪病，唐尚珺没办法参加中考，也没去学校参加毕业典礼。典礼上，何汉立用那台玩游戏赢得的傻瓜相机拍了不少照片，唯独没有唐尚珺，他当时正在村里的家中休养，恍恍惚惚地过着日子。暑假，病症又无来由地消失了，但他的中考成绩是零分，没有任何一所学校录取他。 这是唐尚珺在教育这条长路上第一次受挫。他一个人坐大巴，去100多公里外防城港市一所不错的高中，找到学校的校长，请求学校收留。因为没有参考记录，学校拒绝了他。那天晚上，回县城的班车已经没了，他走到海边，在人行道旁的长凳上睡了一夜。“睡不着，蚊虫很多，咬得手脚痒，心里也难受，迷迷糊糊过了一夜。” 现在回忆起那时的天真，唐尚珺自己也忍不住笑。他不知道初中可以复读，后来在老师的提醒下复读一年，考上钦州最好的高中——钦州二中后，听老师说，进入钦州二中，等于一只脚已经踏进了大学，他以为这句话更确切的意思是：“一只脚已经踏入了清华”。 钦州二中确实每年都有学生考上清华或北大，唐尚珺见过其中一个上清华的学生，戴着啤酒瓶底般的厚眼镜，便打电话跟母亲说，如果自己戴厚眼镜，也能上清华。学校每年高考后都会放榜，高二那年，唐尚珺也去看榜单，他意识到世界上不只有清华北大两所学校，但这两所学校才是光荣的顶点。一个有点奇怪的逻辑是，普通人看到清华670多分的录取成绩，了解越多便越清楚自己与这两所学校的距离，但唐尚珺却依然想去清华。“我不知道那么难考，以为努力，不贪玩就好。”唐尚珺很认真地说出这句话——他不是个会开玩笑的人。 贪玩，是唐尚珺对自己在钦州二中几年的总结。钦州比上思县大多了，没见过的、没体会过的事情对他都有吸引力。那时，比他大七八岁的三姐在钦州做服装销售，周末放假，他去找三姐，能“吃顿好的”。还和同学去溜冰、打篮球、看火车⋯⋯他从没坐过火车，有一次看到一列火车，全封闭式，黑黑的、没有窗户，他问：“人在里面是不是很难受？”同学告诉他，那是运货的火车。“当时就是什么都不懂，之前没有人告诉我这些。”他觉得，如果能收束这些对外部世界的好奇，把精力全部投入到学习上，自己就能实现梦想。当然，还有一点是，能控制住“怪病”。 就像一个飘忽不定的幽灵，“怪病”长时间隐藏在他的生活里，每到重大考试前便显出身形。2009年，第一次高考，他感觉“怪病”又犯了。还是头晕，迷迷糊糊，考了372分，只够上一个专科学校。他记得父母的表情，“都沉默了，我大概就知道，他们很不满意”。他没有犹豫就选择了复读。 在钦州二中，复读是一件很平常的事。唐尚珺说，一个班接近三分之一的学生，都会因为考得不理想去复读。全校38个高三班，其中13个是复读班，基本在楼层顶层，班上的学生们下课很少出教室，不打闹，很安静。复读费一年3000多块，比应届生的学费高了三倍。 唐尚珺第一年的复读费是三姐帮出的。他下决心要努力一点，但神经系统似乎无法与雄心壮志达成一致——他上课还是容易走神，周末还是和同学出去吃烧烤、逛灯会，第二年高考前还是犯了“怪病”，成绩只有400多分。按唐尚珺的说法，几乎每年高考前，他的“怪病”都会重犯，直到考上600分后，“怪病”才消失。 谎言 但600分是好几年后的事了。在那之前，唐尚珺的生活发生了很大变化。总结来说，就是他生活在自己编织的一个谎言里。 2010年，也就是第一年复读结束后，家人不同意他再考，让他尽快填志愿。他选了南宁一所专科学校，父亲给了他5000元报名费，还有每个月1000元的生活费。他独自带着一万多元去南宁报到。“我在学校逛了一下，跟我想象的差距太大了，学校食堂和宿舍都很小，跟高中没区别，我打退堂鼓了。”那时候，已经有几个高中同学继续回钦州二中复读，他也坐上了去钦州二中的大巴车，准备来年考上好大学再告诉家人。 2013年，按照他跟家人的说法，他应该从南宁那所专科学校毕业了，在一家叫“顺丰”的公司工作，一个月工资1600元。但这是他随口编的一家公司。过去三年，他拿着家人给的大学学费，一直在钦州二中复读，每年成绩都能进步几十分，2013年高考成绩刚过了一本线。 这个分数，如果继续复读，学校可以免除学费、住宿费，每个月还奖励400元生活费——这是学校一直以来对高分复读生的奖励措施。但也意味着他要以一个社会身份继续隐瞒家人，而且得不到家人的金钱支持。或许是有些犹豫，他临时决定，这个暑假去清华大学看一看。 他没买到硬座，20多个小时的车程，蹭座、站着到了北京。抵达时，大概是下午五六点，清华大学的门关了，他在附近花10块钱租了辆自行车，围着校园骑，发现一个小门能进，便骑车溜进去。“果然没让我失望。”唐尚珺回忆，清华校园很大，有古风的建筑，“很气派”。第二天，他又从正门骑自行车进去逛了一圈，还让别人给他拍了几张照片。照片中他跨坐在自行车上，穿着黑T恤，在一片大草坪前留影。 那也是唐尚珺第一次到北京。他一个人去了天安门、长城、王府井几个地方，觉得北京的物价很贵，4个狗不理包子要50多元，“还是素的，不好吃”。有时候交流也有点困难，北京人听不太懂他的普通话，但那里确实有他最为满意的大学校园。这次旅行成了他一个人的秘密。回到南宁后，他没告诉任何一个亲友，决定继续在钦州二中复读。《高十》主要拍摄的就是这一年——他是家人眼里的“打工人”。春节回家前，他会脱掉红色冲锋衣，换上棕色皮夹克，掩盖些学生气。从钦州的超市买年货回家，要注意塑料袋上有没有印钦州的地址。到家后，他拿出攒下的500块给母亲置办年货，分出一个个零钱红包给哥哥姐姐的孩子。平时在市里，最害怕遇到同样在钦州工作的姐姐、姐夫。有两次真的遇到三姐，躲不了，他就说自己来看望生病的同学。也许是几年的隐瞒让他有些压抑，在纪录片里，唐尚珺有些醉意对着镜头说：“我现在都怀疑那句话，知识改变命运是不是真的，小时候蒙了我很久，我现在反悔了。” 但他仍然坚持留在学校里，一次次站在高考的门槛前。采访中，他和何汉立都相信，“学校能决定未来，决定就业”。“我们不像有钱人的家庭，父母能给到很多支持，我们只能靠自己摸爬滚打，靠学历找工作，而且学历也有等级划分，专科学校连公务员都考不了。”何汉立说，好大学，也代表好的人脉，在社会资源层面，他能理解唐尚珺想考一个好学校的执着。 只有一次犹豫，是2014年6月底，“高八”的唐尚珺在手机上查询高考成绩：563分，比一本线高出43分，比清华的录取线少了110多分。他打算暑假先去广东工厂打工，挣点生活费再说。 这是唐尚珺第一次进工厂。他先是跟同学去了一家生产手机屏幕的工厂，需要站着上夜班。上班前，要花十多分钟穿上一套白色的防护服，不能露出一丝头发，连上厕所也麻烦。干了两天，他觉得太累，主动辞职，也没结工资，去了另一家工厂做货物转运。这次活儿轻，工资也低，但“没有尊严”。他记得一个四五十岁的大叔去两个部门送货，两个部门没沟通好，把气都撒在大叔身上，骂难听的脏话，第二天大叔就辞职了。唐尚珺勉强工作了一个多月，拿到三四千块，便离开了工厂，回到学校。 工厂之外，他决心复读的另一个原因，是那一届同班的复读生吴善柳考上了清华。唐尚珺早在还是应届生的时候就听说过吴善柳，知道他是复读生中的“大神”，为了清华，放弃过复旦、北大的录取通知。和唐尚珺同班时，吴善柳已经32岁，是复读第八年。但唐尚珺很少真的看见他，他从不去班里上课，“听说是在家一边辅导学生，一边备考”。从班上QQ群得知吴善柳终于被清华录取时，唐尚珺觉得自己好像也离梦想更近了一点。 诱惑 循环的复读生活里，唐尚珺有一次离开的机会。那是2016年。 这一年，他的父亲确诊癌症晚期。接到大哥的电话时，唐尚珺正在准备高考。他知道大哥的意思，家里需要一些钱，但他拿不出来。好在这一年高考考了625分，拿到了中国政法大学的通知书。他第一次考虑，生活应该往前走了。 在何汉立的镜头前，唐尚珺坐在瘦弱的父亲对面，坦白了自己瞒着家里，一直在复读的事情。因为生病，父亲嘴上经常流血，结了痂。他说儿子“精神值得敬佩，值得自豪，将来青出于蓝胜于蓝”。满头白发，穿着白背心的母亲接过儿子递过来的入学通知书，松开皱着的眉头细细端详。她一个字不识，只看得懂儿子的照片，说“瞒着我不怪你，我还是开开心心”。她让儿子专心去大学读书，不要担心父亲，“得这种病，生有时，死有命”。 原本，故事到这里算是个完美的结局。那年8月，唐尚珺还带着父母去北京长城、故宫、天安门，也去申请了助学贷款。但在9月3日去学校报到前，唐尚珺在高中班级微信群里看到一条链接，他又犹豫了。 链接标题是广西平果市第三高级中学“补习班招兵”，大概内容是：“高考达600分以上的考生来我校补习，只要在我校报名参加高考，即可享受一次性奖励10万元；学校全免学费、住宿费，并提供一套公寓式住房居住；每人每月生活费1500元。”如果第二年考上清北，一次性奖励60万元。 “10万，我从没见过那么多钱。”唐尚珺至今还记得刚看到那条消息时的震撼。在他过去7年的补习经历中，虽然很多学校也用经济政策鼓励复读，无非是免学费和住宿费外，生活费每月补助四五百元。吴善柳考上清华那年，听说学校只给了他两万元奖励。 在唐尚珺生活的地方，复读是一个产业。有相当多相信好大学可以给予自己“第二出身”的学子，逗留在这条教育通道里，希望通过“勤能补拙”，为自己进入社会换张好名片。对学校来说，这似乎也是个“双赢”的买卖。每年高考结束后的放榜季，就像各家学校的“财报”公布日：一本上线人数、入选清华北大的名额，都代表着学校来年招募新生的市场竞争力。有过高考经验，分数也不低的复读生们，是来年高考的优质资源，大概率会为“财报”数据增光添彩。自2002年，中国教育部禁止公办高中招收高三复读生开始，民办学校成了复读生的主要选择。沈高平是一所民办高中的投资人，他投资的学校在广西建校时，第一学年只招收了补习生。沈高平说，一些民办学校打着给考上清北的学生奖励60万、80万的口号，听起来虽然像是噱头，但确实能发到学生手上，其中奖金的一半都是政府出资。但6年前唐尚珺仅去复读就获得10万元奖励，是沈高平从业经历中听说过最高的一笔。 2016年的时候，唐尚珺也做了看起来最“经济”的选择。9月3号报到日那天，他还是去了趟中国政法大学。学校在老校区，他很失望，校园又老又破，十多分钟就能逛完。当天晚上，他就决定瞒着家人回去再战一年，领取的奖金，一部分用于给父亲治病，一部分支付复读期间的生活费用。 但实际上，这笔钱后来没有用到父亲治疗上。像中国大部分含辛茹苦对生活做了各种准备的父母一样，唐尚珺的父亲存了十来万块钱，分成两张存折，一张打算给自己养老，一张为唐尚珺之后结婚用。即便生命即将走到尽头，这位农村老人也没有“拖累”儿女，甚至还为最小的儿子做着打算。 但唐尚珺就这样继续留在了“复读—高考”的循环里。后来几年，他辗转于广西几所奖学金丰厚的民办高中，3万、5万元的都有，每个月生活费不低于1000元，联考成绩优秀，还能有几百元奖励。今年他被上海交通大学录取，平果市衡水阳明高级中学奖励他8万元。根据广西统计局《2021年广西城镇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情况》，2021年广西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接近3.9万元。唐尚珺每年的奖金都超过这个数字。 他也形成了自己的复读模式：通常，高考结束后的暑假，他在南宁做几个月家教，看看英语书。11月，去学校住进单人公寓，在学校的氛围里收收心。到了下半学期，他全身心扑在学习上，冲刺几个月。偶尔还会看看股票和基金，也能挣到一点钱。高考，除了追求更好的学校之外，也有了投资的意味。 在这个过程中，除了收获比社会人均水平更高的收入外，还能得到些新生的仰慕。他成了当初自己仰望过的“大神”，模拟考试的成绩，最高一次到了650多分。有同学找他问问题，叫他“唐老师”，找他聊人生困惑。他现在的女友，也是在复读期间认识的。 泥潭 今年9月底，我到了唐尚珺的老家。从县城汽车站往外走时，路上一两百米外都是黑车司机，几乎每个人都会凑上来，用细细的嗓音问一句：“美女，去南宁吗？”我坐上去公安村的小面包车，司机就是村内人，他告诉我，公安村三年前刚修了水泥路，当初的班车，因为乘客太少取消了。现在想进出村子，只有每天一班黑车，单程25元。一路上也没什么风景，山坡上是成片的甘蔗林和桉树林，只有甘蔗叶偶尔扫过车窗，发出急促的唰唰声。 唐尚珺家在公安村三队，司机把我放到路边，往边上的土路下坡一指，一个红砖平房，被甘蔗林遮住了一半视线，就是唐尚珺家。这所房子建了26年，现在只有唐尚珺母亲一人居住，是村里仅剩下的几间平房，外墙也没像别家那样刷上水泥。 唐尚珺的母亲74岁，跟6年前纪录片里的形象没太大差别，还是一头白发，我见到她时，她正光着脚在堂屋看戏剧。屋外是她养的十多只鸡，还有一只花20块买的狸花猫，用来捉家里的老鼠。邻居都说她身体好，到现在嗓门还很大，吃饭时要喝一碗自家酿的低度数清酒。当晚在饭桌上，她跟几个亲戚喝酒，用客家话聊天。一个堂哥忍不住用普通话问我：“唐尚珺，现在到底在做什么？” 这个疑问，就像是唐尚珺跟家人、亲戚的关系。他们不知道，或者说不理解他在做什么。所有人都希望他赶紧成家，他们认同读书是一件好事，但也不该是值得重复多年、放弃其他身份的事。唐尚珺的三姐告诉我，“他每年都说是最后一次复读，但每年又重新去读，提到他的事，我心里就有点烦”。今年放弃上海交通大学后，唐尚珺在家族群里发了一条长长的道歉信，三姐只记得一句对不起。但“对不起有什么用？” 这个疑问，唐尚珺这几年也会问自己。他在微博上写，“现在的生活处在一个比较尴尬、窘迫境地。犹如困在泥潭中，抬起一只脚，另一只脚又陷入更深。我如何不想脱身，迈入一个全新的环境，新的开始”。他告诉我，大概三四年前，他意识到自己的年龄，将给他的就业带去很多限制，也是那个时候，他不再有非去清华不可的念头。就这三四年间，他身边发生了一些事情，对他的“复读”生活产生着冲击。2018年元旦，他的好友何汉立结婚了，很快便买房买车、有了女儿，承担起更多身份的责任。没几个月，唐尚珺的父亲在病痛中去世了，家中只有母亲一人，他每隔一两个月就回家看望母亲一次，被母亲催婚。也是那年夏天，他在新闻中看到，从清华毕业的吴善柳，去郑州一所中学当了数学老师，他有点失望。他开始计划，毕业后大概要找什么样的工作，但听一位32岁大学毕业的朋友说，大型企业基本不会招收接近35岁的基层员工了。 最近两年，唐尚珺意识到自己的年龄，毕业后连一份体制内工作也找不到，就将目光放在创业上。计划之一是做教培机构老师，去年的双减政策让他放弃。他还计划读金融类院校，因为平时对股票、基金有关注，金融分析师似乎也不限制年龄。最接近他理想的，是做农业创业，搞养殖。拍摄《高十》那年，唐尚珺27岁，他说自己想走出农村的圈子，但这几年他报考大学的第一专业都是农学。 回村做养殖，有三个原因。一是想做一份能陪伴母亲的工作，母亲不愿在城里的哥哥姐姐家住，乡村是唯一的选择。二是政策上，这几年乡村振兴、新农村建设的口号很响，2017〜2018年，北京大学、中国科学院等高校在内，中国有6家高校相继设立农学院。农学似乎成为一门新的“显学”。他今年被调剂到上海交通大学的护理专业，也是因为原来报考的农学院收分太高。最接近他生活的原因，是他的哥哥和两个姐姐合资在钦州市的山里做养殖，主要养猪和鸭子，五六年来，收益比打工、务农要好，也自由。唐尚珺期待一份自由、没拘束的工作，就像他当初对清华大学的期待。 不过，他还没把这些计划说给家里任何一个人听。他知道公安村大概做不了养殖，村子交通条件太差，而且养殖前期投资也很大。这些具体的问题，他留到明年高考后再考虑。今年，他计划11月再去新的高中报到，最近这段时间，他在南宁的出租屋里看书，晚上出去跑个步，偶尔跟何汉立吃饭。 他不排斥饭局，但不喜欢正式的谈话，我跟他的几次见面，都是在晚上八九点的饭桌上。这是南宁最热闹的时候，电动车涌向不同的方向，公交站台边都能支起几张大排档的桌子。我问他，现在还犯过头晕的怪病吗？“没有。”他说，但自己会做关于高考的噩梦。梦里，他经常做不完试题，或者忘带某样工具。在考场，还有两分钟交卷，他却找不到一块橡皮。

唐尚珺之名如雷贯耳，其人其事早已听闻。然而直到今天看了这部纪录片，我才对唐尚珺其人有了真正的了解。

其实唐尚珺并不像网上的大多数声音所渲染的那样，是一个古怪的、死脑筋的、不知变通的人，他的人格远比那种扁平化的印象要复杂得多。在他与高考的“持久战”以外，他也有真实的可爱的一面。他喜欢弹吉他，喜欢唱歌，对父母十分孝顺，事实上他选择复读的初衷也是为了父母。我意识到一个很重要的点：清华大学也好，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也罢，其实唐尚珺并没有像很多人眼中那样固执死板地追求这样遥不可及的目标。他之所以每次高考都会像一般考生一样填各个层次院校的志愿，正是因为他不是真的固执死板。他只是想要为了父母——也为了自己——争取到一个更好的未来，哪怕不是清华抑或中科大。然而造化弄人，阴差阳错之间，他与他的理想越来越远，曾经为了给父亲治病而放弃了中国政法大学，而父亲去世以后他便更是陷入迷惘之中了。

在摄像机前，唐尚珺有意无意地也表露出了他的煎熬。他知道自己“走错路了”，他实实在在地后悔了，可是他发现自己回不了头了。他宛如一个赌徒为了翻盘而一次次地增加筹码，而一次次地连回本的目的都没有达到，于是他再也下不了赌桌，只能继续酣战，企图通过自身的努力和好运的眷顾获得一个理想的结局。

今年，或许是终于想通了、看透了，唐尚珺终于决定要去读大学了，目标是读师范专业去做老师。这无疑是很适合他的选择，然而命运再一次捉弄了他，由于拒绝服从调剂，他被华中师范大学退档。

若干年以前的我们听到这样的故事时，或许还会倾向于点评他本人的可悲可怜；然而当我们看到现时现状，看到河南省40%的复读生占比时，我们还能否认这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