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戮演绎

#Film# "The Act of Killing" ("杀戮演绎")，第63届柏林电影节上获纪录片类观众大奖，被英国杂志《Sight & Sound》评为年度十佳，这些并不闪耀的光芒不足以彰显其自身的价值，和"绝美之城"一起理所当然地进入我的年度十佳榜单里。
159分钟的导演剪辑版本，把本应沉闷的纪录片以真实人物和超现实主义结合的形式引导观者体验从愤怒, 不适, 麻木到反思的过程，着实不是传统纪录片所能带来的创新，是历史真相的探寻，也是揭露人性的旅程。
影片由故事主角"千人斩"刽子手Anwar Congo讲述自己如何踏上"行刑人"之路，除了邀请当年参与者共同回忆往事外，还和手下的小伙伴们一起拍摄了一部自编自演的魔幻主义色彩回忆录故事片，在荒诞的现实中透着现实的荒诞。
在影片开头，名不见经传的导演Joshua Oppenheimer (约书亚·奥本海默) 便打出长篇字幕介绍了年代背景，1965年在苏哈托领导的印尼军事政变后对知识分子, 共产党员, 失地农民, 华人的一场反共大清洗，超过百万人被军队授意的社会流氓地痞随意虐打致死，美其名曰"处决"，而这些本来社会底层的烂仔们也有了个冠冕堂皇的称号"行刑人"。
印象最深刻的不是行刑人眉飞色舞地吹嘘杀人骄绩，不是Madam Post报社社长对屠杀的不屑，不是Pancasila Youth(五戎青年团)这个屠杀主力军团长激情四溢的煽动演讲，也不是摄像组跟随流氓团员们到菜市场勒索华裔店主交钱时颤抖的双手，而是Anwar当年的团长阿迪临走时令人发指的嚣张。当导演问他如果海牙国际法庭判其有罪怎么办，阿迪坚定地说我一定会到场，我没有罪，求求你一定要让我到场听候审判，所谓的有罪就是胜利者制定的准则，我赢了我说了算。
我们往往一厢情愿地为恶人添加悔恨的泪水，当得知作恶者并无丝毫忏改之意后气愤难平，殊不知追究因果的无力。这个世界充满了恶，作过恶的人依旧在作着恶，唯一能做的只有告诫自己不要作恶，然后在这个恶世有尊严地生存下来。
看完影片，我对印尼这个国家的腐败原始野蛮龌龊的偏见，挥之不去，那是个从上到下恶人当道小人盛世的社会。也许只是因为导演剪辑素材展现的都是社会丑恶，而加深了我的看法，官商勾结演说煽动选举作秀粉饰恶行，哪样仅仅是印尼所有，只是我们在自己所熟悉的社会里都学会了麻木和沉默。
在Anwar自演的故事片结尾，他穿着一身黑衣，站在彩虹瀑布前，旁边是两个脖缠钢丝的殉难者，其中一个解开钢丝取出一个奖牌为Anwar戴上，并说感谢您杀死我们。这个超现实魔幻色彩的结局，让人忍俊不禁后感叹世事的荒诞。一个教导孙子要向受伤的小鸭子道歉的爷爷，回忆起杀人过往津津乐道，拍下片子是希望向后人宣示真实的历史，认为别人眼中的他干的是一件无比正确的伟大事业，最后在无法抵抗的干呕和无尽的可怕梦魇中苟活着。
也许千千万万个Anwar也是受害者，是当权派和既得利益者的利用工具，哪怕他们犯下的是人间最大的罪。当我们得知罪恶真相的一刻并不可怕，更可怕的是原来我们一直在纵容着罪恶并且无能为力，然后在世界是美好的谎言里继续生活。
总希望能出现以虹卫冰现状为切入点的纪录片，采访当事双方，可是不可行，没有人想说，想说的不让说，说了的也没用，犹如小石子投江。所以此片的牛逼之处就在于天时地利人和，难以再找到一个国家在事件过后近五十年恶人依然逍遥法外大肆炫耀自己的恶行并沾沾自喜乐于传颂，成就了这部匪夷所思的影片，就像是找来希特勒向观众介绍如何屠杀犹太人，找731部队导游人体实验所，找金三胖吹嘘如何处决国民一样，不可思议。
联想起HK人质事件，印尼政府依旧没为自己的处置失当而道歉，不难得出意料之中的结论，在印华人生存环境依然恶劣，九三零事件的阴影仍旧缠绕，过百万条生命视如草芥，至今也无向遇难家属道歉，可想而知这个国家的文明开化程度，信奉的仍是部落般的弱肉强食丛林原则，只是披着人皮的动物属性。
影片最后，导演以一段色彩浓烈的歌舞场面结尾，仿如腥浓鱼生过后的小块姜片，留给每位观者空间去回甘去反思。通过被拍摄者自己拍摄希望别人怎样看待自己的方法，给予观众全新的视角切入，尽量排除了拍摄者的立场和态度，更客观真实地让每个人作出自己的解释。

「我是殺人魔」The Act of Killing一片入圍86屆奧斯卡金像獎而引發熱議，在此之前曾獲得不少獎，這個紀錄片拍的是印尼在1965年反共大清洗中（「930」事件），蘇哈托藉軍事政變殺了50萬人，其中許多華人被當作共產黨員處決，至少有30萬華人在這次屠殺中喪生。片中的主角Anwar Gongo是參與殺人的「印尼民族英雄」，從未因此事受到任何追究，他參與此片是因為他有個電影夢，本片記錄了他從一開始得意的講述到後來的崩塌。值得一提的是印尼總統府發言人費扎亞（Teuku Faizasyah）對此片的發言，他指出：
…許多國家歷史中都會有晦暗的部分，不要這麼輕易就對一個國家貼上標籤。世人必須謹記美國的奴隸史、澳洲原住民的處境、美國參與越戰時的轟炸行動，其他若干國家發生違反人權的事情都有許多因素。…必須牢記一件事情，這（反共大清洗）是發生在冷戰脈絡下的事情，是一場對抗共產主義的戰爭。…
 
原來，這套「歷史背景論」是曾以反共之名進行大屠殺的政權非常熱愛的理論。我在想，為什麼在台灣的二二八、白色恐怖事件中，總有人提「國共內戰」「冷戰脈絡」？不是說「冷戰」是「不流血的戰爭」？這所謂的「不流血」指的是不流敵國的血，卻是大量屠殺自己人民的「國家暴行」吧！？
 
言歸正傳，現在來談談這部紀錄片。
 
這部片並沒有什麼歷史鏡頭，也沒有拿出來任何受害者的照片、遺物或血淋淋的控訴。完全是Anwar個人在拍攝他過去「消滅共產黨」的過程，也讓我們看到目前印尼對這個「250萬的共產黨份子被消滅」歷史的看法。1965年後，有無數的華人與無辜者被印尼掀起的反共狂潮所殺害，手段兇殘是一回事，但聽到加害者的想法，倒是導演Joshua Oppenheimer非常獨出心裁的設計。本片一開始就提到：「1965年，印尼政府被軍方推翻。任何人如果反對軍方的獨裁專政，都會被指控為共產黨。主要對象是工會領導，沒有土地的農民，知識份子和華人。在西方的直接援助下。不到一年時間，有超過一百萬的“共產黨人”被殺。」
 
請注意，這是這個美國導演自己的說法，西方的直接援助無異就是最大的幫兇，這不就是所謂的「冷戰脈絡」？美國過去不也強烈支持台灣蔣介石的獨裁政權白色恐怖？
 
Anwar是棉蘭電影院的一個賣票員，後來加入武裝組織，這個組織的宗旨之一就是「消滅共產黨」，他們把他翻譯成英文的Gangster，又說他原意就是freeman，我看的翻譯版本譯為「流氓」。北蘇門答臘省省長Syamsul Arifin說「匪徒們希望自由的做任何事情，即使他們是錯的。如果我們知道如何與他們合作，我們只需要做的就是指引他們」。後來影片介紹這些freeman到Ibrahim Sinik報的辦公室審問犯人的方法，影片問負責人他們審共產黨人的時候提出哪些問題？負責人說「不管我們問什麼問題。我們都修改他們的回答，使它們對共黨不利。作為一個新聞工作者，我的職責是讓公眾憎恨他們。」，之後就叫freeman把「共產黨」帶到後面殺了，負責人驕傲的說「我不需要親自動手！我使個眼神，他們就死了.」。這套跟國民黨的白色恐怖好有一比。
 
Pancasila Youth"五原則青年團"是印尼最大的武裝集團之一，身穿橘色衣服，他們的領導人自稱「流氓頭子」，剿滅共產黨份子的方式就是「我們把他們都殺了」。他對民主的看法也是許多台灣人的意見「我們擁有太多的民主了。那是一片混亂。說到"民主"，什麼才是"民主"呢？在軍方控制下的獨裁，一切事情都會更好。更好的經濟，更好的安全…」
 
後來拍到當地地方武裝的頭目Safit Pardede到當地華埠收錢的情形，他說「當我需要錢時，老朋友就是沒得比了...如果是別人。如果錢不夠數，我都不會接受的。」，簡直就是標準的「流氓」。更誇張的是印尼副總統Jusuf Kalla(尤素夫·卡拉)的演說：
五原則青年團的精神-人們指控 說成是流氓.流氓們是工作在社會系統之外的人，不是服務於政府的。"流氓"這個詞原意是"自由人"，這個國家需要"自由人"！如果每個人都是為政府工作...我們會成為官僚的國家，我們會一事無成。我們需要流氓們把事情辦了。那些能把事情辦妥的"自由，隱秘的人"。我們需要流氓/匪徒們敢於在商業上投機,冒險，運用你們的肌肉，不是用肌肉來毆打人民。然而，有時，毆打人們也是必須的。
 
後來Anwar介紹一部印尼拍的洗腦片：
政府拍攝這部電影，目的就是要人民憎恨共產黨人。從小學開始，所有的孩子們都要觀看這部影片，孩子們每年都必須到影院去看一遍。我記得，是因為我就在影院工作，孩子們會分化成2個群體..年齡最小的坐在前排，有一部分孩子被電影嚇壞了，但我從內心深處，為之感到驕傲，因為是我在消滅這些影片裏殘暴的共產主義份子，我比影片所能做到的要更多更好。
 
Anwar的同伴Adi也加入「演出」，他不像Anwar那樣深信反共片：
Anwar：對我而言，那部宣傳電影使我不會為我的行為產生負罪感。每看一遍電影，就讓我更堅信...
Adi：你是這麼認為的？我可不會。我覺得政治宣傳電影都是騙人的。即使是烏龜也能爬上倒下的樹木。在我們殺了赤匪之後，再搞臭他們，太容易了。那電影就是設計著，讓他們看上去很邪惡。共產份子的女人赤裸著跳舞...這明顯就是騙人的。明擺著的嘛.殺人就是要乾淨俐落！拋屍後就回家了.這是真的，我們殺人都是很快速的。我們殺人都是以最快的速度。
Anwar：因為我們不想吸引來大批圍觀群眾，Adi，我們好像不該這麼說。當著這個外國人的面，批評那部政治宣傳片。
 
接下來他們演出審訊共產黨人的過程：
共產黨人：我們把土地歸還給農民。我們還給他們肥料，種子和農具等。目的是…
審問者：為了傳播共產主義，是不是啊？
共產黨人：真的，我們想讓人們知道共產黨是最好的政黨
審問者：你為什麼招募人們加入這個不合法的政黨？
共產黨人：但以前那時，它並不是不合法的政黨啊.
旁觀者：--不是嗎？
共產黨人：--1965年前嗎？ 當然是合法的政黨
兩人相視大笑…
 
這段相當有趣，因為共產黨人與審問者分別由Adi與Anwar扮演，他們在1965年都是屠殺「共產黨」的人，他們當然知道共產黨曾經合法過，也知道他們當年是如何自辯的。
 
另一段是Adi與Anwar的對話，相當發人深省：
Adi：有時，我會想...如果我父親是被殺的共產份子。我也會覺得憤怒不安。這很正常的，不是嗎？比方說，你殺了我的父親，我會對你很憤怒。憤怒。為什麼你要殺我父親呢？然後呢，你不讓我上學，不讓我工作。甚至不讓我結婚。這一切需要被糾正。從來沒有正式官方的道歉。但道歉真有這麼困難嗎？政府應該正式道歉，不是我們那會像是藥，能減輕些疼痛。
Anwar點點頭：--寬恕--他們會不會暗地裏詛咒我們？
Adi：--暗地裏詛咒我們...
Anwar：--因為如果公開的咒駡我們，他們會被逮捕的！所以他們偷偷的咒駡。對我而言，Adi，到最後...我睡覺受到驚擾，或許就是因為...當我用鐵絲勒死那些人時，我看著他們慢慢死去
Adi：但你用其他手段時，你也看著他們死去啊
Anwar：是啊，當我睡著時，這些場景又進入我的夢境。他們給我帶來了噩夢。
 
接著是Adi與Anwar在車上的談話：
Adi：還記得1966年“粉碎中國人”的運動嗎?你給我一份華裔共產黨份子的名單。沿著蘇迪曼(將軍)街我殺了每一個我遇到的中國人，我捅死了他們。我記不清總數了，但至少幾十個。我遇到一個就捅一個。一直殺到亞洲街。就在這，我遇到我女友的父親。你還記得那時我女友是個中國人吧？“粉碎中國人”運動變成了“粉碎女友的老爸”運動。所以我也捅了他，因為他是中國人。他摔落進一個坑渠，我用磚塊砸他，他沉下去了。
 
到了片場，Adi又說話了：
殺戮是你能做的最嚴重的犯罪。關鍵是要找方法，不讓自己感到罪惡。歸根結底，就是要找到合理的說辭。比方說，別人要求我去殺某人。如果報酬讓我滿意，那我當然回去做，從這方面看，就不是錯誤行徑。就是這樣的觀點，我們必須堅定自己的信心…
 
一段刑求演出後，沒想到一個演共產黨的人說話了：
演共產黨的人：如果你想聽真實事件，我倒有一個。
另一個演員：說來聽聽。因為我們拍的一切，也是真實的。
演共產黨的人：有個店老闆，他是那個地區的唯一的一個中國人。說實話，他其實是我的繼父Suryono（Anwar的鄰居），雖然他只是我的繼父。但自從我還是嬰兒時，就生活在一起了。大概淩晨3點，有人敲我家的門。“是誰啊”。...他們叫我父親的名字。我媽說道“有危險啊，你不要出去。”但他還是去開門了。我們就聽他驚叫了一聲“救命”。之後就沒聲音了。他們把他給帶走了。直到清晨，我們都不敢睡覺。
有人問：--那時你幾歲啊
演共產黨的人：--11 12歲吧。所以，我記得很清楚。這不可能忘記的嘛。之後，我們在一個油桶下面找到了他的屍體，那是被剪開的半個油桶，那屍體就像這樣，躺在桶下面。他的頭和腳被麻袋套著。但一條腿是這樣伸在外面。那天早上，沒有人膽敢幫助我們。我們就像埋頭死羊一樣，把他埋在了大路邊。只有我和我爺爺去收屍。把屍體拖到坑邊，沒人敢幫我們。那時我還很小。隨後，所有的共產黨人的家庭都驅逐了。我們被驅趕到了一個叢林邊的貧窮的棚戶小村。說真的，這也是我從沒上過學的原因。我不得不自己教自己讀和寫。我也沒必要向你們隱瞞這些。我應該相互瞭解對方，不是嗎？我保證，我不是在指責你們的所作所為。只是想給電影提供些資訊。我保證我沒有指責你們的作為。
 
看到這段我很震驚，這個演共產黨的人竟然就是一個受害者的後代，他繼父也是Anwar的鄰居，而Anwar很有可能就是他的殺父仇人！鏡頭不斷的照著Anwar，其實導演從影片開始就一直不斷拍Anwar，看著他細微的表情牽動，觀眾們其實可以感覺到他的心思。
 
後來，Anwar「再現」那個刑求逼供的場景，這個演共產黨的人繼續演出，痛哭流涕中，彷彿他感覺到他繼父的痛苦。最後，他被他們用鐵絲綁住脖子絞死。這個時候鏡頭不斷拍著Adi與Anwar，他們臉上露出奇異的表情，這部片究竟是紀錄他們榮耀的過去，還是一個懲罰呢？
 
演完這段，Adi驚醒了，他說：
Adi：聽著，如果我們這部電影製作成功，它將駁斥所有的媒體宣傳關於共產黨人是殘酷的說法--要展現我們才是殘忍的--我們是殘忍的，如果電影成功了。我們必須理解我們這裏努力的每一步，這不是因為害怕，40年前的任何罪案，法律上都已經過期了。不是因為我們害怕。主要是形象問題。社會民眾感覺，“我們始終懷疑這事。他們撒謊說共產黨是殘酷的”這不是我們的問題。這是歷史問題。整個歷史事件的冤屈將變清白。不是180度翻身，是360度！如果我們的電影能成功。
某演員問：如果那都是真實的，那為什麼我們要隱瞞我們的過去呢？
Adi：不是啊，結果是Anwar和我以前說的和做的都是錯了。共產主義份子並不殘忍。
某演員：--但那是真的
Adi：--我完全同意，但不是所有事實必須要向公眾公開的。我相信上帝都會有自己的秘密。我絕對意識到我們是殘忍的。這就是我要說的。現在交由你來決定，你要怎麼做了。
 
鏡頭不斷照著繼父被殺的演員，他不斷的流淚。Adi這段「隱瞞論」，不也是台灣奉行不渝的「傷口論」嗎？紀念二二八與白色恐怖就是挑起傷口，時間過去那麼久了還要怎麼樣？不是賠錢了？有批人不是不斷的這麼說嗎！
 
影片進行到中段。
拍攝者問：我不想讓你感覺不舒服，但我不得不提問。你把它看作是"戰爭"，所以你不會像Anwar那樣被鬼纏。但日內瓦公約定義你的行為是“戰爭罪行”。你把它看作是"戰爭"，所以你不會像Anwar那樣被鬼纏。但日內瓦公約定義你的行為是“戰爭罪行”。
Adi：我不需要贊同那些國際法律。當布希當權，古巴關塔摩監獄是合法的。薩達姆侯賽因擁有大殺傷武器，也是對的。當時，布希說是對的，但現在是錯的。日內瓦公約或許今天是人道的。以後我們會有我們的雅加達公約，替換掉日內瓦公約。只有勝利者才能定義“戰爭罪行”我是勝者，所以我能有自己的定義。我不需要遵從國際上的定義。更重要的是，不是所有的真都是好的。有一些真相並不好，比如重新啟動一個案件審理。即使你發現的一切都是真的，但那不好。
拍攝者問：但是對數百萬的受害者的家人而言。能真相水落石出，是件好事。
Adi：那好啊，但需要從人類第一起謀殺開始調查。為什麼要只關心屠殺共產黨人呢？美國人殺印第安人。有誰因此而被處罰呢？懲罰他們啊！對我而言，重審這事件，就是挑起爭端。我準備著，如果這個世界想繼續戰爭，我準備好了。如果你想讓我們爭鬥，我準備好了。
拍攝者問：如果你被帶到海牙的國際法庭呢？
Adi：--現在嗎？
拍攝者問：--是啊。
Adi：我去啊！我不覺得有罪，我為什麼要去呢？如果能讓我出名，那我就準備去。求之不得，把我召去海牙吧。
 
走筆至此，本文含引用已經超過5000字了，為何幾近把其對話照抄的原因是認為他們的對話非常深刻。其後該片呈現了Anwar與五原則青年團如何屠殺人民、其腐敗，與印尼民主的荒謬，接下來拍到Anwar過去的作為，他們上談話性節目的一段話可為參考：
而談到和解/調解，未來將不會有和解，因為過去發生的，已經成為了歷史了。故事的結局必須是這樣的。對共產主義份子，不會有任何調停和和解。那為什麼那些受害者的兒女們沒有採取報復行為？不是他們不想報復，是他們不敢。因為我們把它們剷除乾淨了。
 
Anwar在演出一個屠村場景時「良心發現」，直到他自己也演出被刑求片段時終於「入戲太深」而崩潰，他看了自己的演出後說：
Anwar：被我曾經拷打的人，是否和我當時感受到的一樣？我能體會到被我拷打的人的感受。因為影片裏，我的尊嚴被徹底摧毀了。恐懼隨之而來，侵入的我的全身。一切的恐懼突然壓向我的身體。恐懼包圍著我，並侵襲著我。
導演：其實，被你拷打的那些人感受會更糟糕。因為你知道這只是電影拍攝，但他們知道他們將要被殺。
Anwar：但我真的感受到了，Joshua，真的。難道，我犯了罪？我對太多的人做了這些事，Joshua...是這一切都會來報應我嗎？我希望不會是。我不想要遭到報應。Joshua…
 
片尾，Anwar 到他們折磨並殺害抓來的共產黨份子的場所「巡禮」，想到這一切，他痛苦的嘔吐並哭泣…
 
看完這兩小時四十分的影片想到，這部片對Anwar究竟是懲罰還是救贖呢？導演是否殘忍？我曾看過一部片「希特勒的孩子」（Hitler’s Children），「受害者的後代」與「加害者的後代」的相遇，還有些「加害者的後代」如何去探索他們祖先的過去…，這樣認真面對歷史的傷口，不是才能堅強的繼續走下去嗎？Anwar當年可說是用手或用各式各樣殘忍的手段殺死了千人以上，如今這個導演以「上帝視角」來設計他檢視自己的一生，固然對他這個老人是一種折磨，但如同他自己很喜歡的那個劇中劇的結局，這一切，是一種救贖。
 
看了這片，我也想起了曾讀過的一本書Benedict Anderson的「想像的共同體」，這些華裔在這樣的創痛下，能與印尼有「想像的共同體」嗎？我還記得書中Benedict Anderson曾談到他在印尼待了非常久，還會說當地話呢，怎麼沒在該書提提這件事？後來我找到標榜師承Benedict Anderson，一本談印尼華人認同的書說「沒有真正的優勢族群存在…將是台灣社會最重要的省思」（see 當代印尼華人的認同：文化、政略與媒體），台灣社會真能省思什麼嗎？
 
這十年來，我去了不少次各類二二八紀念館、白色恐怖遺跡，有機會就讀讀相關的報導或書刊。關於大屠殺、種族衝突的電影也是我一直以來關注的目標，最後的蘇格蘭王（The Last King of Scotland）、盧安達飯店（Hotel Rwanda），台美人的被出賣的台灣（Formosa Betrayed）、德國終戰三部曲等，美國的黑白種族電影更是看了不計其數。每看到這些我就會思考，台灣的族群差異絕對比任何國家小，為什麼別人能有那種反省或孕育出感動人心的作品，台灣卻沒有呢？台灣政府在面對過去時，是否做的不夠？又為什麼總有一些學者、媒體、人民要把台灣一部份人區分為「外來」？
 
這片給我的意義是：我不同意Adi「上帝都會有自己的秘密」這話。這段時間，我不斷的貼出關於眷村、二二八的文章，這是一個開始也是一個結束。開始的是這些「我們的不同」絕不應該被掩蓋，無論是反省或控訴，我都要把它寫出來。結束的是，已經十年了，該結束的還是應該結束，雖然不是現在、立刻，但我會把這段日子整理出一個總結。
 
如果可能，我希望這部紀錄片我是殺人魔（The Act of Killing）能給台灣的教訓是：傷口的復原不是建築在隱瞞上， Adi曾經說「政府應該正式道歉，不是我們那會像是藥，能減輕些疼痛」，我則認為，一切的藉口只是傷口上的鹽，真相才是藥，它才能夠真正的治療台灣的裂痕。
 
Written by blackjack 2014/3/10

2013年最喜欢的电影，近三个小时的纪录片每分钟几乎都看得头皮发麻。印度尼西亚60年代的反华屠华已经渐渐被世界淡忘，如果没有这部纪录片，这段历史可能就此湮没。事实情况是，这些国家许可的沾满了鲜血的杀人犯如今仍然在当地有钱有权有势，回忆过去不但不觉得羞耻悔过，反而标榜自己对国家人民的贡献。更令人震惊的是，当地政府官员，媒体，甚至副总统一边倒地支持这些杀人犯和流氓团体。当摄像机跟随着这些流氓去公然勒索当地华人店铺时，当这些杀人犯兴高采烈地模拟讲述几十年前的杀人场景时，你也许会不相信自己的眼睛。

为了拍摄这部纪录片，导演在印尼生活了七年。起初他的想法和一般的纪录片导演很像：采访那些受害华人的幸存者或家属子女。做了几年的无用功后，导演发现幸存者和家属子女完全就是敢怒不敢言。索性另辟蹊径，以大言不惭的杀人犯为主角，暴露他们自以为骄傲的丑像，反而造就了这一部揉杂着魔幻，荒诞和真实的震撼人心的纪录片。

“流氓、混混”在一个国家，它的象征可以是什么？也许是颓废的生活状态，也许是惹人生厌的街头一景，或者是无人拯救爹不疼娘不爱的模样。但是，如果这个词和“自由”、“拯救国家”联系到一起，那又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

《杀戮演绎》就用了159分钟向我们说明这样做的后果会是什么。1965年，印尼发生政变，军政府推翻当时的现有政府，所有反对军政府的人全部被指控为共产党分子而遭到虐待和杀害，其中有大批的华人。军政府在这一过程中启用了大批的流氓和混混进行实际的攻击和血洗，这一组织被称为“五戒青年团”。《杀戮演绎》中的主角就是当年“五戒青年团”的成员之一，现在仍令众人闻风丧胆的安瓦尔•冈戈。整部影片并没有让施暴者或是受害者讲述自己的遭遇，而是请施暴者参与制作重现当年杀戮行为的影片，使他们涉入其中，并对他们在这一段时间中的生活行为心理给予记录，回溯历史事件，达到导演的拍摄目的。

那么，导演到底要通过这部纪录片说明什么呢？

来看看这些当年的施暴者和受害者们的现状吧。安瓦尔•冈戈，当年设计出使用钢丝杀人的头号侩子手，目前状况不明，但就其家中装潢来看，生活的并不差。易卜拉欣•西尼克，当年负责收集情报的人，面对询问，当年杀的到底是不是共产党，他满不在乎的说：“就是要人们恨他们啊”，“我干嘛要干那种脏事，我一眨眼他们就得死”。现在是报社社长，仍然掌控着舆论利器。赫尔曼，当年安瓦尔的手下，现在的新一代流氓，他去华人店铺恐吓要钱，甚至还参与国会议员选举，“要是能进建设委员会，我就能从每个人那儿收钱。”阿迪，当年安瓦尔所在行刑队的队长，目前生活平稳幸福，有个漂亮的女儿，一家人幸福的在高级商场流连，做美容，试按摩器。现在的“五戒青年团”领导人，打着高尔夫，吃着奢华的宴席，住着塞满奇珍异宝的豪宅，开着低俗和下流的黄色笑话。《南方周末》在采访该片导演约书亚•奥本海默时，导演说：“他（安瓦尔）当年的朋友如今大都位高权重。”

那么受害者呢？影片中没有一位直接的受害者出现。甫一开始，安瓦尔和赫尔曼在街上寻找能扮演印尼共产党妻子的女性，但没有人愿意出演。影片中，一位中年人叙述自己的华人继父被杀的回忆，虽然这个男人自幼和他的继父一同生活，继父被杀时他已年满11岁，感情应当不浅，但他满面笑容的回忆着继父被拖走，第二天他的尸体被怎样发现，而只有自己和爷爷敢去收尸。在重现屠杀的一个场景cut后，他满面笑容的坐起来，吻着“五戒青年团”一位中年人的手。没有受害者的身影出现在影片中，导演不是没有做出努力，但他发现，没有人敢说些什么，反而是这些受害者告诉他，去问问那些人吧，他们很乐意说出他们当年的事情的。

有人忏悔吗？作为流氓的代表，安瓦尔的队长阿迪说：“所谓‘战争罪’是赢家来定义的。我赢了我说了算。”如果非要讨个公道，“那你应该从人间第一桩谋杀开始查，该隐杀亚伯。干嘛只盯着杀共产党？美国人还杀印第安人呢。”赫尔曼没有表达意见，但从他脑满肠肥的样子来看，他显然没把这个事情放在心上。群演中的人兴致勃勃的回味强奸少女：“遇到14岁的真是美味，对她而言是痛苦，对我而言是极乐。”作为舆论的代表，女主播兴味盎然的向安瓦尔表达敬意。“您发明了一种更具人性、不残忍杀、避免过度暴力的杀人方式”。作为国家的代表，副总统高兴的被众人披上“五戒青年团”的制服，站在演讲席上，挥舞着拳头说，流氓是什么？流氓在英语中的原始意思是free man，“五戒青年团”很好的践行了自由的含义，国家需要他们。你看，没有人忏悔，所有的流氓都挥舞着自由的拳头，唱着为国捐躯的歌。

如果非要选出一个有那么点忏悔意义的人来，那就只有安瓦尔一个人了。最起码，他在镜头前坦诚自己必须用歌舞和大麻来麻醉神经，最起码，他在午夜梦回的时候，都会看到那个被他砍下脑袋的人的眼睛。最起码，他在亲身实践做一个被审判者时，被吓的不能自己眼泪直流，在那之后，能和导演说：“我感到没有尊严”，有“真实的恐惧”。有人说他在最后被导演将所有的杀人借口逼退，但如果真的如此，他为什么还是在片尾一个人走上当年殴打屠杀所谓“共产党人”的场地，虽然不知为何呕吐了很久，却喃喃自语：“我的良心告诉我，我要杀掉他们。”？

没有人忏悔，没有人的合理化借口被导演逼退，害怕的反而是受害者。也许许多政权是以流血建立的，但大多数会选择反省，或者缄默。相对于表扬，缄默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一个隐形的伤口，人们不愿意说，是因为羞于启齿。但一个将暴行与自由联系起来大肆宣扬的政府，一个将暴力冠以“为国效力”的国家，反省的意味是零。

好吧，就算上一代的事情就此终结。那么下一代怎么办？在这里，显然仍然是在重复昨天的故事。他们仍然看着那些讲述共产党人杀人如麻的宣传片，影片中闪回的是女儿发现爸爸被打死，之后跪在地上将殷红的鲜血捧起，淋漓的抹在自己哭的扭曲的脸上。他们仍然听着自己的父辈们欢乐的谈起杀人往事，懵懂的站在一旁。他们仍然参加着“五戒青年团”，或坐或站的在下面鼓着掌。他们仍然被迫坐在一旁，观看自己的长辈们在电影中被勒死的场景，尽管导演一直在旁边说：“你确定要放吗？这太血腥了。”

可笑的是，影片中不止一次出现动物与人的互动。安瓦尔家中的小鸭子腿断了，他柔声训斥自己的孙辈：“不要那样，它会更难受的。”但另一方面，“五戒青年团”领导人的墙上、家里或挂着或陈列着数不清的动物标本，统统都是死亡和献祭的证明。

当暴力反转成为多数人共识的正义，那么就不要谈拯救，更不要谈希望。

文/caesarphoenix

这是一部梦想中的电影，却可能比最恶的梦还恶。
如果中国有成熟的影评界，这部职业生涯中难以遇到的作品，现在早就应该有数十篇万字长文。而我竟也年终事多，只能做最潦草的描绘。

《杀人演绎》这部“非虚构电影”具有一种惊人的复杂，这种复杂源于在被观众默认为现代、文明的今天，过去犯下屠杀罪行的杀人者堂而皇之的谈论与炫耀杀人行为，甚至主动提出重演当年的角色、再次示范屠杀，不仅如此，杀人者在当地延续着统治，当年被害者的后裔仍然接受着他们的“屠杀”。
这样的内容让观众陷入了“无法想象其为真实，更无法想象其为虚构”的困境，真实（记录）-虚构（故事）的界限被震惊与难以理解侵蚀，观众对电影的一般经验不足以应对影片的挑战。
而更为致命的是，当年实施屠杀的军政府是在西方政府的直接援助之下，杀人者隶属于冷战两大阵营的胜利方（大部分观众指认自己归属的那个阵营），而这种胜利延续至今。
而影片并没有到此为止，杀人者重演杀人者后又扮演了受害者，并最后成为自己的观众，在反身观看中他体会到了当年杀人时都不曾感受到的可怖。而观众对他观看的观看，对他观看后产生的干呕反应的观看，所形成的复杂感受（不可置信认为虚伪、同情、正义伸张的痛快、怜悯）也是难以简化的。

影片可以看作三重杀戮和四种类型“片中片”的穿插。但到底是导演意图还是杀人者的拍片热情对最后“片中片”的呈现样貌起到决定性作用值得探究。

三重杀戮是：1.过去的屠杀（1965年），2.到杀人地示范当年如何杀人——片中片里表演杀人和被杀，3.持续至今的对民众的犯罪。
四种类型/亚类型是：歌舞片、匪谍片（意识形态政宣片）、犯罪片、西部片。

“到杀人地示范当年如何杀人——片中片里表演杀人和被杀”是最奇观也最惊人的一重杀戮，结合犯罪片（Anwar喜欢强调的美国电影、他们作为电影院黑帮的身份）推向了最后的反身观看。
而受害者给杀人者戴上奖牌，感谢杀人者送其上天堂的歌舞片，出现在开头和接近结尾，看似最荒诞，却是最大的真实，历史由胜利者书写，没有被审判的胜利者有权把死者摆放在任何位置。
匪谍片（意识形态政宣片）和西部片则展现了杀人者是如何借助虚构的力量，把自己的行为建构为合理合法、使自己心安的。

影片的复杂还远不止于此，三个最主要表现的杀人者的想法有较大差异，其中一个思虑之深而又无比清醒，几乎代言了整个胜利者的逻辑。

只能述其万一，是为补记。

The political extremists: the paramilitary youth: gangsters slaughtered the "Communist" and ethnic Chinese.

Theatre of the oppressors: role reverse in the victims' roles.

All about trauma: the need of taking the places of the others.

How about the survivors of Cultu-ral Revo-lution in China ?

想起來自己的創傷…. Then, to survive!

All about politics: 政治運動害人啊！當66年拆那搞極左共產運動的時候，印尼開始了反共產反華的paramilitary運動，大批青年被組織成民兵，大肆殺人…

這類青年民兵受到鼓動，宣揚他們所謂的親美“自由”意識形態。他們不反感外人對它們的評價：gangster, 還說道這詞來自“free man" (而他們收保護費已經是事實)。

極右反極左是多麼荒謬和可笑！

如今印尼政府仍沒認罪，任何左派的觀點都是當地社會的禁忌。青年軍的任何活動都是"正確"的。就連這個影片和片中劇場本身仍不時被理解成正面宣揚官方的立場的。排練時有小孩和女人受到驚嚇，軍團領袖卻用"正確，勇氣"來安慰她們。

片中主角Anwar述說，大部分兒童都在血腥的官方醜化共產黨的影片中長大，是traumatized的。然官方縱容下的青年軍的暴行卻視而不見。

情景的再現沒有使Anwar有一點輕鬆，他在劇場中反复地體驗倖存者受到的折磨 (即戲劇治療的role reversal)，並講解處死他們的方法 (如當年他用鐵絲勒死"共黨人")。Anwar嘗試著“贖罪” （導演稱之為"壓迫者劇場）。然而，其他人卻沒有在片和劇場中懺悔，有時甚至認為這是在記錄他們“反共產主義是多麼正確”的證據，以及自己過去的"當年勇"。

這個影片會遭到印尼政府的抗議。

華人能在這種社會生存真是難以想像。

关乎政治的纪录片一般很能“绝对正确”，影片并非简单的叙事，也非简单的通过演绎转嫁，她超越了一般纪录片的范畴，同时她的真实扮演也甩开重现历史的故事片好几条街。

人类的统治历史一直都伴随着这样血腥故事，只是用今天的记录形式展示出来，不单单是屠杀本身，还有施暴者的心态及转变，确实令人震撼。

悲剧的工具，即便当下政权交替、或者各种形式的伏法，我想他们都理解不了除政治之外的更深层的不幸。像主人公那样最后出现的忏悔怜悯之心，也有年龄以及后代的多重原因。

另一方面没有鲜血难道就不是荼毒吗？你把各个国家地区统治阶级、既得利益者、刽子手们放到一起，本质都差不多的，只是看谁文明的包装更精致罢了。前者还可说“无知者无畏”，而佯装的道德、粉饰的太平具有同样的嘴脸，且更可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