勒庞的《乌合之众》里曾经这么说过,“群体不善推理,却急于行动。它们目前的组织赋予它们巨大的力量。我们目睹其诞生的那些教条,很快也会具有旧式教条的威力,也就是说,不容讨论的专横武断的力量。”
虽然这部《乌合之众》并不是一部严谨著作,还带着某种偏见,但是至少证实了某些事实真相。
导演韦尔曼的《黄牛惨案》拍摄于1943年,那正是西部片兴盛时期。
这部又被译作《龙城风云》的电影讲述的是这样一个故事。
卡特与好友在酒吧听说牧场主金凯德被人打死,金凯德的好友法恩利一心要去给他报仇,于是以泰德理少校为首一群人迅速被纠结起来寻找凶手,他们很快找到了三个他们认为是凶手的人,各种表面迹象让他们认定凶手就是这三个人,当他们将三个人吊死之后,消息传来,牧场主金凯德并没有死,他只是受了伤,事实上并不存在杀人凶手。
韦尔曼的这部片子极其短小精悍,情节从发生发展到结束只有75分钟的时长,故事也是极其简单,但是在这个简单的故事里却还有很多很值得探讨的东西。
从最后的结果来看,这显然是一个悲剧,但这个悲剧又是在这个特定情况之下的必然。
影片开始于卡特和好友骑马进入平静的小镇,一条狗悠闲地从画面那端走到这端,结束于卡特和好友骑马离开小镇,那条狗又从画面的这端走向那端,同样的画面,相反的方向,截然不同的平静。
前面提到勒庞说过群体不善推理,却急于行动。
在电影中,这种急于行动有巧合的前提
小镇警长外出不在,副警长梅普斯代行使警长的权力,这个事情让他瞬间就有了可以出头的理由。
而作为金凯德好友的法恩利呢,首先他有好友的身份所以就占了所谓正义的一面,好友被杀,他不能坐视不理,找到凶手即刻杀了他是他觉得最迫切应该做的事情。
这两个所谓关键人物都没有要去求证事实真相的意愿,小镇副警长不需要真相,他只需要在警长不在的时候有这个事件可以行使权力就行了。
而法恩利呢,可以说他本身就是不相信法律的,“我知道谁会去处理,是我,我跟你说吧,杀死金凯德的人是不会回来等着你们六个月的合法审判的”。
泰德理少校更是想借助这件事来显示父权,证明自己的英雄主义,更是要给看似懦弱的儿子上所谓的一课。
于是一群聚集起来要去绞死凶手的人打着正义的旗号,却不是为了真正的正义,那些一呼百应的人们有的甚至并不关心金凯德这件事情本身,他们所有人仅仅只是想要在这个事件之上找到自己的位置自己的用处。
所以在各种动机之下,像卡特和货店老板戴维斯这种少数派的劝阻是完全没用的,戴维斯已经很是苦口婆心,想要用法律审判来解决这件事情,甚至请来了小镇法官,而法官虽然义愤填膺,实际上却还是软弱无所作为的。
在这样汹涌群情之下,卡特与戴维斯们并不懦弱,但确实是相当无力的。
这也形成了绝对的二元对立,以少校和副警长为首的多数派虎视眈眈想要以私刑绞死凶手,以卡特和戴维斯为首的少数派主张以法律审判的手段来解决这件事。而在这样的对立中,不赞同私刑的人们是那样的无助。
少数服从多数
为了显示公平,泰德理少校让步,投票来决定三个人的生死。这是一场可预见结果的投票,如果泰德理知道这场投票,大多数人不会站在绞死三个凶手的一边,那这场投票可能就不会存在,而结果是仅仅有七个人不赞成。
通过摇镜头略过多数派,那一张张漠然的脸更是对这场表决的讽刺。
在这样的情形下,这种少数服从多数,看似民主的民主是真的公正公平的民主吗?当然不是,所以所谓的显示公平其实就是不公平,这是利用貌似公平的方式去掩盖最大的不公平与真相。尤其是在最后揭开三人并非凶手的时候更是充满着讽刺。一群义正言辞的人绞死了三个无辜的人,而且还是打着最名正言顺的旗号。
父子
在这短的时长里,电影中泰德理父子的着墨不少。强势专制的父亲与懦弱的儿子,这样的父亲当然会看不起这样的儿子。他认为儿子想要通过法律手段解决问题都是无能懦弱的表现。而金凯德的事情正好可以让他在儿子面前证明他的正确,他甚至辱骂儿子是female boy来逼迫儿子去执行绞刑。
最后真相被揭开的时候,并没有彻底激怒儿子。
彻底激怒他的是当回到家的那一刻,泰德理少校把门锁上将儿子关在了门外,这样一向懦弱的儿子彻底爆发了。
可能在真相揭开之后他心底还期望父亲的愧疚道歉或者是改变,但是父亲锁门的行为表明他不愿意承认他所坚持的这种英雄主义在金凯德这件事情上是失败的错误的。
导演运动静止画面和声音结合的手法,紧闭的房门,沉闷的枪声,代表着少校封闭的内心,他宁可开枪自杀也绝不承认,更不用说道歉与改变。
而父亲的自杀带给儿子的并不是震惊,枪声响起,立刻切换到了儿子的画面,那神情是解脱和带着希望的。
泰德理父子之间的情节更是在表明所谓的父权是对法律精神的阻碍。
那封信
那封马丁写给妻子的信被诟病太过牵强与刻意,说教意味有些浓,但是它确实点出了导演想要通过这部电影表达的东西。
“法律是人类的良心,人类没有了良心便谈不上文明。”
以所谓向善的目的动用私刑处置杀人凶手,将他们吊死之后还要再补上三枪,这种行为何尝不是带着深深恶意的?似乎以善之名便可以为所欲为。
推而广之,这种以善之名的行径又掩盖了多少罪恶,电影的结尾揭开吊死的三个人不是凶手的真相,给这种行径以迎头痛击。可是在那个蛮荒时期,又有多少这种行径的受害者是悄无声息无处诉冤的?
法律该由谁制定和掌管?影片告诉我的答案是,至少人不具备这个能力。在正义与公平的法律下,任何一点错误都意味着全盘的失败,这是一件要求完美的事情。人们若不自量力地去执法,就必将造成对无辜的屠杀,人们若不自量力地去学法,那么最终学到的将是自己的无知与无能。这个问题对人类无解,因为人类永远达不到完美,所以就别再考虑这个问题了。
买了件T恤,正面印了一大堆“外文”乱码。偏偏中间还印了一只鞋。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也不明白这种艺术感。“鞋”似“邪”音,不免堵得慌。只是因为色调和款式,符合穿着习惯,又便宜。凑合着买了,只是因为没有挑出比这个更好的。这年头,花样翻新多,可符合口味的T恤倒少了起来。要不忒贵,要不忒花。年纪大的人,可能只希望色调和款式都正经些。
一切早就见怪不怪了。现在的人什么话都敢说,也就不怕什么事不敢做了。问题在于,该说的,没说够。该做的,没做够。而歪门邪道,旁门左道,却大行其道,风靡一时。
想起1988年,有一则题为《中国人与美国人之比较》的短文,过来的人,都知道。
其文:“中国人在街上争吵,在人代会上比较心平气和;美国人在街上客客气气,在国会上却争论不休。
中国的朝代多;美国的广告多。
中国人进商店像小媳妇;美国人进商店像大爷。
中国人爱夸祖宗;美国人爱夸自己。
中国政府爱人民;美国政府怕人民。
中国的报上成就多;美国的报上灾难多。
中国人不直接选国家领导人,而直接选经理、厂长;美国人直接选总统,却无权选经理、厂长。
中国是乐观主义者,喜欢描述未来的美好前景;美国人是悲观主义者,总担心未来会发生不测。”
当时多报转载。现在重新看看,如何。有些不灵了,有些倒过来了。有些,还是大抵如此。
至少中国的广告不比美国少。
至少有的中国人进商场,比美国人更像大爷。
至少中国的报上成就多,灾难也多了。
中国是乐观主义者,这是拜先祖优良的基因所赐。一方面喜欢描述未来的美好前景,另一方面也开始担心未来,不知会发生些什么。
昨天发生过的,还没弄明白,明天如何,正如摸着石头过河,就只有看一步走一步了。原来人都是被时间瓜分的产物。一代弄明白了,下一代又会弄糊涂。这就是世间的真相。一代代来,一代代走。一代代躁动,一代代安静。教训永远不会吸取。这是好奇的人性决定的。一个人经历是有限的,一代人经历的也是有限的。何况一个人、一代人,连自己经历的都不会反思,怎么寄望他们会吸取上一代的教训呢。
就如民主这玩意,有人喜欢,有人触怒。原来喜欢的人,大多是受挤压的人,不被时代待见的人。广义来说,是不得不自谋出路的底层人士、边缘人士。他们利益受损,屡屡遭受不公,继而要求活路,于是上升为改变出路的思想和行为。而对民主一提就触怒的人,本身就是既得利益者,无论利益多寡,总会受时代恩宠,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吃香的喝辣的,自然不想改变什么,只想亦步亦趋,人人为我,按既定方针办。
也就是说,大多数人是喜欢民主的,少数人不喜欢。这是贫富分化的缘由。有了两极分化,才有了社会信息的不对称。人际之间关系的不对称。沟通对话的不对称。对称表现在话题与内容的不对称。不对称,造成不均等。既得利益者,赚得盆满钵满,跟一个生活窘困的人交谈,话题不会很爽。一方平时交流的对像大多是同阶层的人,话题自然是经济层面的事,房子、车子和票子等等可量化的实在物。而挣扎在生活的边缘的人,只有谈些精神层面的“穷开心”。俗对俗,不觉得俗。俗遇到雅,就会财大气粗,雅,就会逃之夭夭。精神层面的对话,不在有钱人的想法内。雅者,日日苟且偷生,还要每时每刻心系天下,手不释卷,自我陶醉,不屑其它。这是时代发展的结果。三十年前是因,三十年来是果。因果相析,因果相循。
原因就在于,我们都被时间愚弄了,被时间瓜分得体无完肤了。
还有,这世上,自欺欺人,自以为是的人太多。总觉得自己是对的。全然不顾自己的爹妈基因后续发展的转基因如何。
想起威廉.惠尔曼执导的《黄牛惨案》(1943年)这部好莱坞经典电影。亨利·方达主演。说的是一个小镇的人,在不明真相的情况下,就把三个陌路人随意上吊问刑,少数人质疑,可多数人赞成。事实是,真理往往只掌握在少数有头脑的人手中。真相只是以讹传讹,子虚乌有,主人没被杀,黄牛没被盗,结果只是一群平庸的人,杀害了无辜的人。
其中一个善良的人,在临终前,写了一封饱含深情的信,托人带给他的妻子。最后,行刑者们听到了这封字字带血的信,都羞愧无比。电影告诉我们:如果法律不能代表人类的良心,那人类就没有前途可言,也没有现代文明可言。
2009、8、8
人类在其漫长的历史之中,从野蛮粗暴演变到文明开化所经历的痛苦历程,近似于一个破茧成蝶的过程。无论是施加于群体的疾病、灾难、战争,还是个人与个人之间的期骗、背叛、杀戮,都促使人们在社会生活的文明化进程中寻找更为合理的解决问题的方式和更加理性的化解矛盾的可能。然而,在这样不断找寻与建构的进程中,现实与理想的巨大差异往往能够迸发出极其惊人的力量,用近乎惨烈的方式告诉我们理智与制度的重要性,从而让我们在血与刀的教训之中,去接受一种本已存在却往往被落后的“传统”和表面公平所遮蔽的处理方式和解决可能。
威廉·A·威尔曼(William A·Wellman)的《黄牛惨案》(The OX-Bow Incident,1942)是一部颇具代表性的表现现代法律制度与落后野蛮方式之间矛盾冲突的电影,但在电影史上长期以来却为人所忽视。影片将西部片元素(小镇、牛仔、追逐、枪战等)和略具悬念的故事情节巧妙地结合在一起,着力表现了在现代法律制度逐步发挥作用的过程中,那些沉湎于“英雄侠义”的人们在自己习惯的世界中对往昔颇不情愿的退却与略显苍白的坚守,刻画了野蛮——文明冲撞中的世人群像。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而言,《黄牛惨案》为好莱坞律政题材故事片开辟了道路。作为一部经典好莱坞时期的影片,其在叙事原则层面没有打破线性叙事的传统,却在视听语言和导演技巧上进行了非常有益的探索。影片大量运用音响来表现画外空间,重视镜头内部的运动,用近景和摇镜头来刻画人物群像而少用特写和仰拍塑造传统意义上的西部片英雄。类型化明显的西部片英雄形象在这部影片里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更加丰满和真实的生活在西部小镇的普通人。他们自身的野蛮、愚昧、落后与现代社会的文明、开化、进步产生龃龉格格不入,但他们却又固守着长存于群体中的“正义”与“荣誉”。在这里,传统意义上的“英勇行为”最终被证明是急躁与鲁莽的,而真正理智和冷静的行为又被映衬得略显懦弱。“英雄”概念被重新定义:真正的英雄不在于在拼抢与砍杀表现得多么英勇,而在于能否用自己的行为去维护真正的正义。
严格而言,《黄牛惨案》借用了西部片的特征和元素讲述了一个有悖于西部片常理的故事。传统意义上英雄的行为在这里非但未能完成高尚的救赎与正义的审判,反而成了制造冤案悲剧的直接工具。野蛮/文明、落后/进步之间的矛盾由此得到凸显,并引发我们进一步去思考一个更深层次的社会问题:群体意志和法律制度究竟哪一个更能维护社会正义?这或许是导演在黑白胶片背后更想传递给我们的东西。
影片的故事发生在美国内华达州一个宁静安详的小镇,小镇的宁静在普通的一天被一件意外的事情打破:牧场主金凯德被人杀死了。小镇的居民大部分义愤填膺,发誓要为金凯德报仇,他们在特蒂尼少校的带领下自组了队伍准备出发去捉拿凶手,却被小镇的酒馆老板戴维斯拦下。戴维斯和牛仔吉尔•卡特(Henry Fonda饰)认为在没有警长许可的情况下,这样的行为有违法律的精神,于是牛仔吉尔•卡特和阿特·克罗夫特便去向警长和法官汇报希望可以阻止这可怕的行为。不幸的是警长因公务外出,代理警察梅普斯同意特蒂尼少校的做法,他们丝毫不顾法官的劝阻,带着一支充满戾气与仇恨的队伍浩浩荡荡出发了。长途跋涉之后,他们终于找到了“凶手”——以青年马丁为首的三个人。这三人符合杀人凶手所应满足的所有条件:他们正驱赶着牧场主金凯德的牛群奔向远方,同时,在墨西哥人胡安身上,还发现了牧场主的枪。马丁辩解说牛群是从牧场主那里买来的,胡安说枪是他在路上捡的,只有那个稍显疯癫的老人承认他们三个就是杀害牧场主金•凯德的凶手。案情显得扑朔迷离,人们开始用投票表决的方式来判断这三人是否有罪,从而决定他们的生死。遗憾的是,只有七个人反对对马丁三人滥用私刑,而是应该交给法庭去审判。马丁知道自己很难逃生,于是写了一封信托戴维斯转交给自己的妻子。特蒂尼少校终于下令绞死了马丁三人,在他们庆祝胜利返回的路上,竟神奇地遇到了警长和牧场主金凯德。原来金凯德并没有死,他只是被歹徒打伤,而打伤他的歹徒也已被警长抓获。胜利的喜悦瞬间变成了自责的罪孽,回到小镇后,戴维斯拿出了马丁留给妻子的信,信的最后写道:法律是人类的良知,人类没有良知就谈不上文明……
威尔曼的导演功力在此片中已展现出难能可贵的成熟。为了表现小镇的宁静,威尔曼在开场时先运用固定机位镜头来拍摄牛仔吉尔•卡特和阿特·克罗夫特骑马驶来的场景,然后让一条小狗从画面的四分之一处左上方向进入镜头,随后摄影机开始摇摄,到主人公抵达酒馆下马停止。这个镜头因充分运用画面内部的调度而极具表现力,并和接下来酒馆内的那场打斗形成了对照并构成了一种隐喻,预示着先前的宁静即将被无谓的争斗打破。在影片的结尾,开场的这个镜头又得到了照应:摄影机自牛仔从酒馆中骑马出发开始摇摄,接着固定机位拍摄,开场时出现的那只小狗从画面右下方跑入镜头,牛仔则骑着马逐渐远去。这样的设计与安排与影片开场时的画面完成了一次完美的反方向呼应,暗示我们经历过这场风波的洗礼之后,小镇又从新回复了往日的平静。只是此时观众已经清楚地知道平静背后那生命与血的代价,从而也更愿意接受这来之不易的光明。
作为叙事的有机组成部分,声音在此片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精心设计的配乐,多次出现的加拿大民歌《红河谷》都很好地配合了画面的表现,烘托了电影所要表达的情绪。此外,声音还独立地承担了叙事功能。在马丁三人被行刑的一场戏中,镜头并未直接展示三人被绞死的场景,而是用马凄厉的嘶叫暗示出死亡的惨烈。威尔曼有意识地让声音承担叙事功能,拓展电影的表现空间,使得画面和声音达到了比较完美的结合。
在人物塑造方面,影片延续了西部片二元对立化的人物设置方式:一方以特蒂尼少校和代理警长梅普斯为代表,沉湎于旧时代的英雄侠义,主张自组队伍去捉拿杀掉牧场主的凶手;另一方以小镇酒馆老板戴维斯和牛仔吉尔•卡特为代表,他们认为在没有警长授权的情况下,任何人都没有践踏法律私自逮捕人的权利。于是,此片的戏剧冲突由此产生,双方都希望公平正义能够在自己主张的方式下得以实现,又都希望对方能够被自己说服。在特蒂尼少校一方看来,不敢或不愿采取自组队伍的方式去缉拿凶手,本身就是一种懦弱的表现,这种懦弱与西部人所应具有的英雄主义精神是背道而驰的;而在戴维斯和卡特一方看来,文明的制度比野蛮的行为更具震慑力,不但能使罪犯受到应有的惩罚,而且可以避免伤及无辜。在这里,理念上的冲突通过人物对事件不同的态度表现出来,并通过这种冲突成功地设置了一个吸引观众看完全片的悬念——究竟是谁杀死了牧场主,杀死牧场主的凶手能否顺利归案?这样一来,影片在情节上就有了一个清晰完整的叙事动因,即命案——追凶——真相,找寻“罪犯”的过程也由此得以展开。在这样的叙事过程之中我们不难发现,除了在群体上人物存在对立之外,个体所代表的社会形象间的对立则暗示出了更为深化的对立和时代的弊病。
特蒂尼少校有着深厚的英雄主义情结,在他眼中,他的所为是男人、英雄应有的行为。相比之下,他那受过现代教育的儿子所主张的通过法律去解决问题在他看来则是无能的表现。威尔曼通过这样一组形象的设立,强化了父权专制对现代文明的负面影响。当谜底和真相终被揭开之时,一直处于弱者地位的儿子终于爆发了。他质疑父亲的所作所为:“我终于看清了你的脸,一张杀人凶手的脸。只有两种东西可以形容你的脸——权力和冷酷。”特蒂尼少校也为自己的行为感到遗憾和自责,为了维护自己所珍视的荣誉和权威,逃避别人可能对他的非议,他开枪自杀了。威尔曼没有直接拍摄特蒂尼少校开枪自杀的场景,而是采用画外音响的方式来表现内容。此处的画面是一扇紧闭的门(特蒂尼少校在门的里面),画外音响则是一声凄厉的枪响,观众没有看见少校开枪自杀的镜头,但却能够准确领悟其中的内容。门的密闭暗示了特蒂尼少校内心的封闭和对儿子批评的拒绝,同时也表现出他对自己行为一定程度上的懊悔与隐忧。枪声响过之后马上剪接上的是其子的特写镜头,在这个特写镜头之中,我们看不到任何一丝失去父亲后的痛苦与悲伤,反而从其表情中看到一种释然的解脱和对未来的期望。至此,个体间的冲突解决完成了对群体冲突善恶的判定,父权的强制力随着特蒂尼少校的自杀而终结,制度的重要性亦由此得到肯定。
在影片中,黑人斯帕克斯的形象值得我们重视。影片所讲述的故事发生在1885年,这离南北战争结束仅仅二十年的时间,黑人在政治、经济、社会待遇上的境况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作为有色人种,黑人仍然受到白人各种歧视和打压。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之下,电影中斯帕克斯这一形象的出现无疑具有颠覆意义,因为在他的身上体现出善良、理智、宽厚的美德,黑人不再被塑造成是野蛮、凶残、贪婪的。在表决如何处置马丁三人的一场戏中,斯帕克斯第一个站出来支持戴维斯,他用理智和勇气来维护法律的公平正义,主张将马丁等人交给法庭审判。在这里,黑人与白人之间的对立被置换为仁爱与残暴间的颉颃。斯帕克斯既是被白人侮辱嘲弄的对象,又是理性和正义的代表,在他的身上,隐含了电影作者对于种族主义的批判和隐忧。真理有时候就掌握在那些被我们所鄙夷的人的手中,很多时候我们固步自封的优越感往往会蒙蔽我们的双眼而把我们引向歧途,所以,平等、自由、理智、博爱、正义应当是我们在人类文明化进程中不断去追寻的东西。偏见的消解、歧视的废除既是一个不断演进的过程,也是我们致力去追寻的目标。
马丁之死唤醒了沉睡于我们心中已久的悲悯,也让我们思考法律与制度的重要性。在影片的结尾,当人们念出他给妻子写的那句“法律是人类的良心,人没有良心就没有文明”之时,任何人都会被死亡沉重的扣问所打动。同样,影片也对“民主的暴力”提出了自己敏锐的看法。判处马丁等人的死刑,是“民主”表决的结果,在这样堂而皇之的“公平”背后,是制度无法回避的脆弱。为善的目的而做恶的行径,往往是衍生罪恶新的根源。在若干年后方达出演的《十二怒汉》中,我们继续看到了人们对于制度弊端的深刻挞伐:法律与正义不是制度必然的产品,只有严肃有效地运用制度,才能真正保障公平正义。到了《肖申克救赎》,呈现给我们的则是对司法体系漏洞与法律程序不公的强烈抗议,通过离奇情节的想象性叙事完成对于制度辛辣的批判,向制度的不合理性发起新一轮的挑战。
对着中文剧本看的
1、在西部片兴起之时这样一部宣告西部精神末日的电影实在勇气可嘉;2、亨利方达所饰演的主人公的懦弱与无力与传统西部英雄大相径庭,时代的更迭呼唤法治、人权的全新“美国精神”
杀人不难,但杀人是所有人都应该负的责任,暴力只能够引发报复,却无法伸张正义。在传统西部片如日中天之时,韦尔曼率先发起了这样一部反思历史痛斥暴力的电影,其价值是难以想象的
虽然没太弄明白Henry Fonda在剧中起什么样的作用(仅仅只是一个旁观者,目睹好人被诬陷惨遭私刑?或是电影内核思想的传话筒?),但这一部几乎是突破了传统西部片的桎梏,像是穿着牛仔服的庭审戏(只是这个审判并不合法),故事再简单不过,然而抨击的是以往西部片里存在的道德价值观,伸张正义讲究的应该是在法律框架下的行为,而不是野蛮的杀人复仇,结尾呈现的信的内容点明了全片主题。
8。Clint的 吊人索 和这部片挺象的,只不过Clint脱险了,而且重点描述的也不是被吊那段。而这里,吊起还要补上枪。不过最后被吊人写给妻子的信,提到法律什么的,感觉有点假。
这部75分钟的电影可谓短小精悍,干净的画面和利落的对白,几乎毫无冗余。亨利·方达仿佛一直与观众共同领悟法制的意义,即便不如《十二怒汉》精彩,但这一点上电影同样带给观众无穷思考。《龙城风云》发生于蛮荒年代,它讨论法制建立的意义,而《十二怒汉》的主题则是法制的运行。
披着西部外衣的法律片,有关私刑的,这个话题在美国经常被讨论,最后的场景很震撼。貌似亨利方达演了林肯和十二怒汉之后就成为美国法律的象征了。本片的声效也比较有意思,几乎没有配乐,现场感很强,逼近纪录片的效果。
没有良心人类就没有文明。所有的西部片想表达的思想都是一个,就是惩恶扬善,打击暴徒,而本片采用的方式与传统西部片的完全不同,没有经典对决,没有群殴,只是通过残忍的权利来达到目的。
非常规西部片。本片构建了一个荒诞的多数人暴政的悲剧故事,用以讽刺乌合之众和人性丑恶,同时探讨法制伦理。故事自然生动,结构完整,不乏闪光的个性角色。具有“教育意义”的那封信产生升华效果,稍显突兀,但瑕不掩瑜。
还是探讨的暴力和愚昧的问题,真正法律的代表来了也不见得正确。读信有些说教了
70多分的片长,却是我看过的印象最深刻的西部片了,最后小酒馆内一排众生,无言的结局,再也不闻红河谷。
探讨的是死刑问题,片中三人刚被执行完残忍的死刑,真相就随之被揭露出来,感觉太过刻意,还有片尾宣读死者給妻子的信,又显得说教意味甚浓,不过戏剧冲突表现得还算精彩,Anthony Quinn扮演的墨西哥人超有型。。。
二战期间的西部片,主要探讨了小镇居民对法律的漠视,和对充满暴力的私刑的热情。通过一件偷窃事件,把对于性别、种族、内战、以及父子关系等都很生动的勾勒了出来,美国社会的各种伤疤在75分钟的时间内一一揭露了出来,简洁而有力,质朴而沉重。 上校就想希特勒一样,通过发泄私愤,把小镇居民团结起来,并且极具煽动性,这样的人物值得观众反思。
这部经典西部片严肃地反映了美国现实社会中的某些罪恶现象,对私刑活动进行了直接的揭露和谴责。影片有坚实的人物塑造,跟亨利·方达后来主演的《十二怒汉》在主题上有异曲同工之妙。
这个层次简单的带有训诫意味的西部故事也可以换个讲法:法官包庇真正有罪的杀人犯,于是一群侠客替天行道。前者是悲剧;后者是神话。
亨利·方达主演的西部片,探讨的主题比较沉重,但发人深思。
没有任何人能私自判定一个人是否有罪。
没有对事实的认清,没有公正的程序,正义永远无法得到伸张,而在这之前的所有的争论都是多么的没有意义,结尾让人唏嘘不已!这个电影挺适合当前众声喧哗的公共讨论,结尾的战时公债广告也让人联想到时代的背景和传媒的宣传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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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探讨的东西很多:视听语言、女性形象、深层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