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险方法2022

看第一遍的时候有的背景不了解，google了一下，找到一篇有用的文字，再看第二遍就好多了。原作者叫韩雪涛，感谢原作者。
　　
这篇文字是2007年出现的，目测与这个电影的创作没有任何关联，所以可以相信这篇文字和电影都提到的诸多弗洛伊德与荣格的事件都是真实发生过的。

插嘴一句，这篇文字没有出现女主角——这位女性是真实存在的，她在电影叙述的事情之后离开弗洛伊德和荣格继续从事精神分析方面的工作。后来的故事很不幸，她的丈夫、她的兄弟在史达林恐怖运动中丧生，她自己和两个孩子则在1942年纳粹灭犹行径中遇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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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弗洛伊德与荣格：从相识到决裂》
　　
　　
西方有人认为：“20世纪是精神分析的世纪。”这种说法虽然不免过于夸大，但却从某种角度说明了精神分析理论在西方所产生的影响之大。弗洛伊德作为这一理论的创建者，荣格作为这一理论的有力推动与发展者都成为现代心理学中极其重要的心理学家。而发生在这两位巨擎间的由相识到决裂的恩恩怨怨也就成为精神分析学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 我们本文中所要做的就是重新回顾那段历史，去了解发生在两人间的一场恩怨沧桑。
　　
一、相识
我们先从精神分析学的奠基者弗洛伊德说起。弗洛伊德，出生于1856年。1873年进入世界闻名的维也纳大学医科学校，师从当时很有影响的布吕克。后与布罗伊尔合作，探讨用自由联想法治疗神经症状。1895年，两人合作写成《癔病研究》一书。后来由于弗洛伊德强调性混乱是癔病的根源，而布罗伊尔拒绝接受这种观点，两人的合作与友谊就此结束。此后，弗洛伊德单枪匹马地进行拓荒工作。1900年他出版了自己第一部巨著《梦的解析》，此书的出版标志着精神分析理论基础的建立，也揭开了一段恩怨沧桑的序幕。
　　
此时年仅25岁的荣格，刚从医科学校毕业，并在苏黎士一家精神病院任有名的精神病学家布洛伊勒的助教。当时的荣格正开始执着而坚定地在诸多令他困惑的有关精神病的问题中努力探索，想寻找出一条他可以在事业上勇往直前地走向成功的途径。《梦的解析》刚刚出版，受到导师的推荐，荣格读了这本书的第一版。但对当时的荣格来说， 还缺乏欣赏此书的准备。因为他还缺乏切身的体验，无法充分领悟到弗洛伊德所进行的这项开拓性的研究的重大意义。于是，他把书放到了一边。在随后的几年中， 荣格开始从事著名的“语词联想”测验。这种测验是把一个词汇表上的词汇一次一个地读给病人听并要求病人对它们做出反应。如果病人在做出反应时显得犹豫不决，或者在做出反应时流露出某种情绪，就表明该词很可能触及到了荣格后来称为“情结”的某种东西。荣格独立完成的这项伟大实验，一方面为他赢得了荣誉，另一方面为他接受弗洛伊德的思想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03年， 荣格再次阅读并研究《梦的解析》。突然，他发现他自己所探索的问题与弗洛伊德著作中的理论不谋而合，他发现弗洛伊德的理论为自己在语词联想实验中观察到的 压抑“机制”提供了最好的解释和说明。或者说，弗洛伊德的发现恰好符合他自己所做的一系列实验研究。他激动异常。他开始真正欣赏了另一位天才的工作，他意识到，在千里之外的维也纳，另一位出类拔萃的人物，正在对彼此关注的同一问题进行探索，而且得出了几乎是相同的结论。可以说，第二次阅读此书的经历成了荣格一生事业转折的分界线。
　　
鉴于自己的实验，荣格相信弗洛伊德是对的。然而这种对弗洛伊德的欣赏在当时却是一件不怎么光彩的事。但坚持真理的荣格抛开世俗的偏见，决定公开站到弗洛伊德一边，支持弗洛伊德的理论。
　　
1906年3月或4月初，荣格向弗洛伊德伸出了橄榄枝。他给弗洛伊德写了一封信，同时寄去自己的论文《心理联想诊断研究》。当时处于孤立无援中的弗洛伊德愉快地接受了荣格递给的橄榄枝，在4月11日的回信中他表示了自己诚挚的谢意与自己的理论被荣格经验所证实的欣喜之情。在经过随后多次的书信往来后，1907年，弗洛伊德邀请荣格到维也纳作客。
　　
3月3日，上午十点钟，一个寒气逼人的星期日。两人在维也纳见面了。在这次见面中，先是异常激动的荣格，兴致勃勃一连讲了整整三个小时。最后耐心地沉浸在荣格的谈话中的弗洛伊德打断了荣格的话，建议他们应该更深入、更系统地继续对有关问题进行讨论……两人都为对方的非凡才智与热情所感染，陶醉于这种志同道合又棋逢对手的交流之中。在荣格看来，弗洛伊德是“我所认识的最杰出的人物，就我当时的认识和理解而言，没有谁能与他相匹敌。”而对于弗洛伊德来说，他还从来没有碰到过象荣格这样具有多方面广博知识而且对精神病的病因怀有如此强烈兴趣的人。荣格奔放的想象力也使弗洛伊德着迷。于是两 人间这场倾心而又生动有趣的马拉松式的长谈，一直持续了十三个小时！我们可以设想如果不是因为双方都十分困倦，这场谈话或许会持续更久吧。
　　
初次见面给两人都留下深刻与美好的印象。这次会晤后，弗洛伊德立即写信给荣格说，同你相见，“使我万分兴奋和欣慰，我得不厌其烦地用文字或言语使你明白，我信任你，我得特别强调的是，你使我对未来充满信心。我现在已经清楚地意识到，正像其它任何人一样，应该有人来取代我的位置，而在我看来你正是我所指望的最恰当的人。……来继续并完成我为之奋斗的事业。”
　　
四天后，荣格的回信这样写道：“使我不安的是，你过高估计了我和我的能力。在你的指引下，我才能深刻地理解许多事。不过，我仍然远没有能清楚地把握住它们……”
　　
共同的奋斗目标将两人紧密联结在一起了。但我们可以注意到，从一开始两人间就存在着一些分歧。两人虽都确信压抑之存在，但就压抑的内涵而言，两人看法却并不 相同。弗洛伊德认为压抑的内涵，是一种潜在的性动力或性经验。正如荣格在后来回顾两人初次见面时说，每当谈到与性有关的问题时，弗洛伊德的每句话都充溢着 一种特殊意味的冲动。“显而易见”荣格写道“弗洛伊德对他的性理论已深信不疑，而且认为这种理论具有超越一切的重要意义。一提到这个问题，他的声调变得急 促，几乎是迫不及待而且激动，他身上所具有的那种十分严肃、难以捉摸的、对一切事物持挑剔怀疑态度的气质竟消失得无影无踪。……”而荣格却力图对性动力的范围加以限制和界说，对他而言“在一些病例中，性问题并不是致病的绝对重要的因素，只起着附加的、次要的作用。”
　　
在初次会晤后继续下去的书信中，他们都坦诚自己的观点，并在不同的观点上激烈交锋。然而由于这是在一种讨论式的学术气氛中进行的，两人间并没有因此产生任何 积怨。事实上，他们正一道艰难而倔强地在精神这片前人所未走过的旷野上，披荆斩棘，开辟出条条道路，去发现，去探查精神领域中最激动人心的奥秘。这种并肩战斗，一致对抗外界世俗的经历足以弥补掉任何存在于两人间的分歧了。两人从一开始就存在的认识上的、理论上的分歧被沉浸在彼此欣赏，共创大业的激情所遮掩了。
　　
二、热烈的友谊
在经过初次见面与随后的几封信的交往后，两人的友谊迅速升温。两人间的通信一直继续着。许多信还充满了难言的兴奋和激动。在信中，两人交流对临床病例的观点，交换对同行的一些看法，同时也相互问候鼓励。两人间的私人关系日益亲密。
　　
1907年7月1日，弗洛伊德写给荣格的信中写道：“精神学的新生命与我们同在，在苏黎士和维也纳，而不在别的什么地方。因此，我们已经度过了第一个难关而安然无恙。”
　　
对于那些中伤他们的人，他们并没有保持沉默，而是一同与之作战。对于那些无法理解他们的大众，他们相信只是由于根深蒂固的偏见所致。而他们相信有一天真理的曙光会通过他们传遍整个世界。他们一起憧憬着他们共同的理论在世界范围内引起反响并被接受的那一天的到来。
　　
在这段甜蜜的日子里，两人频繁地交换着在精神分析这一领域内各自的观点，并互相就某种问题深入磋商。在这种关系中，弗洛伊德理所当然处于父亲般的地位。又加上弗洛伊德在年龄上长荣格19岁，荣格将弗洛伊德当成自己父亲的化身，而弗洛伊德将荣格当成自己的儿子成了双方共同接受的看法。
　　
这段时期的荣格力图获得弗洛伊德的注意。在1907年的一封信中荣格写道：“说实在的――经过一番思想斗争，我不得不坦率向你承认……我对你的敬爱之情，具有宗教般的狂热和虔诚。”1908年2月20日，荣格写信给弗洛伊德再次表示能获得弗洛伊德的信任与友谊，感到既有幸又惭愧。这在他的一生中至关重要。他希望发展这种友谊。但这决不意味着同弗洛伊德处于同等地位，而只是一种“父亲和儿子”的关系。
　　
对弗洛伊德来说，在他的所有追随者中，荣格亦是他最为厚爱并且器重的人。
　　
1908年4月26日， 具有历史意义的第一次国际精神分析学大会在奥地利的萨尔兹堡举行。荣格为这次会议的组织召开立下了汗马功劳。会议由弗洛伊德主持。会议期间决定创办一个心理分析学的会刊《精神分析与精神病理研究年鉴》，受到器重的荣格被指定担任主编。会后，荣格写信给弗洛伊德说“总的说来，大会结果十分圆满，预示着我们的《年鉴》将大获成功。”这次的会面给两人都留下了美好的回忆。
　　
1909年，两人同时应邀去美国讲学，在船上共同度过了为期七周的旅途生活。在这次美国之行中，他们的演讲受到了热烈欢迎。他们在美国是“受人尊敬和欢迎的人”。弗洛伊德处于成功的顶峰，荣格也为此不胜欢喜。初次美国之行的成功对于精神分析学理论赢得广泛的承认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1910年3月底召开了第二次国际精神分析大会。荣格对大会的成功做出了非常杰出的贡献。在经过激烈的争论后，由于弗洛伊德再三坚持，荣格当任精神分析学会的主席。
　　
正是在这段甜蜜的日子里，弗洛伊德在一封写给荣格的信中，亲切地称荣格为精神分析王国的“王储”，并称荣格是他的“长子”。
　　
在彼此以坦率真诚相待的两人间，一切似乎都是明朗的和美好的。
　　
三、不和谐之音
在两人交往伊始，两人就存在着一些思想方面的分歧。然而，这些分歧起初被掩盖了。但随着交往的增多，两人间即使在热烈的友谊期间也出现了一些不和谐的音调。
　　
1909年3月25日， 荣格与他的妻子来到维也纳。访问中，发生了一件令两人都印象深刻的事。一天，在弗洛伊德的一个房间里，两人正热烈地谈论日常生活中的一些神秘玄妙现象的时候，突然间，从书架那儿发出一声巨响，两人都惊骇异常，几乎跳了起来。等两人从惊惶中恢复平静之后，荣格对弗洛伊德说：“你瞧――这就叫做催化显示现象。”弗洛伊德不以为然，“得啦，”他用嘲笑的口吻对荣格说：“无稽之谈。”但不出荣格所料的是，从书架上又发出爆裂声。恪守严谨的科学推理和原则的弗洛伊德发现，被他刚选中来继承他的事业的“皇储”荣格，竟然能用超灵的术语来解释这样的现象，这令他深感震惊。这件事清楚地揭示了两人在精神分析学观点，以及两人气质间的根本差异或者说对立。
　　
4月20日， 在德国登上轮船启程去美国的前一天，闲谈中，荣格很有兴致地提到在德国北部某些地区的所谓泥炭沼尸体。弗洛伊德对此深为反感，几次打断荣格的谈话。最后， 弗洛伊德突然当场昏倒了。这就是有名的弗洛伊德的第一次昏倒。人们对此的解释是：由于弗洛伊德认为有关尸体的闲谈暗示了荣格希望自己死去。这种无法摆脱、 压抑的奇想，使弗洛伊德神态恍惚而昏倒。
　　
第二天，已经恢复过来的弗洛伊德在船上与荣格互相对对方的梦进行分析。但当荣格试图分析弗洛伊德的一个梦，并希望弗洛伊德进一步透露梦的细节时，弗洛伊德明 显地疑虑重重，过了一会，他说“我可不愿拿我的权威冒险。”荣格后来写道“在我看来，就在他这样说话的同时，他的权威已全丢了。这句话一直留在我的记忆里。”
　　
初次美国之行的成功，一方面鼓舞了他们，但同时又意味着两人共同面对的外部敌人已经变得遥远了，于是两人之间的问题开始变得突出起来。我们不难发现，在两人 表面的和谐下，裂痕已经出现了。当强敌在外时，两人由于有着共同的目标，所以能够紧密联系在一起，分歧即便存在也可以忽略掉。但当外敌的威胁日渐减小后， 两人不再需要为维护他们共同的理论而一起战斗了。他们开始投入到进一步发展这一理论中去。正是在如何发展这一理论中，两人间的分歧开始显得日益突出。
　　
从美国回来后，弗洛伊德一心致力于将自己的精神分析理论扩展到更多的领域中去。然而此时的荣格却把每周的大部分时间都用于对神话学的进一步钻研上。两人的通信中，分歧逐渐扩大了。
　　
1910年初，荣格给弗洛伊德的回信中写道：“诸多误会已经出现，我真不明白，你怎么会对我产生了如此误解？”1910年6月26日，荣格写给弗洛伊德的长信中，将自己对于神话学的阅读研究同弗洛伊德的性乱伦说进行了比较，从字里行间隐约预示出两人的分歧已不可避免。1911年11月14日荣格在一封信中写道：“事情必定会如此……你发掘出宝石，而我所要做的是对宝石进一步加工修整。”
从中我们不难窥到，两人的关系已进入越来越微妙的阶段。荣格不再甘心笼罩在弗洛伊德的影子下了。
　　
四、决裂
在经过一段火热的阶段后，两人间的关系开始变得微妙起来。随着荣格陷入到对象征、神话宗教文献以及玄学的狂热兴趣和研究中――也正是这一研究中，荣格开始发 展出不同于弗洛伊德的理论――荣格性格中独立的一面越来越浮现出来。而弗洛伊德似乎要迫不及待地指望在荣格面前维护他已意识到的并不稳固的绝对权威。于是，两人间的冲突不再只是理论上的分歧了，还增添了两人性格上的冲突。
　　
1911年9月弗洛伊德与荣格妻子埃玛的谈话象征性地表现了这一点。
　　
弗洛伊德说，他的孩子已长大，他的婚姻生活已得到报偿，对他来说没有什么事可做了，只有等待死亡。埃玛回答，作为一个“伟大男人的子女而又能泰然处之”很不容易，特别是作为弗洛伊德的孩子更是如此，因为他所表现的作为父亲的那种威严特征相当突出。埃玛向弗洛伊德建议，应该处理好孩子与他之间出现的麻烦。后来埃玛写给弗洛伊德的信中写道：“别怀着父亲那样的感情去看待卡尔•荣格……应该象普通人对待另一个人那样，他像你一样，得按照他自己的意愿去完成了他想做的事。”
　　
这段时间的荣格，正在写作《变形的象征》这一重要著作。写到书的最后一章《代价》时，他却不得不暂时中止了写作，当心绪紧张到无法抑制时，他甚至无法握住他 一直使用的那支略显笨拙的自来水笔。因为他清楚意识到在此书中公开自己的观点，很可能意味着会失去弗洛伊德的友谊。“是应该不把我自己的观点公开表露呢？ 还是置对我来说是如此重要的工作而不顾呢？”荣格陷入无法排遣的忧虑中。如果说，不愿同弗洛伊德决裂的抗拒力对荣格来说是非常强烈的话，那么冲破他的无意义的束缚，确信自己的观点正确，而相信弗洛伊德的理论是错误的那股力量慢慢地击退了一切犹豫。他又提起笔继续写这至关重要的一章。他越写越多，然而心情沉重――预感到弗洛伊德决不会接受他对于乱伦问题所作的解释。
　　
紧接着出现了另一件事。弗洛伊德在克伦兹里根停留两天，希望与荣格见面。但荣格却让弗洛伊德白白等了两天。或许荣格已清楚地意识到他对弗洛伊德的背叛，因此担心不论他做出何种解释，同弗洛伊德的一场真正的决裂已无法避免，这种决裂是他所希望的，他日渐明白这就是自己成长所要付出的代价。但又使他深感痛楚不安。
　　
对荣格来说，实际生活中的重大时刻终于降临了。他的著名论文分两部分发表了。弗洛伊德从中嗅到了文中“离经叛道”的味道。已经经历了一桩又一桩的背离行为的弗洛伊德又一次陷入苦恼之中。1912年6月13日，弗洛伊德写信给荣格说，不必因为理论上的分歧而影响个人之间的关系，这封信暂时使两人的紧张关系得以缓和。
　　
然而，荣格此时已经不能接受这种暂时的妥协了。要求独立的他对弗洛伊德的权威发起了挑战。
　　
1912年9月， 荣格再次到美国讲学，并赢得热烈的反响，这坚定了荣格加速同弗洛伊德理论对立的信心。在演讲中，荣格虽然一方面仍然对弗洛伊德的勇气胆量以及执着、恒心，表示由衷的敬佩，但同时也进一步提出并阐述自己的理论。他批评弗洛伊德的性理论是太狭隘了，他认为里比多的概念必须重新加以界定。另外，荣格猛烈抨击回返婴幼儿期的理论。荣格认为导致病因学意义上的冲突主要发生在现在，而不是弗洛伊德所强调的是在过去。
　　
1912年的这次美国之行，进一步扩大了心理分析运动在美国的影响。然而荣格的努力却是建立在与公认的弗洛伊德理论相偏离的前提下的。
　　
1912年11月 在荣格提议下，两人见了一次面。在经过较长时间的交谈后，弗洛伊德相信自己和荣格间的所有矛盾已经解决。他认为自己选中的皇储已经放弃了任何想逊位的念头。然而就在一次午餐快结束的时候，发生了弗洛伊德的第二次昏倒。这次“癔症性晕厥”或许是由于弗洛伊德无法正视荣格背叛自己的可能性；或许是他看穿了荣格与他决裂的决心。总之，事实证明了两人间的决裂已经事在难免。
　　
1912年底的通信引发了两人的最后决裂。荣格在一封信中写道：
　　
“恕我诚恳地对你直言，如果你并不反对的话。我得承认，对于你，我的感情是矛盾的。不过，我还是愿意坦率地，开诚布公地表明我对咱们间一些问题的看法。如果对此有所怀疑，对你将是极大的不幸。不管怎么样，我得说，你用对待你的病人那样的方式来对待你的学生本身就是一大错误。这样一来，你所指望而且造就的不是奴性十足、盲从的儿子，就是轻率浅薄的小人。我确实十分客观地看穿了你玩弄的这种小小伎俩。你在你的周围到处施加个个影响，使每一个人在你面前都降低到儿女般的地位。他们不得不痛心疾首承认自己的疏忽和过失以及生命的卑微。而你却旁若无人稳坐在父亲的高座上。出于绝对顺从献媚，没有谁敢于公然对告知，甚至哪怕是对你上一次向病人所说的话表示怀疑，他们没有勇气去对分析者进行分析，只是满足于被别人分析的地位。在这种情况下，倘若有谁敢这样做，你肯定会这样问他――是谁得了神经症？
　　
你看，亲爱的教授，如果你以此来对待我，我对我的所作所为压根儿满不在乎，同我的弗洛伊德兄长的犀利而令人畏惧的目光相比，它们断然暗淡无光。”
　　
我们看到，此时的荣格早已不再是甘心情愿笼罩在弗洛伊德羽翼下的荣格了。羽翼渐丰的荣格不愿意再受到弗洛伊德的荫护。他需要走自己的路了。这正如一个孩子长大了，要独立了，他不再依靠父亲。相反地，他为了摆脱父亲的控制，他不得不做得绝情一些。
　　
弗洛伊德对于荣格用这样的口气深为不安，觉得蒙受了耻辱。在一封没有寄出的信中他写道：“你断言，由于我滥用心理分析，使我的学生处于一种孩子般的依附地位。对于他们的这种幼稚行为，我本人要负责任。正是基于这种推断，你得出了你自己的结论。我不愿对此作出任何判断，因为涉及一个人的这种判断是很困难的事，而且，这种判断也不能使任何人信服……在维也纳，我早已习惯于来自反面的指责，这就是说，我对我的学生的分析和观点，并不那么感兴趣。”
　　
1913年3月，荣格给弗洛伊德只写了一封信。3月27日弗洛伊德写给阿伯拉罕的信中说“我对他已经感到失望，也不再有任何友谊而言。对于我来说，他的荒谬的理论并不能只归咎于他那难以令人相处的秉性。”不过，一直到1913年晚些时候，弗洛伊德和荣格两人仍在努力不使个人间意见的分歧影响他们在共同事业上的联系，以免导致完全决裂。弗洛伊德乐观地认为，尽管彼此间的不和现在已经成为众所周知的事，而且确已损害了他们个人的联系，但是恢复过去曾有过的合作也并非不可能。
1913年9月7日国际精神分析学代表大会在慕尼黑召开。会前人们期望：“不要出现公开的分裂。”但勃勃雄心的荣格已不再相信弗洛伊德也不再接受弗洛伊德的权威了。在这次大会上，荣格及他的追随者以好战者的姿态进行活动。相比而言，弗洛伊德显得无力捍卫自己。结果荣格继续担任国际精神分析学会主席。会后，弗洛伊德开始做出反击。他的追随者们对荣格的一本新著发动一系列的攻击。弗洛伊德本人也写了驳斥荣格的论文。6月25日，论文发表后，弗洛伊德写信给阿伯拉罕：“炸弹现在发射了……我认为，我们得让受害者有两周或三周的时间重整旗鼓来发动反击。”
　　
弗洛伊德的主动反击，迫使荣格从弗洛伊德学派中脱离出去。1913年10月，荣格辞去《年鉴》编辑职务；1914年4月，荣格辞去学会主席职务。弗洛伊德对此事所作的最后一次评论毫不留情：“我们终于同他们分道扬镳。”在后来谈到这次决裂时弗洛伊德说，荣格“的精力只全部倾注于发展他自己的兴趣和维护自己的私利上。”他不知道，他怎么会看中了荣格。7月25日他给阿伯拉罕的信中这样写道：“卑劣的、虚伪的荣格以及他的信徒终于从我们中间滚蛋了。”
　　
由于这次最后决裂，双方在对方的蓄意中伤中都遭受了损失。弗洛伊德追随者散布说“荣格可能患了精神分裂症”，这些谣传广为流传，因而直接使荣格的临床实践受 到影响，并使他失去了一些学生的信任。同弗洛伊德决裂以后，荣格“开始感到若有所失……这种感觉可以毫不夸大地被认为是……一种心境的茫然和困惑。”他承认自己仿佛被悬挂在半空中一样，失去了立足点。内心精神的冲突竟变得如此强烈，使荣格甚至不能再像以前那样有条有理地讲一次课。80岁时，荣格在回忆录中写道：“同弗洛伊德决裂以后，我所有的朋友和熟人纷纷同我疏远。我的著作被指责为胡说八道而一文不值。我成了人们难以理解的神秘主义者，如此而已。”在整整三年时间内，荣格陷入“精神的低谷”而到了不能工作的地步。
　　
五、决裂的原因
弗洛伊德与荣格，这两位精神分析巨擎决裂的原因何在？这是一个引起很多研究者兴趣的话题。解答这个问题应该从多方面考虑。
　　
首先，我们可看到两人在思想上的分歧。这种分歧的焦点起先集中在对性的态度上：荣格对于性不像弗洛伊德那么强调。但如果把观察的视角放宽一些的话，我们还可意识到，事实上在对一切文化和精神现象的理解上，荣格最终都表现出与弗洛伊德本质上的不同。令荣格感到窒息的“弗洛伊德心理学及其狭隘视野的束缚中”，不但是弗洛伊德对性的偏狭理解，还包括使荣格不能忍受的因果论方法。“我更多想到的是他整个视野中那种还原论和因果论的倾向，以及他完全无视一切心理事件中 如此的目的性指向的做法”。荣格感到自己无论如何无法接受这种阐释方法。荣格并不排斥因果观念，但他认为除此之外还有另一种科学方法，即目的论。目的论的方法应用于心理学中意味着：人们当前的行为是由未来而不是过去所决定的。为了正确理解一个人的行为，除了需要考虑过去的事件以外，也还需要考虑到未来的目 标。荣格许多涉及精神发展的思想，就它们作为精神发展的目标（个性化、整合、个性形成等）而言，都是目的论的。一个发展着的人格正是趋向实现这些目标的。 荣格感到有必要在心理学中同时采用这两种研究态度――因果论的研究方法和目的论的研究方法。荣格说：一方面，人的心灵为所有那些往事的残余和痕迹提供一幅 画面；另一方面，在这同一幅画面中，就人的精神创造自己的未来而言，它也表达了那些行将到来的事物的轮廓。此外，荣格对因果论和化简论的不满，想必也包含着不满于弗洛伊德总是用因果简化的观点，把其一切不同意见通通看作是“对父亲的反抗”即一种隐藏着的“弑父动机”。在谈到私人关系破裂的原因时，荣格指责 弗洛伊德从他做的每一件事上，看到的都是“对父亲的抵制和反抗”。因而，如果不跳出弗洛伊德狭隘的思想框架而走向“精神活动具有内在的目的性指向”这一认识，荣格的反叛将不可避免地永远被钉在“俄底浦斯情结”的耻辱柱上。
　　
其次，更为重要的是两人性格方面存在的差异。
　　
许多人指出，从童年时代开始，荣格就是，并且以后一直是一个独立性很强的人。然而在与弗洛伊德交往的起初阶段，由于弗洛伊德作为自己崇仰钦慕的人，是如此真诚地与自己交往并信赖自己，所以荣格独立性的一面暂时被遮掩了。他愿意尊弗洛伊德为权威、为自己的精神之父，而把自己看作是追随者。为此，荣格过多地顺从了弗洛伊德的意愿。然而，随着交往的增多，弗洛伊德在荣格心目中越来越丧失了权威的地位。
　　
荣格曾谈到，造成他与弗洛伊德关系恶化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无意间知道了弗洛伊德与妻子和姨妹之间的“三角关系”。正是弗洛伊德私生活上的问题，很可能会动摇他在荣格心目中完美的形象。而这一完美的形象对于其权威地位的维护是重要的。当弗洛伊德想对荣格隐瞒这一事实时，其形象在荣格心中又一次被降低了。荣格无法接受弗洛伊德把自己的权威看得比真实本身更重要的态度。美国之行后，荣格投入到神话学的研究中去。在这方面荣格比弗洛伊德相对肤浅的涉猎，明显地更深入、更广泛。这无疑加强了荣格的自信心，并减弱了弗洛伊德在自己心目中的权威形象。
　　
于是，一方面弗洛伊德的权威地位已不再；另一方面，荣格本人的自信心日渐增强。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内心深处不可能沾沾自喜于成为某人的门徒、长子或“王储” 的荣格要宣布独立了。他要追循他自己的思想线索。在《变形的象征》这本书中，他就是这样做的。他相信这本书将会断送他与弗洛伊德的友谊，他为此而感到苦 恼，但最终仍然坚持写完并发表了这本会导致两人分裂的书。荣格明白，虽然要付出牺牲两人友谊的惨重代价，但他仍坚信自己不可能再停留在弗洛伊德的小道上， 而必须在一个未知的王国里，以某种方式找到自己的道路。正是荣格的独立性格与创造精神，使得他不得不走上一条与弗洛伊德可能决裂的道路。
　　
除了关注荣格的性格外，我们还极有必要关注一下弗洛伊德的性格。另一位伟大的精神分析者弗洛姆曾分析过弗洛伊德的心理。他指出，在弗洛伊德内心深处存在一种 对其他人的依赖感。对于朋友的批评他难以接受，因为在他而言，朋友的作用主要应该是支持、鼓励、赞扬他。他需要得到爱和赞许。这是弗洛伊德安全感必不可少的保证。此外，与父亲不佳的关系，使弗洛伊德自己想成为象父亲一样的权威，成为一位伟大的英雄。可以说，弗洛伊德是顽固的权威主义者，因此他无法接受任何重大建议以修改他的理论著作。尤其是在性理论这一最令他敏感的焦点上。当一涉及到对他这一部分理论的修正时，他的宽宏大量就不存在了。对他来说，舍弃这一“不可动摇的堡垒”是完全不可能的。因此，诸多友谊都断送在这一争论的焦点上。
　　
一方面，弗洛伊德要成为一个强人，成为权威，另一方面他对他人又有着依赖感。因而当他人崇拜他、与他意见始终一致时，他友善相待、宽洪大量。但当他人怀疑他、批评他时，他却丝毫不容。这导致他与一些至交的关系走着相同的道路：几年内亲密无间，而后完全破裂，而且常常达到仇视的程度。这就是弗洛伊德与荣格， 也是与其他许多人间的友情所遭到的厄运。
　　
对此的解释是：他需要依赖别人无条件的支持和赞同，因此对顺从的儿子，他是一位慈爱的父亲，对胆敢持不同意见的儿子，他是一位严厉的、独裁的父亲。因而，弗洛伊德与荣格从相识到决裂的过程恰如一位有着依赖感的、独裁的父亲与一位从顺从到独立的儿子间的关系演变历史。在这种过程的早期阶段，由于双方都认同对方的角色，于是一切都相安无事。荣格尊弗洛伊德为权威，乐意顺从他，作他的追随者。弗洛伊德为有如此才华出众的儿子而自豪。然而，儿子会长大。在尚未有自己独创性的思想与应有的自信时，荣格尚可甘心情愿地处于弗洛伊德的笼罩下。但当羽翼日渐丰满后，具有独立性的荣格就越来越无法忍受这种在别人羽翼下生活的日子了。儿子的独立性越来越强，父亲的权威地位动摇了。一方要求独立，另一方却要求维持自己的权威地位。正是这种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最终导致了双方决裂的结局。最终，当独立性很强的荣格另辟新径，追循自己的某些想法时，双方的破裂势在难免了。这是有着独立性的儿子与一位权威型的父亲间演出的必然戏剧。
　　
在这场决裂中，荣格在心理学的意义上谋杀了父亲，出于赎罪的动机，他深感内疚，后来的荣格总是承认自己欠了弗洛伊德的情。然而在后来的岁月里，荣格却从不曾为这分裂而感到后悔。他把他们的友谊看作是一个过渡时期，这个时期不得不经过，但它又是不会持久的。从热烈的友谊到最终的决裂是绝对不可避免的。虽说，这种不可避免的决裂要付出惨重的代价，然而无论如何还是值得的。这是成长付出的代价，是前进道路上必要的牺牲。只有如此，个体才能成为成熟的人，才能走上自己的道路。决裂后的荣格经过几年的消沉，又昂首行进在自己开拓的宽广大道上，最终建立起了属于自己的思想体系。

　　罗纳德•黑曼 文 /彭牧 译
　　编者按：卡尔•容格处于精神分裂症的崩溃境地：与一位患者的热恋结束了，与精神之父弗洛伊德也分道扬镳。但正是在他自己的疯狂中，容格产生了他最伟大的思想。在英国传记作家罗纳德•黑曼（Ronald Hayman）的新著《容格传》（A Life of Jung）中，作者使用了大量从未发表的材料，第一次详细披露了容格个人生活中许多鲜为人知的秘密。本文节译了容格与女病人（后来的精神分析学家）萨比娜的恩怨和与之关联的他与弗洛伊德的分歧，以揭示这段恋情对容格提出他的一些重要原型意象，如阿尼玛原型的深刻影响。

　　没有一位精神病学家，除了弗洛伊德，比卡尔•容格更具有深远的影响。容格开始是弗洛伊德的信徒，但后来终于发展出他自己的分析心理学理论。他最著名的理论是提出了集体无意识的学说，即我们每个人，尽管很大程度上是本能的，内心深处都积淀有原型意象。他要求他的患者去分析那些出现在他们的梦和幻想中的原始的神话意象。容格的另一重要方法是将人区分为外倾感觉型和内倾思考型。

　　容格生于瑞士，父亲保罗是位乡村牧师，母亲艾米莉是位精神病患者，曾在精神病院接受治疗。在容格的印象中，母亲的人格具有双重性，在这一点上，容格认为自己很像她。“我感到并恐惧于内心的分裂。”也许正是这种对母亲的双重人格可能遗传给他的焦虑，促使了容格做出了研究精神病学的决定。医学院毕业后，容格的第一份工作是在苏黎士著名的布尔格霍尔兹利精神病院担任助理医生。正是在那里，容格逐渐建立起他一生中两种重要的关系：前者奠定了他深远的影响，后者则创造出在他骚动不安的、漫长的个人内心生活中不断重复出现的一种模式。1904年，医院来了一位新病人。这是位18岁的俄罗斯犹太姑娘。她想成为一名医学院学生，但她梳着辫子，打扮得像个孩子。女病人敏感、爱激动、说话清晰，然而时不时表现出自杀的倾向。她常常发出一阵阵控制不住的大笑、哭泣或尖叫。她总是低着头，如果有人碰她，她就会吐舌头。她的名字叫萨比娜•施皮尔莱因（Sabina Spielrein）。

　　萨比娜被诊断为“精神歇斯底里”。当院长欧根•布洛伊勒让容格用精神分析法去治疗她时，容格感到十分吃惊。容格不知道他能做到什么程度。1896年，弗洛伊德提出“精神分析治疗法”，声称能把无意识记忆引入意识，并许诺在未来的著作中对其过程进行解释。但8年过去了，这样的论著仍未出现，容格只好仓促上阵。

　　容格说他对萨比娜做了四个半月的精神分析。每隔一天，他就和她呆上一两个小时，坐在她身后，进行分析。他试验了“单词联想法”，即一个接一个地从一张表上念单词，病人每听一个词，就必须回答出听见后第一个随之联想起的单词，沉默和犹豫的时间都用秒表来测量。当她谈到自己时，容格特别注意萨比娜说话音量、节奏和主题的变化。

　　萨比娜记起三岁左右被父亲光着屁股猛揍，她当时变得很兴奋，就像平时看见兄弟被父亲揍一样。而现在尽管看见别人遭惩罚令她愤怒，但这种怒火往往会变成性兴奋。18岁时，她开始陷于意气消沉与躁怒不安的交替之中。

　　从这种分析中，容格意识到一些对其他病人也会有用的东西：当容格让她帮忙写一篇有关单词联想的文章后，她的自信心显著增强了。她的建议异常出色，容格吃惊地说：“像你这样的头脑推动了科学的进步，你应该成为一个精神病学家。”

　　虽然弗洛伊德认为医生不应与病人发生社会联系，容格还是和萨比娜聊起了他年轻的妻子，埃玛。很快，对埃玛的讨论变成了批判性的。容格感慨维持一个家庭是件困难的事。

　　容格常带萨比娜出去散步。有一次，她的外套掉在了地上，容格便用自己的手杖来拍打衣服上的灰。萨比娜突然狂怒地向他猛撞，一把夺回衣服，因为容格的举动使她想起了父亲对她的惩罚。但萨比娜还是渐渐变得不太歇斯底里，1905年4月，她已恢复得足以进入大学，6月份，她开始了医学院的学习。萨比娜出院之后，容格依然和她保持接触。她情绪急躁，而容格有点神经质，但他们俩却能相处融洽。身体的外在差异，则使他们彼此吸引。容格具有典型的日耳曼人外表，一点也不像萨比娜熟悉的犹太人或俄罗斯人。而容格从小生长在乡村牧师的家庭之中，这使他从未有过犹太朋友。他能够感受到萨比娜的犹太式兴奋，但当她说她能通过心灵感应觉察到容格的想法时，他们之间的紧张关系加剧了。

　　因为非常渴望重新控制住两人的关系，同时也希望在精神分析领域里，自己的第一次尝试能给弗洛伊德留下深刻印象，容格想到送萨比娜去维也纳让弗洛伊德会诊。他给弗洛伊德写了一封没有提及萨比娜姓名的信。

　　萨比娜的病情越稳定，容格越喜欢和她呆在一起。不像埃玛，萨比娜谈到的她的梦想和无意识似乎能和容格自己的融汇贯通起来，这使他兴奋不已。这种共鸣部分地源于他们都来自笃信宗教的家庭———她的祖父是一个犹太教教士，而容格双亲的家里都出过路德派的牧师。像他一样，萨比娜相信无意识有预言的力量。从精神分裂症的经验中，他们两个人———她在他的帮助之下，都得到了新的拓展。但是萨比娜爱上容格很久之后他还一点都不爱她，而直到彼此相爱很久之后，他们才真正成为情人。

　　她并不想要求什么。她被献身的念头所诱惑，内心更多的是敬畏而不是欲望，他承认自己对她有欲望，但他说他们必须控制自己。她幻想着为他生个孩子，就叫齐格菲（Siegfried，德国民间史诗《尼伯龙根之歌》中的英雄），他将同时具备犹太人和雅利安人的优点。

　　容格对她心灵力量的信任与他童年时对自己母亲这方面的信任甚为契合，而萨比娜对他前途远大的确信，激起他极度渴望与弗洛伊德相见，弗洛伊德也许能帮助自己事业成功。1907年3月初，在布尔格霍尔兹利精神病院另一位大夫路德维格•宾斯万格的陪同下，他和埃玛在维也纳拜访了弗洛伊德。他们第一次一起吃午饭时，大部分时间都是容格在说话。随后在弗洛伊德书房中，谈话持续到凌晨两点。后来弗洛伊德曾说过容格患有他平生所见过的最复杂的精神病。容格和宾斯万格是第一次被弗洛伊德邀请参加“星期三学会”的非犹太人，“星期三学会”是1902年开始创建的精神分析讨论会。离开维也纳前，容格向弗洛伊德要了一张照片，在后来的来信中，他向弗洛伊德表示他最关心的事是“为您的学说的科学推广奠定基础”。他们都为俩人的友谊而兴奋，通过通信，他们的友谊甚至比他们居住在同一城市所能达到的还要亲密。容格同意编辑一份弗洛伊德学派的杂志，他还提议：“请允许我以儿子之于父亲而不是以平辈的身份来感受您的友爱。”

　　虽说如此，容格还是迫不及待地想要回到萨比娜身边。他们亲吻、拥抱、争论是否做爱，但始终踌躇不前。直到容格受到布尔格霍尔兹利精神病院一位新病人的影响，这是位自行其事的弗洛伊德学派的分析者，但却沉溺于毒品。奥托•格罗斯（OttoGross）个子很高，羞涩而瘦弱，长着亚麻色的头发、蓝眼睛、鹰钩鼻。他有几个私生子，别人说他与病人乱交。容格开始不喜欢格罗斯，但同情他，有一次他们进行了一场12小时不间断的谈话，彼此互相分析。

　　萨比娜几乎已经绝望了。当容格喜洋洋地说他对一夫多妻有了顿悟时，她非常震惊。他说他压抑了自己的感情，但除了埃玛，她其实是他最亲爱的朋友。他们做了爱，并合做了一首散文诗以示庆祝：“为你，与惊涛骇浪搏击；而今，作为胜者：我舞动双桨，你恰是天赐。”容格说，他是因为她动人的激情并可以深入他的无意识深层而爱她。

　　可是当与他已有了两个女儿的埃玛又生了个儿子时，容格的感情变化了。萨比娜接到容格一封含混地说他不能再欺骗妻子的信时深受打击。但当容格发现他不能平静地结束时，维持了他们的关系。埃玛认为她已忍受得太久，1909年1月，萨比娜的母亲接到了一封匿名信，要求她着手把女儿从容格大夫那儿拯救出来。她母亲给容格写了信，容格回信时并没有否认恋情，只是指出他“并不是利用职业之便，因为我从未收费”。他的治疗每次要收10法郎，因此最后他希望对方能选择“普通的解决办法”。

　　他告诉萨比娜他们必须停止见面。三周之后，萨比娜带着小刀来到了容格的诊室。当他伸手夺刀时，她反抗起来。容格突然变得面色苍白，用手拍着左太阳穴说：“你弄伤了我。”萨比娜明白过来时发现自己已处在屋外，哭泣着坐在担架上，周围是询问的人们。她的手和胳膊上有血，但却是他的。很明显，在他们争夺小刀之前，她打了他耳光。

　　容格给弗洛伊德写了信，说是为一位讨人厌的女病人，但仍然没有提到病人的名字：“在她面前，我总是表现得彬彬有礼，但是在与我过分敏感的良心相较量时，我并不觉得全然无罪，而这正是最痛苦的，因为我的目的是高尚的。”正是在此之后，弗洛伊德决定他们应该具有一种父子关系。半开玩笑半认真地，他提出收养容格为长子，在一个临时的宣布容格为继承人和“皇子”的仪式上为他正式“涂油”。如果没有绯闻的阴影，容格可能还会犹豫，但现在他很快接受了这个建议。当容格最终承认他与萨比娜的事实真相时，他希望他被剥夺继承权。“既然直到最近我给这个患者的始终是友爱和信任，我的行为就是欺诈。对此我很愿意向您，我的父亲坦白。”但是弗洛伊德认为这正是表现男性团结一致的好机会：“这些女人总是不择手段地企图用精神完美来迷惑我们，不达目的誓不罢休，这真是自然界的一大奇观。”

　　6月份时，有一次容格刚做完一个讲座，萨比娜来了。他想逃走，但她显得很平静。他发现自己仍然爱着萨比娜。虽然将信将疑，容格还是用从弗洛伊德那儿逐渐发展而来的理论———他有一个“犹太情结”来解释：在维也纳他迷上了弗洛伊德最小的女儿，同是犹太人而不到14岁的索菲，这种感情现在又回到了萨比娜身上。

　　直到1910年9月，在萨比娜写作博士论文期间，他们才再次见面。因为受到容格的影响，她研究了一个患妄想狂说话莫名其妙的女病人。通过坚韧不拔的努力和与病人深入的沟通，萨比娜破解了患者的胡言乱语。这给布洛伊勒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建议萨比娜把论文给容格，让他发表在他主编的《年鉴》杂志上。根据萨比娜的日记，“我们见面的最主要的后果是我们再次陷入热恋，我对他的爱以一种疯狂的激情压倒了我。有时我强烈地反抗，但另外的时候我让他亲吻我的每一个手指，我全身好像粘在了他的唇上，因为爱而昏厥。”容格说萨比娜的论文使他陷入狂喜。它证明了精神病的思想结构与神话的模式完全一致。他提出在论文可以发表前和她一起工作，并介绍她加入精神分析学会。

　　每天早晨去容格的诊所，萨比娜总感到羞愧。“在候诊室中，他的孩子跑出来见我，两个可爱的小姑娘和一个小男孩……在孩子们面前，我是那么渺小，无力，‘欲望’也看上去令人作呕，我究竟想要什么？”

　　容格有步骤地把不稳定的病人引入宗教和神话的想像，萨比娜就是第一位接受这种非正统疗法的病人。但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他唤起了两人对对方的热情。到11月时，他们再次成为情人。容格喜欢她的自傲和他们那些彼此互相缠绕的思想，但并不打算与她结婚。他说他从根本上还是一个俗人，要求不高，只需要埃玛营造的典型的瑞士式家庭生活。尽管萨比娜讨厌被容格当作“爱情的替代物”，但恋情仍然继续下去。她整个人“充溢着爱”，她向命运祈求：“让我高贵地爱他。”

　　两人缠绵之时，有时容格温柔而充满深情，但有时他又“摆出一副唐璜的姿态，让我觉得非常讨厌，尽管他认为我忠于爱情，但他说我属于那种不是为母性而是为自由之爱而生的女人。”1911年1月15日，萨比娜论文答辩的前一天，容格告诉她，她肯定会发挥得不错，因为她是与魔鬼为伍的。在精神病学方面，她的研究成果异常出色，这说明他们俩对她的潜力的信心是有道理的。最后萨比娜把她的论文提交给《年鉴》杂志，她写道：“您得到的是我们爱情的结晶，您的小儿子，齐格菲。”但他只是粗略地看了一下，就认为她所写的颇有胆识、影响深远、富于理性，它不应该发表在《年鉴》上，而应单独出版。

　　容格到底有多少风流韵事？我们知道后来埃玛还得容忍容格的另一个情妇，托尼•沃尔夫（ToniWolff），与萨比娜一样，先是病人，后来成为助手和精神分析学家。此外容格还有些短暂的恋情。容格曾告诉一个朋友：“当我死的时候，恐怕没人能意识到躺在棺材中的这位老头曾是一个伟大的情人。”萨比娜认为容格充分利用了他的受人爱戴：“容格大夫根本不是个隐士，除了我他还喜欢其他许多的女人。”妒意渐渐渗入到她对他所造成的痛苦的谴责之中：“我才明白一个女病人的悲剧，开始被他诱惑，然后就抛弃，而后人们又开始谈论其他的这种‘韵事。’”

　　如果这是萨比娜离开苏黎士的原因之一，那么弗洛伊德则是萨比娜来到维也纳的一个原因。在那儿，没有被邀请，她就出现在一次星期三讨论会上。弗洛伊德并没有生气，反而邀请她在下一次会议上宣读一篇论文。她选择的主题有关死亡本能，对此弗洛伊德不仅没有写过文章甚至连想也没有想到过。她的论文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虽然他反对她对待神话材料的轻率。这使他想起了容格，他告诉容格：“我对你处理神话材料的方法有些不同意见，我与这个小姑娘进行了讨论。我必须承认她非常出色，我开始渐渐理解了。”这“小姑娘”已经25岁。

　　在后来有关死亡本能的著作中，弗洛伊德未加注明地吸收了萨比娜的观点，就如同容格在他的书中所做的一样。在1912年3月给她的信中，容格说他刚刚注意到他们两人书中“难以置信的相似”。在遭到怒斥后，他才不得不承认，“优先权是你的……很明显，你意识到死亡本能比我早得多。”之所以会发生这样的事，他认为是他们无意识地“融汇”了对方的部分精神，但这种“思想秘密渗透”的事实必须对公众隐瞒。

　　因为仍然留恋着容格，萨比娜提出让弗洛伊德为她分析，这使弗洛伊德非常吃惊。她认为也许弗洛伊德能帮她“脱离暴君”。两个男人之间的友谊逐渐降温，通信逐渐减少。容格的口气仍然是友好的，但弗洛伊德有时变得冷嘲热讽。听说容格被狗咬，他反而问容格是否要关心关心狗的健康。

　　容格能否在情感上从对弗洛伊德和萨比娜的依恋中解脱出来而不崩溃？他的两位朋友的互相接触几乎使这种割舍变得不可忍受。容格内心的苦涩如果说是不理智的话，也应说是可以理解的。容格告诉弗洛伊德，萨比娜提交给《年鉴》的论文“大量地依赖于她自己的情结”。他援引了贺拉斯的句子：“上半部分是可爱的女人，下半部分是条鱼。”

　　1912年初，萨比娜嫁给了一位大夫，保罗•谢夫特尔（PaulScheftel）。但她怀孕四个月时，她依然迷恋着容格。弗洛伊德冷漠地说：“我想，你仍然深爱容格的原因是你没有把你对他应有的仇恨引入意识表层”。弗洛伊德不愿意萨比娜“继续保持逝去的爱情与梦想”，他说：“如果你的孩子是个男孩，他将成为一个坚定的犹太复国主义者，我们仍然是犹太人，其他人只会利用我们而永远不会理解我们，欣赏我们。”

　　整个秋天，容格处于极度紧张之中。“我觉得我内部的压力好像要冲出来，好像它们本来在空气中似的，一切都比从前黑暗。”他的梦变得更像幻象。当他在描述一种他称之为“神圣超绝”的状态时，他很可能是就他自己说的。

　　容格为这些内心表现出来的形象做笔记和画图像，试图这样来把握他骚乱的幻觉。他声称他获得了能够“当场”捕捉到无意识信息的技巧，他的著作《回忆、梦幻和思考》使人想到他的行为充满英雄气慨：为了科学的发现，他正在做一次危险的深入无意识深层的探险。
 
　　有些梦与地下的楼梯与大地洞有关，这意味着他的幻象位于地下。1913年11月，他说他决定向下坠落。“我让自己下降。脚下的地好像裂开了，我一下子跌入黑暗的深渊。”但是他的儿子弗朗兹对此很怀疑：“我父亲写的是他选择坠落，我不认为是他的选择，我认为他没有选择的能力。”大约花了三年时间，容格才从1913年的精神崩溃中恢复过来。

　　正是在他的精神崩溃中，他得出了他一些最重要的观点。他的阿尼玛（anima）的观点就产生于当他记录下自己的幻觉、与内心一个声音进行争论之时。他在做什么？这工作是科学的还是艺术的？他肯定这声音是一个女性的声音。“我觉得一位女性竟会从内部介入我的思想，这非常有趣。我想这也许与原始意识中的精神有关……后来我逐渐认识到这个女性形象在每个男性的意识中扮演了一个典型的或者说是原型的角色，我称之为阿尼玛。”

　　他发现萨比娜不可抗拒的一个原因是，不像埃玛，萨比娜与他记忆中的一位脸黑黑的女仆相对应，这位女仆在他母亲住院时曾照料了他一段。在描绘这位女仆的形象时，他说，“这类姑娘”代表“我的阿尼玛形象”。容格相信，因为遗传了一个女性的集体形象，每一个男性所选择的配偶，都是直觉告诉他，这位女性是能接受他投射到她身上的阿尼玛形象的女性。她因此代表他的精神。

　　如果没有经历过精神崩溃，容格也许不会发展出他称为“积极想像”的方法，这种方法基于与他的阿尼玛和幻觉形象的交流。他让患者画出梦中或幻觉中的形象，然后向它们发问。这就像向一个内心的神祈祷，“因为答案就在你心中，只要你不惧怕它们。”这就是“让无意识浮出表面”。
　　（A Life of Jung，Bloomsbury，UK，Dec，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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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柯南伯格的关注点长歪了，迷失在展示两人之间的爱欲纠葛，而没有聚焦在Dangerous：一个病人是如何彻底改变一个医生的研究方向及两个医生间的父子传承。
想要更靠谱地了解真相，建议观看2002年的纪录片《芳名萨宾娜/Ich heisse Sabina Spielrein》
 http://movie.douban.com/subject/1957920/

在去看这部片子之前，我去瞄了一眼影片分类，这片子直接被归入了“剧情”档。做为一部传记感强烈写实感浓厚小说的改编作，我只想吐槽说荣格先生，你的生活传记都可以传记得这么戏剧化。

如果单说荣格，也许并不是人人都耳熟能详，但是提到他的同事，想必那声名就是如雷贯耳了。弗洛伊德，一度是荣格的密友、导师，更曾经一度将荣格称呼为“我的儿子”，“我理论的继承人”。这部片子的主线是荣格与他的女病人，日后成为了他的学生以及情人的女精神分析师萨宾娜纠缠了数十年的感情，而辅线便是荣格与弗洛伊德的相交、冲突以及最后的决裂。

马克思，歌德，弗洛伊德——谈起 十九世纪欧洲IQ大于180甚至超两百的名人这三位的名字几乎是捆绑式出现的，即使他们的真实智商值早就亡佚不可追。就我个人而言，此三人智商当时冠绝欧洲实在有些可疑，毕竟当时的欧洲正如之后茨维格所言，正值“人类群星闪耀之时”，且说马克思有煌煌《资本论》巨著摇撼了资本世界的大厦并在之后于全球范围内掀起了一片腥风血雨又或是燎原之火，且说歌德的一部《少年维特》读得全欧洲无数纯情少年文艺少女为之前赴后继地慷慨自杀，一部《浮士德》使得无数学究文叟投书慨叹“停下吧！这一刻如此美丽。”，但是说到弗洛伊德⋯⋯好吧，我承认《梦的解析》开启了精神分析的大门，也承认将梦解释为潜意识的表达而不是上帝突然心情大好想要和造出来的小弟小妹们聊聊天的一种形式的确使得二十世纪的人本主义蓬勃发展，但是将所有的精神疾病都解释成为压抑着的性欲得不到宣泄⋯⋯这本身是不是也能算是精神疾病的一种，比如偏执症？

这种对于弗洛伊德老先生的不认可使得我对和他分道扬镳的徒弟，荣格一上来就有好感，影片中以及两人通信的文书里荣格对于弗洛伊德的直接质疑：“为什么所有精神病症都需要用压抑的性欲来解释？”真是深入我心啊深入我心。不过我对于荣格此人好感的根源来自于他对于东方玄学或者是“神秘论”的包容以及积极探索，这在当时大多数对于欧洲中心论坚信不疑的西方哲学家以及学者之中实在是屈指可数。

当黑格尔将亚洲评价为“只有一夫多妻制值得赞扬”，当康德索性将欧洲之外的人归为“不具备自由意志因此不可称为完整人类”时，荣格保持着对于所有形式的文化的兴趣，他的著作里有对于西方宗教研究的作品《答约伯》，也有对于《藏传度亡经》的解注，有从科学唯物论方向上阐述的《精神分析理论》，也有从神秘学心灵学层面上诠释的《一个自然象征的历史与心理》。他的理论中有不少种种“非主流”文化的印迹，比如他相信在每个男人心中都有女性性格的存在，而反之亦然，这在电影中，萨宾娜第一次吻他时，用几乎疯狂但坚定的眼神与他的对话中彰显：
“⋯⋯这（追求）一般都应该是男方主动的。”
“你不认为在女性的身体里也有男性的部分，而在男性身体里也会有女性的部分么？”
“⋯⋯我想⋯⋯大概是这样的。”

这种理论被后世的西方心理学家与哲学家奉为是有先锋意义的认知，但是，但是⋯⋯从一个中国人的角度上看，我很想说这不就是八卦么，这就是八卦的阴阳鱼吧⋯⋯阴中有阳阳中有阴什么的⋯⋯西方学者你们calm down，我们来一二三深呼吸，一二三一起读易经一起来八卦吧～八卦生万物啊⋯⋯

先拍晕我那已经开始膨胀并暴走了的民族自豪感，回到这部片子上来。撇开片子里面大量几乎直接照搬弗洛伊德和荣格两人交往期间的桥段以及书信内容之外，对于片子的内容和标题《危险方法》有什么关系，我不得不诚恳地表示疑惑。看完了整个片子以后我其实唯一不能理解的就是这个方法哪里危险了，这个方法不就是精神分析么？好，首先不解风情的我的确要先承认任何东西混进了爱情进去都会变得危险，毕竟爱情是一种不受控制的激情，各种摧枯拉朽，而荣格对于萨宾娜的情感更是浓烈，萨宾娜与他精神上的共鸣，萨宾娜对于他感情的奔放以及激烈，以及一定程度上是他创造了新生的萨宾娜这种皮格马力翁式的情结使得他对于萨宾娜欲罢不能，明知会使得自己家庭声名受损却还是难以放手，但是把这一切归咎到他采取了心理咨询精神分析这个方法⋯⋯还引入了另外一个心理分析师来佐证“不爱病人的分析师就不是好分析师，不X病人的分析师就不是称职的分析师”⋯⋯好吧，我还是去把原著找出来去看看这到底是原作就有的桥段还是为了剧情需要改编的结果。

不过如果，如果危险方法所说的真的只是，只有爱情的话，或者是混杂了爱情的治疗，那么也许这个题目并不是那么让人难以理解。做为必须站在客观地保持一定距离的位置分析治疗病患的医师越过了那段距离，而本应在被分析位置上的病人侵入了医师的世界，甚至反过来分析医师，那么这种双方定位的混淆带来的不受控制的确是危险的。片子里的荣格在拒绝萨宾娜的时候没有用家庭，没有用妻子来拒绝，而是反复重复着“我是你的医师”，也许这段关系真正让他恐惧的并不是家庭的压力或是背叛妻子之后的罪恶感而是在与萨宾娜交往过程中自己定位的迷失。当病人仅仅是病人的时候，他可以安定地站在一名医生的立场上，注视着她们的疯狂，但是当病人逐渐好转，或者说是逐渐回归到社会可以接受的范围内，能够与他对等地交流之时，医生和病人的界线模糊了，异常和日常的界线模糊了，理智与疯狂的界线模糊了，而在这个时候，他自己的位置又在哪里？

在影片的最后，荣格和萨宾娜在湖边重逢，似乎这部电影里他们之间许多最重要的对话都是在湖边发生，就像萨宾娜第一次对荣格提起她想要成为一名心理分析师的时候。
“我想当心理分析师，你觉得我能行么？”
“当然。你有我们需要的素质。”
“你是指疯狂么？”
荣格微微地意外，旋即对热切注视着自己的萨宾娜赞赏的笑。
当你注视着深渊的时候，深渊也注视着你。当分析师分析着疯狂的时候，他又何尝不是在试图理解疯狂或是和疯狂同步？
疯子和天才，往往只有一步。
对着他的笑，萨宾娜大笑起来，张扬中带着癫狂，癫狂地如此耀眼，以至于荣格终其一生都无法找到另一个人取代。
“She’s not like you. She… reminds me of you.”
不再有人如我懂你的天才，也不再有人知我的疯狂，仅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