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眠2014

　　长达3小时16分钟的《冬眠》，安置在土耳其中部卡帕多西亚外星球般奇异的地貌中，却以锡兰电影少见的大量对白，揪扯出人类沟通越深距离越远的困境。戏中的一切人物都没做错任何事，甚至都是自我世界里的老好人，却总在相悖的思维志趣和行为逻辑背后，酝酿并爆发着激烈且不可谅解的矛盾。不过，无论在安纳托尼亚的小镇，还是国际化大都市的伊斯坦布尔，抑或此次的旅游胜地卡帕多西亚，锡兰电影都持续用冷峻的影像，追问着法国哲学家萨特的终极问题——道德和责任该从哪开始？又该在哪结束？

　　和他以往作品类似的是，那种憋于土地走不出去的情绪一直还坚定的留下并旺盛生长着。试图离开安于享乐的乡土、以给出问题的婚姻透口气的主人公，还是借着一个颇为诗意甚至就是一首诗的结局，回到了妻子窗台下，“知道我们不能和好如初，但日子总该试着继续下去。”

    在电影中，锡兰抛出《十戒》般的宗教和道德困境，精雕细琢出他最越来越善于表达的骄傲而孤独的个体；而在现实世界里，他更关注灾难新闻中的遇难群体。在戛纳电影节媒体场过后的新闻发布会现场，他率领所有主创人员手举印有“索马(#SOMA）”的纸条，向国内新近矿难事故的受害同胞表示哀悼。土耳其西部马尼萨省索马地区一处煤矿于5月13日发生矿井火灾事故，截至电影放映的5月16日时，矿难死亡人数已升至301人，成为土耳其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矿难。

　　和许多土耳其国内的艺术家一样，锡兰在今年的大选年中，也是最大反对派共和人民党（CHP）的坚定支持者，因此，借着矿难和电影节机会，他也将愤怒的火焰喷向执政党党魁兼国家总理的埃尔多安，“即便发生这么大的灾难，最终也没人会为此负责，每个人都先抓紧时间谴责对方。如若这么大的事发生在其他国家，总理和内阁早该引咎辞职了。可自欺欺人已非常不幸的成为母亲土耳其文化的常态，如果我们能积极面对苦涩现实并且政客都是甘担责任之人，相信这样的悲剧就会减少许多。”

　　回到电影，作为壮阔外景地的卡帕多西亚，以其著名的“仙人烟囱”山洞住宅，早已成为土耳其的又一张旅游名片。置景于这里大雪漫天的严冬中，也很有助于传达“冬眠”的题旨。对游客来说，这里是壮丽的外星球，对主人公Ayudin无所事事靠收租度日的姐姐来说，则如同一场永远醒不来的乏味冬眠。可冬眠中的怨言，又绝不可能只能视为耳边风的“梦话”，看似有涵养又风度翩翩却也没任何起码敬畏心的Ayudin，给当地报纸撰写的专栏，被其追求心灵建设的姐姐斥责为自视甚高，就连原本站在同一战线的年轻妻子，也渐渐受不了他那居高临下的优越感。可他们也都在声调越来越高的争持中，忘记早餐时抛出的那块宗教宽恕之砖，“以德报怨，才能感化有歹心的坏人。”很多时候，谦虚和退让之德，只会让争吵中的对方视为又一番“挑事的嘴脸”。

　　“这就是我在电影中暗藏的暧昧情感”，为此写出厚厚196页剧本的锡兰表示，“Ayudin什么都没做错，本不该滋生家庭和邻里间的任何问题，但人类总是很贱的自找麻烦，就为自己的生活制造着不幸。”
　　

在谈到第三世界文学时，詹姆逊时刻提醒读者注意“民族寓言”的叙述方式。文学如此，电影也可作如是观。比方看伊朗电影，我们便会下意识地注意它在表层故事背后设置的政治隐喻。作为双重运作结构的典范，伊朗电影满足各类人群：对于普通观众而言，一个简单而感人的故事就已经足够，而对那些希望于智识上获得更多乐趣的观众来说，挖掘背后的隐喻总是让人兴奋的。这不是说故事本身并不重要，而是在我们有余力的同时对文本做出的独到见解，无非是在敞开文本潜在的可能性。基于此，下文旨在对《冬眠》做一次后殖民主义的尝试性读解。

首先，我们区分开《冬眠》中存在的二元对立：在物理空间上，是高高在上的旅馆与村庄的对立，在社会关系层面上，是作为房产拥有者的主人与租房的村民之间的对立，这是两个不同的阶层，他们间的权利对抗基于金钱。这可以看成是对帝国/殖民地的隐形表达（同样，也可以是统治者/被统治者）。前者作为殖民者占有土地（资本），后者作为被殖民者通过租用存活下去。

其次，是在殖民者层面，我们可以通过他们对“邪恶”这一主题的不同看法区分成两派：一者认为对于邪恶当以感化手段使其自我完善，这是人性善的引申，代表是妹妹和妻子；另一者认为对于邪恶应当以牙还牙，通过法律惩罚处置，这是人性恶的引申，代表的是男主。前者诉诸隐形的内在力量，后者诉诸强制的暴力。这其实就是阿尔都赛对于意识形态的两种划分：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文化、宗教、政治等）和暴力的意识形态（军队、武力等），前者通过渗透的方式无形地让被统治者接受，后者直接以暴力的方式使人屈服。同样的，这两者也代表了殖民统治两种形式的外化：文化殖民和武力殖民。

我们也可看看被殖民者内部同样会形成的划分。弟弟的奴颜婢膝与哥哥的倔强不屈就形成了鲜明对比，前者是殖民地中与帝国妥协的象征（但请注意他暗地里的嘴脸），而后者则是殖民地反抗群体的象征。整个故事的矛盾之发生是由孩子的一块石头引起的，孩子代表了被殖民者反抗殖民在行动上的象征，未来被寄托于下一代，是因为上一代作为代表的父亲已是废物（入狱、酗酒），已没有行动能力，唯有通过树立榜样（借由烧钱这一行为竖立的尊严）给后代提供精神动力。同样我们也该注意到文本对于后代反抗做出的暗示：他们此刻的力量还太过弱小，无法成功做到推翻殖民统治这一目的，这以孩子晕厥象征出来。

再来谈殖民者方面，我们将看到他们所使用的两者奴化方式均将遭受挫败。对于妻子而言，教育是关键，她筹集基金休憩小学，去看望晕厥的孩子，最关键的是去送钱，企图通过善心来感化“邪恶”。但是她失败了，烧钱这一行为就是对文化殖民的彻底否定，这是不可能成功的。而对于赞同法律压制“邪恶”的丈夫而言，同样得到否定。在紧接着烧钱这一段落之后就是他与教师的一席酒后对谈，教师通过引用莎剧对白否定了法律与武力进行殖民统治的可能性。至此，两种统治方式均告失败。在最后，男主意识到当初女孩信中的请求，他大概会促成此事的成功，这是殖民者在反抗压力下对被殖民者的妥协，希望通过善行可以稍稍平息他们的愤怒，延缓统治，但我们很清楚这只是他的一厢情愿，殖民必将被解放。

当然，这只是去看的一种方式，其实我更倾向于帝国/统治这一隐喻设置，但从后殖民入手也无不可。同样，也可从女性主义对夫妻和兄妹之间的二元对立进行读解，也会是很有趣的，尤其是妹妹对于她酗酒的丈夫，是对“邪恶”感化论的另一种表述。

(注：Cappadocia在土耳其语中意为“land of wild horses”/野马之地)

土耳其安纳托利亚高原，卡帕多西亚（Cappadocia）冬日奇诡荒芜地景。自伊斯坦布尔归来管理家庭旅馆及附近地产的退休演员与专栏作家Aydin，与年轻貌美、专心慈善事业的妻子Nihal及新近离婚、思考多于行动的妹妹Necla，展开复杂关系与激烈论辩。与贫穷租户一家的矛盾穿插其间。于是，关于乡村与都市、底层劳动阶层与知识分子、伊斯兰教与世俗化、道德与伪善、知与行……层层矛盾，在土耳其导演锡兰（Nuri Bilge Ceylan）获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的电影《冬眠》(Winter Sleep, 196分钟，2014) 中被深入探究，动人心魄。

        锡兰静照摄影师出身，电影一贯注重影像风格（包括前作《小亚细亚往事》【2011】），此次更强调文学与戏剧性，深掘人物内心复杂性，长段极具深度与张力对白。剧作为导演与妻子Ebru历时六载完成，关于人物、情节、对白，两人分头写作，然后探讨、磨合，都有令彼此惊讶的创作瞬间。影片向契诃夫致敬，因深受其短篇小说《妻子》（1892）影响。锡兰说自己有“俄罗斯之魂”，痴迷俄国文学与电影，除了契诃夫，还有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塔可夫斯基。后者的《镜子》（1975），他看了不下二十遍。

        男主角“Aydin”土耳其语中意为“开明知识分子”，略有反讽意味。他自命小王国中的君主，倨傲，犬儒，自我中心，不近人情地批评一切，对身边苦难冷酷无情，但口中、笔下都在说教“诚实”、“良知”，因而有很多知识渊博、生活优裕的知识分子不自知的伪善，用Nihal的话说，总把仁义道德挂在嘴边只为显示道德优越感的人，最可怀疑（时而自恋时而自省的矛盾态度贯穿影片始终，也是编导者作为知识阶层的内省）。他有不甚成功的数十年演员生涯，大约因生活中都在表演——他也不时引用莎士比亚，命名自己的旅馆“奥赛罗”。众叛亲离的痛苦，令他内省，观照其他生命：在父母墓前垂泪，放走买来的野马，发现死去的狐狸躺在雪里，打猎打死一只灰兔……他说：自然界中都没有公平正义，何况人类社会？

        荒凉冬日的沉寂冷峻，一些激烈的暗流涌动，被删减的场景中，Necla说：我们住在这里，像冬眠。室外镜头多固定远景与全景，大量室内对话场景以空间暗示人物彼此的疏离：Aydin与Necla的激烈论辩，他始终背对着她；与Nihal的争吵，两人在房间两个遥远角落，虚幻的镜中影像作为媒介。片中有三次，Aydin偷偷窥探妻子的房间，内里情形被窗玻璃的反光弄得斑驳。片中多次嘲讽“肥皂剧”，而影片结尾几乎在向“肥皂剧”转向，但处理得含混暧昧，可读解为Aydin为自己心安而做的表演。锡兰将剪辑视为重要写作过程，“音桥”（以声音连结两个或许不相关的场景）被多次使用。极简的钢琴配乐，来自舒伯特第20号钢琴奏鸣曲（舒伯特也作过声乐套曲《冬之旅》【winter journey】）。

        《冬眠》探讨人的复杂性及彼此沟通的艰难。锡兰说，试图理解人的灵魂是他拍电影的动力，也是了解自己的过程。探讨情感与思想的广度与深度，也令观者有共鸣。他说：“在每种文化中都有某类人，面对生活有同样的疑问……这些人形成另一个国家。通过电影，你找到你的灵魂旅伴，他们与你是同一国的。” 台湾新浪潮导演杨德昌说过类似的话，《冬眠》中夫妻对话段落，也令人想起《恐怖分子》中类似场景。中产阶级思考者的精神困境。不无希望，但足够悲观。

        



        捕马者说，安纳托利亚的马，到任何地方你都会知道，这是安纳托利亚的马。

        在有些人心目中，马匹是分种族的，而人是分阶级的。对于Aydin这样的知识分子来说，这些本来无可厚非。道德，责任，理想，这些关键词是衡量一个人是否合乎社会规格的标准，但他的妻子却说，去你妈逼。还有像永远行善永远对抗邪恶这种正直之辞，他妹妹却同样不尽认可。更别提那些住在破旧房子里的穷人，他们之间的差距不只是数小时的山路，更是无法消弭的天壤之别。

         Ceylan这次丝毫无心于「小镇往事」的凝视，反而倾心于喋喋不休的「论事」，让那些覆盖在<小镇>中的隐秘过往，<五月碧云天>中的细絮人生，和<远方>中的隐忍悲凉，全都显现为「人性的话语」。Ceylan一改以往寓「暧昧」于场景的做法，这次是寓「暧昧」于语言。语言是人心与大地的裂缝，深底的暗涌正在唇齿之间潜滋暗长。片中没有多少安纳托利亚漫漫大雪中的沉思，更多的是山洞里明灭交替的「人性喧嚣」，随便一次意外冲突都可以引致一场激烈的洪荒，而洪荒的交汇点正是「真理」的不可名状。Ceylan用契诃夫式的荒诞幽默，构建一则基氏式的社会剖析寓言。导演本人说这是知识分子式的自省（自嘲），即使这种自省在片中不乏有意识形态设计的痕迹，在这座看似与世绝离的幻境里，并没有削减任何社会成分中的复杂和差别，反而让冲突和碰撞更加的措手不及。

        我们所认为的「现代」，历史被某种内在的力量和必然性决定，时间是有方向的。而到当代，简单的对立消失，一切都在运动中汇合，各种历史时间被混合到当前，汇聚成「当代」。阿甘本(Giorgio Agamben)在阐述什么是当代人的时候说：当代的人是「不合时宜」的。1874年，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在他的《不合时宜的沉思》中表明这样的立场：「我试图把这个时代有权引以为傲的东西，即它的历史文化，理解为一种弊端、无能和缺陷，因为我相信，我们都在被时代的高烧所毁灭，而我们至少应该意识到这点。」尼采把自己和现时放到一种断裂和瓦解当中，那些真正的当代人，是那些既不合也不适应时代要求的人。正是由于「不合时宜」，使他们比其他人更能感知和理解自身的时代。

        我们看到Ceylan对于自身与现时的考量，正是站在不合时宜的角度的反思。这种反思在<冬眠>一片中，我认为可看作是时间在散射中的彷徨，没有任何一种历史是合理，没有任何一种价值是真理，正如电影开始时的那片烟雾缭绕的荒芜。Aydin是过去对抗「旧世界」的知识分子，仍守着自己「与邪恶抗争」的真理，愤世嫉俗并渴望以「良心」营造和睦的新世界。他看似对所有人友好，无论是自己的妻子和朋友，还是租户和游客，都尽量友好相待，实际上却形成自己的「权力中心」。反观片中其他的主要角色，其实也不无如此。如果仅是表现善恶真理的立场或者阶级差别，甚至利益纠纷引发冲突，那么这种电影实在平庸和过时，但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导演Ceylan的处理是相当「当代」的（即使有一副古典主义的外表），我们可以觉察到，所有的方向都在转变，并且我们自身不自觉也参与到这种转变中。他让所有人都在时间的流动中运动和交汇，奇妙的是，这种运动并不是公路片里人物无所适从的游动，而是设置一场万物俱寂的冬眠，让「语言」缝合一切。于是我们很直观的看到小镇中的各种历史断面，知识分子、牧师、农夫、囚犯、慈善家、骑手和无业游民，理想的、浪漫的，现实的、虚伪的，内敛的、伤痛的，张狂的、激烈的，都微妙地透过言语和言语中的空隙缝合在一起。而导演本人，并没有在某一种对象上添加批判的目光，而仅仅是表达这种暧昧的无奈的彷徨。

        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在致安东尼奥尼(Michelangelo Antonioni)的一封信中这样阐述：「我所理解的艺术家的智慧不是一种古典意义上的品质。艺术家知道，事物的意义并非其真理。了解这一点就是一种智慧，人们可以说这是一种古怪的智慧，因为它将艺术家从集体和狂热自大的人群中拉了出来。」他认为这种艺术家的智慧，既不强加「意义」，也不消解「意义」，这一辩证法或许使他的作品难以捉摸，而艺术价值正是存在其中，即通向意义的道路永远是敞开的。这种「开放的意味」同样弥漫在Ceylan的作品里，特别是之前一系列半自传电影。而在此片中，Aydin站在大雪覆盖的铁路上，路边有一只冻死的野兽和满树的乌鸦，内心却酝酿着一场苏醒。
        
        一场酩酊大醉之后，浪游者远去，冬眠的人渐渐入睡。在卡帕多西亚大地荒乱的雪夜，Aydin解开缰绳，像解开一场执着的困境。野马嘶叫一声很快消失在崎岖的风里。
         Ceylan并没有给这盘根错节的寓言一段明确深刻的结局，而是将所有的暧昧和爱恨，交付给既存的，却居无定所的时间。或许这也表明他本人对于自身与世界的态度：

        「我知道我们无法和好如初，但日子总是要继续下去」

文/严杰夫

在第五次进入戛纳主竞赛单元后，努里•比格•锡兰终于修成正果。他凭借新片《冬眠》，获第67届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

锡兰的电影并不容易让人产生好感，尤其是《小镇》、《三只猴子》等早期作品，如果不能接受他“自说自话”、黏滞迟缓的镜头语言，恐怕你根本无法坚持将它们看完。从《远方》开始，锡兰尝试对作品进行调整。此后的《小亚细亚往事》和今年这部《冬眠》，我们都能看到一些与以往的不同。具体到《冬眠》，从现场观众反馈来看，锡兰的改变主要有两方面：一是锡兰一改“惜字如金”的姿态，在片中加入了大量的对白；二是《冬眠》的片长达到了惊人的196分钟，之前的两部作品《远方》与《小亚细亚往事》的片长分别为110分钟和150分钟。

当然，锡兰在改变中并未丢掉他个人化的风格。在画面构建上，锡兰仿佛对阴影有着特别的偏爱。无论在《远方》，还是在《小亚细亚往事》中，昏暗沉重的色块都占据着镜头的大部分。锡兰还用精致的画面，展现土耳其那些代表性的景致，《远方》里海风凛冽的博斯普鲁斯海峡，《小亚细亚往事》中一望无际的安纳托利亚大草原，《冬眠》里犹如外星球般的卡帕多奇亚，无一不是如诗如画、令人痴迷。在叙事上，锡兰则习惯通过大量的留白，构建出他的影像世界。在《小亚细亚往事》里，故事围绕一桩谋杀案展开，但在情节推进中，锡兰却将焦点对准案件侦破过程中，牵涉其中的各色人等。这些人物有着各自的生活和心事，却未在影片中详细点明，影片靠着大量的留白构筑起一个模糊故事，却有意无意中展现了土耳其社会的一个断面。

小亚细亚，也称安纳托利亚。从地理上来看，安纳托利亚大部分被绵延无尽的草原覆盖，偶尔有几棵树矗立在草原中央，是这块地区典型的风景。正如《小亚细亚往事》的开头，一条公路从大片草原中划过，汽车沿着无尽的公路前行，两边景色仿佛从未改变，凶手自己也没办法搞清楚藏尸处。

土耳其共和国建立后，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图尔克在全国推行世俗化政策，以寻求民众对新国家的认同感。然而，安纳托利亚的小城镇里，没有像伊斯坦布尔、伊兹密尔等沿海城市那样，迎来快速的世俗化，传统的宗教和文化在这里依旧有着强大的影响力。这让曾经在大城市生活过或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与未曾离开安纳托利亚的底层人民之间，形成了巨大的鸿沟。

这种社会冲突，就是锡兰在《小亚细亚往事》的留白中想要表达的复杂意蕴。法官、检察官代表的中产阶级，显然已接受了都市文明和世俗化观念，而始终生活在小镇里的居民，则代表着传统。不同的人群对待谋杀案有着各自不同的看法，背后却是分化严重的社会状态。而本次的获奖影片《冬眠》取景于卡帕多奇亚，也位于安纳托利亚的腹地。带着同样的社会背景来观看，我们能明白，电影里回到山村经营小旅馆的退休演员艾登，很明显代表都市文明，他与代表传统的妹妹、妻子，以及旅馆里的租客，有着明显的差异。从这个角度来聆听艾登和妹妹、妻子关于宗教、道德的争吵，就容易理解许多，那大段大段似乎不知所云的争辩背后，正是横亘于中产阶级和底层人民间的巨大隔阂。

可以说，将金棕榈奖收入囊中的锡兰，已与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奥尔罕•帕慕克一起，成为土耳其的文化地标。在我看来，奥尔罕和锡兰的作品，都是基于知识分子的视角来观察土耳其社会，他们都体会到了土耳其人中弥漫的压抑、沉郁，这种情绪被帕慕克称为“呼愁”，在锡兰这里就是阴郁的色调和暧昧模糊的故事。不过，锡兰终究不是帕慕克，帕慕克多数作品的主题大都停留在中产阶级层面，锡兰却愿意关注到其他阶层。所以，锡兰镜头里的土耳其，尽管有些“失焦”却更完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