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天一夜2014

匈牙利哲学家卢卡奇•捷尔吉（Lukács György）针对写实主义作品曾提出“典型性”（typicality）这一说法。所谓的“典型”，根据Lukacs所说，是指写实主义文学作品中的人物角色既代表着他们独特的虚构性存在，却也是在某一个大社会历史环境下具有某种社会群体性特征和历史辩证进展特性的具体化存在形式。而毫无疑问，从Lukacs的典型性角度出发来看，电影《两天一夜》的即将下岗的女主角Sandra及她在这两天一夜里所拜访的同事便是这样一种具有写实主义特点的存在。
玛丽昂•歌迪亚扮演的女人Sandra是一个曾患有抑郁症（depression）的，正在恢复中却不得不因为所在公司的不景气即将被迫下岗的人。她偶尔歇斯底里、精神不稳定、焦躁、疑虑、自我否定、依赖药物，按照弗洛伊德的说法：“缺乏足够的理智操控力和过多的精神能力和能量”。 她代表了以追求利润为最终目的的资本社会中一群注定被边缘、被社会主流群体远离和漠视的精神病患者：他/她们往往因为精神疾病而不被社会所接纳，在工作中很容易被列入首位被排斥者，他们的治疗及康复得不到众人的信任，而这些怀疑和排斥往往又加重他们的病情，如此恶性循环下去。而这样一群人，他们被社会贴上一个共同的标签——“抑郁症患者”，在这个标签之下，人们对他们的了解和印象也无法脱离病症症状。他们被抽象成一种病的具体人物化代表，而个人主体（subjectivity）的身份（identity）不再重要。

而在达内兄弟镜头下的Sandra又不仅仅是这样一个具有社会历史性群体化的代表，她屡次神经质般情绪决堤的另一面，是她面对自己孩子时忍痛的坚强，她整理孩子床铺时的细心周到，她对避她不见的旧好友的理解宽容……无处不表现了她独特的主体性。除了在她嚎啕大哭及过量吞服抗抑郁药的场景，她去同事家一次次的拜访和说服也逐渐剖丝抽茧地透露出她在与人相处、遇事待人时独特的处理方式与做人原则。她的形象在达内兄弟一个个巧妙的特写镜头下不再止于一个单调的抑郁症康复女性，而善良、试图坚强起来、愿意帮助他人、宽容……这些带着脉脉温情的人性的一棱一角也逐渐在她身上丰满起来。

《两天一夜》作为一部现实主义作品，其故事情节的平淡叙述继续与好莱坞惊心动魄荡气回肠的商业模式相背离。大量使用的人物特写镜头也是对演员的巨大挑战。可也正是他们大胆使用的特写镜头和安排巧妙的故事结构，让人物复杂的情绪真实而鲜活地表现出来，每一个镜头彰显了一个个细节，看似平淡，却让人回味无穷。

    《两天一夜》虽然只是本届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提名，但它带来的震撼不比任何获奖影片逊色。它的震撼，正是因为它的纯粹与日常，这是许多伟岸与丰饶的电影达不到的。

   女主角法国人桑德拉因患有抑郁症休养在家，当她再次去工厂上班时，险些被一场投票开除。在争取了第二次投票机会后，经过了内心的纠结与挣扎后，她在周六周日的两天一夜里，一个个敲开了工友家的门，让工友在8000欧元奖金和让她留下之间做出选择，正如她给丈夫所说，像个乞丐似的请求自己的同事给一份工作。影片就在这颗脆弱的心灵上弹出一种张力，一次次地在桑德拉和工友之间拷问着生计和道德，让屏幕外的每个人也在劫难逃。

   此片作为比利时导演达内兄弟成熟期的作品，绝大部分镜头依然由手持摄像机完成，观众的视线被这亲近的视距引领着，大量的近景和中景让我们置身于其中，仿佛站在桑德拉的床边，看着她吃下抗抑郁的药片；贴着她的手机，竖起耳朵听着好朋友朱丽叶说的坏消息；然后想替她打开车门，背着孩子的书包，收拾好孩子的房间，不用失眠地进入一个梦乡，一夜无梦。这种强烈的代入感，就是达内兄弟臻于完美的拍摄手法和角度带来的，在这里，镜头只比通常低了五公分，以悲悯的角度跟拍桑德拉对十几位工友的游说。

   达内兄弟的这部摄影机以独有的角度充当道具，参与了调用了画面，就像一根橡皮筋，牵着桑德拉的神经，让观众和她一同承受面对工友的谩骂时，怎么样紧绷着，面对工友的理解时，怎么样松弛着。面对心底的矛盾，选择的天平上只有那么一块面包，谁都有吃的权利，此时，对面包的争夺，不知不觉演变成生存权的争夺。

    桑德拉需要面对的问题，是一个最普遍的问题，那就是，如何平衡自我与外部的关系。其实，这一点桑德拉在片子开始就对丈夫说清楚了，她说：“我不要工作了，我们要不搬回廉租房吧。”丈夫说：“不回。”这是一位宁可不住TOWNHOUSE，也不愿为自己争取生存权的小心翼翼的人。这类人的共同点是不愿看见与他人之间的麻烦，希望始终与他人在和谐的氛围中，在平和融洽的关系中，一点误会或尴尬或不愉快，都会令她不安。善良，并不是他们的主要品质，懦弱，是她们的主要品质。起初的桑德拉是被丈夫以孩子和这个家需要她工作而推出去的，当和她一样有开支负担的男工友的妻子说，我们也需要这笔钱时，道德和利益像天使和魔鬼一样在她的脑子里放肆地笑着，笑她的优柔寡断，笑她不能彻底说服自己。

    人最大的痛苦就是对自己无能的愤怒。

    自2008年受到次贷危机的影响后，欧盟成员国不同程度地经济疲软，以希腊、意大利为代表的南欧尤为明显，失业人数急剧上升，即便是法国这样在西欧欧元区仅次于德国的发达国家，因长期高居不下的劳动力成本，在亚洲世界工厂低廉的制造成本和生产外包夹击下，工人的竞争对手已经不是他们面对面的工友了，而是远在万里之外的中国、越南、菲律宾、印尼，或是稍近点儿的塞浦路斯、乌克兰。法国强大的工会和劳动保护法规定的高额加班费和对雇主的罚款，也是老板们降低人员成本的动因。

    然而，独立、自由、平等的启蒙思想，使法国人更要面子，不愿靠救济令自己蒙羞，又有信仰在替他们做着选择。桑德拉的一位临时工工友对他说：神叫我帮助别人，但这位工友担心选择放弃奖金，会惹怒领班，遭到报复被辞退。还有那位代足球课的工友，用接近忏悔的语气对她表示抱歉时，给她阴郁的天空透进了一缕阳光。还有那位与丈夫分手，站到桑德拉一边的工友，都令她不再感到孤单。于是，在这部极致客观朴素、不加渲染的影片中，难得地出现了桑德拉和丈夫和工友跟着车载音乐哼唱的情节，这种背景音乐的插入，不露痕迹地彰显了精妙的构思，也一再证明了达内兄弟去繁就简、让生活本身去演的珍贵立场，这种节制、本分、尊重现实的态度是大师级的。

    片中法国女演员歌迪亚从头至尾顶着一头略显凌乱的头发，一张没有上妆的脸和像是从H&M减价区买的背心和T恤和一条没有换过的牛仔裤，为银幕贡献了羸弱之美。她将自己融于这个前途未卜的女工身上，微驼的消瘦的身姿，试探性的步伐，时而痛苦的表情，很大程度上来自对自己的不满。她罕见的几处笑意，是这个世界对她友好的证明。令人欣慰的是，她始终未变，当老板告诉她，可以留下工作，但代价是不与那位临时工工友签固定合同，桑德拉毅然拒绝了老板，在道义上获得了胜利，她终于可以在摇摆不定的天平上做一次忠于自己的选择，这恐怕是本片要传递的最大意义。

    就像那台手持摄像机，生活也是我们手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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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词反复从桑德拉口中脱出——“可怜”——她是一个可怜的人，需要得到别人的怜悯，但同时她又是一个有自尊心的人，两者交互决定了她处境的艰难。

从一开始，这种处境就以打破睡眠的一个电话降临。她有点猝不及防，无论是在女友陪同下去与老板交涉（木然呆滞），还是为游说工友下最后的决心（在丈夫鼓励和安排下），她都有点不知所措。但摆在面前的生存问题让她不得不选择迎难而上。这两条线在影片中不断交织，构成了表层叙述下的潜在层面，直至先前强势的一方被另一方击败。

表层叙述的机械（一次次的寻访，说服）恰与潜在心理层面的丰富形成对照：从开始电话里的犹豫到面对面的交涉，桑德拉如此一步步走出自我意识的阴影同时又被失败所笼罩，不会是一帆风顺，这是自然的。她不断意识到这是一种哀求的行为，并且认为即便得到了工作，工友也将对她另眼相看，反思的后果就是在一次游说失败后企图吞下药品自杀以解脱加在自己身上的“命运”。但那位女工友的意外来访又推倒了绝望，或者部分也出自是对死亡的恐惧。

面死而生，抗击外界的强力不断升级。最关键一笔是桑德拉从那位女友口中得知为了她支持自己而与丈夫分居，这是我们将在结尾看到的反转中所铺设的最重要的一处伏笔，夜晚在车上伴着摇滚乐欢歌即是证明，这说明了之后的寻访已经不再是为了得到工作，而仅仅是显示自己生命尊严的行动。

当桑德拉在投票结束后看到她游说成功的人中没有一个背叛她，同时最末出现的黑人虽然当时未曾同意但最后还是站在她这一片，她知道她胜利了，得不得到工作已经无所谓了。很多人可能会以为桑德拉最后放弃工作是为了那位黑人，但不是的，之前她已经收拾好了衣物，这也是剧本编写上很妙的一处。

在观影过程中，我曾设想的一个结尾是桑德拉虽然赢得了多数人的赞同，但最后选票还是输了，这样的结尾是批判性的，把生活的艰辛归之于资本社会的虚伪，但达内兄弟却是站在人道主义的立场，他们更看中的是困境中的人如何依凭自己的力量脱离出来。如果他们电影的主调是批判的，那么我们会看到更广阔的现实，但没有。

达内兄弟的电影里，没有坏人，我们感觉到的“坏”无不是人物在困境下做出的艰难抉择：此外他没得选择。用这部电影里的一位角色的话：如果大家都支持你，对我来说是个灾难，但我还是希望他们站在你这边。人道主义光环闪耀，可以作为达内兄弟的创作倾向。

电影院里看了Dardenne兄弟新片《Two Days, One Night》。边缘人物间的纠葛、高度戏剧性与极简形式间的张力、结尾前三分钟的峰回路转，一切貌似都没有变，但这部电影给我的感觉很糟。我边看边生闷气，觉得每个演员都很差劲。我不能干脆利落地说它不好，反而得花很长时间考虑为什么我会感觉很糟。这证明了它的观看价值。最令我耿耿于怀的，是故事的结尾。一个底层人物捍卫自己的经济权利，在对资本链有所撼动之时，最终还是凭借老生常谈的“良心”来行事。这造成一种失落。并非我期待的来自左派的声音。它落入了道德说教的窠臼，设置问题的同时也在简化问题，就像一本儿童读物所做的那样。

相比此前无可比拟的骄人成绩（两次金棕榈，一次评委会大奖，一次最佳剧本，一次影帝，一次影后），达内兄弟今年的戛纳之行，意外地以颗粒无收而告终。《两天一夜》为何遭遇滑铁卢？要说清楚这个问题，不妨从一般意义上的形式和内容两方面入手，对其作品做个简单的回顾和梳理。形式上，最为观众津津乐道的达内标签，大概就是手持摄影和配乐了，而内容也即剧本创作这一块，根据他们电影的风格特点，姑且将其分为主题和结尾。

摄影
兄弟俩是拍纪录片出身，对真实客观的苛求想而易见，摄影选择手持更可谓顺理成章。及至拍故事长片，这一得心应手的技术得以延续，其特点主要有二：一是跟拍和摇晃，这方面的例子不胜枚举，“罗尔娜”和“罗塞塔”的背影都曾让人印象深刻，奥利弗·古尔迈更是被网友戏称为“后脑勺影帝”。至于晃动，在《罗塞塔》《他人之子》两部影片里，运动镜头产生的眩晕感绝对和杜可风的摄影有得一拼，观者要是处于微醺的状态，怕是可以直接给晃吐。第二则是大量的特写和近景，因为画面逼仄带来的幽闭恐惧感，则可以和阿布戴·柯西胥作个比较（简单点说，柯西胥的色调似乎要偏暖一些）。但结合剧情，在表达生存状态的未知性，不安定性和展现人物心理的矛盾纠结上，强烈的晃动和压迫式逼视镜头无疑发挥了推波助澜，锦上添花的作用。和娄烨比较，二者的区别则主要体现在镜头长度和情绪酝酿上，达内的手持要更加简短干脆，或者说，他们喜欢直接用镜头去参与叙事，而娄烨，却更愿意固执地分出部分来抒情。此外，现阶段值得一提的手提摄影导演还有安德里亚·阿诺德和卡林·皮特·内策尔，整体而言此二人都应该划到达内一脉，安德里亚·阿诺德甚至有青出于蓝的迹象，《呼啸山庄》是个人看过最好的手持作品，而去年斩获金熊的《孩童姿势》，则更像是内策尔向达内兄弟的致敬之作。

配乐
一句话概括他们电影配乐的特点，那就是几乎没有配乐。可能正是因为如此，人们也就更热衷于拿它来说事，比如在《一诺千金》《罗塞塔》《他人之子》里，不用配乐约摸等同于抛弃修饰，还原现场，这种自然主义的表现手法，无疑极好地契合了影片尖锐沉重的主题和冷静客观的姿态。而用到了配乐的两部影片，一是在《罗尔娜的沉默》的后段，突然飘出了《贝多芬C小调第32号钢琴奏鸣曲》，另一部则是四次用了简短配乐的《单车少年》。该如何看待这种变化呢？据导演的采访交待，并没有过多考虑用或不用的特别之处，觉得那个地方应该用，所以就用了。（大意如此）最新这部作品里，达内兄弟在自然声效之外，还利用车载音乐让观众听到了两首歌，《La nuit n'en finit plus》是一首听起来悲伤的歌，彼时Sandra的走访求助之路并不顺利，处境可谓喜忧参半，她要求丈夫把关掉的音乐重新打开，更甚至，还用一种哭着笑的表情跟着哼唱。而第二首摇滚乐较之前一首要更激昂振奋，跟唱人数也由二人增到三位，导演用递进比较的方式将这两首歌曲点缀其中，其用意不言而喻。但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妙用有源音乐的技术未必就扯得上突破创新，因为此手法先前早有预演，它和《孩子》里放车载CD《蓝色多瑙河》其实如出一辙。

主题
达内兄弟向来关注比利时底层人民的生活，其电影主角也总离不开那些身处社会边缘的年轻人（移民者、失业者、寄居在收容所里的人），“良知的觉醒”差不多算是他们作品的母题，其拿手好戏是拿个人良知去和残酷现实作一碰撞式较量，以达到用一丝熠熠生辉的人性之光来照亮这个冷漠现实世界的目的：《一诺千金》里少年伊戈为了照料租住在自己家里的劳工妻儿，不惜选择与父亲为敌；《罗尔娜的沉默》里的罗尔娜则因为良心上的不安，执拗地选择了一条与预期南辕北辙的路逆风飞翔；《罗塞塔》里的罗塞塔最终走投无路，其原因既有生活上的困境（一再失业），也有精神上的压力（愧对朋友），而唯一的朋友却在关键时刻以德报怨，来到她的家门前；《孩子》里的布鲁诺为自己的铤而走险付出了锒铛入狱的代价，但最后时刻的天性未泯，也是他重新赢得女友的关键；《他人之子》仅用一个形式上的假象，就将一场貌似无法收场的复仇心路历程倾刻化为无形；《单车少年》里澄澈纯净的少年心思，更是反衬出成人世界的庸俗和滑稽。从这个角度考量《两天一夜》，Sandra求助同事的同时，其实也是一次直指对方良心的拷问，更是一场回照自身内心的修炼，可惜，因为单调重复的造访过程，影片在故事的饱满度上，无法做到繁复丰饶，这也是《两天一夜》较之此前作品的一大不足。

结尾
相比于当今影坛愈演愈烈的裹脚布式“史诗情怀”，达内兄弟偏偏反其道而行之，这大概也是戛纳对其看重的一个重要原因。在朴素自然的艺术追求之外，尤其值得一提的还有他们剧本的转折。每每剧中人物做出决定的关键时刻，达内兄弟的惯用手法是从不闪回，也不铺垫，不同于一般影像酝酿前因后果的常用之规（其实当然又有，只是已早早溶入到细节当中），他们更着力于当下瞬间的把握和呈现。所以这样的决定往往既突兀，又惊艳，个人眼中，这才是达内兄弟区别于一般导演的根本所在。而这样的转折，在电影的结尾处出现居多，这也导致他们的作品总是渐入佳境，总是手起刀落，总是戛然而止，总有一个好结尾。比如《他人之子》和《罗尔娜的沉默》的结尾，轻盈如一道闪电，却足以划破长空，体现了极具智慧的巧劲，又兼有文学性。反观《两天一夜》，Sandra自杀那场戏差不多算是整部电影里面最具戏剧性的转折，在做决定之前，有她在车上和一对儿女打电话的一幕，整个过程玛丽昂脸上的表情不悲不喜，接下来镜头一转，Sandra细心地帮两个孩子把床铺铺好，然后下楼跟丈夫说出去买他们明天野餐要吃的三明治，再下来，是一个追随镜头，拍她从远处走向镜头近处，然后继续走向另一端的远处商店。很难想像，在这一过程中，她其实已经做好了自杀的决定。而此后，同事及时登门造访带来的喜讯，将其夹在了绝望与希望的两难境地，但影片没有就此停留于这个类似《罗塞塔》的发挥点上，而继续前行的结果，再如何呈现光明与黑暗的对立，终是没有超过这一幕，这也使得影片的格调和意义，模糊定格在了“心若在，梦就在，大不了从头再来”的励志上，不能不说是又一大遗憾。

    作为达内兄弟的新作品，这部《两天一夜》在质量上是不用担心的，当然，在风格上也基本是可以想见的。他们仍然用最朴素的叙述手法白描了一个女人为了自己的工作权利进行游说的过程。和他们之前的作品一样，这部电影也有着平淡中见力道的功力。达内兄弟把之前拍摄纪录片的手法和思路毫无痕迹地搬运到故事片当中，全片手持摄影，跟踪视角，完全无配乐，就如同把观众真的扔到了那个生活现场。
    某种程度上说，这部影片有关游说、权利、民主和投票，但它无关政治，只演绎了一个女人为了自己不被解雇而拼命游说同事的故事，但这又绝不是全部，它还超越了民主和投票的形式，抵达了对人的尊严与道德的拷问。这种拷问不是鞭挞式的，而是轻轻掠过，却同样留下瘢痕，甚至，反而这种感受比鞭挞要来得更强烈得多，因为这种境况更切近实际。
    故事很简单，桑德拉刚走出抑郁症的阴影，准备回到工厂工作，却得知因为经济不景气，老板让其他16位员工投票，或者选桑德拉留下，或者选解雇她用省下的钱给每人发放一千欧元的奖金。桑德拉有两个孩子，在丈夫的鼓励下，她开始一个个游说同事，让他们放弃奖金，选择让自己有一份工作。但是同事们也各有各的难处，有的需要为孩子付学费，有的急需这笔钱维修自己的房屋。他们在奖金和桑德拉的恳求之下开始了一场自我拷问和挣扎。
桑达拉一个个进行游说是一个拉票的过程，某种程度上说，她在为自己的工作权而战，却也在做道德绑架。她必须贩卖苦难，利用他人的同情心以换取收获。她用面对面的方式逼人表态，这个设定很有意味，它杜绝了一切回避和躲闪的可能。在她进行游说的两天一夜里，那些同事扮演了上帝，他们在决定着一个女人的命运。从这个角度上看，《两天一夜》是“生活流”版本的《十二怒汉》。面对这个女人，除了个别硬心肠的年轻人，其他大多数同事都在犹豫。在切实的利益和人道主义之间，人们很难在面对面的时刻做出判断。有意思的是，这些底层工人都很诚实，所有人都表达了自己的为难，诉说了自己对于奖金的需要，却没有一个人用暂时的谎言去打发和敷衍这个女人。他们哪怕要面对窘迫，也不愿意选择说谎。他们仍然相信投票的公平。这个游说的过程，是一个尊严逐步破碎的过程，同时却也是一个人认清自己，重拾信心的过程。
《两天一夜》的女主角是出演过《漂亮东西》《两小无猜》以及《锈与骨》的玛丽昂•歌迪亚。这一次她用黑眼圈和永远不替换的衣服演绎了一个为生活挣扎的真实的女性角色。对于这种角色的关注是达内兄弟长久以来的兴趣。1999年，他们就曾凭借关注底层女性的《罗塞塔》让女主角艾米莉•德奎恩夺得戛纳影后，又让那部片子问鼎金棕榈。达内兄弟不以叙述苦难和底层为乐趣，没有故意旁观的冷傲也没有故意批判的介入性，“零度”就是他们的态度。对于这一群人的生活和内心世界，导演只负责呈现。但像大多数这一类优秀影片一样，在很多细节上也都饱含悲悯。游说过程中，伴随着失去尊严的痛苦，桑德拉和丈夫偶尔吃个冰激凌，偶尔在车上随着音乐哼唱，那些微笑的点滴也都有温暖的色调。
在经历着一次次退缩，一次次重整旗鼓，以及自杀未遂之后，桑德拉度过了灰色的两天一夜。最终，选择奖金和选择留下她的同事各占一半。老板为了不让员工产生负面情绪，选择让她留下，也发放奖金，但是过一段要解雇一名员工。这是个有力的反转，伤害被转移了，此时的桑德拉成为了上帝。她决定着另一个人的命运。但这一次，她选择了离开，去寻找新的工作。这种逼到死角之后的重生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光明的结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