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星期天

不像很多影视剧作品，总针对外来务工人员的权益保障问题进行探讨，让人觉得有病无病都呻吟，有伤无伤都痛苦，《台北星期天》总的来说是很有人情味的。和大陆这边不同的是，大陆这边的打工者来自中国农村，台湾那边的打工者来自外国农村。台北有很多菲律宾劳工，我觉得这部电影有意削弱“外来务工人员”这一群体概念，至少并不将“外来”的种种利害关系加以探讨。过去的许多年里，对于中国任何一个城市来说，外来打工者都可以算是边缘人群，需要特别关注，然而当外来务工人员与日俱增的时候，就不得不将他们视为主要人群和重要人群了。但对于人的个体来讲，不管是台北还是北京、上海，涌进这些城市的打工者每天都上演着属于自己的故事，这些故事很平凡，就和所有人一样。
马诺奥和迪爱斯，是《台北星期天》的两位主人公，他们都是菲律宾人，现在他们在台北的一家工厂做工人，他们也有着自己的烦恼。和所有外国人一样，他们有着自己的朋友圈。马诺奥和迪爱斯既是同乡又是同学，聪明灵活的马诺奥自从来到台湾，就喜欢上一个漂亮菲律宾女孩；憨厚老实的迪爱斯虽然已有妻小，但在台湾和一个菲律宾保姆关系暧昧。之后，马诺奥得知喜欢的女孩已有归宿，自己则心灰意冷，而迪爱斯在电话中得知妻子生病，心中惴惴不安，终日想家。在一个星期天，马诺奥和迪爱斯坐在街上互相倾诉说自己的这些烦心事，聊着聊着，发现对面街上被人抛弃了一个漂亮的红色沙发，俩人一番商量，决定把这个沙发搬回宿舍，放在楼顶上，没事可以“舒服地坐在上面”。于是他们开始了抬着沙发回工厂的“漫漫旅途”。
接下来，反倒有些公路电影的意味，这是一段难忘的旅程。平素只能呆在工厂的两个人，这一回真是好好地认见识了一下台北。路遇酗酒的机车男，碰见算跳楼的青少年，被电视台记者追着跑，又被三轮车司机带到陌生的郊外……他们一路走，一路谈论人生，一路看到台北形形色色的人和事。他们一路走，一路反省自己……
以沙发作为一个符号，标志着人生的交谈，我认为是很合适的。人坐在沙发上，大脑会悠闲地运转，它不同于生冷的板凳，它的人文倾向一定是“舒服”的，这种舒服，便预示着交谈的积极意义。最后，他们根本找不到回工厂的路，他们将沙发浮在一条河上，他们坐在沙发上，弹琴歌唱，唱着家乡的老歌。洒脱的歌声其实就是他们找到的路，他们已经从台北走了出来，对于台北，他们只是过客，他们这一天的辛苦旅程，尽管什么都没有得到，但是他们找到了自己内心最珍贵的东西。
我喜欢《台北星期天》的乐观，以及那通篇的幽默与诙谐，尽管那些幽默下面暗含地是外来打工者的辛酸，但电影的格调足以让观众相信，马诺奥和迪爱斯的未来会过得很好。他们在台北工作的最大收获，就是那个星期天的人生之旅。
（发表于《假日100天》）

       不得不承认自己有点台湾控，是的。第36个故事、台北一页、蓝色大门、艋舺、听说…………好多好多……是喜欢台湾味的小电影，清新、简单，当然，有点小资。。也带点文艺。。
    这部是讲述菲律宾劳工在台湾的故事，幽默，也有点心酸。我很愿意把它也理解为对梦想和希望的追求。Manuel，有点痞样，一开始不是很喜欢，但是在他们尝试把沙发搬过河失败后他的样子让我改变了对他的看法。很多时候，外表的吊儿郎当又何尝容易？没有家庭，没有女友，而对爱情敢于付出，努力追求，不管是否切合实际。与Dado的老实谨慎相比，至少他还有梦，还敢做梦。河边的DAdo反而突然放开了轻松了，在Manuel都要放弃的时候，他都不去想准时回工厂了，这段是我最喜欢的，煽情也好，老套也好，至少我看到了两个人的心灵对话。对旧时光的回忆充满温情。后来的弹吉他打鼓唱歌或许是在做梦吧，很美的梦，轻松的曲调、月凉如水、反映着灯光的幽暗河面，还有河岸滋长的草丛……最后，沙发是不得不放弃的，这是现实的。
    两人之后似乎没有回到原来的工厂，在海边，应该是菲律宾，他们梦想开家具厂，把产品卖到世界各地，有着梦想，讨论着晚餐吃菲式卤肉还是菲式卤菠菜，这种日子很惬意啊~~
       影片是否主要想反映外劳在台的状况，这个导演比较清楚，但是他们确实不容易。Anna的善良，还有Dado时刻担心被遣送，背井离乡的不容易。。而片尾的情节和配乐暗示着一个美好的结局，看上去很美好，但是，不得不承认，这是有点童话。。
    好吧，配乐我很喜欢~~

        菲律宾有很棒的雷鬼音乐，真正的雷鬼，就好比片子过要结尾处的那一小段。我在许多地方的酒店都看过菲律宾乐队的演出，但是真正的雷鬼很少，大多都是载歌载舞的翻唱，虽然欢快轻松，却又有那么一股说不清的悲哀与浮华。这大概是菲律宾乐队为了迎合外国“主人”而做的调整吧。

     就像这部片子，即使是要表现梦想与幸福，这两个菲律宾人也未免太傻了吧？傻到让人怀疑这个民族的整体智商。这种傻不是单纯人的质朴、不是执着、不是坚持，而就是真真正正的傻——虽然去年的人质事件也让我们对这个国家得到过如上的认识，但真的就那么傻吗？

     一个族群对另一个族群总有偏见，如果可以客观的看，不管是外劳还是外地人，不管生活在什么环境中的人，都有自己的七情六欲，都有自己的梦想追求，谁也没理由嘲笑谁——但是，嘲笑是一定存在的，那么真的有绝对的客观吗？也许一个北京人真的会被“旭日阳刚”感动（虽然我没有），但感动之后依旧会天经地意的排外。

     兴许是厚黑教主说的对，亲疏远近都是按力学来的。这么说来也就只有主观没有客观了。

     谁又能真的关注谁呢？也许都是迎合吧。

我一直有一个小念头就是拥有一个餐桌，就摆在电视的正前方，可以坐在椅子上直起腰吃饭，而不是窝在茶几上。可以在桌子上摆许多许多的菜。旅行的时候看到适合做桌布的布也都毫不犹豫的一并买下，如今也收集了不少。当你对一个东西期待的越久，在心里对它的要求就越高。去家具城看过不少，不是做工太粗糙就是尺寸不合适，想着“反正这么久都没有了不差那一时半会儿不能凑合”结果拖着拖着一直没有如愿。本来是个很简单的小念头。如今看到所有的住宅，餐厅都是我的关注重点，一定必须有张饭桌是未来自己房子的第一标准。

“红沙发”其实就是一个小念头
有人说这是一部关于梦想与现实差距的电影，我看也不一定啊。片子中也有很多人怀疑这个大红色的沙发是这对菲工偷来的。这些不动脑子的怀疑当然就源自“歧视”。但你说有哪个小偷会去偷一个这么醒目又不方便携带不方便销赃的“大家伙”呢。如果真有，那绝对是有梦想的小偷了。就像这个大红色的沙发，有人说它是“梦想”，沙发有多贵呢？一个简单的小沙发如果他真的想要，节衣缩食肯定是没问题的，再不济买个二手的肯定不难。电影中那个瘦子菲工为什么一直没有为那个在天台有个沙发的小想法买单呢，因为其实这样的小念头他还有许多许多，比如泡个妞儿，成个家，有个自己的小乐队……它只是其中之一。因此梦想对这个红沙发真是个大词，其实它就是那么一个轻松的小念头。这是我们对梦想的歧视，动不动就把什么都上升高度。

对一件东西期待越久，要求就越高
有个星期天，那个在天台幻想着沙发的人在街上遇到了那个梦想的沙发，于是就把它抬走了。我是一个不太执着的人，所以很多次我都想“那就算了呗”甚至当他们被送到回收站的时候，我在想“正好儿在这儿找找，换个轻松一点的吧，那个镜头里的黑色小沙发就不错，准能搬上公交车”。这一路上那对菲工其实对这个红沙发期待了很多，比如放在哪儿，想坐它的人收他们多少钱……期待越多，要求就越高，于是不是这个红沙发别的就不行了，蓝衣服的菲工从原来的想把沙发扔了走人，到越来越不舍，都是源于期待。

总有一些小事情不能实现，不是理想与现实的差距，只是它们不太重要。我们的精力有限，而这些小念头却有很多。

这是一部小电影，它讲了一个看似无厘头的小事。很少有带着种族歧视的片子能拍得这么轻松，导演把这么大的事情都淡而化之，所以我觉得也不必给它太过沉重的评论了。

在今年金馬奇幻影展《台北星期天》作為開幕片首映，風光轉戰電影院，卻苦無門路可循，全台只排進五間戲院。根據導演所言，這部以菲律賓移工為主的幽默劇，除了某些大戲院慣常以票房為由拒絕之外，某大連鎖戲院更以「不希望菲律賓人聚集在戲院門口」等有礙觀瞻之由，拒絕排入該戲院檔期。另一方面，在新聞局國片補助申請上，第一階段已通過的《台北星期天》，卻在審片時因「國語比例不足」卡住，補助目前下不來。一部輕鬆的喜劇片，只因為主角為菲律賓人，拍攝以移工故事為主，在政在商雙雙受阻，恰巧成為一部得以拿來檢驗台灣有多麼政治不正確的電影。

從一張紅沙發開始

導演何蔚庭在訪問時，表明立場說，《台北星期天》最初構想純粹是從「搬沙發」的影像開始。50年代羅曼波蘭斯基的黑白短片《兩個男人與衣櫃》裡的故事，成為何蔚庭口中「第三世界國家」的畫面，「因為會在街上搬東西，代表這些人是比較不富裕，比如我們大學唸書就會這樣做，如果在台北有人搬東西，比較不會是居民，是沒有資源的人，僑生、學生或外胞，想到最後覺得外勞比較合適。」於是，被遺忘在街頭的沙發，成為串起《台北星期天》中兩名男主角對於家庭、情感、休戚與天堂的象徵物。

從這裡開始，何蔚庭跑到中山北路與桃園等地開始為期一年的田野調查，最初在星期天獨自跑去中山北路晃，認識了一些人之後，開始有牧師、菲律賓移工團體（Migrante International）的幫助，聽聞的、閒談的，都成為何蔚庭納入劇本的細節。特別的是，曾有牧師知道何蔚庭要拍攝《台北星期天》中男主角迪艾斯的故事，竟然對他說：「不！你不能拍迪艾斯的故事！他已經回菲律賓了，你沒有他同意不可以這樣做！」搞到後來才澄清，何蔚庭的虛構迪艾斯，竟被誤以為牧師真正認識曾經在台擔任移工的「迪艾斯」。而田野調查當中認識的在台菲籍移工或外配，也成為何蔚庭片中穿插演出的角色們，像是劇情中設定嫁給台灣計程車司機的菲律賓新移民，必須會說菲律賓方言，而在導演到教堂尋找具備此特殊語言能力的女性時，經導演一問，在現實生活中這名女性的丈夫竟也是名台籍計程車司機。種種巧合，導演笑說：「這應該表示我的田調做得不差。」

《台北星期天》帶給台灣觀眾的挑戰

從兩部短片《呼吸》、《夏午》崛起的何蔚庭，挑戰首部長篇、喜劇電影，也同時接下他所不認識的文化、語言帶來的功課；在拍攝完畢後，上映與補助也成為他所帶予台灣觀眾的挑戰，挑戰絕大多數觀眾不看「膚色比自己黑的人拍的片」的習慣，也挑戰了那些「不播放膚色比自己黑的人拍的片」的戲院。而在這場遊戲的第一階段，顯然地戲院早就舉白旗投降，台北唯一上映的戲院是光點，戲院選擇了將購物商場空間保留給貴婦、白領與青年，同時等於排除了「台灣人眼中」有色人種的消費權益，而導演曾經在與戲院交涉上片時，其中一間戲院表示，不願意上片的原因在於，不希望菲律賓移工消費者聚集於戲院附近，更透露出戲院挑片背後的邏輯，實際上與商業利益並不直接相關，更有國族與階級歧視的意識形態在背後。然而，在記者去電詢問時，這間戲院的媒體聯絡人卻轉而表示，是以消費者族群定位為考量等官方敷衍的回應，而排片經理也未回應此問題。接下來，恐怕就是觀影消費者的挑戰，有人為此在網路上號召台灣人「擠爆戲院」，以表達對戲院體制的不滿。

而《台北星期天》這部片生產在台，最詭譎之處恐怕在於所有的挑戰與發燒，其實都是座落在戲院之外。片中輕鬆的、極富幽默感的，如同導演所說：「移工的悲慘故事已經很多人拍了、講了，但從沒有人拍過這些人假日的、快樂的時候。」撇開到底還有多少移工沒有休假的現實問題，或者片中有些不符合真實移工工作場域面臨的情況，這部片在觀看時，並不會帶給台灣觀眾過多的道德指控，因此觀看行為本身其實是無負擔的，然而此片帶出的播放議題，實際上是真正觸及到社會脈絡之中的，也因此，觀眾以集體身分現身電影院觀看《台北星期天》，實際上就已經是一種對戲院（好萊塢）商業取向體制與歧視的抗議。

而另一方面，《台北星期天》同時挑戰了新聞局內部對於「國片補助」的結構。因語言比例而補助撥款出現延宕的情形，實際上在吳米森的《松鼠自殺事件》中便曾經發生，然而何蔚庭自己表示：「吳米森那部片中，日語的比例比我的來得低。」因此順利解決，而《台北星期天》目前則繼續延宕。雖然導演工會目前表示，倘若補助最後破局，會出面聲挺，然而，整件事件的核心並不在於是否破局或順利撥款。當我們翻開新聞局國片補助暨票房獎勵辦理要點時，可以發現所謂「語言使用比例」根本不在其中，倘若要以國語推廣為主，那末蔡明亮的電影恐怕向來是無言地敬陪末座。這時也許該詢問的是，國片究竟是什麼？是以地、人、語言為導向？導演何蔚庭回憶最初尋找補助管道時說：「本來是想報外片補助，但新聞局表示我們還不符合外片資格，要我們報國片輔導金。」這些位置的模糊，正巧透露了在這個全球化狀態底下，無論是地方或人物、文化上跨國合作關係的現實，近來台北、高雄、基隆等地，紛紛祭出地方拍片補助的誘惑，期許不同電影團隊進駐地方拍片，以促進地方觀光，因此《霓虹心》從瑞典而來獲得補助，然而與此同期，蔡明亮的《臉》飛向法國，卻也獲得新聞局補助三千萬。在此，無論是地方、人物或語言，實際上都是無從判別何為國片。假使我們唯一的準則，只能座落在「電影發行業」的註冊，那麼在這裡，也許該請教一下新聞局，《台北星期天》發行的穀得電影，到底算不算國產發行？

文/布宜诺斯
       许多人看了这部[台北星期天]都在问，哪里好笑了？哪里奇幻了？为何海报上要大字强调“爆笑”和“台北奇幻电影节”？是的，除了表演带点夸张的成分，这部电影从选材到桥段，都堪称一个笑点很奇怪，只是其关注台湾地区菲律宾侨民的题材，加上影片从拍摄到上映的艰辛故事，让人加多一些辛苦分和感情分，也无法掩饰剧本固有的苍白和缺失。

       本片与[练习曲]相似，算是台湾比较少见的公路电影，两个失意的菲律宾外劳碰到小两口吵架丢掉的昂贵红沙发，起意将它徒手搬回家。单从故事起因看，这好像是一部非常西化而浪漫的公路片，红沙发承载了两个穷人所有希望、梦想、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虽然整个搬运过程二人摩擦连连争吵不断，终归要在梦想面前达成和解——那些美国独立公路片都是这样演的。可惜本片只是留下很重的模仿痕迹，照搬来公路片的壳子，红沙发的譬喻，但是内在逻辑性却打了折扣：史崔特先生、阳光小美女们都来自嬉皮文化多年浸染，那些骨子里的漂泊感，与东方人浓厚的家园意识实则相悖；那些精神层面的困扰和追求，与菲律宾外劳无法解决的温饱问题、时刻担忧遣返的现实处境亦不可同日而语。影片单纯由“红沙发”而起的荒诞、浪漫、奇幻色彩在二人舍不得钱付车费的现实、不知目的何在的茫然面前一步步被拖下水，看得出，导演想要一种“悲喜剧”效果，却因逻辑上拿捏不清，导致整个片子产生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互杂糅撕扯的怪异，最终两头不靠。

       而在故事内容上，“公路片”这么个只要桥段有趣就不会太失分的片种，也在导演并无想象力的剧本面前一路塌了下去，二人路途所遇事件，无非是老乡、恶犬之类，跳楼的桥段又因女记者的纠缠显得非常胡扯，毫无逻辑。整个主线几乎毫无血肉，最基本的观影趣味性都没有保证，实在令人扼腕。

       但是仅从现实主义角度来看，影片的意义倒是远大于“爆笑”、“奇幻”的定位。今年五月份台北奇幻影展结束后，本片本应正式上映，却遭多家戏院拒绝，竟然搬出“不希望菲律宾人聚集在戏院门口”的借口，着实令人愤慨。影片展现的菲律宾外劳生活境况其实都很真实，感情上的毫无着落，对家乡妻小的牵挂，嫁给出租车司机的老乡，一份家乡味道的饭食，均来自导演大量前期工作。而片中最为动人也是唯一带点“奇幻”色彩的一段则是二人疲劳地在水边发梦，红沙发顺水流漂走，二人在上面唱起家乡曲，回味曾经的乐队梦想，一觉醒来却还是污糟的现实。小人物的故事，无论放在何时何地，无论电影成功与否，总会有那么一些击中人心的悲怆。

原文载于《看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