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惧2009

鲁迪和安娜。 开篇乡村教师的画外音已经让我们不要指望最终有真相大白，我纠结的是哈内克自己有没有答案，是否留下足够线索，我的答案是肯定的。（以下所有猜测都是我个人的。）医生骑马被绊倒摔伤，但他并没表现出任何希望找出陷害他的人的欲望。男爵的孩子sigi被人倒吊起来脱掉裤子鞭打，他没有告诉人们谁打了他（我怀疑这个真的无法解释），男爵也只是不了了之。接生婆（医生的情妇），她的残疾孩子卡里被弄瞎眼睛，她声称自己知道凶杀是谁，之后却消失了。没有受害人要求伸张正义。 对暴力事件感兴趣的人是外来者。来了又走的警察和我们的乡村教师。教师是一个拥有很多privilege的人。他得到男爵允许去他的河里钓鱼，他得到夫人的允许和她的保姆跳舞，他能从他们的管家那里借到马车、自行车，他甚至有信心说服男爵一家不要赶走伊娃，他的父亲在外村拥有一家裁缝店，意味着他随时可以离开并且永远不再回到这个村子（正是他最后做的）。他的好奇只是旁观者的好奇。他认为自己知道了真相，怀疑牧师的孩子克拉拉和马丁，并且似乎从一开始就说服了观众，但他并没有去揭发，面对克拉拉和马汀的谎言，他显得完全没有力量。他向他们的父亲告发。牧师，这位平时因为迟到、贪玩以及年少的最小的罪恶惩罚孩子们的父亲，这时候却在庇护他们，威胁教师。 马丁。 观众第一次怀疑马丁是他和教师在河边的相遇，那是刚发生医生事件不久。他在桥的栏杆上张开双臂行走，他给上帝一个杀死他的机会，“上帝没有这么做，说明上帝对我做的满意”。医生，接下来我们看到对他的15岁的女儿安娜乱伦，而安娜和马丁是同学。马丁在片里的第一句话就是“安妮怎样了”（此外只有安娜的弟弟鲁迪称她为安妮）他有着陷害医生的动机。 Sigi。 佃农的妻子被男爵管家安排做事时摔死。这件事在祖祖辈辈都是佃农的家庭里，过去和将来都可能发生，这是老农夫所接受的，但是他的儿子砍掉了男爵的菜地。即使那真的是一场意外，该被报复的人究竟是男爵的管家，还是不可能知道这一切的男爵？第二件暴力事件发生在sigi身上之前，马丁和克拉拉被父亲用戒尺鞭打，这其实就是sigi的受伤方式。马丁和克拉拉恨父亲，但无法反抗他的权力。宗教的权利在牧师手中，而赋予这些权利的人则是统治者即男爵的阶层。男爵在片里看似一个软弱的封建老朽，权利不在他本身，而是他赋予了特权的那些人，医生、牧师和教师。sigi事件上，马丁和克拉拉看似没有任何动机，被怀疑的人首先只能是死了妻子的佃农和他们的儿子。 Ferdinand，Sigi，Georg。 管家的家庭。管家是与男爵最亲近的人，最有特权的人，他的两个孩子是能够看出明确动机的真正的坏孩子。新生的男孩被两个哥哥嫉恨，于是他们打开窗户差点将他冻死。sigi拥有的口哨能够吹出优美的乐曲，为此他被扔进池塘里差点淹死。这两个男孩有动机、很残忍，但同样也会害怕，相反马丁和克拉拉，他们的所做所为看不出动机，他们不会害怕，他们唯一的审判在于“上帝没有这么做，说明上帝对我做的满意”。管家的孩子被父亲的皮鞭统治，他们偶尔依然敢于当面反抗，牧师用来统治则是“白丝带”，马丁和克拉拉从来不在父亲的面前反抗。在《白丝带》不得不提的纳粹隐喻方面，我们能够预见管家的孩子和牧师的孩子将来扮演的角色。 克拉拉。 《白丝带》的副标题是《一个德国童话》，暗处的孩子们有组织有计划地活动，就好像许许多多的类型恐怖片。教师一开始就观察到村子里孩子们总是聚集在克拉拉周围，仿佛她有某种神力，毫无疑问让我想起亚瑟米勒《The Crucible》中薇诺娜耐德的角色。克拉拉非常冷静，马丁似乎总是藏在她的后面。在被父亲当众羞辱之后，克拉拉用剪刀十字架杀死了医生的小鸟。之后，接生婆的儿子——智力残疾的卡里的眼睛被刺瞎了。卡里是医生和接生婆的孩子，差点被打掉而留下残疾。卡里和小鸟一样是无辜的，他们的罪过在于他们的主人，把他们带到这个世界上的人。他们的无辜，他们的弱小，就是他们的充分的被伤害的被报复的理由。马丁和克拉拉之所以这么做，也是因为他们能够这么做。 Gustav。 小的罪恶，实施惩罚的是人，但对于足够大的罪恶，惩罚者只能是上帝。牧师最小的儿子Gustav问爸爸自己可不可以养一只受伤的小鸟，他问孩子“伤养好了，你会舍得放了它给它自由吗，你拿它怎么办？”孩子看了一眼就挂在父亲身后的鸟笼，回答说“关在笼子里啊”。这是我在电影里看到的最完美的关于伪善的解释。当父亲的鸟儿死了之后，Gustav愿意把自己的这只鸟儿送给父亲，不要让他再悲伤。一切无辜的生物都是那条白丝带，用来提醒人类的伪善的白丝带，他们的清白和丧失保护刺激着人们的罪恶欲望。在这个“德国童话”当中，有着懦弱的封建统治者和强大的权利爪牙，有着外表圣洁得可怕的家长，有着宗教的终善面具之下的极端的伪善，当最小的罪恶受到惩罚，而最大的罪恶总是能够逃脱之时，就是这个民族失去它的最后的童真之时。

奥地利著名导演及编剧迈克尔哈内克在2009年创作的电影《白丝带》获得第62届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引发了业界的极大关注。《白丝带》将切入点放在一个寓言式的德国小镇，通过连锁事件深挖德意志国家性痛苦产生的根源。本片其采用无配乐和伯格曼式黑白影调的呈现效果选取一个德国不知名小镇的样本，克制隐忍挖掘人性与罪恶起源，被誉为“新世纪撒旦探戈”。

一．极端父权压制下的暴力养成

在根据汉娜·阿伦特的考证：“长久以来，暴力虽然在人类历史上扮演了重要角色，但是只是被作为一种理所当然的边缘现象，对其本质的思考没有获得足够的重视。”

暴力常常是哈内克电影表达的一大核心，如《趣味游戏》中恶趣味的畸形暴力、《钢琴教师》扭曲变态的人格暴力、《隐藏摄像机》里中产阶级的虚伪暴力。哈内克电影《白丝带》中，尝试淡化暴力的实施，而是从理论层面关注暴力本身，其最直观深刻的冲突是父权暴力与对父权暴力的反抗。

“白丝带”的本义原本是“白丝带运动”，是加拿大男士结束男人对妇女的暴力的运动。白丝带原本是纯洁的象征，在影片中却与纯洁脱离关系，成为暴力与秩序的象征，也是父权压迫的具像化表现。

影片中的牧师一家，牧师作为家庭的父权核心，在宗教的基础上被赋予了神权的双重性质，在父权暴力的实施上采用的是显性的压抑。作为权力主导，他强调秩序性，孩子晚归会在孩子们胳膊上系上白丝带并毒打他们，儿子马丁因为手淫在睡前被捆住双手，女儿克拉拉会因为在课堂上大声讲话而被当众羞辱体罚，穿着也被要求成熟禁欲的全黑长裙；

至于医生一家，医生展示父权暴力的方式是对前妻施以精神虐待，在前妻去世后对女儿安娜实施性侵，对情妇接生婆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甚至进行一系列的言语暴力与侮辱，其暴力的内质在于对女性的物化与欺压；

而男爵作为一个政权掌控者而存在，属于极端保守主义的容克地主，在父权暴力的实施上往往采用的是隐性的压抑。男爵利用父权暴力解雇与儿子西吉被毒打毫无关系的保姆伊娃，以及在得知妻子出轨后对妻子的禁锢，其暴力的内质也在于对其所有权的压制与掌控。

此三者作为阶级的上游和父权的代言人，把家庭和下层阶级置于自身的统辖之下，自然相成了以牧师、医生、男爵等父权代表与影片中的孩子、女性等被统辖压制群体的二元对立。法国哲学家乔治·索雷尔认为：“暴力也指一种不妥协的态度，一种反抗既定权威的行为。”冲击和反映模式在此二元对立的状态中自然形成。于是，影片便诞生了以孩子们为代表的“小团体”对父权暴力代言人的一系列反击和全面围攻。

牧师的子女，马丁和克拉拉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反抗父权“小团体”的主导。在农夫太太死亡后的同一天，马丁冒着生命危险在独木桥上行走，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给上第一次杀死我的机会”，最后他得出了“上帝没有这么做，说明了上帝对我的满意”。在这里，马丁身为基督徒的身份对上帝抛出了一次质疑，也意味着对父亲所代表的神权与父权发出质疑。

对父权的反抗在克拉拉的角度来看更为明显。在牧师当众羞辱克拉拉后，克拉拉采取装晕的形式对父权采取了初次反抗，之后用剪刀刺死牧师的爱鸟摆成十字架状的强烈讽刺隐喻则是对父权的激烈挑衅。在教堂的受洗仪式中，牧师让克拉拉喝下了圣水，在此刻牧师所代表的父权已溃不成军，“上帝”已名存实亡。最后牧师对教师的质疑却依旧坚称孩子们纯洁无辜，做出失态行为则表示着这场父权暴力与反父权的斗争以父权的彻底失败告终。

在影片中，多次出现了马鞭这一意象。马鞭与暴力机器紧密相连，属于与战争、搏斗相关的常见意象。在牧师对子女行使暴力、管家对子女行使暴力采用的都是马鞭这一工具。父辈们使用马鞭对孩子们进行毒打蹂躏、被白丝带拴住之时并没有变得纯洁无邪，反而在暴力中传承了暴力，父权暴力传承至子辈便遗传变异升级扩大，变得更加缺乏伦理、秩序与同理心。

不同于父辈们强加于孩子们的父权暴力，孩子们所继承的暴力相比之下更加丧失道德与天性。孩子们对更弱者，男爵儿子西吉、智障儿卡利、动物施加无差别的暴力，桩桩恐怖事件触目惊心，暴力在代际的传承中被饲养蔓延。

不仅是年轻一代的“小团体”，男爵夫人练琴时冲小儿子西吉发火、以对男爵不忠以示对男爵的不满与挑衅、接生婆以扇管家儿子泄愤，诸如此类暴力事件发生层出不穷，在无形之中改变了整个小镇的心理与人格。

影片结尾是一场教堂里的仪式，成年人处于下方位置，绑着白丝带的孩子们居于成年人上方，旁白说明着费迪南大公遇刺的消息，暗示德国的未来将由他们主导。至此，哈内克完成了由这个德国社会微小样本表达的社会运转模式寓言，完整演绎了父权暴力的一次传承接力。

二．时代阴霾下的人格错位

作为哈内克为数不多没有讲目光聚焦于中产阶级家庭的电影，《白丝带》采用群像式的叙事手法塑造了一个微小完整的社会结构，涉及了多个阶级身份和人物与其身份的错位与间离，通过克制压抑的视听语言来探讨人性的善恶分野。

影片开始不久，白丝带这一重要意象便在影片中出现了。牧师为惩罚太晚回家的子女，在他们手臂上系起白丝带，提醒子女自己的罪恶与道德瑕疵。牧师的角色设置可以说是代表了整个社会的意识形态，他用神话的道德，甚至可以说是伪善来粉饰自己的父权暴力，将自己家庭的方寸空间打造成一个禁锢孩子心灵与身体的狭小空间。

牧师本身应是教会与神权的象征，但在荧幕上呈现的却是一个极权压制的形象，在很大程度上，牧师的压迫造成了两个孩子人格的扭曲，逼迫孩子恪守自己营造的地狱中的规则，与传统意义上的牧师形象彻底背离——达到父“尊”的解构。

在故事所发生的二十世纪初期，封建残余依旧散落在德国乡镇各地，农奴问题依旧严重。影片中男爵这一人物形象正是是典型的德国容克地主阶级，他作为权利的化身，甚至对小镇上的居民有着生杀予夺的权利，可以承办一场全村人聚集的丰收庆典，运行着小镇的大部分资本。

在他所雇佣的农夫妻子因公去世之后他始终保持着漠不关心的警惕状态，直到农夫儿子在丰收庆典上摧毁他的菜田。而后男爵儿子西吉遭遇毒打成为小镇的恐怖事件之后，男爵却选择逃离小镇举家前往意大利躲避风头。归来之后男爵一家的处境也没有朝他想象的方向发展，儿子西吉仍旧遭遇被管家儿子抢夺笛子与陷害，就连一向处于男爵庇护之下的男爵夫人也向男爵坦诚了自己对男爵的背叛。至此，男爵在小镇上所塑造的权威形象彻底崩塌瓦解，作为一个统治者的角色最终也只是落得了离开小镇的下场——达成父“权”的颠覆。

第一次恐怖事件的当事人医生可以说也是小镇受人尊敬的代表，他的身份自然而然的与圣洁、济世等品质挂钩。然而背地里他却做着猥亵亲女儿、与接生婆偷情等勾当。在影片中，医生的儿子鲁迪最初有着医生的崇拜者的身份，在医生坠马之后表示出了担忧与悲伤，直到被医生侵犯的受害者安娜与他进行了一番关于生死的探讨，打破医生在鲁迪心中神话的形象，在医生痊愈后选择紧闭房门拒绝与他沟通。不久之后，一个夜晚鲁迪直接撞见医生猥亵安娜的场面，此刻医生在鲁迪心中的高大形象已彻底祛魅，道貌岸然的父亲形象与悬壶济世的良医形象早已失格。

宗教与父辈的权威在孩子们身上形成了可笑的对比：父辈们强调宗教的纯洁性，一方面压抑着孩子们的欲望，一方面将自己的欲望强加在子女身上，做着偷情、猥亵亲女儿的勾当——以至父“爱”的萎靡。

孩子们的群像可以说是本片的第一主角，哈内克在整部影片的始终都未曾直接揭露孩子们的暴行，制造着一种悬疑效果。影片中孩子们直接的表现始终都是良善纯洁的，但到了影片最后教师的推理发现一系列恐怖事件的始作俑者都是这群尚未成人的孩子，透露出了本不属于他们年龄的凶狠与狡诈，默默制造了一切惨案却始终不露声色。在“小团体”设计暗算了医生之后面对接生婆依旧得体的寒暄问候，面对最后医生的质问，他们能够沉着冷静地应对搪塞。

这一群有组织性、有纪律性、能够熟练使用各种暴力手段复仇甚至泄愤的孩子们，通过一次又一次的恐怖实验不断重塑构建自己的道德标准，设计大人，打压弱者——导致童“心”的错缺。

作为整个故事的讲述者和亲历者的教师可以算作整部影片唯一的正面形象，最终的结局是和保姆伊娃顺利结婚并离开了这座令人窒息的小镇。他向伊娃父亲提亲时被指出“你这个年龄都可以做她的父亲了。”可以看出教师在片中的身份可以定义为介于孩子和成人之间一个特殊的纽带。

教师作为唯一一个主动关心自己父亲，让伊娃去给他邻镇父亲带鱼的子辈，能够表示他没有进入那一套亲子之间暴力压制世代相传的价值体系。他也是全片唯一一个没有使用任何暴力形式的人，做着教书育人的本分工作。在他带着伊娃出门野餐的时候，伊娃因为自身的暴力经历而对教师充满着警惕，教师依然温柔迁就，和小镇暴力体系内的成人大相径庭。但即便是如此，作为小镇唯一一个参透暴力事件背后真相的人却无法将真相公之于众，被更为强势极权的牧师剥夺了话语权，无力且失语——沦落师“望”的困窘。

哈内克在冷静却汹涌，简单却惊悚的呈现于表达中完成了一场大型的解构与颠覆，在国家烽火连天、社会利己固化、人民愚昧失格的社会背景下演绎了这场令人细思极恐的时代悲剧。

三．极权国家下的民族犯罪

哈内克曾表示，他创作此部影片的核心目的在于：“探究一群价值观被诱导的孩子是如何被洗脑的，如果人们被引向绝对的原则标准，任何理想主义走向极端都可能导致恐怖主义。”尽管影片的副标题是“一个德国儿童的故事”，内容却尽是关于罪恶和痛苦。哈内克根据性恶论揭开孩子们的邪恶一面来探究一场集体性民族犯罪的由来，以一种以小见大的微观叙事来诠释纳粹德国国家性痛苦的根源。

影片中的宗教作为一个重要的叙事元素而存在，宗教所强调的是用感化的力量缓解暴力与仇视的存在与发生，但在影片中宗教却沦为了一种可笑的讽刺。影片中多次出现教堂的场景，大家齐声高唱圣歌。但歌唱着圣歌的人们却各自心怀鬼胎，更大规模的暴力计划和社会矛盾正在悄然酝酿，这些宗教所赋予的道德感与伦理感逐渐在这个民族的社会结构中所丧失。当他们不再受其道德约束所管控，宗教便也逐渐变成一个罪恶的托词，在一次又一次的罪恶实操中演化为狂热的暴力崇拜。

影片中的“小团体”由处于弱势的孩童群体组成，在实质上，“小团体”成员中个人的暴力与仇视是难以被整个团体所察觉警惕的。而这一种个人的暴力与仇视无从解放，会在团体中被模糊与抽象化，从而上升到整个团体。在团体中，个人的暴力与仇视极易被扭曲放大。当这样一个想法被提升到了意识形态的领域，就会发生危险。

孩童作为社会中最弱小的群体最容易在压抑的社会环境下感到深刻的不安，这种不安会在群体之中不断扭曲放大上升到一种社会性的无助感和屈辱感，当他们无法自我解释与承受这种强烈的不安，便会不惜一切代价地去抓住身边的救命稻草，通常这一根稻草都是关乎于意识形态。孩子们在与父权的对抗与暴力的冲突中不断塑造成自己的意识形态，这种单一、绝对、缺乏科学性的意识形态在团体之中逐渐完善成型之后被团体之中掌握话语权的个人所加以利用，恐怖主义就由此诞生了。

《白丝带》的故事背景发生在1913年至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20年后，当故事中的孩子们成为成熟公民之时，也正是纳粹上台将全世界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奥地利著名心理学家威尔海姆·赖希认为：“权威主义社会是借助权威主义家庭在群众的个体结构中再生产出来的”这句话便印证这影片中“小团体”的诞生，也预示着纳粹党的诞生。

以此作为一个分析角度来看纳粹恐怖主义和德意志国家性痛苦的由来，由即将到来的一站延伸至故事主人公登上历史舞台的二战，原本由父权暴力所主导的社会的权力结构逐渐被分解，而被重构为由暴力和恐怖主义主导的社会秩序。而影片中的少年团体急于攀附一个更加强势有力的父权形象，为希特勒的上台做了充分合理的解释，从而造成了这一场波及全球的时代性悲剧。

暴力作为历史时代与社会的车轮与润滑剂，总是能够最快的碾碎各种问题。罪恶的无解性一直是哈内克电影中的一贯特色，虽然《白丝带》也是像他以往电影的那样的“开放性结尾”，但通过历史的考证观众也能了悉故事最后的走向。哈内克的开放性结尾往往能够深入渗透至影片的思想内核当中，由而从精神层面洞见其内质性。诚然，哈内克用他无比冷静克制的镜头笔调书写的是那段被历史尘封稀释的历史，这一曲被阴霾笼罩的人性悲歌依旧能够唱响不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