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我一个十八岁

影片最后，导演为这场殃及全国的庭辩画上了休止符，最终的判决没有和稀泥，也没有留下开放式结局，而是当庭宣布亚西尔无罪。 亚西尔重获了自由，女律师战胜了父亲。 托尼表面上输了官司，却也解开了心结，因为他拿到了亚西尔的那句道歉，并且让那件被历史无视的、导致母亲死亡的大屠杀，重新回到人们的视线。 结尾的对视，两个人都有眉毛、嘴角略微上扬的微表情，这是微笑的动作。虽然没有笑的那么明显，依然能看出两人之间已经没事了。

《羞辱》是黎巴嫩导演齐德·多尔里第四部剧情长篇，也是他时隔五年的新作。这部电影倾注了他不少野心，卖力宣传的同时，对观众的反应也十分在乎。比如去年在Telluride，映后他就急切想知道穿插全片的历史政治背景是否扰乱了我们对剧情的理解——答案自然是否定的。

不管从剧本的写作上，人物角色的设置上，还是拍摄节奏的掌控上，导演及其团队都十分精细考究地呈现出了他眼中最好的那个版本。经过了仔细的“雕琢”，《羞辱》是一部“匠气”很浓的作品。作为一位长期生活在法国，并接受美国电影训练的影人（他早年曾是昆汀的助手摄影师），多尔里对《羞辱》的处理其实是有不少“西化”痕迹的——除了故事背景之外，整部影片的观感并不是一部典型的“中东片”或“外语片”，而更像是一部“好莱坞”电影。也许正因如此，这部代表黎巴嫩“征奥”的影片给人感觉完成度极高，章节工整，丝丝入扣，畅快淋漓，又饶有余味。而更难得的是，大段的台词没有丝毫让人感觉到“说教”或违和，是一部规规矩矩叙事，却不忘“精打细算”地穿插和表达观点的好电影。

剧本和对话，导演自己也坦承从律政美剧里学到了不少。几段法庭戏是全片的核心，导演对其中角色“戏剧化”“趣味化”的处理，对不必要历史细节的简化，一举盘活了本该是枯燥压抑的控辩过程。我们看到的不是法庭现场的复原，而是导演巧借这个辩论空间，为我们把一段上升到民族间仇恨的个人纠纷仔细地抽丝剥茧。随着案情的深入，我们也逐渐发现，导演侧重的不是法理本身，而是历史怎样无形地入侵和渗透到每个人的意识和生活中，而这种入侵和渗透又是如何得持久与不可逆。另一方面，法庭空间也是文明的，丝毫不与外界接触的，没有肢体上的暴力，也没有无意识的煽动和盲从。导演着重用法庭戏来给我们介绍黎巴嫩，有意虚化现实社会中更血腥和不讲道理的冲突，我想，其中多少蕴含着“好莱坞”式的理想和对个体和理性力量的认同。

全片从小小的个人冲突出发，上升到两个家庭，两个族群，和两个版本的历史，最后再回到个人，回归到人与人之间基本的对错善恶，和对自我的审视，实在是工整到不行，理想到不行的一个“回环”结构。在这里，导演有意把个人的口角与政治民族上的敌对强行“捏合”在一起，直面社会分裂并尝试深挖其诱因的同时，也最大程度包容了“裂痕修复”的潜在可能。多尔里创作背后的家国关怀和知识分子式的开放姿态在这里体现得再明显不过。最后同样“好莱坞味道十足”的结局，两人的相视和心照不宣，暖心到让人一刹那觉得社会问题不过也就是人的问题，而且似乎也在说，相比于法庭外的和解，法庭上的判决也没有那么重要。影片的结尾结结实实地收在了个人上，两人在修车行前再一次的会面与“交锋”，Tony对故乡Damour的回访，便是他们各自“重生”的过程。

电影的人物设置想必也是经过仔细斟酌，两位男主角，颇有点“赫克托尔-阿喀琉斯”式的二元对立，一位冷静沉着，一位勇猛刚烈，水火不相容的同时却也有各自成熟和认真的一面，比如对工作的精益求精和对家庭的责任心，还有对廉价“中国制造”零部件的嗤之以鼻，这些共性都为后来的互相原谅埋下了伏笔。两位律师的父女关系给法庭辩论添加了不少“趣味”，但这关系本身或许更代表着对民族矛盾态度的演变，从上一代到这一代，从与战火相伴生的对“政治语境”的习以为常，到用更开放的眼光看待历史问题和正视“语言的暴力”，很难说谁对谁错，但总归是继承与发展了的。这段父女关系（尤其是女儿的角色）和影片的另一条暗线——Tony妻子安全产下他们的孩子——一起，烘托出了导演对未来的期许和对“下一代”的诚恳希望。

这部影片的声光效果同样非常出色，明亮的色彩，干脆利落的镜头推移，为我们呈现出一副生气盎然的黎巴嫩。值得称道的是导演对影片亦动亦静节奏的把握，完美地呼应了发生在这个国度上粗暴的政治和民族生态，与动荡的社会湍流背后每个人寻求安定和解脱的平常心。动与静的相互作用还展现在法庭内外，律师和审判官们再思维敏捷，伶牙俐齿，也难以进一步推动“受害者”治愈回忆和与过去和解的过程，审判的决定可以做得很迅速，但创伤的恢复或许要等上一代人之久。最后，我想这动与静的较量还发生在政治与艺术之间，积极澎湃的社会运动看似红红火火，口号响亮，可到头来催生得更多是彼此的不信任和仇恨，而导演花了心思让我们静下心来两个小时看一部电影，只看和听，什么也不说，却似乎来得更积极和有效。被问到电影和艺术是否能改变社会，齐德·多尔里也摆摆手说“不能”，但仔细想想也没什么不对，因为很多时候更需要被改变的不是社会，而是我们。

黎巴嫩是一个不太一样的中东地区国家，也正是在这样的土壤上会诞生这样一部看似荒诞却也具有一定现实意义的作品。

在阿拉伯世界中，黎巴嫩是唯一一个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两大宗教组成的国家，这两大宗教分庭抗礼瓜分了黎巴嫩，东区由基督教势力掌控，西区主要宗教是伊斯兰教，这些宗教中的细枝末节例如逊尼派、什叶派、希腊天主教、亚美尼亚天主教暂且不谈，我们可以认为基督教的话语权掌握在天主教马龙派中，原先黎巴嫩全国过半的人都信仰基督教，而随后局势逐渐发生改变，伊斯兰教教众想进行改革以掌控国家政权，从此，伊斯兰教与基督教从高层国家领导军方到底层居民开始了漫长的斗争。

那贝希尔·杰马耶勒是何许人也？贝希尔·杰马耶勒出生于一个基督教马龙派家庭，他的核心思想是“恢复黎巴嫩对自己国土的主权，恢复其全部国家权力”，要求一切外国军队包括以色列军队从黎巴嫩撤出，随后贝希尔·杰马耶勒被刺杀，以色列趁乱攻入黎巴嫩，向巴勒斯坦难民营开火，被称作“贝鲁特大屠杀”，而这一切的指挥正是时任以色列国防部长沙龙，后来的以色列总统。

随着巴以冲突升级中东乱战的开始，大量巴勒斯坦犹太难民依旧涌入黎巴嫩，由此带来了大量的矛盾，产生了民族主义思潮。本片的戏剧冲突正是在这样简化了还特别复杂的背景下产生的。

片头便是一场大选，一个人在发表政治演说，本片的男主角托尼是贝希尔·杰马耶勒（当然，片头出现的那个人叫做akim？（我怀疑是阿明·杰马耶勒）是贝希尔·杰马耶勒的接班人）的忠实拥趸，同时开篇一场夫妻搬家的戏和修理汽车的戏干脆利落的交代了托尼的政治、宗教观念和性格，简而言之就是一头倔驴，并且有一位怀胎已久的妻子。

本片第二位男主亚西尔也出现了，亚西尔是一位巴勒斯坦难民，工程师身份，同样是一头倔驴，这在上司谈话的时候也从侧面体现出他的工作效率和专业素养，此时二位男主角有了第一次接触。托尼违建水管还把水撒到了亚西尔身上，矛盾出现，亚西尔找到托尼，语气生硬。此处出现了第一次“羞辱”（说是羞辱语气有些重，就当是强行扣题）托尼的行为对于亚西尔的职业素养来说是一种羞辱，以及亚西尔生硬的语气、颐指气使的态度令托尼感到自己被羞辱了。

第二次接触开始，老板进行调解，双方准备进行和解，此时老板想多方努力从托尼妻子那里打开突破口，在这里“男权”或者说是“父权”第一次出现，托尼认为亚西尔不愿意当面道歉，从女人方面入手，这对他的男性主导地位产生了冲击，羞辱了托尼的男权尊严，“此房是我买 这管是我搭”，亚西尔的态度使得矛盾再次升级，车库中的托尼看着贝希尔·杰马耶勒的讲话，这同样代表了黎巴嫩大多国民的民族主义心态。

而亚西尔的上司为了“巴勒斯坦难民营”的重建运作妥协，希望亚西尔道歉，在这里，亚西尔的身份再次被提及，亚西尔收到了羞辱，“我们相当于阿拉伯的黑鬼”这话同时也表现了巴勒斯坦难民的国民心态。第二次接触是通过亚西尔老板的“运作”使得矛盾激化，双方同时施加了一次羞辱，同时在这当中隐藏了又一种阶层性质的羞辱，即老板代表的中产阶级对于下层为其打工的“无产阶级”的理所当然式的游说产生了羞辱行为。

接着双方准备进行和解，托尼百般羞辱亚西尔，并且提到了沙龙下令屠杀难民营的事件，这句话激怒了亚西尔，矛盾激化，产生口角，亚西尔讲男主打伤，极高的叙事效率，17分钟构建起了完整的故事前因、国民心态、阶层矛盾。

接下来准备上法庭，托尼方面与警方接触，民族主义心态一览无遗，在出租车上的争论表明这是本土黎巴嫩人对于巴勒斯坦外来者的普遍态度，而在巴勒斯坦难民营也呈现出一个巴勒斯坦工人工会的小团体结构，而亚西尔也是这群人的领袖，并且为后续发生的事件埋下伏笔。

经过20分钟左右的铺垫，双方第一次在法庭上碰撞，而双方的不合作“羞辱”了法庭的威信，同时本片的矛盾再次激化，而此处的问题在于亚西尔沉默的理由不够充分，推进戏剧冲突的铺垫过少，此时法官的行为也充满争议，并不能令人信服产生接下来的转变，而托尼掏出法律条文教育法官使得法官感到自己被“羞辱”毕竟法官是“拥有”法律的人，此时被一个“底层”教育，虽然肤浅但是也好用，并且矛盾再次升级，托尼与法庭之间也存在了冲突，而在被拖出法庭的时候说的话再一次为矛盾上升至社会矛盾埋下伏笔，法官的粗暴判决方式使得法律公信力失效，法律本身被执法者羞辱。并且在一个非常敏感的时期上层建筑与下层人民群众的脱节令整个社会不稳定，全片紧张的气氛令这个故事充满张力且可以使人忘掉一些小瑕疵（毕竟肯定有人会说在TC这样见怪不怪之类的话，见仁见智）。

接着是一个过渡段，这一段就比较生硬闪回托尼的过去好像也没什么意义，也不知为何晕倒然后引出托尼的妻子早产婴儿病危的段落，而接下来的全片的第二幕律师团出现一段显得过于突兀，人物动机其实是多样的，但是并没有与后面寻找律师团打官司很好的联系起来，如果只是为了争口气中间加了这么早产一段反而打乱了叙事，初看律师团的一段感觉是又一次将叙事退回到了“建制”中来而非“复杂化行动”和“发展”，而事实上是应该是在晕倒事件一段时间之后后续剧情为律师团打算利用托尼的晕倒谋取更大的利益，影片在故事时空构建上有些含混不清，律师团角色出现的有些突兀了。并且律师团的行为与托尼的目的背道而驰，民族主义思潮与“利益”产生冲突，更高层次的戏剧张力是有的，底层的民族主义思想民粹思想在上层看来不过是谋取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一种方式（上层的利益是什么也是一个悬疑点），隐藏的这一点也是值得玩味的。

再接着以为女律师找到加西亚，同样，双方步调一致，律师的诉求与加西亚的目标并不相同，并且在此时埋下了一个伏笔。

在一段普通的法庭辩论之后引来了一个小高潮，女律师是律师团头领的女儿，这时叙事主体转向了父权中来，父亲想“控制”女儿，走他规划好的路子，而女儿不同意，成为了被告的辩护人并且很有可能会输，而有意思的是父亲与女儿并没有什么两样，他们都终于“律师”这个职位并且只忠于自己想要“赢”的理念。女儿想战胜父亲，而父亲也想赢（同样是一个悬疑点：一个大律师为什么会接这么一个小案子），双方都忽视了被代理人的意见，整个叙事的核心已经被巧妙的转移，讽刺的是二位只想争口气的辩论不知不觉已经走向了不可控的关于另一个家庭、两个宗教势力、本土人与难民之间的冲突，这二位反而在影片中后段“失语”。二者的私人空间同样被羞辱，这是公众层面的舆论浪潮对于个人的裹挟，同样是一种羞辱。

接下来前期埋下的伏笔即加西亚的手下们来到法庭门口闹事，并且被人记录下来，事件被彻底放大至整个社会，很有意思的是“媒体”也加入战争，父亲律师的话被断章取义无限放大，而在接下来的环节父亲律师的动机被解开，同时引出了另一个事件：加西亚过去的黑历史，并且试图证明巴勒斯坦来的难民充满原罪。父亲律师是想要达成政治诉求，而此刻再一次约旦军对于巴勒斯坦难民的黑历史被女儿律师陈述，本片至此就有些跑偏了，因为这个话题是在是过大，并且牵扯到约旦军对于巴勒斯坦难民的羞辱行为，上升到了国家、政治上的羞辱行为，而在本案件中推进、上升的速度过快，与案件无关，本片核心叙事再次转移、上升，目前是三个层次之间“羞辱”关系同时在法庭上辩论，但是父亲律师说的话实在是有些过于功利，为了增加戏剧冲突而冲突，好像预料到事情不可发展接下来也不再可控，成为犹太复国主义与巴勒斯坦人的对抗，而此时托尼、律师、和与他们对立的一方反而变得模糊，过快的上升到了巴勒斯坦人与犹太复国主义（以色列）的斗争其实究其核心正是因为父亲律师的言论？那么后期整个事件的动机没有踩实也令人遗憾。

后期解开了托尼阴影的扣子，1976年、达穆尔地区等关键词，说明托尼的阴影来源于1976年开始的黎巴嫩内战，有意思的一点出现了，黎巴嫩的人同样流离失所成为其他国家的难民，并且在这次战争中也有巴勒斯坦军队的影子，而在这之后黎巴嫩在以色列的主导之下又对逃亡过来的巴勒斯坦难民进行打击，至此中东乱成一锅粥的历史算是简要交代清楚了同时也可以看出要是讲好这么一个故事需要多么庞大的信息铺垫，而本身该电影也只能简要提及，若是对于中东地区的人来说可能很好理解，但是对于我们这样的人需要的额外信息量太过巨大，影片本身没有交代清晰，或许这也是本片令人遗憾的地方吧。

再一次，在法庭上，托尼的童年阴影被公之于众，伤疤被撕开，是一次公审各怀鬼胎的各色人马对于他的一次羞辱。或许这是本片最后一次提到“羞辱”。

而在加西亚与托尼私下一次见面之后“愤怒”的根源被揭开，源于嫉妒，对于和平的向往，同时在最后一幕也要达成父女的和解（而父女线其实消失很久了，只能草草结尾）以及巴勒斯坦难民和黎巴嫩本土居民的冲突，至此似乎只能草草结束了，并且在最后落实之处，女儿与父亲的冲突似乎默认被消除了，只能通过大段鸡汤式总结性台词扯扯国外扯扯时政表达本片最大的中心思想。实在是有些可惜。

本片涉及到的历史、宗教、政治内容过多掌控不好实在是有些可惜，想来中东乱战似乎好像确实就是为了一个“尊严”：耶路撒冷之争，宗教之争，在这些战争中究竟谁才是赢家？或许是最后那位父亲律师提到的“骂了婊子还得道歉”的国家吧，国家尊严荡然无存的情况下缺想要争取“小确幸”的尊严？或许这同样也是对于中东地区人们心态的一种嘲讽吧。

抛开导演模仿美国电影的路数不谈。

中东地区仇恨不会因为时间消失殆尽，公正总会出现。

为什么一个插肩而过的小冲突会演变升级到民族国家的冲突？导演给出的结尾没多大意思。这个问题的我有，但是不能说。

所以本片只是提出一个问题，而它的答案可能像是本片导演经历，穆斯林出身、受教育于美国、找了个基督教老婆，混搭之后一切都看开了。或者说生存才是第一位的。

一、历史背景

中东地图

1. 黎巴嫩的面积大约相当于日本的秋田县，人口约为500万（约相当于日本福冈县），其中约100万为难民。

2. 黎巴嫩是所谓”小政府“的典型代表，中东地区言论最为自由的国家，文化产业相当发达。

3. 各种伊斯兰教派（什叶派、逊尼派、德鲁兹派等）及基督教派（希腊正教、亚美尼亚使徒教会、叙利亚正教、马龙尼礼教会等）并存。 影片中托尼所属的就是马龙尼礼教会（简称马龙派）。

4.1975年内战爆发，一直持续至1990年。主要原因有二： 第一，黎巴嫩在法国控制时期，确立了按宗教教派分配议会中议席的方式，分配比例一直持续到内战前。但由于20世纪以来黎巴嫩的伊斯兰教徒大大增加，改变了原来基督教徒占一半的人口结构，围绕议会席位的政论不断激化。 第二，1948年以色列宣布独立后，大量巴勒斯坦难民涌入黎巴嫩。以色列在黎巴嫩攻击巴勒斯坦人时，一些属于基督教派的黎巴嫩民兵也从旁协助，导致巴勒斯坦难民及支持他们的伊斯兰教派与民兵组织间矛盾激化。 至1990年，由于参战各方都疲惫不已，再加上冷战结束后的美国把注意力集中到中东，借助叙利亚之后干预黎巴嫩内战，最终导致内战在没有经过深入审判、讨论、反思的情况下仓猝终结，”所有人都是战败者“。战时的民兵领袖成为了战后的政治家，在面对内战遗留的种种问题时，选择扭过头去。 因此，本片中的法庭戏，可以看作对内战遗留问题的一次迟来的审判。

5. 关于黎巴嫩国内的巴勒斯坦难民 目前黎巴嫩大概有12个难民营（并不是帐篷，而是影片中呈现的街区形式）。巴勒斯坦难民没有参政权、自由选择职业权等市民权，因此影片中工地老板只能非法雇佣中亚西尔。

巴勒斯坦难民居住区

6. 巴勒斯坦难民与马龙派民兵组织间的恩仇 影片中共提到了两次： 第一次是1976年的达穆尔镇屠村。1971年，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因为刺杀约旦国王侯赛因等行为而遭到约旦驱逐，进入黎巴嫩境内。大量穆斯林难民的涌入引起了以马龙派为主的基督教民兵组织的不满，而后者又因为不断加强对国内的控制而引起人民不满。1976年，巴勒斯坦难民利用内战中的混乱，报复性地对马龙派聚居的达穆尔镇”屠村“。 第二次是1982年的贝鲁特难民营大屠杀。1982年，以色列国防军进攻黎巴嫩，攻入首度贝鲁特。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不得不撤出黎巴嫩，这意味着黎巴嫩境内的巴勒斯坦人陷入无人保护的状态。此时，马龙派的激进政治家巴什尔（亦即电影《和巴什尔跳华尔兹》中不断出现在海报上的人物）刚刚当选黎巴嫩总统。巴什尔在选举期间有非常多的攻击性排外言论（类似于电影中托尼的偶像），但在当选后则一改论调，不久又遭炸弹刺杀身亡。支持他的马龙派民兵认为这是巴勒斯坦人所为，于是在以色列国防军的支援下围剿巴勒斯坦难民营。当时负责指挥的正是以色列国防部长沙龙。这就是为什么在电影中，一句"希望沙龙把你们全部铲除干净"会有如此大的分量。

二、导演的创作背景

1. 本片的创作契机来自导演多尔里的个人经验。 多尔里表示，他希望表达两个既承受痛苦、又想把这种痛苦归因于他者的男人的对立，而这一创作动机，正是来自于他的个人经验。 多尔里出生于黎巴嫩的穆斯林家庭，幼年时敌视基督教，甚至看到有人戴十字架”就想让那个人去死“。内战时，他的一些家人也在与基督教民兵组织的战斗中死去。 然而十几年后，多尔里却与一名黎巴嫩的基督教女子相爱、结婚，不久前还让女儿接受了洗礼。这种转变，让他体会到了倾听别人声音的重要性。多尔里希望通过托尼表达：当我们不再把问题归因于他人时，才会发现我们其实经历着相同的痛苦。

2. 为了引起尽可能多的人的共鸣，在创作剧本时刻意简化了历史背景，力图把问题集中在人物性格上。剧本是先用英语写成，再翻译为阿拉伯语的。

3. 导演希望找一位巴勒斯坦演员出演亚西尔。亚西尔的饰演者卡梅尔与导演此前素未谋面，是通过skype面试的。由于卡梅尔是舞台剧演员，此前从未出演过电影，导致导演对他的表演方式有诸多不满，二人常在片场争吵。直到电影上映前，导演还在担心卡梅尔“会毁了这部电影”。没想到后者竟然得到了威尼斯电影节的最佳男演员奖。

狗尾续貂的结尾，强行大团圆结局。难道法庭上的驳回，能带来法庭外的和解吗？大家各退一步，就是解决中东乱局的出路？真正有罪的是那些律师、政客、媒体、议员，甚至是法律和制度本身。从当年强行划出以色列版图，到打着人权旗号去主持大局，西方化在中东制造了更多问题。就像女律师说的，屠杀完又向难民施舍食物去侮辱他们，这不就是所谓文明世界的做法吗？正如总统说的，律师才不希望他们和解。律师要利益，媒体要眼前，政客要票仓，这些政治工具一天存在，人们随时会被挑衅着干架。

律师的无耻言论，看得我都想揍他。说什么说亚美尼亚人、同性恋、吉普赛人等弱势群体怎么没用暴力解决问题，说什么美国的空姐让政客道歉是文明人的做法。尼玛！亚美尼亚人那叫大屠杀，他们有还手余地吗？空姐这种依附于资本的职业，和有血性的劳动者一样吗？如果侮辱她的不是政客，只是普通人，文明世界会理她吗？美式的人权，只有在能成为媒体猛料时才生效。美式的文明，不过是弱者被霸凌时只能用强者的规则来抗议，否则就遭到镇压。

看到后面开始传递美利坚主旋律。一切问题变成了语言问题，暴力有罪，言论自由；只要大家要放下仇恨，让往事成风，就能做相亲相爱一家人。实在愤怒就拿起法律武器，倾家荡产请天价律师为你出头，能拯救世界的只有穿西装的资产阶级。——我严重赞同双方握手言和，然后一起去揍那个律师，这是让全国人民都满意的解决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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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前半部分很好看，基督徒这个角色很生动。一个修车工人，老婆要生产了，嫌家里房子太小，房贷还没还完，生活的压抑转化为对巴勒斯坦人和法官的愤怒，是完全合理的。那种工人阶级的不讲道理，只要老婆和父亲不站在自己这边，就一起倾泻愤怒，此时角色已经很饱满了。到后面法庭上再去挖他的身世，好像他的悲惨遭遇能为歧视言论带来合法性，简直是脱裤子放屁。他的压抑生活足以让他说出那句话，但普通人不知道该恨谁，还以为那些油头粉面的家伙在帮他。

相对的，巴勒斯坦人一直很克制，因为他的身份更弱势，直到被解雇时的崩溃，那种无路可走的绝望，也是千百人无家可归的巴勒斯坦人的困境。他唯一的问题就是太认真，因为太认真而打人，因为太认真而自首和认罪，因为工作太认真被污蔑成暴力狂，因为太认真而失业，最后又因为太认真而跑过去挨打。他是认真的人，而基督徒是较真。可悲的是这个世界容不下认真的人，却欢迎后者多制造点新闻线索。

他同样也不知道该恨谁，明明是个很冲动很讲原则的人，却默默忍受资本家对他的污蔑。他没有权利意识，当女律师说出他的苦难时，几次投去看圣母的眼神。女律师和父亲的矛盾，说白了是资产阶级内部的矛盾，他者的苦难变成了他们一争高下的素材，甚至可以怀疑她是在炒作自己的政治首秀。

巴勒斯坦人最后指责基督徒，他们这些小市民阶层，只知道过自己的小资生活，对战争袖手旁观，如今战火烧到自己身上。他骂的更是文明世界的精致利己主义者，当自己国家侵略他人时，他们享受着掠夺来的财富。当难民和恐怖分子跑到他们国内，一副受害者的样子。巴勒斯坦人一直都承认打人是错的，但不然呢？认领美利坚主旋律，被侮辱也要表现出文明吗？但道歉放在他知道基督徒也是受害者之后，削弱了他淳朴的动机。

后半段成了美式律师剧，完全变了味。大概因为当两个人都看到了更无耻的律师行为后，发现普通人再打架斗殴也只是小巫见大巫，实在没必要大动干戈。然而法庭一旦转起来，就由不得当事人了，连原告也成了被揭伤疤的受害者。我以为最后原告会撤诉，留下小丑般的律师，但最后他们都变成了顺民，意识到冤冤相报何时了，从此要讲文明树新风。但失业的巴勒斯坦人怎么办？谁还敢雇佣他？早产儿身体弱，以后高昂的医疗费怎么办？当然这超出了电影的范围，也超出了主旋律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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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说四个和事佬的角色，包工头、第一个法官、总统、妻子。包工头以大局为重，他惦记的是能解决几百人住房的工程，象征了创业阶段的资产阶级。第一个法官象征前现代的社会治理模式，那种清官难断家务事的态度，他知道老百姓脾气大但人不坏，所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总统作为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代理人，他宁可舍弃真诚也要维稳，这符合有限政府的短视做法，但缺乏真诚的稳定只是为冲突埋下祸根，这也表明西方模式不能解决中东问题。一个普通市民敢对总统大呼小叫，这种所谓的美国民主（说不定有很多国人在羡慕），背后是一整套权力机构镇着，或者要靠统一的宗教来凝聚人心。移植到混乱的中东，迟早变成军政上台。

而妻子和孩子代表了爱，这才是能让人放下屠刀的力量。爱才能拯救世界，无论是爱上帝还是爱真主。也许导演的用意是这个？讽刺了司法机构只是秀场，只是利益集团的工具，真正化解矛盾的是人性中的善与爱。马克思从来都是对的，阶级矛盾永远是主要矛盾。但只要权力斗争不消失，普通人就会在各种宗派、各种主义中被当枪使。生活有多压抑，愤怒就有多猛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