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牧师日记

向贝尔纳诺斯致意（节录） Homage to Bernanos (excerpt) 1951年3月12日，巴黎-索邦大学，法国知识分子天主教中心 Centre catholique des intellectuels français, University of Paris-Sorbonne

罗伯特•巴哈（Robert Barrat）：我们之前为这次对话做准备的见面中，我记得你谈到你制作一部影片的方法：“我做一部影片正如我要写一首诗那样。我寻找一种口吻。”你还解释说，在拍摄场景时，你脑海里牢记的就是这种口吻。这意味着对掌机员们、技工们和助理们来说，“这将会很烦人。”只有当他们看到剪辑完成的影片时，他们才得以发现这种诗意的内在统一性。

罗伯特•布列松：首先，我想借此平台公开对一项针对我的指责进行辩护。我被指责对专业演员有一种蔑视、一种不信任。与此相反，我赞赏——高度地、毫无保留地——他们展现的令人印象深刻的、值得钦佩的技艺，它所需的是一系列不可调和的才能、是人之心智的高超能力也是心智的一种谦恭顺从、是真诚也是骗术、是放任也是自律，因此我承认它常常在我看来几近不可思议。

然而，如果我请求得——如果我使用——无名演员、业余或新手演员；如果我回避戏剧化的题材、内置许多情节的故事线；如果我将风景简化得只剩下一帧画面，它渐渐隐退、在人物面孔出现之时完全消失，那是因为我想表现的不是动作，不是事件，而是感受。

当专业演员被带进感受的领域中来时，他会在我用摄影机对准他时体验到一种奇怪的窘迫：他发现以前在舞台或其他影片中培养的习惯限制了他；那些居于中心位置的重要性的事实、事件、那一切——那些肌肉的小抽动、那些习惯了的习惯——一言以蔽之——正是他那才能，干扰、阻止他向我提供我所要求的东西。于是我体验到，这种种障碍——奇怪地——横亘于我俩之间，实际上是把他在我面前隐藏了起来，正如一副面具那样。

我很愿意尝试解释这个电影的制造者——这台了不起的摄影机，即我们主要的工具——是如何同时又是我们主要的、最难对付的敌人。意思是摄影机因着一种机械的、属于机器的无动于衷与笨拙，记录下一切，捕捉到一切。

查理•卓别林（Charlie Chaplin）在大战仍未发生的数年前途经巴黎时曾告诉我这个故事：“设想一位最伟大的银幕女演员，设想葛丽泰•嘉宝（Greta Garbo）”——这是卓别林说的，不是我——“设想她正把她的戏演得堪称完美，但天气很热，摄影棚里有许多苍蝇在飞，在她身边飞……在她继续把她的戏演得堪称完美时，她想：‘且慢，要是一只苍蝇落在我的鼻子上该怎么办！’摄影机记录下了这个想法。”

“条”（take）这个词是捕捉（capture）的同义词。它与捕捉演员——不是作为演员的演员，而是作为生物的演员——有关，使他惊奇，把握住他，捕捉他的面相中一些特征，捕捉一些可以产生最为罕有、最为珍贵、最为隐秘之物——将为我提供解开谜团的钥匙的一些火花——的东西。业余或新手演员更少自觉意识，更为天真，更为直接，也更为有耐心，能将自己更为彻底地投放到这种体验之中。你会注意到，对电影演员的这种观念与传统观念的差距是多么大，它能招致一种类比，即我们对画家或雕塑家所用的模特的观念。

罗伯特•巴哈，现在我要回到你前面说的。确实，我工作的时候常常能听到掌机员们、照明员们、甚至整个剧组私语说——常常是身处某个角落看着我说——“这影片真烦人”或“这影片将来会很烦人”。

第一种解释是这影片确实烦人，或者将会烦人。另一种解释是这些一年到头参加了无数影片制作、并且以一种身处剧场的方式体验这些影片的照明员和掌机员是看过许多充满以极端方式表达出来的举止、言语和表情的戏的拍摄的。于是，如今，我指导下的一切内容在他们看来就是枯燥、缺乏表达力的。然而，实际上，我的手法完全是另一回事。我追求的不是通过举止、言语、模仿所进行的表达，而是通过图像的位置、关系、数量所形成的节奏与组合的方式所进行的表达。一个图像的价值必须是，首要地，一种交换价值。但要想使这种交换得行，图像们必须拥有一些共同点，要参与到一种统一中去。正因如此，我的首要任务是赋予角色们一种互相亲和的特点，并要求所有演员都用同一种方式说话。

一个图像可与一个句子中的一个词相比拟。诗人们千锤百炼其用词，他们常常自愿地选取单调枯燥的用词。而当一个最常见、最陈腐的词用到了恰当的位置时，就会突然间闪耀出非凡的灵光。

注释：

乔治•贝尔纳诺斯（Georges Bernanos, 1888-1948）法国一战士兵、作家、剧作家，天主教徒，拥护君主制度。他的作品经常探讨人在善恶之间的灵魂挣扎，其中被改编成电影的除了1936年出版的《乡村牧师日记》，还有布列松的《穆谢特》（Mouchette）、莫里斯•皮亚拉（Maurice Pialat）的《在撒旦的阳光下》（Sous le soleil de Satan）（1987），还有生前未竟身后出版、被经常搬上舞台和银幕、也被改编过成歌剧的《加尔默罗会修女的对话》（Dialogues des Carmélites）。

巴黎-索邦大学（University of Paris-Sorbonne）又称巴黎第四大学，成立于1971年的公立研究型大学，前身主要是巴黎大学的人文科学院。2018年开始与巴黎第六大学合并，称索邦大学。

法国知识分子天主教中心（Centre catholique des intellectuels français）由一些哲学家与史学家于1941年秘密成立的思想团体，1977年解散。曾长期参与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的筹备工作，每周都举行辩论会、研讨会、学术座谈会。

罗伯特•巴哈（Robert Barrat, 1919-1976）法国抵抗运动分子、记者、作家、政治活动家。

查理•卓别林（Charlie Chaplin, 1889-1977）英格兰喜剧演员、导演、制片人、剪辑、作曲家。无声电影时代的世界级明星，他塑造的流浪汉角色深入人心。1919年与人联合创立电影公司联美（United Artists）。于1929与1972年两获奥斯卡荣誉奖。

葛丽泰•嘉宝（Greta Garbo, 1905-1990）瑞典演员，1951年入美国国籍。三获奥斯卡最佳女主角提名，1954年获奥斯卡荣誉奖。

条（take）常规电影拍摄中，场记与/或场记板的职责之一是给每条镜头赋予唯一命名，命名模式是“某卷、某场、某镜、某条”。这个take取义一次不间断拍摄的镜头，此词义是电影诞生后才增添的；而take的原义之一是捕获、取得，故文中说与capture同义；中文的“条”则没有这层含义。

第一次从地摊小贩那里看到这部电影的盗版光碟时，就被封皮上那张脸所吸引，在黑色长衫的衬托之下，苍白得让人揪心。头发有些凌乱，但挺立如针；一双黑大的眼睛，忧伤到让人掉泪，但也不全是忧伤，还透着一股掩饰不去的专注和真诚。直觉告诉我，这不会是一个寻常的病号。 从主人公第一句深沉绵长的独白—— “I don’t think I’m doing anything wrong in writing down daily, with absolute frankness, the simplest and insignificant secrets of a life actually lacking any trace of mystery”(我的生活毫无神秘可言。我以绝对的坦诚，将我生活中那些最简单、最微末的秘密记下来。我不觉得这样做有什么错。)—— 开始，我就预感到这片子的分量。最简单也许是最深刻的，最微末的也许是最紧迫的。 故事发生在战后法国一个僻陋的乡间，刚从神学院毕业的年轻牧师，来到这里传道。可他的到来，并没有得到当地人的欢迎。相反，猜忌、嘲笑、怨恨接踵而来。因为无意中瞥见了伯爵幽会保姆的身影，就被他们记恨在心。伯爵之女Louise那双如尖锥般怨毒的眼神，对他的劝诫嗤之以鼻。就连教理问答课上的那帮孩子，也要合谋来对他嘲弄一番。好心将小女孩Seraphita扔弃的书包送到她家里，却遭到其母的怀疑和冷遇。 如此残酷的现实，对于一个满怀热忱和理想的年轻人，该是多么大的打击。面对别人的无礼和不屑，他多数时候是默然的接受。只是在回到自己简陋的住所后，他才会记下自己的失望和困惑。透过那些文字，你能体会到他内心的纠结和挣扎。原本就身体虚弱的他，开始用饮食上的节制来惩戒自己的失职。发霉的面包、廉价的酒，成为他日常的充饥之物。他要用这耶稣的身与血，来警策自己，不可断了与主的联系。 影片的氛围整体上是沉闷冰冷的，但也有让人感觉振奋温暖的瞬间。比如牧师跟女伯爵的第二次对话，面对后者咄咄逼人的质问，缄默的牧师，口吻一下子变得雄辩十足，用一系列的警句予以应答： “Our hidden sins poison the air that others breathe.”(我们隐秘的罪恶污染了别人待吸的空气。”) “Blessed is sin if it teaches me shame”(罪恶，倘若能让我们从中感到羞耻，也是有福的。) 又比如, 在他晕倒后，为他掌灯引路的Seraphita、端来咖啡的无名妇人，尤其是当他躺在病榻之上朋友女友的的那番肺腑之言（I don’t want him to marry me, because I don’t want to be in the way），一定是让他感到了信仰复苏的可能，因为有爱的地方，上帝是不会缺席的；“上帝不是爱的主人，乃是爱本身”（God is not the master of love. God is love.） 有信仰的人，是有福的。无论受了多大的折磨与不幸，都不会愤然埋怨命运的不公，进而去否定自己的信仰。他的内心会被一种精神上的富足充盈着。“一切都是神恩（All is grace）”，这是牧师临终的遗言，道出了一切信仰者应有的姿态：谦卑与感激。

如果不理解基督教文化，很难看懂这部影片。

在基督教中，面包是基督之肉，红酒是基督之血，人们通过食基督之肉、饮基督之血赎罪，这个罪即是原罪，是神父与之斗争的对象以及难以救赎人们的根本原因，也是那座“不断吞噬一切的祭坛”。

神父以面包红酒为食，象征他是人群当中彻底摆脱了为人的原罪的那一个。他说他的胃病决定了这种饮食方式，而后面又因为这种饮食导致了胃癌，看似因果颠倒，令人费解，其实恰恰是为了传递出一则重要信息，一种深刻的隐喻——胃癌象征殉道者被钉上十字架受难必死的结局，饮食方式象征无罪与救赎的慈悲、牺牲的精神。也就是说:无罪意味着必在救赎斗争中死去(牺牲)，这种牺牲又恰恰是无罪的印证。

神父没有用诸如“信上帝得永生“之类的甜言蜜语欺骗因丧子而沉湎悲痛的伯爵夫人，相反，他以一种仁慈的诚实告诉她:“天堂不存在，上帝只存在于我们生活的这个现世。”并为她祷告。最终将她拉回了现世。

他的信仰不是那种虚幻的寄托，而是具备真正能把人心从痛苦的深渊里拉回现实的力量，正因如此，代价则是饱受误解、非议、责难，正如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承受的，而对此，他总是报以沉默，如同上帝的沉默。他从未激昂地为自己辩解，抑或与他人争论。他像上帝一样厌恶惩罚，总是沉默着呈现爱的姿态，即便饱受误解。

他以绝对的清醒和诚实面向自己和在苦难中挣扎的人。他对所以人施以仁慈，唯独对自己百般折磨，几近残酷。他赐予别人安详，自己却为绝对的诚实所体察到的人间苦难日夜折磨。这就是牺牲，是赎罪，是十字架上的真。

可是有什么关系?一切都是慈悲的。

《乡村牧师日记》（以下简称《日记》）是布列松的第三部作品，改编自乔治·贝尔纳诺斯的同名小说。《日记》通过一系列事件对青年牧师的角色进行塑造，片中多处展开对宗教、上帝及信仰等议题的讨论，使整部影片充斥着超验主义色彩。 影片展现了布列松简约而纯粹的美学风格，即通过非职业演员的使用，旁白与镜头语言的设计等方式，来维持影片与观者之间的距离感，从而直接作用于观者的精神世界。

布列松在《日记》中启用非职业演员，很大程度上是经由前两部影片的拍摄经验，对诗意现实主义的进一步实验与探索。于他而言，职业演员的在表演上的才能恰恰使他们无法还原他所期待的真实，因为习惯的存在，那些细微的动作、神态是应当被裁去的——当观众被这些细节所吸引，便会不自主地进入到影片当中，这样一来，感受的力量就被削弱、被干扰、甚至被阻隔（这种“感受”必须要求观众保持距离，避免“共情”行为的发生，其余的面向方能打开）。“布列松希望观众关注的是面部的生理变化而非人物的心理规律。”（巴赞语）

在此基础之上，布列松大量地采用特写镜头来描摹青年牧师的精神状态（且往往是用一个慢推镜头，最终定格在青年牧师的几乎没有任何表情的脸上），用一个局部来精准地表现他内心的痛苦与不被理解的焦虑。同时，简约的构图也在传达着一个讯息：影片的表达是有所节制的，画面上的留白意味着更多的阐释空间；而由此产生的疏离感成为了超验得以渗入观者感受的切口之一。《日记》中的书写镜头和画外音最能体现这种间离的效果。书写动作和旁白声音作为牧师精神世界的外化，不断穿插在摄影机的视角中，似乎在提醒观众“书写”这一事实才是现在发生的，而关于人物事件的影像则都处在另一层叙事当中，如牧师与伯爵夫人交谈一幕，旁白的突然现身打断了连续的对话，青年牧师的内心活动直白地流露出来。布列松的灵性在于，他并没有使用任何高超的技巧，仅仅依靠淡入淡出的纸笔和简单的声画关系就达成了他的目的。

实际上，“书写”动作已然与青年牧师的精神（灵魂）产生符号意义上的联系，参与到了影片的主题的建构当中。当青年牧师初来小镇，他的信仰是强烈的，书写日记的镜头也较多；当牧师开始对小镇上发生的一切有悖教义的事情感到痛苦，同时深陷怀疑与诬陷的囹圄时，托西的牧师的世俗化又给他造成巨大的影响，他的信仰开始动摇，书写的镜头也随之减少；直到牧师得知伯爵夫人在与自己交谈过后安详地死去之后，他真正确证了信仰的合理性，获得了灵魂的慰藉，于是书写的画面又再度出现。无论是环境的败坏还是肉体的羸弱都指向“囚禁”这一意象，而青年牧师在一次次受难又一步步坚定自己的信仰，他的灵魂愈发靠近上帝，以至于在托西的牧师的请求下为他祝福。大限将至时，牧师手中的纸笔落下（影片另一处“下落”是他的酒瓶砸到地上，飞溅的葡萄酒则指向献身），他最终抛弃肉体后达到终点，成功地献祭了自己，完成了“圣宠”。

小说本身牵动人的情感，无疑，这完全是精神感受的最高形式。

布列松不是扩充而是删除次要人物。（102）

他的“忠实”是创造自由的最隐蔽最深透的形式。（102）

影片始终用贫乏的影像取代小说家富有感染力的具体描述，影像若隐若现，就因为没有充分展开。（103）

影片与小说相比，影片更具“文学味”，小说反而充满了具体形象。（105）

布莱松没有仅仅借助事件的简化，而是利用真实场景自身的对立创造出电影化的抽象。（107）

布莱松从未向我们展现完整的现实。他的风格化不是凭空假设的象征符号的抽象化，而是建立在影像的对立元素的相互作用造成的具体与抽象的辩证关系之上。（107）

布莱松像德莱叶一样，自然喜爱最富质感的面部特征，正因为它完全不是表演，而只是人的独特印记，是心灵的最明显可见的踪迹：种种面部表情无不升华为符号。他让我们注意的不是心理学，而是存在的观相术。（110）

背离戏剧性的范畴。事件不是按情感的发展最终使精神得到满足的规律安排，事件的连续是偶然中的一种必然，是无关联的动作与巧合事件的串接。每一时刻如同每一个镜头，都有其自身的命运和自由。

一种克尔恺郭尔的“重复”的顺序。这种顺序有别于命定性，正如类比关系有别于因果关系一样。（111/112）

死亡不是苦难的命定厄运，只是苦难的终点和解脱。（112）

原著的这种二次元真实与摄影机直接捕捉到的真实物象不可能彼此扣合、互为延伸和融为一体，相反，这两种现实的并置会突出它们的相异的本性。

两类对应的现实并现于银幕，两者之间在本体论上的不一致性突出了两者唯一共同的尺度，这就是灵魂。（114）

他是重新挖掘出斯特劳亨和德莱叶认识到的人的面部表情的重要价值。而无声电影本质上与声音相对立的唯一特性，是蒙太奇句法的灵活性和表现主义的表演，即实际上因无声的缺陷而采取的手段。（117）

电影语言与伊索寓言的语言一样，是含糊多义的，透过表面现象，我们看到1928年之前和之后的电影只有一部连贯的电影史，即表现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关系史；声音必须暂时摧毁表现主义，而后再去适应它；而它和现实主义的延伸发展直接相关。（117）

只有深入探讨声音真实性的美学，才能理解对话与相关于对话的影像彼此分离的意义。

音影平行关系延续着可感现实的分立。音影平行是布莱松抽象化与真实性辩证关系的引申，借助它我们最终感受到的只是心灵的真实。（118）

实际上，在这部影片中，声音不是用来填充已然可见的事件：它渲染和扩展事件，犹如提琴的共鸣箱强化琴弦的颤音。

事件正是通过声音与影像的交错，释放出自己的真实含义。（118）

影像的价值不取决于在它之前与之后的影像。影像犹如电容器的平行极板，主要是集聚静态的能量。从影像出发，与声音对应，形成美学的电位差，电压水平最终变得难以维持。

……

观众被逐步引入这种感觉之夜，能够表达这些感觉的唯一形式，就是空白银幕上的幽光。这就是这种“无声电影”和它严苛的现实主义所追求的效果：使影像消失，完全让位于小说的文句。

正如马拉美的空白页或兰波的静默是最高超的语言情态一样，在这里，空荡的、没有影像的和完全让位于文学的银幕，标志着电影现实主义的胜利。在银幕的白色幕布上，黑色的十字架像讣告上的十字架一样简陋，随着影像渐渐上升，它变成唯一可见的印迹，表明影像的实在只是一个符号。（119）

《乡村牧师日记》当属别类。它的忠实性与独创性的辩证关系可以归结为电影与文学之间的辩证关系。而是依据原小说，借助电影，构造一部次生的作品。这不是一部与小说“媲美”或“相称”的影片，而是一个新的美学实体，它仿佛是用电影扩充的小说。（120）

《乡村牧师日记》对我们的启发是，利用两者的差异，经由影片强调小说的存在，比利用两者的共同点把小说“化”为影片更见成效。（122）

节选自《电影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