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人皮埃罗

狂人皮埃罗 (1965)

8.4

1965 / 法国 意大利 / 剧情 爱情 犯罪 / 让-吕克·戈达尔 / 让-保罗·贝尔蒙多 安娜·卡里娜

作为时代背景的颜色

在青年时期就尝试过绘画的戈达尔无疑是导演中的色彩天才，但《狂人皮埃罗》经典的蓝白红在喧哗的60年代诞生，这些颜色的使用和分配便有了多重意义。

这是一部交织着爱欲的非典型的犯罪电影，甚至与真实空间里西方世界的反战游行相比，这个故事显得很“空”、漫无目的。

主角Ferdinand离开了她上流社会妻子，被卷入一场犯罪活动中，然后往南方逃亡，和Marianne（Marianne是法国的象征，许多国家机构和组织都会印有Marianne女神的头像）一起过着一种爱情乌托邦式的生活。而Marianne的“哥哥”Fred是这个犯罪团伙的头头。Marianne逐渐厌倦了逃亡后的虚无主义生活，有一天她突然消失，加入Fred的犯罪行动，而被Marianne叫做Pierrot的Ferdinand最终发现Fred并不是她的哥哥，而是她真正的情人，失去爱情的他在绝望之中开枪杀死了Fred和Marianne，随后全身绑着炸药自杀。

60年代的法国，萨特的存在主义在思想界占据主流地位，在全欧洲刮起了一阵哲学思潮，他提倡的“个体的绝对自由伴随着绝对的责任”影响着这一代人的精神思维，而戈达尔却反其道而行之，选择了法国臭名昭著的连环杀手、全民公敌Pierrot Loutrel——他真实的外号就是“狂人皮埃罗”——作为故事中游手好闲无所事事的主角的外号，似乎是在挑衅所谓的“为自己的自由选择负责”。两个主角的名字合体同时又产生了一层讽刺的意味：法兰西女神Marianne背叛了杀人不眨眼的法国头号公敌Pierrot。

还是60年代的法国，戴高乐在持续了七年半的阿尔及利亚战争之后，认清了法国在军事、财力、物力和道义上的“弱势地位”，终于承认阿尔及利亚的独立。处于“战败”困惑中的戴高乐主义法国转向了“消费社会”，与此同时，法国也正在经历经济高速飞跃的“黄金三十年”（1945-1975），人们满足于物质和商品的增长，佩雷克的小说《物，六十年代纪事》正是这一消费时代物欲增长、内核又空虚的集体心理的佐证。然而戈达尔并没有选择像佩雷克一样，描绘一个像社会学数据表明的“大多数人”、“平均者”来表现这一社会的精神风貌，狂人皮埃罗所选择的生活无法让大多数人感同身受。

那么，有如此多政治、实事元素的《狂人皮埃罗》到底是不是一种介入政治的电影呢？戈达尔想要通过皮埃罗之死传达的信息到底是政治的还是非政治的？他的政治立场是否有连贯性？这是一部纯现实主义的电影还是纯美学的电影？这些问题或许能帮助我们更好理解这部“例外”的电影。

景观、符号及“成问题的元素”

图1

单色滤镜下的这一场景（图1）使Ferdinand从演员成为了观众。Ferdinand去参加一个上流社会聚会，他发现大家都说着像商业广告词一样的机械式的语言。戈达尔在这一场景中用一层单色滤镜转化了布莱希特的“间离理论”——这一场景成了影片中的戏中戏，让本来大家习以为常的广告变得陌生化，对演员的要求不再是很好地融入角色、合为一体“以假乱真”，而是希望他们与角色保持距离。在这一场景中，产生的效果简而言之就是让观众冷静地感受到广告华丽说辞的空洞与中产阶级话术的虚伪。就好像电影中的人物真实地生活在了居伊·德波定义的“景观社会”中：“景观就是当商品成功地完全占领社会生活的时刻。我们与商品的联系不仅是可见的，而且我们只能看到这种联系：我们看到的世界是这一联系的世界。”[1]

图2

除了从观察者视角出发的对商业社会的讽刺，片中还充斥着一些商业符号，TOTAL的商标成了他逃忙途中随处可见的风景。对法国陌生的人可能不知道，TOTAL（道达尔）是总部位于法国的全世界第四大石油及天然气公司，Pierrot在TOTAL加油站杀死了一名职员，开着车逃跑，烧毁车的他又坐在了一家车库的TOTAL加油机下翻看漫画。对于TOTAL的呈现显得意味不明，它仅仅成为了Pierrot“旅途”中的风景，这一风景直白地点出了这样的一个世界现实：对商业社会的逃离其实无法真正摆脱它物理空间的无处不在。这是戈达尔最接近世界真相的地方——他对电影拍摄的素材不加挑选，又或者说，他刻意地保留了那些相对异质的部分，一个表现虚无主义的艺术电影、甚至是一部犯罪电影就应该完全清除掉商业符号吗？

利奥塔曾提出过“非-电影”（通译作反-电影，acinéma）的设想，他认为电影不应该删除或是驱逐任何对于情节来说无用的元素以达成统一的形式，而应该做随机的挑选，不去识别、鉴定对情节发展有利的元素，甚至保留“成问题的元素”[2]，追求与商业社会生产效率的逻辑相反的“不育”“贫瘠”（stérilité）。戈达尔的表现形式无疑契合了利奥塔的这一概念。商业标志形同荒木、河流，变成了这一社会最真实的自然背景，世界本身并不围绕着人的活动铺设陈列，人的主体地位在戈达尔的电影中遭到了质疑，在戈达尔眼中，“重要的不是描绘人，而是描绘人与人之间的东西”(il ne faudrait pas décrire les gens, mais décrire ce qu’il y a entre eux)[3]。

戈达尔的红：“不是血，是红色！”

红色是《狂人皮埃罗》中最醒目的颜色，它或许代表着暴力、血腥……戈达尔的“红”究竟有什么美学意义呢？

首先是关于汽车的红，Pierrot与Marianne开车逃走时，并不像急于藏匿的罪犯，闪烁着霓虹灯光的车在午夜的路上漫步，“丝毫不担心留下可被追踪的痕迹”[4]，那些灯光一闪而过、无法捕捉。戈达尔说，挡风玻璃上光的倒影是在重塑当我们行驶在午夜巴黎街头时的感受，是红绿灯留在脑中的印象，简单来说，就是现实。[5]霓虹灯的转瞬即逝来自“懒散”“闲适”时的才能观察到的现实，而非一部情节快速推进的电影应有的节奏。

图3

在林中漫步的一段戏中Marianne也穿着红色的裙子，Pierrot看着她红色的背影唱道，“你的臀线”，而Marianne则唱道“看我短短的生命线”。这一场景里，演员似乎从导演的安排中跳脱出来，在林间漫步，有一搭没一搭地唱着漫无目的又毫无逻辑的歌词，我们再一次忘记她们“法外之徒”的身份，也渐渐忘记她们活在电影中下一步的目的。作家王安忆经常在复旦的创意写作课上说：小说应该有内在的逻辑。如果《狂人皮埃罗》是一份写作班同学的作业的话，一定会令她大为火光。

图4

Marianne的裙子之后又被用作擦拭死去的侏儒血液（其实是红色颜料）的抹布，罪犯们用这条裙子蒙住Pierrot的头，用水刑逼他说出Marianne的下落。红色是否代表着施加于身体上的暴力？答案并不确定，因为镜头随即又转向了Ferdinand走在一片荒废之地时的独白，他重复着有些诗意的台词：“血，我不愿意看到”，“啊，多么糟糕的五点钟”。

情节和镜头的断裂显示出戈达尔并不愿意表达连贯、统一的思想。如果说艺术政治化的目的是为了表达诉求、传达对现实的愤懑的话，那么想要实现这一目的，理应保持思想与路线的连贯——“如果介入政治的特性意味着全身心地投入、力求逻辑严密的观点与诉求体系……戈达尔展示的是介入的反面。”[6]戈达尔的回应则是“：在《狂人皮埃罗》中，唯一的统一性（unité）是情感方面的”[7]，我们无法找到政治诉求上的一致与统一。换句话说，戈达尔并不相信，通过艺术的表达有可以直接达成政治诉求的效果。

纯粹诗意中的政治

质疑戈达尔是否真的介入政治，基于的是这样一种逻辑：亚里士多德语义下的mimésis,意为“模仿的艺术”，他们相信通过艺术，表现一位英雄式的主角，可以指引人民去模仿或是避免剧中的某种行动，从而达成一种“教学法”式的效果，他们相信一种直接的因果关系，即艺术家的意图可以直接准确无误地传达给观众，为观众勾勒一幅精准无误的群众斗争画像[8]。

图5

图6

戈达尔相信mimésis的效果，但同时又质疑。片中最有政治意味的场景，就是Pierrot和Marianne表演越南战争的那一段，Marianne涂成黄脸演一个越南女孩，Pierrot把火柴当作轰炸机。戈达尔表示，展示这一段讥讽好莱坞大片的场景就是出于“很简单的逻辑”（pure logique），就像小孩会模仿警察捉小偷一样（comme lorsque les enfants jouent aux gendarmes et aux voleurs）。[9]换句话说，戈达尔相信“模仿”（mimésis）这一机制会产生一定的效果，小孩世界的游戏在重复大人世界的规则。然而戈达尔也质疑了“模仿”功能性的实质：“真枪实弹”、如此逼真的战争电影，是否能够让人吸取历史的教训、区分“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还是说，这样的电影只是一种小孩的游戏，在其中，我们只是在不断地巩固“统治者”与“被压迫者”的刻板印象？Marianne被涂黄的脸并非是戈达尔对黄种人的刻板印象，而是戈达尔在模仿，好莱坞大片最终会造就的、对“被压迫者”的单一刻板印象。

艺术政治化的真正目的难道就是描绘按照等级制度和秩序规划后的身份吗？“不是血，而是红色”，戈达尔的这句话想要说明的是，似乎我们已经天然赋予了红色“血”的意义了。戈达尔想要用电影对这样被符号化的词语用法进行“改革”，扰乱这些被社会共识赋予意义的字眼（比如红象征着暴力）。这一想法契合了朗西埃定义的“美学体系”（régime esthétique）政治化艺术：“让已被常见事物重新被见，让曾经不存在的关系重新建立，目的是在感知的感性连贯和情感的动态中生产断裂”[10]。

戈达尔想做的是生产“完全的图像”（image totale），反对“图像的系统”（système d’images）、“图像的全体性” （une totalité des images）[11]。这种图像的系统、图像的全体性正是资本主义和苏维埃系统的逻辑：商业或是政治宣传的图像被想要宣扬的集体意识编码，占领蔓延至所有社会的舞台、屏幕。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戈达尔的去政治成为了“政治”。

图7

戈达尔向我们抛出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要求一部电影一定是纯政治的，而不是纯美学、纯诗意的呢？如果一部电影是纯诗意的，那么它就会瞬间失去政治的意味吗？Pierrot在片中独白的书写或许可以提供一个答案：“作家选择……他人的自由”“语言从废墟中诞生”。罗兰·巴特在《小说的准备》中把这种无调性的絮语称之为“相册”（Album），它与私密日记的延续性相反，与“总体性”背道而驰[12]，换言之，是自废墟——立场的支离破碎、行动的分裂、和模糊不清的意图书中，诞生了戈达尔的纯粹诗意。

正是通过这种纯粹诗意的表达，《狂人皮埃罗》摒弃了消费社会中，集体无意识编码设定好的语言，从而成为使用这一语言来介入政治的电影的反面。戈达尔的血或是红，代表的是全然的他者，他游离之外，不在其中。他玩起孩童的模仿游戏，又在游荡在废墟之中书写遗世独立的诗意。《狂人皮埃罗》的非政治也是一种政治。

[1]Guy Debord, La Société du Spectacle,Paris, Gallimard, 1996(1992), p.24.

[2]Jean-Francois Lyotard, Des dispositifs pulsionnels, Paris, Édition Galilée, 1994, p.57-59.

[3]«Parlons de "Pierrot", nouvel entretien avec Jean-Luc Godard», Cahier du cinéma, n° 171, octobre 1965, p.25.

[4]原文为“sans souci de traces ou de récupérations”，见«Fable sur "Pierrot"», Cahier du cinéma, n° 171, octobre 1965, p.36.

[5]«Parlons de "Pierrot", nouvel entretien avec Jean-Luc Godard»,Cahier du cinéma, n° 171, octobre 1965, p.35

[6]Rémy Rieffel, La tribu des clercs. Les intellectuels sous la Ve République, Paris, Calmann-Lévy/CNRS, 1993, p.226-241

[7]«Parlons de "Pierrot", nouvel entretien avec Jean-Luc Godard», Cahier du cinéma, n° 171, octobre 1965, p.25

[8]参见Jacques Rancière, Le spectateur émancipé, Paris, La fabrique, 2008, p.64

[9]«Parlons de "Pierrot", nouvel entretien avec Jean-Luc Godard», Cahier du cinéma, n° 171, octobre 1965, p.25

[10]原文为：faire voir autrement de ce qui était trop aisément vu, de mettre en rapport ce qui ne l’était pas, dans le but de produire des ruptures dans le tissu sensible des perceptions et dans la dynamique des affects.Jacques Rancière, Le spectateur émancipé, Paris, La fabrique, 2008, p.72

[11]参见Georges Didi-Huberman, Passés cités par JLG. L’Œil de l’histoire, 5., Paris, Éditions de Minuit, p.107

[12]Roland Barthes, La préparation du roman, Paris, Éditions du Seuil, 2015, p.440

经友人推荐看的第一部戈达尔，对于导演尚在了解便不谈他了。这是部让人想写影评的电影，就说说电影本身吧。

翻阅了排在最前的几篇长评后没有看到我想要的影评，有点点不满足。而短评亦是两极分化，这倒蛮令人欣喜。

影片一开始的中产阶级生活给我一丝疲软，我想不会这部电影就是在这样环境下的呻吟吧，但很快，红男绿女乏味的社交之后，这场私奔便打消了我的顾虑。

我在观影途中时常觉得狂人不应该是皮埃罗 ，而是安娜。她才是那个野蛮生长的力量，无所畏惧，只想冒险，用一首浪漫的爱情曲哄了男主呆呆的望着她。他叼着烟头，她把他口中的香烟拿开轻轻一吻又放回去的这个细节美极。他们开始逃亡之路，不停换车，把漂亮的白色汽车开入海里再逃走也是美极。

我最喜欢的一个镜头是两人以一种婴儿一样的姿势躺在床上沙滩上，然后安娜把头靠在皮埃罗的臀部的髋骨上，他们谈论着月球的孤独男子。 真正体验过爱的瞬间的人，才会领悟到这个细节的美妙。你不用去想安娜到底爱不爱皮埃罗，爱本来就是一种感觉，感觉在瞬间，稍纵即逝。而戈达尔把这个瞬间拍出来了，与其他所有跳跃式的情节一样，这是唯一一个我感觉不到时间的流逝的情节。近乎白夜，不圆的月亮升在海面上，波光粼粼，而那究竟是太阳还是月亮也未可知。这个瞬间我认为可以称为他们俩爱情的瞬间，哪怕他们经常有接吻的画面，也不足以抵过这一场景设置的曼妙。

我常常疑惑这样类型的片子最后的出口在哪，车子到底要往哪开，往往越往后走影片的气氛愈加压抑。譬如《一树梨花压海棠》《天生杀人狂》《巴黎野玫瑰》。这种诞生于兵荒马乱的公路逃亡的爱情的出口究竟在哪。而通常他们的结局是悲剧。没有更好的结局能抚慰这种宛如二次函数峰值之后的缓慢下降又或是骤降。

在海边的生活更倾向于田园式的男耕女织，安娜不停地说我想要的是生活，不禁令我想起兰波的诗句，真正的生活总是在别处。对，当男主跳上岩石读诗时也令我想起了兰波的诗意与疯狂。如果说皮埃罗的疯狂是来自于沉醉文学，而安娜的疯狂则是对于生命本身更多可能性的冒险。当他们一起说热爱的事物时，的的确确他们看似不是同路人。安娜列举的事物，是物质的花，蓝色天空的具象名词，皮埃罗列举的是精神介质的，希望，之类的抽象名词。但最后他们都说，我不知道，一切。他们热爱一切。

这些无休止的探讨与影片走向尾声不停出现的蓝白红三色暗示，还有几处明显的政治隐喻，都让这部片子鲜活。恰恰有人讨厌这一点，讨厌电影讲的不是故事，讨厌电影讲的不是电影。又有说戈达尔用力过度者。我只是觉得欣慰，一部60年代的影片，战胜了时间。它本身是历史，却超越了历史。前几日戈达尔的长片获得了今年戛纳的特殊金棕榈奖，多神奇，和拍出这样片子的人物生活在同一时代。

我并不觉得狂妄，我甚至觉得相比很多电影里塑造的角色他们不是疯狂的，他们更接近普通人，几乎没有太多的疏离感。于此想起另一个事，喜欢lalaland的人那么多，我却不是其中一员。在被众多电影被拿出探讨的理想化的爱情与人生，那捆绑自己把脸涂成蓝色然后一声爆炸化成灰烬的结局。更让人铭记。这部电影并不带动情绪，它不做煽情的功夫，它却任由流动的情绪去构成百来分钟的组合。

如此好像打开了另一扇门，门外的世界还很精彩。停笔想了想还未能拟题，就藉由米兰昆德拉的书中一言收尾“ 当生活在别处时，那是梦，是艺术，是诗，而当别处一旦变为此处，崇高感随即便变为生活的另一面：残酷。”

今日掉掉书袋子，凭《狂人戈达尔》讲讲法国新浪潮。

最初了解戈达尔是一部2019年戈达尔的好友阿涅斯阿瓦达拍摄的纪录片《脸庞村庄》，片中末尾，阿瓦达说带着年轻人JR去看看他的偶像戈达尔，于是二人长途跋涉来到戈达尔住所，约了九点半见，见面前，阿瓦达面对这个多年没见的好友，显然有些紧张，九点半到了，戈达尔没在家，他爽约了，阿瓦达对着紧锁的大门大骂他混蛋，在门把上挂上他最爱吃的面包便离去。阿瓦达跟JR说：戈达尔是一个孤独的哲学家，所以他这个人是无法预测的。我爱他。

一如既往地，戈达尔不管是二十几岁，还是年近古稀，都无法预测。这也是60年代法国新浪潮的特色，充满年轻气息，时代感十足。

巴赞说：“电影是现实的渐近线“，电影与故事发生决裂，既无开始，也无中段，也没有结尾，荧幕上流动的都是生活，有人批评巴赞，说这种写实主义会让电影脱离艺术，沦为自然主义，于是巴赞提醒人们，不用误解写实主义的含义，他说：“生活在电影这一面明镜里看起来像一首诗”。

巴赞的主张变成了新浪潮导演的口号，戈达尔在他的影片中很忠实地履行了这一点，《狂人皮埃罗》尤为明显，我想大家都清楚这部电影是一场梦，但不同于《去年在马里昂巴德》《广岛之恋》等左岸派电影中的晦涩，四处是象征与意义的梦，这是一场充满青春气息的梦。

如戈达尔所愿，观影中，每个观众都是狂人皮埃尔，进入梦里，我会牵起美丽的前女友卡里娜的手，我们浑浑噩噩地干下一堆杀人放火的坏事，然后漫无目的地开车四处逃亡，我们在无人的森林奔跑，卡里娜也跑着，她像一个轻盈的天使，我们把敞篷车开向海里，把自己埋在沙滩睡一宿，最后让卡里娜死在我的手里，她软绵绵的，变成蝴蝶飞走，我把脸涂成蓝色，炸弹绑满我的脑袋，点下引信的瞬间我后悔了，然后一声巨响……

我醒来，心情是十分愉悦舒畅的，感谢戈达尔。

巴赞有个场面调度理论，也称“景深镜头理论“，我在《狂人皮埃罗》中没有看到一个浅景深镜头。观影全程，我的情绪随性放飞，没人在控制我，我想怎么思考就怎么思考，这与蒙太奇理论是相对立的。蒙太奇出于讲故事的目的对镜头进行有编排的组合，以达到一个最好的情绪引导效果，而场面调度理论则是为了达到一种不做人为解释的时空相对统一。蒙太奇强调人工技巧，场面调度强调镜头的原始力量，蒙太奇突出导演在电影中的自我表达，场面调度理论则努力消除导演痕迹。

这是导演与观众的关系变化，直至现在，蒙太奇理论仍是剪辑师的看家本领，而新浪潮中的场面调度理论，虽不足以适用于多样性的电影艺术，但也以其实验性与艺术性在电影史上获得很高的历史地位。

戈达尔说：新浪潮的真诚之处在于他表达了他熟悉的生活，而不是蹩脚地表现他不了解的事情。

这对创作者是很好的启示。

剧场重看《狂人皮埃罗》，似乎没有初看那么触动，也许是因为看戈达尔需要调动出一种迷影状态，而现在的自己既没到段位，也不在心情。

当然是犀利的，三色调、画外音、破四墙、段落重复、跳跃剪辑，都可以看成是对时空的断裂与增殖，戈达尔用电影的技术反程式化的技术奇观，用符号的冲撞（内在是文化的冲突）反单一符号的殖民，在混乱、阻断、脱线的时空中，语言逃逸出意识，影像跳脱出情节，用模仿与引用消解了故事本体的意义，显出终归虚无的悲剧性。电影模仿的不是生活，而是无须对生活负责的文学。戈达尔在一个类型片题材里呈现的意义，几乎都是类型片所忽略的，并且，仍保留着对人（安娜）的深情，可能正是这一点，让那些红裙舞动、莞尔一笑、相对一吻的场景，成为了经典的瞬间。

喜欢的地方包括：

在安娜公寓那个人动镜摇的长镜头，回环的舞台和动作设计，空间的魔幻感打开，也呼应了之前引用的space reigns；

两人在树林模仿歌舞片，远景镜头，但切在半身，有种海平面感；

开着豪车冲入海中，消解了物质的驱动，同时又是情节的伏笔；

两人分别对着镜头独白，在事件/动作陷入疲劳时，情感与生活又出现了；

用名字的问答来提示人物的连贯性；

用图画来指代人物，用引文来宣泄带有历史感的情绪；

霓虹灯的蒙太奇和酒吧爵士乐的乱入；

码头男讲的自己人生是一首歌的故事，“十年了”真是悲剧；

表演中的表演，引用中的引用，以及打破它们的对话“-闭嘴吧预言家！-我说的是书名”

“我们是假释的犯人，树呢”

“现在的人都不知道巴尔扎克了吗？”

正如《理解戈达尔》里写的，男女总是无法交流，接连的动作总是指向“不该来这”的悲剧。

有时我觉得戈达尔完全在依靠小聪明拍电影，缺乏那种手工艺人精神，比如有些声音的刻意断切听起来非常业余，还有些引文感觉在回避真正困难的问题，但仔细想想，能将这些自如地运用在电影里，本身就是一种艺术的自信。正如结尾所象征的，这种自信也会带着天才的光芒进入永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