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

《八月》是新人导演张大磊的长片处女作，在2016年第53届金马奖中成为黑马，一举夺得最佳剧情片奖。它以散文化的风格投映出“童年”的成像。无论是散文风格还是“童年”构型，在中国电影的谱系中，《八月》都仍待时间的沉淀与更为广泛的评价。

个人最喜欢的一张海报

一、“The Summer Is Gone”

《八月》勾画了张小雷在小升初暑假八月时的生活。

故事发生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下岗潮”中。作为电影厂剪辑师的父亲工作难保，却坚信在新规下依然能够“凭本事吃饭”而依然清闲故我。母亲则为了晓雷能上一所好中学东西奔走，成为家里的经济支柱。

影片还穿插了其他碎片化的情节：在路上结识的小混混被警察逮捕又被释放，对面的邻家女孩成为幻想中的对象，太姥姥卧病在床最终离世，昙花含苞、开放……最终，父亲为了生计离家随剧组赴草原拍摄，小雷心中对家庭、父辈的依恋隐隐生发。夏天就此结束。

“迎来送往”是故事的命题之一，童年被解构为碎片，在散乱中呈现出浑融的气韵。散文化的电影往往“从平凡而朴素的生活本身出发，把具有同等重要意义的许多社会现象与问题，综合成一个整体表现生活的复杂性，使用开放性结构，表现生活的多义性”，而在这些看似平淡的流变中，却反映着“巨大的生活进程”与“时代脉搏跳动”。

二、散文：意象的构成

由以上故事概述或许可以管窥这部作品散文化的艺术追求，而如此的创作倾向还在故事以外的种种场域中表现出来。影片中都有着颇多意象的“艺术性重复”。意象的连缀积淀出黏连的情绪，“诱发观众丰富的联想和想象，凸显‘电影散文’的品质”。

昙花一现

电灯的反复出现一方面表示日日夜夜的时光飞逝，同时又是人物心情飘忽不定的承载体，更深一层则是父辈指引的隐喻。另一个突出的意象便是昙花。小雷两次与昙花合影，一次花苞未展，第二次昙花盛放，这蕴含了对灿烂童年稍纵即逝的无力感。此外，小雷随身携带的双节棍伴随着他直到影片最后，暗喻着童年小雷纯真不羁而充满韧性的心灵，同时更像是一种对外部世界抗拒意识的隐喻。

而重复的不仅仅是这些具体的物象，音乐也可以建构为一种听觉意象，从而契合散文化的追求，带来更为直观、多元的视听体验。《八月》中反复出现的巴赫等古典音乐作品庄严深邃，影片得以在琐碎中沉淀出厚重感，同时又像以音乐形式对父辈沉郁告白。

小雷双截棍不离身

在多层次的意象之中，时间被染上了庄严肃穆的仪式感，童年不再是无忧无虑的单纯色彩，而是有隐秘的压抑与悲哀潜伏。在如诗经般重章复沓的意象中，欣赏者持续地获得突出的暗示，并逐步内化影片传达出的“哀而不伤”的情绪，更富曲折婉转的意味。

三、童年：角色的轮转

孩童的视角毋庸置疑是影片最为重要的一部分。世界零碎甚至残缺的面貌投射出模糊的印象。要探析孩童视角下的世界，就必须分析具有重要象征意味的角色。

《八月》中父亲的角色并不如《城南旧事》般给观众以柔光环绕的亲切感。在九十年代的“下岗潮”中，国营电影厂剪辑师铁饭碗不再。而父亲坚信自己的能力，对社交建设依然不屑一顾。他沉浸于自己的文艺事业之中，始终不肯“低下高贵的头颅”——这也是他自始至终对小雷的教导。然而时势的变化还是将他的生存空间挤轧得愈加逼仄。小雷在梦中惊醒，起床看到父亲在客厅向空中作李小龙式的挥拳：周遭是无数看不见的墙，向虚空中抗击而无济于事。成人世界的悒郁与无力在这个长镜头中展露无遗。最终，家庭的重担还是迫使父亲放弃了所钟爱的剪辑工作，跟着剧组奔劳于片场。影片画面绝大部分是黑白的，摄影多固定镜头与长镜头。而最终在远方带来的片场录像带中，小雷看到了父亲工作的场景：画面为彩色，手持摄影的摇晃中色调惨淡。安稳而沉静的黑白画面呈现的似乎不过是孩童独有的幻梦，最终动荡的彩色画面才是成人世界不得不面对的真实。

作为一个颇具理想主义情怀的“艺术工作者”，父亲从未刻意干预小雷的成长。他对小雷唯一的要求不过是“有骨气”而已。这种浪漫色彩浓厚的生活态度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小雷。影片中，李小龙是小雷的偶像，而双截棍是小雷随身携带的物品。刚正、落拓的父亲形象与李小龙其实存在着一定程度的重合，因而父亲在小雷的生活中也部分地充当了“偶像”的作用。张小雷手中紧握的双节棍与父亲坚持的艺术生活追求恰恰形成了不同年代、不同维度的呼应。影片接近尾声，小雷在清晨送别父亲，手中不见双节棍，身上却披着大小全不合身的三中校服——父亲的离去意味着他电影剪辑理想的延宕或缺位，他的人生也仿佛罩了一件不合身的外套。由此看来，父亲与小雷的人生在影片中呈现了某种同构。

《八月》中的父亲颇具身教式的引导色彩。角色隐含的理想主义色彩透过淡淡的哀伤情绪在影片中流淌。值得注意的是，对于童年和青春的缅怀既含有从成年世界“后撤”的意味，同时又是一种对更高纯度精神生活的向往。因而“童年”与“理想”在成年世界中完成了重合。小雷人生中“父亲”的离去，意味着一代人向父辈角色的靠近，意味着孩提世界与成年世界的进一步交融——而理想主义似乎也在失去童年的光彩，掺杂了更多现实的艰辛与无奈。

其他角色虽然不具备父亲这般的核心影响力，却依然构成了孩童眼中的世界不可或缺的部分，并影响着最终情绪的传达。

随着年岁渐长，善恶之辨是孩童必须面对的命题。影片中有一个较为明显的“恶”的载体：混混。小雷在街角偶遇正在敲诈的混混三哥，后成为朋友。他旁观了三哥的爱情，也旁观了三哥在黑夜中被警察抓捕的情景。善恶在小雷心中不是可以确定疆域的王国，恰如《城南旧事》中英子的疑问：在视野尽头，海和天如何分辨？濒临生活的边缘，善与恶又如何判断呢？孩童的目光虽然模糊，却带领着他们更加宽容而不设限地认识世界，从而更接近人与生活的真实。

另一个复杂的命题则是生与死。《八月》的死亡集中表现于太姥姥身上。太姥姥终日卧床，亲戚们轮流侍奉。而小雷则仿佛一个偶然介入的旁观者——他总是在太姥姥的窗前出现，观望着窗内愁容满面的人而无丝毫忧愁。死亡对于他似乎依然完全陌生，如浮光掠影。

除此之外其他人物也有各自清晰或是模糊的色彩。如时常站在阳台上引吭高歌的工人，如对面楼里小雷的梦中情人，如父亲在工厂里的死对头韩胖子；再如电影院的售票大妈、游泳馆的登记员、中学的招生老师……甚至是镜头中一扫而过的广场舞妇人，都构成了整体的年代气息。

四、童年“镜像”内外

影片有着不同于以往大陆“童年”题材（如《城南旧事》）的观影直感。

首先，影片的地理话语颇为独特。我们并不会对故事发生的场景有太多新奇或是特异性的感受。故事发生在内蒙古的小城，却呈现出了南方观众也不会感到隔阂的城镇图景。地域的标签仿佛被悬置，并不构成外在于“童年”的独立元素。

其次，影片人与物的运用并未遵循较为规律的逻辑。它们的出现往往没有过多的深意，而是为了营造整体的时代感，或只是构成童年回忆自然而然的一部分。因而整个非系统化的人物与物象设置也显得随性而飘忽。

第三，影片的故事架构清晰度较为模糊。“小学过渡到中学”的故事大方向似乎只是种种碎片交叠堆积的场所，最终呈现的效果完全不受这一场域的限制。仿佛是一张无序的网，各种线条在短暂的时空中偶然交汇。或者说，这便是《八月》的“形散”特征。

导演的拍摄思路恐怕是影片风格的内在原因。张大磊眼中，“生活的一切都是美的”。仿佛《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呈现了台湾时代画卷一般，《八月》所铺展开的并不仅仅是张小雷眼中的世界，它更侧重一整个时代的风貌——或是以一个微观截面来烛照宏观的时代特性。人的主观视角在影像上有着刻意的撤退与间离——甚至影片的名字《八月》都仅仅是一个表示时间的名词，不具备过多的阐释意义。

如此的拍摄思路必然影响影片的拍摄手法。《八月》频繁运用长镜头，但其运镜是缓慢而稳定的；影片中一些家庭场景的固定镜头甚至颇有小津安二郎的风度。从整体上看，显得更为客观化，将影像的判断选择权更多地交给观众，更加注重营造整体氛围，而非嵌入固定的视角与确切的情绪。如此不同的美学特征有着不同的创作背景。张大磊对如杨德昌、侯孝贤等台湾新浪潮导演的作品接触较多，因而呈现出“主观的现实主义”的作者化色彩。

没有父亲的全家福

“童年”的怀想永不落幕，则“童年”题材亦将获得更多元的表达。《八月》只是散文化“童年”电影在新时代的鲜活案例。而如此风格与题材，都值得进一步深化探索，开辟更为长远、错综的路途。

延伸阅读 ：《城南旧事》长评 《八月》之前，我们如何讲述童年

本文可见于 （按照发表顺序排列）

风影电影纪 ： 《八月》：散文化的“童年”成像

九十九度 ：「映话」八月：散文化的“童年”成像

财新网 ：《八月》：散文化的“童年”成像

迷影课 ：《八月》——散文化的“童年”成像

本文部分发表于《上海电视》4月某期，如需转载，请一定联系本人、一定注明、一定附上豆瓣链接！

--------------------------------------------------------------------------

《八月》给喜欢艺术片的影迷带来的冲击，没有《路边野餐》那么大，后者以一个超级长镜头模糊了现实与梦幻的界限，探讨人生的种种遗憾和情感，情节设置相当精巧。这两部，我都在影院看了两遍。

但《八月》未必不梦幻，不诗意，不以镜头语言说话，它淡淡地带观众去往另一个方向——恢复我们的某种记忆。上世纪90年代初的记忆，基本被导演张大磊浓缩在短短一个月里。这种处理，很容易产生把时空线索刻意装进一个罐头的效果，参见无数引用非典和张国荣之死的国产青春烂片。这一层，张大磊做得勉强自然。

这也给电影造成弊端，没有这种共同记忆的人，如何明白，国企改制给下岗工人带来的瞬间绝望？个体户在当时是个什么地位？严打是什么？以《亡命天涯》开启的每年十部分账大片如何震动了电影市场？

95后00后怎么看他们出生前的社会状态？

没有背景知识的外国人能否看懂？

过来人，如我，甚至比我离片中经验更近的那些大厂子弟，看完后能得出什么结论和启发？

本片用了11岁小雷的视角，又不只如此，还父亲的视角、上帝视角，最后时近时远、疏离朦胧地讲述了小孩不明白、过来人一看就懂的社会状态，它甚至没有中心情节。说到底，它是需要观众主观参与的电影，用意识去缝补一场场戏之间的联系。

怎么说呢？这就像我们普通人去看《魔兽》，只是看了个故事单薄的奇幻片，游戏玩家去看呢，就是看着他们从小就认识的游戏角色变成真人走来走去，角色讲的笑话，我们都听不太懂，玩家懂，角色的社会背景、江湖地位、情感关系，我们不会注意，玩家却能从一个小细节看出导演用心。《蝙蝠侠大战超人》同理。

《八月》因为生活化，很真实，所以观众可以不费脑筋地看导演铺画册，一页一页，即便不去主观缝补剧情，这个电影时空也是成立的。但是看完之后呢？

既然是画册，《八月》大概还是影像出彩。此片风格略似做起梦来的杨德昌，但没有杨德昌那种犀利冷静的态度，杨的电影基本不会给我们对现实发梦的机会。

我很喜欢《八月》里警察追捕不良青年三哥那场戏。近景里的小雷看着远处虚景里警车边的人渐渐跑近，与他擦身而过，是三哥，小雷也跟着跑起来，先是听到三哥呼叫的声音，接着远远看着他被逮捕的全程，此处的视觉语言正贴合孩子懵懂迷惑的视角。

有人说本片看不出张大磊在莫斯科学过电影。但小雷梦中的水上倒影，河溪边因黑白影像而显得格外明亮灿烂的小树，明明沾染了塔可夫斯基的风格。

梦境多少与现实相连，越到后来越模糊界限，也避免了复制小学生作文式生硬的转场交代。

比如，德彪西的音乐渐强，小雷在被邻居小姐姐亲脸的瞬间醒来，此刻小姐姐正在用小提琴拉曲。

比如，他说想上重点中学三中，是因为校服帅还能配上三哥那样的漂亮皮带，一向宠他的爸爸气得把他丢路边，自己骑车飞奔回家。于是他梦到爸爸带他在草间寻觅，不知道在寻觅什么，最后找到了蛐蛐，爷俩还一起吃西瓜，他讨好地说“爸，我不去三中了。”

这是儿童臆想中的困惑、解答与和解，在梦中完成。

爸爸坐车去远方做场工，切入同伴搞联谊的场景，再切回车上。这个场景里出现了那位每天早晨站在阳台上唱美声还常常即兴喊诗的大叔，因为他后来又出场，在小雷母子看昙花的时候喊诗，所以我们判断那场联谊不是未来场景的插入，它像是在车上的一个梦，这也可能是男人对未知明天的茫然想象。

激起这场车上飘飞的，是《你在他乡还好吗？》。这让我们赫然想起，那几年最流行的，原来都是外出务工人员的心声，“大哥大哥你好吗？”“思乡的人儿，漂流在外头”“你那里下雪了吗？”词曲虽流俗但质朴真挚。

再想想今天外头唱的都是些啥，时代印记，民风人貌，都蕴藏在流行乐里。

父亲大概是全片塑造得最立体最有血肉的角色。

他总嚷着“人不能低下高贵的头”，却不得不随他瞧不起的韩主任，离开熟悉的家园，放下剪辑的本事，去跑拍摄现场。揾食不易。

他看到韩主任也会赔笑，也任凭儿子追打韩主任的儿子。韩主任在楼下地图炮乱骂，他就暴躁紧张。他连见老丈人，都要站起来，像跟领导汇报工作。

他嘴里说国企改制是让人凭真本事吃饭，内心却焦虑不安。只能喝喝酒，一遍遍观看《出租车司机》尤其是那句“Who the fuck are you talking to?”

最激烈，也只是半夜抡空拳中发泄一番。

他惩罚了儿子，晚上又不好意思地过去劝儿子快睡觉，既心疼又愧疚。

他们看绝症梗爱情片《遭遇激情》，儿子看不懂睡着了，他却看得泪流满面。

男人喜欢的浪漫都很残酷，是生离死别。

这种真实，大抵体现了张大磊对身为剪辑师的父亲怀有的深爱与敬意。

讲真，看完这部片，我一直沉浸在写自己童年往事的兴致中。唤醒，也许就是这样一部艺术片的意义吧。

---------------------------------------------------------

请关注我的公众号 “树屋钓月亮”。

一直以来特别想吐槽，今天忍不住出来胡说八道一下，如今热衷于拍摄年代戏的编导们，其实都忽视了一个重要的问题：不知道如何真正地让观众「入戏」。

所谓「年代感」其实指的是「回忆感」，我们可以闭上眼睛在脑海中过一遍久远的记忆——那些陈旧的记忆对比鲜活的记忆，其质感的差别是怎样的？

因此，仅仅在服化道上下功夫抑或者是老歌大串烧，最多不过架空复刻一个虚无缥缈的外壳形式，在剪辑与影像本体上下功夫才是正道。《八月》之所以不能够获得我的共情，很大一部分程度在于其景深效果使用的失误。换言之，是张大磊作为导演摄制思路的失误：他误用了2010年后影视创作者们普遍形成的数字化的拍摄思维，去表现了二十年前中国社会剧变下个体的困顿。

那么「数字化的拍摄思维」要做何理解呢？电影是一门及其依赖机器的商品／艺术，从早年的「西洋镜」到「摄影枪」；从梅里埃黑白胶片手工上色到红绿染印法的里程碑；再飞速发展到如今几近普及的5DIII、DJI OSMO、BMCC乃至Red One等数码设备，机器作为拍摄工具的更新总是在不断丰富和推动电影的拍摄方式和表现形式，因此造成了一个现象：特定年代的电影作品，其主体、对象、形式、语法都与那个年代所具备的机器条件不谋而合。

这就促成了一个年代区间内诞生的电影作品存在着大量的共同特征，这些「共同特征」恰恰就是「年代感」的核心体现。而由于不同地域经济条件与电影工业的发展程度各有不同，其相同年代区间内的「年代感」也因此在题材和形式上各有不同。

从这个结论出发，一个近年来恰如其分还原出「年代感」的正面案例，是贾樟柯的《山河故人》。典型表现是在影片中不同的年代段落里，使用了不同的、对应年代常见的画幅比例。其他更多不显山露水的手法还包括但不限于：

一、色彩。

同为90年代，《山河故人》的画面在色相与饱和度上存在着一定的色偏和失真，为的是对应上90年代那个以胶卷和磁带为主的影像模式。而《乘风破浪》中浓郁如泼墨般的色彩，好看归好看、浪漫归浪漫，但很显然与真正90年代影像特征有着较大的出入，缺乏说服力。就像影片穿越的内容一样，构建的是一座完全架空的海市蜃楼。而《八月》中占据大部分的黑白画面，无论从对比度、高光和阴影部分展现出的宽容度与画面的锐度，都是清一色典型的当代数字画面。也许张大磊在后期的阶段应该请调色师多拉拉画面曲线什么的，像《山河故人》第二部分那样，把画面做出早年拍摄器材感光原件并不出众的那种泛白、低像素的质感。

就不拿九十年代时代背景的《乘风破浪》和同年代背景的《山河故人》比，就和韩寒自己的前作《后会无期》（时代背景为当代）比，相同的机位，相同的景别，相同的桥段，看得出差别吗？

二、景深。

之所以专门把景深拉出来讲是因为这是《八月》最让我出戏的元素。有过比较多拍摄经验的同行应该都有类似的感触：如前文所述，自从电影从胶片时代逐步过渡到数码时代，机器所能调动的轻便性和本身性能的突飞猛进已经基本上改变了电影的拍摄流程和思维。以往的光圈和胶片的感光度不足以支撑机器通过虚实来「压缩」画面内容使画面美观、干净不杂乱。因此回顾国产2000年前的电影，画面的景深范围往往都能够保持在起码十米以内，相比如今动辄长焦、微距、大光圈设备拍摄出的浅景深镜头泛滥，那个年代更加强调拍摄环境的光线、距离、布景和时机与画面的构图、平衡、韵律是重中之重。《八月》的镜头显然在这些部分显然欠了一些考虑。（后来从曾和张大磊当面交流过这一问题的友邻那儿得知，《八月》因为经费有限选择的主要拍摄场景是正在拆迁，拍摄的前后过程中环境变化较为显著，不少桥段不得已使用与九十年代不符的浅景深以规避环境变化造成的跳戏）

这个画面的虚实感实在是太不九十年代了

当然因为思路问题造成的出戏在景深方面只是一部分，从韦斯·安德森在国内影响力大增之后，正平面镜头、舞台视角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了国产电影中。这是有悖于强调画面「纵深」的传统的。同样是两侧遮挡的场景，对比《八月》与其致敬的《悲情城市》，空间的层次感差距颇大。

三、运动。

和景深问题有着同样的原因，设备机器的更新改变着镜头本身与镜头内运动的形式。旧时的国产影视作品往往习惯于通过出入画与纵深来突出运动感，我印象最深的是86版《西游记》片头还是片尾的最后一个固定机位镜头：摄影师将机器放置在地上处理成略微仰角拍摄的角度，六小龄童饰演的孙悟空从摄影机上方跨过走向远方，这时画面内容是六小龄童从画框上方入画随后从前景走向后景，而接下来另外的师徒三人一马亦步亦趋分别从左、右、上方依次入画从前景走向后景，画面运动在视觉上非常丰富。

如果说以上的运动方式是属于旧时代的，那么新时代的运动方式显然发生在机器愈发便携化之后。手持拍摄即是一个典型代表，大陆开始大量有意识、成体系地使用晃动手持镜头形成风格的代表人物当属娄烨。娄烨习惯将手持与主观镜头相结合，制造角色内心的飘忽和悸动。这其实是最切合运动镜头拍法的思路：注意运动的物体甚于静止的物体属于人的生理本能，来源于进化过程中对外界信号的反馈心理。娄烨用手持的方式将运动-心理的关系勾连起来，完成影像的内容表意。而包括《八月》在内的如今多数国产电影镜头中的运动都是毫无意义的废素材，就像后来模仿冯小刚在电影《大腕》里植入广告的那些人，植入的广告真的只剩下了广告的作用，而不是有机地与其他道具一起，共同起到明确/隐喻主旨的作用。

包括《侠女》中间竹林对阵那一场戏，胡金铨在画面中安置竹竿、树叶、岩石作为前景，将人物安置在中景、大环境作为后景，拍摄对象尽管始终被运动的镜头捕捉在画面内，但多层次的空间反复遮、露、挡、显、藏、现人物，依然保留有强烈的视觉趣味性。

遗憾的是，不论是哪一种年代的运动，都没看见张大磊在《八月》中地道地使用的痕迹。从还原「年代感」的要求上退一步回来说，《八月》连基本的视觉趣味都稍显匮乏。

四、帧率。

这部分与《八月》这部电影无关。只是基于「从影像本身出发营造『年代感』」这一问题衍生出来的探讨。帧率的变动同样是基于电影机器的进步。从早期的8帧／秒到16帧／秒到通行于世的24帧／秒，再到《霍比特人》48帧／秒与《半场无战事》120帧／秒的探索，每一次转变，背后都是一个旧时代的结束与一个新时代的开始。这不正印证了「年代」这一概念么？

五、镜头。

《爱乐之城》为了向古典好莱坞致敬，表现出歌舞片黄金时代复古的风格，达米安·沙泽勒特地选用了在1953至1967年间主流的变形宽银幕镜头拍摄。此外，片中诸多场景的镜头都被刻意地一镜到底，减少镜头之间切换的频率，是达米安·沙泽勒在拍摄技法上对黄金时代歌舞片的另一种「回归」。

预告片里先声夺人的口哨声，可以算做是好莱坞黄金时代西部片的标志之一

看完了影片《八月》，我想起《比海更深》海报上的一句话，“不是每个人，都能成为自己理想中的大人。”

这是一个孩子，站在成人世界门前，学会的第一句话。

长大，是要伴随着面对和接受现实的。

就像是片中小雷的梦境，无论是女神姐姐的轻轻一吻，还是偶像三哥从羊肚子里掏出碎石，一切都是要醒的。

只是，时间的早晚。

《八月》是一部“以孩子的眼睛看成人世界”的电影。最终，成人的世界崩塌，孩子长大成人。

而孩子的眼睛，又是一双不被成人世界发现的眼睛，没有人在意，更没有人以为孩子看得懂。

其实，他都看得懂。

也正是在那些无人知晓的角落，孩子获得了一生难忘的经验。没有人故意教他，但每天发生的事，又是最生动的课程。

那是1994年的8月，小雷12岁。这是他小学的最后一个暑假。

在内蒙古电影制片厂大院温热的空气里，小雷的童年记忆是灰色的。于是夏天也被削去了明亮，被捂进了被窝里，越发令人消沉。

那是一个正在褪色的时代，隐隐地，小雷感觉到生活在一点点变化。没有天翻地覆，却于无声处见惊雷。

最明显的，父母变得爱争吵了，而争吵的话题，也不再是柴米油盐，而是一些更宏大的课题。

在一次争吵过后，母亲躲进屋里，父亲对一旁的小雷说，“孩子，记住，人不能低下高贵的头颅。”

屋里的母亲隔墙补枪，“那你就抬着吧。”

小雷笑了。

就在那一年，中国迎来了一场国企改制的浪潮。

一家家国企被私人买断，铁饭碗被打破，工人阶级的优越感荡然无存，而“向钱看”成了潮水的方向。

小雷父亲所在的内蒙古电影制片厂，也面临着解体。

就在解体的前一天，在工厂外燥热的操场上，一场拔河比赛正在进行。

只见工人们分成两拨，从相反的方向拽紧绳子，为那一分一毫的挪动，用尽浑身的力气。

可吊诡的是，时间流逝，绳子却始终僵在半空，丝毫未动。

这不就是那个亢奋的时代，最真实的写照吗。所有人都卯足干劲，一心一意，过着被浪费的时间。

而这时，突然有一个人站了出来，大喊一声：放下吧，都过去了，你们要迎接新的考验。

就像歌中唱的那样，“昨天所有的荣誉，已变成遥远的回忆。勤勤苦苦已度过半生，今夜重又走入风雨。”

国家曾经的承诺破产了，乌托邦式的大院生活终于难堪重负，土崩瓦解，所有曾经被体制豢养的人通通被甩了出去，不得已重新面对一个陌生的商业社会。

这是一种残忍的放逐，不是一句“从头再来”就可以掩盖的。

如果你对这段历史感兴趣，不妨看看黄建新导演的《站直喽，别趴下》。

影片通过发生在一个工厂宿舍楼里的邻里纠纷，刻画了一个工厂领导、一个作家文人和一个下海经商的混混之间的故事，为我们展现了那个时代特别典型的一幕。最终，领导为钱折腰，文人斯文扫地，只有那个会挣钱的混混，成了时代的弄潮儿。

面对这样的大势所趋，一句“站直喽，别趴下”，成了体面人无法兑现的挣扎。

《八月》中小雷的父亲，同样生活在这种挣扎里。

他是一个对电影有追求的人。在所有工人都在拔河的时候，他一个人躲在暗室里，为影片《悲情布鲁克》做着剪辑。

这是一种沉默的“拒绝”。

两岸城市都已背信弃义，我不会上岸，加入他们的万家灯火。

父亲的“拒绝”，源自骨子里的文青气质。而当文青最大的赌注，是相信这世界到最后拼的是“才华”。

儿子小升初考试不利，他拒绝走后门，给儿子涨分。

下岗失业，面对妻子的冷眼，他拒绝向韩胖子低三下四地讨出路。

他最爱说的话是，“不怕，有能力的人总能吃上饭，这是好事。”而每次说完，又会心虚冒汗。

他最爱看的电影是《出租车司机》，而片中罗伯特·德尼罗饰演的特拉维斯，他的孤独和愤世嫉俗，又是父亲内心的写照。

这一切，儿子小雷都看在眼里。

而影片最让我感到惊喜的，是对这对父子关系的呈现。

那之中没有代际的裂痕，父亲也没有因个人遭遇而丧失对儿子的关注，反倒在他们之间，更多的是理解、纵容以及静静流淌的温暖注视。

在片中，小雷有一副双截棍，那是父亲锯掉家里的墩布杆儿，为小雷做的。

小雷整日带着它，想象自己是李小龙，把双截棍挥向所有猖狂的恶势力。

在学校里，他用双截棍打了因家中有权有钱而格外嚣张的同学。

在办公室，他用双截棍打了态度恶劣并拒绝给学生涨分的老师。

在电影院门口，当韩胖子试图向父亲施舍饭碗时，小雷二话不说，挥舞着双截棍，追打韩胖子的儿子。

可让人惊讶的是，那一刻，父亲并未出手阻拦，而只是远远地看着儿子，嘴角还藏着一丝笑意。

在每一次父亲不便出手的时刻，儿子都心领神会地站了出来，完成了父亲无力完成的反抗。

这一份来自儿子的“拒绝”，让父亲感到欣慰。

就像是在田野里，别人摘了西瓜拿到大院里卖，而这对父子却坐在田间，自己吃个痛快。

这是父子俩，在时代的浪潮底下达成的默契。

正如影片开头，父亲站在泳池边教导儿子，“你要夹住双臂，记着，一定要使劲夹住”，这样才不至于被潮水吞没。

可是，和所有“透过小人物反应大时代变迁”的电影一样，人终究是拗不过时代的。

在深夜，小雷推开门，看见父亲正对着空气，挥舞着双拳。

那种心怀愤满，却无处发泄的无力感，正在一点点蚕食这个中年男人。

于是我们看到，父亲原本的“拒绝”，到最后，通通成了妥协。

在饭桌上，为了儿子能顺利考入三中，父亲赔笑陪酒，而当对方说出“您放心，孩子的事包在我身上”的时候，父亲看向小雷，露出了特别让人心疼的笑容。

那笑容里面，有得偿所愿，有如释重负，而我看到的，却是一个放弃坚持的人在尝到甜头后的一种无奈的沦陷。

之后，父亲加入了韩胖子的剧组，成了一名场工。

他要随剧组离开家乡，去远方，为自己的家庭打拼。

和这个短暂的八月一样，离别也显得格外匆忙。仿佛昨天还是炎炎夏日，而今天已是惶惶深秋。

看着父亲远去的汽车，小雷愣在原地，母亲也拽不走。

他意识到，自己的生活已无法回到从前，那个无忧无虑的童年，也随着父亲远去了。

本片的原名是《昙花》，英文名是“The summer is gone”——夏天已逝。

这两个名字，显然比“八月”要更为直接。正如一股浓浓的缅怀情绪，始终飘荡在这部电影的呼吸里。

父辈们，缅怀的是一个逝去的时代。

在父亲离开的前一天晚上，他和几个制片厂的老朋友聚在一起，大家喝着酒，有一搭没一搭地闲聊，彼此说着“我们的未来都会很好的”，然后一起陷入沉默。

后来不知是谁唱起了歌，引得大家也跟着唱了起来，蒙语，只听得出那是段哀伤的旋律。

仿佛是他们，为一个时代唱起的挽歌。

小雷缅怀的，是一段无法追回的童年记忆。

这段童年的结尾，永远留在了两张照片里。

第一张，是在自家的门前，母亲养的昙花终于开放。小雷站在昙花旁，合影留念。

他笑得很开心，仿佛自己终于找到了一种方式，留住了一段转瞬即逝的时间。

这让我想起周云蓬在《空水杯》中唱的：“长出来又衰败，花开过，成尘埃。”

第二张，是一张残缺的全家福。

那里面，有年迈的姥姥、姥爷，有买断工龄只换回了一屋毛线的舅舅，有早早干上个体户发家的舅妈，还有小雷的母亲。

不见的，是刚刚过世的太姥姥，她的空床，还在屋里安静地睡着。

另一位不见的，是已经远走的父亲。

3，2，1……就在按下快门的最后一刻，小雷猛地抬起右手，揽着空气，仿佛是搂着父亲的腰。

他用这个动作，给这位无奈缺席的父亲，保留了一个温暖的位置。

这也是《八月》最动人的地方。

面对一个时代伤痕的故事，它却丝毫没有流露出戾气，而是始终以温暖的调子，去抒发悲凉的情感。

它就像是一首散文诗，淡淡的，一点一点铺陈，直到最后，也只是小小的爆发。

可这一切，又恰到好处。

如温柔一刀，令人猝不及防，却只轻轻地刺在心上，留下一道浅浅的疤。

不疼，但是印象深刻。比起痛彻心扉，更让人愿意回味。

（口述：张大磊，整理：蜉蝣）

我是1982年生人，成长在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我的青少年时期是在内蒙古电影制片厂的大院里度过的。所以说我经历了一个电影制片厂从繁荣到衰败到它现在的消失。但是我不是直接的亲历者，而只是一个旁观者，我看到了它的变化，看到了厂里人生活的变化。

2000年的时候，我高一辍学，决定去俄罗斯。阴差阳错选择了去圣彼得堡电影大学。本来是想要去学习音乐的，但是后来考虑之下觉得音乐可能不太适合，我就选择了电影。当然这也不是我的本意，只是因为还是觉得自己要学些什么，才选择了电影。从小接触过、看过不少电影，在我生活的大院里面，有一个大的影厅，看电影是不花钱的，我每天都会去看，所以还算是亲切和熟悉。

《八月》是我在2008年的时候想到要拍的一部电影。2006年毕业回国之后直到08年这段时间，我一直在试图要找到一个机会来拍摄属于自己的电影。但是当时这样做很难。因为严格意义上说，那时我并没有进入到电影工业圈里面，只是说在外围想找一些机会，完成自己的表达。但是一直没有实现。再加上零八年那段时间我状态不太好，就选择回到家乡内蒙古呼和浩特休息段时间，希望能完成一个剧本。

就是在那年的八月份，有一天我回到姥姥家。他们家是一个大家庭，家的环境和片中大家看到的差不多，有自己的一个小院儿，有葡萄树。我本意是去休息，或者说也没有什么事做，就在他们家待了一天。但是吃过午饭，我坐在那个躺椅上，突然感觉周围的一切变得安静，好多细微的声音从四面八方传来，它不像是当下那么嘈杂的声音，它很细微，但是它让周遭的环境显得很静，时间变得特别慢。我可以毫无目的的放松下来，去感受时间的变化。

那一刻我才觉得这种感觉是久违了的，好像我们平常已经忽略了太多这样生活的本质，已经忽略了从早到晚光线的变化。就是在那一刻我感觉既熟悉又陌生。那是曾经经历过，但是又很久没有体会过的，让我想到了很多过去的事儿，想到了很多拥有共同感觉的那些时刻。它恰恰就是在九四年左右，是我的童年或者少年时期。

那时候每个人都不用为了一个目的或者为了一个什么一定要完成的事情去奔忙或者是锻炼自己，而是一切都是生活的一部分，自然而然的发生，自然而然的结束，那种感觉特别好。所以我就想要创作一部电影或者说完成一个剧本，来把我这样一种既熟悉又陌生的感觉呈现在电影里。像一场梦一样，我想把这个梦反映在电影里，反映在屏幕上，然后我亲眼去看到。我特别急于去做这样的一件事情。

但是零八年的时候只是有这样一个念头。完成这样的剧本不是很容易，它需要在自己的记忆库里，或者说从自己的生活经验当中挑选出最适合的或者是记忆最深的那些片段，然后有机组合在一起，才能形成一个可以实现的剧本。

所以这个工作直到2012年才完成。剧本完成的时间很短，用一个月就写完了。也是因为之前积累了很长时间我一直在思考这个事情。但是直到2015年才拍摄，中间也经历了很多次的剧本的修改。这也是我自己和自己一个交流的过程吧，我在不断的确定自己想要什么，因为这个太无形了，它不仅仅是停留在叙事的层面，也不仅仅是一个戏剧的结构。它是我自己的事儿，我要面对自己说话，我要了解自己想表达什么。

2012年完成基本剧本之后就是忙着要找到机会找到投资找到合适的出品人，愿意一起实现这部影片。

但是众所周知这样的电影不是很容易完成的，因为它——最起码是剧本——很难让人看到商业价值或者是可能性。直到2015年都没有找到合适的投资，这中间我也想到过要把这个剧本可能更靠近情节剧或者更靠近一些商业性。但是最终我都放弃了。我觉得它他原本不应该是这个样子。

直到2015年的夏天我觉得这个东西如果再不拍的话它会特别的影响。我投入了的太多。不管是情感还是时间或精力，它就像一个盖子一样压在我心上，我只有把它揭开才能明确我下面的方向。所以我决定先拍出来。同时它也不仅仅是一部电影，对我来说它也是我的方向、判断的标准。就是说我会用它的结果来判断我接下来该如何计划自己后面的道路。

也没考虑后果，一个挺冒险的行为。和人借钱或者是家里出钱，等于说是自己把这个片子做出来了。当时根本没有想到说它会去参加什么影展啊或者是要发行上映啊什么。只是单纯的要完成一个自我的表达。

拍完之后通过朋友的推荐，我去参加first影展，通过first认识了很多朋友，包括业内的一些前辈们、老师们。大家对这片子感觉还行，就推荐给了更多的人，让更多的人普通观众、影迷或、业内的选片人，甚至是让大陆和华语地区以外的老师们看到这部影片。所以就参加了一些包括金马影展、东京、鹿特丹等这些有影响力的电影节。

现在我还是想尽量保持一个很单纯的作者姿态。其实金马奖和其它奖项并没有直接影响到我们的生活，只是像我刚才提到的，这部电影对我们的意义是，它并不单纯的是一部电影，而是决定了我们未来的创作方向和下面的规划。它让我知道我最起码还可以继续拍电影，还可以继续下面的创作。

接下来的创作我们也会遵从自己的心愿，按照自己的想法来，不会因为一些外在的条件或者是外在的因素去左右我们的想法。我们觉得创作终归还是自己的事情，包括电影市场也一样。成熟的电影机制应该是创作者只负责创作，至于说市场等，是由制片人决定的。制片人如果选择了一个项目，那么后面的事情都是由他来决定的。创作者只负责投入自己的所有精力和情感把作品做到完美就可以了。

作为我本身来讲也没有特别强的目的性。片子一定要达到什么、要做到什么、计划要多长时间之内做到什么、题材方面一定要保持一个什么样的姿态或者风格，这些都没有。

我还是比较尊重自己的感觉，感觉到什么地方就做什么样的片子。这样比较好。

九十年代的内蒙小城里，结束了小升初考试的小雷迎来了自己的暑假，然后这个夏天他的身边发生了很多事情，暑假似乎并不是他想象中的样子。

这是导演张大磊的第一部作品。俄罗斯学电影归来，他一直想拍一部关于自己的回忆和情绪的电影，几年筹备，终于有了《八月》。

《八月》的原片名叫《昙花》，张大磊说以前母亲养过一盆昙花，当时他就是片中主人公小雷的年纪。昙花象征着一种美好的逝去，带着遗憾和忧伤。但片子完成后他觉得这样的片名过于个人表达，于是选择了更加淡化主题的片名《八月》。

从参加first电影展映到53届金马奖最佳剧情片，《八月》受到了更多的肯定。我们约到了张大磊导演，与他聊了聊《八月》的创作经历，还有他对电影、音乐的热爱。

希望你也喜欢这部风格克制、细腻的作品。

电影中有刻意模糊掉时代背景的交代，更多来自于记忆和感知而非存在的实体。那么在其它细节设置上面，是否也有这种模糊呢？

张大磊：这是我特意要做的。有一些具体的节点，比如说改革、我记忆里面生活的变化，是发生在94到95年初。但这并不是影片里面主要想讲的，我想讲的是80年代末到94年之间，我的童年时间的印象和我所留恋的，没办法具体到哪一年。而且内蒙、电影制片厂等地域性我们也刻意把它模糊掉了，就是希望大家不去关注这些，而去看电影本身。

但其实电影厂、工厂都是非常吸引人的特定空间，甚至有种小社会的感觉，单独强调它可以做出很有趣的内容来，为什么要模糊掉呢？

张大磊：诉求不一样，如果我是要讲一个制片厂沉没、消失、来临与终结，我可能会特别强调，但我想说的不是这些，我是抒情的，情感不该被地域或者其它限制住。如果我强调了这些，观众在接受的时候肯定会有先入为主的认知而受到影响。

很多观众看完之后都觉得像是发生在南方的故事。可能是因为有大家共同的感情在里面吧。跟地域无关，只是生活本身的质感，大家会觉得相似或者熟悉。有人说觉得内蒙西北地区不会有那么多的树，尤其风吹过像浪一样，很隐秘很幽静。他们印象中的西北是荒凉的遥远的。但其实并不是那样，可能这是心理上的差距吧。

《八月》的声音是非常静谧的，跟我们见到的北方小城镇甚至北方方言都不太一样，它是很有南方气质的。在声音上面，是有特殊设计过的吗？

张大磊：声音是前期就已经设计过的。前期我们也把声音作为主要的元素写在了文学描述里。包括用黑白影像也是一样的道理，我们就是想突出静和慢。所以各个方面都要营造这样的感觉出来。我自己对声音很敏感，而且在这部影片中声音也起到了特别重要的作用，它不光是对位和真实感，还有好多信息在里面。我们现在又调整了一版声音和画面，画面的黑白更加明显，声音的改变虽然很细微，但是气韵一下子就通了，更加顺畅，而不像之前有好多断点。

音乐的选择上面，用到了德彪西和拉威尔，而且很多场景都是由声音串联起来的，这是因为自己的组乐队经历，对声音更加敏感吗？是先有了完整音乐再去组织情绪的吗？

张大磊：音乐和影片的情绪是同时有的。我每天都会听，但不一定会去拍，有些音乐的感觉一直在我心里面。每当要抓住一个情绪写剧本的时候，很自然就会想到某段旋律。是同时进行的。没有特意为了电影去找音乐。

全片的孤独感，这种孩子的孤独感，是在作为孩童的时间我没法去解释的，只有身为大人，身为这个年龄的观众，才会去懂它。所以这里并不是一种还原，而是过后的审视？

张大磊：孤独感是作者的而不是孩子的。很多人都喜欢把《八月》和《一一》放在一起去聊，当然二者没什么可比性啦，离《一一》差得太远。但同样都是孩子，洋洋是杨德昌导演对自己的投射，很多话语代表了导演，《八月》不一样，小雷只是作为一个我熟悉的人，由他带领着我和观众去观察、接触他身边的人，但他不能代表我。我自己对影片的投射和寄托是在父亲身上。

那种孤独感是我自己的。有时候我是享受这种孤独感的，包括现在也一样，我也没有刻意把它处理掉。因为人是需要孤独感的。你必须要和它相伴，不能对抗。独处和孤独是必需。

初创的时候《八月》有《一一》的影子吗？

张大磊：没有没有，因为题材相同，很自然的大家会放在一起对比。《一一》是我很喜欢的影片，但《八月》的创作没有受到它的影响。我并不是说要跟《一一》拉开距离，这是另一个问题。

这样细微的情感，怎样从剧本阶段一直贯穿到拍摄之中？

张大磊：它没有跳脱出来需要我们去特殊把握，影片本身的设定是带着这种气质的，而且作为一个孩子，对孤独的理解无非就是无聊而已，有大把无法打发的时间。但这可能就是生活。

给小演员讲戏有什么技巧？怎样去描述这种情绪？

张大磊：不用描述。对非职业演员我没什么经验，我希望的是他本人就跟剧中人物最大限度的相似。他没有方法，但本身气质中就会带出来。这种孤独感是孔维一自己的。

金马奖时候是什么感觉？

张大磊：就像你在电视里看到的那样，一片空白，完全没有想到。

你觉得台湾观众为什么会喜欢《八月》？

张大磊：我觉得台湾观众他们比较熟悉这种气质的电影，我受台湾新电影影响也很深，他们能看出来，所以跨越了接受的过程，直接进入到电影里面体会人物。不用先接受类型的训练。他们很敏感，对生活里很细微的情绪特别能去感受，也会愿意去感受。而且跟他们交流，我受益匪浅，我觉得他们比我懂 。

做了这么多国家城市的放映，哪里的观众反响是最好的，最能精准的去理解。

张大磊：除了台湾，鹿特丹也很好，观众很热情。日本观众的反应最大，因为他们跟台湾观众的观影喜好比较像。

还有哪些关于回忆的细节是未被放在影片之中的？

张大磊：其实《八月》里面不完全是我关于回忆的细节，我没有求它的真实性。如果要追求真实性，我们就做彩色了，有让人一下子就对号入座的效果。有些内容和情节是我在剧本中写了也拍了的，在那个阶段我野心很大，认为这些都是我想要的，我希望把我能想到的，我愿意再看到的，不加挑选的全都放进去。但是在做完后期整理的时候发现，这样不可能。我不可能完全追求真实，我想要的其实是味道。

我们在说到《八月》这样一部处女作的时候，总会说它有迷影情节。对此导演怎么理解？

张大磊：你说的是作者作为影迷的身份还是在电影中体现出来？

在电影中体现出来。大家好像很喜欢在自己的电影里放入致敬的梗等等。

张大磊：《八月》里面没有丝毫想要致敬或者迷影的点。我们看到的出现的几段电影片段其实和影片其它情节是一样的，是自然生长的。我就在那里长大，看电影不花钱，那些片子都看过无数遍，就是生活的一部分。

结尾的黑白转彩色，为什么会这样处理？

张大磊：包括最后那行字，献给父辈，都是影片做完之后我们才重新补拍的。在这之前我们看成片都觉得不太够，好像影片结束在父亲的妥协、美好的逝去，都有点不够，会容易让人误解。我想应该有再完整的结尾，说明父亲到底在做什么，他们是如何去做的。所以就加了他们工作现场的画面，而且要跟之前完全不一样。之前是梦，这是现实。

有人说，结尾如果这次现场拍摄的视频所拍摄的正式观众当下正在观看的《八月》，会更好，对此导演自己怎么看？

张大磊：也可以，但那可能就是另一部电影了。表达的就不同了。

在俄罗斯学电影时候，感触最深的是什么，有没有受一些俄罗斯电影大师的影响？

张大磊：当时没想学电影，就是想离家。那边电影史都会讲，公共课应该跟国内都差不多，但专业课很自由，基本就等于不上课。我在那边的六年更多的收获是来自自己，我有大把时间看片、胡思乱想。

他们会不会比较推崇社会现实主义、或者老塔这样的作品。

张大磊：他们不提。苏联的现代电影都不提，只讲过《战舰波将金号》和《母亲》等等。他们希望讲电影史，而不重点在某个个人。但我以前剪过塔科夫斯基的胶片，就是《镜子》。特别兴奋。

当时自己拍的短片是什么风格？

张大磊：启蒙阶段我有很强的独立判断意识，我认为好的电影、属于艺术范畴的电影一定得是先锋的、符号化的、天马行空的，所以大一拍的完全都是蒙太奇。当时老师让拍短片表现自己的心情，我找了一间四周墙壁都贴着海报的仓库，拿着小DV在地上打了四个滚儿。

但当我到了大二看了《四百下》，才明白其实电影是这样的，那之后拍的东西就不一样了。更多真实的表达，知道该关注什么的事情。

下面都有哪些拍摄计划？

张大磊：有两部，分别叫《法兹》和《蓝色列车》。剧本定了，但是要先拍哪个还不确定。《法兹》是1999-2000年冬天的故事，还是发生在他们家。《蓝色列车》和我的生活就没有什么关系，而是我对人的关注，讲我比较喜欢的那类人的命运。有可能会在俄罗斯的边境小城市拍。

预祝拍摄顺利，也希望更多的人能看到、喜欢《八月》。

张大磊导演的处女作《八月》于2016年7月在第10届西宁First青年影展首映之时，就已经收获不少好评，成为部分颇有影响力的影评人的年度十佳选择；但《八月》真正成为话题之作还是在2016年11月的第53届台湾电影金马奖上，在获得六项提名、收获费比西影评人奖和亚洲电影观察团奖之外，爆冷摘得最佳影片和最佳新演员两项大奖，成为年度华语影坛的最大黑马。对于采取评审团制的电影节和“金马奖”而言，获奖与否自然与电影节的宗旨和评审们的艺术趣味密切相关，具有一定的偶然性；不过就艺术水准而论，《八月》确有其独到之处。更重要或者更珍贵的是，与导演人生经验密切相关的《八月》，不期然地，也或是必然地带出了有关中国电影转型期的重要话题。或许正因如此，才使得某种颇为私密性或在地性的经验，得以为不同情感结构的观者所分享。本文尝试在视听分析的基础上，讨论这部影片的艺术手法及其背后丰富的社会历史文本。

借来的语言：视点、声音与自传

《八月》原名《昙花》，这部完全由非职业演员出演的黑白影片，主要讲述了1994年夏天小学毕业的少年张小雷在懵懂间目击到自己生活环境发生的变化。影片并没有特别集中和明确的叙事动作，大致说来有如下几个复沓出现的事件：张小雷百无聊赖地等待小升初成绩，父母托关系把小雷送进三中；制片厂体制改革，父亲一番犹豫之后外出跟组挣钱；患病的太姥姥日渐衰弱并最终去世；家中的昙花在母亲的精心照料下绽放。主角的名字在“姓名学”的意义上指明了影片的自传文体，影片的剧作逻辑也可谓是“生活流”，这一方面对应着导演张大磊的精神偶像——特吕弗的处女作《四百下》；一方面也正如许多影评人（尤其是台湾影评人）指出的那样，呼应着包括侯孝贤的《风柜来的人》《冬冬的假期》《童年往事》以及杨德昌的《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在内的“台湾新电影”。或许容易辨认的是《八月》采用的视听语言体系——全片多采用浅焦镜头，以固定和摇镜拍摄为主，剪辑上通常采用视点后置的方法（同时，叙事上也经常采用因果倒置的结构），同时会使用较为主观的、与画面形成平行关系的古典音乐作为配乐。

这种视听结构可以直接在侯孝贤的《风柜来的人》与《冬冬的假期》中找到源头。侯孝贤自称是在《从文自传》中获得的启发，回想起了“凤山的芒果树”上的视点；同时，又因大量使用“非演员”（非职业演员），从而逐渐形成了全景长镜头的调度方式和美学观念；对古典音乐的使用则得益于杨德昌在剪辑上给他的建议。《八月》的基本视听结构是张小雷出现在一个看似主观镜头的摇镜头的后半部分，或者在主观镜头和全景镜头之间插入一个张小雷的中近景镜头，这在一定程度上可谓是张小雷“走进了自己的视点”。而更重要的是，在多数时候，张小雷只是观看而非参与其中。在声音的处理上，导演则有意地通过几处声音前置的剪辑和主观配乐的使用，尤其混音时对白与环境声/ 有声源音乐在音量比例的控制（某种程度上可被视为技术瑕疵，但确实体现了非常规的声音设计理念），再度强化着影片有关成长记忆的心理结构。

事实上，这种视听结构与影片的自传式主题是高度一致的。走进自己视点的张小雷，同时承担着“看”与“被看”的双重身份，也正是导演处理“记忆”这个主题的技巧。可以与之参照的是宋方的《记忆望着我》中的“后脑勺调度”，（1）《记忆望着我》因导演亲自出演而同时具有“私电影”和纪录片的双重特征；而在《八月》中，张小雷实际上携带着双重的目光：一方面，作为导演张大磊的化身——再度呼应着特吕弗影片中的安托万——在“重演”（Restage）他的童年记忆，并作为“观看者”懵懂地参与其中；另一方面，张小雷作为“被观看”的客体，又因此召唤出了对他而言属于未来的视点，而影片的意义、历史观乃至意识形态表述都恰巧来自于此。

必须指出的是，与特吕弗或者侯孝贤和杨德昌相比，张大磊的视听语言更多地来自观影经验而非生活经验，并且他学习电影的时候已经先在地接受了作者论的方法（2）——当然，于张大磊而言，作为内蒙古电影制片厂的子弟，他的生活经验与观影经验在某种程度上是高度重合的。而这种双重目光的视觉结构并非一以贯之的原因，恰是导演在处理个人记忆时容易因个人情感而“赤膊上阵”地主观介入，虽然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影片的不完整，但同时又在情感的表达上形成了情绪的出口，进而产生有效的冲击力。

记忆的时态：日常生活、父子关系与价值判断

一旦将“双重目光”作为本片的基本线索，很容易发现影片的另一个有趣的叙事结构特征：叙事主体是分裂的，同时叙事的时态在某种意义上指向某种特定结果的（社会现实的）、分析式的叙述，它不完全是“过去时”。一定程度上而言，这种叙事时态可以称为“将来过去时”，它是依靠“电影的事实”形成的泛文本（电影之外的种种信息）才得以成立的。

毋庸置疑，《八月》的真正主角是父亲。（3）实际上，并不参与叙事的张小雷，更合适的说法是线索人物。分裂之处恰好同时在于叙事主体并不拥有视点，而视点的拥有者，尚未或者说无法成为主体。就故事而言，张小雷事实上并没有做出任何称得上是叙事动作的行动，核心事件“要上三中”，与其说是他的个人选择（校服这个理由虽然可笑，但确实十分妥帖），不如说是父母的选择。在First 电影节的初审评委王昕看来，找关系、请客送礼的父亲恰好与《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中的父亲形成了精确的互文关系，这种“望子成龙”和“教育改变命运”的逻辑恰是转型期社会的主流价值。（4）在影片层面上，导演张大磊恰好处于与影片中的父亲相似的年纪，事实上，他也是起用同龄好友饰演父亲这一角色，并将“父亲的选择”作为隐藏在生活流之下的真正叙事动作。

这种创作方法的有趣之处在于意义的建构过程。与常见的、从儿童视角叙述的历史题材影片不同，《八月》采用儿童视角并非为了借有限性来逃避历史的某些无法言说的创伤，或者赦免叙述角度的偏颇与局限，而是一种有意的转移和提炼。正是这种儿童视角所带来的、对看似平庸琐碎的日常生活的描述，完成了影片最重要的、也是最具原创性的价值判断：将内蒙古电影制片厂还原为国有大中型企业，将“电影艺术家们”还原为工人阶级和街坊邻里。影片最精彩的时刻莫过于第38分钟处：百无聊赖的张小雷来到父亲工作的“厂子”，经过平淡无奇的楼道，走进毫无特色的办公室，看到正在工作的父亲——他是一名电影剪辑师。在这个时刻，观众才忽然意识到，家属院里的那些人事实上都是“电影工作者”。对生于此、长于此的张小雷而言，这些理所当然的、再日常不过的东西，却因导演之前有意的回避，（5）在这一刻形成了震惊体验。

确切地说，导演在处理影片时的心态是“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只有处在回望的位置，获得双重视点的时候，才会真正理解到父亲的用心；而只有在拥有了这一双重视点之后，父亲行为的意义及其叙事动作，才可能被导演用作视点人物的张小雷有意地隐藏起来；至于意义的建构，事实上是导演有意转移给观者、需要依靠观者的知识与生活经验完成：这才是《八月》中日常生活的用法高明之所在。父亲的叙事动作可以归纳为：因为电影厂转型股份制而下岗的剪辑师父亲，放下面子，外出做跟组场工，挣钱养家，原因是为了儿子一时兴起的能上重点初中的心愿——此谓“父亲之爱”，（6）但更重要的是，“凭本事吃饭”式的对自我价值的追求，以及对以资本为主导的新主流逻辑的归顺或臣服。

由此，影片的叙事时态才显得饶有趣味。影片的自传文体事实上带有某种自指性，并成为了影片叙事中潜在的、未曾说出却已然存在的结果：影片中/当年的那个小男孩，后来/如今成了导演，并拍了一部电影，借自己的童年记忆来讲述父辈的奋斗与牺牲。在电影的逻辑里，这毋庸置疑地意味着成功（尽管这仍是一部捉襟见肘的小成本独立制片电影）。而事实上，张大磊的父亲张建华也在新的体制中获得了成功：1994年，他凭借《东归英雄传》获得“金鸡奖”提名，1996年，凭借《悲情布鲁克》获得“金鸡奖”最佳剪辑奖；并为支持儿子的电影处女作，提供了前期拍摄的资金。（7）这正为影片中的父子关系添上了另一重颇富传奇意味的色彩。

乡愁的指向：电影制片厂、国企与转折时刻

与《八月》形成互文关系的最佳文本是德格娜导演的《告别》。在上文提到的那场戏里，闯入父亲工作空间的张小雷拎起一段胶片，好奇地问父亲，“里面的人是谁”，父亲说，那是“老云叔叔”。这位老云叔叔正是德格娜导演的父亲，英年早逝的著名导演塞夫。在《告别》中，亲自饰演女儿一角的德格娜同样用日常生活来转移观众的注意力；影片的前一个小时充斥着女儿的感情危机以及在父亲进出医院过程中父母女儿彼此之间无止尽的争吵；而直到父亲回到内蒙，处理下岗职工问题，在几乎弃置的放映间里观看自己作品的时候，观者才意识到影片的主角、故事中的父亲正是时任内蒙厂厂长的塞夫。《告别》中重病的塞夫恰好成了靠房地产和文化旅游为生的、垂死挣扎的内蒙古电影制片厂的隐喻（影片原名《末日》）。两部影片对读，恰好描绘了自经济体制改革以来，作为国有大中型企业的电影制片厂的艰难轨迹。

必须再次重复的事实是，第四代、第五代导演的辉煌艺术成就，以及第六代导演们的早期作品，都是在国有制片厂体系之下完成的。这一体系的要素包括：按照计划生产电影，成片通过审查后，国家统购统销；导演在选题通过后，只要在预算内完成影片并通过审查，无需为票房等事情担心。这种体制事实上形成了“国家投资拍摄艺术电影”的实际效果。而电影制片厂作为国有大中型企业，又实实在在地在经济体制改革中遇到了“阵痛”。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可以与《八月》产生实际联系的是《铁西区》《钢的琴》《纺织姑娘》《二十四城记》《少年巴比伦》等一系列有关国企的电影文本。而更重要的是，标志着中国电影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348号文件”（《关于进一步深化行业机制改革的通知》）正是在1994年8月1日颁布的，该通知明确了中国将每年引进十部“分账影片”的计划。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八月》的片名变得极为意味深长，这部影片不仅因此形成了对中国电影史上关键转折点的目击，并因而形成了某种自指性的表述。

改革的话语来自电视机里的领导讲话、姥爷对舅舅的训话、制片厂里的高音喇叭。于张小雷而言，这些在他生活环境中意义并不明确的背景音，终于在此前免费的职工电影院开始收费放映“改革年代，激烈论争，电影市场，风险上映”的《亡命天涯》的时候，（8）他大致才感到了变化。《亡命天涯》对中国电影史的重要意义不仅在于向好莱坞打开了内地市场的大门，更在于由此开启的中国电影的重大变局。而《八月》对这一“重大历史时刻”的捕捉极为准确：张小雷正好在1994年那个夏天小学毕业，这个夏天的“焦虑的等待”“身心的成长”与“人生的变化”，乃至各种“暴雨欲来/ 瓢泼大雨”的天气，都与中国电影的关键时刻形成饶有趣味的互文关系。影片中将《爷儿俩开歌厅》《遭遇激情》与《亡命天涯》在相同的影院空间并置，并且（不无刻意地）让父亲在家观看《出租车司机》的录像带，这正是王昕所谓的“在那个时刻，旧的社会结构逐渐崩溃，但旧日的温存祥和还在延续，新鲜的事物在不断涌入，而新的社会问题还未造成无法承受的苦难”。（9）重要的是，人们都目击到了生活的变化，预感或者期待着更大的变化到来；但事实上，这些人都如张小雷一般，对其一无所知，或者说并不能对细节赋予意义。排除了历史目的论的表述，这正是上文提到的日常生活所产生的真正意义。

从这个意义上讲，因为拍摄条件局限，影片不得已而为之的长焦镜头和极为局促的场景，（10）反而有意识地参与了历史叙述的建构，既符合张小雷的儿童视角，同时也在提示着个体记忆或日常生活与历史大背景的关系。所不同的是，或许正是出于个人经验，这部影片最终呈现的是一个颇为平和的叙事（可以对比《告别》中对父母或者说领导/成功者/既得利益者及其生活方式的种种讽刺和尖锐的冲突，以及《钢的琴》中底层的自嘲与挣扎），有意或无意地，12岁的张小雷还未成长到足以开始对抗父辈的年纪；而双重视点实际上带来的是一种对父辈的“未经/无需对抗的和解或认同”。因而，影片中的怀旧并不指向“生老病死有依靠”的社会主义制片厂体制（同时需要注意的是，对这种体制并未加诸任何正面的或者负面的评判，因为它几乎不在影片的叙事之内，至少不是重点），而是清晰地指向转型时期父亲/父辈们的尊严、勇气、团结、承担甚至牺牲，是面对时代变局被激发出的主动与被动交织的、为改变自身处境而做的努力（同时又极为有意识地避开了“分享艰难”或者“重头再来”的话语体系），或许这才是工人阶级的日常生活的本义所在。

结语：偶然性、普遍性与电影语言

《八月》最具征侯性的事件，非获得“金马奖”最佳影片大奖莫属。打动“金马奖”评审们的，或许是对“普通电影工作者”日常生活的细致再现，或许是这些人面对社会变局或曰困境时的真实应对，或许是影片对少年心性的准确描摹……但有台湾影评人清晰地辨认出“台湾新电影的影子”；（11）来自匈牙利的费比西影评人泰蕾兹·温采（Teréz Vincze）则看出了“早期侯孝贤和捷克新浪潮”的影响；（12）也有台湾学者认为，《八月》与台湾新电影非常不同，并不着急去完全表达或者是很强烈地渲染什么。（13）不过，联系常被提及的另一部于“金马奖”扬名立万的《路边野餐》，可以清晰地看到新一代导演们对电影语言的敏感。这种“借来的语言”是否在某种意义上超越形式而成了影片的真正内容，这恐怕是一个难于回答的问题。而内地、香港、台湾到底如何共享《八月》和《路边野餐》的情感结构，或者说，被分享的究竟是电影视听语言本身带来的（指向“台湾新电影”）怀旧可能，还是电影中自指性的、有关时间与怀旧的叙事，甚至是影片与主流商业影片所不同的态度？

在这个意义上，再回看相对而言更为成功的《八月》，恐怕正如本届“金马奖”评审团主席许鞍华所言：“电影讲的人情世故是非常地方性的故事，但里面的情感却可以传递”，以及“金马奖”执行委员会主席闻天祥的观点：“有点像契诃夫的戏剧一样，能这么幽微地、生活化地去讲一代人怎么被改变了。”（14）这个故事与电影和电影人有关或许是偶然，甚至国企转型（或如费比西颁奖词所言“后社会主义时期的转变”）都可以说是偶然，但它所揭示的有关人们如何共同应对与生命经验直接相关的时代变化，却具有着普遍性，这或许才是《八月》真正的动人之处。

注释： （1） 胤祥，Memories Look At Me，//movie.douban.com/review/5972796/。

（2）陆支羽《独家专访张大磊：如何拍出年度黑马》，//movie.douban.com/review/8197268/。

（3）（5） 石头姐《专访张大磊：〈八月〉并不像“台湾新电影”，没有特别急于表达与证明》，//cinephilia.net/?p=43533。

（4）王昕，私人采访，2017 年2 月27 日。

（6）雀雀《〈八月〉：父亲之爱最是难拍，而张大磊拍出来了》http://cheercut.com/the_summer_is_gone/。

（7）刘平安、许嘉《这届金马奖的最大冷门啊，老爸觉得不靠谱，儿子硬是扛了下来》，《南方都市报》，http://epaper.oeeee.com/epaper/C/html/2016-11/30/content_99591.htm。

（8）虽然按照史实，《亡命天涯》首先由中影公司于1994年10月在北京发行，暂时下档后又在11月于北上广等六大城市正式公映。呼和浩特能够看到这部影片的时间应当在当年11月之后。可以理解为导演进行的艺术加工，或者也可以从记忆的不确定性入手进行解读。

（9）王昕《〈八月〉：不展现历史悲情，只讲普通人悲欢》，《新京报》，http://www.bjnews.com.cn/opinion/2016/11/28/425088.html。

（10）同（2）。

（11）Alfredo Liao《〈八月〉与它的对手们——记金马奈派克奖亚洲观察团》， http://blog-on-cinema.blogspot.jp/2016/12/golden-horse-netpac-award.html。

（12）Teréz Vincze. In the Mood for Late Summer，http://www.fipresci.org/festival-reports/2016/taipei/in-the-mood-for-late-summer。

（13）（14）同（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