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默之像

看到后面我才发现剧照原来就是 那些杀手的头目，这又是一部令人深思的纪录片，在如今这个和平的世界，居然还有地方会因为生死问题而担忧，刚开始我也被什么 共产主义 民主主义 总统制 共和制 君主制，虽然看了百科现在还是有点混淆，我也不晓得当年他们是怎么分辨谁是共产谁不是，我也不晓得现在印尼现在还有没有共产，我只晓得从片中看来，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没有做错，更甚至有人认为自己很伟大，要史书记载、要国家奖励，但是从他们紧张的表情，肢体动作看来，我认为他们绝对有过自责，有受过自己内心的谴责，他们之所以不承认错误，或许是因为喝过人血起了作用，又或者他们的人性本来就是恶的，又或者他们只是认为自己也是无辜的而已，做出了对自己有利的一面，甚至是做出了不够人道主义的行为，不过事实就是事实，做错承认，挨打站稳，我个人认为先不管事情还有立场是对的还是错的，做了这种不人道的行为，就应该对那些逝者、那些逝者的亲人道歉。找个时间把另外一部看了，貌似那一部讲述杀人过程会比较多。

Adi的爸爸早就开始不记事了。他半身不遂的陷在轮椅里，像一块轻飘飘的过期瘦肉，被老婆扯上床，一遍遍擦拭七零八落的肢体。他忘记了年纪，反复念叨着自己只有十六七岁，虽然老婆口中的103岁也有那么些夸张；他忘记了儿子的名字，包括在院里对着他耳朵大声说话的Adi，以及那个在1965年离家后就再也没回来的大儿子。他只记得儿时的那些苏门答腊童谣，奄奄一息的吐出歌词中美丽的姑娘、清澈的河流……

可是，家乡亚齐的河流早已不再清澈，1965年“九三零事件”后，掌权的军官总统苏哈托在印尼全境对疑似共产党员的猎杀活动，同样点爆了这里。好几千的知识分子和年轻人，被虐杀后丢入河中……后来，河边的居民再也不吃鱼了，因为鱼儿估计已经被他们的孩子喂肥了。这其中，也包括老人遗忘的大儿子、Adi从未谋面过的哥哥，他在一个夜晚被行刑队捅伤后又挣扎着逃了回来，军队接着又来抄家，以带去医院为借口，在半路上折磨并割下了他的阳具，再将残缺不全的肢体丢到了河中，和其他许多年轻人一样。

罪行本来并没有被遗忘，甚至是以某种令人匪夷所思的“战果”，屡屡被凶手得以的提及甚至炫耀。有着百万计人命的刽子手，继续做着这个国家主人公，他们是地痞流氓、警局长官甚至政府官员；而受害者家属，则在恐惧远大于谅解的情绪下，战战兢兢的与杀害他们子女兄弟的凶手为邻。

会说苏门答腊语言的美国导演约书亚.奥本海默，早在13年前，就开始介入对大屠杀记忆的影像纪录工作。并在2012年成就出一部结合着当代艺术和戏剧表演的伟大纪录电影《杀戮演义》，片中加害者们对重演屠杀场面的那种得意忘形，让观众不寒而栗。从他们身上，根本看不出一丁点的愧疚和悔恨，他们睡得很安稳，活得很惬意，良心很安稳，甚至相信自己身后可以上美好的天堂。

这样的情形，证明着印尼的国族记忆，肯定出了大问题。

这次，约书亚再接再励，从受害人视角入手，杜绝了其他形式主义的艺术手段，而更深邃的呈现出又一部纪录力作《沉默之像》。片中那位勇敢追寻真相的主人公Adi，并没有经历过大屠杀，而是痛失长子的母亲若干年后才生下的“替代品”。通过与约书亚的认识和交往，他看到了导演从2003年到2005年拍摄的右翼行刑队之“表演证言”，其中的不少“表演者”还继续出现在这部《沉默之像》中。这些素材，或许是促使Adi想要寻找哥哥死因的导火索，即便他与哥哥从未谋面。他不想复仇，只是想在刽子手们升天前，从他们或亲人的嘴里听到一句“对不起”。

事实证明，要实现这个理所当然的简单心愿也并不容易。屠杀的幸存者劝他适可而止，“过去的事就让他过去吧”；包括母亲在内的受害者家属，担心着知道越多伤害越深；凶手家属沉默良久后，不高兴的回应，“我们从没听父亲提过这些事，约书亚和你干嘛非要来揭开伤疤，就不能在现实里好好相处吗？”；还没死去的凶手，虽不至于在坚毅的Adi面前在摆出一副若无其事的得意样，但也要在一番尴尬许久的沉默后，才不得已的吐出一句“对不起”。

Adi之所以能够接近这些“可怕相邻”，是因为有着一个便利的职业身份——眼睛验光师。他时不时以免费验光为名，走进这些杀害自己哥哥的凶手家中。之所以能认定他们是凶手，也是因为加害者的高调所致——他们曾在约书亚10年前的录像素材中，手舞足蹈的复述着什么时候什么地点用什么酷刑杀了什么人的“英雄事迹”，其中一位甚至出版了漫画绘本，分篇章讲述着自己杀死32个共党分子的故事，并声称曾喝下受害者之血，“那样可以避免精神问题”。

遗憾的是，在印尼，包括大屠杀在内的任何案件都会在18年后失效，意味着那些刽子手们永远也不会受到法律惩罚。可国民历史教育却对孩子们进行着黑白颠倒的洗脑，纪录片镜头跟到Adi儿子的课堂上，老师生动的讲述着“九三零事件”，“没有信仰的共党分子俘虏并虐杀了六名军官，挖出了他们的双眼。”而在另一段1967年NBC新闻纪录片中，右翼行刑队员在镜头前讲述：“苏哈托上台后，共党分子们纷纷投降，踊跃要求处死自己。”

于是，验光师的职业身份和积极寻找真相的行为，也代表着导演希望能借助纪录片之力，至少对洗脑教育进行那么一点扭转。前作《杀戮演义》在今年奥斯卡上的夺目表现，也证实着有良知的电影始终还是能发挥正义力量的。得意忘形的刽子手门开始担心审判会不会重启，而就在今年7月，印尼也总算在独立65周年后，首次实现了民选政府。
悲凉的是，Adi并不能收获大多数加害者的“对不起”，他们中的大多数已经笑眯眯的死去，剩下的也行将就木。而受害者们，要么也因老年痴呆症的到来渐渐失忆，要么继续在恐惧带来的沉默惯性下，不敢言说曾经发生的一切。毕竟这里是有意无意从不去记忆什么的印尼——我们俗话里“将一切忘在爪哇国”的地方。

Adi的老妈妈玩着桌子上的跳豆，念叨着大儿子的名字，希望听到呼唤
的他，能在壳子中显影一刻；影像素材里的刽子手来到河边，比划着胜利手势，合影留恋，电视机的这边，Adi一动不动，一幅沉默之像。
   首尾呼应着，黑夜里，泥泞土路上缓慢行驶来一对卡车，几束昏黄的前灯在景深处煞是耀眼，像是火焰开始燃烧，又像是一场实打实却又注定永远不让人看清的罪行。

时隔两年，曾凭借《杀戮演绎》一鸣惊人的约书亚·奥本海默携新作《沉默之像》归来，又一次打破了历史的“沉默”，赢得了威尼斯电影节评委会大奖，成为电影节历史上为数不多的赢得如此重要奖项的纪录片。没有花哨的概念，没有再度采用“演绎”的方式重现血腥残忍的情景，《沉默之像》直截了当地让刽子手和受害人面对面交锋，震撼程度，自不待言。

影片在对印尼“九三零事件”中犯下累累罪行却至今没有受到任何惩罚的刽子手的采访中缓缓展开。如果说导演约书亚·奥本海默在他的上一部作品《杀戮演绎》中尚且表现了一点点乐观的话，《沉默之像》则很难说还对人性抱有什么期望和幻想。在主人公阿迪采访的所有人中，没有一个愿意承认他们在大屠杀过程中犯下的累累罪行，其中甚至包括当时看管监狱的阿迪的叔叔。一所学校里，历史老师绘声绘色地给学生们描述印尼共产党人的凶残和印尼人民反抗共产党人的壮举，然而事实上，除了这种政治宣传造成的恶果真实存在，那些所谓“史实”根本子虚乌有。

《沉默之像》最引人入胜、同时也最戏剧性的一面已经不再是《杀戮演绎》里杀人恶魔对自身罪行毫无悔过之意的炫耀——也有可能是我们已经习惯了这种“常态的变态”——也不再是影片结尾处杀人魔王痛苦的悔过和《发条橙》式干呕，而是杀人者与当事人的对峙与沉默。令人震惊的是，尽管事实清楚、天理昭彰，当事人往往还被刽子手搞得哑口无言、理屈词穷，一些当权者甚至依旧可以面目凶狠地指控阿迪和摄像机后的奥本海默有意进行“共产主义政变”，实在让人感到既可笑，又可怖。

在这种情况下，每个嗜血者对罪责的否认都让指控变得无从着力，针锋相对之后得到的不是确定的“对”与“错”，反倒是更大的疑惑：人们不禁要问，这种“群体性否认”造成的“责任真空”到底应该由谁来填补？是平民、政治家、国家，还是那些所谓的“共产党员”自己？而另一方面，《沉默之像》在考验刽子手的同时也在考验观众的良知：当我们面对那些垂老的恶人，到底是应该饶了他们、既往不咎，还是把他们碎尸万段，“以彼之道、还施彼身”？换句话说，除掉恶人，会不会意味着新的邪恶就地产生？从这个意义上讲，《沉默之像》带给人们的思考甚至超过了《杀戮演绎》，因为它不再仅仅关乎历史、提供镜鉴，更让观者手持屠刀，自行决断。

当然，对于奥本海默在片中提出的种种问题，受害者年已过百的母亲做出了颇具良知的回答——“上帝会惩罚他们”。但无尽的忍耐和过剩的良知是否又会助长邪恶？或许又是另一个无解的问题。

在北影节映后谈中，《沉默之像》的制片人谈到奥本海默想要拍摄的并非一纸昭冤的“诉状”，而是一首残忍的“诗歌”。的确，相比《浩劫》（克劳德·朗兹曼）、《S21红色高棉杀人机器》（潘礼德）等大屠杀电影所表达的悲痛、谴责和永远无法抹平的伤痕，奥本海默的纪录片似乎更趋于展现受害人的遗忘和平静，比如片中受害人的老父亲已然失去了视力，甚至忘记自己儿子的姓名，仿佛五十年的时间已经足以把一切罪行洗刷干净。正因如此，导演奥本海默选择了“验光师”和“插片镜架”这样统领全局且极富象征意味的“诗眼”，仿佛就是要借刽子手一双慧眼，“让你把这纷扰看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真真切切”。

同样让人拍案叫绝的还有片中所谓的“跳豆”（内藏飞蛾的灌木种子）。在影片结尾，百岁的老母亲手捧三四颗一跳一跳的豆子，盼望着死去的儿子能够“化蛹成蝶”。这个意象无疑如诗般唯美，但反观那张刻满皱纹的脸和那些无法挣脱壳子的生命，又何尝不是一种残忍，一种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