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常对话

有些人是天生的“浪子”，不适合进入封闭的一对一婚姻围城，影片里的阿嫲，短发、衬衫、裤子，没挂慈眉善目，大部分时间面无表情，嵌入不了典型的阿嫲形象。她的个人史，子女不了解，兄弟姊妹不往来，只能从辗转的一个个情人那里拼凑，温柔时亲手洗内裤，豪爽时甩一两千打牌，生气时摩托车不让坐，浓情蜜意时许下一起打拼买房子的承诺，仿佛与她们厮混的那个人，才是被画家赏一丁点白，瞬间眼波流转，从平面画布活过来的人。

社会上对于少数群体的态度，在影片中可窥知一二。大舅的回答是：“不知道，知道这些要做什么”，赶紧转移话题，说起庙会头阵要来了，姨妈连声否认不知道，衣服赶快洗一洗比较重要，不要被晒黑，白白的才能卖个好价钱。二舅先提起与家暴的爸爸通话的事情，肢体语言是两手交握、得意的笑、喝水，问起妈妈喜欢女生，就右手不停磨砂左手。老一辈的同龄人即使隐约了解，都一口咬定不知道，内心觉得这无关紧要。

妹妹的女儿阿琳满口支持，认为这是她人谈恋爱的正当权益，不要妨碍别人，别人自己开心就好，不被承认很可怜。另一个女儿阿玟的态度是不知道要不要支持。其实阿琳的满口祝福也是一种理想化的支持，她的外婆就是少数人群的一员，在她与外婆相处这么多年里，她并没有从细微处去想象她们该如何生活，需要什么，抽象的口头支持帮助甚微。 阿玟的态度代表许多暧昧不明者，中间派，支持一个人天生的权利需要理由么，不需要，难道爱一个人还需要举办一场听证会，才能论述其合理性，异性恋为什么不需要经历此流程，还会被不停催婚。

妈妈潜意识认为告诉两个女儿不好，可以把女人带回家来，但是不要明说。女儿根本都不了解，台北桥下有一群和妈妈相似的人，所以她并不害怕出柜。并不身处这一群体的外人对她们知之甚少，又没有足够爱的动力去了解，说“我支持”这一句话本身，不比“我不清楚”高出多少。

大家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不说重要的话，母女共同生活三十几年，在心里预设可能的对话禁区，永远在聊买菜、洗衣服、亲戚这些无足轻重的话题，我们的嘴皮不停翻飞，我不停地看到你进进出出，可是我们没有在真正交谈，这就是问题。片头女儿一开口对话，母亲就摆出抗拒的姿态，沉默。片尾女儿问叔伯姨妈，“三十多年过去再进老屋有什么感觉？”他们回答：“哪有什么感觉，东西都坏了，怀念过去要做什么，过去的东西都淘汰了。”经历过剧烈时代动荡的人们，对于苦难习以为常，走出门遇见了，有种熟人间又打照面，挥挥手的感觉，个人细微的情感不值一提，把它们供上圣坛，“那日子还过不过了”，所以一切都没什么好说的，摊开讲它干什么，反正饭照样吃，河水照样流。但是那些创伤，妈妈提起来还存有把他剁成肉酱的愤怒，梦魇里永远害怕被找到的恐惧，女儿被猥亵由此对妈妈爱意的怀疑，不拿出来在阳光下晾晒，放在柜中成为骷髅，我们都还活着，我们可能只是仅仅活着，笑着毫无温度。很多人纠结母亲是否知情，倾向于美好的不知情，抛开这个答案本身，她跟妈妈说了，她一口否认，她讲出来，这就够了，在黑夜中发生的故事链条就此斩断，不会代际遗传，成为下一代子女身体内的遗毒。

阿嫲对于孙女“爱不爱我”的问话，第一遍戏谑地说：“你这么坏我还爱你”，第二遍是无意识的反射，“你爱我我就爱你”，第三遍才是不带任何附加条件的“我爱你”，这才是她最真实的情感，需要女儿把大家都拉到镜头下，一层一层剥开含泪的洋葱，露出最纯粹的内心。

《日常对话》2016

《日常对话》是一部“业余”之作，是导演黄惠侦的第一部作品，由她近二十年拍下的家庭录像最后剪辑而成。但也正是因为这份“业余”和私人性，让它显得坦率真诚。

不是纪录片

黄惠侦一开始的想法并不是一部纪录片，而是想通过摄影机这一装置的介入，能够解开自己与母亲间几十年的隔阂。摄影机虽然让黄惠侦的母亲有一种更加羞于开口的不自在，但对她自己而言，拍摄的行为让她有了隐身在摄影机背后的机会，从而能够讲出自己在日常生活中不会表达的问题。

《日常对话》中满是沉默的时刻，母亲欲言又止，或索性闭口不言。面对女儿的尖锐问题，她习惯性地选择了逃避。“家”成为她内心自由的束缚，并不断地揭开她内心深处曾经遭受的屈辱和创痛。她选择了逃离，选择了与两位女儿保持距离，并在陌生人身上寻找情感慰藉。

与情人和朋友一起的生活成了母亲逃避可悲现实的途径，只有在这些时刻，她才能感觉到真正的自由。因而，当黄惠侦拿着摄像机去采访母亲的女友时，她获得的是自己从小到大都不曾见过、也未曾预料到的母亲形象：特别温柔，会照顾人，还会帮女友洗内裤，觉得是享受的事……

打破沉默

母亲的这种双重生活，或许让她更进一步坚定了解开心结的决定。这是纪录片结尾黄惠侦与母亲两个人坐在长桌的两头，展开的真诚对话。面对抛给母亲的那个无解之问——你是不是不爱我们？——再次被沉默，黄惠侦说出了自己阴霾几十年的创伤：父亲对自己的性侵，并想知道母亲是不是知道此事？

电影没有给我们作出解答，但我们可以推测：母亲真正了解到女儿的难处，正如女儿一直在理解母亲。这是典型的中国人化解情感矛盾的方式，大家都知道了对方的难处，大家都不容易，于是事情在沉默中就过去了，而不会借用语言继续将它清楚表达。

“侯孝贤时刻”

这让我再次想起了侯孝贤的伟大，他如何真正发现了生活的伟大法则（见《方绣英》的评论）。在《咖啡时光》中，女儿告诉母亲自己怀孕的场景，也是被前后回荡的沉默所包围。镜头从母女俩的背后远远地注视着他们，两个人都被卷入了这句话掷出的涟漪中。冲突后陷入的沉默，这正是中国人表达情感的方式。

同样地，在《聂颖娘》中，舒淇所扮演的颖娘在听闻家人消息后陷入的掩面哭泣，这长久的沉默同样指示出了我们在此处所谈及的“侯孝贤时刻”：中国人面对强烈情绪（悲痛……）的方式不是表达，而是隐匿。不是因为外部刺激自然地作出反应，而是陷入沉默。

影像的私人性

《日常对话》中的影像并不具有彻底的私人性，许多片段确实是由黄惠侦自己拍摄的，但在更加重要的对话场合，摄影机被另外一人所操控。即便在结尾长桌对谈那个镜头中，现场确实只有母女两人，但放置在远处的固定镜头还是显示出了旁观者的幽灵。

真正的私人影像是像河濑直美在她最早期和后来不断拍摄的纪录片中所展现的那样，手持摄影机的人是导演本人，所记录的也正是她自己的亲密生活。在镜头的晃动中，导演投注了自己的感知和情感，由此才显出来影像的私人性。

《日常对话》多少隔离了导演与影像间的距离。一方面，镜头很多时候确实投注着黄惠侦的目光，但另一方面画外音的加入又让观众对影像的私人体验脱离出来，导演评析着影像，并告诉观众影像外的事情。这也是这部纪录片显得“业余”的原因，但真诚弥补了这份缺陷。

“怀念过去要做什么，过去的东西都要淘汰了”，影片里姨婆这样说，但层累的情感的矛盾应该这样化解吗？空洞而沉默地面对过去，是最为粗暴残酷的方式。

·镜头前的不可言说

导演面对与母亲这么长时间的彼此沉默和隔阂，想通过摄像机的媒介让她有了隐身在摄影机背后的机会，在把自我对象化的时候往往会摆脱深陷其中的不自在和对话的焦虑，从而能够讲出自己在日常生活中不会表达的问题，看似稀松平常但在这个家庭中呈现出来的日常对话是需要鼓气多大的勇气，才能去揭开过去烙下的创伤和屈辱，“什么都不说，反而让我们记得更清晰，一直都被困在这里没有真正离开过”，相比于女儿更为自觉地迫切的有些许安全屏障的袒露，对于母亲来说是更为困难的，习惯性的要选择回避，仿佛不去面对孩子就不会存在那些问题，因此要刻意疏远从不会有情感表达，她在另一个情感空间里可以用另一个异于母亲的身份生活，她说她领养了两个小孩，她说结婚是因为和当时的女朋友赌气，这另一重自我是生活里为数不多的亮色，这也是纪录片中很明亮快乐的一段，她在女朋友面前会变得非常多情温柔，会给女朋友用手洗衣服，会叫她们宝贝，会发自内心地笑。

这种情感诉求和表达真实而令人心酸，人怎么会生活得这么复杂，她不会选择跟女儿们说起自己这些事情，她一次次地要拒绝镜头拒绝交谈，并不是真的不爱女儿，不是她情感能力欠缺，是她缺少一种交流表达的通道，“有些话就是放在心里不想说，不想说有的没的”，她不知道该如何去表达自己的这样的生活，这不是个人的问题，是社会塑造的情感结构本身就是一种扭曲的缺失，就像导演在采访母亲家人的时候，面对母亲性向的问题都连忙说“我不知道，你知道这些要做什么”，然后赶快转移到下个话题，似乎想通过避而不谈彻底抹杀掉令他们无法理解的生活，而母亲在这个环境下肉身遭受着压抑，只能用一种消极性的伤害性的方式在一起生活，当然不仅是有关同性失声这一个单一特定的维度，还涉及到传统的伦理、父权制下女性身体的他者化、中国代际家庭间的沟通理解方式、身心感受的表达方式、对人和个体生活的理解这一系列社会史精神史问题，所以这个电影文本的呈现其实是一种非常具有质感的观察，细读文本的过程能碰触到很多个体之外的面向。

·以日常为通道

但人总是有过上真正幸福的崭新生活的向往，导演用长久影像追踪的方式试图呈现一种化解的方式——日常对话。以纪录片作为媒介展现出人是可以突破这样的结构，这对于导演来说是一种救赎和解脱，对于观看影片者来说也备受鼓舞。

该如何进行关怀的有温度的祛除矫饰的日常对话，如何建立一种顺畅的通道重新打开理解的空间，从而获得新的蓬勃向上的可能性，回到人与人最纯粹真挚的关系上来，这或许是对于层累附加过多符号的当下需要反思的问题。日常对话中包含生生不息的生命的意义，包含着对身心感受的回应，包含着人与人伦理关系的建立，不论是整个社会还是人文领域都需要培力一种坚实饱满的日常生活，而当下肉眼可见的日常感的丧失，日常对话的空洞化符号化，日常语言的尖锐对立，快速的情绪冲撞和语言快感表达，已经让人不再耐心于在日常中理解人心，而事实上多少家庭需要这样的日常对话，这其中折射的问题足以令人深思。

·民主化过程的长久努力

在导演和这一代台湾人的努力下，在纪录片中能看到一个更富含自由度的对人本身尊重的富含伦理关怀的社会，像导演和她妹妹的孩子，小时候会觉得阿婆没穿裙子就是男生，长大后阿琳在脸书上贴文章，“每个人都有谈恋爱的权利，有没有差为什么反对”，这是台湾民主化的历程，累积很多宝贵资产，四十年来民主化的过程使得今天的台湾有新的认识，社会内部的人即使族群归属、政治价值不同，都要承认对方有合法合理存在空间，这是今天台湾社会珍贵的特色，是民主化珍贵的结果，是集体学习的经验。

这种民主化不仅是政治上的，还是伦理上的情感上的，影片最后能够看到一种新的努力。

看这部私密性很强的纪录片时也有着自己的私密感受，交织着痛苦、感动、迷茫，也曾面对最亲密的人之间的沉默和伤害，如果真的想要解决，习惯性的逃避和转身离去是无效的，需要鼓起勇气去彼此坦诚、承受着裸露的风险，放弃已有的根基建立在脆弱之上的成见，面对代际间的人与人之间的难以跨越的隔膜和不同的价值感意义感来源，能勾连彼此的又是什么呢，该怎么去面对这样的错位，在长长久久的含混吞吐中，或许最真切的是那声以感叹号结尾的“我爱你”，那些过去的属于一部分我的印记就像那些老照片一样，该拿出来放在阳光下晾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