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精神

我最终还是鼓起了勇气，写些字，充当影评。
今天去幼儿园看了。开场就是大草原啊大草原，辽阔啊，骑马啊，咯噔咯噔，好喜欢那种美丽的节奏！

好喜欢那些单纯的大草原的镜头，慢慢的，配乐悠扬，大草原的苍茫让人感动的想哭，我甚至闻到了大草原的那种特别的味道。去年暑假去了大草原，满洲里的呼伦贝尔大草原，特别好！

我知道，这部电影讲的传统和当代发展的矛盾，但是有些地方还是没有看明白，比如那个俄罗斯人为什么唱歌唱哭了，还有就是男人对着电视机为什么哭了。我还是太肤浅了吧！

另外，那个梦境，我觉得很是诡异……

最后那片草原，变的秃秃的，还有冒黑烟的烟筒，真讨厌。

电影放映结束，由于某孩子声称饿疯了，便没有参与讨论，现在觉得小小遗憾，因为据说有蒙古帅哥和长腿美女……

1991年，戈尔巴乔夫宣布辞职，共产党执政的苏联解体，将国家权力移交给俄罗斯总统。苏联灭亡。同年，导演尼基塔·米哈尔科夫为了躲避国内政治动荡，他带领着自己的摄影小分队悄悄来到隶属于中国内蒙古的呼伦贝尔大草原，拍摄了影片《Urga》，国内译作《蒙古精神》、《套马竿》。
 
“Urga”为蒙语，套马竿之意。套马竿是蒙古人传统放牧工具和最触手可及的武器。蒙古族男女欢娱时若往草地上插上套马竿，远方的人见了，便知趣避开。至于为什么选择内蒙古这块儿神秘的土地来表达自我情感，导演米哈尔科夫这样说到：“很早前，我就想拍一部中国内蒙的影片。至于为什么，我自己也不是很清楚。也许是出于一种下意识，也许是要延续祖先前进的足迹。蒙古人曾经统治俄罗斯二百七十多年，我们的血液中早就混有蒙古人的血。”
 
一、帝国的泯灭
俄罗斯与中国都拥有值得炫耀的辉煌历史并曾经在文明中傲然地俾睨世界。在米哈尔科夫的摄影机下，俄罗斯民族的悠久历史变成了歌曲中荒凉的叹息，而再高贵的艺术也不过沦为中国人赚取金钱的谋生手段。曾经的战士谢尔盖偶然听到刚波小女儿奏起故乡音乐时泪流满面。在丑陋的迪斯科舞厅里他被同乡人嘲笑不记得祖先——你还记得你祖父的名字吗？你的曾祖父呢？可笑。我们的灵魂在哪？她只不过和列宁像章一样，只值两块钱！悲愤中的谢尔盖眼前依稀浮现的仍旧是俄罗斯白雪皑皑下的广袤故土。背上刺着《曼楚里山》谱子的谢尔盖作为承载着俄罗斯民族精神的普通人，在现代政治文明的冲刷之下，精神载体和力量载体不可避免地撕裂破碎。他唯一能做的只能是坐在和俄罗斯民族有着同样困境的蒙古人的草原上，独自哼唱属于俄罗斯民族的挽歌。
 
二、消逝的蒙古
虽然米哈尔科夫无处不努力渲染蒙古的风土人情，但细节给予我们的印象仍旧是现代文明的传播过分侵蚀了古老传统。墙上的海报、刚波的帽子、布因手中的玩具，我们甚至渐渐疑惑起那些蒙袍下面隐藏着一颗怎样的心。几百年前，成吉思汗带领着蒙古铁蹄践踏了亚欧大陆三分之二的土地，而豪气冲天的蒙古人在现代文明下却变的有些软弱甚至妄自菲薄。面对城市，坐在旋转飞机上的刚波表现出好奇而又十分惧怕的一面，他要传递给我们的困惑是——是应该选择接受先进文明还是继续拙守一隅？现代文明和传统文明是否是永恒的悖论？冥冥中的某种力量给予刚波自信，我们仍旧看到了一个值得欣喜的结尾——从城市归来的他用蒙古搏克式的步法在彩虹下跳跃，用传统的套马竿方式稚拙地表达爱情。这趟城市之旅也同时意味着刚波完成了内心的自我审视——民族寻根之旅。
 
三、繁复的符号
米哈尔科夫在片中埋藏了多处隐喻，使得整个影片呈现出一种压抑的神秘感。巴亚图是游离于影片情节之外的一个独特角色，他总是孤独地骑在一匹马上醉醺醺地闲逛。作为“根”的化身，他总是时不时地出现在刚波一家人或谢尔盖身边提醒着什么。而他本身所携带的非常扎眼的小红伞、红箱子、红喇叭，还有那张海报，又向人们昭示着他本身激烈的矛盾冲突。小布因对玩具的兴趣远远大于成吉思汗和九匹银合马的故事。两次出现的静止又突然溜走的蜻蜓幻化成从城市归来后天空出现的不进不退的雄鹰，在精神意义上注视并保护着蒙古族人。而一头扎入水中的卡车也巧妙寓意了俄罗斯民族的现状和蒙古人对于外来文明的迷惘。
 
四、旋律与镜头
本片中音乐不但但只作为媒介存在，作为重要的表现手法之一，米哈尔科夫将音乐赋予了人性化的色彩，使得与片中内容相得益彰。谢尔盖背上刺的《曼楚里山》内容慷慨激昂旋律却无比哀伤，弥漫着对逝去战士的深深怀念和对俄罗斯的浓浓乡愁。主旋律往往伴随着草原画面远远呈现，带有蒙古长调的悲伤色彩。几段不多的轻快节奏所配的画面却带有讽刺色彩，让人颇感忧心。剪接流畅，画面丰富且隐喻性强，大量的摇镜头和横移镜头从心理上扩展了视觉领域，给人以空旷之感。两条线索互相穿插却毫不凌乱，米哈尔科夫大量使用了对比手法，十分耐人寻味——刚波骑马艰难地穿行于闹市中，下个镜头切到帕各玛骑马涉溪聚拢跑散的马群。奶奶对电视的漠不关心对比到孩子们看电视时候的目不转睛。转来转去的电视频道中总是播放美国总统讲话或者中国京戏。巴亚图的蒙古长调声中却是俄罗斯小姑娘对十月革命的解读。
 
五、超现实结构
片中有一段超现实主义片段十分有趣且引人深思，米哈尔科夫将刚波的幻想巧妙地融入进一个横移镜头中，使观者无法辨清幻境与现实的分界。刚波买回电视机和自行车坐在草地上吃罐头，镜头移动，出现一队铁骑——巴亚图成了成吉思汗，而自己的老婆帕各玛却成为了成吉思汗的夫人。成吉思汗严厉地责问刚波作为蒙古人为什么没有武器，为什么没有马。然后将刚波五花大绑拖在马后，而此时出现的谢尔盖也遭遇了相同的惩罚。身着铠甲的蒙古勇士在愤怒中摧毁了电视机，焚烧了卡车，并将它推下山坡。刚波作为蒙古传统的背叛者得到了应有的惩罚，而谢尔盖作为外来侵略者或者现代文明的化身也遭到了无情抵制，但是再英勇的蒙古战士面对电视机中蓝波的矫健的身影也只徒剩叹息。米哈尔科夫则在大卫·林奇之前巧妙地使用了循环结构。近片尾处，我们看到帕各玛走出蒙古包，电视上显现出她牵马走过的画面。刚波起身跟上去，紧接着出现的就是片头追逐那场戏。
 
六、其他
整个片子清新自然，节奏平稳，有着大自然的气息和略微伤感的色彩。米哈尔科夫通过对蒙古族的描绘传达他对蒙古更远处土地的无尚热爱和切切担忧。俄罗斯民族和蒙古族曾经同样的辉煌，同样的豪迈冲天，而现在他们也同样地陷入了破落的境地，俄罗斯民歌和蒙古长调又是那么相似地何其悲凉，都在呼唤着人类远去的灵魂。汉族向来视蒙古人为异族，欧洲人似乎也不把俄罗斯当做已人。身份认同的问题在两个民族同时浮现，米哈尔科夫借用蒙古抒情的思路也就清晰显现。而片中体现的现代文明与传统文明的碰撞，人类与自然的相生问题把此片推向广阔的意义而不仅仅局限于民族苏醒和文化复兴。片尾处，漂亮的草原变成了凹凸不平的沙地，套马竿变成冒着黑烟的烟囱，叙事者的声音被电话铃声粗暴打断——我们最后得到的依然是米哈尔困惑的脸庞，如同开头小布因盯着蜻蜓时的迷惑与不解。安东尼奥尼在《云上的日子》一片中曾经使用过了本片的结尾。虽然片中大量蒙古风情的描写有取悦欧洲观众之嫌（比如用十多分钟来表现蒙古式的杀羊方法），但这并不妨碍观者的价值判断，因为我们所看到的是一个有关于全人类的精神式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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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天之下，是一望无际的草原，是静静流淌的河流，而草原之上，是白色的蒙古包，是一家人的温馨生活，这是富有诗意的传统生活，但是那蒙古包外面的自行车，蒙古包里面的电视机，却以一种闯入的方式改变了刚波一家人的生活：电视频道似乎永远只有两个节目，这一边是美国总统讲话，另一边是最具汉文化特色的票友演唱，美国或者中国，英语或者京剧，对于这片几乎与世隔绝的蒙古草原来说，它们是外来的，是侵袭的，是隔阂的，而端坐在电视机前的一家三代，以旁观却不安的方式面对这个新事物，他们应该躲避而坚守传统，还是融入而适应现代生活？

在这样的疑问里，答案似乎并不是单一的，当电视机的声音被关闭，当刚波的妻子帕格玛离开，似乎预示着某种独立，但是取代英语和京剧的是老母亲掐着电视包装袋外面的泡泡发出的声音，取代美国总统讲话和票友演唱画面的是牵着马的帕格玛——她在蒙古包外面，她在草原之上，却进入到电视画面里，成为一个现实的影像，而紧随其后的刚波，也一样变成了电视里的人物，他手持那根长长的套马竿，追随着帕格玛骑马越过草原。

现实被影像化了，这是取代，也是融入，这是离开，也是进入，而套马竿也完全变成了另一个剧情的起点：刚波将套马竿插在山坡之上，夫妻两个人却消失在画面里，他们在山坡的另一面继续着他们的故事：作为蒙古族人传统的放牧工具，套马竿其实也是一种宣示男欢女爱的象征，当他们在草地上插上套马竿，也就告诉别人，他们进入了男女欢娱的时间，远方的人便不要去打扰他们。一对恩爱的夫妻，在天地之间尽情享受，这是他们融于自然回归传统的生活方式，但是为什么要用套马竿来拒绝别人的旁观，可能会来打扰他们传统而又激情生活的又是谁？

这似乎是一个谁是旁观者，谁是入侵者的疑问。改变刚波和帕格玛生活的，似乎是一种中国政策，这一对生活在中国大草原的蒙古族人，虽然隔离在中国的城市之外，但是他们依然被政策所束缚，帕格玛是来自城里的女孩，嫁给刚波似乎隐隐的带着城市生活的不安，而这种不安就是无法自由的生下他们足够多的孩子，因为帕格玛知道，中国的法律规定孩子不能多生，已经有了三个孩子的这对夫妻似乎已经遇到了生理渴望和政策制度之间的冲突，所以他们在生下最小的孩子之后，已经三个月没有同房了，而面对这样的无奈，帕格玛甚至逃避刚波的追逐，在最开始的镜头里，刚波就是骑着马，拿着套马竿，在草原上追逐着帕格玛，他用一种速度，一种激情，甚至一种愤怒，来抵抗帕格玛的逃避，那手中的套马竿已经不是那个欢愉的符号，而是一种武器，他套住了帕格玛骑着的马，又套住了帕格玛，从马上跌落的帕格玛被压刚波在草地之上，她的头发散乱着，她的脸上流出了血，她不停地挣扎……

现实一种，流血、疼痛和挣扎，渗透进这个传统蒙古人的生活里，在他们的世界里，本来是蓝天白云的诗意，本来是夫妻的恩爱和孩子的欢笑，本来是无拘无束的温馨，但是这样的生活却缓慢而不可避免地被改变了。而除了刚波一家，俄罗斯人塞尔格似乎也在被改变的命运中走进了这片草原。一个为“国家”修路的俄罗斯人，一个开着卡车的外族人，似乎陷入到比刚波更深的孤独中，他进入这片草原像是一种闯入，那一辆在车身上写着“安全行驶”的卡车却在塞尔格劳累瞌睡中开到了河边，不仅是一次安全事故，更是对于这个异乡人的心灵写照。他没有调整好自己的作息，也不熟悉这片土地，当他偏离道路驶向那一条静静流淌的河，也像是对于自身命运的一次偏离。而在这个陌生的地方，他是茫然的。从车上下来，他看见了美丽的蓝天、白云、草原和河流，他忘乎所以地高声唱歌，他快乐地跳舞奔跑，却在那草丛里看见了惊飞而出的秃鹰，看见了让他害怕的尸体，而在这种惊恐中，他跳上卡车，将刹车当油门，将整个车头都陷在了河流里。

闯进而陷入，对于塞尔格来说，是自身命运的无奈隐喻，而在遇到刚波一家之后，他似乎更无法找到自己。语言不同或者是小事，至少可以通过肢体语言和表情传递信息，但是对于他来说，最大的问题是习俗和传统和隔阂。刚波一家为这个远客杀羊招待，但是当一锅热腾腾的羊肉煮好，当刚波一家人端坐在那里邀请塞尔格一起进餐的时候，他却独坐在蒙古包外面，吃着自己带的食物，一点没有体会到主人的热情和和好客，即使在尴尬之后塞尔格礼貌性地和他们坐在一起吃羊肉喝羊汤，即使他端起酒杯祝刚波的母亲长命百岁祝一家人身体健康，他还是有一种无法融入甚至排斥的感觉，那一只苍蝇掉进羊汤里，他甚至厌恶地自言自语：怎么那么脏。对于塞尔格来说，这是道路的一次偏离，这是命运的一次陷入，让他感觉到孤独，让他体会出隔阂，也让他有了一种远离故土的哀伤。

如果说，刚波一家面对的是政策的难题，那么塞尔格遭遇的则是一种国家和民族的困境。在蒙古草原上，语言不通，习俗相异，没有自我的认同感，他更像是一个流浪者，而这种流浪似乎是一个民族的命运使然。在刚波一家的款待中，触发塞尔格情绪的是刚波女儿在拉手风琴时音乐的安慰，当那舒缓而忧伤的音乐传递出来的时候，塞尔格才找到了一种语言，他坐在草原上，天上是那一轮皎洁的月亮，底下是陷着自己卡车的那一条河流，在静谧的夜色中，他似乎想起了远方。

这种思绪是一种回归，当塞尔格后来和刚波进城之后，在一家中国酒吧里，塞尔格遇到了另一个俄罗斯人，但是相同的国籍并没有让他们产生共鸣，当同乡人嘲笑他：“还记得你祖父的名字，记得你曾祖父的名字？”他突然就陷入到一种哀伤之中，继而是一种愤怒，“可笑，灵魂？灵魂在哪？去你的灵魂，它只不过和列宁像章一样，只值两块钱！”在愤怒中，塞尔格记起了那片遥远的故土，那个遥远的家，那片遥远的记忆，以及那个遥远的自己，白雪皑皑的广袤土地，是俄罗斯的写照，但是在这个醉酒的酒吧里，塞尔格只有失落感，只有沧桑感，所以他跑上舞台，脱掉衣服，让乐队对着自己后背上的曲谱演奏那一首俄罗斯歌曲，这是他曾经作为一个战士，刻在身体上的乐谱，在歌曲世界里，有十字架，有英雄，有死亡，有革命，但是这刺痛了身体的乡愁却又是如此地割裂，慷慨激昂却又无比忧伤，激情四射却早已逝去，而最后被中国警察带离，却也浸透着异化的不安。

而实际上，在刚波以及和塞尔格身上，都有着某种现实造成的隔阂感，卡车的偏离，传统的解构，都成为他们遭遇的困境，而“进城”似乎又加重了他们的这种不适和尴尬，加深了他们的这种隔阂和矛盾。刚波是和塞尔格一起进城的，在他极少的进城经历中，这次又多了一个任务，那就是妻子帕格玛让他买避孕套，因为只有这个器具既能使他们享受男欢女爱，又避免尴尬和政策的处罚。但是“买避孕套要问喇嘛”的刚波似乎无法接受这一种现代文明，他进城也像塞尔格一样偏离了道路。骑着马在热闹的街上，他被琳琅满目的商品所吸引，被经过他面前的男男女女所吸引，他买冰糖葫芦吃棒冰，他注视男女的接吻和拥抱，他坐一个小时的旋转飞机，当然，他也和塞尔格到酒吧喝酒。

和塞尔格陷入到浓浓乡愁而无法自拔不同，刚波是被这样的现代生活所吸引，其实，面对现实，他们采取的是相异的方法，一种是在自我沉沦中迷惘，一种则是新奇感受中慢慢融入和接受。而其实这两种对待现实冲击的处理方式，在刚波回到草原的那个梦里产生了剧烈的冲突。他骑马而归，马上却多了两件东西，一样是城里人随处可见的自行车，一样则是传递信息的电视机，这是现代文明的标志，是沟通的工具——刚波被吸引的那对男女就是骑着自行车离开的。所以刚波带回来这两样东西就是一种认同。但是这种认同在草原上却变成了一种异化的象征。当刚波吃了从城里买来的罐头和饮料，陷入到那一个梦里的时候，出现在面前的是一对骑兵，烈烈的军旗，嘶鸣的战马，将他带到先祖成吉思汗的时代，而邻居巴亚图就是那个成吉思汗你，自己的妻子帕格玛变成了成吉思汗的妻子，他们问刚波的问题是：“你是蒙古族人？兵器呢？战马呢？你为什么不进攻？你为什么要进城？”在刚波无法回答的时候，他们将他捆绑起来，而这是塞尔格出现，他的卡车停在山头，正在向这边呼救。成吉思汗命令手下将塞尔格也捆绑起来，两个人被五花大绑，而那台电视机，那辆自行车，那辆卡车，都被毁灭。

一个梦，逃逸在现实之外，却成为解决现实问题的一种破坏方式，邻居巴亚图曾经就是一个整天弄得醉醺醺的人，而他的这种醉态与塞尔格远离故土时在酒吧里的醉态不同，与其说是逃避现实，不如说是一种融入，他整天骑着马无所事事，却总是带着小红伞、红箱子，还不断给刚波一家带来礼物，一只玩具喇叭，一个香蕉，一只苹果，一个鸡蛋，或者还有一张自称是在美国弟弟的海报——分明是史泰龙的影视海报，便成为对于外来文化的一种认同。而当他在刚波的梦里变成成吉思汗，却也是对于现代生活的一种破坏，自行车、电视机，卡车，都不能在蒙古草原上存在，返祖是寻找一种根，但是却是破坏性的。一种是醉态的沉迷，一种是回归的梦，刚波的那个梦其实和塞尔格吟唱的俄罗斯歌曲一样，呼唤着英雄的解救。塞尔格在酒吧里唱歌的时候，就是怀念那个英雄的时代，而成吉思汗的旗帜和战马，当然更是对于历史一代天骄的怀念。

在梦境醒来之后，刚波在彩虹之下，跳起了传统的蒙古搏克式舞蹈，而塞尔格也在草原之上，在刚波的女儿手风琴声里再次唱起那首歌，这是一种对于传统的回归，对于民族寻根的醒悟，在不断被冲击的现代社会里，在传统逐渐沦丧的生活里，蒙古精神、俄罗斯精神是不是需要这样的坚守？而这个问题其实不仅是对于个体命运关注的电影叙事，其实也是整个民族命运的现实情景，俄罗斯导演尼基塔·米哈尔科夫在中国内蒙古呼伦贝尔草原拍摄这部电影是在1991年，而1991年的履历上不仅写着他的团队创作历程，也写着那个叫做苏联的国家的解体——尼基塔·米哈尔科夫似乎在逃避中寻找国家和民族的命运，而塞尔格就像是那些流浪的俄罗斯人一样，在偏离的道路上寻找归宿，寻找心灵的故乡。而蒙古，曾经创造了帝国伟业的民族，也在一种历史的翻转中陷入在迷惘里。

“很早前，我就想拍一部中国内蒙的影片。至于为什么，我自己也不是很清楚。也许是出于一种下意识，也许是要延续祖先前进的足迹。蒙古人曾经统治俄罗斯二百七十多年，我们的血液中早就混有蒙古人的血。” 传统与现代、落后与先进、本土与外来、人类与自然，都变成了尼基塔·米哈尔科夫探寻的主题，但是尼基塔·米哈尔科夫显然并不是要恢复那种辉煌，并不是希望依靠英雄来救赎，英雄主义只是一个梦，当刚波骑着马出现在城市的街道上的时候，看起来更像是一个尴尬的英雄，而骑着马的巴亚图甚至穿过了塞尔格约会的那个走廊，穿过了小女孩读着十月革命那些文章的那扇门，也穿过了到处是自行车的街道，看起来也像是一个没落的超现实影像。

沉沦和救赎，醉酒和英雄，其实都是一种矛盾，甚至是一种逃避，而当最后那套马杆竖立在山丘之上，刚波和帕格玛继续着男女欢愉故事的时候，这一种坚守和妥协的矛盾越发显出其哀伤和尴尬，“我就这样出生了，我是刚波的第四个孩子，名叫铁木真。”第四个孩子是一种继承还是一种反叛，铁木真预示着新的蒙古时代的到来，还是一种对历史的颠覆？当那片草原变成了凹凸不平的沙地，当那套马竿的地方矗立其巨大的烟囱，当“我”的声音被电话铃声粗暴地的打断，现实或者是更为困惑的存在，“我已经结婚，但暂时没有孩子，去年和妻子去了贝加尔湖看俄罗斯人，明年还要去洛杉矶。”结婚是一种归宿，但没有孩子，亲近了俄罗斯却也要接近欧美文化，这或许才是最本质的融合和撞击。

电影开始，是一些很温馨的画面，有人玩风琴、讲故事、玩小玩具，一家人其乐融融，虽然远离现代文明，物质生活不够丰富，但到处都可以感到亲情的温暖。接着，俄罗斯人的闯入，一开始是更加衬托了这家人的幸福，可是，慢慢地，扎在辽阔草原上的蒙古包生出了孤独，生出了隔绝、闭塞。
刚波进城那一段很有趣，像一种文明接触到另一种文明，碰到新事物，他有一些很天真的动作和话语。从城里回到草原的刚波，放下新买的电视机，坐在草原上吃罐头。紧接着跑出了成吉思汗和他的军队，还有他的妻子，要逮着那个背叛蒙古文明的刚波。沉浸在温馨思路的我，以为刚波买完东西后，会回家抚慰等待自己孩子和妻子，继续过着以前的生活，突然出现了一支军队，把我弄迷糊了，之后才想到这事刚波的幻想。
刚波一直沉浸在成吉思汗时代，那是他们蒙古人的辉煌骄傲时代，但那段超现实的镜头是表达蒙古人对已逝文明的念想还是恐惧、束缚呢？
最后的那一幕是草原上立着烟囱，冒着浓浓黑烟，美丽的草地上多了几条乌黑的道路，刚波的后代也进了工厂，离开了游牧生活。

一个民族如一面镜子，游客可从中看清自己。——莫洛亚(André Maurois)

说多种语言、尊重多种价值观念和对人生意义抱有不同信念的人类，迟早都必须考虑到一切有关人性的东西。——加德纳·墨菲（Gardner Murphy）

1991年，我还在上美专，总也弄不清绘画中的明暗交界线到底是什么，也还不太明白俄罗斯绘画曾经给中国的绘画界产生过多么深远的影响。那一年在苏联发生了很多事情，圣诞节的时候，戈尔巴乔夫宣布辞职，成立了70多年的共产党执政的苏联正式解体，成立了俄罗斯联邦。

13年后，我看了一部俄罗斯导演米哈尔科夫的电影——《Urga》，蒙语意思是套马杆。这部电影的中文名又翻译作《蒙古精神》、《乌尔加》。蒙古男子用套马杆套马，追逐恋人，追到后把套马杆插在那里，天做被地做床，别人远远看见插着的套马杆，便不会走近。当我被这部电影恬淡的叙事风格和那草原上忧伤的风景深深打动之后，我发现这部电影的拍摄时间是1991年。于是，电影中给我带来震撼和疑惑的部分就自然得到了解答。

这是一部带着淡淡的忧伤、温暖、安静的电影，在中国境内的内蒙古拍摄，故事简单无奇。

逐水而居的一家住在草原上——老母亲，丈夫刚波，妻子帕格玛，三个儿女，一个蒙古包，一群马，一圈羊——和乐美满。那时的季节，正如席慕容的诗《草原》说的那样：
…… ……
从五月到九月初，森林中
瀑布奔腾，草原上会开满了花朵。
无边无际的茂草丛中野花盛放。
有猩红的小百合，浅蓝的野风信子，
金黄的毛莨和紫色的喇叭花，
还有樱草、飞燕草及细高的萝菲草，
整块草原象一片织锦的花毯，
带着清香无限，一直一直铺向天边。

在边境的修路工俄罗斯人赛尔格因为疲劳驾驶偏离了大路，卡车差点滑进河里，他却也因此得到了刚波一家的热情款待——刚波遵循着蒙古传统，为远方而来的客人宰了一头羊。语言不通又不喜羊肉的塞尔格觉得有些尴尬，但很快他便连比带划的和他们聊起来，还欣赏了刚波大女儿热情洋溢的手风琴表演。

刚波一家幸福快乐，但刚波的愁虑是，帕尔玛刚生了第三个孩子，不愿意再生第四个，并告诉他中国已经实行计划生育，城里人都只生一个，丈夫应该去买避孕套。清晨的草原刮着风，刚波搂紧了妻子，决定翌日进城一趟。

骑着马的刚波与满是人的城市显得格格不入，他因为羞涩而没有买成避孕套。他在城里逛着，体会着草原上没有的游戏。

电影中唯一的冲突和高潮是刚波与塞尔格在歌厅再次相会的那一段，一个俄罗斯商人嘲笑刚波不通俄罗斯语，说道：他一点也不懂得我们的灵魂。塞尔格双手拍着胸口，愤怒的说道：如果不是他，我已经死在了草原上。什么灵魂？什么灵魂？我的灵魂在这！在这！然后他拿起旁边盒子里卖的俄罗斯五星徽章，伤心地说，这才是我的灵魂，我的灵魂在这！两块一个！我们的灵魂两块一个！我们的灵魂，灵魂，见鬼去吧！嘿，等等，你爸爸叫什么来着？你爷爷呢？你曾祖父呢？啊，他想不起他的曾祖父了！

被诘问的商人急了，反问道：你的曾祖父呢？……疯子！

塞尔格愣住了。是的，他也记不起自己曾祖父的名字了。他跌跌撞撞的走到舞台上，要求乐手们演奏他背上的刺青——一篇乐谱，《曼楚里山》，他深情而忧伤的唱着……为了俄罗斯倒下，为了祖国而死……

塞尔格被警察带走了，刚波找朋友把他带了回家。第二天，刚波带着电视机回家，去寺里祈祷，在草原上吃罐头，在电视机里看见成吉思汗的大旗，他把套马杆插在草原上，生了第四个孩子铁木真，塞尔格再不去歌厅买醉、而是让刚波的女儿用有力的手风琴拉出《曼楚里山》的旋律……

电影看完后，留下的是诗一样的惆怅。刚波刚毅、情绪不露于色的表情，塞尔格忧伤地唱着本应激昂的《曼楚里山》，那张典型的俄罗斯的脸上，带着深深的迷茫、失落和困惑。

是的，俄罗斯曾经在什么时候走出过自己的困惑呢？如果他们曾经走出过，那是在什么时候呢？在蒙古统治他们的那240年间？——谁敢说俄罗斯人的血管里没有几分蒙古人的血呢？如果他们曾经走出过，那么他们为什么从来没有停止战斗、宿醉、吟咏？他们总是那么忧伤而直至绝望？

普希金一边吟咏着爱情，一边服从了命运，在决斗中死去；果戈理一直在冷笑着，“他一面嘲笑，透视这种卑鄙、可恶的灵魂最隐秘的角落”（赫尔岑语）。阿赫玛托娃在承受了沉重的生活之后，在她的诗中写道：倘若有一天 在这块土地 有人想为我建纪念碑 我郑重地同意这个建议 但有一个条件——不得让此碑 濒临大海 我的出生地 我已与大海断绝了关系……

姆索尔斯基创作了《荒山之夜》，那是他生命的写照，带有浓重的宿命感；柴科夫斯基最著名的悲怆交响曲，他曾说明：“这部交响曲的构图归根结底是‘生活’”；有人这样形容拉赫马尼洛夫的的第二号钢琴协奏曲：它凝聚了人所有的感受和经验，那是用文字所无法表达的。

如果不说曾经对中国油画界产生过深远影响的现实主义画家们，画作极富音乐感的作为抽象艺术的先驱康定斯基，则曾经对欧洲艺术产生过划时代的影响。康定斯基写道，“色彩是琴键，眼睛是锤子，而心灵则是钢琴的琴弦”。

没有哪个民族如此关注心灵，歌颂心灵。但与此同时，许多人类隐藏起来的性格特征都在俄罗斯人身上凸显出来：温顺、善良、暴躁、没有耐力、嗜酒无度、好斗、自大……是的，那是因为他们从有国家的历史开始，就承受着双重力量的冲击。俄罗斯的春天很短，气候寒冷，它的广阔版图占有亚洲三分之一的陆地，但它的政治文化中心却都在欧洲。有学者说，“在俄罗斯精神中，东方与西方两种因素永远在相互角力”。他们不断的分裂又融合，不断建立制度又不断推翻，他们没有足够的耐性却又总是服从命运的安排。

我曾经问过热爱俄罗斯音乐的朋友，那音乐中流露出来的俄罗斯精神到底是什么呢？他无语。我看到塞尔格脸上的表情在说，我们再次的失落了。其实，那是因为他们的精神里带着全人类的悲哀，在夹缝中为了理想而奋争的力量和与命运对抗的悲哀。这悲哀渗透在他们的文学、音乐、艺术的各个方面，和全人类一起共鸣。而这悲哀，在1991年的俄罗斯，1991年的米哈尔科夫那里，则显得如此无力。

2005-1-15完稿于北京朝南居
一些资料：

1991年8月19日，苏共中的保守派发动了一场不成功的政变，试图收回下放给加盟共和国的权力，同时终止不成功的经济改革。但是在人民、军队和大多数苏共党员的联合反对下，政变仅仅维持3天便宣告失败。俄罗斯总统叶利钦下令宣布苏共为非法组织，并限制其在苏联境内的活动。在1991年年底，他同白俄罗斯及乌克兰的总统在白俄罗斯的首府明斯克签约，成立独立国家联合体，从建立一个类似英联邦的架构来取代苏联。苏联其他加盟国纷纷响应，离开苏联，苏联在此时已经名存实亡。1991年12月25日，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宣布辞职，将国家权力移交给俄罗斯总统。苏联正式灭亡。——来自wikipedia。

米哈尔科夫，他1945年10月21日出生于莫斯科，他是名门之后，他的曾祖父是19世纪俄罗斯的画坛巨匠瓦西里·苏里科夫，他的外祖父是20世纪初俄罗斯的著名画家尤特·冈察洛夫斯基，父亲是一个有名的儿童文学作家，母亲则是作家兼翻译家。对他有着直接的电影启蒙影响的，是他的哥哥安德烈·冈察洛夫斯基。他也是一位电影导演。所以，出身于这样一个对俄罗斯文化深具影响力的家族，米哈尔科夫的文化理想，自然是试图恢复旧俄罗斯时代高贵和理想主义浓厚的气氛。他是公认的自塔尔科夫斯基去世之后， 当代最重要的俄罗斯电影文化的象征人物。——邱华栋《从边缘突进》

我曾经爱过你
普希金
我曾经爱过你：爱情，也许
在我的心灵里还没有完全消亡，
但愿它不会再打扰你，
我也不想再使你难过悲伤。
我曾经默默无语、毫无指望地爱过你，
我既忍受着羞怯，又忍受着嫉妒的折磨，
我曾经那样真诚、那样温柔地爱过你，
但愿上帝保佑你， 另一个人也会象我爱你一样。
戈宝权 译

无悔
蒙古谚语说：
 “既然说了好，就不再说疼。”
那意思就是说，我如果答应了你，
任凭怎样艰难困苦，也绝不会反悔。
是怎样光明灿亮热血胸膛啊！
——席慕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