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尼·厄德曼

14年回国之后，就在北京和上海这两座大城市混着。不想用“打拼”这个词，是想说，就算有忙里偷闲的时候也只是想飞去别的地方度个假，并没有时间给家人，以及自己的感情生活留个出口。

我妈最近刚来上海住了一个月，前天刚飞回青岛。大家都羡慕说以后早起有人做早饭，家里有人打扫，能把我的生活方方面面过得井井有条。然而跟长辈一起生活的各种不协调，比如消费观、价值观和作息时间，都让我苦不堪言。我妈会为了几毛钱的菜钱斤斤计较，而在我看来这种节流屁用没有，还给我徒增烦恼。我一个缺钱的房奴也是没资格批判任何可以省钱的方式。

大城市的生活节奏和工作压力很容易淹没自己。我老板是个工作狂，MIT毕业的，其完美主义的程度也是常人很难企及。他可以凌晨两三点还在盯着我改提案的格式。我的生活也像女主那样慢慢被工作填满，我特别能理解她睡过头了miss掉一个重要的餐会是多么的懊恼，大项目流失的责任我可背不起。不可避免的，这些工作上的压力会撒在旁边亲近的人身上，在父母面前就容易变本加厉和肆无忌惮。事后又会觉得愧对这份亲情，而变得想要逃避，只想自己呆着。这样就不用担心会伤害到周围的人。

然而就算每天这么被工作推着走，钱还是不够花。看看身边比自己有钱的人，他们貌似更加焦虑。大家都普遍焦虑如何才能挣到更多的钱，在中国这个人情社会的勾心斗角中挣扎出自己的一片天。貌似你再努力也永远都有比你优秀的人比你更努力。一想到这我会有点绝望，我该如何在这个充满铜钱味儿的城市安身立命。我不要变成只知利弊不管对错的大人，然而我又不可能一直假装自己是个长不大的孩子。特别是在面对年迈的父母的时候。

很多深夜我都会辗转难眠。可能因为工作上的一些杂事儿，也可能因为担心这职业发展的一个又一个坎和重要的节点我该如何迈过去和把握。可望着比自己职介高的人，更忙更累，压力更大，便觉得这该死的生活什么时候是个头儿。在这座冷冰冰的城市里，只有自己的事业才最有安全感。因为这决定了你的圈层，你的际遇，你生活的方方面面。仿佛大城市的繁华都是属于工作狂的。像我，稍微一犹豫就好像很多人从后面超过了你。

在精力几乎全被工作占据的同时，面对亲情，爱情，或者友情，都显得很苍白无力。总是在赶一个又一个项目的deadline，疲于在不同的人之间腾挪，参加不同的社交场合并且带有很功利性的去认识一些人。与其说麻木了，还不如说懵了。我生活的出路在哪里？

这就是这部片子可贵的地方——永远不要因为对职业发展注入了全部的精力，而忘记了自己为什么这么努力的活着。我本应该在阳光明媚的天气去户外和亲密的人散心，在阴雨迷蒙的天气搂着爱人在沙发上看肥皂剧。我们为什么要把自己活成事业女强人和男强人，为什么就不可以浪费时间甚至发呆来缓和下内心的紧张和充实。尽管这个价值观趋同的社会喜欢用金钱和地位来衡量一个人，在我们心中的那片自留地里还有什么。那些纯真的热爱都去哪了。

每个人一想起孤独终老就害怕至极。然而每个人都在把自己逼成不太能允许他人打扰的模样。到最后还需要尝试着让别人迈进自己的comfort zone。这一切貌似都与我们一开始要在这座城市打拼的初衷背道而驰。

芭蕾舞演员的鞋子永远都散发着耀眼的光辉，可当脱下这光芒看到自己伤痕累累的脚，你是否有那么一点点小私心，心疼过自己，心疼过这些年流失过的，能与身边的人分享的纯真无邪，而又极其简单，容易快乐的时光。

被迫地看了那么多无聊的、吵闹的、宣教的春晚节目后，大年初一看了这么一部好电影《托尼.厄德曼》。这才是有生活、有思想、有技巧的真正的艺术作品！这位德国女导演说：“我拍电影很慢。这个故事想了五年，又拍了一年，之后又剪了一年半，这中间生了俩孩子。我估摸我有生之年也就再拍个四五部电影。” 是啊，好的艺术作品是要用生命、用心智来创造的，希望在中国也有这样创作的人和环境。

前半部分针对一篇关注好友的影评说一下——坏人也有父母？，本意在提供一个不同于两者的、个人的视角，和对主题不同的理解

作者把批判的焦点指向了女主Ines Conradi这一人物和影片主题折射出的价值取向上，在作者看来影片所讲述的’温情‘故事：父亲以’托尼厄德曼‘这一身份帮助女主——作为一位资本主义社会下中产阶级精英女性——重拾生活、回归家庭，是对罗马尼亚的真实现实的片面截取和讽刺，是对影片镜头下被一带而过的底层和被剥削者的漠视

（原句：“这对父女作为一对占尽财富和资源优势的中产阶级，以一个居高临下的态度’享受‘生活，’寻找‘所谓快乐”）

但在我看来，这部指向现实主义的喜剧中会让我觉得具有导演情感倾向的两个瞬间：一是父亲在商场里问那句’你真的是人吗‘时；二是影片在Ines摘下帽子，拿掉假牙后沉思的镜头里落幕.其中我都没有觉得导演在铺垫父女之间的救赎与被救赎，也没有觉得结尾的留白是在指向温情的和解.

相反，哪怕是在影片的情感高潮——Ines拥向穿着厚重、搞怪的毛绒外套的’托尼厄德曼‘时，导演既没有把这一场景煽情化，又在这个瞬间隐去了’托尼厄德曼‘原有的父亲身份—— Winfried既没有脱去外套、和Ines也没语言上的交流，由此可见，这一场景的表达其实和导演全片的主题表述是贯穿的，意在通过对于Ines从人物到生活都被精英化、被‘现代化’的呈现，表述的其实是父女对待生活、对待人生的不同态度，全片的喜剧效果也都是在这两种不同态度的反差中作文章.

从这样的理解，再回看那两处带有情感倾向的描写，我会觉得导演用全片很有力地向观众（或可以单纯指向女主Ines所代表的社会的中产阶层/社会精英）提出了一次质问——一个既复杂、又简单的问题：现代的社会环境下（或曰影片的文本背景所涵括的社会背景中），什么算是有意义的生活？

我觉得单单从片名和海报中Ines拥抱‘托尼厄德曼’的瞬间，不难察觉导演在对于Ines的冷静描绘下流露出的细微倾向，也就是说借‘托尼厄德曼’所表达的诙谐不恰恰是对那样的精英视角、‘现代化’视角的反抗和消解么？所以何来‘影片是在居高临下地以父女的温情和解讽刺、漠视罗马尼亚的真实现实’一说呢？

影片的确有一个镜头是给女主公司边的贫民区的老人和小孩以及另一个镜头是父亲对乡下的那位长者说‘不要丢掉幽默感’，可能这两笔涉及到了罗马尼亚的底层或是更为普遍、常见的社会现状，但我觉得这不在导演想要表达的议题之中，也绝非带有导演漠视甚至是讽刺的态度，正如导演借父女之口在车上的那两句对白：

“难以置信，你居然叫他们别丢失幽默感，真是残酷，唉”（Ines）

“是有点，但我并不是那个意思，只是觉得他们很亲切”（父亲）

“要都像你，光看到人家被开除就吓得尿一裤子，我们还怎么搞现代化”（Ines）

我觉得单单这两句，就已经能把导演对于真实的现实的态度和影片的议题指向解释得很清楚了.再退一步而言，即便要追问一部影片传递的价值取向、道德准则是否正确，以‘坏人也有父母？’这样的标题来定义和质问是否本身就已经带有盲目的攻击倾向和道德上的不正确呢？假使影片的走向就是Ines的生活找到了出路，和家庭得以温情和解，她的精英身份或是资本主义社会剥削者的身份就让她不配得到家庭的关怀和父亲的拯救么？

后半部分关于影片本身再说一些——

从对于父女关系的诙谐笔触里，我看到的是‘现代社会对于人的异化‘和像Ines一样很多社会人的痛处

看到影片后半部分的派对前Ines突发奇想脱掉高跟鞋和紧身短裙时，我联想到了疫情过后一位好友转发的状态：

疫情改变了什么，地铁上没有一个女孩穿高跟鞋

在现代社会的观念‘熏陶’中，高跟鞋、化妆、裙子、甚至是文胸早已被默认为现代女性、职场精英女性在外部形象上的必备条件，甚至已经融入到绝大部分的企业文化之中，相比社会观念对于女性的异化、挤压更为严重，而这只是现代女性个体被‘现代生活’异化的一隅而已，延伸而去，我们在影片中还能看到一个所谓的职场精英，你不仅需要具备能力完成工作，你还要需要挤压个人生活的空间，去准备项目，去应酬、去优化肢体语言技巧、个人礼仪等等

现代社会有着成千上万条规则去定义一个‘正常人’、‘理性人’，但却没有一条指向大多数人为之一生都在追问的一个问题：人何以为人.于是，在新闻上屡见不鲜会有成年人在地铁上、马路边突然崩溃，日本‘社畜’接二连三在地铁站跳轨；当Ines在公寓阳台看父亲乘上的士后，她全片唯一一次哭了，我想到的是以上那些新闻场景；我想到的是一个词：身不由己；我想到的是各色的社会环境和每一个你身边的人都簇拥、裹挟着你卖力地在各自所属的社会阶层里争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或者是极力地挤进更上一层的社会阶层之中

之所以对于Ines来说，父亲在泳池边一个简单的问题：‘你有没有自己的生活？或者说你最近有没有快乐的事情’这么难回答，恰恰是因为这种身不由己，很多诸如Ines一样的‘社畜’何尝没有意识到工作与生活之间的平衡早已断裂，何尝不在迷茫有房有车有产的‘精英’生活是不是自己真的想要的，但对于很多人来说，并没有选择的余地，因为这种现代的‘精英观念’‘竞争意识’已经成了一股洪流覆盖了绝大部分的角落，当你的上司、你的父母、你的伴侣都以这样的主流观念去审视你时，你在职场、家庭之中的一言一行就已经默认必须在这样的观念条框之中

这时，如果你再和片中的‘托尼厄德曼’一样在工作场合、‘高等’社交派对上去开一个玩笑、不恰当地‘表述’一句话、甚至哪怕是作为一名女性穿一双普普通通、但是舒服的平底鞋，你可能都要被所有其他的‘正常人’去审视，审视你为什么和主流的那些人不同，而这种现代观念形成的‘主流’、‘审视’正是我从片中理解到的‘现代社会对于人的异化’和影片直戳很多中产阶层社会精英的痛点——‘身不由己’

片名‘托尼厄德曼’代指的幽默感，是不是抵抗和消解这种异化的唯一出路？

在短评中有看到另外一条触目的评论，大意是：有这样的父亲真的糟心

我想这位评论者大体指的应该是影片中Ines在多个工作、社交场合下的尴尬瞬间，评论者可能觉得父亲对于女儿Ines生活‘自我感动’式的审视和以‘托尼厄德曼’这一身份‘突兀、自说自话’地介入实际上是自私地在以爱和关怀的名义打扰到了Ines的工作、生活的‘正常’节奏

在我的理解看来，这恰是影片尝试回应的主流观念中的一支和影片从父女关系的变化去看动人的地方

回看片尾父亲回到父亲身份时在门外对Ines说的几句：

你问我生活的意义是什么？问题在于...

人们只会把这个跟干完一桩一桩事儿联系在一起，你还是不得不做这做那

在这时候，生活就这么溜走了.我们该怎么抓住那些瞬间呢？

现在，我有时候会坐在那儿，回想你当初学自行车时候的样子，回想我在站台找着你的时候...

但人们总是后知后觉，在那个瞬间里，什么也觉察不到

我想，这位评论者大抵还处在那个瞬间，还处在以功利性判断事物价值的阶段里——会觉得陪伴亲人，听他们念叨往事这种事怎么比得上眼前要应酬、拿下的客户，而导演镜头下的父亲那么卖力地想让Ines和观众察觉的恰恰就是对于这样后知后觉的警惕啊...

片中的父女关系在影片绝大部分的尴尬和距离感其实是当前欧洲社会中面临的一个极为普遍和严重的议题——以理性保持着互相之间的距离，看似是个体与个体之间的尊重，实则已经走向了人际关系疏离的极端，全片从Ines的人物身上能看出这种对于情感的克制——动情和崩溃的时刻都只存在在一个人的时候，如此再看父亲各种出跳的行径和没来由的玩笑，正是他借以抵抗这种父女关系走向疏离的一个出路

相比那些可能要放在欧洲文化语境中体会的笑点和梗，这是影片更能触动我的地方，但我并没有觉得这是父亲单方面对于父女关系的拯救，因为影片从开篇到结尾，父亲都没有一刻以父亲的身份自居去教条式地警醒Ines，把他们的父女关系拉到父亲观念的正规之中，哪怕到最后，他也只是以‘问题在于...’这样的口吻去描述自己搞怪的动机和他对于生活、人生的想法

正因为影片没有以和解、新的出路作为最后的注脚，而是停留在Ines的沉思镜头之中，我会觉得，幽默感只是导演借‘托尼厄德曼’给出的一个委婉但是动情的解答——这只是我们重拾生活意义的一个可能性，其他的出路还留待Ines和作为观众的我们去发掘，而发掘的前提是自觉

（注：人际关系的过分克制和疏离可能是当前欧洲文化语境中的议题，但对于现代化进程发展如此迅速的中国来说，我觉得同样值得关注，不可否认我们传统的家庭关系和结构的确也在逐步消解和改变，父母和子女的关系走向冷漠、疏离已经变得越来越普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