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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即使作为全球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的前苏联,黑市交易活跃、西方商品暗度陈仓成为这个庞然大物的繁荣表象下沟壑纵横的蚁穴。而伴随着西方商品一同走私舶来的,还有风靡于欧美“资本主义世界”的摇滚乐。
在这个后斯大林时代成长起来的年轻人,虽然还在集体化的生活操练千篇一律的着装和个性,却早已远离了十月革命的翻天覆地、也未曾经历过保卫斯大林格勒的腥风血雨,他们面对着前领袖个人崇拜的土崩瓦解,曾经神圣的真理和史实俱被推翻,耳濡目染着铁幕之外的光鲜欲望、迷茫而混沌中的年轻人,偷偷读着索尔仁尼琴和纳博科夫,暗地览阅背离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欧美电影,而摇滚乐更以其激进而前卫的姿态,前所未有地回应着他们的虚空和反叛、热情和憧憬,以星火燎原之势在这块土地上迅猛发展。
官方重重打压、主流意识形态的抨击和严格的审查制度也未能阻挡这股摇滚洪流冲向铁幕之后的前苏联。随着摇滚乐音乐人的不断出现、影响力扩大,越来越多的摇滚俱乐部也随之诞生。列宁格勒摇滚俱乐部(The Leningrad Rock Club)就是其中之一。作为80年代前苏联最大的摇滚阵地,那些传奇的前苏联摇滚乐队都Aquarium、Kino、Zoopark、Piknik、Alisa、DDT、Televizor、都从在这个摇滚俱乐部中走出来。
谢列布连尼科夫记录80年代前苏联摇滚乐章的电影《盛夏》,正是开场于列宁格勒摇滚俱乐部,彼时Zoopark的主唱——及肩长发戴着蛤蟆镜、一身西方嬉皮士打扮的麦克正在舞台上激情嘶吼“你是垃圾”,而台下正襟危坐的年轻人却还时不时要被巡逻的工作人员按捺下尖叫和横幅,只能在膝盖上敲击出响应躁动鼓点的节奏。
在随后的一次湖畔聚会中,麦克身边围坐着伴舞歌唱的男男女女以及他同样热爱摇滚乐的女友娜塔莎——如果不是语言差异,似乎根本分辨不出他们与“资本主义国家“嬉皮士的区别。娜塔莎注意到了韩裔青年维克多·崔,他们的一首《懒惰鬼》引起了众人的随声附唱以及麦克的提携关注,因为这次结识使麦克成为了这个未来被称为前苏联摇滚教父的早期引路人。
经历了60年代的对欧美摇滚乐的亦步亦趋紧紧跟随,复制时代的苏联青年成长到70、80年代形成了具有民族性的觉醒和自我个性的发展。原本就作为自由独立精神象征的摇滚,放在政治高压、文化贫乏的前苏联,更是有了反叛和对抗主流的意义,从而成为精神生活贫瘠之外的一块纯粹的乌托邦。因而歌词内容的批判、讽刺和戏谑绕过文化机构斟词酌句的审查,曲折指向令人失望的政治前景和日益分裂的社会现实。Kino主唱维克多·崔唱作的歌曲,一方面保留了俄罗斯诗学语言传统的格言与隐喻,另一方面从从避世主义的消极反抗,转变为尖锐而直接的的挑衅相搏。
导演谢列布连尼科夫的音乐传记并没有过多的停留在叙事的层面,紧紧跟随维克多的成长与成名展开一个造神运动,也没有从纵深宏大的角度精确刻录这段历史发生的时间维度,它更多流连沉溺于那些没有连贯性的片段场景:忙碌而拥挤的演出后台、篝火晚会上的光裸肉体、喋喋不休的酒精大麻派对以及麦克墙纸剥落破败狭小的集体公寓。
于是电影镜头的视角,更像是一个参与其中的同龄人,是游离于明星和拥趸之间的旁观者,是麦克的女友娜塔莎、是梳着大卫·鲍伊发型的伴奏青年、更是引导着一系列未曾发生场景以MV形式呈现的神秘黑衣人。在这样的视角中,被后世赋予太多编撰注脚的摇滚史诗的戏剧性、悲剧性和英雄光环被一一抹去,没有撕裂关系的争吵和分歧,也并没有过多关注于摇滚启蒙所带来的巨大成功和影响力,取而代之的是亲切的叛逆、浪漫的宣泄和与官方意识形态的无奈抗击。同样,麦克、娜塔莎和维克多三人之间微妙关系,也像是从熟知一切的老友口中娓娓道来,轻快的口吻讲述了他们之间错综复杂的友谊和蜻蜓点水般的爱情,绕过了沉重的道德审判和情爱负担。
电影将叙事性让位于音乐性,这体现在电影中多段以异想形式穿插的MV,综合了前苏联对于欧美流行乐的折衷口味,包括Talking Heads的“Psycho Killer”、Loud Reeds的”Perfect Day”、 Iggy Pop的“The Passenger”,被路人众口传唱的画面辅以早期MTV的复古动画涂鸦风格而呈现;更多被主角们提及的偶像则是摇滚殿堂上如雷贯耳的名字披头士、地下丝绒、大卫·鲍伊、T-Rex、Blondie等等。
《盛夏》仿若一封致予1980年代列宁格勒地下摇滚的书信,记录着那个大片黑暗笼罩中零星灯光下的混杂时代,既流露出身为同时代人的温柔恻隐、也夹杂着音乐的狂乱和迷醉。相比导演谢列布连尼科夫的上一步戛纳入围作品《门徒》所里展现出的少年戾气和执狂,《盛夏》中的年轻人们显然要乐观善良许多,然而两部电影同样都在关注俄罗斯青年们的精神信仰。
一种是后铁幕时代中对于东正教的皈依追随和狂热极端,一种是后斯大林时代中迷茫青少年将精神寄托于摇滚乐而寻求解脱,同样是对前信仰的碎裂瓦解的焦虑,同样是对民族现状的思考和批判。
电影即将结束之时,场景再次切换回摇滚俱乐部,梳着妖娆发型、开始用自己的风格开创新一个时代的维克多在舞台上低吟浅唱“我知道我的树,很快会离开我”,而台下与他遥遥相望的是麦克和娜塔莎,带着蛤蟆镜的麦克依然让人看不穿他的情绪是否有被取代的怅然若失。而此时距离柏林墙的轰然倒塌、前苏联的大厦将倾仅有短短几年时间,将世界阻隔成两极的铁幕正在被凿开越来越大的裂缝,从中透出的光线点燃着越来越多自由烟火。
1990年,Kino的灵魂人物维克多·崔在开车返回列宁格勒的途中发生事故身亡。
1991年,Zoopark的核心麦克因为脑出血在家中逝世。
1991年,被视为具有文化和政治双重意义的大型摇滚音乐节——莫斯科没有红场摇滚音乐节在图什诺机场拉开帷幕。
2017年,向来与当局立场争锋相对的导演谢列布连尼科夫因为涉嫌挪用公款而被捕,至今仍在狱中。
电影驻足于前苏联摇滚时代的落幕前夕,在娜塔莎感动欣慰的鼓掌声中戛然而止,让列宁格勒摇滚俱乐部,让一个时代的青年信仰,成为永远驻存于那个年代的精神符号。
1音乐与歌舞片
对音乐片和歌舞片进行区分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前者那里,音乐是作为重要元素或重要主题出现的;而在后者,以好莱坞经典歌舞片为例,歌总是与舞密切相关。换句话说,作为听觉形象的音乐在歌舞片中是与作为视觉形象的舞蹈紧密相连的,而且这类歌与舞的结合并不发生在舞台上,而是生活中;或者说,在歌舞片中,整个世界就是舞台。
例如,在著名歌舞片《雨中曲》中,主人公在前一秒还在对话的状态,但下一秒就沿着街道,唱着歌跳起了欢快的舞蹈。或许更好的一个例子是《一个美国人在巴黎》,当男主人公在饭馆里和朋友聊天倾诉时,忍不住唱起了歌、跳起了踢踏舞;随着主人公的变化,令人惊奇的是,周围的世界也陷入了“歌舞化”:饭馆的客人、老板,甚至路过的行人都纷纷驻足停下来观看,有的还加入进来,整个世界都进入了一个梦幻般的世界,而随着歌舞的结束,整个世界再次恢复秩序和宁静。
在这个意义上,歌舞是进入梦幻世界的钥匙:随着歌舞的出现,影像在现实生活和梦幻生活中过渡,似乎完成了不同世界的转换。但这并非一个简单的世界转换过程,因为从根本上说,所谓复数的世界仍然是一个单数的世界,那些梦幻的影像不过是这单数世界中的潜在影像而已。
所谓潜在影像,是相对现实影像而言,指那些还没有成为现实或正在成为现实的影像,如同冰川在海面之下的部分,且真实存在于时间的绵延当中。潜在影像与记忆紧密相关,当我们感知到某种刺激,我们可能在刻意识别下回忆起相关的影像记忆,如果这种感知是清晰明确的,那我们可能会回忆起与之一一呼应的影像;如果是模糊的,我们有可能会在感知与回忆的关系中不断循环,勾起一连串的影像,最终的效果如同在梦中,获得时间和视点都自由的梦幻影像。
2《盛夏》中的两类音乐
在《盛夏》当中,存在着截然不同的两类音乐。
第一类是故事中的真实音乐,包括维克多·崔和麦克在舞台、房间和海边演唱的那些摇滚乐。在这些音乐段落里,并未表现出潜在影像,歌曲只是作为单纯的音乐存在着。当然,这些歌曲及歌词具有某些叙事和结构上的作用,例如麦克一开始唱的“你是垃圾”以及给维克多捧场时演唱的“你是摇滚明星”等。总之,这些音乐的作用,来自于其本身的力量。
而第二类音乐,是几个超现实段落中的歌曲。例如在火车上、在巴士上以及麦克与红衣女人在雨夜的出租车旁边出现的歌曲。这类歌曲不仅具有来自音乐本身的情感力量,更为关键的是,随着简笔动画的配合,我们在这里看到的完全是不同于音乐片的效果——在这里出现的,正是在歌舞片中的现实影像与梦幻影像的过渡。
若再加以留意,我们将发现,在这几个超现实段落中的“梦游者”和“歌唱者”,不仅仅是我们的主角(在更多时候他们甚至是哑口无言的),而是那些乘客和路人。市民们在公众的场合神经质般唱着梦幻的摇滚歌曲,反倒是作为主角的演员们一声不发,这一戏剧性的对比呈现出的是一类集体式的疯狂。与克制的摇滚歌手相比,陷入梦游症的人究竟是谁呢?
此外,另一个意味深长的音乐段落是在混乱的聚会上由条纹男所演唱的那首曲子。在此,不仅其歌词是别有意味的(如“我想要有这样做的权利”),而且就其身份而言,他与其说是维克多他们真实的伙伴,不如说是与黑衣男子类似的来自于导演的符号。在聚会终了之后,他从酒醉中醒来,于是我们见证了绝妙的一幕:在半醉半醒之间他在地上学了一声海鸥的叫声,而背后的银幕接着传来的正是此起彼伏的海鸥的音乐。在这里,我们见证了他进入银幕的瞬间,然后是他在宁静的海边的告别:赤裸身体拥抱海上朝阳的新生。
于此,一连串影像的循环与连接成为可能:处在观众一方的导演安排黑衣男子与条纹男子进入了影像的世界,维克多等在影像世界中又见证着现实与梦幻影像的过渡,而导演的使者在影像世界中再度穿越影像之门…在他并挥手和我们告别的那个瞬间,我们知道他实现的是真正的自由。
3《盛夏》:爱与自由
如果说《盛夏》有什么主题的话,它应当是关于爱和自由的。
在维克多初次登台时,麦克送给他一首“你是摇滚明星”;在为维克多录专辑时,麦克因为设施的简陋而劝说道“只有当有一天,孩子们都能唱出来时,那才是歌”。
关于音乐,他们俩人的理解固然不同,但支撑下去的爱是一脉相承的。
结尾,维克多让新加入的鼓手停下鼓点,等待麦克夫妇的入场。在“我种了一棵树”的抒情吟唱中,见证的是麦克的退场。
在这里,与其将其看做关于真实人物的音乐传记,不如将其看做导演个人化的表达和歌舞般的思想写作。如果说在这里有某些政治因素的话,一方面是由于,那些恐怖如此强大,以致于就算费尽全力也无法消除;另一方面是由于,这种恐怖尚且还在现实中延续。
就像麦克在聚会上所说,“这里是个沼泽,而我只是沼泽里第一名的蟾蜍。”
我们可以看到摇滚乐在这里的妥协,以及麦克对自己定位的清晰与冷酷;但可以明确的是,恐怖或许剥夺了他们在艺术上的爱和自由,但毕竟只有事先拥有爱和自由的人才能体会那是什么滋味。而正是这些,把他们聚集在一起。
20世纪80年代初,列宁格勒的盛夏时节。
地下摇滚正悄然盛行,俱乐部的观众席对于演出现场来说却静得出奇;
唯一的躁动来源,全都留给了舞台。
戴着墨镜留着披头士发型的男孩子们,几个从后台偷偷溜进来的朋友。
聚光灯肆意地挥洒在台上,幕布后和座位前,来来回回溜达着俱乐部管理者和审查人员。
台下的年轻人不出声地跟着哼唱,默默在脚底打着节拍。
“够了,别闹了,这是不被允许的。”
管理者的着急和无奈,姑娘们几句嘻嘻哈哈的辩驳后,不了了之。
演出顺利结束——没有欢呼尖叫,掌声听起来也很平静;
但每个人脸上的神情,要溢出来的心满意足,是掩盖不住的。
这群苏联青年们,仿佛刚受了洗礼一般,台上的光同样也打在他们的脸上。
仅用五分钟,[盛夏]一上来就默不作声、未夹态度地,展现了一幅勃列日涅夫政权后期图景。
但每个人脸上的神情,要溢出来的心满意足,是掩盖不住的。
这群苏联青年们,仿佛刚受了洗礼一般,台上的光同样也打在他们的脸上。
仅用五分钟,[盛夏]一上来就默不作声、未夹态度地,展现了一幅勃列日涅夫政权后期图景。
但影射的部分,点到就收。在时代背景如此明显的电影中,导演却选择了最隐晦的方式——
观众可以感受到的是,当时的苏联社会氛围只是影片的背景,故事和表达的重心,全放在了主人公们似水的日子里。
盛夏、摇滚、欢笑、青春、树林、海滩,再到街道、汽车、墙壁上的画,他们的色彩冲破了黑白的镜头,这一切都是真实而热血的,这一切,都是快乐的,因为我们谁都值得拥有。
和其他所有年轻的音乐家一样,维克多爱听当时最火的一批摇滚和朋克——
从披头士、齐柏林飞艇和滚石,到地下丝绒、大卫·鲍伊和伊基·波普……
与此同时,他也在自己的音乐事业上不断地探寻着。
他和新朋友们在沙滩上弹着吉他唱歌,伴着篝火起舞,脱光衣服冲进海浪。
这个振奋人心的音乐小团体,在电车上怒怼那些试图剥夺他们权利、疏远他们的保守公民,用超现实的幻想填充着这部音乐剧赞歌。
他们能在漆黑的小屋里摆弄着零散的乐器,他们也能在隔几天的晚上统治俱乐部的舞台。
维克多毫不意外地和麦克的妻子娜塔莎陷入恋情——但这段三角恋情并不使故事的天平倾斜;
作为摇滚传记片,这部电影的内容里异常的干净,没有什么满屏的毒品,只有音符和歌词,“苏联音乐家必须找到人性中所有美好的东西”。
导演用松散的风格手法、美妙的镜头运用和精准的场面调度,安排出了一幕幕无比后现代的青春油画。
因为爱与失落从符拉迪沃斯托克一路飞来,只为顶着大雨跑进电话亭向路人诉说苦闷;
一身红衣在黑白色调中尤其亮眼。
所有生活在压抑沉闷之中的人,就如同这场雨中的这个女人,用旋律释放了出来。
他们谈心,写歌,录音,为乐队取名;
麦克仍然懂得照顾他的生活,维克多在音乐的路上也逐渐走上正轨。
而后面这段活泼无比的音乐专辑封面致敬,倒让我想起了[我和厄尔以及将死的女孩]里对经典电影的致敬方式。
他们爱慕着、仰望着这些乐队,他们拼尽全力想要成为同样的音乐家。
他们也想要听到孩子们在走廊上唱着他们写的歌;勇气和才华,带着他们奔向大海,带着他们穿过街道,带着他们走上舞台——
他们准备好了。
而影片的大部分时间里,他都是一个穿着简单T恤夹克的害羞少年。
这个新的造型伴着他向生命的顶峰走去——成为神?噢,世上只有一个神。
在苏联解体的前夕,他带领着无数怀揣“改变”梦想的追随者,跃进摇滚的天堂。
本片的故事,是根据东欧伟大的摇滚乐队“Kino”(Кино,意为“电影、影象”)乐队主唱、“苏联摇滚教父”维克多·崔成名前的早期生活经历改编而成的。
他的乐队是俄罗斯音乐史上最受欢迎和音乐影响力最大的乐队之一。
崔是韩裔移民的后代,在列宁格勒出生长大,十七岁就开始写歌;
乐队最受欢迎的时期,甚至引发了一阵类似披头士粉丝中“Beatlemania”全球性浪潮般的“Kinomania”效应。
1990年,28岁的他在著名的卢日尼基体育场举行了最后一场演唱会后不久,因车祸意外于拉脱维亚不幸身亡。
到现在,崔在许多国家仍然拥有大批忠实的追随者,包括俄罗斯、乌克兰、哈萨克斯坦等。
崔在他的职业生涯中,致力于为政治变革发声,他的歌词和他的影响力,无一不被俄罗斯民众传唱至今。
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摇滚乐是主要局限于列宁格勒的地下运动;在政府的支持下,莫斯科的流行歌星在排行榜上独占鳌头并获得最多的曝光率,而摇滚乐并不受当时的政府欢迎,摇滚乐队几乎没有得到任何资助,也很少被媒体曝光。
列宁格勒摇滚俱乐部是为数不多的允许摇滚乐队表演的公共场所之一。崔和他的好友们,为了演出,辗转于各种公寓和地下音乐会之间,最后来到莫斯科,认识了知名乐手、“水族馆”乐队主唱鲍里斯·格列宾什科夫,凭自己的才华得到了鲍里斯的帮助,并组建了乐队。
而本片选取的崔的生活片段,是他还未如后来那样紧密接触政治的时期,刻画了相对平和的一段历程。
他的偶像麦克·诺门科,是俄罗斯摇滚运动的奠基乐队之一、苏联杰出的蓝调摇滚乐队“Zoopark”的主唱。
而[盛夏]这部电影的成形基础,也有部分来源于麦克的爱人娜塔莎的回忆录。
这部备受期待的纪录片在戛纳首映的时候,导演基里尔·谢列布连尼科夫正在家中受到软禁,无法参加活动;他和伊朗导演贾法·潘纳希一样被政府禁止前往。
去年八月,谢列布连尼科夫因受指控“挪用公款”而在拍摄的最后几天被迫打断,这则消息立刻上了新闻头条引起轰动,这一事件和谢列布连尼科夫之前的数部暗指政治时局作品不无关系。
而在戛纳的红毯上,来到现场的主创们也公开支持导演,反对软禁行为。
“谣言五花八门,真相只有一个。”
制片人伊利亚·斯图尔特说,谢列布连尼科夫的摇滚里,政治因素是次要的,这部电影的重心,是为了讲述摇滚在那时那地作为“边缘”“亚文化”的存在。
摇滚本来就是政治的,甚至可以说是最政治的音乐——但[盛夏]中的摇滚是关于纯粹、关于反叛,关于时代精神的,它是自由、爱、文化和代际更迭,“这部电影本该是俄罗斯的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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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YorkshireViking
文章源自微信公众号:电影解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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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小小的屋子挤着很多音乐创作人,摩肩接踵的,几乎没有酗酒和毒品,也没有滥交和斗殴。Viktor Tsoi、Mike、Natacha三个人的关系,让我很自然地想到了顾城、谢烨和英儿,对于爱情的排他性占有性,他们同样不放在眼里,一头扎入追求宽广自由的爱情里,他们实践着梦想,不久便从幸福的云端跌落下来,陷入三个人的困境,饮下痛楚的苦酒。Mike借口工作,让Natacha与维克多共度一夜,表面上坦诚大度,实则怀揣着忐忑矛盾焦躁不安游荡在雨中的涅瓦河畔。而Tsoi和Natacha一起给Mike和Natacha的儿子洗澡(或者是换尿布),记忆中电影画面里Tsoi灿烂地微笑着举着光身体的小婴儿,Natacha也笑得开怀,他们轻轻一吻后各自回归梦想和生活,Mike还是Tsoi的导师。顾城和谢烨也有一个儿子木耳,顾城无法忍受儿子分走谢烨对他的关注,他疯了,她也快疯了,不得不把木耳送给当地的土著,让自己的儿子成了父母健在的孤儿。多么的讽刺,他可以沉浸两女共享一夫的愉悦,却要抵制的出生以确保妻子对自己感情世界和精神世界的百分之百的关注。
虽然Tsoi被称为苏联摇滚之父,他为政治发声,死于苏联瓦解前一场神秘的车祸,阴谋论者称他的死亡真相不明,这部电影也涉及到当年的一些青年人运动,但是笔墨不多,拍得也很收敛。电影注重与Tsoi成名前的岁月,实际上不像Tsoi的传记电影,更像记录那个年代年轻人的状态。
Tsoi其人:Kino乐队的主唱和创始人,前苏联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出生的第三代韩裔移民,摇滚乐手兼电影演员;代表作:歌曲《血液型》、《变化》、《最后的英雄》、《星》。长着一张韩国人的脸。Tsoi的歌都是俄语的,歌词原文看不懂,译文找不到:
“我的手紧握成拳,如果还有火药,给我火”
“我们眼睛探寻改变/融入我们痛苦欢乐/融入我们跳动血脉/改变/我们等待着改变啦。”-变化
“曾经缄默的人们,不再沉默”...
“为什么要不惜一切战斗/我不想把靴子踏上谁的胸膛”
“我知道我的树,很快会离开我”
现实中,Tsoi说过“如果所有人都在睡觉,那谁去唱歌。”
电影里Mike唱到““盛夏 / 太阳出来了 我却被辞退了 / 没有钱 但有很多时间 / 我也不需要钱”,他告诉Tsoi “当孩子们在走廊上唱起你的歌,那才是真正的摇滚。别太在意录音的业余效果。”
电影中Tsoi曾经对Mike吼:“迪伦唱的是越南,还有一个被诬告的黑人拳击手,你唱的是什么?!”
崔健说过“摇滚乐是对生活的不服,而流行乐是对生活的服气”。
很多人年轻的时候喜欢摇滚乐,长大后抛于脑后。
影片以黑白叙事,间歇插入超现实片段的动画,明亮的色彩覆盖在真人影像上,暗示着沉闷的城市角落有一股年轻的力量暗流涌动,伺机喷薄而出。
1990年8月15日,Tsoi意外离世,28岁;1991年8月27日,因公寓里一个事故导致的颅内出血而去世,36岁;1991年前苏联解体,一艘航空母舰崩塌。
今年戛纳电影节上有一部金棕榈提名的影片不仅获得场刊高分,口碑更是一路飘红——基里尔·谢列布连尼科夫执导的《盛夏》。这位导演的作品目前累积尚不算丰厚,但也算影展常客,《门徒》2016年就在戛纳进驻过“一种关注”单元,更早前的《背叛》得到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的提名,以及《尤里日》获2008年洛迦诺金豹奖提名,因此我们不妨将这位蓄势待发的俄罗斯导演归置入值得期待的新锐导演大营。
本片将镜头聚焦于20世纪80年代初的列宁格勒,一群深受西方摇滚乐洗礼的年轻人以蓬勃的创作力与散发着蒸腾热意的无穷精力,把生命投入到摇滚乐的创作中去,并身体力行地演绎着激情与梦想,在禁锢的现实中寻求超然、灵性、自由的世界。列宁格勒摇滚俱乐部里两代摇滚青年——Zoopark乐队的主唱麦克·诺门科与Kino乐队的主唱维克多·崔在音乐上互相欣赏,并通过前辈提擢,后生接力摇滚精神传承,维克多与麦克的妻子娜塔莎互生情愫。
影片虽然将时间定位于较为敏感的时期——苏联解体前夕的最后“安定”时光,但显然不打算对政体和时局大肆鞭挞,一方面是出于审查与被钳制(毕竟导演由于其经营的果戈里剧场涉嫌挪用公款而被软禁,但真正原因众说纷纭),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在摇滚外衣的包裹下,三角恋是另一条主线。也正因如此,影片重点虽落在黑白光影的澄澈和运镜的流畅、调度的娴熟上,叙事却被挤到最稀薄的状态,政治背景近乎虚焦导致叙事近乎平板化,主宰全片的是丰沛充盈的情感流淌,缺点也是一目了然的。
本片最让人诟病的可能就是“故事单薄无聊,借摇滚之名拍MV”,不无道理。不过我相信大部分观众会对开场的长镜头跟拍印象极为深刻,从窗口开始手持一路跟随,进入到俱乐部内部、厕所、准备室,扫过乐队群像,最后终于定位于光芒万丈的舞台。将近三分钟的长镜,交代了时间、地点、人物、事件以及主要冲突等丰富信息,导演对场景内部的调度手法之娴熟可见一斑。另外几段跟拍麦克上楼梯、进录音室的长镜,亦有同样效果。
对空间的把控调度是本片一大特色,拍摄狭窄的室内场景多为手持,跟随人物行动游弋,紧贴人物的情绪流动,也昭示青年们不无混乱的情感与生活状态。而黑白光影赋予这种“混乱”以表象上的纯净明洁,仿佛所有的焦虑、不满、抗争都在掌控完美的光线里洗涤了一遍,批判的犀利性也随之削弱,可能这正是导演的意图,借片中角色之口言及:“避开政治,悠闲地讨论虚无。”
动画的加入是另一亮点,不仅使视觉效果的丰富,更是内在情感斗争的外在表现,比如麦克留给娜塔莎和维克多独处的空间,在雨夜里痛苦地思想斗争,唱着Lou Reed《Perfect day》的红衣女人,与逐渐漫画化的雨点一样,最终想象替代了真实。因此动画部分也指代不可能发生的幻象产物,如火车上摇滚青年们被其他乘客指责为“意识形态的敌人”,因而发生冲突,他们模仿Sex pistols,以臆想中极度夸张的言行对抗令人窒息的现实环境(这一段可能是全片最明显的直击现实之处)。此时担任打破第四堵墙职责的旁白介入者举牌:“这些都没发生过!”,这位同行男子直视镜头,打破幻想,有间离效果,还担当着叙事视角的功能,他替代观众出入幕间,恰如基顿式跃入银幕,真实和想象的界限被模糊了。
除了动画,影片还采用彩色嵌入、分屏等花哨手段,一部分彩色配合动画暗示内心戏;另一部分则是主观视点的切换,Zoopark乐队的传记摄影师将摄影界镜头对准乐队时,乐队成员们立刻呈彩色,说明他们的生活在日常中是灰暗失意的,而在有立场选择的素材撷取中是明亮鲜艳的。
比起眼花缭乱的视听语言和反复的调度手段,叙事单薄到几乎可算是“没有故事的故事”。影史上关于三人行的经典之作甚多,如《祖与占》、《戏梦巴黎》、《她比烟花更寂寞》、《情迷六月花》等,都以滚烫的情爱与颇具戏剧化的峰回路转让人过目难忘。而本片中随性的相处、淡然的离开,婚外恋似有似无、欲语还休,比起他们投入摇滚乐的狂野跌宕,这段三角恋的开启和结束都堪称云淡风轻。
“天空不留痕迹,鸟儿却已飞过。”彼此的相逢与互赏,在各自的生命里镌刻上记忆。初次相逢的夜间海滩,涌动着逃离现实钳制的青年们吟唱欢舞,篝火照亮了他们年轻而自由的灵魂,美好的青春肉体在浪潮里奔跑,这是一切故事的开始,这是盛夏的开始。娜塔莎与维克多就相逢在这片流淌着音乐与风的海滩上,维克多初试啼声、技惊四座,谁能预料到这将是影响俄罗斯摇滚乐坛的传说呢?
黑塞在《堤契诺之歌》中这样写道:“夏日只拍动一下它既短暂又贪婪的金色羽翼,就飞快地逝去了。”如此描写适合这段褪去道德批判色彩的恋情,以及麦克和维克多辉煌而短暂的生命留存,在盛夏明亮的光线里盛放过后迅疾消匿,如夏日傍晚的霞光散尽,他们所能做的只有记住并怀念,这怀念里渗透了光线的影子,落日的余晖,风的方向,远处海浪的回声。
差点踏入摇滚史上著名“27岁俱乐部”的维克多,显然拥有天赋的吉他演奏技艺与敏锐的社会观察力,他创作的歌词富有生活气息,贴近现实,配以美妙旋律,很难不让人产生好感。麦克和娜塔莎几乎同时在初次见面就认同了这个年轻人,并逐渐参与到彼此的日常生活中去。娜塔莎与维克多确认心意是公交车上随着Iggy Pop的《The passenger》,借乘客之口唱出心中荡漾。
麦克对维克多的欣赏,无疑是伯乐式的提携,为初次登场的Kino乐队带动现场气氛,引导他们进入地下音乐圈子,帮助他们出专辑,甚至在娜塔莎直言对维克多的好感后,麦克留给他俩独处的空间……削弱三人之间容易狗血化的情感矛盾,焦点仍是无处不在的音乐,两位在俄罗斯摇滚史上均占一席之地的音乐奇才,因为音乐相逢,也因为音乐而分离。
在T-Rex的《Children of the revolution》过后,矛盾日益明显。针对heavy metal(重金属)与disco(迪斯科)之间的选择,暴露出麦克和维克多的创作风格截然不同,彼时西方摇滚乐涌入苏联,在“时效”上略有差异——The Beatles、Bob Dylan、Led Zeppelin、The Doors、David Bowie、The Who、Echo & the Bunnymen、Billy Joel……横跨英美60到80 年代,处在勃列日涅夫统治下的青年们从照单全收到细化类别,也是必然的趋势。尤其是麦克与娜塔莎对Lou Reed的看法争议,亦可折射麦克与维克多的分歧。
分歧在Kino出专辑后的一次小型演出后采访中显露无疑,麦克希望有朝一日能在千人音乐大厅演出,而维克多只愿在小酒吧享受音乐的乐趣——于是,分离近在眼前。在一段模仿Joy Division的演出中,仿佛重温了那一个个逼仄演出场所内外的心动故事,所有热力四溢的夏日夜晚路灯下影子的重叠,发酵的空气里满是一颗颗年轻灵魂的咆哮,基顿式迷醉地跃入银幕,从而正式消弭脑海中臆想的产物,想象成为现实。
结尾处,成名后的维克多吟唱着“我知道我的树,不会生长超过一周”,在灯影里伤悲而深情地将目光投向那如风消逝的往事,像是与青春告别的回声,像是时代落幕的先声,更像是一语成谶的预言。这些在夏日繁盛开放过的花朵,很快就要面临冬日的侵袭。
曾有个崔姓少年,用摇滚颠覆了苏联
91年12月25日,克里姆林宫上空飘扬了近70年的镰刀锤子红旗悄然降下,一个存在了69年的庞然大物轰然倒塌了。
81年,列宁格勒的一个小礼堂,年轻人们聚在一起,在舞台下面个个正襟危坐,听一场摇滚演唱会。
[盛夏]从这场演唱会开始,两个女孩偷偷翻墙溜进剧院、西装革履的安保人员在旁巡视察看、在椅子上身体轻轻摇摆的动作幅度被修正、向舞台上摇滚明星展示的应援横幅被制止。
导演基里尔·谢列布连尼科夫的[盛夏],拍的是80年代初,彼时还未成名的“苏联摇滚教父”维克多·崔(Viktor Tsoi)的某段夏日经历。
死在28岁的维克多·崔,时至今日都是俄语世界最重要的摇滚音乐人之一。
他是曾经苏联青年的英雄,也是表达抗议声音的武器,他的歌声,至今激荡在那些激动人心的抗议活动里。
但在[盛夏]里,这些都不重要,那时,他只是一个刚开始写歌的小年轻,遇到了自己崇拜的音乐人前辈和他的妻子,三人的爱情和音乐交往关系,才是电影的重心。
导演基里尔一直说[盛夏]并非关于政治,就像维克多·崔一直强调自己那首著名的《改变》也无关政治一样。
但“正襟危坐听摇滚”的80年代背景,是电影里年轻人们的盛夏逃离不了的氛围,压抑又躁动着。
这也是维克多·崔赖以成名、生存、思索、成为精神领袖又终早逝的时代背景。
87年,在导演谢尔盖·索洛维约夫的[阿萨]里,崔在电影末尾有了一段充满惊喜的小小客串。
他身穿一身黑夹克,带着他的基诺乐队(Kino,也有译作电影乐队),唱了一曲《改变》作为电影结束。
红色的太阳燃烧殆尽/白天与它一起熄灭/黑暗在灯火通明的城市降临/我们的心渴求着改变/我们的眼睛探寻改变/融入我们痛苦欢乐/融入我们跳动血脉/改变/我们等待着改变!
这是真正意义上,崔和他的乐队第一次从地下走到了地上,这一年,他们还发行了第6张专辑《Gruppa Krovi》。
连同电影和新专辑的共同热度,崔的名字和他的《改变》一起传唱到了全国,引发了当时所谓的“Kinomania”(基诺狂热,仿当年的披头士狂热)。
10年前,15岁的崔被谢洛夫艺术学院扫地出门,理由是「摇滚有害正常学习」。
从此,他辗转到地下乐团,开始尝试自己写歌,这一年,他遇到了电影里引导他成长的迈克。
这是1981年,迈克·瑙门科作为乐队Zoopark的主唱已经在圈内小有名气,电影开始的那场演出就是迈克的乐队。
崔像一个小粉丝,跑到迈克前:“我希望你听听我的歌”。
于是,有了电影里那场几个人的盛夏海边之旅,他抱着吉他,坐在沙地,开始唱歌。
崔是个出生在哈萨克斯坦的韩裔,5岁时跟着父母一起搬到了列宁格勒,那一年,正好是苏联十月革命50周年。
这个有着黄皮肤、留着长发的瘦小男人,如果是生在别的时代,可能也就过起了做着木匠的安稳生活。
但那是80年代。
80年代初,时值勃列日涅夫的统治末年,也是苏联最保守的时期之一。
79年,苏联对阿富汗发动了一场持续了数十年的战争,国内数万青年又穿上军装,重新走上战场;
进入80年代,国外油价下跌直接造成苏联的政府外汇收入减少,多年举全国之力发展重工业、而忽视轻工业的弊病终于造成了国内严重的物资短缺。
苏联经济在进入一个死胡同,文化上也并没有好太多。
摇滚乐在当时的苏联仍是一个地下活动,得不到媒体曝光,没有任何来自政府的资金赞助。
即使是列宁格勒摇滚俱乐部这种极少数可以公开演出的场所,也有诸多例如歌词审查、人员管制等限制。
崔一开始就是在迈克的帮助下,在列宁格勒摇滚俱乐部开始了演出生涯。
后来,他唱“为什么要不惜一切战斗/我不想把靴子踏上谁的胸膛”,他唱“改变/我们等待着改变!”
他的《血型》和《改变》,和他「反叛」的姿态和劲头,一瞬间一起风靡了全国,成为所有苏联青年的精神寄托。
上世纪60年代,披头士乐队在美国形成了一股“英伦入侵”的力量,整个欧美世界爆发了一场影响深远的“披头士狂热”。
那时,东西方两大阵营还在冷战对抗中,苏联官方直接把摇滚乐视为“危险的美国文化武器”。
此前,他们反爵士乐,连“爵士乐”这个词在俄语中都被禁掉了。
摇滚乐出现后,赫鲁晓夫直截了当地说“电吉他是苏联人民的敌人”,摇滚乐是“猿人的音乐”。
此后,历任苏共领导人对摇滚乐的态度都大同小异。
但是,这也没能阻止披头士、滚石,连同后来的地下丝绒、鲍伊、性手枪等等“自由之声”传唱到苏联年轻人耳中。
当然,肯定是通过一些地下渠道秘密流入的。
比如,后来成立时间机器乐队的主唱马卡列维奇,就是因为常出国的父亲给他带回了披头士的磁带。
然后,最初接触到西方摇滚乐的这批人,又通过另一种神奇的道具,将声音传播下去——
这就是刻录在X光片上的唱片,骨碟。
西方摇滚乐、爵士乐全是“反苏联”的,审查是一定要审查的,但官方审查的对象一般是正版音乐。
那些私下偷偷刻录又小范围内传播的盗版碟也就成了乐迷们的救命稻草。
用X光片刻碟是因为它方便易得,主要还是便宜,但也真的音质粗糙。
就是在这样条件艰苦的启蒙下,苏联的小年轻们开始组起了自己的乐队,玩起了自己的摇滚。
早期的Alexander Gradsky、时间机器...他们从翻唱披头士、滚石开始,买不到电吉他,就自己制作;出不了专辑,就用骨碟传播。
偷偷在小舞台、小场地演出,常常变成和警察的猫鼠游戏,突然被打断、然后逃跑。
另一面,政府树立起了一种名为“VIA(Vocal Instrument Assembly)”的官方声音,来对抗摇滚乐的影响。
一种类似摇滚乐的非摇滚乐。
政府控制着这些表演乐手的发型、衣着、吉他样式、调弦音色、鼓点节奏,在舞台上轻歌曼舞,没有愤怒。
所以,到80年代,来自地下的崔,带着他的基诺乐队,一声惊雷“我们要改变!”
真正改变苏联的摇滚乐出现了。
85年,苏联历史上最后一任领导人戈尔巴乔夫上台,给苏联带来了他的改革。
崔的“我们要改变!”的声音正与其交相辉映。
在崔的《血型》的歌声中,阿富汗战争终于走向了终结,后来,推动战争结束的戈尔巴乔夫亲自接见了崔,对他说:
同志,改革和人民需要你的力量,我们一起努力吧。
但实际上,即便是崔本人和他的摇滚乐,也未必能够得上政治革命或运动领袖的名号。
他不过是在戈尔巴乔夫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下,唱出了这个国家年轻人的反叛意识。
在电影[盛夏]里,崔和迈克常听的一个乐队叫地下丝绒,如果问摇滚乐是否真的曾经改变过世界,总让人想起“丝绒革命”。
68年,正当苏联大军以坦克压过美丽而古老的捷克布拉格时,后来的捷克总统,也是丝绒革命的发起者哈维尔正在纽约听到了地下丝绒。
他把地下丝绒带回了捷克,引发了后来以宇宙塑料人乐队为代表的整个“第二文化”的兴起。
当宇宙塑料人后来被政府逮捕,哈维尔等人展开声援,声援活动很快就衍变成了这群异议分子推动捷克民主化的“丝绒革命”。
哈维尔后来出狱后当选总统,他回忆起第一次听到摇滚乐时这样说:
这种音乐有一种震撼人心的、使人不安的魔力,这是一种使人警醒的、由内心深处发出的真诚的生命体验,任何人只要精神尚未完全麻木,就能理解……我突然领悟到,不管这些人的语言多么粗,头发多么长,但真理在他们这边。
山雨欲来之际,崔的摇滚或许没有直接改变苏联,但也一定意义上改变了苏联年轻人。
就像他的一次失败的校园演出,崔还未开演便遭到警察软禁,引发了校园内歌迷群体轰轰烈烈的游行示威;
就像他生命中的最后一场演出,6万多年轻人聚集在莫斯科的卢日尼基体育场,高声齐唱:
“我的手紧握成拳,如果还有火药,给我火”...“我们的心渴求着改变/我们的眼睛探寻改变”...“曾经缄默的人们,不再沉默”...
就像他死后,依然每年有成千上万的人跑去莫斯科的阿尔巴特大街上找寻他的“追悼墙”,把思念和感谢写满整个墙壁。
崔28岁死于车祸,虽然也有阴谋论认为他是死于保守派制造的车祸。
一年之后,苏联就瓦解了。虽然他最终并没能等待到变革的到来,但他的《改变》仍然响彻在此后俄罗斯大大小小的抗议活动里。
「崔没有死。他只是出去抽根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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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卷卷毛
文章首发于微信公众号「破词儿」
生在红旗下,死在摇滚里。一个才华彼此吸引的柏拉图3P故事,维克托·崔成为苏联摇滚教父前的青涩爱情。叙事上弱了点,但视听形式不断打破常规,音乐丰富得就像盛夏的海水。“他没有死,他只是出去抽了支烟而已。”
到一半也被视听迷惑以为是拍给我的电影,但越看越气,并无摇滚创作的刻画,也无Kino成长史,政治唯寥寥几笔,俄罗斯风味欠奉,焦点在V和M之间模糊渐无,MV伎俩黔驴技穷,黑白变彩毫无新意,最后变成了至小的爱情故事…麻烦不要蹭我们摇滚史流量OK?Name dropping,无话可说者的原罪。我摇滚kol我说了算
城市诗的方式拍了人物诗,音乐和打破第四道墙的形式选择,颜色和粉笔画。你根本察觉不到的长镜头,和你察觉得到的性性别爱情。
舒服,解气,1980年代,前苏联解体前的摇滚乐现状实录,硬摇滚老炮与帅气小清新共享一个女友,或许更乱的情感故事,真人电影与粉笔画的正确运用,MV与剧情片的正确混搭,很舒服,好久没看这么青春、真挚的摇滚电影了。试想了一下,要是有人拍80年代崔健这代人的故事,谁都拍不好,也拍不出那个年代的味道,那,我们就看看前苏联吧。
可看性很高,结尾鼓掌也如预期的激烈。一部前苏联80年代的摇滚回忆,黑白片的设定。摇滚、青春、伤感的爱情。歌很好听,有几段MV的处理方式也很嗨。还带着点摇滚对抗那个时代的暗喻,几个主演还都挺好看的。略遗憾就是结尾收到小情小爱,还是太小了。MV的方式也过多。四星。
两星半。谢列布连尼科夫对于影像有着绝佳审美,驱动画面的能力更是天赋尽显。长镜头、打破第四道墙、超现实构想、画面内重新布局、开屏、黑白转彩色,各种手法的娴熟运用,都是那么美妙、那么令人欣喜。可这天籁般的律动不应该成为无视叙事的理由,不应该成为恣意表达情绪,丢掉精神内核的外套。
非摇滚乐迷看起来就是MV大集锦,不过镜头运动是真得流畅
写给听摇滚不能抖腿之地的靡靡之音。星河浩瀚,好时光坏时光,赶上了就是赶上了,你说鲍勃·迪伦和大卫·鲍伊五百年难出一个,但你自己何尝不是宇宙万年最独一无二的存在?东方既白,宿醉未消的你看着满地狼藉,都好似金满箱银满箱,你便脱去满身风尘,只身跳进这片时间之海,成全了不知谁的一世荣光。
会一直记得这个戛纳首映的午夜。初夏,海风。
一部情感上充沛但电影感并不够的电影。大量的音乐并没能掩盖住电影本身的冗长感:对音乐这种氛围塑造工具的过度依赖性使用也让能够真正表达感情的诸多电影技法无"地"放矢-瑜不掩瑕
昨天开玩笑说老了只能坐着pogo,结果今天发现简直po不出来。视听竭尽全力然而反而没有了摇滚乐的生涩原始生命力,内核又太过肤浅,对于这些真实人物的内心,导演似乎并无意走太深。
战斗民族燃烧的摇滚在男主角monotone的说话和欠缺的灵气的呈现中稍打折扣;雨中的Perfect Day,海边篝火的Slackers,以及美丽的女主,还是青春的模样。音乐梗的可爱致敬想到Earl and Dying Girl的影迷梗。
你分给我的番茄汁水四溢,我送你的戒指情比金坚。护送一杯咖啡穿越整座城市,跃入一片大海从此绝不回头。谁都没管那番茄多丑,咖啡多凉,没有承诺的木戒却摘不下来,没有告别的海浪仍一去不回。那年大雨瓢泼,那日正襟危坐,那时你从台下望向我,声似寒蝉,心若焰火。后来我们几个,再也没能走出盛夏。
拍得真酷!!看完就像吃了柠檬味的爆炸糖,酸酸甜甜,在舌头上跳了好久的舞。是夏天的味道啊。
被摁在板凳上的苏联摇滚与朋克,大海边肆意挥霍的青春与肉体,无处不在的自由曙光前夜感。难得的是异常之洁净,摒弃了标签式的音乐、性、酒精和迷药的混合体。音乐真好听,往常乐手与果的身份感,在女主面前不得不位置互换。
Beatles、David Bowie、Duran Duran、Lou Reed...一个献给摇滚Good Old Days的黑白情书,一个动荡年代自由灵魂的浪漫故事。里面刻意穿插的动画和致敬意味充足的唱片封面模仿,看得人很想流泪。或许依然会正襟危坐,在桎梏下活着去享受有限的欢乐;但有了音乐和那个盛夏,便不会再让人绝望和彷徨【Teo Yoo好让人惊喜。
#Cannes71# 这就是今年的「醉乡民谣」啊,虽说拍得实在太干净了点,但是它补上了「醉乡民谣」缺少的政治面向。就像夏天的雨水那样美好。好想直接把金棕榈发给这部……锁定个人年度十佳。
一场长达两个小时的黑白MV,视听技巧纯熟,特别是摄影手法醒目点燃全场,然而叙事沦为阶下囚。
D+/ 作为一部电影,而且是传记电影,实在是太“薄”了。高开低走,看似大格局高饱和,实则全方位小聪明低密度。视听方面并没有想象中的圆融,更多是“听”凌驾于“视”之上的分裂感。面对这一类充满意识形态色彩的反意识形态统治作品,内心真是不会有任何波动了。与其说是政治化的《醉乡民谣》不如说是填塞了政治又浮浅化的《醉乡民谣》。
2021-7-11重看。各种致敬翻唱在体制钳制下艰难求生并焕发出别样韵味,政治背景近乎刻意的虚焦(但仍隐晦提及)以及叙事的平板化,让影片重点落在黑白光影的澄澈和运镜的流畅、调度的娴熟上;mv式拍法契合动画、彩色、破第四堵墙的运用,在禁锢的现实中寻求超然、灵性、自由的世界,仿佛纵身一跃就能驰骋入无垠大海。仿佛重温了那一个个逼仄演出场所内外的心动故事,所有热力四溢的夏日夜晚路灯下影子的重叠,发酵的空气里满是一颗颗年轻灵魂的咆哮,那些年轻的光芒正如盛夏金色的辉光,在90年代到来之前尽情绽放;这位差点踏入27岁俱乐部的乐手结尾吟唱着“我知道我的树 不会生长超过一周”,在灯影里伤悲而深情地将目光投向那如风消逝的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