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跳2017

Sean在十六岁第一次感染上艾滋病，从此以后他的人生完完全全地被改变了。

他是Act Up Paris的核心成员之一，这个组织为了保护艾滋病患者的权益而与社会、制药公司作斗争，他们每周二晚上聚在一个阶梯教室内开例会，讨论大大小小的事，游行、口号、服装…支持就打响指，反对就发出嘘声。他们是一群愤怒的人，这也使得他们的形象更为鲜活。

电影一开始通过快速发展的的情节制造出紧张的氛围，剪辑也让人印象深刻，比如说导演先呈现出组织的一场抗议活动，但是并没有详细刻画，而是通过之后的一场例会总结，通过成员的口中来重现当时的场景。

Sean和组织里另一个成员Nathan在一次在中学的宣传预防艾滋病的活动中产生化学反应，Sean在大庭广众之下吻了Nathan。而他们的一场激情戏（可能会造成部分人不适）开始将故事主线由组织转向个人。

关于两个人的相爱虽然使剧情开始变得拖沓，但真的有很多情节是我非常喜欢的。（开始剧透了…一直到图片前…嗯…国内不会上映…想看剧透的就看呗…）

在制药公司抗议完之后，一群人坐上了RER（或是métro，bah我对巴黎交通不是很熟悉），Sean对着窗外掠过的风景开始讲述他的恐惧，Nathan坐在对面安静地看着他。

两个人脱光衣服在床上疯狂亲吻，Sean突然想起来，找出了避孕套要Nathan戴上，Nathan笑着，随你。（在看这场激情戏的时候，我在想，社会对于艾滋病患者可能还是存在一些偏见的，可能大部分人还是认为他们是乱性、纵欲过度的人，可其实大多数人都不是这样的。即使得了艾滋病他们也有想表达情感的欲望，真的很令人难过，他们没有办法真正亲密无间，他们之间得隔着一个避孕套。）

在街上游行，Sean和几个男生穿着粉红色的裙子喊着口号。Nathan突然倒在地上。他站起来的时候，越过人群看着他们，他笑着，然后走到Sean身边抱住他。

Nathan在阶梯教室想吻Sean，Sean说了句什么想拒绝他（我看的法语原版没有法语字幕，唉没有听懂），然后Nathan说了句我不在乎（Je m'en fous），然后吻上了他。

一次激进游行中被警察控制了，Sean被粗暴地带上车，Nathan大叫着，他生病了，他是病人。

后来Sean病情开始急剧恶化，他躺在病床上，对赶来看他的Nathan说我很抱歉。他用虚弱的声音告诉N，他很想他。他们开始接吻，N帮他手淫，S高潮了，精液射在肚脐上，S笑出了眼泪，N扯出几张餐巾纸为他擦去精液和眼泪，也高兴地抱住他。

故事进行到后半段的时候，导演节奏没有掌控好。有几场例会的大段发言及争执使情节过于冗长。我看到前方一位老年男士从激情戏开始就坐不住了…多次拿出手机查看时间…

但我觉得结尾收尾还是不错的。Nathan和Thibault的床戏为Nathan人物的刻画加了分。故事中止在了一次街头抗议活动中，后来没有过多描写社会各界对于Act up行动的反应，展现出这场斗争真的是一场孤独的斗争，他们都是这场抗争中一往无前的勇士。

Sean死后，朋友们都来家中探望他和他的母亲，其中一个为Sean的死写了一篇文章，他站在大家面前朗读，文章中赞扬了他的品质和他为艾滋病群体所作的贡献。Sean的母亲沉默了一会说，我不知道这样说会不会有点幼稚，能不能加上他是一个很勇敢的人。

每一个接受自己是艾滋病患者并且与病痛、与社会抗争的个体都是勇敢的。我们能做的，就是在他们灰心的时候，给他们一点勇气，并且告诉他们，希望你们活下去。

Silence=Mort

Action=Vie

Nous avons envie que vous viviez !

最后希望大家注意个人卫生，像Nathan在中学发放避孕套的时候说的那样，保护好自己。À la santé!

（电影是我昨晚看的，从电影院出来之后在路上边走边哭，难过到话都说不出来。现在回忆思绪也还是很混乱…）

90年代初的巴黎，夜店里的年轻男女伴着迪斯科音乐尽情舞动。罗宾·坎皮略的《每分钟120击》中，曾多次用这些画面做转场，而令人印象非常深刻的，还属那些反复出现的灯光里飞舞的灰尘。这是一种丁达尔现象，灰尘其实在夜店的空气中一直存在，它们悬浮其中形成胶体，只有强光通过时才会因为颗粒对光进行散射被肉眼所辨。

《120》故事中的人，就像这些尘埃。他们都是最普通的巴黎居民，有学生，有在各行各业工作的人，有孩子，有母亲；平凡的生活或许不易，他们每天忙忙碌碌，却也有自己可以爱的人，已是珍贵。直到有一天，一束强光的出现，打破了平静，原本隐形的普通人，纷纷站了出来——这束强光，就是80年代至90年代初全世界范围内的爱滋危机。

ACT-UP全称"AIDS Coalition to Unleash Power"（“艾滋病患者联合起来发挥力量”），也可照缩写直译为“行动起来”，于1987年3月在纽约的同志社区服务中心成立。是年，全世界范围内因艾滋病而死亡的病患达到五十万例，之后短短几年内此数字成指数型增长：1988年达到80万，1989年120万，1990年170万，1991年240万，1992年330万，1993年470万，1994年620万，1995年达到820万。用“瘟疫”二字来形容是再贴切不过了。

坎皮略和另一位编剧Philippe Mangeot都是当年巴黎ACT-UP组织的成员，故事也自然由新加入的成员逐渐深入到活动中这样一个外来者Nathan的视角展开——就像一副望远镜，站在远处可以看到组织内形形色色的各种人：有理智但偶尔也因此显得软弱的组织领导Thibault，有内向但性子刚强的女性组织者Sophie，有热情直爽喜欢跳舞的Sean，还有因为儿子感染而一起加入的Jeremie的妈妈等等。电影中有意地隐去了每个人的职业、在社会中本来的身份——只有在一小段对话中偶然提及了几人。从始至终，观众也不知道Sean到底靠什么生活，也不知道Nathan平时在哪里上班——只能通过一些细节推断出Nathan的工作还不错，经济收入尚可，可以负担和Sean一起的住房。

这些人平时在ACT-UP以外的身份，显然不是坎皮略想要描绘的侧重点。“你是做什么的？”Nathan这样问Sean，“我是艾滋病毒阳性，仅此而已”，他得到了这样的回答。没错，在ACT-UP，只要加入，就要默认自己是以艾滋病毒携带者这样一个身份存在于社会。这也是80年代末ACT-UP可以迅速集结起来开展各种行动的最直接原因——它和其他的社会运动团体最大的不同，就在于，他们没有时间了。2012年的纪录片《瘟疫求生指南》拍摄的是纽约ACT-UP，当时在世界各地，病患们面对的困难是很相似的：科研进展迟缓，特效药几乎没有希望，疫苗更像是天方夜谭；能延缓病情的药昂贵且难以获得；新药无法在本国合法购买，药监部门审查极为缓慢；医院拒收病人，保险拒绝理赔，甚至在死后也难以获得安葬的权利... 于是，爱滋危机当中，政府的不作为、社会的冷漠与排斥，让每个人都被迫成为许多不同的角色：他们需要变成研究者，自己找来国内外的最新科研期刊阅读，以了解哪里有合适的新药；需要变成医生，自己严格掌握检查和服药的时间，了解自己的T细胞数量；需要变成护士，帮忙照顾患病的家人，早期是服药点滴，晚期更是所有的起居；最后，他们还需要变成社会活动家，站在聚光灯下，站在人群里，放下一切，为自己和同僚呐喊，争取活着的权利。

巴黎ACT-UP在1989年的骄傲游行

以上诸多生活上的困难，电影的前半部分并没有侧重展示，而是通过各种抗议活动以及每周例会上事无巨细的讨论来说明情况进展到了哪一步。一开场，就是一个ACT-UP打断报告会的段落，他们冲进会场，占领舞台，大声疾呼政府的不作为，还情急之下用手铐把领导铐了起来；数日后，他们又来到制药公司，来了个血腥涂鸦，指责对方在研制药物方面的迟缓和过程的不透明，现场一片狼藉直到警察出马。其实对于大多数的普通人来说，对于ACT-UP的了解可能仅限于媒体对这些事件的报道——组织成员暴力入场、毁坏公物、严重还会危及人员安全，是非常冲动的一群人。而《120》给了我们一个深入内部一点一点了解他们的机会。所以片中看似繁复冗长的讨论段落，是塑造人物并为后半部分铺垫的必要组成。这些对话是坎皮略擅长写作的，亲身经历是其一，对角色真正的关怀是其二，他给了许多不同的人出场说话的机会，有些犀利聪明，有些又像是无谓的争论，可是他都放进了最终的片里，就像真的在纪录一次例会一样，让人想起怀斯曼的一些电影，在看似普通的纪录中慢慢塑造人物形象，最终的目的是关怀。观众和Nathan一起旁听了数次会议之后，不仅了解到身边的人在社会活动家以外的身份，更在各种大到暴力是否越界、小到海报宣传标语的激烈讨论中，认知到一场社会运动它的每一步、每次集结都是思想激烈碰撞的结果，想要获得成功绝非偶然，需要每个人哪怕最微小的参与。

在ACT-UP来到巴黎的一所中学，中断了讲课、给同学们散发艾滋病普及宣传资料后，Sean给了Nathan一个吻，此刻虽然学校的小广场上挤满了人，但仿佛全世界只能听见Nathan一个人扑通扑通的心跳声——爱情无果又怎样？生命说不定比它还短暂。两个人的情欲戏热烈又真实、私密，电影的角度也在此时从望远镜变成了显微镜，镜头下由群像变成了Sean和Nathan两个人。而此时Sean的病情也急转直下，因为身体无法坚持他不得不退出了ACT-UP的活动，唯一的联系成了病房内的电视和每天来看望他的Nathan。此时演员的细致出演和容貌变化，变成了我们眼前的全部：Sean灵动的大眼睛一天天凹陷，目光变得黯淡，身体逐渐从瘦削变得骨瘦如柴，直到完全失去活动能力，只能躺在病床上靠输液延续生命。

对观众来说，目睹一个年轻又热情的生命逐渐消逝，是残忍的，而Sean也没有带着笑容离开，他没能活着看到胜利的那一天，这或许是作为一个社会活动家来说最绝望的事。这种绝望，蔓延到了电影最后的十几分钟令人难以脱身：Sean的母亲是在最后这里才第一次出现的，她温柔、低调、话少，儿子半夜离世后她也很快接受并马上开始安排后事，完全没有想象中应该会出现的悲恸——她早已料到这一天的到来，或许已在脑内想象好到时会怎么应对。而这种无言和平静，更加重了电影尾声中绝望的气氛，让我不禁想，坎皮略本身对当时ACT-UP的行动是怎么看的？

当然，电影本身的基调是带着回忆的光芒、如梦似幻、热情而无畏的。但ACT-UP到底成功了吗？它在纽约成立的初衷，是“终结爱滋危机”，那么现在看来，这个目标的确达到了。在鸡尾酒疗法显著降低艾滋发病率以后，ACT-UP时至今日已经不算是一个活跃团体，更多的艾滋机构的平权运动侧重回到了婚姻平权与政治平权。其实从Nathan加入ACT-UP的原因就可以看出（他在一次聊天中提到自己是因为一位前任感染后失去了联系才加入的），其实这个组织本身的驱动力还是比较小资的：它考虑的是某种特殊身份人群的特殊性和劣势，以此来获取其他人群的同理心和认同感。可是以此为基准展开的社会运动，迟早都会陷入同一个瓶颈，那就是人的身份是可以无限细分的，比如黑人要求平权，黑人中还分成男性和女性，性别也需要平权，这样细分下去，只会让人群的内部产生矛盾，让组织成为一盘散沙——这在电影里也有刻画，ACT-UP的矛盾似乎很大程度都来自内部领导人的不合，而不是医药公司或者政客。如果真的是利用其他人群的同理心，总有耗尽的那一天：Nathan如果没有和Sean在一起，很难说他会坚持到行动的哪个阶段；而对于更多普通的人来说，不管是出于同情还是道德上的考量做出的支持，都会在“我的生活也有很多困难，实在是无能为力了”那一天无奈抽身，因为这个社会是这样运作的，站在金字塔顶的人不费吹灰之力就享受万贯之财，而涉及到生活最细微方面的困苦，承受者是每一个普通人。

一个社会活动团体，它最终需要挑战的是制度本身，而这种挑战，仅仅靠很特殊身份的一小群人是很难做到的。2014年英国有一部电影叫《骄傲》就是个很显然的例子，当时的英国不论是工人罢工还是同志平权都遇到了不小的阻碍，直到两个团体开始合作，才获得了一些不错的成效。这对ACT-UP来说也是一样，纽约的总部在活动后期也分为了激进派和求和派两个派别，组织的行动其实已经很难顺利展开了，是科研产生了突破才终结了这场危机。但时至今日，即使感染艾滋病毒可以靠药物控制，并不意味着会马上恶化，但稀缺的资源（只有极少的工厂可以生产）、高昂的价格、复杂的医保制度都让许多人无力承受。这听上去和其他绝症患者的待遇并无二致了，而这正是急需团结更多非艾滋患者群体的原因，因为最终需要挑战的，是以“保护专利”为由而限制药量提高药价以帮助药厂牟取高利润的法律，是帮助保险公司制定霸王条款不予理赔的法律，是这个金钱至上的制度。有人说《120》的前后两段从社会运动变成了两人关系，视角收窄了，其实这正和ACT-UP本身的性质有关，它没能在社会运动上更拓宽一步，而作为一个外来者的坎皮略来说，从积极参与到努力拯救一个生命的过程正是很多人的经历。他或许并没有对ACT-UP当时的策略有鲜明的态度或评价，只是遗憾Sean失去了年轻的生命，但电影的整体结构和走向正说明了这种遗憾的根源所在。

我们需要这样一个故事吗？它只是按照时间顺序，朴实无华地记载了一群人的一些对话和行为。但是，如果没有《120》，很多年后，或许会听到有人说，“我以前也是ACT-UP的一员，我记得有个成员，叫Sean，死后把自己的骨灰撒在了一个会议现场，当时场面很震撼，那些官员都吓呆了…” Sean或许是因为成为了一坛死后也继续呐喊的骨灰而变成人们记忆里的斗士，但对罗宾·坎皮略来说，拍摄本片复刻了这些鲜活的人生，Sean“是女王，是战士，热心肠，他是最有勇气的人”，电影把青春最美好的一面永远地定格在了银幕上。而对我来说，《每分钟120击》会是很长时间以内最难忘的一次电影体验，自己或许一生都无法有这样的机会为自己为他人毫无保留地斗争，但能随着影片，和他们在90年代的巴黎轰轰烈烈地度过这两个多小时，看到最卑微的尘埃也会发光，看到化成灰烬也要高声呐喊，看到自己手里的力量，没有什么比这种感觉更振奋了。

http://emilyliangfilms.com/blog/

wx：米粒电影院

参考片目与资料：

A Timeline of HIV and AIDS

瘟疫求生指南 (2012)

8.0

2012 / 美国 / 纪录片 历史 / 大卫·弗朗斯 / Peter Staley 拉里·克莱默

骄傲 (2014)

8.3

2014 / 英国 法国 美国 / 剧情 喜剧 同性 / 马修·沃楚斯 / 本·施耐泽 乔治·麦凯

你知道自己是无法在夜里入睡的，因为你竭力压制在最深处的恐惧和痛苦正哀嚎着捶击着你的心脏，它们快要撕开血肉喷涌而出了，你寻找慰藉，问：”你今晚能来我家吗？”“好。那我们要做爱吗？”，你回答：“当然。” 但在与他人身体交缠时你无法克制的崩溃了，号啕大哭，那是绝望，你看我爱, 或不爱你都没有办法了，总之你再也不会回来。此时此刻，你多么希望他还在那里，哪怕病入膏肓，哪怕苟延残喘，你知道这个愿望太自私，可是你就是想他还活着，想再去触碰他长满脓疮的身体，想吻住他的嘴，用舌头抵住他的痛苦，用手将他的欲望唤醒，性就是生命力，你要他知道你们都还活着。My love, I want you to live , and I want to be alive.

【跟这部电影没啥关系，我就看到一文，然后瞎说一通，豆瓣能设置浏览权限就好了。】

豆瓣上，九只苍蝇撞墙“2017十大最想喷的电影”说这部片子乃至于当代同性电影最大的问题是重视事件，忽视人本身，容易沦为政治新闻专题片或意识形态的的战场。

我想了想，这么说也不能算错。同性电影的内容指向、人物上向来都薄弱，立意较窄。这部片子跟《达拉斯买家俱乐部》等带有很强的政治性；《请以你的名字呼唤我》代表的一大票纯爱电影，立意更窄；《周末情人》这一类电影试图将这群人还原为普通人，讲述生活；《湖畔陌生人》、《阿黛尔》一类以各种方式探讨人性。后两者似乎是一条出路。

但问题是，无论哪一种，都不可避免的带有政治性。艺术来自于生活，目前世界上，或者说国内吧，同性恋人群的生活是什么样子？在我的经验里，他们的生活并没有“多姿多彩”，没有丰富的人物价值取向。他们的实际生活的面向其实真就这么窄。

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开放同性婚姻政策、二次元、腐文化大行其道，整个社会看似十分宽容，但这都是糖衣炮弹。且不说这些是否只是一种对这个群体的“消费”，就说群体内部，只要下凡到各大聊天软件里，唯一的主题只有约炮，约炮只有颜值和金钱。无论是北上广名媛，还是大山里的人民，无一例外。

在一个同性恋跟社会接触时，他选择要隐藏自己，还是凸显自己？当同性恋内部接触时，他们谈论什么？在我的这将近十年的经验里，他们正在”退步“（或许用词不准确）。现在在各个聊天软件里，包括微信QQ，gay与gay谈论的一切都会带上“男色”“性”和“gay”的标签，而没有自己。他们并不真的在乎你的工作、专业、生活、人生等等，他们在乎的只有一个：我们是gay，约吗？在同性群体内部，性，几乎是交流唯一的目的和推动力。在我小时候常常听到一些朋友因为家庭社会的压力深深为自己的性向痛苦，也常听到gay友失恋后反复叙述的难过，跟所有的恋爱并没有什么不同，而现在，这些都已经近乎绝迹了。

这样来看，同性群体跟社会接触、跟自己人接触时用的是完全不同的两套话语体系。我不知道这是一种意识形态式的自我内化，还是同性群体在社会位置上的变化使然，但这确实是同性恋群体的现状。

在激烈的所谓的”意识形态“的斗争中，同性恋要付出更多、更艰辛的努力来过的”正常“，或者凸显自己的特色，要在同性恋大游行、某国开放婚姻政策时保证自己的gay性如同党性，严格的政治正确。不客气地讲，同性恋群体的问题本质上是性和社会关系的问题，这就是一个完完全全的政治问题。

这也引出了第二个问题，同性恋群体与社会的关系。歧视到底还存在多少？每一个跟基友勾肩搭背的人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接受同性恋，他们如何看待同性恋，这些问题都被遮蔽在流行文化里，遮蔽在”腐”文化里，作为一种消费现象出现。你们gay其实只能配合表演。

本质上的同性人群与与社会的关系，没有得到任何的进展和解决。法律允许结婚，只能解决某些人群的社会性问题，在根本的“人”上没有任何改变。当然这也是一种进步，一种微乎其微的进步，然而许多人尤其是gay还是沉浸在这里享受巨大的胜利喜悦。我也不知道他们是真傻，还是自我安慰。

所以，一个同性恋在社会生活中可供选择的面向其实十分狭窄。要想不孤独就要融入群体里去，但群体的“政治性”与个人的属性是不相容的，所以你必须要换一种语言；恋爱在同性异性里都是无解的问题，目前更多同性选择满足身体一时的空虚；这就构成了同性群体内部生活的主调。而在外部生活上，要么斗争、要么隐藏、要么凸显自我。他们并不会有太多的多面性，他们只有两面性：人群中的他，和同性恋人群中的他。

社会只是看似开放，同性群体远远没有人们想象中的“自洽”，没有太多的选择。当我们批评这类电影人物扁平，事件大于人物时，是不是存在一个“现实正是如此”的问题。是不是应该想到，我们所期待的“多姿多彩的生活”或者“复杂深刻的人性”背后的故事，是我们对于这样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群体的一种想象，一种来自异社会的猎奇式的期待，而这部电影只是拒绝了这种想象。

电影如果来反映他们的生活，不可避免的会涉及到“政治性和意识形态”；如果把他们当做一个活生生的人，来更好的展现某些主题、某些人性和生活的断面，这似乎可以成为主流。但这只是把他们当做一个较为特殊的素材，而不是关注他们本身，“同性”成为万千标签中的一个，这到底能不能被称为“同性电影”？如果来探讨这个人群的的深刻处境和心理状态，或者说他们与人群的关系，那这本身就是一个政治性问题，虽然他最终可以指向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和主题。如此一来，电影得以丰富的余地到底在哪里呢？

归根结底，我在想的一个问题是：如果抛却政治性，他们的生活会多姿多彩吗？他们这个群体或个体身上会更有冲突性吗？他们有可能更加复杂而深刻吗？

答案怕是否定的，大多数情况下，像这部电影一样，这些事件便构成了全部的这个人，他们无暇他顾。说到底，他到底首先是一个“人”，还是首先是一个“同性恋”呢？放大来讲，到底是人类的一致性和个体的特殊性到底谁先谁后？

我们经常质疑艺术作品的真实，但是你真的认识“真实”吗，你试图去了解过“真实”吗，你敢于面对“真实”吗？我们知道，一切艺术作品都来自于真实现实，但为什么某些你不了解的“真实”被包装成艺术作品后，你就可以形而上的评论它的真实性呢？

而当一个同性恋染上艾滋病，他本就狭窄的生活里重心将变成什么样子呢？

对于艾滋病本身，也是一个很特别的话题，它几乎是唯一一个能预知自己生死的疾病。当一个人知道自己十年后会死去，而为了这十年不得不严格按时吃药，他的心理乃至整个人生观会产生什么变化呢？

恋爱几乎是不可能的，约炮是被唾弃的，隐藏也是藏不住的。似乎就只剩下了为了生存而斗争，为了斗争而极力强调自我的存在和尊严。但是我们依然可以问，真的只剩下这些了吗，或者说他们真的想这样吗？如果没有社会的歧视，如果他们能较为心安的把艾滋病看做一种“慢性病”而得到大部分人友好的态度，他们是不是就没有必要成为一名斗士，而做回一个真正的自己呢？像普通人那样上班、聚餐、读书，而不是只想到自己孤独而冰冷的、秘密而“肮脏”的死亡。

《每分钟一百二十击》里，主角张牙舞爪的宣示自己的权力，他们诉求的只是得到像普通人一样的对待。为此他要小心翼翼的放肆，就像电影里阻止的老大；或者索性放弃对社会的幻想，只为了生存斗争，拒绝一切对于他们的来自于距离的“想象”，拒绝一切虚假的认同，袒露令人恶心的伤疤。但无论如何，他都要面对预知的死亡，并且要在来自社会生活的所有压力之下，处理自己作为“人”的一切欲望。他也要处理他原本的梦想，他可能想要人知道他是一个诗人、一个老师、一个空气动力学家，一个普通的白领，一个文采好的人，一个拾荒者。他的全部努力就想说明，他首先是一个活生生的人。然而为此，他却必须首先得放弃自己，去变成一个“斗士”。战斗时，他也不能哭丧着脸，他还需要笑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