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意的背叛

为了信仰不要老婆孩子了？在我们的价值观里简直难以想象。我觉得如果发生在中国，只可能有两种情况。要么是老婆一直忍辱负重，要么老婆孩子一闹男的就妥协了。深究原因还是我们的文化是以家庭为重的，进一步说是以孩子为重的。为了孩子一定要换一个更好的环境。抛妻弃子只可能是为了名利，信仰是什么东西？

观看这部电影驱散了长时间翻阅电影引起精神生出的疲乏与倦怠，仿佛回到了初时与《芬妮与亚历山大》、《秋日奏鸣曲》、《呼喊与细语》相遇，内心生出的醇厚触动。重新折返，再拾起大师经典难掩心中雀跃。熟悉的体验，对生活与世界的深度思考，依然充溢着伯格曼式的人性关怀。 毫无疑问，在电影史上，伯格曼这个名字，是一座后辈难以逾越的高峰。他的作品不断激发、启蒙行业的新鲜血液，影响一代又一代的从业者。在形式风格上，伯格曼的电影以其标志特征——戏剧性与古典性，抒写了其独具匠心与标新立异的位置。对舞台凝练的把控与生动的设计，不可谓融会贯通。凭借先锋而梦幻的笔触，运用超现实主义等艺术手法，将隐遁于生活背面的真实，制约着人的肉身与精神诸多层面的痛苦表现出来，将抽象具体化。这些无不体现了伯格曼对戏剧过渡影像这类载体的独特理解。 提及伯格曼，在一览伯格曼深度博闻的知识建设之余，同时感受到的是伯格曼敏感的内心世界。不能忽略的，是他童年的生活。一如钟摆的流动声在其作品里频繁出现，放不下的童年魔障，幼时的成长记忆对其产生的影响可见一斑。而出身于优渥的家庭环境，也让其与物质层面的贫穷，生存的苦难划分开来，也就使得伯格曼的视野更多的是一种贵族处境的思想意识。但最重要的，对这些终极问题的探寻，对这类人与社会等公共领域里存在的，关于现实困境的思考，将人的内心意识普遍存在的人性与信仰等问题推向大众的视野，给人类一个驻足与自省的空间，这也是伯格曼为人称颂的原因之一。 在伯格曼早期的创作中，将翻阅到繁复而沉闷的宗教情节。人在直面人间惨淡遭遇的同时，也必将求索生命灵魂的本质归属，这是每个流落人间的生命关心的信仰。同时，也归咎于生活环境的影响，出生在牧师家庭，在经验、智识甚至阅历不完善之际，面对外界一切的神秘与未知，面对充满困惑与矛盾的世界，将精神寄托到一个充满神性与庄严的事物。所以伯格曼早期的作品总在讨论宗教的存在，宗教的意义，宗教的归属，一些人类世界普遍存在的信仰问题。在后期的创作中，关于“信仰”的巩固与递进，却更具广博、深邃、凝练与人情的通达。像在《婚姻生活》《呼喊与细语》《秋日奏鸣曲》等作品中频频探讨人与人之间的孤独，个体的孤立，亲密与隔阂，仇恨与爱慕等人性孕育的极致痛苦与永恒困境。这些作品解构了真实世界无处逃避，在精神与现实之间，肉体与灵魂之间存在的矛盾处境。将爱情，婚姻，生活的本质现状裸露，真实吐露了人之于世界的残酷境遇。 伯格曼的经典对于观众们的意义，就如同质朴的箴言，它们看似素朴，而静水深流。《善意的背叛》凝聚了毕生的智慧和勇气，是伯格曼对爱情、家庭、婚姻的一次严肃的回晤与审视。我们领教了伯格曼的悲惨世界，一个被痛苦充满的创作者。当然，伯格曼并非彻底的悲观主义者，自然万物有因有果，福祸相依。如同他在作品里面表现出的，在经验与智慧上对这种现实与困境释放出积极的讯号。爱将是人的终极信仰，是人类的希望。驱散生活当中的不堪，大爱将构建美的世界。人之于生活中的痛苦与执着需要放弃内心过于自负的叛逆和自我中心，简单地接受这个世界，接受爱和渴望爱，现实则变的明朗。

电影资料馆 4排1座 怕困买了罐雀巢咖啡 着急进场取完票把手机摔了。还差20分钟结束时胶片断了 半个多小时后修好继续放映 电影节时字幕故障 这次又有这个意外 命途多舛。

非常舒服的一次观影 3小时并不觉得长。体会到一一说的的那种代入感 跟着角色高兴伤心。看完后骑车在正午的树荫下 没有了早上的怨气 变得平静。

胶片的质感太迷人了！细腻的情感 配乐的钢琴声入魂。这种电影就应该在电影院看么！

享受在影院看听狂风暴雨大雪纷飞的电影场景。

“但是，我们能够彼此谅解吗？”

一九八八年，我在赣南一座安静的小城读书。记得有一天晚上，我跟同学谈起自己的心愿：渴望献身于一项崇高的事业，哪怕过着苦行僧般的生活。那年我十九岁，正是充满幻想又矛盾重重的年纪。北岛的诗句：“从星星的弹孔中/流出血红的黎明”、“让沉重的影子像道路/穿越整个国土”尽管曾深刻地影响过我，但彼时正逐渐退出我的精神领地，取而代之的是于坚的诗句“老吴的裤子晾在二楼/喊一声 胯下就钻出戴眼镜的脑袋”。激起我此番回忆的是一部电影——《善意的背叛》（又译《最美好的愿望》），从片中的男主角亨利身上，我依稀见到自己当年的影子。

本片曾获得1992年第45届戛纳电影节最佳影片金棕榈奖和最佳女演员奖。评论一部获奖影电总是没有风险，因而似乎显得容易一些，但对我来说，其实颇费力气，因为自以为还未有足够的心智来解读它。之所以斗胆一试，是由于太喜爱这部影片了。影片导演比尔·奥古斯特曾于1989年以电影《征服者贝莱》夺得过一次金棕榈奖，而编剧更是大名鼎鼎的瑞典电影大师英格玛·柏格曼。实际上，影片中的亨利与安娜就是柏格曼以自己的父母为原型创作出来的人物。

剧情是：神学院的学生亨利通过同学恩斯结识了其姐安娜，并与之一见钟情。安娜的母亲敏锐地注意到这个将要成为牧师的年轻人与自己任性的女儿之间的出身及性格差异，竭力从中作梗，然而最终没有得逞。亨利与安娜结婚了。婚后，安娜随丈夫一起来到寒冷艰苦的北方小镇，亨利成了一名牧师，安娜也担当起了牧师娘的责任。寒来暑往，安娜生下儿子阿德，亨利也因其出色的工作表现被推荐调往斯德哥尔摩宫廷教会任职。可是亨利不顾安娜的反对，拒绝了这一职位，仍留在当地。安娜不愿再忍受亨利的专断和生活的艰苦，带着孩子离开了丈夫，回到母亲身边。影片结尾，亨利最终还是决定接受任命，他来到安娜身边告诉她自己的决定，二人终于和解。

亨利出身贫寒，岐视与孤独造就了他性格中的孤僻、偏执、敏感、记恨的一面。影片开始五分钟，就用亨利与祖父会面一场戏，预先交代了亨利性格中的这些特征：祖父央求亨利去见濒死的祖母最后一面，却遭到了亨利的断然拒绝，亨利以此来报复祖父母长期以来对自己和母亲的冷漠和岐视。而且，也许正是这种个性和经历为亨利对彼岸世界（上帝为其化身）的信仰提供了滋生的土壤（现实世界多么丑陋，世俗欢乐的滋味亨利也从未有过品尝）。安娜则恰好相反，舒适的环境和良好的家庭条件培养了她的任性，她习惯了过分自由，所以一旦受到压抑必然会本能地抗拒，所以她会不顾母亲阻挠执意要与亨利结合。然而，这将是一场怎样的结合呢？在长达三个小时的影片中，共有五处直接描绘了安娜与亨利的矛盾冲突，我将在下文用ABCDE表示。

A.亨利与安娜的矛盾早在婚前就有过一次猛烈的爆发，那是在二人讨论婚礼的地点时产生的。亨利向安娜表示不愿去她的家乡举行盛大的婚礼，安娜则认为亨利食言，她指责亨利此举为“优雅的报复”，历数亨利“夸耀贫穷而凄惨的童年、母亲”、“头皮屑和脏指甲、浑身上下的汗酸味”，认为他“粗鲁、撒谎”，“表现比出身还要低贱”。最后，亨利作出让步，表示“到哪里举行婚礼都可以”。

B.婚礼后，亨利夫妇来到北方小镇，安娜因住所没有自己单独的卧室而感到不解和不满，她问道：“我在哪里读书、写信和算帐呢？”但随即，她注意到亨利不快的表情，于是不再要求，这一次，让步的成了安娜。这个忍让的角色转换是值得注意的。如果说，在此之前，我对亨利还有一些理解和同情的话，那么，渐渐地，我的情感的天平也许愈来愈倾向于安娜这一边。接下来的一组描绘牧师夫妇和睦相处、努力工作的画面中，有一幅给我印象深刻：在晦暗的铅灰色天空下，狂风大作，波涛汹涌的河边，安娜与亨利洗衣的身影显得那样单薄、柔弱，这个远景镜头确切地揭示了亨利夫妇所处的恶劣的生存环境。

C.恩斯远道赶来看望姐姐，并带来一件圣诞礼物——留声机。伴着留声机的音乐，恩斯教姐姐跳起时髦的一步舞。这时亨利抱着幼子阿德出现了，安娜不愿意丈夫被冷落，她热情地拉过亨利旋转起来，却被亨利粗暴地一把推坐在椅子上。亨利转身走开，孩子吓得哇哇直哭。过了一会儿，亨利复又回来，表示歉意，说自己“很傻、很容易嫉妒，破坏了欢乐的气氛”。

D.亨利夫妇晋见皇后完毕，亨利感到自尊心受到伤害，盛怒之下，语无伦次地表示不会接受宫廷教会的职位。而安娜非常希望丈夫能够接受新的职位（意味着可以离开艰苦寒冷的北方小镇），她愤怒地打断丈夫的牢骚，指责他的独断专行刚愎自用玷污了自己对他的忠诚，也完全漠视了她——作为他的妻子和最亲密的伙伴的存在。

E.庇斯是被亨利夫妇收留的一个小男孩，因得知将被立刻送回亲戚家而以怨报德，差点害死了亨利夫妇的幼子阿德。这件事促使安娜下定决心离开亨利，回到母亲身边，临走前她要求亨利重新考虑接受宫廷教会的职位一事。

这部电影的主题是什么？导致亨利与安娜婚姻危机的根源何在？是人与人之间的隔膜、压抑和反抗（亨利祖父母与亨利、安娜的母亲与安娜、亨利与安娜，值得追问的是，为什么有的人饱受压抑之苦，到头来却总会反过来又压抑别人，如亨利那样）？神圣信仰的彼岸恒在与世俗安乐的此岸偶在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怨恨心态对爱的吞噬性伤害？都有可能，而这正是优秀电影的丰富性之所在。

亨利的怨恨个性与上帝信仰的结合是灾难性的，前者不但导致了他的嫉妒心和报复心，而且再加上后者还导致了他身上明显的道德优越感及其所产生的独断专行。马克斯·舍勒曾给怨恨定义：“怨恨是一种有明确的前因后果式的心灵自我毒害。”（语出马克斯·舍勒的《价值的颠覆》北京三联1997年版第7页“道德建构中的怨恨”一文），由于篇幅所限，这里且不去论及其发生缘由及生长形态，感兴趣的读者可以自己去翻书（用怨恨式伦理来分析当前中国地下音乐运动也许会是个颇为有效的视角）。

而安娜呢？她并不信仰上帝，她之所以任劳任怨与亨利一样为教众服务，完全可能只是出于她本性的善良以及对亨利的爱和忠诚。而且，安娜的性格中还有叛逆的成份，她是一个任性的也可说是习惯了自由选择、追求的女人，为此她不但违背了母亲的意愿（嫁给亨利），还背叛了亨利（离开亨利）。

亨利不容异见，专横，同时他也吃苦耐劳、尽心尽力。他帮助教众，同时也极力控制教众（并不明显，偶有表现）。怨恨与绝对信仰乃是他如此行为的主要动力性因素。由此我想到另一种信仰，这种信仰一旦与权力结合总是会偏移为对人的野蛮控制和奴役、对个体自由选择权利的不由分说的剥夺以及对个体偶在的取消和抹平。日前热极一时的电视连续剧《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就令我非常惊诧：是谁在炒作吧？怎么转了一圈又回来了？仍提倡、宣扬这种为国家、民族、革命、人民献身的精神（王朔某小说有个情节：二个姑娘面对“还怎么指望你们去堵枪眼”的指责回敬道：“你们怎么不去，我们这么年轻！”），这种刻意的宣传是不是针对社会上广泛存在的道德滑坡和信仰真空现象而重又向原有的道德伦理资源找寻依据呢？

官方的话语系统总是隔三差五地炮制出一个个道德明星，无论是虚构的文艺作品里的，还是来自各行各业的真人真事，其精神动力总是无一例外地被整合到对政党国家民族人民的热爱上面。究其缘由，正如刘小枫所说：“政党意识形态与代议制度结构中的政党理念不同，后者并不与社会伦理、宗教信仰和国家机器一体化，政党理念锚在政党政治的功能范围内。政党理念之意识形态化意味着，不仅把其政治理念上升为历史中的神圣真理，成为一种信仰，而且与统治权力和社会的制度性建制一体化。”而国家化的政党伦理指的是：“在该政党取得国家权力之后，该政党的伦理转化为规约社会中所有成员的伦理，成为社会日常的伦理，使社会日常伦理成为政党意识形态的延伸秩序。……欧美现代化过程中形成的个体自由式的市民伦理，取代了基督教伦理的效力。”（二段皆引自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上海三联1998年版第390页）

这种意识形态宣传比比皆是（如中央电视台一套“新闻三十分”前的每周一歌），其正当性（是否接受了公正的舆论监督、支出的费用是否合理等等）这里姑且不论，我怀疑的是这种宣传能否达到效果？又是怎样一种效果？

亨利要求安娜也献身于上帝，接受艰苦、尖锐的人生考验，亨利没有成功，因为亨利对上帝的热爱并不能成为安娜也热爱上帝的理由；同样，亨利愿意接受最严酷的考验也并不代表安娜同时也应该心甘情愿地跟随。哪怕以爱情的名义（妻子对丈夫的）来要求也不行。也许最初，正是亨利的宗教气质吸引了安娜，然而时间证明安娜并非能够持久地经受这考验。而安娜的可贵之处正是在于她的真实，她无法忍受（不仅是艰苦的生活，还有亨利专断的性格，后者也许更是决定性的）就离开，尽管还带着背叛的负罪感。你可以说安娜贪图安逸，然而就算如此，如果她并没有妨碍别人也并非罪过（更何况她也付出过，尝试过）。在对亨利的爱与找回因这爱而丧失的自我之间，安娜彷徨过、挣扎过，最终，选择了后者。

但是，这选择绝非一劳永逸，影片末尾，当亨利向安娜说明已经接受宫廷任命，并打算于秋天去斯德哥尔摩上任时，安娜却令人心碎地发问：“但是，我们能够彼此谅解吗？”安娜的发问其实是由于她对彼此个性的透彻了解而产生的疑虑。亨利的让步并不表示他的信仰和性格的转变，他仍会独断专行、仍会不习惯梦一样温馨的家庭生活、仍会不关心安娜的感受，而安娜的个体权利也不会允许她逆来顺受。往后的日子仍会有一次次这样的争吵，龌龊和伤害，表面弥合的伤口即使能够被谅解、遗忘,也还是会被一次次狠狠地扯开。

影片最后一帧画，绿茵丛中，相别甚久的安娜与亨利，分坐于两条相邻的长椅上，互相凝望，小心而忧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