饲养乌鸦

■往事

从小我就是个爱想事情的人，可以说脑子总是转个不停。这原本不是什么问题，但随着年龄的增长，随着接触的小说、电视和电影数量的增多，对自己的脑子是不是正常，不由得开始担心起来，毕竟在小说和戏剧当中，每当人物开始精神失常时，自言自语和胡思乱想总是最先出现的症状。我虽然没有傻到把脑子里想的东西说出来，但思绪本身的对话形式和发散程度，与影视节目上所谓的“疯子”似乎挺接近的。

当这份担忧开始冒出头时，我正在就读高中，为了确认自己是否正常，我主动接近班上学习成绩最好的那位同学，这位同学所有的心思都在学习上，思想简单、个性也开朗，总而言之，当时我觉得她在各方面都足以成为“正常”的典范。于是我鼓起勇气，私下地问她是否曾经在脑子里自言自语过？她很认真地思考了一下，然后非常认真的说有过一次。之后她巨细靡遗地描绘那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当然，我只是强作镇定状，但其实一句话都没听进去，毕竟我可能真的是神经病啊！！

后来很久我都没有再问过别人同样的问题，毕竟我虽然可能是个神经病，但终究不是个傻子，不至于到处宣言自己脑筋有问题。一直到后来谈恋爱时，我才又问起了类似的问题。我第一个恋爱的对象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经常半响都不吭气。好几次我问他刚才在想什么时，他每次的回答都是没想什么。有一次我甚至为此发起脾气，说你不吭气的时候，脑子难道一片空白？而他竟然对天发誓，真的是一片空白……当时，我心里的震惊，根本无法用言语形容。原来正常情况下，脑筋就该是一片空白，而我的脑子竟然没有一刻是停下来的，看来我不仅病了，还病得蛮重的。

再次鼓起勇气问别人同样的问题，是谈第二次恋爱的时候。有一次对方在发呆，我赶紧问他刚刚在想什么，起先他也是说没想什么，但是看到我露出严肃且即将暴怒的神情时，他终于招认了，他说他当时正看着衣柜的门扉，于是先是想到这个门扉真丑，继而联想到这是一个便宜的衣柜，然后想到以后要换一个好一点的衣柜，然后就开始思寻要买什么样的衣柜比较好。说完这些后，他有些腼腆地说，想的事情很无聊吧。我听了赶紧问，那你会“脑筋一片空白”吗？他说不至于吧，一般就是看到什么就顺着胡乱想什么，虽然都是些无聊的念头，还不至于一片空白。呼~我真是高兴极了，原来别人的脑子也会不停地转，之所以说没想什么，只是不好意思让人家知道自己在想无聊的事情罢了。

又过了一段时间后，我又开始有点担心了，这在脑中的想法，正常来说，形式上应该是以“我”的身份对别人说话呢？还是有个“别人”在对我说话？还是既没有说话的人、也没有听话的人，而只有一段段类似文章一样的独立文本？我的情况是第一种，有没有可能第二种或第三种情况才是正常的呢？于是我乘着一次机会，委婉地问一个很好的朋友说：我“偶尔”会在脑子里出现“对话”，你会不会也“偶尔”这样呢？那这个对话当中你是说话的人，还是别人是说话的人？这个朋友非常干脆的说：会啊，通常这个内容都是我在训底下的人，尤其是销售主管某某某，我会指着这个某某某说，你应该这样、不应该那样、怎么说这么多次你还听不懂呢？你是白痴吗……激动啊，我不仅正常，还是非常的正常。

■意识流

周末时看了部电影，西班牙导演卡洛斯-邵拉的《饲养乌鸦》，这电影是部采用意识流手法拍摄的作品，因此引我想起那些可笑的往事， 但这就是我对“意识流”概念的形成过程。

在二十世纪初时，美国心理学家威廉-姆士认为，人类的思维活动是一种斩不断的“流”，而不是片段的衔接，因此称之为“意识流”。法国哲学家亨利-柏格森提出“真实”存在于“意识的连续波动当中”，主张应该跟着人物的意识流动来刻画人物。自此，不仅“意识流”的名称被确立，也开创了一种崭新的写作技巧。

所谓的意识流小说，是指打破传统小说的叙事框架，让故事跟随小说人物的意识自行开展。在传统小说当中，即使是以第一人称、顺时序方式来开展的故事，都是经过作者理性思考后，以逻辑加以编辑整理才呈现在读者面前，因此读者看到的是由“重要片段”衔接而成的故事，是经过筛选和加工后的情感和思绪，而不是对人物行动、思绪与情感的真实完整记录。

意识流小说主张“作者应该退出小说”，让人物直接表达他的思想和意识。因此意识流小说的叙事顺序不再是按照过去、现在和未来这样的顺序进行铺陈，也不是按照原因和结果这种方式来衔接，而是模仿人们真实的意识运作形式。人们在现实行动时，意识中不时会出现对过往的回忆、对未来的幻想、对自我的反思、以及突如其来的情感波动，因此乍看之下，意识流小说给人凌乱、晦涩难懂的感觉，然而这却是人们在真实世界中，行动与意识交织下的真实反应与感受，是比传统小说所试图捕捉的真实更为真实的状态。

意识流小说崛起于二十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最主要的代表作家和作品包括：法国作家马歇尔-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爱尔兰作家詹姆士-乔伊斯的《尤利西斯》、英国女作家维吉尼亚-伍尔芙的《达洛维夫人》和美国作家威廉-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这四人被称为意识流小说的四大支柱。

意识流的创作方式在二十世纪50年代进入电影界，最早采用意识流手法的电影作品是瑞典导演英格曼-伯格曼的《野草莓》（感兴趣者可参见博友“傲慢与偏见”的影评博客），意大利导演费里尼的《8 1/2》、法国新浪潮导演阿伦-雷乃的《广岛之恋》（可参见博友“浴神”的影评博客）也都是意识流电影的代表性作品。

意识流手法对文学和电影的最大贡献，在于使人物和事件的刻画，从对外在行为和现实景况的描述，转向对内在心灵的挖掘，创作者不再迁就读者和观众的理解能力而编辑叙事顺序与内容，而是彻底进入人物的内心世界，忠实地探求人物的内心变化、心理活动和纷呈思绪；创作者不再透过对白与手法对事件进行批判，而是将人物的心路历程一一呈现，留给读者或观众自己去体会和判断。

由于人们的意识是发散的，不时进行自由式的联想，在时间轴线上没有固定的顺序，回忆与情绪、真实与幻想经常往复交错，画面与自我独白也不时跳跃而出，各种美丽的、奇情的、或是黑暗的与肮脏的念头更是真实地呈现在意识当中，因此意识流的小说和电影除了予人纷乱难懂之感外，也常常会给人一种阴暗与晦涩的感觉。无论喜欢与否，意识流都树立了一种崭新的创作手法，是嫁接于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之间的一种重要文体和电影手法。

■《饲养乌鸦》

《饲养乌鸦》是西班牙导演卡洛斯-邵拉于1976年执导的作品，获得戛纳电影节评审团会大奖、西班牙影评人协会最佳导演奖、法国电影评论协会最佳外语片奖。卡洛斯-邵拉是西班牙新电影浪潮的领军人物，成长于佛朗西斯科-佛朗哥的独裁时代，他在1979年前拍摄的作品，大多充满了象征和隐喻，这是为了躲避当局严格的审查制度，以反映当时的社会状况。《饲养乌鸦》便是在这个阶段所拍摄的作品。

《饲养乌鸦》是一部悬疑片，主角是一个八岁的小女孩安娜，在片子一开头，安娜的父亲便猝死于床上，从安娜接下来的动作，可以推论出是她在父亲杯中下药毒死父亲的。接着导演便以意识流手法，透过安娜的外在视角和内在意识来开展整个故事的真相，进而揭露一个八岁的女孩如何能犯下出弑父的恶行。

安娜的母亲是一个钢琴家，对安娜充满慈爱之情，当安娜夜里睡不着觉的时候，母亲会为她弹奏钢琴，会温柔地亲吻她的脸颊，会说轻声地说故事哄她入睡。即使在安娜毒死父亲的那个晚上，母亲也是对她露出包容与理解的笑容，似乎默默地认同安娜的行为。但事实上，安娜的母亲早已过世，在父亲的冷淡、漠视、以及无止尽的外遇下，痛苦地病死在床上。而这一切，安娜都亲眼目睹了，当时她站在母亲的床边，听着母亲恐怖且怨恨的叫唤声，却一点忙都帮不上。这件事在安娜的心里留下了深深的自责。

安娜是否是因为母亲的凋零与痛苦，这才埋下对父亲的杀机？安娜其实也不知道，在她的内心独白中，她述说了毒药的来源。那是母亲在世时交给她丢弃的，当时她问母亲罐子里装的是毒药吗？母亲笑着说是啊。于是安娜偷偷地将罐子藏了起来。至于她为什么要杀死父亲，她也说不清，只说也许二十年后她就能搞清楚了，她毕竟只有八岁。当安娜对着自己独白时，她是以母亲的样貌呈现，在安娜的心里，母亲的生命就在自己体内不曾离去。

安娜还有一个姐姐和一个妹妹，在父亲死后，母亲的妹妹成为三人的监护人，带着祖母一同搬来和姐妹们同住。祖母既不能行动、也不能言语，整日坐在轮椅上，看着窗外或墙上的老照片。安娜眼见过另一个自己从高楼上跳下，因此她很能理解祖母不想活下去的心情。安娜偷偷地告诉祖母如果她想死了，自己能帮上忙。但是当安娜将小罐子上头的标签读给祖母听时，祖母无奈地摇摇头，那上头写的是：食用苏打。原来安娜以为的毒药其实只是苏打粉，她根本没有杀死父亲。

安娜举家受邀去到阿姨的一对朋友夫妻家度假。这对夫妻也是安娜父亲的朋友，父亲也曾带安娜和母亲及阿姨一起去那对朋友夫妻那里度假。对于当时的一切，连身上穿的衣服，安娜都记得非常清楚。那天所有人一起穿行在树林当中，阿姨和那对夫妻中的丈夫走在前头，父亲则和那对夫妻中的妻子走在后头，母亲则是孤零零地和安娜一起走在中间，不时回头张望越落越远的父亲。后来实在见不着后头那两人时，母亲让安娜回头去找找，结果安娜看到父亲与人家的妻子在树林中拥吻。而这位妻子，就是父亲死时，从父亲房间仓皇离开的女人。母亲的失落、父亲的丑陋都清晰地印在了安娜的心里。

安娜又睡不着了，但是母亲温柔地走到她的床边坐下，一边轻轻抚摸她的脸庞，一边为她说出《小杏仁》这个床边故事，然而安娜还没入睡母亲就突然不见了，于是她放声大哭、喊叫着母亲。结果阿姨闻声后立刻从自己房间跑来，紧紧地拥抱住安娜，告诉她只是做了噩梦，还说要说《小杏仁》这个故事给她听。安娜一听就发起脾气，说她希望阿姨去死，并将自己的头深深埋进枕头下。安娜讨厌阿姨，因为她觉得阿姨想取代母亲在家里和在她心中的地位。

安娜决定杀死阿姨，因为当她拿着父亲的一把手枪，走进客厅吵闹着说这是父亲指明留给自己的时，她看见阿姨正和那对夫妻朋友中的丈夫拥抱亲吻着。当两人发现安娜手上的手枪时，两人惊惶地设法从她手中将枪夺走，阿姨事后还为此打了安娜一巴掌。于是安娜决定要毒死阿姨。安娜虽然不愿意阿姨代替母亲的地位，但无形之中阿姨还是有了母亲的重量，因此阿姨的行为背叛了自己，丝毫不能饶恕。

安娜在阿姨的牛奶里加入小罐子里的粉末，当晚深夜，安娜悄悄地来到阿姨房间，轻轻抚摸了阿姨的头，便将一旁的杯子拿去清洗干净。

隔天佣人将三个唤醒，催促着大家快点更衣上学，没多久，阿姨也进来了，还帮着安娜把衣服穿好。在开心地用完早餐后，三个孩子便穿着整齐、领着书包走出家门，去学校了。

■《饲养乌鸦》是西班牙的一句谚语，意思是养虎为患、姑息养奸，在影片中，指的就是八岁的安娜已然长成一只会伤人的乌鸦，尽管她其实并未杀害父亲和阿姨，但她内心的黑暗和邪恶已经成型，已经足够离开家庭到学校、到社会去为恶。

导演在演绎这部影片时，并未以客观的观察角度来看待发生在安娜身上的事情，而是以意识流的手法，顺着安娜的所见和所想，以想象、回忆、自白、内省，来挖掘她内心的世界，用最赤裸的方法，呈现一个小女孩观看和理解世界的方式和结果：

》当安娜睡不着时，她想象着母亲来陪伴自己，重温母亲的慈爱
》当饭桌上提到母亲过世的事情，她回忆起母亲临终时的痛苦与怨恨
》当一家人去度假时，她在内心独白着自己上一次度假时，亲眼目睹父亲的出轨行为
》当她自以为杀死了父亲时，她在内心冷静地分析和检讨自己这么做的原因

于是观众经由安娜最隐秘、最深刻的意识流动，理解了一个八岁女孩是如何理解和感受世界，并因而埋下阴暗邪恶的种子：母亲悲惨的死状在她心里留下悲伤与自责，让她觉得自己的生命没有存在的价值；她认为父亲的丑陋行为是造成母亲痛苦的根源，她觉得自己应该为了母亲惩罚父亲；阿姨的到来改变了大家的生活方式，也在安娜心中制造了挣扎，一方面觉得自己应该忠于母亲，不能让阿姨代替母亲在自己心里的地位，但又觉得阿姨其实如同母亲，不能在行为上背叛自己。

《姑息养奸》虽然是透过一个小女孩的故事，来描绘一个人形成压抑与变态心理的过程，但实际上是对西班牙社会的一种反映。当时的西班牙处于独裁统治时期，丑陋而令人窒息的社会氛围，对家庭、对人性都极尽扭曲之能事。原本单纯无知的人们，便在这种氛围中，透过对残酷与压迫的目睹与体验，一步一步地形成畸形与邪恶的性格，而这样的性格，又透过家庭向社会的蔓延，进一步加剧整个国家的畸形与邪恶。

谁说童年一定快乐，孩子一定纯洁？在他们的世界里，父母就是一切，是他们幼小心灵的唯一依靠。但是，为什么，从成人的世界里，他们能看到的只有虚伪与残酷？
母亲躺在床上，被病痛折磨得死去活来，抽搐着，脸色发紫。她说自己不想死去，她说一切都是谎言。少女时代的她弹得一手好钢琴，抵不过父亲的疯狂追求，成家生子，也不得不放弃了热爱的事业。但风流成性的父亲渐渐对母亲失去了兴趣，以工作为由，整日不回家，陷母亲于寂寞的深渊。
她也曾扑到丈夫怀中求助、嘶喊：我病了，我病了，求你陪我，求你爱我！收到的，却只是冷漠的推开与告诫。
安娜喜欢妈妈，听她弹琴，讲故事，是女孩所能体知的全部温爱的唯一来源。可如今，是父亲间接杀死了母亲，也夺去了本该属于安娜的童年快乐。
年幼的她，尚且分不清现实与幻觉的界限。无数次，穿行在空旷的房中，她真的看到妈妈又回来了，坐在床边，为自己讲着小杏仁的故事。
她要为妈妈“复仇”，将“毒药”放在水杯中，杀死爸爸和姨妈。他们只顾满足情欲，全然没有忠诚的概念，不停欺骗，相互伤害。
冰箱中那盘姜黄的生鸡爪，正是扭曲的象征。成人世界，不过是尔虞我诈的地狱，丑陋无味。试想一下，如果没有精致的烹调，都是骨头的鸡爪，该如何下咽？电影《割草叔叔》中也有鸡爪出现，同样以孩子的视角表现了成人世界的虚假。
幽闭的空间，深夜静极，安娜总是睡不着，那双大眼，怔怔得，如深潭中凝固的水，闪着幽幽冷光。失去母亲的小女孩，何尝不是这大宅中的一只幽灵，寻爱而不得。
孩子能行走的世界是很小的，但正是这种地理上的限缩，使得他们的心灵可以异常丰富敏感。大人看来微不足道的事情，会对他们产生极大的冲击。安娜和姐姐弟弟穿上大人的衣服，画上浓妆，模仿他们的口气说话。那就他们眼中的大人形象，荒诞但真实。
父亲是弗朗哥政府中的一名军官，他的无情似乎也映射着独裁统治的罪恶。通过孩童的复仇行动，表达着绍拉对那段历史的控诉。
茨威格的家庭女教师和灼人的秘密，也都是通过对孩童心理细致入微的刻画，映衬了成人世界里无法言说的秘密和层层掩盖下的焦虑与恐惧。
安娜以为自己成功了，姨妈已经死去。正在被窝中与弟弟玩耍的她，在听到姨妈声音的那一刻，突然愣住：她不是被我毒死了吗？
原来，自己以为的毒药只是苏打粉，爸爸也不是被自己毒死的。
但如果这一切是真的，安娜真的杀了人，而且是自己的父亲和姨妈。这不是太可怕的事情吗？
乌鸟私情，愿祈终养。但你饲养的乌鸦，并不会报恩反哺，为什么？那是因为你从来没有给过他们爱，没有让他们在你的身上看到温暖和希望，却只有背叛与欺骗。
现实与幻想交织，并没有刻意的剪辑，仅仅是镜头的拉开推进，便是过去的时空，摇移间，又回来。
人的意识不也正是如此吗？我们身处此处，脑袋中想的却是另一个场景中的人和事。绍拉用镜头和调度巧妙地还原了潜意识，令人信服，给予我们情感的真实。
布努埃尔的白昼美人，大约也是同样的表现手法。人性的复杂多面，因为有着如此展现，而更加真实，亦或可惧，引人深思。
政治清明，人性自由，我们所饲养的才不会是灼伤你眼睛的乌鸦。
安娜的暑假结束了，音乐响起，她和姐姐弟弟穿戴好，向着学校走去。有了教科书的规制，小女孩再也不会胡思臆想了吧！
告别，她那无比苦涩的童年，还有，挥之不去的死亡。

有一天，母亲打扫房子的时候，她从壁橱里拿出一个罐头。
她把罐头递给我说：“安娜，把这个丢到垃圾桶里去，不该放在这里，更何况也用不着了。”
可是我很好奇，于是我问她：“这里面是什么？”
“你操什么心”，她回答。
“是毒药吗？”我问。
母亲微笑一下说：“是！非常可怕的毒药，一勺这样的粉末就能杀死一头大象”。
然后她说：“快点丢出去吧。”
我吓到了，不知道究竟为什么，我没听母亲的话，我私藏了罐子。

姨妈是我要杀的第三个人，在这之前我杀死了我的父亲。

那是几月以前母亲死后的日子里某天发生的事情。那一天，管家不在家，一个很漂亮的女人来找父亲，我为父亲泡了一杯牛奶，加了一勺粉末，之后他们进了房间。

我时常在半夜睡不着觉，母亲在世的时候，她也睡不着，她是在等待父亲。父亲是个军官，总喜欢在外面找女人。母亲问他外面怎么样时，他总会说，玩的可以。虽然几乎每日都会在夜里碰到母亲，但是母亲的话总是那么一句：“你知道现在都几点了”。我很多次都是去厨房给我的仓鼠拿蔬菜，而母亲一般都在谱写自己的乐谱，偶尔也会弹弹钢琴。母亲的钢琴弹得特别好，听那些熟悉她的人说，她本来可以成为一个杰出的钢琴家，当她还是小孩子的时候，她就显露出来超人的音乐天赋，每个人都说她会有一个绚烂无比的未来。多年的时光里，她都全心全意地投入到钢琴事业里，甚至举行了几次音乐会。其中一次音乐会上她与道路我的爸爸。他们相爱了，并且很快结了婚。妈妈彻底放弃了钢琴，而将整个身心奉献给了她的三个女儿。我想她一直很怀念以前的时光，一定是后悔自己放弃了一份职业，一份能带来自由的职业。很多年后，回想母亲当时的抉择，我又深深觉得，她同时也害怕自己成为不了朋友们曾经预言的那种天才，她宁愿选择平淡的、中规中矩的生活，而不愿选择独自面对责任，独自冒险的生活。


那天晚上，我到了客厅，站在父亲门外，我听到那个女人弄疼了父亲，父亲一直都在喘息，最后没有声音了。我听到女人嘟囔了几句，像是受了惊吓。我很好奇正要准备推门进去，那个女人出来了，披头散发，衣冠不整，急急忙忙地收拾了自己的手提包，甚至没有看我。我站在一旁看着她收拾，有些好奇，她似乎感觉到了什么，可能觉得有必要跟我说一声，但最后她还是什么都没说，还没收拾好她的衣服，她就匆忙离开了。

我想她可能要告诉我父亲已经死了。

父亲的房间具有代表性，我习惯了这种屋子的黑暗，充斥着压抑，像是跟我一样，缺乏了母爱。走进屋子，父亲躺在床上，赤身露体，我喊了一声爸爸，他没有应声，也没有转身。我不确定，又叫了一次。还是没有回答。父亲真的死了。

那杯牛奶已经被喝完了，杯子立在桌子上，我想我最好洗干净。

葬礼在几天之后举行，姨妈就是这个时候来的。按照父亲的遗嘱，姨妈搬了进来，负责照料我们，就像她说的，刚开始可能有点困难，但是我想相信只要我们努力就会变好。

父亲死后，我们姐妹三个并没有因此而陷入悲伤，相对于母亲，父亲的死根本不值得我们伤心。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想要杀了父亲，那个时候，我相信父亲是有罪的，母亲生命最后几年的悲伤与痛苦都是他早上的，我相信是他的错，他一个人的错，是他给她带来了病痛和死亡。有天夜里，父亲很晚回家，母亲等了很久，她说他想跟他谈谈。父亲有些反感，说他接受不了母亲的抱怨。母亲可能意识到了父亲的心理，她试图说的客气一些，又问父亲晚上玩的怎么样。后来，她又觉得有必要直接说清楚，便告诉了父亲她的忧虑，她觉得自己已经生病了，而且很严重，她得到的却是父亲的谩骂。

我的生活充满了恐惧，那是对未知的恐惧，有些事我怎么也忘不了，真难以想象记忆的力量会那么强大，怎么也抹不掉。临死的那些日子，母亲蜷缩在床上，脸色抽搐着。我不知道她已经病入膏肓，大家之所以把她从医院接回来，是为了让她能够死在家里。父亲常常不在家，我不知道他去了哪里，管家婆充当了护士的角色。管家是一个很胖的女人。她毫不避讳地告诉我，她跟父亲有一腿。后来她跟我说起了她跟父亲的事情，称赞父亲追逐女人很有一手。我想她跟父亲的故事绝不是她说到的那么一点。

父亲死后，管家依然留在家里照料我们，姨妈起初会抱怨我们家收拾的不够整齐，后来不知什么缘故，她对管家的态度有些好转，但仅仅局限于好转。

葬礼那天，姨妈卷起头发，打扮的很漂亮，不过跟葬礼的格调并不冲突。管家也很仔细地把我们打扮了一番，当她梳着我的头发的时候，我又有一种错觉，彷佛母亲又在身边，我似乎感觉到了她在我耳边吻我的气息。管家打断了我的思维，葬礼已经快要开始了。姨妈送给我一个十字架，据说可以辟邪，因为是我杀死了自己的父亲，所以我觉得自己戴着为好。葬礼中，姐姐和妹妹都吻了死去的父亲，轮到我的时候，我躲到了祖母身后。那时候，祖母脸色很好，并没有因为死掉儿子而难过。她坐着轮椅，一言不发。我知道她一定需要自由，一定很想死。

以后的几个月里，祖母一直坐着轮椅，偶尔会去公园，但很多时候她总是一个人坐着，面对着花园，我想她一定会厌倦的。后来，我又推着她去看了早年的一些照片，她很乐意回忆过去。无论什么时候，祖母都保持者一个微笑姿势，礼节性地，我想可能是年轻的时候留下的病根，虽然这根本谈不上是病根。不过，有一个当我拿着他跟祖父恋爱时的一张旧照时，她的脸色变了，我问她是不是想死掉。她一如既往地沉默让我觉得她是在默认，我拿来了毒死了父亲，剂量足以毒死一头大象的毒药。可祖母拒绝了。我要杀的第二个人拒绝死亡。

现在，姨妈是我要杀死的第三个人。

父亲死后，我越来越想念母亲。可即便是姐妹，姨妈和母亲之间也是有差距的。起初我并不觉得，后来我注意到姨妈葬礼那天的打扮可能是为了父亲的一个战友。葬礼之后，那个男人一直来找姨妈，可那个男人和父亲死之前的那女人是夫妻关系，他们一起出现在了葬礼上。姨妈曾带着我们三个去了那个男人的家里。几乎没有那段记忆可以和那个周末相媲美，我想不出是为什么，那次旅行竟会如此鲜明地留在我的脑海里，我记得我穿着一件牛仔裤，裤子口袋装着花朵，一件印花衬衫扣子是红的的，还有一件海军蓝的羊毛衫，姨妈在开车，姐姐在前座，因为她是长女，妹妹和我坐在后座。我不知道，我只觉得自由，焕然一新，截然不同。这种感觉我一直都在寻找，父亲死后，我推着祖母去公园，我闭上眼睛，想象着自己从高楼飞下来。我想，我自由了。

我的仓鼠死掉的那天，那个男人又来找姨妈，他们坐在客厅说话。男人在规劝着姨妈寻找自由。寻找自己的生活。管家在楼上整理杂物，我找到了我的手枪，这是父亲死前留给我的，不论我作何处置，它都是我的东西。姨妈制止我，企图用暴力手段，不过我被那个男人骗了，交出了手枪。姨妈开始哭泣，像是很受伤的样子，嚷着说我把她给逼疯了。我不知道，我只想拿着属于自己的东西，仅此而已。

听着音乐的时候，我突然希望她死了。

我实施了计划，完全按照杀死父亲的步骤，没有任何差错。甚至我又重复了涮洗杯子的细节。可姨妈还没有死掉，早晨她打扮得花枝招展进来来叫我们起床，而我已经忘记了昨晚杀人的事情。

而在这天的餐桌上，姐姐到时讲了一个关于杀人的故事。故事的高潮是，一个人拿着枪对准了她的太阳穴。

结尾是，这时，她被叫醒了。

20年过去了，我想起来，那瓶毒药可能是瓶过期的“小苏打”。

我喜欢看电影看得到电影的叙述口气，更喜欢看到电影有清晰的心思，或者说方法。卡洛斯绍拉的电影一贯是这样的，就像一个人的为人，他有一种高级的放弃，这种放弃可以归入一种对解释的放弃，是一种只从叙述层面就可以展露整个质感的展开方式-用平常拆解平常纷繁复杂的隐蔽性。

其实作品作为作品，必须要经过三重视野：作者视野、文本视野和观众视野。三者的关系是作者视野建立文本视野并通过文本视野牵引观众视野。我想卡洛斯绍拉这样的人对这种三重视野的把握有种天然的驾驭性。我们知道，有时当我们试图用一种能够原谅的强力想去解释一切的时候，就已经是一个坠入无力的开始。这部电影只描述杯子，只描述杯子中的水，描述水中折射出的光。然后，时间就出来了，然后整个房间的情绪就出来了。这时候，作为作者，作者的观念传递的方式，就不再是表述自己的阐释，而是一种展露获得的共鸣。

“关于童年，我从来不认为是天真无邪的”这部电影的观念命题，在电影的名字“饲养乌鸦（或者姑息养奸）”就已经有透露，但更为迷人的是绍拉对这部电影观念的叙述方式，他真的是一个天才的讲故事的人，不去发明和阐释逻辑，只去发现和记录他所看所想，并智慧地转手给你。单纯的观念发现，可能会说服人，但不一定能打动人，但绍拉的观念展开的方式不一样，他会给你一个客观的距离，他只负责讲完这个故事，然后观众在这个安全的距离中，就能如他所愿的把所有的气息感知到。

“质感的感知，比单纯的现象叙述更为重要”，就像莫兰迪的绘画为什么比同为二十世纪的其他观念艺术家更有时间感和情绪感？只是简简单单若隐若现的一些片段和细节，并不追求完整，就像并不强迫自己讲述明白，那样所散发出来的身临其境的感觉其实是一种更为抽象的重现，这种还原感是丰富于提炼为逻辑的理性阐述的。

Criterion Collection邀请剑桥大学教授、西班牙电影学者PAUL JULIAN SMITH写的一篇精彩评论。我把它翻译成中文了。有兴趣的同学可以看一下。
http://www.criterion.com/current/posts/527

昔日犹在
文／PAUL JULIAN SMITH
译／唐凌洁

卡洛斯·绍拉的政治和心理学杰作《饲养乌鸦》拍摄于1975年夏，当时西班牙独裁者弗朗西斯科·佛朗哥躺倒在病榻上。电影于1976年1月26日在马德里Conde Duque剧院的首映，又刚好是西班牙内战打响后的第四十个年头。绍拉对历史和记忆的思考恰到好处地摆在了这一重大时间点。电影被夹在了两个对西班牙有决定性意义的事件中间：1973年佛朗哥的继任者布兰科被刺，和1978年第一次民主选举。

绍拉出生在一个处于内战战败方的资产阶级家庭，并在政府的官方电影学校中接受早期训练。在《饲养乌鸦》上映前，他拍摄过十部影片并获得了一个特殊职位。他被西班牙评论界称赞为国内唯一一位有着完整职业生涯的电影导演，为西班牙那充斥着背井离乡者和无法履新的诺言的民族电影，创作出了一系列最为持久、独立、且始终如一的作品。在《饲养乌鸦》之前，绍拉的电影对佛朗哥政权的批判是隐晦的。它们大多围绕男性和暴力，如《狩猎》（1965）中绍拉用一场血腥的狩猎派队替代了内战。因而不难想像，从一开始绍拉就与国家审查制度痛苦斗争着。即便是到了1973年，《安娜和狼》（或译《安娜和贪婪者》）的后续剧本仍遭到了拒绝。《饲养乌鸦》是第一部绍拉能够行使完全艺术掌控的电影，他一人担任了故事、剧本和导演三个角色。

但是尽管绍拉因为其独特的个人声音，特别是他对于幻想和现实的复杂融合，饱受称赞，绍拉的“作者”身份很大一部分要归功于其他人的努力。绍拉长期合作的制片人Elías Querejeta对其职业生涯有着决定性的影响，为其参加国际电影节做好准备，当时的评委们正急切地想要把奖颁给一位富有天赋的反佛朗哥主义导演（《饲养乌鸦》获得了加纳评审团大奖）。更重要的是，绍拉从1967至1979的伴侣与合作者Geraldine Chaplin，给予了他创作和财政上的支持。经济上的稳定和海外声誉，使得绍拉能够相对免受佛朗哥派的审查，因为后者惧怕禁播绍拉的高知名度电影会对公众声誉产生负面影响。与其他一些反对题材的作品不同，《饲养乌鸦》对政权尽管充满谜团却清晰的批判，在未经删剪下通过了审查。

在经过早期与新写实主义的暧昧期后（他的首部正片，1960年的《哀悼一个歹徒》，探讨了问题少年题材），绍拉的兴趣由社会转向了心理，即他所谓的“脑际里的幽灵”。《饲养乌鸦》的前一部电影《天使表妹》（1974 ）探索了一位中年男人的内心恶魔，他对自己童年时期爱上的年轻女孩的迷恋。绍拉通过用成年演员分饰儿童的冒险技法表达这一精神创伤。巧妙的角色分派对《饲养乌鸦》同样不可货缺，只是主角由男人换作了试图从过去的束缚中寻求解脱的女人。普鲁斯特式的对逝去年华的寻找用一种女性基调重新演绎。

故事在一栋巨大、阴郁、将马德里的嘈杂生活隔离在外的房子中展开。《饲养乌鸦》讲述了八岁大的安娜的故事，安娜由维克多·艾里斯的电影《蜂巢精灵 》（ 1973）中的新人Ana Torrent扮演。在安娜母亲（由令人着迷般神经志的Chaplin扮演）的痛苦死亡之后，安娜目睹自己的父亲与其已婚情妇通奸时猝死，冷漠的姑妈 Paulina前来照料她和她的两个姐妹。清一色由女人组成的一家人，还包括了孩子们瘫痪在轮椅上的不会说话的奶奶，以及一位个性好强、填补了安娜对性的好奇的肥胖女管家Rosa（经验丰富的个性演员Florinda Chico )。

但是这些相对简单的前提并没有揭示任何观看这部电影的体验。因为随着《饲养乌鸦》那明显平淡无奇的叙事逐渐展开，死去的父母持续以一种不可预知的方式侵入现在，就像成年的安娜（同样由Chaplin扮演）从遥远的1995年讲述过去一样。令人不安的是，Chaplin本身带有英国口音的声音，在扮演母亲一角时保留了下来，但在扮演长大后的女儿时则由一位本地西班牙女演员配音。但是追溯这一点仍然无法解释电影的许多谜团：成年安娜忏悔说她无法回忆起或理解孩童时的经历。

现实与幻想的相互穿插在电影开场就巧妙地展开了。摄像机非常缓慢的横移，一小束光穿透苍白的窗帘。安娜穿着她整洁的白色睡裙走下长长的楼梯。当摄像机紧紧地定格在Torrent那苍白漠然的脸上的时候，一扇禁闭的门后隐约传来急促的成人窃窃私语（“我爱你，”“我不能呼吸了”）。一个衣衫不整的女人在与孩子交换了一个焦虑的眼神后落荒而逃，她的胸罩在敞开的蓝色外套下赫然可见。走进寂静的房间，安娜看到床上的父亲和他那裸露的躯干。毫无表情地，她将玻璃杯拿进厨房，在水漕中将它洗干净。当她打开冰箱的时候（我们瞥到了里面谜一般的鸡爪），她的母亲从她身后进入镜头并温柔地称呼她。直到后来我们才知道她的母亲已经死了。

这儿，现实与幻想交换了位置。安娜父亲，一位法西斯军国主义者，的离奇死亡是真实的（后来女孩儿们被迫亲吻她们父亲那穿着军装的尸体）。相反，母亲在冰箱边的平淡出场却出自于悲痛孩子的想像。通过带有欺骗性的简单拍摄风格（Chaplin的角色随意地步入画面），绍拉展现了生者与逝者间的亲密无间，尤其当脆弱的神经被创伤尘封在时间中的时候。

正如许多评论家指出的那样，这种创伤与压抑有关。电影中历史与社会的参照与它所探究的心理结构栓在一起。因而，发生婚外性关系的私人房间，在下一组镜头中挤满了前来参观他们同僚尸体的公众政界显贵。在片头的开场字幕中，安娜（即使在海滨也显得深邃而空洞的眼睛）的家庭快照让位给她父亲跨在马上的职业肖像。每日生活的例行公事（管家Rosa梳理安娜的头发，或是与她一同铺床）出人意料地指向更大的问题。当安娜与她的姐姐Irene一起帮忙打扫房间的时候，Irene问Rosa战争是什么时候结束的（Rosa正确地猜到是在1939年），接下来女孩儿们炫耀着她们父亲留给她们的枪（安娜把枪瞄准了她憎恶的姑妈）。没有什么比这个符号更清晰和令人不安地表达了从一代人传到下一代人的暴力遗留物，从有罪而健忘的父母传到不知情的孩子。这一不良的家庭教育也正是绍拉谜一般的片名的意义，它取自一则西班牙谚语：“你饲养的乌鸦，长大以后会来啄你自己的眼睛。”

容易使人产生幽闭恐惧的房屋本身清晰地隐喻了当时的政权。即使是到了《饲养乌鸦》时期，它仍在疯狂地对其碉堡外的生活搭起障碍物。它那缩绒呢百叶窗看上去像极了监狱的铁窗。富有但是颓废，好似那些支持佛朗哥的有闲中产阶级。屋外的空游泳池象征了患得患失的感官享受。但是家庭死一般的沉寂持续被街道上刺耳嘈杂的枪声打破，还有那耀眼的商品海报和使人压抑的交通堵塞。绍拉似乎在暗示记忆，无论是个人的或政治的，或许会被压抑，但就像城市无法逃脱噪音一样，它们会像幽灵一般回来，如《饲养乌鸦》中的角色那样缠绕着每一个西班牙人。

受到他当时的编剧Rafael Azcona的影响，绍拉的早期电影时而展示的是令人惧怕的女性厌恶者（《安娜和狼》在Chaplin扮演的角色被强奸和谋杀中结束）。但在《饲养乌鸦》中，那个用来再现这个混乱国家的内心是女性。女性主义评论家赞扬电影对女性社会化过程的敏锐描写：女孩儿们如何学会接受、反对、或磋商协调强加于她们身上的角色。女儿们顺从于梳理她们的头发，但直截了当地拒绝饭桌礼仪。比起叉子和缝衣针，小安娜更加出色地举起手枪。她那沉默而反叛的表情常常直视着摄像机，一种对观众的含蓄挑衅。当姐妹们玩角色扮演游戏的时候，她们巧妙地再现死去父母的冷言相叽。年轻的演员们用画上去的小胡子和借来的口红告诉我们，男性和女性角色只不过是一场化妆舞会。

来自父权的压力，在一栋没有男人的屋子里仍然笼罩，但有时也会遂愿消散，就像在女孩儿们一起跳舞的迷人画面中那样。在别处，母亲与女儿间被中断的互动用一种感人的方式表现出来。安娜幻想她死去的母亲温柔地对她讲述《小杏仁》的故事，但当她醒来的时候再一次哀伤地发现自己孤独一人。留存的记忆即可以是一种恩赐也可以是一个诅咒。

在当时的历史时期，西班牙女人开银行账户仍需要得到她们丈夫的允许，《饲养乌鸦》中的成人角色，独裁政权的女儿们，并不比女孩儿们来得轻松。安娜的母亲因为害怕失败而放弃了一个前途光明的职业生涯，最终陷入了一段没有爱的婚姻中。女孩不会说话的奶奶失去了她的记忆和说话能力，除了终日对着她已婚过去的照片沉思，便什么也不能做了。安娜单身的姑妈在爱情中并不走运，受到了与一位已婚朋友发生婚外情的诱惑。但如果说女性的地位在1975年是无法容忍的，那么到了1995年也未必有任何改善。镇定的成年安娜频繁地向着摄像机说话，却什么也没有透露。并且如果扮演她母亲的演员也扮演了她，那是因为她注定要去重复她母亲的错误。在《饲养乌鸦》的公共宣传照中，Torrent和Chaplin并排而立，她们深邃的眼睛和半透明的苍白皮肤相互呼应。清楚暗示了绍拉电影中的女人们，被锁在心理与社会的周而复始中。

除了影片简洁的对白（影片中的人物不愿也无法与彼此交流），《饲养乌鸦》用摄影技术将这些微妙之处表达出来。从第一个镜头开始，绍拉用主观镜头拍摄小女孩儿凝视她死去的父亲，就将我们摆在了她的视角。在安娜与她死去母亲的对话中，绍拉使用简单的正反拍镜头，不去提醒我们这些镜头仅是幻想，并鼓励我们参与到想像出来的夫妻谈话中。相反在那些现实生活场景中，冷漠的成年人间的互动常常用远景镜头表现，将我们和孩子们与人物行为疏远开来。当孩子们在她们那与世隔绝的花园里无精打采地玩耍的时候，令人不安的俯拍从周围建筑的屋顶上望下来。当安娜幻想自己从这一诡奇位置纵身跃下的时候，摄像机疯狂地打着转，再现她幻想中的自杀角度。

如果正如一位评论家所说，绍拉熟练地使观众参与到“观看实践”中去，他同样带领我们介入到一种听的实践中。在《饲养乌鸦》中，三段音乐强迫性地重复着：母亲演奏的由加泰罗尼亚作曲家Federico Mompou创作的轻柔古典乐，为祖母播放的传统舞曲《“¡Hay, Maricruz!》（演唱者Imperio Argentina是佛朗哥政权的早期拥护者），以及歌手Jeanette演唱的流行歌曲《Porque te vas》（因为你要离开），又似乎是安娜拥有的唯一一张唱片。人物装束（女孩儿们的休闲牛仔裤与成人们的正装形成反差）所反映出来的传统与现代间的冲突，在《饲养乌鸦》的声音层面得到重演。但是撇开它那活泼轻快的旋律不谈，这首表达了安娜的叛逆的青少年流行歌曲，实则唱出了失落的爱与丢弃的希望：对演唱者来说，即使阳光照耀下的窗户，也成为了爱人即将离去的信号。现实与记忆同样令人忧伤。

令人惊讶的是，这些难以捉摸的电影技法和忧郁的主题思想并没有影响《饲养乌鸦》的票房。这部彻底的艺术电影是当年排名第六的卖座影片，吸引了超过一百万的国内观众。当左翼评论家们指责绍拉将注意力过多的放在了有闲资产阶级，因而忽略了工人阶级的时候，西班牙观众们似乎并不认为解读《饲养乌鸦》的历史寓言是件难事。在国家处于一个分叉路口的特殊时期，他们将《饲养乌鸦》个人化的、甚至有些难以泛化的视角与对自己国家的共同担忧联系起来。

正如绍拉在《饲养乌鸦》中反映的那样，1976年的西班牙人们恐惧地回望过去，并不安地前行。30年后，我们获知西班牙的民主转形，尽管被一些人唾弃为是一个“遗忘的约定”，将是一个完全的成功。然而绍拉那多产的职业生涯从《饲养乌鸦》开始走得愈加的不平坦。80年代舞蹈片取得的成功（《血婚》，1981；《卡门》，1983），与失败的历史史诗片（《黄金国》，1988）和社会主义写实主义影片（《飙向死亡线》，1996）相抵消。

尽管绍拉苛刻的电影制作风格已经在西班牙过时，他的成就直到今天仍然无可争议。2002年，阿莫多瓦在《对她说》中起用绍拉的前灵感女神 Geraldine Chaplin扮演一位紧张的芭蕾舞老师，这个角色与她在《饲养乌鸦》中表演的神经质的钢琴家大同小异。阿莫多瓦向多年来在西班牙电影界最为人熟知的导演致敬。《饲养乌鸦》与当时看来同样感人和扣人心弦，它并没有因为时代的逐渐远去而退色，其价值反而因为电影本身对追溯问题恰如其分的探讨而得到了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