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囚越狱1956

谈到以“越狱”为题材的电影，多数导演都会采用跌宕起伏的情节，花哨的剪辑，丰富的配乐来营造紧张的氛围。然而布列松却坚持一贯的简约风格，以简洁利落的镜头叙事。该片自1956年上映已有半个多世纪，但是这种拍摄手法直至如今都显得大胆，或许也只有布列松这样有足够扎实功底的大师才敢使用。 布列松始终追求纯粹的电影艺术，他深知音和影是构成有声电影艺术的两大基本元素。简约并不意味着简单乏味。事实上，《死囚越狱》的剧情十分简单，就是讲述主人公冯戴纳成功逃亡的过程。但是配合简洁的画面与节制的声音，该片非但不枯燥，反而富有张力。于是观众被悄无声息、不动声色地带电影中去了。 【画面】 只要稍加留意，就会发现，《死囚越狱》中有许多画面都是“不完整”的。画家出生的布列松讲究构图，甚至只截取物体的局部。尽可能地精省画面，因此焦点始终聚集在主人公身上。 布列松钟爱特写镜头。影片的第一个场景就很好地展示了这一特点。头一个镜头，冯戴纳手部的特写，然后将视线转向身边的两个人，他们戴着手铐，同样是特写，说明他们是犯人。镜头反复地在冯戴纳的眼睛和犹豫的手之间切换，突然迎面开来一辆有轨电车，一个离开的侧影随后又被抓回车厢、戴上手铐。不到两分钟的画面便交代了冯戴纳公路逃跑失败的全过程。 整部电影基本都取景于窄小的牢房和公共的盥洗室。局限的环境下，展现了布列松极强的镜头控制能力。他没有过多的叙述刻画狱中生活，而是将镜头瞄向冯戴纳的手和他身边的物件。 通过他的手，吃饭的勺子被改造成划开木门的工具，床架上的钢丝被做成攀爬的挂钩，迅速地撕扯衣服将它们拧成结实的粗绳……他谨慎地处理每一个可能留下痕迹的细节。把破坏的木片插回门框，又将掉落的木屑填到缝隙中，用铅笔涂抹裂痕，轻抚之后又恢复了原状。大量的特写将这一切刻画得异常细腻，通过画面我们看到了一颗敏锐的心。 可以忽略的就不出现在画面上，能用局部的，就舍弃整体。具有高度概括力的叙事展现了强大的优势。90分钟的影片不是观众始终被动地跟随镜头，局部的画面让我们想象画框之外发生的一切。　　 【声音】 声音的运用在《死囚越狱》中显得尤为突出。生活在监狱中，说话时被禁止的。于是我们只能偶尔在放水的龙头下、行走的脚步声中听到些微被压得低沉的对话。而更多的声音则是来自旁白和噪声。 这些旁白基本都是由主人公的第一人称来叙述的，有时只是简单的陈述。通过旁白，我们可以看到镜头中看不到的信息。 “这是我四天来吃的第一顿饭”“三个星期过去了” 简单的叙述让我们知道了时间的进程。 又比如环境的描述。 “这地方小的可怜，几乎没有任何装饰，一张铺着稻草的木床，上面有两床毯子，门后面有个便桶，剩下的就是一个固定在墙上的石头架子，我爬上那架子向窗户向外偷看，这个小院里三个穿戴整齐面容整洁的人，在那儿兜来兜去。” 这段叙述并不是多余的，冯戴纳越狱的许多工具正来自这些身边的事物。而后面类似寄信和一些缺乏的东西，都是通过与这三个男人进行交易获得的。伴随着冯戴纳改造工具时的旁白，整个越狱策划在断断续续的叙述中逐渐清晰具体地展现在我们面前。 “我已经习惯了死亡的威胁，我宁愿痛快的死去”“我必须等待，我已经接近目标了，不能有任何疏忽”一个绝望的人，一个即将获得重生却不敢掉以轻心的人，两段内心独白内心独白，让我们深入冯戴纳的内心。 而接近尾声的时候，冯戴纳却接到了死讯。在牢门被关上的一刻，他用力的扑到床上，伴随着剧烈的抖动。“我歇斯底里的笑着，这样可以缓解精神的紧张”。在我看来，这段独白最为出彩，想到之前的一切努力竟都是徒劳时，他已不知道该用怎样的方式去表达心情。 “寂静也是一种声音”。这部影片中布满了各种各样的声响：踩水泥地的声音，踩草地的声音，金属勺与地面摩擦的声音，勺柄划开门缝沉闷的声音，撕扯毯子的声音……在这些被加工、放大的声响的烘托下，监狱显得更为寂静与凝重。对门的狱友时而的咳嗽提醒冯戴纳有人来了。当听到看守沉重的脚步声时，配合牢门上猫眼一明一暗的变化，我们与主人公一起感受到神经因紧张而绷紧。其间的枪声是含蓄的隐喻。当枪声响起时，周围的人会下意识地低下头，预示着又一个人被执行了枪决。 伴随着莫扎特的《C小调弥撒曲》，冯戴纳和狱友的背影渐渐远去，影片就此收尾。这一是该片唯一的配乐。 在布列松独特的音效和画面的配合下，影片的气氛变得压抑。观众的内心竟都不自觉地与影片一起紧张起来。也许正如保罗·施拉德所说的：“看其它电影你可能会流泪，而看布列松的电影，你会觉得情绪被抑制住了，直到最后才会得到释放，释放之后得到一种平静。”

影片中一直在不厌其烦地用独白解释当下动作。动作一看就能明白，为何还要再解释一遍？当仅有画面时，影像便有无数的阐释可能性，但当画面配上语言时，影像的意义便被语言所锚定，变成了单一意义。这样拍法的可能原因是，导演想要拒绝观众去阐释。再加上演员无论做什么都面无表情——当然是被导演强制要求的——这样也就是拒绝演员去阐释。既拒绝了观众，也拒绝了演员去阐释，这样影片的阐释权只能旁落到了导演手中，而影片也显得“相当纯粹，毫无杂质”。我想，拍这部电影的导演一定是位不苟言笑、严厉克制的宗教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