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克劳

极为奇特的电影，总体情节类似《狩猎》，但比后者多了文化视角。为了突出这一点，影片不惜长篇铺陈，前半部分几乎让人误以为是一部伦理片，后面才急转几下。

无论在现实，还是影视作品中，南美似乎都没有太多存在感。个人印象里，南美人既没有英美人源自清教的理智，也没有中国人基于现世的克制，而是很本能的活着，在社会层面也是一盘散沙，属于全球时代的掉队者。影片也几乎如此展示。令人咋舌的性开放程度，男女共浴、裸身、卖淫、滥交。对暴力习以为常，甚至崇拜刺客。政治上毫无希望，政客兼恶霸，官民毫无信任。生活水准极不协调，有发达的互联网，衣食住行却像温饱水平。

与之相对的则是截然不同的美式文化。目标明确，分工清楚，组织有序，效率至上。物质现代化程度与精神一致，各种先进武器、通讯设备加无人机。在了解其意图之前，美国小分队给人的感觉是在替政府执行国家任务。

然而，现代化的美国人却带着极为野蛮的目的。而面对生存威胁，南美人的散漫率性则变成了勇气和战斗力，集体的组织性和效率也飙升。这大概正是这类文化的神奇之处，迫使轻视它的人不得不重新认识。

1、殺戮荒村（Bacurau，2019）中，我們從這些美帝來的殺手（其中Udo Kier所飾演的頭目更是意指納粹本質為美國的霸權地位所繼承）談到他們的出身時，可以知道他們嗜殺其來有自，他們強烈破壞性與殺戮行徑來自於樂趣或自卑，其中有人出身於分裂的婚姻、不起眼的職場經理，而有的只是喜歡玩槍，在生死交關之際，甚至一個女殺手說自己不知道為什麼要殺人。暴力，不是絕對的惡，在佛洛姆人類破壞性的剖析（The Anatomy of Human Destructiveness，1973）中羅列甚詳；又如周武王以武字為諡，就是因為武力是不得已的一種手段，而他使用武力，以達成其父周文王對人類和平理想的呼籲。相反的，巴克勞這荒野村鎮的人民掄拳拿槍，正因為深知武裝暴力是不得已的暫時性手段，他並非嗜好，也非職業，更不是終極目的，他們所拾起的槍枝原本是掛在博物館中，事件落幕後也將放回，這些槍枝不過證明了他們擁有捍衛自己生存的能力。其中，策畫整起反撲行動的關鍵人物是個年輕的男孩子Lunga，不要看他凶狠的目光和過度自我伸張的衣著，我們從村民的口中得知，在以前，他還只是個多愁善感的文人，村民說：「以前你不是很愛寫作嗎？」這讓我想起搶救雷恩大兵（Saving Private Ryan，1998）中，整個排的士兵都在猜他們那個殺人不眨眼的領導長官到底是什麼出身，原來，他不過是中學的英語教師——一個對人文思想極其濃厚且敏感的人，以槍砲彈藥來維護生命的主權。歷史上范仲淹等有宋一代名士大將，不都如此？

2、詩經大雅文王：「命之不易，無遏爾躬，宣昭義問，有虞殷自天。」詩經說周代的天命是繼承於殷商，不過，殷商當初也是繼承了天命，只是後來把這一分上天給予的祝福與責任給丟失了。這句詩是說，我們千萬不要讓天命在我們的身上中斷了，我們要好好的把這美好的德行，及由此而得來的美好的聲譽，繼續發揚光大；如此還不夠，我們更要反省思考，徹底瞭解到商湯之殷朝之所以興，之所以亡而不能承接天命的原因，而這是上天的決定。南美洲在切格瓦拉的奮鬥中，與北美分庭抗禮，而隨著時代的變遷，商業與資本求利態度的興起，主政者已經不愛人民了，成堆的書像傾倒垃圾一樣從貨車上卸下，足見當局人文性與精神性之匱乏，然後斷水斷電，給予劣質甚至於有害的物資，更可惡的是興起了剷除索利之途中障礙物的念頭，仁心全無；相對於此，被通緝的Lunga自己說了，他是繼承切格瓦拉遺志，這也意謂他是承襲天命——而天具有普遍性，與私相對，換言之，官不護民，官逼民反，他的作為其實是代天行道，為了維護整體人類的生存與公義。

淳朴落后的村民，邪恶帝国主义入侵者烧杀掳掠无恶不作，叛徒巴奸，被杀害的儿童团员，叛逆冲动的战斗力核心，宅心仁厚的无产阶级枪杆子老大哥，饱受战火锻炼出过硬军事素质的广大人民群众。

抱歉，没看出来魔幻现实主义，和百年孤独并不沾边。以上剧情只能觉得这是一部向《小兵张嘎》致敬作品。

全世界无产阶级大团结…

还凑不够字数？

再凑凑！

再凑！！

巴西导演小克莱伯·门多萨和他的制作人兼合作导演儒利亚诺·多赫内利斯是拉美电影新生代的代表。从2012年的长片处女作《舍间声响》起，再到四年后的《水瓶座》，他们的目光一直聚焦在现代文明中个人的处境，两位导演从未停止过对当代生活的观察，和对那些披着华丽外衣的压迫者的控诉。《舍间声响》中表面平静之下隐隐的不安，焦虑，《水瓶座》里“钉子户”的执拗，地产商的油嘴滑舌和不择手段，都是心理层面上对当今社会栩栩如生的描摹。这些电影虽然都以写实主义为基础，聚焦在城市一角中产阶级的生存状态，但它们并不执着于情节或具体事件，而是在耐心的人物刻画中试图去捕捉时代的脉搏。电影中时常出现一些“超现实”或是“魔性十足”的元素，如《舍间声响》中捕捉不到来源的声音，黑暗中街角的急刹车，《水瓶座》里Clara楼上肮脏的群欢，爬满蛀虫的朽木等等。这些天马行空的意象，和经常在不经意间抖落出的触目惊心的时刻，似乎已经成为门多萨和多赫内利斯（以下简称门多萨）独有的电影语言。

乍看上去，《巴克劳》在形态上似乎与前两部作品有明显的不同，但它的精神内核却是非常一致的。把情境从海滨城市累西腓搬到同处于巴西东北部但却更为偏僻闭塞的一个名叫巴克劳的乡村，两位导演继续着他们关于“现代化将人带往何处去”的探索。在前两部作品中，地产主和房产开发商是共同的主角，他们是城市现代化过程中的共谋和执行者，不仅掌握着资本，更从某种意义上掌控着对寻常人予取予夺的至高权力。如果说《舍间声响》和《水瓶座》中对这类掠夺者的形象描述得相对温和，他们富含教养，熟谙现代人的“游戏规则”，从城市移至乡村的《巴克劳》则为我们展现了他们狰狞，野蛮，冷漠无情，和更为原始（或者反过来说，更为未来）的一面。

电影在葬礼中开场，预示了后面的故事将一直与死亡联系在一起，与此同时，这段事无巨细的对葬礼的纪录也折射出传统习俗，社群纽带对巴克劳的意义。我们在这段描写中看到了形形色色的人，他们的形象不仅是身份上的（教师，医生，商贩，妓女，街头歌者等等），更体现在面对受人爱戴的长者的死亡这一灾难事件时，所展现的不同姿态。理智，冲动，悲怮，和埋藏在音乐声中的某种达观杂糅交织在一起，散发着一种向死而生的冥然力量。在后来更大的灾难面前，这些在影片一开始就交代出的人物形象和情感姿态进一步演变为更有组织和强悍的反抗行动，这样的铺陈和“蓄力”方式与导演之前的作品（尤其是《水瓶座》）其实是一脉相承的。更重要的是，从这个时候起，影片也一点一点地在看似洋洋洒洒的乡村风物描绘中渗透进潜藏的矛盾和不安，一开始是根本察觉不到背后的深意。横亘在山谷中间的水坝，倒在路边被车轮碾过的棺材板，舔入舌尖的神秘药材，让人感到极为不适的用翻斗车像卸货一样地倾倒书本，到后来都直接或间接地与巴克劳的劫难联系在了一起。

两个摩托车手的出场是这部影片中十分精彩的段落，它精准地从剧情上衔接了前文里一点点塞进去的各种异常，和后来的谜底揭晓。巧妙的是这两个巴西本地人（但显然不是来自东北部地区）的身份正好处在西方“侵略者”和本土“被剥削者”中间，他们的行为，背后的动机以及结局是也最发人深思的。与相对松散的《舍间声响》和以人物素描为基础的《水瓶座》相比，《巴克劳》在创作上最大的转向，就是极大地加强了人物形象和他背后身份的指涉，影片的象征意义极为浓厚。如果说前作的身份指向性还是局限在不同阶级，不同地域之间的区别与潜在冲突，本片则毫不胆怯地将其上升到国家的层面。村庄的守护者，外来的入侵者，和本土的那些自知的不自知的共谋者，他们之间的互动关系实在像极了国家与国家之间，甚至文明与文明之间的政治经济生态。我们在银幕上看到的各种无情的冷漠的残忍的画面，其实在电影院外面的现实世界里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导演在本片中用极为风格化的对暴力的描述指引我们去关注现实中的那些“巴克劳”和“美国游客”，而且，这种指向并不局限于，或者说根本就不关乎于真正物理和肢体上的暴力，而实实在在地落地在政治的霸凌，经济的掠夺，意识形态和言论风气的转向这些更深层更持续也更为隐形的暴力上面。相信每一个对当今“社会情绪”有一定敏感的观众，都能从这个寓言故事中体会到导演的用意。电影表面上非常动作，直接，和类型化，但实际上却是门多萨迄今思想最为尖锐和彻底的作品。《巴克劳》类型化的外壳背后隐藏着十分“巴西”和本土化的东西。

我很欣赏这部电影在探讨上述问题时的“向前看”和前瞻性。参加本年度纽约电影节的那些喜好关注政治和社会议题导演中，波蓝波宇喜欢“向后看”，他的故事和镜中的罗马尼亚总是被“历史的幽灵”笼罩；来自以色列的那达夫·拉皮德则偏好关注当下，《同义词》无疑是对当前移民困境作出的一次极为先锋和激烈的反抗；而门多萨的电影，其实从第一部《舍间声响》起，就透出了极具未来气息的关注方向和忧虑。他用发生在巴西的故事告诉我们，即便在欣欣向荣，富有朝气和充满希望的发展中国家（而且是大国）的土地上，在表面的祥和，秩序，和国泰民安之下，埋藏着深层的危机。《巴克劳》开头告诉我们这个故事在“若干年以后”，影片里时而闪现的科幻元素也让我们对此信以为真，但更让人惊悚的其实是电影对未来人类（尤其是作恶者）思想层面上的预言。那份深入骨髓的对“劣等群体”的蔑视，洋洋自得的优越感，毫不自知的偏见和让人心寒的种种无端的恶，也许有一天真的会降临，或者此时此刻也不定正在发生。从这一点上看，《巴克劳》再次印证了门多萨对时代脉搏及其潜在走向敏锐的观察，这份思考富含活力，不倚仗世故，却也清醒而沉重。

放映之后一个有趣的Q&A细节是，一位美国老爷爷温和而不失礼貌地询问为什么把影片里坏人设置成美国人，门多萨不假思索地回答道，“不然呢，不是美国人还能是哪里人呢？”在那一瞬间，我吊诡地感受到电影里发生的一切似乎无比自然地延续到了真实世界里。那些门多萨镜头下各种显性的隐性的明亮的黑暗的纷争对抗，互不相让，以及偏见和无知，或许真的离我们一点都不遥远。

以一个人的葬礼始，以一群人的葬礼终，是以整部电影都笼罩在光怪陆离的死亡气氛中。

相信许多人起初想看《巴克劳》的原因是对巴西所代表的南美文化的好奇。对于观众预设的南美大陆瑰丽风景和独特民俗的期待视野，这部电影也算是有所满足。电影的开篇，我们跟随着一辆卡车，以Teresa的视角进入了巴克劳这个位于巴西东北部的小村庄，在祖母的葬礼上，吉他手弹唱着高亢的音乐，众人簇拥着棺木，仿佛一场热闹的家庭聚会，态度近乎庄子的鼓盆而歌，独特的生死观带来了某种奇观化的体验。但民俗并不是重点，导演也无意对传统文化着墨过多。此时从太空俯瞰地球，一颗卫星掠过天河，一架外观如同飞碟的无人机将我们拉回现代视角。

不像过去，也不像现在，这部电影将时间线设在未来。

一

关注戛纳电影节的影迷们对小克莱伯·门多萨这个名字并不会感到陌生。2012年，他凭借长片处女作《舍间声响》入围鹿特丹国际电影节。2016年，他的第二部长片《水瓶座》则直接空降戛纳电影节主竞赛单元，影片以他家乡累西腓的一位“钉子户”的遭遇为线索，现实而又超现实地映射了巴西社会现状，以极高的质量征服了包括法国《电影手册》在内的众多媒体与影迷。时隔三年之后，门多萨与他一直合作的艺术指导儒利亚诺·多赫内利斯联合执导了新作《巴克劳》，毫无悬念地再度入围了戛纳电影节主竞赛，并斩获评审团奖。

与门多萨导演向来擅长的城市生活主题大异其趣，巴克劳村庄里人们的生活状态虽然有着部分现代文明的痕迹，如人们选择骑摩托车出行，互联网已渗入生活，儿童们在学校里跟随老师学习知识并建构对世界的认知，但整体上是十分原始而质朴的。他们在露天的棚子里洗澡，赤身相见毫不避忌；老人们去诊所看病取药，但也会接受一些巫医的建议；大腹便便的大叔在自家的花棚里浇花，衣冠不整优哉游哉。田园牧歌式的生活会使人产生与世隔绝的错觉，直到有一天，学校里的老师在准备为孩子们指出巴克劳在世界地图上的位置时惊奇地发现，GPS无法定位这个村子，它就这样在地图上消失了。这才发觉“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宁静生活渐渐开始被打破，似乎有什么不寻常的事情亟待发生。

山谷中间横亘着一道水坝，棺材倒在路边被车轮无情碾过，神秘的果实被卷入舌尖仿佛一种巫术，翻斗车像卸货一样地把书本如同垃圾一般丢弃，后来这些显得突兀或矛盾的、令人极为不适的意象，都直接或间接地与巴克劳的劫难联结在了一起。

隐喻与暗示，是导演在本片中使用的大部分技巧。

二

两位衣着前卫的骑越野摩托车而来的背包客，成了这场“入侵”的先锋。通过两人的穿着、行为和语言，我们了解到他们也是巴西人，但他们身上没有什么明显的地域特征，是更受全球化浪潮影响的现代人，显然来自巴西某些更现代的城市。

在飞碟形无人机的观察下，他们开启了对村民的杀戮，却很快成为背后真正势力的弃子，这也是打头阵的“先锋”注定的命运，紧接着真正的对抗拉开帷幕。《杀戮荒村》，这部电影的另一个译名，至此才令人知其所以然。

从导演所采取的暗示手法来看，肤色隐喻有些过于明显，白人雇佣兵群体很明显地有着一定的象征意义。巴西社会经历了种植园奴隶制时代和1870—1930年的欧洲移民潮时期，到20世纪20年代左右已经形成了种族多样、混杂、融合的局面并延续至今。但唐纳德·皮尔逊的“萨尔瓦多假说”（Salvador Hypotheses）认为，巴西的种族偏见是作为阶级偏见而非种姓偏见存在的，在后殖民时代的巴西，种族问题一向被视为阶层问题的一部分，先天的种族优劣并没有过于被强调，而贫富的差距以及由此滋生的暴力才是当今社会发展中最重要的问题。巴西的城市暴力由来已久，每年有超过6.4万人死于枪击，与此相关的黑帮、毒品、妓女等问题甚嚣尘上。2019年1月上任的总统——社会自由党人博索纳罗在对抗暴力方面主张强硬，推崇以暴制暴，还多次发表歧视LGBT群体的言论，这无疑加剧了社会冲突，令巴西由一片充满乐观、新兴民主力量的乐土沦为怨声载道、腐败失控的国度。

三

对巴西前途的思考和担忧令这部电影不同于一般的“恋地”情结影片，它的底色因承载着民众的愤怒情绪而格外鲜血淋漓。导演镜头展示下的村庄并不是单纯的世外桃源，虽然节奏有所滞后，但整体仍是一个鱼龙混杂的社会群落的缩影。村庄里肤色多样的人种宛如一个微缩的南美大陆。然而政客欺骗人民，枪击不断发生，血腥的味道使每个村民的生命都笼罩在意外的阴影之下。枪林弹雨中，血浆四处飞溅，镜头干净利落地展现每一场杀戮，从不在尺度上有所顾虑，因为这是一种真实的表达。在影片所传达的世界观中，暴力早已司空见惯，电视里反复播放着巴西街头枪击的画面，即使是闭塞的村民都似乎早已被暴力所同化，变得麻木不堪。

而暴力也是导演表达的重点之一，大概正是因为麻木和习以为常，才更加需要一种发于原始的、粗暴的、本能的爆发力，以热血去给萎缩的民族精神打上一针强心剂。

于是在远离城市的土地上，人们的原始兽性被激发出来，南美人民特有的生猛使得影片的后半部分有种抗战神剧的爽感，入侵者不断被村民反杀，他们用同样的残忍对抗残忍，用同样的暴力对抗暴力。性和暴力也如同生活中的一部分，有着回归自然的粗粝之美。

很多人觉得南美的艺术作品都逃不开《百年孤独》的魔幻现实主义氛围，巴克劳其实也是一个未来版的马孔多。实际上，这也许只是因为没有在南美生活过的人不了解本地人的真实生活状态。不同的土壤会衍生出不同的气场，不同的气场又养育出多样的人，这种感觉就像双雪涛、班宇、郑执等作家只是客观地描写东北的自然和人文环境，如冷冻的冰河和破败的老工业区，却被很多人冠以“东北魔幻现实主义”作家的称号一样。

影片的最后，在悠扬的传统民族音乐中，村民们将坏人扒光衣服扔在驴子上放逐，用泥土将罪恶的入侵者深深掩埋。古早味的村落未必代表着魔幻，或许只是过去或者未来的现实。未来也很像过去，这种轮回感才真正的“马尔克斯”了。

（本文已发表于《南方人物周刊》2020年10月19日，第31期，总第649期）

归乡的女主人公来到村口的大树下，树下的大爷让她张开嘴。她毫不犹豫地张开，接下来是一个突兀的大特写：大爷在她张开的嘴里放进一粒果实。接下来摄影机又回到正常的叙事景别。

影片前半部分，女族长的葬礼：一场令人心旌摇曳的民俗展示。之所以震撼，当然，因为它是陌生的；但更重要的是，它是在地的。当我们说“展示”，并不是去认识、去了解的民族志，而是拥有者向未有者的展示；前者讨论祛魅，后者却是巫术本身（sortilège）：这也正是本片的主题，充满自豪感的家园守卫，这本就是某种土地情结topophilia最重要的体现。前半段的这位女主人公，她是一个归乡的外来者，因而观众的心理与她是贴近的；因此当葬礼推进到最高潮的时刻，观众和她一同被卷入到巫术之中，也就丝毫不令人惊奇了。当歌声静默，人们放下白手绢，所有人都在注目老祖母的棺材，摄影机给了她一个面部特写：

这是一个相当类型化的镜头，人物的面部特写，她却看着摄影机前方的某个位置，眉尖蹙起，神思不属——观众早就熟悉这样的瞬间——这是普鲁斯特的非自主性记忆出现的瞬间，某个令她惊奇的景象成为引发她回忆的玛德琳蛋糕。女族长的合上的棺材盛满了超现实的力量，吸引着她的目光和思绪，我们知道，下一刻她就要想起什么了。

果然，接下来的闪回出现了。（我们之所以称其为闪回，是因为接下来的这个镜头被嵌入在一种闪回的句式之中，就仿佛它是她回想起来的内容。）这个镜头正是先前那个转瞬即逝的大特写：一粒果实被放在口中。

然而就在这个瞬间，我们忽然发现其中的吊诡：这个镜头所呈现的影像是无法构成“记忆”的。当然，她可以“记起”这一瞬，或是邻近的另一瞬——果实在齿颊间的滋味（这也许更加合理）。但我们此刻目睹的形象，没有大爷，没有大爷伸来的捏着果实的手，没有头顶的树，它是一个极其贴近的大特写，仔细地观察到果实被安置在她的舌尖，却没有“视点”；并且由于它过分地贴近与恰切，我们立即察觉到它“非人”的物质性。她的“回想”所引发的，并不是属于她的闪回，而是一片物质性影像质料自行的回放；并因引发自她的“回想”而与主体的记忆产生某种暧昧的联系，成为主体超验的外部记忆。（甚而，鉴于这个镜头是对先前那个突兀镜头的重复与回放，我们可以认定这里是摄影机在回想。主体忽然退位，而摄影机的记忆来到当下。）被卷入巫术的一刻即：那个果实入口的瞬间降临在她身上。（回忆的结构被打破。）后面我们也看到这个影像反复出现，它使巴克劳的村民获得某种守护的神力。

这也就是为何我们说，这些新超现实主义恋地电影不再是关于“梦”的。在弗洛伊德惨遭扁平化而沦为某种精致邪恶的人造物的精神分析理论中，梦-现实，无意识-意识，正象征着不同层级的世界。梦在现实世界的深处，在它的地下室。来到梦境，我们需要落入睡眠。然而现在情况截然相反了：主体不再昏昏沉沉，难辨梦真，她睁大眼睛，眉尖蹙起，在对物质世界的认识达到巅峰的一瞬——她抬脚，直接步入这个wei物主义的仙境！清水从女族长的棺材中簌簌涌出。

这组镜头也许正是这部影片的缩影：在类型化的框架中，外部性不断地漫溢出来。虽然也许只是个人化的感受，但在我看来，巴克劳某种程度上展现了恋地影像的力量——政治性罕见地没有过多削弱影像体验。当我们看到它以某种政治檄文的面貌出现的时候，它却反叛了作者的意图，清洗了自身内在于其影像意义结构之中的政治性，将其悬置一旁，从“表意”转化为某种遥相呼应，从而自我演进为一种更优化的、沉浸感更强（影像更纯粹）的政治叙事。这是使人感到惊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