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利特医院第二季

柏林陷落前夕，人民的理想支离破碎。黎明破晓之时，带来的是绝望。

军国主义的自私展现的淋漓尽致。军国主义是极端的名族主义和爱国主义。对内专制残酷统治，宣扬本国名族优越性

人民曾一度坚信的光荣理念在元首自杀之际崩塌。崩塌只是，是愤怒，更多是绝望，他们曾坚信会得到庇护

黎明破晓，抗争的人倒在破败的城市，放弃信仰的人获得重生

第二季最后，这对相爱的男人，这个脑积水的婴儿——这三个被第三帝国唾弃和放弃的废人，这三个低等人，在医院的废墟里获得了人生中最大的自由。他们由衷盼望盟军的到来，静静等待布尔什维克的脚步——尽管他们很清楚，在敌人这里，违逆道统之人依然不受欢迎——但也好过战争末期的一潭死水。 在自己的国家热烈盼望着他者入侵，这是一种什么样感受？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

手术即将结束，医生的双手沾满鲜血，是这位患者得到救助了吗？

在战火中的夏利特医院，这位患者可能是在被处决。

纳粹德国统治时期，无数的医生违背了希波克拉底的誓言，手中的柳叶刀变成了行刑的工具。在优生学的指引下，医院的作业高效得就像是一条流水线。产科里，母亲生下的孩子会被送去儿科检查。其中，残疾的孩子会被上报，直接被当做帝国的弃儿。等待他们的，要么是送入毒气室的“特殊治疗”，要么留下用作药品的人体实验。紧接着，母亲会被召回产科，或许就在当时诞下孩子的同一张手术台上，被实施强制绝育术，避免这样的“低劣基因”再流传下去，给社会带来负担。

但是，在这部剧中，从未有直接的镜头，对准一个母亲，拍摄她与孩子的离别，和强制绝育时的绝望。利用苦难的历史博人眼泪并不是编剧希望达到的目的。他希望让观众看到的，是制度要求与人性道德的冲撞。故事中，儿科医生Artur和他的妻子生下了一个罹患脑积水的残疾女孩。在过往，Artur或许会直接把这样的患儿送上开往“特殊医院”的死亡之旅，抑或在新的“帝国弃儿”身上开展他的医学实验。现在，笔下即将上交的病例的就代表着自己的孩子。他的选择会是什么？《夏利特医院》用一种侧面的方式，隐忍地记录了他和妻子内心的矛盾和挣扎。

如果说在Artur的身上还存在着理智和制度之间的拉扯，那么精神科的医生Crinis则是完全倒向了最黑暗的深渊。作为冲锋队忠诚的一份子，他可谓是当时最模范的医生了吧。在战场受伤，被迫截肢的军人经过他的“回春妙手”，扣上了存在精神疾病而故意自残的逃兵帽子，送上了绞刑架；为了配合法庭的诬陷，他将中风的异议者瞬间“治愈”，变成适合审判服刑的健康人，送入了集中营；刚刚在战争中失去孩子、精神恍惚的母亲，被他诊断为精神病患，险些同那些患儿一并送去接受“特殊治疗”。这位社会达尔文理论的信徒，或者一个根本没有信仰、仅是攀附权贵的小人，让我看到了最纯粹的恶。

人性的残酷是由党派、意识形态所逼迫出来的，可战争的残酷从来不分党派、不分意识形态，会降临在每一个普通人身上。在夏利特医院的外科手术台上，你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一点。在故事里，夏利特的院长Sauerbuch和他的外科团队用精湛的医术，巧妙地利用患者残留的活动能力制作特殊假肢，帮助他们重建自信，重新开始。在战争年代，假肢的研究与发展想必一定是个高峰期吧。毕竟除了战争，又有什么可以让这么多原本健壮的青年，在短时间内就要面对带着伤残肢体的新的生活呢？近期正在召开的残奥会，恰恰诞生于二战之后的原因，大概也是如此吧。

如果周围满是黑暗，一个精彩的故事一定会把焦点对准那个时代的光明，以期一种衬托和平衡。之前看过的《窃听风暴》是如此，这次的《夏利特医院》也是如此。院长Sauerbuch和他身边的人就是在这个故事里的正面人物。他们用尽权利去保护弱者，告诉我们即使没有勇气和资源与当权者直接冲突，在那个时代，医生也完全可以有着枪口抬高一厘米的善良，尽可能不去助纣为虐。可就像东德四十年的历史里根本没有如《窃听风暴》中良心发现的史塔西一样，纳粹执政十几年中如Sauerbuch的医生少之又少。如若不然，又怎会有40万的妇女被强制绝育？又怎会有20万的儿童被送入毒气室杀害？那个时代的大多数医生，或者说，是那个时代的大多数人，只是像一颗螺丝钉一样做好了本职工作。他们从不去仔细反思所做的工作到底意味着什么，只是盲目服从命令，埋头去做。于是在纳粹德国，建造毒气室就像是正常的项目招标，各建筑公司奉上设计好毒气管道的图纸和预算，从此无数无辜的人在此丧命；于是在民主德国，“秘密警察通报者”可以多达每四人就有一人，他们像是在做一种很平常的工作一样，上报着哪怕仅是鸡毛蒜皮的小事，从此无数无辜的人生活不再平静。

“平庸之恶，是指在意识形态机器下无思想、无责任的犯罪。 一种对自己思想的消除，对下达命令的无条件服从，对个人价值判断权利放弃的恶。”

《夏利特医院》，让我感受了平庸之恶的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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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影评写到这里就想结束了，这样的历史剧已足以让我感动。没有想到，在这部剧中还有些额外的惊喜。还是想随便地再写一些。

从未想到，在二战主题的影视作品中，同性之间的爱情还能成为一条重要的故事线。毕竟，在中国的坊间，性少数群体权益更像是在人酒足饭饱后，凭空“节外生枝”的“白左话题”。已经是战乱的特殊时期，谁又有空去管一帮“死基佬”的死活？这部剧就舍得用一条完整的线，讲述在变态制度下的两个“性变态”，医生Otto和护士Martin的爱情。追求生育率是当时纳粹政权的主要目标，同性恋乃是重罪。刑法175条中规定，主动勾引的一方要么送入集中营，要么接受阉割术。爱情需要信任，爱情需要勇气。听起来很玛丽苏的烂俗网文语言，在那个年代却要按照字面意思去理解，变得如此真实。信任，是指被举报之时，不会诬陷对方是“主动勾引者”，从而为自己脱罪；勇气，是指即使可能面对非人的刑法，依然敢于大胆地爱上对方。

在最后一集，Otto与Martin依偎着躲在医院的阁楼，听着盟军战车开进柏林的声音。纳粹战败了，他们胜利了，战争结束了，这段爱情仿佛马上迎来一个完美的开始。

Otto问：“战后我们怎么办？”

我脑中猛然想到了图灵，即使是抵抗纳粹的英雄，因为性取向在英国被迫害，最终选择了自尽。

所以，在纳粹的政权下，他们无法生活；在与纳粹为敌的政权下，他们也无法生活吗？

夏利特医院在冷战时被划分至东德一方。让我意外的是，生活在高压下的东德，这反而对他们来说是幸运的：因为在东德建立后不久就废除了刑法175条，同性恋从此除罪化；而在西德，这条法律一直执行到1990年两德统一。

这本不应该让我感到意外呀？因为东德作为左翼政权，本就应当将平等、包容理所应当地作为政纲，性少数群体生活在这样的政权下注定是幸运的呀。

我意外的原因是什么？大概是因为我已经习惯了在左翼政权下，“娘炮”这种歧视性词语可以堂而皇之地出现在官媒报纸里；同性恋与“性变态”归为一类，出现在zf的文件中；被定义为是正确的事情越来越少，人们越来越习惯于用“举报”作为维护自己观点的利器。

德语的语法总是让我觉得很繁琐，特别是形容词词尾的各种变化。剧中的一段对话，让我或许在以后会有些不一样的想法吧。原来仅靠词尾的变化，就能构造出如此简洁却又浪漫的告白。在最后记录于此。

- "Hast du die richtige gefunden?"

- "Ja, aber den richtigen."

原本就是由于学习德语才开始接触德剧。而每次在看剧时，一些字幕组翻译不出来的小细节，总能让我有一种识破暗语的小小成就感。希望这些小小的惊喜，可以推动着我一直学下去，走下去。梦想总是要有的，万一哪天实现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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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德国医护人员的角度向我们描述了二战的残酷。角度新奇，却又非常真实。以前，只知道战争需要面临着枪林弹雨，会在残酷中面临着人性的抉择，现在知道了，即使是负责后勤的医护人员也要面对人性中最残酷、最无情的一面，只是有的人选择了助纣为虐，有的人选择了奋起抗争，有的人选择了明哲保身。不论怎么样，战争结束了，但是战争带给我们的启示却永远都不会结束。

与第一季相比，《夏利特医院》第二季把历史背景定位在二战时期，从轴心国视角来透视这场残酷的战争，无论是叙事还是立意，都更显宏大和深远。特别是贯穿全片的悠扬且伤感的bgm，每次响起时都会让观众瞬间共情于于战争给普通人带来的无尽伤痛,继而引发对人性深邃的反思。

二战阴霾下的夏利特医院，医护人员虽然承担救死扶伤的本职工作，但纳粹种族理论的意识形态框架下，他们又从事着筛查先天缺陷的病患，然后向上申报的任务。而这些被医护人员筛查出来的人员，要么被送去死亡集中营接受“淘汰”，要么被用于活体实验。就是这样触目惊心的历程，大部分医护竟然沉浸其中，他们不知道也不关心这些病患的结局，只知道服从当局的命令，更有甚者在得知真相后依然维护黑暗的统治政权。而与他们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以绍尔布鲁教授为首的一众良知未泯的医生，作为医生的本能让他们在这场迫害中逐渐觉醒。他们会用手中的特权去维护那些弱势群体，会摒弃意识形态平等对待每一个生命，纵然使自己处于危险境地也在所不辞，战时的医生能在思想和行动上均达到这个境界，实属不易，也难怪他们在战前战后都能够成为广为人知的知名医生。

同性恋，这个在当今中国依然颇有争议的话题，在八十多年前纳粹铁蹄下的德国，更是绝对禁忌的话题。崇尚雅利安种族至上理论的当局，把同性恋看作“优生”政策的对立，同性恋者不是被送进集中营就是接收阉割手术。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剧中两位主人公欧图和马丁，凭借着他们的勇气和智慧，一次次躲过告密者的监视、上司的质询和残酷的牢狱之灾。尤其是最后两集里，欧图作为逃兵躲在小阁楼里，被马丁发现后，两人依偎在一起观赏远处的隆隆战火，仿佛那不是战争的烟火，而是两人即将从旧世界解脱迎来新生的希望之火。好在两人的结局还算圆满，战后的他们依旧共同留在夏利特，那时的夏利特已然划为东德领地，虽然苏维埃意识形态依旧否定同性恋，但175号法案的最终废除，终究是给这对历经磨难的同性情人带来了一丝慰藉。

有关平庸的罪恶，最能说明问题的就是安娜和阿尔图夫妇二人。作为医院主任兼纳粹忠实拥护者的得意门生，安娜曾一度认为自己的国家、政府强大且繁荣，即使从前线归来的弟弟欧图屡次告诫她真相，她依旧置若罔闻。直到厄运真正降临到自己头上，患有先天脑积水的女儿卡琳要被送走，母性本能才驱使她的人性光辉瞬间点燃，倘若没有这个偶然，也许她会和那时千万被蛊惑的纳粹死忠粉德国民众一样，最终坠入深渊。而安娜的丈夫阿尔图，更是无意识犯罪者的清晰写照：在安娜告知他卡琳被送走后最终命运的真相时，能看出他有所动容，但为了自己的前途，他依旧选择送走女儿，并违心地自欺欺人，对政府抱有幻想，坚持女儿会得到更好的救助。阿尔图的觉醒是在苏军即将攻入柏林，他无意间救助了一对犹太父子，那一刻他发现了自己身为医生的本能善意，也最终在与苏军谈判，保护医院的老弱病残中发挥了决定作用。而假若德国没有战败，纳粹依然掌权，阿尔图应该也会逐渐黑化，为了现实利益成为恶魔的帮凶。还好，最终是一系列的偶然，救助了这对夫妇的灵魂，而战后两人离婚，各自开始新的生活，或许也代表着与旧世界旧人格的完全告别。

第二季比较有趣的三点：一是效仿第一季的知名人物跑龙套，这次物理大师普朗克、帝国宣传部长戈培尔夫人和刺杀元首行动的策划人施陶芬贝格纷纷在中途出场，令人眼前一亮；二是最后一集出场的德国童子兵，在枪杀苏军女兵时的冷酷和漠然，以及自己被狙击手狙杀时的错愕，令人唏嘘不已；三是苏军攻入医院后，难得的保持了克制，没有出现犯罪行为，这在一贯以黑苏为政治正确的欧美剧里，实属难得。

提前看了《夏洛特医院》第三季的预告，背景将定位在冷战时期，不知会不会围绕柏林墙两端的故事展开。期待着第三季呈现更多的惊喜元素。

I cannot recommend this German TV series, now available on Netflix, strongly enough.

The two seasons of the show, six episodes each, depict the ups and downs of Charite, the biggest medical institution of Germany and workplace of many German Nobel Prize winners in medicine and physiology, before the turn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and towards the end of WWII. You will see how the doctors and researchers toiled themselves and risk their own health to seek a cure, sometimes to no avail, for infectious diseases that are easily prevented or cured nowadays. You will see how the most reputable doctors, while struggling for their own survival under the Nazi rule, strove to save their patients and protect the denounced, and worked to resist the dictatorship.

What I appreciate the most about this show is that it also puts the darker facets of the institution and those greatest medical professionals on display: from personal matters, such as opioid addiction and unapologetic infidelity, to grand social stigma, including pervasive, unconstrained antisemitism in the 1890s, the common, false belief in an Aryan race and in its superiority even among the educated elites, the frantic persecution of homosexuals in the Nazi era, and the unmasked bargaining and exchange of interests before the Third Reich's doomsday. Just as Anni Waldhausen, the heroine of the second season, points out, everyone was guilty. The Germans show tremendous courage in revisiting and exposing the ugly, brutal truths of history.

It was also those ugly truths that made the sparkles of humanity more cherishable. A nurse who initially thought of Indians as beasts attended to an Indian woman meticulously, despite the language barrier and the patient's visually unbearable symptoms, and finally understood the humanness of people that looked different. A psychiatry student, loyal to her Fascist supervisor and the idea of the "greater German race," through personal misfortunes and caring for her patients, came to the agonizing realization of the Nazis' atrocity and eventually supported the resistance.

What strikes me the most is one line towards at the end of the second season. When the Red Army marched into Berlin, a Russian doctor reunited with his professor at Charite back in the 1920s. When he asked Professor Sauerbruch what this place needed the most, the surgeon who had continued operations during the most intense air raids answered, "Sense."

Thank Charite for making the viewers contemplate "sense." We all can never get enough or too much of 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