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路

在刚刚过去的星期天，她影主理人小姐姐在世贸天阶带大家一起看了郑琼导演的纪录片电影《出路》。

如果你刚好错过了这次活动，不知道这个片子讲什么，可以在往期的文章里回顾影片内容：六年跟拍三个阶层的孩子，这部纪录片扎了高考一刀|导演分享场报名

电影放映结束之后，导演来到现场和观众们聊了一些令人深思的话题，现场交流的氛围非常好，以下是现场交流实录：

主理人小姐姐：

郑琼导演原来是光线传媒的创始人，她辞职之后做了一个纪录片的论坛，叫【IDOCS国际纪录片论坛】，那个影展的公众号我已经放到群里面了。就像片子结尾和前面说的，这个纪录片是从09年到15年左右，拍了六年。这也是导演自己的第一次纪录片创作。

我选择这部片子跟大家来分享，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郑琼导演是一位女性，这是我比较关注的一个方向。第二个就是这个片子其中的两位拍摄对象是两位非常年轻的少女，她们的人生轨迹和生活状态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也是我们比较关注的议题，所以我邀请大家一起来看片。

我今天看完这个片子，我想问导演两个问题。我知道您拍了六年，但我不知道您为什么要选择这个题材。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在这个片子之前，我看过一些国外的纪录片，包括BBC的《人生七年》，以及国内陈为君导演也拍了《出路》。您觉得相比之前这两部也是聚焦于阶层，聚焦于阶层固化，聚焦于原生家庭对子女的影响的片子，您的片子有什么不同？就是这两个问题，然后问完了以后交流机会就留给大家。

郑琼导演：

实际上这个片子是从13年开始，当时袁晗寒在美院附中，然后她就退学了。我觉得她有很好的机会，她却放弃了，这对我触动挺大的。当时他妈妈其实也很希望我来拍她，但她妈妈希望我拍的是一个天才少女的故事。我觉得她确实很有天分，但那个不是我关注的点。

我当时很清楚，我就想再找一个湖北的，四川的，然后再有一个甘肃的或是宁夏的小孩，我想做一个三个人的片子。你说的那个英国的seven up，我很早就知道，但是我一直没看过。09年在武汉拍摄的时候，我和陈为军导演吃过饭，陈为军知道这个片子的，也知道我这片子的名字。其实他也许以为我这片子就不拍了，所以他的那个《Education，Education》就后来用了“出路”这个名字。09年拍完之后，10年在BBC有一个栏目叫《My Country，My Country》，然后放了一个20多分钟的片段，大概就是这样。谢谢大家跑这么远来看这么安静和寂寞的片子。

主理人小姐姐：

然后有什么问题大家现在可以举手，我把话筒递给你们。有没有第一位想要发言或者是想讨论的？

观众1：

我想问您当时怎么挑选这三个典型人物，因为他们生活在三个不同的地区，有比较贫瘠的西北地区，然后还有湖北的重工业城市，然后还有北京，您怎么挑选这三个典型人物？第二个问题是，您为什么选择六年作为一个跨度来进行拍摄？第三个问题是这个片子对您个人有什么影响？拍完之后，您觉得跟开始的初衷还一样吗？谢谢。

郑琼导演：

我先倒着回答吧。我觉得这片子对我来说没有什么影响，对我来讲就是拍完了，然后我没有预算，没有任何的钱，所以我就09年拍完，当时就想剪，但是因为工作一直挺忙的，就没有剪辑。但我就觉得一定要把它做完。12年的时候又拍了。我那时候真的想剪辑，但是我就有别的事情要做，到15年的时候，然后我什么事情不都想干，我就一定要把它剪出来。所以并不是我一开始就想好了，一方面原因是在国内做纪录片你完全没有那个预算，然后呢即使你有这个计划，你想拍六年也不会有足够的钱。我有一个朋友投了25万，他后来就是要签国内的这个代理，但是他什么也没干，我就跟他吵了一架，然后他就把投资变成借款，这个就是对我生活唯一的改变，就是我还要还他25万。

然后为什么要选这三个人，第一个是袁晗寒的妈妈找到我，就是故事找到你，我自己也是一个复读生，所以我又回到以前的高中，又找了一个复读生。我当时去找的时候也很清楚我想找什么样的人，然后再到甘肃，因为距离很远，我没有办法提前去做调研，但是我08年正好跟一个欧洲的导演来做一个环境题材的片子，当时我们就去了甘肃，还有宁夏那些地方，然后我就认识当地的NGO，那我就跟NGO的朋友讲，我希望找一个什么样的小孩，然后你帮我看一下，其实他每次去一个地方都会拍照，然后就是到这个学校的时候，我告诉他这就是我想拍的，然后就确定下来做这个项目。

观众2：

导演你好，我很好奇的就是在您这个拍摄的过程当中时间也挺长的，那对于被拍摄的三个对象，对他们是否有什么影响？还有就是15年拍摄结束之后，您是否继续关注这三个孩子，他们的现状是怎样的？您之后是否还会继续拍摄下去？

郑琼导演：

不会。不会再拍，因为这个对我来说已经彻底结束了，我已经在往前走了。现在马百娟就在刚才你们看到的那个陶瓷厂工作，就是她哥哥工作的地方，然后和表哥结婚了。袁晗寒呢是这个月或者下个月从杜塞尔诺夫艺术学院毕业，她可能回国找工作或者我也不知道她是怎样的安排。徐佳现在还在以前的那个公司，然后结婚了，他在武汉买了车，但是没有买房子，大概是这样。我觉得没有什么影响我在拍这个片子的时候，并不是说就希望他们会什么样子，因为我自己内心有一个这种触动和感动，所以我想去拍这个片子。因为我自己没有什么期待的，我也没有忽悠他们有什么期待。

观众3：

谢谢郑导，首先非常感谢您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片子，往后也向你们致敬，我想问两个问题，第一个是比较贴近我们创作的一个问题。我想知道您在拍这个片子的时候，因为你也说就是三年又三年的这么拍下来，其实是每次都中断了想去继续拍，但是您当初开始想做这个片子的时候有一个心理预设吗？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因为我看到那个马百娟的家里好像是跟您要钱了，还有如果要公映的话有肖像权授权的问题，您最后是怎么处理的？

郑琼导演：

我觉得这肯定是有预设的，要拍什么我是很清楚的，这可能回到我经常被问的一个问题，就是任何纪录片在我看来都是主观的，因为假设我来拍，我肯定是选择这三个人物，然后拍的时候肯定要拍我想拍的那些东西，到剪的时候我肯定也是按照我想的那个顺序来剪，所以我觉得就是你拍片子是要有预设的。但他们的命运并不会按照任何人的想象去发展。然后第二个问题是因为剪辑的原因，所以我就会把他们要钱的那个部分放到前面去，电影公映的话除了我跟每一个人都有同意拍摄的协议之外，其实这个协议还要给到广电局，广电局如果收不到这个东西，我们是拿不到拍摄许可证的。

观众4:

老师您好，我这边准备了两个问题，第一个是关于袁晗寒的，您刚才说是接到她母亲的那个请求，想拍一个天才少女，一开始在片子里可能大家都觉得她是特别颓废的一个人，后来自己不管是创业也好，再去念书也好，这样一个整个的流程走下来，对于她这样一个人来说，她走上这样的人生道路，您会有一个怎样的评价？还有一个比较细节的问题，就是那甘肃宁夏那个小孩马百娟，她在学校里边有一个细节，我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就是老师拿着书跟他们说，我们原来是拿驴套车，后来柏油马路，但实际上呢我们在片子里看到现在连车都没有，就剩驴了，楼房也是没有的，然后您这个时候正好把镜头是对应在那个青山绿水，但是没有任何现代化设施的那个镜头，一个非常反讽的镜头，不知道您是不是剪辑的时候故意这样去做的，是不是想要表达这样的感情？

郑琼导演：

我觉得每一个镜头其实都是故意的，在电影里我想要表达的荒诞，不仅是这一处，有很多表现荒诞的东西。我觉得袁晗寒跟其他的两个人，他们有一点是共通的，她也在自己的框架里边去做所有的尝试和探索，但只是她要面对的问题和另外两个人物不一样，她要解决的是一个非物质形态的挑战，就是无聊。但其他两个人他们要解决生存问题。他们要面对的挑战不一样，但是他们其实都在寻找各自那个背景下能够找到的出路。

观众5:

导演您好，感谢您带给我们的这部片子，我主要想提三个问题，就是我怕我记不住，您可以我提一个问题，您就回答一个问题，可以吗？第一个，因为我在在高考前通过一篇微信看到的这个片子，然后他们很自然的就把您这个话题和高考是否能够改变人的命运联系起来，所以我想问您一开始做的时候，你想在片子里探讨高考和人的命运关系，还是单纯的探讨阶级和人的命运的关系？

郑琼导演：

我觉得是这样的，现在很多媒体的宣传，有些东西可能不一定是我自己真正想表达的，我觉得你看了片子之后，你读到的信息或者说你感受到了是什么就是什么。我在第一阶段拍他们的时候，徐佳在参加高考，但其他两个人都跟高考没关系。这个片子就我个人而言，它跟高考没什么关系。

观众5：

谢谢，第二个问题是，您刚才说您是很主观的去拍摄剪辑这样一个纪录片，但是我们会觉得纪录片的本质其实是纪实，您心中被他们所触动到的，您表现出来的这种主观的东西，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郑琼导演：

因为我也是复读生，我从一个小地方出来，我其实是很少有这种机会去选择的，但我看到北京孩子有这么多选择，这是最初触动我的东西。我不知道你对纪录片了解多少，我觉得你说的那个真实其实是新闻要做的事情，但是纪录片它是电影，电影其实是要在情绪上和情感上触动观众，假设你看到这个片子，你的情绪被触动了，OK，那这个电影已经完成了它的功能，它也不是一个说明文，它不是说要来告诉你很多信息，这个不是电影要做的事情。

观众5：

谢谢，还有最后一个问题，电影是三个故事，然后你把它分成三段对比来剪辑，您觉得这和一个一个播放他们的故事有什么样的对比效果呢？

郑琼导演：

这个我不知道，因为我没那么做，我一开始就没想单独来做。

观众6：

老师您好，我看到这个片子，首先我的自我感受是，我觉得这就是生活，很真实。我的问题是您这个片名为什么会叫出路？因为我可能真的没有看到太多有出路的内容。

郑琼导演：

我觉得电影里面三个小孩子都在找他们的出路，他们的出路是什么，每一个人其实都已经很清楚地呐喊出来了。

观众6：

还有就是我想八卦一下，就是您在和主人公沟通的过程的一些经验，比如马百娟他们的家人跟您产生的冲突，您是如何来解决的？谢谢。

郑琼导演：

冲突最主要的是09年还是10年的时候，在BBC放完以后，然后BBC给了我一个观众的反馈，其中有一位加拿大的叫卡格瑞的女士，她想资助马百娟，让她一直上到大学，我当时觉得这件事情真的很好，所以我就开始联系。在第一集的时候我没有见过马亚平，他在宁夏，但只有马亚平还能够讲普通话，能和外面沟通，所以我们让马亚平去开那个银行账号，然后就跟他讲了要开中国银行的存折，但是说了这些没用，然后他就开了一个工商银行的，就这样来回折腾了很久。

然后我同时还跟卡格瑞讲，我说其实马百娟家还有个小哥哥，就是马百胜他也在上学，他上四年级，问她愿不愿意来资助马百胜，然后对方也同意，结果这边还没弄完，马百胜就退学了，那我也不能要求人家继续资助。我就和马亚平说我要跟对方讲，说马百胜已经退学了，然后他就很不高兴，总之后来这个事情没搞成，然后马百娟也退学了。他们家就觉得挺生气的，就说你让我们忙这么久，然后还没有看到钱，我觉得这是他们没有讲出来的一个原因。

我去拍的时候，第一天我去拍他们买那个玻璃，我知道他们其实希望我付钱，那个玻璃是400块，所以我就付了，我觉得那个钱我还是可以付，虽然也有一点肉疼。后来第二天然后再去的时候，他爸爸就骂我，但是我因为也听不懂他们说什么。我都是大概有十几个志愿者帮我翻译，翻译完了我才知道，OK他在讲什么。我当时租了一个出租车，司机也去帮我讲，然后我的摄影师是云南台的，他就拿他记者证去跟他讲，我也跟他们家里人讲，结果都不行，我又去找马亚平那个工厂的厂长，就厂长中午吃了一个饭，然后让厂长再给他们再讲一讲，但也不行。

我当时其实也挺崩溃的，因为我全部是用自己的钱来拍的，而且我自己很清楚，我不可能再有钱再去拍第二次了。我当时各种办法都想了，就是什么歪招都想了，我还跟我一朋友打电话，他在甘肃，我说你能不能打电话吓唬他们一下，让他同意让我拍，结果我那朋友把我教训了一顿，他说你要做功课啊，然后呢你要跟他们培养感情啊，但是我也知道我完全没有钱。那怎么办？那就不拍了呗，我不拍的时候，其实我心里也知道，就是说因为你进不去的话，你必须得退了。那我就走了。

走了之后第二天，然后马亚平又打电话问我，今天为什么不去他们家了，我就说你们家那么骂我，我还去干什么，后来其实又说好了，然后再过去拍摄。过去的时候我一开始什么也没干，其实就是问他爸，问他昨天为什么轰我走，今天为什么同意我拍，然后他就和我道歉了。但实际上我在第一次拍摄和第二次拍摄的时候，都会给他们签拍摄协议。

我觉得这种情况，在拍摄的过程当中，都是比较容易出现的，关于如何去跟他们沟通，我觉得就是要说实话，而不是说我要做一个伟大的作品，要拯救他们，我没有这种想法。不忽悠自己，也不忽悠他们，你是什么样子，你能做什么，你就如实的告诉他们。没有什么特别的技巧，就是你比较诚实就好了。

观众7：

导演你好，从头到尾我的朋友都一直在哭。您这个片子的名字叫“出路”，感觉就是对于这三个人来说，好像条条大路通罗马，但是袁晗寒可能就生在罗马，徐佳是知道罗马在哪，我要去，马百娟压根就不知道罗马这个地方。所以从头到尾我们感受到的都是特别绝望的东西，集中在马百娟身上。这是三个不同的阶层，可能第二层和第三层跟我们更加接近。但最底下那个阶层，特别像中国改革开放这么长时间，随着经济的发展，他们特别像是一个被遗忘在某个黑洞里的一个阶层，我想知道您觉得这个阶层他们有没有机会有找到真正的出路？

郑琼导演：

去年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有一对基督徒夫妇去贵州支教，然后去了中央台唱那个歌，就是袁枚的那首诗。我觉得他们在做的事情是《出路》的答案。里面其实有很多反讽，我觉得我们教育是非常有问题的。所以对我来讲，一个好的教育应该唤醒生命，唤醒这种生命意识，然后给人一些学习能力，就是我可以辍学，但是我要有一些学习能力，我还可以继续学习。但比较遗憾，我觉得我们目前教育并没有实现这个功能，所以马百娟学的那些东西，都是跟社会脱节的。徐佳其实整个是被洗脑的，他的想法都是别人的想法，都是社会的想法。对于这两个人来讲，他们的自我和自我意识没有及时醒过来，我们的教育其实没有实现这个功能。

对于很多人来讲，阶层都是从这种经济意义或者这种成功学的这样的一个标准来看。但我觉得在这个层面来看的话，其实这里面没有一个幸存者。因为我中间采访过袁晗寒的妈妈，我问她假设袁晗寒出生在一个小地方的话，她会怎么办？她说如果她女儿出生在二三线城市的话，她要让她死也要死在学校里，我觉得本质上没有什么区别。

我想传达的是更深层的信息，每一个生命它都是这样子的，不是用这些东西去定义每一个生命，我觉得这是我更想表达的东西，就是每个人你要找到你自己，意识到你的生命是珍贵的，你在这个世界上的使命是什么，把使命活出来，这样的话我们才不会冤枉在这个世上走一趟。我觉得那一对基督徒做的事情其实是这个《出路》的答案。他们在贵州支教的时候，教那些小孩音乐，教他们文学，我觉得把很多山区孩子的生命唤醒了，鼓励他们会自己去寻找一些东西。

然后就是真的非常感谢大家，这个片子不能给大家带来很多的快乐，但大家依然来看了。谢谢。

因为时间原因，分享交流就到此结束了。电影将在7月20号上映，感兴趣的可以去看一下。

诚如导演所说，无论我们是马百娟，是徐佳，或是袁晗寒，我们都在不同的生活里面对着不同的挑战，寻找着各自的出路。

整理：她影实习生小妹

内容来自微信公众号：她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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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片中的三位主人公分属于三个被定义的所谓“阶层”，所以对于这部纪录片的关注点很多集中在“阶层固化”的问题上。很多人会问：徐佳或者徐佳的下一代，会通过努力变成袁晗寒吗？

对于这样的提问，我会想要反问：变成袁晗寒有什么好吗？从整部纪录片所反映出来的袁晗寒的人生，值得羡慕吗？

导演郑琼的一句话是打动我、让我一定想要看这部纪录片的原因：要把很多在这个社会里面，在这个教育当中植下去的一坨一坨的屎都得挖出来，然后你才能变成一个真的人。

我知道很多人会觉得，无论袁晗寒本人感到自己的生活是多么的无聊，对自己的人生是多么的迷茫，甚至导致了情绪的不稳定等等心理上的问题，她的人生依然因为优渥的家境而令人羡慕。我觉得这种想法，也算是社会给我们脑子里灌进的“屎”之一吧。钱解决不了马百娟的问题，也解决不了袁晗寒的问题，或许可以解决徐佳的问题，但能解决的只是他人生诸多个问题中的少数。

整部片子是压抑的，唯一发自内心的快乐的笑容来自那个走在上学路上的十二岁的马百娟，那是一种依然感到生命的丰盈与希望的快乐。而难以相信，这种谁都曾有过的快乐，在我们十几二十岁的年华间很快地褪去。到底是这个世界快乐太稀有，还是我们对生命的感知愈发愚钝？我理解中的所谓出路，大概就是抛光这个社会的所谓期待也好所谓禁锢也好，找回那个依然欣欣向荣的自我。 正如导演自己的话：出路不仅是物质的，更是精神的、心灵的；出路不只是外在的，更是内在的；出路不只是社会的，更是自我的。

前阵子，《后浪》很火。

这部片，看后对后浪有感而发。

导演郑琼说，从2008年动念准备、2009年开始拍摄、到2015年底完成后期、到2018年6月上映，花了整整十年时间。因为是独立制作，前期拍摄经费全部用的是她的个人积蓄，过程非常波折。

整部片子，基本是哭着拍完的。片子记录了6年里（2009-2015年），三个不同阶层的孩子逐渐长大成人的过程。

片中的三个小孩，来自于不同地区、不同的家庭背景、社会背景、经济背景。每个人都要去找自己的出路。

一、2009年，三个不同的孩子

马百娟，12岁，山沟沟里的小姑娘（甘肃会宁）

马百娟是个山沟里的小姑娘，她的小学全称叫“甘肃省会宁县头寨子镇野鹊沟小学”。

她的小学，全校一共只有2个老师、5个学生。马百娟是里面最大的孩子，已经12岁了，才上二

他们家一直住着窑洞，全家的开销一年（2008年）不超过50元。

每天早上起来，就用水壶倒一碗水，然后把馍馍（一种当地的饼）在水里一泡，就这样吃了。

放学回家，马百娟要从井里打水、喂猪、做饭、干很多农活，还要收糜谷。路途中他们要下一个非常大的陡坡然后再爬上公路。

全家吃的也很简单，就是顿白面鱼鱼（类似疙瘩汤但是没有菜）配着一小碟咸菜。

农村的孩子，都有一个憧憬——读书是改变命运的最佳方式

校外，就是光秃秃的那片山。马百娟和同学的绘画课就是在山头上进行的。她把大山画在纸上，里面有她对世界的憧憬，也有对北京的向往。

马百娟很爱学习，也很喜欢上学。她每天都要大声朗读课文。

她朗读的声音很像一种独特的歌声。

她有很多憧憬，也很想去尝试。她一直说自己上完小学后，要上初中。

在山头上，她带着浓重的口音读着自己写的作文：“我以后要去北京上大学，上了大学后要去打工挣钱。我要一个月挣1000块钱。因为我家面不够吃，我还要盖房子、挖水井、因为我们没水吃…”

徐佳，19岁，城镇小青年、高考复读生（湖北咸宁）

徐佳属于农民工的一代，爸爸觉得他们没有文化，在城里打工受了很多屈辱。就算爬在地上也要让孩子上学。

在经历了两次高考后，徐佳的成绩依然是497分，又一次的失败，让徐佳觉得老天爷是不是在耍他。

他甚至有过想要轻生的念头。

但是这一次，徐佳又一次选择了回家复读，他要上更好的大学。

8月25日回到咸宁，27日就开始了他的第三个高三学习生涯。

徐佳说，复读本身让人觉得有羞耻感、有压力、有恐惧。而自己有段时间，整个人都会冒汗、手发抖，完全做不了题。

徐佳的母亲在一家纺机厂做工，她觉得儿子以后找工作，外面都要有文凭、会做事的。而且城里的孩子有选择，但自己没有选择。反正徐佳已经这样了，也不差那一年了，就再赌一年。

能上大学，在他们村子里很少很少。徐佳说：“像我们这样的小地方，村里要是能出一个大学生，是很了不起的事。”

徐佳的压力很大，他很在意考试结果。但是，他还是会调整心态安慰自己。他的父亲去世了，但他心里一直在想，也父亲的坟头前发过誓：“自己一定要考上大学，把录取通知书拿给爸爸看。”然后找一份好工作，给妈妈一个好的生活。

但命运还算是善待徐佳的，他最终考上了湖北工业大学，还算是不错的学校。

对于小地方的孩子，高考可能是唯一一个能够体现公平竞争的方式。

徐佳说，他现在考上大学，妈妈心里真的很高兴，每天也在尽最后一点力，帮自己完成学业。

袁晗寒，17岁，美院附中辍学生（北京）

袁晗寒是一个17岁就退学的美院附中的北京女孩。

和前两个孩子不同的是，她的父母是北京人。从小就上最好的幼儿园、最好的初中、高中在美院附中。与他们属于完全不同的世界和空间。

袁晗寒抱怨自己的老师，说她总是以跟自己较劲为乐趣。还模仿老师的口气：“袁晗寒，你告诉我，你今天留级了，你有几个16岁？告诉我，说！你有几个16岁？”

有一天她接到妈妈电话：“袁晗寒，咱们卷铺盖回家吧。”她很诧异，特别不愿意回去。因为自己新买的小被褥睡的不到两天就要放弃了。但是妈妈已经办好了休学。

她退学后最大的问题，是怎样去处理大把无聊的时间。

袁晗寒的家住在一个胡同的大四合院里，她觉得自己在家呆的很烦，每天也不知道该做些什么。每天在家幻想，自己要做各种东西，然后就开始看书，不然就是看电影。每天，她几乎一半的时间都在看电影。

身在福中的袁晗寒也很恐慌。但她恐慌的并不是没事干，而是担心自己会不会一直这样没事干。她认为如果这个状态只是一两个月或者半年还好，但如果这个状态持续几年，足以把自己逼疯了。

她说，自己的妈妈说总想开一家咖啡馆。她觉得有戏，价格也能承受。但后来咖啡馆没有开。

她还想做一些装置、想排话剧。后来开了一个酒吧，甚至还去过性用品商店卖东西。

袁晗寒说：自己没有想过以后的生活要做在哪一个阶层的人，不会饿死就行了，而没有人会被饿死。她认为，如果一个人不想被饿死，就不会死的。如果真的想死，即使再富有，最终还是会被饿死。

二、三年后（2012年），三个孩子的变化

马百娟：

当导演再次见到马百娟的时候，她家里已经从窑洞里搬了出来，住进了有玻璃窗的砖房。但是，马百娟已经准备退学了，准备和她的表哥结婚。那时候她15岁。

马百娟的父亲说：国家给了低保，他自己省吃俭用，把钱存下来，再加上让孩子打工填补，自己就买了个新地方。新家生活条件好多了，起码烧水不愁，自己种的加上别人送的，现在也能吃饱。不像在老家，老家真是把自己苦怕了，自己一点也不想念那个地方。

马百娟退学，连正式手续都没有办。表哥去学校找老师咨询，她就在大门外等着。

办公室里，表哥跟老师交流马的学习情况。表哥觉得她脑筋反应太慢了，但老师一直说马百娟作业都能写的聊，学习还是有动力的。只是不念书连个招呼都没有打，如果可以，还是希望她能继续念书。能不能考上大学不说，但起码小学初中要念完。

在马百娟表哥今年21岁，16岁就出去打工了。现在一家宁夏的陶瓷厂干活。他父母年纪很大，整个家基本就靠他一人。

他搬到宁夏的前一年，得了牛皮癣，一直没有钱治疗。在他打工的厂子里，工人最高的工资是3000元，但有的也很低，那样的话就养不了家。不发工资或者拖欠工资的事也很常见。

马百娟搬到宁夏后，想去酒店打工，做服务员，但是年龄不够，也没有工作经验。人事经理问她年龄这么小，为什么不上学了？她只腼腆一笑，没有说话。

她还想再争取些机会，哪怕在酒店帮忙扫地，但大堂经理告诉她：“一个是你年龄不够，再一个现在都是铺地毯，都没有地可以扫；就算在前台，也需要会操作电脑。”

马百娟带着遗憾辗转在街头小巷，那个背影看着很失落。

回去后，她坐在田间，她走在空地。看着有点迷茫。

村里，马百娟和邻居街坊几个和她同龄的年轻妈妈聊着天，看着她们比谁的孕肚更大。

再后来，导演再想拍的时候，马的父亲已经不同意继续拍她了。如果不拿出2万元的费用，就不让再拍。

15年剪片的时候，马百娟已经不再接导演电话了。

徐佳：

2012年，邻近毕业，徐佳求职四处碰壁。但最终，他还是成功和一家江苏的电力公司签了合同。

徐佳说：“一直以来，我都很清楚的是，我的家庭状况不允许我在学业上继续深造，我必须尽快找到工作，维持自己的生计。但现实是残酷的，工作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好找。在网上海投的简历，很少能有接到面试通知的。”

这和他理想中的差别很大。

虽然签约了新的公司，徐佳还是心理不踏实，有点忐忑，很落空的感觉。有种把自己卖出去的感觉，不知道未来会怎样，前途是否光明。

徐佳说：每个人的命运都不一样。很多东西都是不公平的。但我现在接受这种不公平的存在。但是，我会努力去改变这种现状。

几年后，徐佳结婚了。他从大学开始谈的恋爱，到现在也觉得应该要给对方一个归宿。

徐佳说：“通常说成家立业，先成家，再去谈事业。家里这个环境，尽量早一点成家，让妈妈也少一点辛苦少一点分担。

对妈妈来说，儿子结婚了，对她来说是个很重要的事。结婚后，她就不用再那么操心了。现在就由我来承担起家庭的责任。”

袁晗寒：

袁晗寒最后还是去了德国，养了一只兔子陪伴自己，并准备报考自己心仪的学校。

她觉得自己情绪不稳定，过去上学一会儿非常失落，一会儿又特别高兴。

在德国的时候，她丢过一次钱包。但钱包里没有钱，只有卡和学生证。卡要是挂失，她连房租都交不了。

袁晗寒说，自己有时候受不了呆在画室，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觉得自己不舒服，非常不舒服，会胃疼。

她看上去总是一副睡不醒的样子，每天就是和远在北京的母亲聊生活、聊日常；或者找朋友玩。朋友开玩笑，说她是个“失足少女”。

袁晗寒假期回国也会到国内（上海）来实习，觉得找点事情也比傻玩要好一些。但是，她觉得最好的状态是能满世界瞎转悠，一会到这里一会到那里，不要固定在一个地方最好。因为她不想呆在德国，德国对她来说太“无聊”。

当朋友问她以后什么打算时,她说：“其实我对未来没有什么特别明确的打算，就是看看。先看看别人都是怎么玩的，然后再看看这个环境缺少什么…

再后来，她自己开了一家艺术投资公司。

三、后记

导演郑琼说：

对于马百娟，他爸爸觉得女娃娃是别人家的人，书少念一点，够用就行了。只要生了娃，也拖累大，反正大了以后要靠老公。因为周围的人都在给她灌输那些读书没用，女娃要生孩子靠老公的思想，在这样一个封闭的环境中，好像这就是他们的一个出路；

对于徐佳，她对徐佳的生活环境批判比较多一点。觉得他们现在才二十多岁，可能要等到三十多岁的时候，才可能把很多在这个社会里、在这个教育当中，植下去的一坨一坨的屎都要挖出来，然后你才能变成一个真的人。

对于袁晗寒，她不像徐佳那样，在每个阶段都有明确的目标和任务，她一直在对付“无聊”这个敌人。

所以，这个片子，她没有一点赞美，但也没有任何愤怒。

整部片，我是带着孩子一起看的。虽然我敢肯定片子里的大部分内容他都看不明白。但我依旧这样做了。

看完后，我问孩子，你觉得马百娟有出路吗？他摇摇脑袋。我不确定他是否真的懂为什么和他年龄相差10岁的女孩会辍学。他也问过我为什么这个女孩不想办法继续上学。我没有回答。

但我也有问他，你觉得这三个孩子哪个最有出路？他说最后一个。

整部片我没有办法过度解读。因为片源问题，只有马百娟那集我找到了中文字幕，所以后面的没有放太多动图。

我想说点什么，却又不知道能说什么。因为它记录的实在太现实了。

我在片中看到了曾经的自己，也看到了曾经的小伙伴，还看到了一群曾和我一样迷茫过奋斗过的年轻人，我甚至，还看到了一丝丝父亲的影子。

同为后浪，出路却很不一样。

最后，我想借助导演的话：

“在中国，不同人群彼此之间是不了解的，也没有交流和交集。但是，当你了解了另外一群人的生活背景，他们是如何走到今天这一步的，你就能理解他们的想法和行为。

出路不仅是物质的，更是精神的、心灵的；出路不只是外在的，还是内在的；出路不只是社会的，更是自我的。”

导演：郑琼

清华大学的刘瑜教授做过一场关于教育的演讲，她说：

·我的女儿正在势不可挡地成为一个普通人。

·人生的目的并不是越高、越快、越多，而是我们找到适合自己的位置。

·在知识储备的过程中，会形成一种恶性竞争，这也是我们教育的现状，即“军备竞赛”模式，这种恶性竞争是对女性的伤害，对家庭关系的伤害，对教育公平的伤害。

说实话，我刚听到这一番言论的时候，还倍感赞同。因为我只想孩子好好地长大，做他喜欢的事，无关金钱，只要他觉得日子有趣就好。

但我今天看了一部郑琼导演的纪录片——《出路》，看完后心里和吃了翔一样地堵着难受。再反观一下刘瑜教授说的那番话，只想说一句：果真是何不食肉糜之人。

刘瑜教授的老公是著名的哲学家周濂，她自己是清华大学副教授，作为周濂和刘瑜两人的孩子，再普通又能普通到哪去？他们孩子的起点就是无数人向往的终点。

《出路》跟踪拍摄了三位不同社会阶层的主人公，历时六年追随拍摄。整个片子没有配乐、旁白、滤镜，只以一个旁观者的角度，真实地诉说着几个主人公的故事。

第一个出现在镜头里的是甘肃农村的一个12岁女孩——马百娟，她连普通话都说不清楚，总是像唱歌一样地朗读课文。

她每天穿着同一件衣服，每天要帮家里喂猪、做饭、干农活。

她的学校只有两位老师，5个学生，每天要走十几里山路去上学。

她坐在山坡上读着自己写的作文，说自己要去北京上大学，每个月要赚1000块钱，要给家里买面。

她的课堂上读着课文：过去，我们的校舍昏暗狭小，现在，我们的学校明亮宽敞；过去，我们的操场坑坑洼洼都是黄土，现在，我们有了足球场……随后镜头一转，教室外面青山环绕，操场上黄土依旧。

我每次看到镜头里那个小小的身影背着书包走在空旷无人的山路上，并且眼角总是含着笑意的模样，就忍不住鼻子酸。

对于马百娟的拍摄停留在了她16岁的时候，她的父亲说，你们给我2万块钱，就继续给你们拍，不然不许拍了。

那会马百娟已经辍学回家，外出打工也因为年龄太小无人招收，所以她爸爸把她嫁给了表哥。

爸爸说，女娃娃是别人家的人，靠女婿过着，就是这么个出路。

纪录片里关于马百娟的最后一个镜头是，她靠墙站着，和村子里其他几个十几岁的孕妇闲聊天。那一眼，仿佛就看到了她以后漫长的一生，和那个村子里其他妇女一模一样的一生。她再也不会去北京，也不会知道在北京上班不止1000块钱一个月。

镜头里第二个出现的是一名来自湖北农村的复读生，19岁的徐佳。这是徐佳复读的第三年，每天早起晚归，像无数高三学生那样。

徐佳的父亲因为车祸去世，母亲独自抚养他。因为他发过誓，一定要考上大学给父亲看，所以即使他心理压力巨大，也选择再一次复读，发誓一定要考上大学。

他每天坐在座位上埋头苦读，桌子上的书摞得高高的，只能看到一个个头顶。这个场景太熟悉了，当年我们的教室也是这样，一眼望过去全是书。

经过第二次复读，徐佳终于考上了一个二本学校。可是在临近毕业找工作的时候，毫无经验和人脉的徐佳屡屡碰壁。

导演郑琼说，有一条拍到徐佳穿着花了300块钱买来的西装准备去面试，站在公交站前的他眼里满是焦灼和迷茫，郑琼的眼泪一下就出来了。

因为她仿佛看到了很多年的自己。很多人说，徐佳是大多数人的影子，出生在普通家庭，只能通过高考来改变命运，即使有重重压力和困难，但也会自己调整心态，因为那是唯一的一条捷径。

后来徐佳成功签约了一家电力公司，毕业三年后，也和大学女友结婚成家。一切都朝着好的方向慢慢前进，如果这部纪录片能拍到他老，应该是这样的一生：

婚后有了孩子，面对房子和孩子的双重压力，他每天勤勤恳恳地工作，不敢生病不敢请假。他会给孩子报各种补习班，因为他知道，读书才是改变命运最好的机会，他就是我们这一代不得不参与教育内卷的父母。等到孩子成家之后，忙碌了一生的他，终于可以好好休息一下，但也许还得帮忙带孙子，但是看着可爱的小孩子，他会想：这样的一生也挺好的。

镜头里第三个出现的是一个17岁的北京女孩袁晗寒，那一年她妈妈说：袁晗寒你感觉给我滚回家，我给你办了休学手续。因为她说：我们老师真的很烦。

相比于马百娟和徐佳来说，她就是出生在罗马的那个人。

她拥有最好的教育资源，上北京最好的小学、初中、高中，可是生活太无聊了，所以她辍学了。

辍学后，不知道该干嘛的她开了一家咖啡馆，但很快就关门。

后来她又去德国留学，因为她妈妈说她有艺术天分，她也如愿考上了那所艺术学院。

在德国呆了几年后，她又回国了，因为她说：德国已经发展完了，没什么意思，挺无聊的。

因为不想生活太无聊，也不想在北京呆着，她去到了上海的一家美术馆工作。

再后来，她注册了自己的公司。

可是她依旧觉得生活很无聊，她每天的意义就是，对付无聊，想找有意思的事做。

她说：

·我没有想过以后的生活，只要不会饿死就行了，而没有人会被饿死。

·我也不能选择我的家庭，我不能站在天上 看，觉得哪个好就选哪个。

·自由就是做想做的事，然后承担代价，如果代价能处理好，傻帽一下又怎样。

袁晗寒的话说出来就是一个妥妥的“何不食肉糜”。

她也许想不到在大山深处有一个女孩，每天早上只能吃开水泡馍，然后走十几里山路去上学；也想不到在湖北一个小县城，有一个想靠着高考改变命运的男孩，经常压力大得手发抖，失眠。

袁晗寒有无数的试错成本，她这件事失败了，还可以从另一件事从头开始。可是这个世界是不公平的，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人并没有是错成本。

有一个网友是这样评论的这部纪录片的：

马百娟基本上没有选择的机会，只能被迫选择；徐佳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选择，所以他必须全力以赴；袁晗寒的选择太多，导致她不知该如何选择。

看完这个纪录片再想想刘瑜教授的话，多么可笑。

她的孩子衣食无忧、前途无量，她却告诉别人“接受自己的孩子是一个普通人”、“不要焦虑，不要内卷”。这些话对于无数家庭来说，就好像一个高高在上的人，站在所谓的制高点，打着关心的旗号在告诉你：你所在的阶层挺好的，就这样吧，不用奋斗了。

《出路》的真实之处就在于，出身决定了大多数人的命运：三个孩子，三种阶层，三段截然不同的人生。

虽然纪录片真实得残酷，但我始终不愿意以一种悲悯的角度去看待马百娟和徐佳，也许在马百娟的心里，这样的人生已然知足。

同情不是一个好词，尊重才是。

也许20年后，马百娟的孩子成了徐佳，徐佳的孩子成了袁晗寒，这也是我们现在这么努力工作的动力。

有一位网友说，中国是一个为下一代而活的民族，这也是我们的民族能延续5000年不绝的原因。

也许是这样吧，世界本就不是公平的，我们要接受这种不公平的存在，且想办法去改变。以后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看完片子觉得自己是个文盲，从小听到大的词儿想了半天竟然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上网查了一圈仍然觉得迷迷瞪瞪，实在是觉得有些丢人。下面都是直接照搬来的名词解释，目前所知估计连皮毛都算不上，那就权且当是胡言乱语吧（看来人傻还是要多读书...）。

先看二者的定义：

阶级： 具有不同身份、不同地位、不同财富、不同劳动方式、不同生活方式，或其他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因素等，不同意识形态的多个社会性群体。（主要是对社会资源、或者是生产资料的占有）

阶层： 在同一阶级里，由于经济地位不同而分成的不同的层次（例如农民阶级里分为中农、贫农）；或在不同阶级里，由某种相同的特征而形成的社会群体（例如科举制形成的知识分子阶层）。

由此定义得之，阶级是在社会经济发展下自然产生的一种意识，阶级的形成并非一朝一夕，并非人力能左右，是多个复杂因素的集合体。或者说，我们可以把它简单的理解为，一个人属于什么阶级，至少从爷爷辈就已经确定了；同理，想要达到阶级的跃升，也需要几代人的共同努力才能实现。 而阶层，有人说两者含义相同，也有人给出不同见解。单看定义，还是具有比较高的相关性，阶层是对阶级的量化，是阶级的具体表现，是当前社会时期的具体反映，具有可流动性。尤其值得一提的例子，中国古代的科举制&现代的高考，通过考试选拔出来形成的知识分子阶层（所以说，知识改变命运这句话真不是骗人的...）。

现在来看这部片子。 荒凉的大山，贫瘠的土地，穿着并不合体的甘肃姑娘马百娟，坐在几间土屋教室里畅想自己以后可以一个月挣1000快钱，三年后，15岁小学还没读完的她，嫁给了自己的表哥； 高考复读两年的湖北小伙徐佳，坐在堆积如山的书本里，终于如愿考上了二本大学，度过了四年上课打瞌睡的日子后，开始穿梭在各大招聘企业，两年后结婚成家； 从艺术院校辍学的北京姑娘袁晗寒，答应帮母亲打理咖啡店，每天最大的困惑就是如何让自己不无聊，后来出国学习，三年后回国注册了自己的艺术投资公司。

这三个人，好像就生活在我们身边。像你，像我，像我们每个人。看的时候我也会好奇，这个憨厚的红着脸庞的甘肃姑娘会不会通过自己的努力，读完小学，步入初中，度过紧张的高中，最后以优异的成绩考入重点大学...而那个沉默木讷的湖北小伙，能够在大学找到自己的一技之长，充满好奇的面对精彩人生，活出自己的一片天...至于北京姑娘袁晗寒，可否把自己的热情持续投入在自己的特长上，热爱生活...

看，每个人都有不切实际的幻想。每个人都希望生活能够按照自己希望的节奏进行。我想这就是纪录片的意义。它让我们看到自己身上套着的那个看不见的壳子，我们经历的事情，期盼的远方，努力的意义，都是目之所及，都在这个看不见的壳子里。 想要打破壳子吗？能够打破这个壳子吗？ 我不知道。

我的全部努力，不过完成了普通的生活。

——穆旦

人活着，到底图个啥？

处在不同境遇的人，一定有着不同的答案。

昨天看了纪录片《出路》。

三个人，三个地方，三种人生模式。

生活在一个世界，却又好像完全不在一个世界。

一 马百娟，甘肃会宁人，简直人间极苦

山沟里的娃娃，家里穷，啥活都要干，早饭吃点开水泡馍馍，午饭是面疙瘩就咸菜，尽管挺爱学习，但智力发育迟缓，十几岁了算数还要掰手指头，小学没上完就辍学了，16岁近亲结婚嫁给表哥，紧接着便是怀孕，不知道下一代人会怎么样。

二 徐佳，湖北咸宁人，社会中的大多数

小镇出身，十分努力地学习，复读两年后进入大学，之后便是找工作、结婚……，像极了大多数人的生活轨迹。

三 袁晗寒，北京人，卵巢彩票获得者

辍学于全北京最好的美院附中，然后是画画、开咖啡馆、留学、注册艺术品投资公司，时常觉得生活无聊，想要找点什么事做做。

每个人都在找出路，每个人也都有着不同的出路。看完之后，实在让人唏嘘：

1.人真是在精卵结合那一刻就开始不平等了，且这种不平等不可能完全消除。

如果说经济条件还能外部调节，那个人的先天禀赋，比如智商，外貌，身体素质，这些又该如何调节呢？即使后天开发，很大部分在出生前也已经决定了。

有些人出生在罗马，有些人天生是骡马，简直无解。

不过承认并不代表认可，总该有所反思才好。社会公平永远值得追寻。保护弱者和少数，也是因为谁都可能成为弱者和少数。

2.人是被环境塑造、驯化的动物，人的观念与其所处环境相适应。

没有一个人的眼光是纯洁而无偏见的，人们所看到的世界，是一个受特定风俗习惯、制度和思想方式剪辑过的世界。个人的行为也都是基于彼时彼刻其对现实世界的想象。

就好像马百娟的父亲觉得，“女娃娃是别人家的人，多少念一点书，个人能用就对了”；徐佳的妈妈则认为，文凭高一点，肯定强一点，支持儿子再复读一年；而袁晗寒的母亲却主动让袁晗寒退学，去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

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人都是同样的人，但就像“仓鼠厕鼠论”所说的，厕上的老鼠东躲西藏，仓里的老鼠膘肥体壮，“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 。

可见，环境挺重要，有时换个环境也挺重要。毕竟，在一个固有的环境或单一的文化体系里，人们很难突破原有观念的桎梏。但如果制造点文化碰撞，或有外部的旁观者进行思想灌输，结果可能会有很大不同。

3.勤奋是个好品质，但有时候真不是勤奋的事儿。

马百娟的父亲十分辛苦，自称是“苦怕了也饿怕了”，看着他苍老的模样，我一度以为他是马百娟的爷爷。但是，在那个山窝里，就是挣不到啥钱。甚至于作为家庭主要劳动力的哥哥，得了牛皮癣都没钱治。

罗翔老师说：“其实我不是宿命论，宿命论会导致懒惰。同时我个人其实也不太相信天道酬勤，它会导致人走向骄傲或者虚无。当你成功的时候，你会觉得这是你努力拼搏来的，你配拥有这一切，所以你就瞧不起那些失败的人。但当你努力了拼搏了，最后依然失败，还是一无所成，你会陷入一种极大的抱怨，会认为天道不公。”

“我认为人生95%的事情可能是你自己决定不了的，但是我们依然要用5%的努力去撬动这95%你无法决定的事情，凡事尽力而为。”

我相信罗翔老师的话，尽管我不知道这个比例是否准确。

而影片也展现了这一点，尽管阶层落差依然存在，马百娟一家还是省吃俭用搬出了大山，徐佳经过复读，也考上了满意的大学。

希望他们都能走得更远一些。

落后的地方不值得留恋。

4.出身很大程度上确实决定出路

相比穷困的出身，富裕的一大好处是，容错空间大，试错成本低，选择权比较多。

袁晗寒能够尝试很多事情，画画、开店、留学、办公司……，徐佳大学毕业，立刻就要去挣钱养家，后来他还结了婚，总感觉像牛套上了轭；马百娟小学没上完就嫁给了表哥，她可能再也没有机会去北京上大学了。

有句诗叫，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亡国的君臣，未必就比缔造盛世的君臣差到哪儿去。但亡国君臣的悲剧在于，他们的政策选择面过窄，缺乏辗转腾挪的空间，一旦有纰漏，很少有余地去纠正。而盛世的皇帝，家底丰厚，经得起折腾，有机会从错误中成长。

两者是同样的道理。

所以，外部环境越差，对该环境中个体操作能力的要求就越高。

但现实却是，穷人为了应对穷困的生活，往往会形成相应的认知状态，这种“具有合理性”的状态，会让穷人锁死在现有的生态位上。

不过命这玩意，你要不认，还能折腾折腾，你要是认了，可能也就真那样了。

生活的惯性，极其强大。

5.无论境况好坏，人都是各自有各自的悲欢。

无论贫穷还是富有,疾病还是健康，所有的人都是各有各的烦恼，各有各的欢欣。马百娟可以笑的很灿烂，袁晗寒也会感觉很无聊……，不过情感或许类似，我们为之动情的内容，却可能大不相同。

我们就好像“一个个兀自漂泊的孤岛”，安静地凝固在自己的小世界里，由于落在一个人一生中的雪,我们永远不可能全部看见，甚至根本不能看见，于是，我们也就失去了理解彼此的可能性。

如果没有这部影片，马百娟、徐佳、袁晗寒，也可能就像三根平行线，永远不会有交集。

最后，用袁枚的一首小诗结尾：

白日不到处，青春恰自来。

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

总之，愿他们都有一个更好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