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蛛

最近唐山打人事件关注度颇高，对于这个恶性事件，是否作为性别暴力的现实案例，大家自有评判。

今年第75届戛纳电影节，有一部同样关于男性针对女性暴力题材的电影，被提名金棕榈奖，它就是《圣蛛》。

《圣蛛》女主扎拉·阿米尔·阿布拉希米获得戛纳最佳女演员，同时她和戛纳评委法哈蒂一样来自伊朗。作为伊朗昔日当红女星，16年前被同剧男演员偷走私密性爱视频，遭到对方恶意散播，被极端民众死亡威胁。

逃亡后她没有放弃，拍摄了更多讨论社会厌女和女性压迫的作品。

扎拉在得奖时说：“我走了很长一段路才站在今晚的台上，尽管我热爱电影，但这也是一个美丽中带着许多羞辱的故事。”

然而《圣蛛》得奖后，伊朗文化部公开发公文谴责，甚至有机构发出了死亡追杀。

《圣蛛》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女记者深入伊朗最神圣的城市，追踪调查连环凶手“蜘蛛杀手”，以“清洗街头罪恶”为名残害女性性工作者，但随着死亡人数的剧增，以及真相的接近，记者发现整个社会开始奉“蜘蛛杀手”为英雄，这使得她追寻正义的机会变得渺茫......

戛纳媒体发布会上，记者对导演阿里·阿巴西进行了提问（翻译@书本戛纳记者笑意）：

戛纳记者提问现场

戛纳记者：本来打算在伊朗拍摄这部影片，然后放弃了，这是为何？

导演阿里·阿巴西：我试图在伊朗拍摄，我去了文化宗教局，和他们“喝了几杯茶”，我把删减过的剧本给他们看，已经做好了妥协的准备，让影片得以过审。（虽然我一点也不认可审查制度）

他们说很荣幸你能回到我们国家，你是多么不可多得的导演blabla，我们有结果会再通知你的。一年后，我再去询问，他们又说，再来喝一杯茶吧。那时候你就知道，他们不会批准了。

我依旧认为，我的这部电影里没有任何秘密，只是呈现生活本身的一部分，而我也只是做好我本身的工作而已。

戛纳记者：你的拍摄技巧从伊朗电影里学到了什么？

导演阿里·阿巴西：我很尊敬伊朗电影，也很喜欢许多大师。但从拍摄角度，我并没有从伊朗电影里学到什么。因为伊朗电影有太多隐喻了，比如风中的花瓣，我认为电影是一记耳光。

电影应该去展示一些东西，而不是隐藏一些东西。

伊朗最好的电影，你也许可以在网上看到，而它的电影胶卷也许已经腐烂在哪个角落了。而一些政治宣传电影却能用最好的胶卷拍摄，拷贝一百多份保存完好。

电影并不分国界，也不分性别。

比起伊朗电影，大卫林奇、路易斯·布纽埃尔这样的导演对我的启发更大。但生活在伊朗，沉浸在那儿的氛围之中，知晓这个国家的现实，这个国家特定的文化，对我的创作也非常有启发。

而我们国家的电影，则是创造了一个平行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女人睡觉从不脱衣服，头上永远戴着头巾，她们没有身体，从不触碰任何人，从不上厕所，从不做爱，很少工作，甚至在脸颊上的一吻都要被剪到风中的花瓣里。

这样的电影，并不应该成为一种启发。

文：笑意

责编：刘小黛

策划：抛开书本编辑部

注明：本文由大量剧透，介意者谨慎阅读

男人的蛛网

夜幕降临，男人骑着摩托行驶在伊朗圣城马什哈德一条“不洁”的街道上，那里站着浓妆艳抹的失足女人。

他停下，示意女人上车。对方犹豫了一会儿，揣摩这个骑着小摩托的男人，会有钱支付给她，让她养活家里嗷嗷待哺的孩子吗？

男人狡黠地露出笑容，拍胸脯保证跟着他走便会让她赚上一笔。

到了男人家门口，女人嗅到一丝危险的气息，准备逃走，却已经迟了。

男人紧紧勒住女人的脖颈，任其求饶、挣扎、反抗，没过多久，挣扎便停止了。

事后，他用毯子卷起女人的身体，丢弃在周边的荒地里。

在第二天警察发现遗体时，他还会去现场围观，和周边人一起，发出啧啧叹息：这女人真是活该啊。

杀手的身份之外，他是一个看起来普普通通的建筑工人，一个女人的丈夫与三个孩子的父亲，看起来老实本分，没有人怀疑他。

他渐渐杀人上了瘾，一杀就是十几条性命，杀人的手法业余又笨拙，弃尸的地点每次都在同一个。

更嚣张的是，他还会打电话给记者，告诉他们自己就是凶手。

男记者们早已见怪不怪，警察们对他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女人眼中危险的连环杀手，是警察眼中“城市的清洁工”，信徒眼中守护圣城的英雄。

在贫困、毒品、性交易泛滥的街区，没有人在乎堕落的女性被杀害。

她们的母亲以她们为家族的廉耻而闭口不提，只能偷偷哭泣。

而伊朗的警察、司法部门与凶手，则在同一个父权体系中。

既然利益互不触犯，就能默契地互相理解、配合。

正因如此，案件得以明朗的关键在于一名女性，便再符合情理不过了。

女记者的诱饵

没有其他人像这位女记者那样执着于找出凶手。

连环杀人凶手逍遥法外，最恐惧的是女性，也唯有女性才能理解那些被杀害的女人真实面临的困境。

在这个城市里，女人的生存环境则尤为艰难，特别是单身女性。

流落街头的女人各有各的不幸，但有着相似的生活轨迹：生于贫困的家庭，14岁就被迫结婚，23岁已生育多个小孩，35岁失去了大半牙齿。

即便是受过高等教育的独立女性，女记者在职场面临男上司的骚扰，入住酒店也被怀疑是性工作者而婉拒，展开调查艰难重重。

一个刚询问过线索的妓女，几天后便被发现了尸首。一个胖妓女，看起来粗壮有力气，也未能幸免于难。

导演把每一个女性被杀害的过程都完整地呈现在观众面前。

凶器或是她们摘下的头巾，或是床上的枕头。

观众兴许还心存侥幸：这一次的女子是否能够挣脱，是否能够反抗。

没有。

一个猎物求生时拼劲的全力，最终抵不过蜘蛛的猎网与腾腾杀意，最后都失去了挣扎的力气。用作祈祷的地毯，像蛛网一般把她们裹住。

她知道被杀害的风险极高，还是决定用自己的身体作为诱饵，画上艳丽的妆容，站在他经常出没的街道等候。

即便有勇气与智慧，还有接应的男同事，她的经历也是九死一生。

入了虎穴，她才拿得凶手作案的一手证据，把真相公诸于众。

伊朗女演员扎拉·阿米尔·阿布拉希米与女记者的角色融为了一体。

因前男友电脑流出的性爱视频，她从当红女明星跌落成被影视圈封杀的污点艺人，不仅为家族蒙羞、为整个伊朗社会所不齿，更面临鞭刑与牢狱之灾。

她只好流亡法国，在巴黎打工维持生计。

被男权社会所碾压的脆弱无力，和跌落谷底奋力一搏的坚毅，她的个人经历为原本可能落入俗套的女记者形象注入生命力，让面对圣蛛捕杀的恐惧与面对舆论反应的失望都无比真实。

扎拉·阿米尔·阿布拉希米获奖照片

圣蛛的审判

与诸多讲述连环杀手故事的影片不同，这部电影的着力点并不在于追捕凶手的过程，而是凶手捉拿归案之后的审判，以及大众的反应。

相比于连环杀手本身，导演对这个孕育连环杀手的社会更感兴趣。

这个故事，是由发生在伊朗的真实故事改编的。

导演回忆起2000年左右案件发生时的情形：被杀害的女子数量还未达到五六个的时候，甚至不算是什么新闻。

当凶手杀了十个女性之后，大家才关注到这件事。

虽然伊朗官方媒体并未报道，但当时整个社会都轰动了，特别是凶手被捕后，全国所有人都密切关注这个案件。

影片还原了当时伊朗社会的舆论：一部分媒体和群众把这个男人描述为一个“无私的英雄”，为了社会利益牺牲自己。

这一部分的恐怖程度甚至超过了凶手杀人的部分。

你可以看到，在舆论的造势下，凶手多么理直气壮地向大众炫耀自己的成就：我问心无愧，唯一的错误，就是没有杀掉最后那个女人。

而他的妻子在发现丈夫所做所为后，并没有因此感到羞耻。

她挺直了腰杆，认为“那些女人本就应该被清除，丈夫只是做了应该做的”，仅仅害怕丈夫难以逃脱刑罚，埋怨他的行为可能让她和孩子失去依靠。

孩子在短暂的羞愧过后，也迅速找回了自尊，甚至为自己“伟大的父亲”感到自豪。

孩子说，我长大后，也要成为父亲那样的人，完成他未竟的工作。

他还给媒体演示了如何完成这项工作，演示时扮演被捕杀者的，是他年幼的妹妹。

法国数名女性在戛纳红毯上为死于家暴的129位女性抗议

这个社会究竟为孩子们树立了怎样的榜样？凶手伏法，固然能够震慑住一些仿效犯罪的人，但姑息、体谅甚至鼓励这种暴力的舆论还盛行，暴力的催生便永不停止。

导演认为，针对女性的暴力，不仅仅限于伊朗。

一些西方国家，也是经历了许多年的努力，才减少了暴力事件的发生。

但我们现在做的已经足够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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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那个妓女的孩子最惨。

2. 公平对待女性，这是全世界必须做到的。

3. 为信仰而杀人，是这个世界最大的毒害源头。

4. 当杀害女人都能成为一种英雄主义，英雄这两个字便承受了最大的侮辱。

5. 当警察侮辱一个女人，那个女人便越发觉得自己投告无门。

6. 为什么有的信仰里会建立排斥女性的条款？

7. 女主能拿下戛纳影后，完全是因为影片对女性的尊重。

8. 优秀和颓废是永远的对立，努力改变颓废，只会提高优秀的底线，而试图消除颓废，则只会创造罪恶。

9. 当他的儿子为他感到骄傲时，真的让人毛骨悚然。当他的妻子则更懂世态炎凉，知道所有的冲动都是一时的。

10.我有女儿，有母亲，所以希望全世界对女性善良。

从电影的角度来说，这部电影很不错，讲了一个变态杀人狂的故事，一名女记者挺身而出进行诱捕，将杀人犯绳之以法。

但这个故事充满了荒谬，而更为荒谬的是这个电影源于真实的故事，同时影射的是一个真实国家的现状。

问题是，伊朗的女性问题，是整个中东世界的普遍性问题。杀害16名妓女的卫道士成为了英雄，连自己的妻子都为此讽刺那些被杀的女性，无论她们是否是生计所迫，或者她们是否有孩子或者怀着孩子。自己的孩子所感兴趣的终究是为父怎样杀人的细节，并在记者镜头前按照自己的想象和自己的妹妹模拟了一遍。

连同2022年伊朗的头巾风波，正是这个电影所传达的主旨，是伊朗女性的真正现状，是否女性存在所谓的权利和地位。

站到政治立场来说，这是一部抹黑伊朗的电影。但却又“抹”的很真实、高级和自然，一切源于真实和现实。

真实存在不一定代表的是真相，当这种电影放大化后，要么是对伊朗女性权利，或者对伊朗当局的全面否定和清算，要么无所谓——真正的卫道士不会看这样的电影。

杀人犯临死前还以为卫道士会在临刑前设法放了自己，结果发现自己被耍了，自己终究还是为自己自以为替天行道的罪行付出了代价。

当以为只抹黑伊朗的时候，杀人犯的台词又在讽刺着阿拉伯世界，在“阿拉伯街”寻找发臭的尸体。

以上就是整个中东的现实，比电影本身更荒诞。

之所以称其为伊朗电影，因为导演是伊朗人、主演是伊朗人、题材源自伊朗发生的真实案件、揭开的也是伊朗自身之问题与隐痛。

但事实上，此片出品方是丹麦，取景在约旦，导演长居欧洲，女主演流亡法国，电影本身则扬名于戛纳—扎拉·阿米尔·阿布拉希米今年就是凭此片击败汤唯夺得金棕榈影后。

它获奖后，伊朗文化部公开刊文谴责，甚至有机构发出了死亡追杀令。

艺术永远都是让权力最感恐惧的东西。

岂有文章倾社稷，从来佞幸覆乾坤。

“原教旨主义”，大致可解释为：某些宗教或政治见解群体，试图回归其原初信仰、遵守和维护其基本权威立场，从而表现出与现代社会日常生活之间坚决对立的保守性、对抗性、排他性、攻击性的极端行为。

原教旨之所以可怕，就因为它能不由分说地定义善与恶，然后不由分说地用善的名义惩罚恶。

而且这个过程往往并不掺杂任何的自我怀疑，定义权与惩罚权的来源与合法性都显得天经地义。

本片就是一场对原教旨心态与行为的静观：从一个行凶者起始，到他的家庭，再到他的族群。

残忍屠戮十六名妓女的变态，在圣城马什哈德被尊奉为英雄。

“清洗街头罪恶”，以信仰的名义，宣布一些人背离神祇、玷污宇宙，然后，以之为祭品，替天行道。

这场单向的诛戮过于简洁明快，以至于如此受到愚众和群氓的偏爱，仿佛只要在周遭围观和呐喊，就等同于代行了上帝与真主的权柄，从生杀予夺里反证了自身的圣洁、虔诚和纯粹。

针对性工作者的神秘连环杀手，这是诸多老派“奇案片”所偏爱的元素，何以这次在主动剔除了悬疑色彩（凶手一上来就被公布给观众）后，仍显得食髓知味般惊悚，全因那背后藏着满满一个国度的“人民的意愿”，和满满一个民族的群体暴力。

那些老百姓，明明如此善良温顺，却会为一个杀人犯的价值观鼓吹叫好，因为他们自幼生活在原教旨里，原教旨就是他们的圣旨、主旨、宗旨和存在之要旨。

那些执法部门、暴力机关、政府公务员，他们都在主动或被动地参与破案，他们名义上都迫切想要把凶犯绳之以法，他们在功能属性上都是一个社会治理逻辑的构成部分，都是政治理性和法制理性的终端责任人，但很遗憾，他们又在信仰属性和道德属性上，一次次不自觉地倒向原教旨，于是，他们不时会流露出对恶的辩护、容让、同情甚至纵容。

这是伊朗乃至整个中东世界，同时作为一个世俗国家和一个教权国家的分裂。

顺便说一句大约是无关紧要的话：刚过去的一个月里，中国网友们最大的爱好之一，是拿着各色头巾cos卡塔尔小王子。

至于女记者的角色，本就比较复合——视点人物、追踪者、动机的提供者和破局者，既是旁观人又是当事人（她的女性身份所导向的对受害者的心理卷入，她自身之前所背负的性构陷，她在查案过程中先后遭遇的潜在的性讹诈与性威胁，以及她将自己作为钓饵诱捕嫌犯的勇敢行为，使之甚至具备了半个受害者的身份），但最关键的是，她提供了故事里几乎唯一一个真正的现代文明视角，一个正常人类价值的视角。

她想要处死的，终于被处死了，但她想钉上耻辱柱的，却被装进了神龛。

人类价值和现代文明在她结尾的离去画面里，四面楚歌。

伴随着手机里正在播放的那个、由孩子们来完成的死亡场景再现，像一部“家用杀人手册”和“请你们像我这样做”的教学视频，充分暗示了那些东西还在嬗递下去，随时准备生产更大的血腥——伊朗电影里好像总会有那么一些“儿童视角”，只是这次实在过于冰凉彻骨、过于恐怖。

这倒也能解释，为什么那几个手眼通天的内线，没有像许诺好的那样营救和释放凶手？也许仅仅是，一个被处死的圣战勇士，更适合充当丰碑与旗帜，更能呼应并唤起更多的原教旨。

围绕着杀手本身，有两个让我印象深刻的场景：

明明有道德洁癖，厌恶每个风尘女子与自己产生的亲密触碰（哪怕只是诱杀之计，可是仍要去卫生间反复擦洗），可当他匍匐在妻子身上耸动交媾时，眼睛却无法自拔地盯向走廊上那具遗骸露出的脚趾，那一刻他得到的，是一种近似奸尸的报复性宣泄？

明明一直宣称自己与正义同在、问心无愧斩邪除恶，明明拒不忏悔认罪、在庭上布道讲经求仁得仁，却到真正面临被处死的绝境时失控，爆发出歇斯底里的恐惧，和“伊玛目帮帮我”的可怜虫般的喃喃祷告。

铺开这些场景的，是大量近距离、不规则的局部特写，感觉就好像，有人在身侧，把视线一直一直地，看入你灵魂里，藏的最深的那个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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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东地区女人只是一种可以传种接代的工具，她们的人性和生命完全是男人的附属物品，是依附在男性身上的饰品，只配丢弃、毁坏、消失。尤其是极端思想盛行的伊朗，男人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和尊严，随意剥夺女性生命，男权的畸形发展，让人作呕，这不是社会的悲哀，这是整个人类世界的耻辱。世界应该反思，为何会诞生这样的变态社会，让孩子的母亲、丈夫的妻子、兄弟的姐妹、爸爸的女儿遭遇如此不公，如果每个既得利益者乐于活在这样的世界里，总有一天会有一股力量将它夷为平地！

今年第75届戛纳国际电影节最佳女演员颁给了一名来自伊朗的并不出名的女演员扎拉·阿米尔·阿布拉希米，凭借电影《圣蛛》，她走了很远才走到了我们面前。

因为和前夫的私密录像带曝光，扎拉遭到了伊朗国内的“荣誉谋杀”。之后几经挫折逃到了法国，甚至因为参与讲述伊朗女性残酷命运的动画片《德黑兰禁忌》的配音工作而背负了“叛国”的罪名。

扎拉说：“《圣蛛》是一部关于女性和她们的身体的电影，是一部充满仇恨、脚、胸部、性的，你不可能在伊朗看见的电影。”

电影的导演阿里·阿巴西同样出身于伊朗，他说：“我想拍的不是连环杀手的电影，而是连环杀人的厌女社会。”

“圣蛛”杀手对妓女的厌恶是整个伊朗社会对于女性厌恶的缩影，在宗教教义的包装下，他们将女性进行分类：妻子和妓女。

妻子是组建传统家庭和完成繁衍任务的工具，而妓女既是对肉欲的发泄也是肮脏不堪的存在，既渴望又厌恶。

而两类女性绝不可以混同，她们之间有一条泾渭分明的界限。

在原事件中，正是因为Saeed的妻子一次误被出租车司机错认为妓女，继而引发了Saeed对于妓女开展的一系列实质性伤害。

作为退伍老兵，Saeedi认为性工作者道德败坏，她们的存在就是对伊斯兰革命先烈的亵渎，死不足惜，其所作所为是为神圣的城市马什哈德清理毒瘤。

在落后的警察制度和父权社会的包庇下，接连杀害了16名妓女的Saeed竟迟迟没有被警方抓住。

女记者Rahimi都能想到警方可以买通妓女从而找到Saeed的下落，但或许是伊朗的政治文化不允许他们与肮脏的妓女有所谓的合作。

最终，在Rahimi的以身试险下，Saeed被当局捉拿归案。

在影片的开头，首位登场的妓女刻意的露出了一半的头发并拉出了自己的一丝鬓角，后来我们明白了这是区分妓女和非妓女的标志。

Saeed的妻子在向丈夫展示新做的发型后，接着就撩起了丈夫的性欲望。

从严密包裹到露出半个头颅，这是Rahimi从女记者向“妓女”的身份转换。

三个场景里，头发好像成了一切淫欲和罪恶的来源。

露出的头发是妓女撩拨男人的放荡行为，严密包裹好的头发则是良家妇女的通行证。

这场以头发作为欲望表征的宗教行为无非是对女性的另一重压榨罢了。

而可笑的是，维护这一套规训制度的不仅有父权制度下的男性主体，更有被禁锢认知和视野的女性同谋者。

Saeed妻子在知道丈夫连杀16名女性后呈现出漠然和平静。

从小遵守宗教教义的妻子将那些街头的妓女和自己的女性身份进行割席。她是用头巾时刻包裹好自己罪恶和淫欲的良家妇女，而那些则是道德败坏露出一半头发引人犯罪的城市毒瘤，自己丈夫所做的不过是维护马什哈德的神圣和纯洁。

从小接受“丈夫就是女人的上帝，要虔诚的为丈夫服务”的思想，无数个妻子们从何处产生“女性命运共同体”的想法呢？

当麦克卢汉关于“地球村”的寓言一步步实现，似乎无数个“妻子”受益于人类现代化的成果即将得到思想解放时，“禁止女性上大学”、“禁止女性外出工作”等匪夷所思的法律法规却真真实实摆在了我们面前。

当各国女星剪去头发声援伊朗女性人权运动，是谁却在吹捧“饺子皮王子”和脱离基本认知的当红女星？

讽刺的是，对女性人权的践踏和猎杀行为不仅没有得到民众的谴责和制止，Saeed的真面目曝光后反而得到了社区男性同胞分外热情的鼓励和支持，更对“圣蛛”行为进行鼓励性继承。

一边是Saeed向大儿子绘声绘色的讲述他对妓女们的杀害过程，一边是大儿子骄傲的在镜头前表示自己要接过“父亲伟大事业的火炬”。

在大儿子重现杀害过程并邀请亲妹妹扮演“妓女”时，我们看到了一名男性杀人犯堂而皇之的在社会和文化的鼓励下对于女性的犯罪行为，而这份暴力自然有一天会轮到今日假扮妓女的妹妹身上。

“杀光所有妓女”本质上是对女性人格的粗暴定性和对底层女性苦难的漠视，在这场猎巫式的厌女运动中，父权制社会掌握了给不同女性定性的话语权力。

今天她是妓女，明天你也是妓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