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大案

171亿6272万元（旧币），足够当时50多万人一个月的饮食并制作一身衣服，如果折合成黄金，171亿在当时可以购买将近一吨。这些数据就是《第一大案》中刘青山、张子善的贪污所得，可以说是触目惊心。在战斗中奋不顾身，于革命里冲锋陷阵，没有倒在敌人的炮火里，却陷落于糖衣炮弹之中，这些都让众人惋惜而可恨。郁郁青山秋泛黄，善用人心负人心。当正义的脚步蹒跚来迟，并最终化作靴城上空两声枪响时，太行山的清风吹进了“保卫大都，安定天下”的古城里，洗清污浊。而“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逐渐兴起与发展，反腐肃贪的执政理念更深入人心。警钟长鸣于耳，公道自在人心。 影片的帷幕已然落下，历史亦翻开了新的篇章，站于今日，回顾过往，一时间思绪起伏，感悟如警醒当头落下。在党的100周年到来之际，庆祝与喜悦是情绪的表达，反省和严肃是理智的思考。我们不能忘记这份思考，不能忘记这段历史，不能忘记这些处于重大决策中的人，因为他们既带给我们经验与教训，也留下了作为人这一充满理性思考者的必有天性，对错之别，常伴于心。

1952年2月10日，随着两声枪响，年轻的“老革命”刘青山、张子善作为新中国第一例贪腐案的首犯被执行枪决。枪响之后，围观的近2万名群众发出了欢呼，几百万群众干部听到了正义的审判。

行刑前，刘青山要求呼喊“共产党万岁”被拒绝，得到的回答是“你没有资格！”委顿于地的刘青山绝望而痛苦的抽搐着。此刻，他的内心或许真实地生发了无限的懊悔，然而，时光无法倒流。

忠诚还是背叛，是电影《第一大案》着力引领我们思考的问题。

影片真实还原了发生在1951年天津地委书记刘青山、专员张子善二人身上的贪腐大案。作为一部反腐题材的影片，剧中人物刘青山、张子善没有被贴标签式的简单处理，而是高度还原、真实展示了两人由内而外的变化过程。

据资料显示，刘青山，雇工出身，1931年参加中国共产党，曾参加高蠡农民起义，有被国民党反动政府逮捕入狱的经历。张子善，学生出身，1933年参加中国共产党，翌年被国民党反动政府逮捕入狱，曾作绝食斗争与卧轨斗争。

应该说，两人都曾经是我们党内“根正苗红”的优秀分子，都在革命岁月中经受了战火的考验与洗礼。也正因此，解放后两人历任各级领导干部职务直至石家庄市委副书记、天津地委书记。

若非两人身居要位，又怎会成为特务组织“青盲”的暗杀对象？

影片展示的重点在解放后，但却用多个闪回镜头让我们看到了往昔英雄的壮举：战场上奋勇杀敌，为保护战友而身中敌枪的青年刘青山；秘密集会上，为唤醒同胞而慷慨陈词的学生张子善……

今昔对比，刘、张二人在领导岗位上所作所为让人更觉触目惊心：窗内领导山珍海味，窗外普通兵士黑馍清汤；起居室阔大豪华，欧式家具一应俱全；衣着华丽，名表靓车；吃饺子要有韭菜味但不要韭菜，以至于炊事员无意冒出一句“刘书记比大总统还难伺候！”；更有甚者，二人借视察工作之名出入红灯区，刘青山甚至吸食毒品不能自拔！

两位我党的高级领导干部堕落至此，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是什么让这两位革命中的英雄失却了坚硬的铠甲而沦为物欲的奴隶？由忠诚而至背叛似乎仅一线之隔，然而，仅仅是一线之隔，一念之差吗？

影片中有一处闪回镜头：少年顺山（刘青山原名）背着破包袱、抹着眼泪离开家乡，他的耳畔回想着母亲的叮嘱“去吧，去找共产党。找到共产党就能吃饱饭，过上好日子。”刘青山找到了，跟着共产党出生入死闹革命，一干就是20多年。

影片后半部分也有一处镜头：特派员陈怀帮问刘青山“我们辛辛苦苦闹革命为了啥？”刘青山两手一摊“不就为过上好日子，现在革命成功了，就该过好日子！”

多么恰切完美的解释，刘青山的聪明可见一斑。然而，明眼人如陈怀帮一听即知，刘青山这是在偷换概念——革命，本是为老百姓过上好日子，现在，革命成功了，“我”就该过好日子。

诚然，追求物质的幸福是人性使然。但是，在千疮百孔、百废待兴的特殊时期，在物质极度匮乏的建国之初，在大批的普通群众还要节衣缩食的年代，刘青山挥舞着权力的大棒，肆无忌惮地释放了他的欲望与恶念。

“老子拼命打江山为了啥？”

“江山是我打下来的，我享受点又能怎么样？”

“我的地盘听我的。”

“我刘青山功大于过，罪不至死！”

一声声狂妄的叫嚣暴露了他内心的隐秘——我为革命付出了，就应该得到享受；我再怎么犯混，也不应受到惩罚，因为我是功臣！居功自傲使他早已抛弃人民，忘却了党旗下的誓言；心存侥幸，让他背离了昔日的革命战友，听不进逆耳之言。难怪国民党特务都认为他们很快就要因为自己的罪恶被人民抛弃。

这所有的一切并不偶然，千里之堤，溃于蚁穴。思想的防线一旦松懈，洪水猛兽便不可阻挡。由忠诚滑向背叛，既悄无声息又有迹可循。信念一旦崩塌，灭亡就在咫尺。

因为，正义的审判终究会来到，不会太早，也不会太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