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着1994

从视角上
小说中我们看到的是活下来的主人公，它采取的是特殊的双层叙事的结构模式,存在着两个叙述者, 因而采用的是双重限制视角,限制叙事可以拉近读者与叙述者之间的距离,使读者更容易有身临其境的感觉,更能理解接受小说人物的内心，但阅读过程比较而言更艰难。
电影《活着》以观众的视角，看到的更多的是“幸存”的旁观、缺乏亲历感，但不会增加观众欣赏影片的难度，而且能以直观的画面和声音冲击人的视听器官传达影视观念。


从主体上
在小说里“命运”是小说的叙事底色，是叙事结构中推进《活着》这个悲惨故事的动因。小说里提到了不少历史事件，可是这些都非推动情节的最有力因素，甚至就全书的主干情节来说这些大多是可有可无的，“人”才是是主体，因而就主体来说，小说是在描绘一个不幸的个人 余华有意识地淡化了人物生存的空间,从文中我们找不到关于人物生活环境的具体地点,只能依稀猜测是在南方的一个小山村,将生命放在一个更广阔更原始的环境下,使整部作品的风格苍凉许多也有力许多。在余华笔下,福贵所经历的生离死别,虽然能感受到时代的背影,却是模糊的,对他的人生遭遇影响不大,作者强调的是一种生命的原生态。
 电影《活着》的叙事暗线电影《活着》却在着力讲述中国“大时代”里一个“小人物”的生活。动荡的中国历史使电影更加政治化，而非是探求“活着”。 因而电影更多的在描绘一叶残酷历史。电影中,人物生存的环境变成了北方的城镇,生命在一个更复杂的背景里呈现,自然比原生的环境多了一些社会和时代的内涵。影片径渭分明地打出了“四十年代”、“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以后……”这样的字样,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知道,这几个数字所代表的那个特殊的年代的时代特征。在影片中,时代的、政治的符号更为突出,作为背景的大喇叭、大字报、大标语随处可见大炮、大食堂、大炼钢铁等意象充斥屏幕,作为寻求生存合法化的“革命的证明”、城镇居民的身份等也经常出现在人物的日常对话中。电影将福贵所遭受的每一次灾难性打击都与时代因素挂钩,把苦难和死亡处理成必然与偶然的结合。


从主旨上：
小说《活着》切合余华期许的叙事内蕴是“人是为活着本身而活着的”。余华力求平静地用重复的死亡来挖掘“活着”的本能人性的意义和人生的终极欲望，即对于“生存”的本能渴求和对于“活着”最本色的享用和满足。
电影《活着》的叙事归宿在电影《活着》中，徐福贵在影片结束时依然生活在理所当然的“有情世界”之中，影片在一片温暖而充满希望的生活氛围中告终，从余华所期许的叙事内蕴来看，电影显然出现了背离。



从情感上
美国华盛顿邮报这样评论小说《活着》的：“《活着》是不失朴素粗粝的史诗，斗争和生存的故事，给人留下了不可磨灭的残忍与善良的形象。” 此处的“生存”恰到好处的描绘了主人公富贵的存在状态。在小说后半段里叙事时间远短于故事时间，特别是凤霞死后，叙事时间的前进明显加快了脚步。故，虽然在故事时间里中间隔着不少年头，但是在叙事时间里，进度非常快，中间铺垫的很少，有种这些人都是奔着死亡去的的感觉，所以会产生悲剧力度强的感觉。正本小说弥漫着一种浓郁的悲凉情感中。
“把艺术还给世界,把世界还给人,把人还给自己”,张艺谋给《活着》定义的主题是“活着的还活着,死去的死了”。影片在反思动荡带给人的苦难的同时，又强调了一种乐观、积极的生活态度，一种生生不息的活着的希望，这具体体现于福贵这一人物身上，经历过困难的他，仍然将生活的信仰传递给孙子馒头，一家人幸福地生活下去，修改了原作中仅剩福贵一人的凄凉结局，这表明了张艺谋对于生活的希望。电影《活着》不是悲观、阴暗的，而是温暖、明亮的，故事的内在情绪是向上的。

从小说《活着》中的由第三人称来讲述福贵的人生故事，到电影《活着》中由第一人称自己演绎故事，是本剧电影剧本的一项重大的改变。要实现这种人称的转变，可行的方式也许有许多种。张艺谋和他的剧组，选择了增加“皮影戏”，这条极有意思的情节线，来成就这个转变。我试从一下几个方面来分析“皮影戏”这条情节线的设置，在影片《活着》中的作用。

首先，“皮影戏”是福贵命运的象征和隐喻。

在皮影戏中，皮影人物被幕后的手操纵，控制，任由皮影戏艺人的双手摆布。这些扁平的，纸状的皮影人物，被配以臆想的唱词，被赋予这样或那样的褒贬含义，被定论为好人与恶人，甚至被无端地崇拜、喜爱，嘲笑或是谩骂。任由历史和人们评说，没有争辩的可能。

福贵，一如众人，在命运的洪流中无处躲藏，被历史的车轮碾成扁平，对自己无常的命运束手无策，只能眼巴巴看着命运之神不断地残忍地揭出人生的谜底，哪怕这些谜底是多么地可怕，也只能坚韧地活着，活下去，为了活着而活着。像皮影人物般，在人生的舞台上戏梦。

福贵年轻时是个败家子，赌钱输掉自己祖上留下的房产，从此一贫如洗，沦落为穷苦人。而颇具讽刺意味地是，那时候得了福贵家房产的龙二，却在文革时代做了福贵的替死鬼，福贵因此逃过一劫；再有，一把刺刀刺破皮影戏的幕景为始，福贵被拉到军队做壮丁，不可能逃跑，没有挣托的可能，福贵的人生轻易地被他人改写，他化作棋盘上的一粒棋子，不再是活物，只是军队里一个符号一样的一员小兵。生与死只一线牵，没有人会在意；又是一把刺刀，挑起散落在雪地上的皮影，福贵被解放军俘虏，开始为解放军唱戏解闷，从此算是干上了革命；福贵在这样无关生死的年代，苟且活了下来，从一个符号般的活物武器回归到活人的状态，回到家乡，和家珍凤霞有庆团聚，福贵终于重新活着了；文革时代，一纸“干过革命”的证明，被福贵和家珍奉若珍宝。要在那段历史里存活，人的命要靠那样的纸来做护身符和通行证；大跃进时代的特殊背景下，有庆死在砖墙下；文革时代，因为红卫兵的轻率无知，和老教授荒唐的死，最终导致了凤霞的悲剧；我们不禁感叹，福贵这惨淡悲苦，起伏无常的一生，就像是一副皮影，被历史和命运的无情地捉弄。福贵虽无法左右自己的人生，却也能一次次坚忍地面对。我为此中蕴涵的人的伟大力量和历史洪流中人们的可悲命运而深深感动。
 
其次，“皮影戏”是福贵这个人物多舛命运的见证，是这段历史的见证，是一位默默无语的讲述者。

青年福贵，在赌场里醉生梦死的丑恶年代，皮影戏是那赌场里的“靡靡之音”，福贵会欣赏，会唱，是时尚和身份的象征。落魄后的福贵，在家珍回家后重新燃起生活的信心和希望，去龙二家借钱谋生计，“救急不救穷”，龙二借给福贵一套皮影戏，福贵——这个昔日纨绔公子哥的命运，自此就与皮影戏紧紧相连。福贵组了戏班，开始靠此营生，开始了日复一日的平淡却安定的唱戏生活，这样的生活却也没能维持多久。是在一次唱戏的时候，福贵又一次被拉进了历史的漩涡——他被国民党拉去充了军。此后，即使是在兵荒马乱年代里，福贵的一箱皮影，也始终不离福贵左右——“借人家的，还得还，以后还指着它养家呢”。福贵一心想着回家，这或许是活下去的唯一的理由。带着皮影，就像是怀揣着希望，心未死。背着皮影盲目奔跑的福贵，很快又做了解放军的俘虏，因为皮影，福贵可以在军营里给解放军唱戏。终于，福贵盼来了回家的日子，他背着一箱皮影，满怀憧憬地回家了。就像人生路上，突然走进了一个岔路口，走了好久地冤枉路，终于又回归正道了。全民大炼钢铁的年代里，家家户户都要把带铁的东西捐出去，不谙世事的有庆险些葬送掉福贵的一箱宝贝。福贵在炼钢的工地上为全镇的人唱戏，有庆恶作剧给他送去加了醋和辣椒的茶水，接着喷茶，哄笑，追打……虽然炼钢一事荒唐可笑，但在这样的场面里，却也丝毫没有防碍本片展现它难得的一幕温情脉脉的场面。后来的一天，福贵正在戏台唱戏，这时，得知有庆出事的消息，有庆死了，福贵生命中又一次沉重的打击。文革时代到了，虽然福贵仍然与时俱进地提议建立毛泽东思想皮影宣传队，来全力保住“旧时代的”皮影戏，但终于没能成功，皮影戏在福贵家的火盆里化为灰烬。至此，皮影戏似乎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其实不然。在影片的结尾处，福贵从床下拖出空空的皮影箱，让馒头把小鸡们放在里面，然后开始给馒头将那个古老的故事：小鸡长大了就会变成鹅，鹅长大了就会变成羊，羊长大了就会变成牛……皮影箱，这个曾经盛满了希望的箱子，如今又以另一种方式盛满了希望。

再有，“皮影戏”是全片故事的线索，穿针引线般将福贵的片断的人生故事串连起来，成为一个和谐统一的整体。
 
福贵的人生起起伏伏，充满了戏剧般的色彩。青年时代的他是富家子弟浪荡少爷，直到赌博输掉全部家产，妻离子散，落魄为贫苦人，跌落到人生第一个低谷，是他人生中的一个重大挫折，也是第一个重要转折点。此后壮年福贵开始以皮影戏维持生计，直到被拉去充军，过了一段颠沛流离的生活，这是他人生的第二个重要时期。中年福贵回到故乡，和家里的亲人团聚，共同经历了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经历了有庆的意外死亡，皮影戏被焚烧，凤霞出嫁，凤霞的死，馒头的出生……直到暮年。福贵人生起伏跌宕，但都是通过“皮影戏”这条线索来串连，使福贵人生中的原本独立的篇章自然而然地连贯成一体，让我们看来天衣无缝，浑然不觉中，以为自己用131分钟就读完了一个人的整整一生。

最后，“皮影戏”较之原著中的“农耕”，更加的电影化，更便于创作人员用丰富的电影视听语言来表达和诠释原著的精髓和精神要诣，也给了电影创作人员更大地二度创作地空间。而从受众的角度看，观众也是这一改变的受益者。这样的改编，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忠于原著的。

《活着》的原著小说中，福贵是生活在农村的，落魄之后就靠种地拿工分来维持生活，第三人称的“我”作为故事的讲述者，是在农田边遇见正赶着老牛耕地的福贵老人，也是在农田边与老人福贵聊天，从而一点点地了解了福贵悲苦地一生。这样的叙事手法在文学体裁中完全可行，然而在电影中却不然，如果只是忠于原著，福贵是地道的农民，守着土地，日复一日地耕种，这样的农耕生活表现在电影中，除可行性很差以外，将显得拖沓平淡，枯燥乏味，从风格上讲，似乎更适合记录片式的电影。总而言之，一味地忠于原著中作者对福贵的人物设定，将不利于电影化的表现人物，即不利于用电影独有的，视听的语言来表现人物。

电影《活着》中，福贵一家生活在城镇，落魄后以皮影戏这种职业为生，也是合情合理，情节发展一气呵成，顺水推舟般自然。

另外，除以上分析的加入“皮影戏”的优势外，皮影戏本身也是一种独特的绕有韵味的民间艺术形式——光影下，纷繁灵巧的皮影人物频繁动作，配以磅礴高亢的秦腔和铿锵紧凑的鼓点，本身就具有很强的艺术性和观赏性，这种人物身份的成功置换，使得全片的基调深沉浓重而不沉闷乏味，是对现实生活的表现而非再现。所以，把“皮影戏”运用在电影《活着》中，极大地增加了电影的观赏性和美感，起到了锦上添花的作用。
    
    

什么叫活着,为什么要活着？
电影《活着》讲述了在中国时代变迁背景下福贵的一生，他经历了富家子弟的纨绔时期，他的一生遇到了国共战争、大跃进、文革、疾病等等,同时他的一生也不断看着家人逐个离去……经过了一次次死亡的考验,我们看到的福贵以一种超脱的姿态活在世上,没有怨天尤人,没有寻死觅活,他心里的亲人都陪伴在他的回忆里,继续着努力的活着！
这部电影很长，整个观看电影的过程我反复思考“活着的意义”,久久不能从电影里脱离，最后用副标题这句话“活着就应努力，因为你还活着”，人只要活着,对家人,对朋友就是安慰,就是支柱。以前老是瞧不起"好死不如赖活着"这句话。但是现在我觉得这句话是先人通过平凡但不平静的生活经验总结出来的。有无奈,有希望,有努力,有生生不息。
第一次感觉到活着好是在福贵被抓丁,国民党大撤退。全场战友都被打死了,冻死了。福贵只想跑回家,看看家珍和孩子。第二次心里喊出活着,是在龙五被枪毙的时候,福贵吓得尿了裤子。第三次是有庆死了,被春生撞死了，后来春生被打成反革命,要自杀,来找福贵道歉,临走时，家珍嘱咐他，“春生，你还欠我们家一条命哪，你可得好好活着！”„„令人感动的质朴的感情,心地善良的中国农民。他们没有很好物质和精神生活,却有最纯朴和实在的心地,造化弄人,命运来临的时候,却别无选择,只有接受。
张艺谋拿了一个讽刺的笔,给我们展现了一个个生离死别,风风雨雨的那个时代的农民家庭。这里没有控诉什么,没有要反抗什么,没有埋怨什么,中国最被人看不起的农民默默地在那个时代里承受着一切,努力地过着自己的生活。就是被很多人痛骂的文革时期还有和蔼的村长,全家烧水,演皮影戏的快乐日子。虽说这个故事是虚构的,但是我相信他的真实。
影片结尾，福贵对馒头说，“你是赶上好时候了，将来这日子就越来越好了。”
《活着》没有告诉我们悲惨的命运,里面的一次次死亡和不幸,没有使我们看到绝望,相反每一次都告诉我们一定要好好活着,认真的活着,因为这两个字很重要。

艰难岁月不忍弃
—“活着”影评
（新闻 许小羽 17140140）
由张艺谋导演、葛优、巩俐等主演、1994年出品的《活着》是一部非常重要并且值得看的电影。该电影根据余华的同名小说《活着》改编，改编的幅度较大，但不论是小说还是电影都受到了较高的评价，因而也是将电影和文学作品关系处理较好的范例。该电影曾获戛纳国际电影节评委会奖和男演员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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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演张艺谋是“五代导演”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所执导的电影具有集民族文化、社会思考、文化寻根和电影创新于一身的特点。他不仅善于赋予作品浓烈的历史感和生命感，让其主题具有耐人寻味的意味，同时摄影专业出身的特点让他对电影语言、画面和空间调度的把握十分准确，他早期的电影一方面具有优秀文学作品的深度，同时又不失作为电影本身的可观赏性和画面感。在拍摄《活着》之前，张艺谋已参与《一个和八个》摄影，执导《红高粱》、《大红灯笼高高挂》等优秀作品，屡次获得国际大奖同时在中国电影史上产生划时代以意义。最初张艺谋选择余华的小说来拍摄，是因为这个题材正符合他想“向过去的自己挑战”的愿望，而在看中《河边的错误》这篇小说后想有对作者更全面的了解才进而接触到《活着》并被打动。在决定拍《活着》之后，花了近半年的时间和剧组主创人员讨论故事、人物、影片结构和语言，最终确定下来用最平常的方法讲述一个平常家庭的故事。可以说由张艺谋导演《活着》是给了该作品二次生命，张艺谋对作品的理解很到位，对于主题、历史背景和文化状态的考虑也是全方面的；最为可贵的是他又跳出了文学作品的限制，注入了自己的具有电影视听特色的想法，同时也结合了当时所处的社会环境及受众需求，对作品的改编是合理且耐看的。这一部电影的长时间遭禁，恰恰又是张艺谋有想法有魄力无所畏惧的又一有力支持。

葛优饰演的福贵最初是一个嗜赌如命的纨绔子弟，被倪大宏所饰龙二设赌局输光了家底，其老爹被活活气死，其怀孕的妻子家珍（巩俐饰）带着大女儿凤霞离家出走，一年以后又带着刚出生的儿子有庆回来了。福贵从此洗心革面，靠着母亲变卖首饰的钱租房住下，并借来工具和同村春生（郭涛饰）一起靠皮影戏为生。眼见日子日渐安稳，却被国民党军队抓了壮丁，经历了从死人堆中爬过的体验后糊里糊涂成了共产党的俘虏，为解放军唱皮影戏，后平安回到家中。母亲已逝，女儿凤霞因病变哑。日子清贫却也安稳，可随后儿子有庆被大跃进中当上区长的春生不慎开车撞死，一家人悲痛欲绝。文革时春生遭到迫害，妻子自杀，想要将积蓄全部交给福贵，福贵一家原谅了他并嘱咐他好好活着。日子在平淡中过着，后女儿凤霞认识了忠厚老实的二喜，两人结成良缘，生活本应幸福美满，女儿却在生子时难产而死。凤霞留下的儿子叫馒头，聪明可爱，和姥姥、姥爷、爸爸一起生活。影片在福贵说着将来的日子会越来越好中走向结局。这样平凡的一家人看似平淡的生活和当时复杂的社会环境紧密相连，经历了“三反五反”、“大跃进”、“文革”等特殊时期，人物的命运也是充斥着波折，每一次以为就可以平静安稳过下去时总会有厄运不期而来，可每一次厄运席卷以后又总是要坚强地继续活着。电影中对小说进行了较大的改动，小说最终馒头吃豆子撑死，二喜在工地上意外死去，家珍因病去世，只剩下福贵和一头牛相依为命；而电影将馒头吃豆子撑着的情节嫁接成为被批斗的王大夫因长期没吃饭一口气吃了七个馒头又喝水撑坏，凤霞不得有效救治而后惨死在红小兵护士们的眼前，虽处处可见紧紧围绕原著，而最终的结局却是变成了福贵和家珍、二喜、馒头环坐一周吃饭的温馨场景，嘴中所说“赶上了好时候，日子会越来越好的。”却也将小说里人物所具有的顽强不屈的精神表现出来。完全不同的结局，可以说甚至是一悲一喜，却表达了同样的意味，这种巧妙让人不由地称赞导演对于作品的感悟力和最终的表现力的结合之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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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员巩俐、葛优等的表演很是到位，尤其是以痛失儿子有庆为例，见到儿子尸体时葛优所呈现出的作为一个父亲的那种不愿相信，不停让儿子“起来”、“叫爹”的表现，以及巩俐表现出的歇斯底里不顾一切的痛哭，都将平凡生活中遭受的巨变后的痛苦呈现得十分生动。每一次的打击之后，家珍和福贵都像是苍老了一大截，巩俐和葛优的表演让人不自觉跟着他们的痛而痛，跟着他们的欣喜而欣喜，那种大难以后还得顽强爬起来的无奈与坚持，都通过他们的表演呈现出来，最后苍老的福贵说着“越来越好”时眼里的光芒，至今仍在我脑海里闪烁。还有很多配角的表演，例如福贵的爹在欠债后来收房产时“龙二，我们徐家这院房子，还能还得清福贵欠你的赌债吗？”“能、能、能”“那就好，那就好。赌债也是债，自古以来没有欠债不还的道理。今天大家都在，就按老规矩办吧。”这样的一份面对灾难时的隐忍都在这表面平静的话语里表现了出来，而内心的痛苦又在看着龙二画押时偏向一侧的头和紧闭的双眼传递了出来。微小的动作表达了无尽的含义，每一个演员的表演都很令人称赞。其中的主演巩俐出演了张艺谋导演的很多电影，成为媒体和公众聚焦的对象，“谋女郎”是赋予她们的又一高度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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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完电影给人的整体感觉是被笼罩在一卷黑色的篷布之中，而这张蓬布又有多处破损，零零星星从破损处可以透入明亮的光束。这群生活在特殊时期的人的生活是艰辛的，厄运好像从来都没有离去，生活里充斥着黑暗的色泽。然而不得不说他们又是顽强的，任尔东西南北风都不曾向生活妥协，那“会越来越好的”眼里闪烁的光啊，是会蔓延成大把的光束啊，在黑暗中照亮他们的生活。纵使是艰难岁月，也要顽强地活下去。

这部电影将文学作品和影视作品的关系处理很好，同时也具有史诗般的特性，是非常重要的电影；同时其种人物的经历给人心灵带来无限的触动，人物的品质带给观众无限的精神鼓励，这又是一部非常值得看的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