镰仓殿的13人

直接关系

坂井孝一《承久之乱》、元木泰雄《源赖朝》(江苏人民出版社）

下向井龙彦《武士的成长与院政》、山本幸司《源赖朝与幕府初创》（文汇出版社）

吴座勇一《古代日本的战争与阴谋》（广东旅游出版社）

大背景

网野善彦《日本社会的历史》（社科文献出版社）

网野善彦《 日本历史上的东与西 》（社科文献甲骨文）

高桥昌明《日本武士史》（社科文献甲骨文）

村井章介《日本中世的内与外》、（社科文献甲骨文）

桃崎有一郎《京都的诞生》、 （社科文献甲骨文）

如果说15集开始小四郎逐渐黑化，那36集就是真的“坏掉了”。之前的小四郎一点点染黑，但他还在挣扎，稍微有些光照下来，他就试图抓住，让自己不要完全堕入黑暗。畠山死后，小四郎大概是真的对这个世道无慈悲了。虽然小四郎也是一肚子阴谋诡计的货色，但他这次是真想救畠山，没想到还是没救下来。畠山嘴上说都怪听信小四郎才落得如此下场，但最终还是没有杀掉小四郎，那个笑大概是说，知道你没有害我，希望你记得我们之前的对话，为我报仇，你知道该找谁复仇的 / 在权力的漩涡中，每一个人的嘴脸都变得愈发狰狞可恶，父子姐妹老友，通通都翻脸背刺，唉 / 判官九郎义经终于还是死了。打舅这个版本的义经刚出场那会儿我是很不满意的，总觉得又丑又猥琐还很神经质，但是随着剧情的发展，我觉得这就是真实的义经。谢谢打舅的演出。直到最后，义经还是太过于轻信他人啊，谁说你死了之后奥州就会安全呢？千错万错，你身为源赖朝的嫡系弟弟就是错，千罪万罪，在权力的斗争中怀璧其罪 / 小四郎开始黑化了…好难过…真希望大家能永远停留在15集之前 / op好听，非常激昂！小栗旬演技还挺好的说实话

歌颂执权者的剧；沃尔特·H·怀特最终吐露自己就是喜欢制毒，享受由毒而来的所有利益，这个剧的每个执权者每次行凶前后总一遍遍重复“我是为了镰仓”，编剧和导演等只会给官家背书不亏心吗。

信浓前司行长编著的《平家物语》里，百姓尚会戏谑平相国装神弄鬼，现代人拍的《镰仓殿的13人》，北条家一次次引战征兵，拆百姓的房挡箭、渡河，因此贫苦的百姓得了北条家施的一点米粮便感激涕零，是不是太没自尊太愚昧，还用自家死去多少人被毁多少房安慰执权者——被牺牲者是怎么有如此舒缓的心情主动安抚罪魁祸首的，被北条家指为叛乱的都灭门了，源赖朝一脉的河内源氏也被北条家清除绝嗣，可姓北条的谋乱不论男女却都好好活着，这样的结果难道当时的百姓完全不知晓吗。

要歌颂执权者挺不容易，一部《御成败式目》也要特意提一提，但裁判公平，是对大家都有好处，这个大家当然也包括为抓牢权利杀生无数的北条家。

整部剧都没有提过为什么武家要坚决反公家，这让剧末北条政子的演讲没有说服力也缺少坚实的根基，而“承久之乱”，即公家与武家的对决却是关键之争；整部剧的人物不论主次大多单薄零落，主角每次镇压叛乱同时也曾是一起反公家的御家人，每次台词都是“为了镰仓”，跨度十几年间的人生仿佛只是重复复制，这部剧只有一个源实朝还算塑造完整。

剧末，主角提到自己杀死的13人，这13人的老婆孩子不是人吗，HBO的《罗马》里，大臣直言凯撒是人不是神，《镰仓殿的13人》的编剧和导演，难道不能直面死去的13家、执权者们的残忍吗。

刚看了个开头，编剧担子很重，后面不强行升华就加星。

如今影视题材如此匮乏嘛，站在正派的角度拍一遍，再站在反派角度拍一遍。 大泉洋出演源赖朝，这是准备扮丑还是颠覆我将军英明神武形象？小栗旬出演北条义时，如何一本正经阐述自己的大义，如何打动观众，如何告诉大家老夫做个野心家一把辛酸泪。

还真是期待，司马昭从哪个角度能翻案，比司马昭更甚的北条义时又当如何？希望讲大义不要讲的让我觉得尴尬。

01 被误导的「武士道」

说到日本武士，外国人都有以下类似的认识：一方面认为武士是重利轻义，毫无节操的战士，另一方面又認為江户时代后的武士受到日本化的朱子学影响，逐渐洗刷过往的“不良”风气。變為“绝对的忠诚”、“耿直”和“一成不变”，成為日本“武士道”的核心和基本形象。

但这不过是个误会。20世紀初新渡户稻造寫作《武士道》，本是為向西方世界宣扬日本文化的精髓而写的宣传作品。严格而言，書中完美道德品格只是理想产物，不少传说和文学内容，更是主要用以证明日本“武士道”与欧洲“骑士精神”難分伯仲。

另一个讓誤導大眾的名人是福泽谕吉。福泽在多部著作和文章中一方面强调日本必须摆脱江户时代为止的封建门阀制度，另一方面又高频率地强调“武士气风”的重要性，更曾扬言“武士道乃日本民族气质的体现”，试图将武士道升华至跨时代的精神理念。

新渡户稻造

福泽谕吉

那麼，“武士道”或者“武士的气风”所指的具体是什么？对日本社会、时代和思想的变革过程和各时代的特性，過去存在过于单调和表面的理解。有必要摆脱宣传和粉饰的束缚，重新通过史料来了解“忠诚”这个古代日本武士重要的精神。在这里集中说明一下战国时代前后的情况。

02 「下剋上」的原本含義

首先必须对“以下犯上（下克上）”这个堪称日本战国时代的代名词予以澄清。

誠然武士中的确出现有不少叛乱事件，但在江户时代以前的日本社会里，谋叛行为十分普遍；上至天皇，下至领主层都是受害者。换言之，战国时代武士领主的以下犯上在日本历史里，绝非特别极端的情况。不僅如此，“下克上（以下犯上）”这个用词本来也并非由武士所创，更非用来形容武士内部的政治斗争。該詞原先是由京都贵族用以指代当时趁乱对抗领主统治的上层百姓。

真正的下剋上來自底層

对京都贵族而言，武士问题早已习以为常，毫不在意。但其手底下的百姓们公然抵抗自己，影响自己的生计，才是更为切身和紧急的大问题。因此，“下克上（以下犯上）”的主体不是武士，而是在那个时代自主意识越来越强的百姓。他们结合不同的阶层（包括低级武士等）公然对抗贵族和武士领主的管治，要求更多的自治和宽待。

03 战国时代前的主从关系观念

那么，究竟古代日本的武士是怎样理解主从关系的呢？

在平安时代（公元八至十二世纪），一批批血统高貴（他们大多是天皇和贵族的后代）、以军事为业的豪族在日本各地成长起来。在当时，实力较弱的豪族基于不同原因，将自己的名字写在纸上，呈交给更有力和可靠的豪族之长，作为自己甘愿投靠和寻求庇护的象征。这种文件称为“名簿”，奉上“名簿”被视为愿意成为对方家臣的重要手续。

在此之後，除了出于利益和安全的考虑，宗教的力量也为包括武士在内的各个社会阶层建立和维持人际关系提供了重要的思想依据。在当时，深受佛教思想的影响（儒学只属副次地位）的日本，人与人之间建立关系被称为“契（chigiri）”。

不少书籍翻译“契（chigiri）”为“契约”的意思，严格上来说这是不够精准的。在人与人建立人际关系的时候，“契（chigiri）”并不完全等同于近现代“合约（contract）”的意思，更贴近“誓约”和“缘份”合一的一种行为，是佛教思想上因缘宿命的安排。

而且，当时的日本人认为不同关系的结合是由不同程度的宿命影响而成的结果。亲子关系是“一世之契”，夫妻关系是“二世之契”，而主从关系则是最珍贵的“三世之契”。也就是说，两个人或者两个家族结成主从关系，是三辈子前就结下的宿命和缘份，是超越轮回因果的强大羁绊。

日本鎌仓末期至室町时代成书的著名文学作品《义经记》卷二“伊势三郎初成义经臣下之事”里，描写一名伊势义盛的武士辛苦寻觅下，终于见到主人公源义经，并且希望成为他的家臣。他说：

“今天终于能与您（义经）相会于此，想必是（我俩的）三世之契之故，也是八幡大菩萨（注：源氏和武士的守护神）安排下的结果。”

《义经记》在当时以及战国时代均是脍炙人口的读物之一，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和影响了当时及以后的日本人的思想。以“三世之契”观念为前提和理想的主从关系在往后的数百年内依然发挥重要的作用。

以《义经记》为蓝本的水野万年《伊势三郎御曹子健参之图》

当然，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义经记》这部分描写的是理想和理念上的主从关系。实际上因为各种矛盾和恩怨，各种主从关系出现裂痕，甚至兵刃相见的情况在日本历史上不胜枚举。

04 家臣的逻辑

日本自平安时代末期（公元十二世纪末）起，战争時斷時續，武士面对彼此势力交替的同时，其他社会阶层缓慢流动，部分出自农村和城镇的有力民众成为武士领主的下级家臣。武士领主也因为维持领地稳定和发展的需要，积极吸纳新兴力量来协助统治。对他们来说，加添这些来自武士以外的“新血”作为家臣，单靠“三世之契”观念来支撑并不足够。武士领主以及那个时代的社会需要新的理念补充和稳定这种新的结合形态。

除了上述的宿命论（“契”），武士社会通过保障家臣权益和保护（“恩”），以及借用中国儒学的人伦关系理念来加强家臣提供服务和忠诚的必然性（“义”）。此外，他们还通过制定可视化的讲仪来维持上下关系和家臣间关系平稳（“礼”）。

在镰仓末至室町时代，来往中国（元、明两代）的日本禅僧积极地导入中国古代儒家思想，刚好为当时需要将国家从内乱状态（史称“南北朝时代”）进行拨乱反正的室町幕府提供新的指导思想。战国时代中期成书的故实书（注：规矩礼仪的教科书）《宗五大草纸》里便提到：

臣尊主君，子孝父母，弟从兄长，幼敬耆老，上不轻侮，下不作乱，名为礼也。

这种强调各安本分，各守本职致使家中不起乱的道德思想比上述的“三世之契”更为具体和富有政治味道。

此外，除了家臣与主君之间的君臣主从关系，家臣与家臣之间的地位差异是另一个维持秩序井然的重要关键。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发挥作用，那就是“谱代”之臣。

所谓“谱代”，就是数个世代都侍奉同一个主家的家臣，也就是世袭化的家臣之意。由于代代侍奉主君的家族，“谱代”在家中的地位和在主君家族心目中的亲近程度自然比刚加盟的家臣要强得多。世代相随的忠义换取较高的地位和政治资本，获得主君的信任和敬重，甚至忌惮。

譜代的做法延襲到了江戶時代

在重视羁绊和血缘的封建时代，对诸侯来说，父祖辈世代以来便一直侍奉左右的老臣子们和血浓于水的同族兄弟远比如同走马灯一样来去匆匆的新家臣更值得依靠（当然，结果分道扬镳、兵刃相见的也不在少数）。

“谱代”家臣是武士领主最重要的核心力量，因此占据家中政治和军事要职。作为等价交换的条件，这些世代侍奉主君的家臣们肩负与主君家共存亡的义务和责任。所谓

既是谱代相传之士，主家盛则共荣，主家灭则共亡，是为生死与共之士也。

然而，这种跨越世代的情谊并非绝对的。与后来江户时代着重强调臣子绝对忠诚不同，室町战国时代的武士社会强调恩和义的同时，讲求一定的先决条件。特别在兵荒马乱的战国时代，家臣奉公的目的已然不再是纯粹为了报效主君的恩情。身为武士的荣誉、自家的安泰和家族的发展同样重要，甚至在极端场合里，报效主君家世代的恩情也不过是家臣们保家安泰的手段而已。

战国时代毛利家的老臣志道广良教导主君毛利隆元（毛利元就之子）君臣关系的重点时借用《荀子》的典故。他提到君臣关系犹如“舟”和“水”，即所谓“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没有家臣（“水”）的支持和协助，主君（“舟”）也难有作为。

靠着一代英主毛利元就的带领，毛利家以一介中小领主起家，在短短三十年内一跃而成为当时西日本最强大的诸侯，各方领主出于利益和安全考虑，先后归附。

然而，毛利元就心中十分清楚，一旦家族的运势由盛转衰，万人敬仰的盛况将发生一百八十度的巨变。他曾告诫自己的继承人毛利隆元说：

“眼下没有多少家臣真正觉得毛利家很好，只要我家出现颓势，他们便会自作打算。”（《毛利家文书》）

毛利元就

随着时代的发展，主从关系的观念在战国时代已然出现变化。从家臣梦想追随命中注定的理想主君，慢慢演变成主张君臣关系不过是相对的概念，家臣是支撑主君家族的支柱，既可以是命运共同体，也可以在个别情况下袂别，各走东西。

05 战国大名的手段和主张

面对人心向背运转不定的乱世，战国大名们如履薄冰。不仅要好好经营，不至于掉失家业，落得身败名裂的结局，大名们也得在人才管理和理念上作一番思考并下苦功。

早在室町时代初期，当时的幕府管领（第二号政治人物）斯波义将（1350-1410）写给子孙的家训《竹马抄》里提到那个时代（公元十五世纪初）各家家臣侍奉君主的现象。他批评道：

关于家臣侍奉主君之事，现在的人们（一家之臣）认为必先蒙主君之恩，然后才愿意尽心奉上自己的忠义和贡献。我认为这实在是太消极了。现今世上最重要的是主君的恩德，不少人却把它忘记了，继而对现世和主君心存怨恨，这实在让人感到不快。

作为位处权力顶端的人，义将的批评自然出于自身作为人君的角度出发，对眼前不少家臣视利益高于道义的现象感到不满，希望臣下能够以义为先，回报君恩。但反过来说，义将的不满反映室町时代的武士社会正面临着重大的转变。在现实上，室町时代的武士家臣不再强调《义经记》里的伊势盛连重视与主君的缘分和宿命，而是认为主君有恩于己在前，自己奉献在后。主君的恩情和实力的强弱逐渐成为家臣“择主而侍”的重要标准。

斯波义将

面对家臣们以利、以安为先的要求，主君一方面努力响应，同时也积极作出反制措施。室町末期，成功在混乱的应仁文明之乱（1467-1477）闯出名堂的著名诸侯朝仓孝景（1428-1481）在家训里便提出重大的主张：

于朝仓家不设宿老（注：世袭宰臣），惟依家臣的器量和忠诚而用之”

换句话说，孝景要提拔有能力、忠于主家又无权无势的下级家臣，对抗那些借着世代侍奉主君家，得以居于高位的世代老臣家族。在战乱之世，人才辈出，主君（战国大名）为了保护领地，必然要继续吸收人才，同时也必然面对汰旧换新的情况。

朝仓孝景

当然，这不代表他们已然舍弃羁绊和情谊，而是在现有的羁绊和情谊之外，另外跟其他人士缔结新的主从关系。

家臣之间既会为了利益合作，也自然会为了利益而相争。战国大名的驭下之术的关键便是怎样利用和摆平家臣的结托和矛盾，分而用之，主持正义。此外，还得带领家臣们抵御外来的威胁，共同解决共通的内部问题，如天灾、领民反抗、疫病和经济流通。

家臣要求主君足够强大去解决这些问题的同时，主君也适时提出等价的要求。比上述的斯波义将更进一步，战国时代的大名们积极要求家臣们表忠，而且不可违逆。

著名的战国大名武田信玄（1521-1573）曾经要求二百多名上、中级家臣写下誓词，其中第二条便提到：

绝对不可对信玄大人做出反逆谋叛之事。

“纵他者对信玄大人和武田家有异心，我等必定奉守跟前，毫无二心。

生岛足岛神社文书里收藏的武田家臣誓词

要求家臣团结一致对内与外的困局时，信玄认为家臣保证不对自己有任何歹念是必不可少的重要一环。虽然在日本古代，通过对神明起誓来强制他人作出保证并不十分有效果，但是将这要求以誓词的方式明文化，却突显了那个时代家臣的忠诚不再是宿命、缘份，也并非家臣意念之间的抉择，作为最大得益者的主君也以积极的姿态灌输“忠诚”的重要性，抵消家臣“择主而侍”和互相结托的问题。

武田信玄

在战国时代，武田信玄等战国大名通过神明来要求家臣表现忠贞，是非常典型的手法。纵使效果不能说很高，但作为人所共知的“铁证”，对原本蠢蠢欲动的家臣而言，仍然有一定的阻吓作用。

不过比起他们，织田信长却更加激进和明目张胆。他在一五七五年写给重臣柴田胜家（?-1583）的命令书的最后一节明确提到要求家臣忠诚的思想：

不论何事也要按我（信长）要求去行事。但是，如果心里觉得我的要求有问题和不合理，也不可巧言令色，阿谀奉承。若有必要陈情，我将按其道理，听取要求，然后作出判断。总之不论怎样，你们必须崇敬我，不要在我背后阳奉阴违，不能明目张胆地忤逆我的旨意。如果你们能做到这些的话，你们自然长久得到神明保佑。

显而易见，信长对家臣的要求和背后的逻辑比信玄的更为明显和大胆。将家臣的忠诚绝对化之余，更将对自己的忠诚和家臣的身命安泰牢牢地绑在一起。换句话说，就是信长获得神明的加持，忠于信长便会得到神明的保护。同时代见过信长的Jesus会传教士弗洛依斯曾回忆说，织田家的家臣都敬畏信长，信长生气的时候，家臣们都面流冷汗，不敢直视。

織田信長

信长要求家臣绝对忠诚，背后结合了宗教和道德伦理的思想，要求的严格程度超过同时代的其他对手，同时给予后继者丰臣秀吉和德川家康重要的启示，为后来江户时代统治者自奉为神明的政治思想做出示范。

总之，古代日本武士的形象跟《武士道》和影视作品里的武士形象相去甚远。日本古代武士的忠诚观念由宗教的宿命论，到后来加添儒学伦理概念的混合体，从强调单方面的忠诚发展到结合互惠互利的双边关系的条件。对于古代日本武士来说，忠诚观念并非一成不变，而是一直受到日本各个时期的社会发展和价值观演变的影响，增添新的元素。要更好地深入了解日本文化里的忠诚和主从关系，有必要进一步对日本古代文化进行探讨和认识。

本文為轉載，原文鏈接：//mp.weixin.qq.com/s/TLJipUC97bh_baWSVUTmmg

西田敏行——心系中国的日本“猪八戒”

作为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西游记》在电视问世后的这几十年间一次又一次被改编为剧作搬上荧屏。而作为善于活跃气氛的活宝，作品中的猪八戒这一角色自然深受观众们的喜爱——

在日本，有这样一位“猪八戒”，他心系中国，长年来不顾来自右翼势力的诽谤中伤乃至威胁恐吓，秉持良知、操守与胆魄为曾在侵略战争中蒙受深重灾难的中国仗义执言；他还自掏腰包，三十余年如一日地坚持出资助力日中文化交流协会承办中国电影/音乐/曲艺/书画等各类文艺形式在日本的表演/展出活动，以促进更多的日本民众接触了解中国文化；汶川地震、新冠疫情等灾难发生时，他也有向被他视为“因缘之地”的中国伸出援手、捐赠款项 ——

他便是1978年日版《西游记》中猪八戒的扮演者——当今日本主张护宪・反战的进步文化人的代表人物、日本著名对华友好人士西田敏行先生。

护宪旗手・反战先锋

出道至今已有半个多世纪之久的西田敏行先生现任日本演员协会理事长、日本电影学院奖组织委员会副会长等职务，因长年活跃在演剧界所成就的巨大功绩而被授予了紫绶褒章、旭日小绶章等多项荣誉。

西田敏行先生

在被赞誉为“日本电影界的颜面”“日本演艺圈的大御所”“大河（剧）帝王”“稀世名优”的同时，敏行先生也是当今日本主张护宪・反战（即：拥护日本国和平宪法第九条、主张日本应当放弃战争力量并永不参战）的进步文化人的代表人物，以及与中国之间有着深远渊源的、当代日本著名对华友好人士。

护宪宣言

母亲的教诲

多年来，敏行先生不顾日本右翼势力对其人格名誉的诽谤中伤乃至生命安全的威胁恐吓，在公开以及私下等各种场合积极发表进步言论，反对首相参拜靖国神社、抵制右翼政客的修宪提议、敦促政府正视历史并就曾经发动侵略战争给周边国家带来深重灾难的事实反省谢罪。

接受日共机关报《赤旗》专访——“战争万万要不得”

母亲的教诲

由于工作上的需要，敏行先生经常要与大量陌生的群众演员近距离接触，随时都有遭受可能混入其中的极端右翼分子不法侵害的危险，即便如此，先生没有选择置身于安全的国度、而是在群敌环视的日本本土奔走呼号，没有躲藏在匿名的网络背后、而是光明磊落地以实名发声——如此的操守、良知与胆魄，值得尊敬与钦佩。

“和平呆子有何不可？！”

福地・中国

西田敏行先生与中国之间的渊源由来已久——在他刚刚降生之时，父亲寄望幼子将来成为两千多年前的中国古籍《论语・里仁》中所描述的“讷于言而敏于行”那般的君子，便为他取了“敏行”这个名字。

童年照片

在敏行先生的心目中，中国是与自己因缘颇深的“福地”：

1978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改革开放政策实施。这一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广播事业局的协力下，日本电视台台庆25周年纪念作品《西游记》成为了日本电视剧历史上第一部实现在中国实地取景的划时代意义的作品。由于在这一版《西游记》中精彩演绎了猪八戒这一主要角色，敏行先生一跃成为日本家喻户晓的当红明星（注：这部剧曾在BBC等电视台热播，敏行先生也因此收到过很多来自欧美粉丝的来信）。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纪念作品《西游记》（1978年版）剧照

80年代中期，敏行先生第一次来到向往已久的中国，他随取材团队从北京出发，走访了昆明、大理、丽江、石鼓、成都、康定、理塘、巴塘等地，攀爬了海子山、玉龙雪山、梅里雪山等数座山峰，并跨越金沙江进入西藏自治区，一路上顽强克服了高原、低温、缺氧等重重困难，出色地完成了富士电视台《日中国交回復15周年記念　中国大秘境　世界初公開！〜幻の西域〜パンダと西遊記の里》这一纪录片的拍摄工作，在当时堪称“惊人的壮举”。

在云贵高原

在金沙江畔

不久之后，敏行先生又主演了“中日邦交正常化15周年纪念影片”《敦煌》——这部作品在第12届日本电影学院奖中斩获了最佳作品、最佳导演、最佳男主角、最佳摄影、最佳照明、最佳美术、最佳录音等多个奖项，成为那一届学院奖上的最大赢家，而敏行先生也正是凭借此片在役者生涯中第一次摘得号称“日本奥斯卡”的“日本电影学院奖”之影帝的桂冠。

中日邦交正常化15周年纪念影片《敦煌》截图

由于上述种种经历而极其珍视与中国之间的情缘的敏行先生在1987年加入日中文化交流协会，此后至今三十余年如一日，坚持自掏腰包、出资助力该协会承办中国电影/音乐/曲艺/书画等各类文艺形式在日本的表演/展出活动、以促进更多的日本民众接触了解中国文化；此外，2008年汶川地震、2020年新冠疫情等灾难发生时，敏行先生也都有通过该协会捐赠款项，向他的因缘之地・中国伸出援手。

几十年间，敏行先生多次造访中国，西南、西北、华北、东南等地都有留下过他的足迹。

在上海拍摄《我家的历史》外景

在云南大理观看功夫片时的趣事

接受北京卫视BTV采访送上对中国以及中国人民的祝福

这个日本老头儿凭什么能让央视在敏感时期为他开绿灯？

2016年初，西田敏行先生发声“捍卫宪法九条、阻止紧急事态条款”，并呼吁“在野党团结起来，共同终结安倍政权”，数日后由于“意外受伤”导致颈椎亚脱臼。

“捍卫宪法九条、阻止紧急事态条款”

同年2月中旬，日媒播报了敏行先生意外受伤的消息，不久后的2月27日，CCTV6电影频道《影人1+1》栏目播出了西田敏行特辑、连续放映了敏行先生主演的电影代表作品《钓鱼迷日记》系列中的19、20这两部，向这位可爱更可敬的国际友人表达了来自中国电视工作者的诚挚慰问与崇高敬意。

央视为其安排慰问节目

值得一提的是：2012年9月日本政府非法“购买”钓鱼岛事件发生后，中日关系进入冰河期，自那时起到2017年3月的四年半时间当中，CCTV全面封杀了日本的影视作品，期间仅有过两次例外：其一是在2014年11月，为悼念去世的“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高仓健先生播放了其主演的几部影片，其二便是在2016年2月27日为意外受伤的敏行先生所做的上述安排。

敏行先生意外受伤后，手足麻痹、无法行动，却坚持以坐姿参与电视剧《家族之形》的拍摄工作。在本剧第八集“欢迎会”的一场戏正式开拍前的休息时段，被现场全体演职人员围绕在中间的敏行先生仿佛忘记了自己是一名重病号，兴致高涨地大谈特谈过去到中国工作/旅行时的趣闻逸事，还得意洋洋地将广大热心中国影迷得知其受伤后通过微博宣传站送来上千条慰问留言一事拿来向共演者们夸耀，顺利地营造出剧中欢迎会愉悦热烈的氛围。

用中国相关的话题炒热片场气氛

2017年2月2日，借中国影迷的特使前来探望之机、敏行先生特别向前述央视CCTV6电影频道之《影人1+1》栏目致信一封，信中写道：

致CCTV6《影人1+1》节目组的感谢信

由于影迷特使访问当天，敏行先生正在九州岛大分县拍摄电影《浪矢杂货店的奇迹》（又名《浪矢解忧杂货店》），这封信是由坐落于东京的事务所的小林社长（兼经纪人）代为转交的。

除此之外，小林社长还向来访的影迷转交了敏行先生问候中国人民“鸡年大吉”“为中日友谊干杯”的新春寄语，并代为收下了“百度日剧吧中日友好大使”以及“百度NHK大河剧吧名誉吧主”这两份委任状。

与百万名贴吧网友联谊

想与尊敬的老学长交杯换盏

与自己出身于同一所母校・明治大学的周恩来总理是西田敏行先生所尊敬的老学长（注：上世纪60年代，青年敏行就读于明治大学时曾经参加学生运动，呼吁妥善保留可以佐证日本曾经发动对外侵略的各类战争遗迹）。

20世纪末，敏行先生曾在东京电视台制作播出的“周恩来诞辰100周年纪念作品”《発見！周恩来の東京滞在日記　隣人の肖像》中担当旁白，为赴日留学时期的青年周恩来温柔守望；

尊敬的周恩来老学长

进入21世纪，尤其是健康状况急转直下的近年，敏行先生通过各类场合、数十次倾吐了其“渴望在中日合拍的作品中扮演田中角荣前首相，再现其与周恩来总理这两位风云人物当年以过人智慧与非凡器量突破万难、推动实现两国邦交正常化、推杯换盏把酒言欢、畅饮茅台共同欢庆的名场面”这一多年夙愿。

“做梦都想再现的一幕”

多年的夙愿

“中日邦交正常化”这一历史事件在敏行先生心目中占据着极高的地位，先生在2016年10月出版的自传《役者人生、泣き笑い》中如此写道：“佐藤荣作前首相凭借实现冲绳归还而拿到了诺贝尔和平奖，要我说的话，这个奖应该颁给实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的田中角荣前首相才对劲儿呢”。

“中日邦交正常化才配得上诺贝尔和平奖”

敏行先生渴望扮演田中角荣前首相的心愿极其强烈，然而在实现这一心愿的道路上却是困难重重：

在2017年1月8日出版的《朝日新闻》刊登的《希望扮演前首相以对抗时代》这篇访谈中，敏行先生指出：“在‘国益优先’的影响下，（日本文化艺术领域的从业者们）连‘表达的自由’都遭到剥夺。”

2017年3月26日播出的《桥幸夫的地球乐团》节目中，敏行先生无奈地谈到日本这样的现状：

日本国内令人无奈的现状

扮演田中角荣前首相、再现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历史性一幕或许称得上是敏行先生在自己的役者人生谢幕前最大的心愿，可惜日本国内右翼保守势力兴风作浪，由日本本国的导演来拍摄这种较为敏感的题材恐怕会很有难度。

然而，绝望中似乎出现了一丝转机——

2017年4月，CCTV9纪录片频道的刘元导演（注：曾执导崔永元老师主持的《电影传奇》、《我的抗战》等节目以及《激变玄武门》、《喋血长平》、《稷下学宫》、《汉中栈道》等颇受好评的高质量纪录片作品）与笔者取得了联系。

刘元导演在少年时代观看了敏行先生主演的电影《敦煌》后深受感铭、立志成为导演，于是将先生视为引领自己走上导演之路的启蒙恩师。刘元导演通过笔者致信敏行先生，表达了“一旦有合适的机会（比如几年后的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而且届时中国国内政治环境适宜，那么无论影视剧也好、纪录片也罢，弟子会争取以任何可能的形式来为恩师夙愿的实现尽一份绵力”的意向。

2018年适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改革开放政策实施40周年以及田中角荣诞辰100周年，以此为契机，近130名中国影迷众筹购买了一瓶当年周恩来总理与田中角荣前首相在中日邦交正常化实现之时举杯共饮的同款53°飞天茅台酒，由一位赴日旅行的小伙伴作为全体中国影迷的特使，于11月敏行先生71岁生日之际将这瓶茅台连同一张感谢状送到先生本人的手中，献上了全体中国影迷祈盼他早日实现“扮演田中角荣前首相，再现其与周恩来总理在中日邦交正常化之时共饮茅台的那一幕名场面”这一多年夙愿的满满诚意、以及对其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四十年中为中日两国的和平友好・文化交流所做贡献的深深感谢。（点我查看详情）

全体中国影迷敬赠的感谢状

感谢状中文大意

亲笔绘制两幅自画像并用中文标注“謝々”以回馈全体中国影迷

敏行先生感激涕零，并向广大中国影迷以及前述CCTV刘元导演送上了如下寄语：

71岁的肉体 17岁的心境

致CCTV刘元导演的寄语

结语

2019年（农历猪年）11月4日，敏行先生这位心向中国的日本“猪八戒”迎来了他人生中第六个本命年，他在72岁生日寄语中向喜迎国庆70周年的中国人民送上了问候和祝福；

2020年适逢敦煌文献发现120周年以及中日文化体育交流促进年。作为《敦煌》这部中日合拍电影史上的丰碑之作的主演，敏行先生应邀通过CCTV电影频道的微博发表了如下新春寄语：

应CCTV电影频道之邀发表2020年农历新春寄语

最后，由衷感谢各位中国影迷朋友一直以来给予西田敏行先生的支持，希望大家为先生打下的群众基础可以助他在通向夙愿实现的道路上走得更远。（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