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神

伊兰•迪朗•科昂作品《花神咖啡馆的情人们》观后座谈会纪要
/范达明整理/
                          
时 间：2014年10月18日（星期六）上午10：50—11：15
地 点：杭州南山路202号恒庐美术馆底层讲堂
（恒庐艺术影吧伊兰•迪朗•科昂作品《花神咖啡馆的情人们》观后现场）
与会者：（发言序）范达明、章毓光、金爱武、陈杏生、王淑金、杨越辉、朱英、王犀灵、黄方悦、高月建、章毓苏、宋先歙、王海燕、储宁玉（观影者：姬伯庆、范大茵、姜天鸣、周洪泽、周莲芝、姜希珍、翁锡良、王月芳、任在京等）
主持人：范达明
记 录：黄方悦

我们这部影片的献映还赶在了“国话”来杭演出“萨剧”的前头
范达明：今天我们看的这部传记影片，写的是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家、文学家让-保罗•萨特跟他的终身伴侣西蒙娜•德•波伏娃的情感历程与生平故事。也很巧，过几天，10月24日起，正好有中国国家话剧院第一次将萨特的《死无葬身之地》等三部名剧南下来我们杭州隆重上演。这两天就看到《钱江晚报》有连续的报道，为这次演出呐喊助威。事前并不知道这个情况，而我们这部影片的献映时间还赶在了“国话”来杭演出“萨剧”的前头。片中饰波伏娃的女演员安娜•莫格拉莉丝，是个混血种法国名模、大明星，曾是“香柰尔”品牌的全球形象大使，气质很好。下面我们来谈谈自己看片的感想，三言两语，都可以。

波伏娃《第二性》这本书，当年我是在地摊上买来看的
章毓光：我是第一次来影吧，感觉这是为退休老年人提供的一个好地方。这部影片很唯美。两个主人公都很有名，波伏娃《第二性》这本书，当年我是在地摊上买来看的。《第二性》说到这样的例子；男人面对两个女人：一个20岁，一个50岁，他肯定会看着20岁的那个。

爱的激情要有活力；影片的最大亮点，是冲破传统观念
金爱武：影片的最大亮点，是冲破传统观念。普通的家庭是一夫一妻，你结了婚，就没有其他选择了。就人的本性来说，这样有点虚伪。影片的男女主人公敢于冲破习俗，让爱充满了活力。波伏娃去美国后认识了纳尔逊，单就性爱的角度来说，她与他很和谐，但是她最后还是和萨特在一起。爱的激情要有活力，这很重要的，影片很客观，很诚实，让社会的不同现象，从每个角度都加以展现。
    
人最复杂，有多面性，有各种纠结；影片表现了传统与现代的冲突
陈杏生：影片表现了传统与现代的冲突。譬如从波伏娃和她爸爸、妈妈的关系上，就表明了她作为新的一代跟父母一代的不同，是反叛的一代。存在主义是一个哲学命题。影片中，我们看到了女主人公跟两个男人的关系，而他最终与萨特的和谐，更多的应该是精神与思想上的一致性，可能就是有共同的存在主义。当然，像我这样70岁的人，就更多的是传统的思想了。
章毓光：人的年龄不同，就有理解上的不同。
杨越辉：人最复杂，有多面性，有各种纠结。有父母与子女的纠结——父母喜欢子女，但子女不听话，父母自己纠结；也有传统与反传统的纠结等。两性关系，说是说男女平等，实际上男女并不一样。萨特与波伏娃虽有约定，但是对于对方发生跟异性的关系时，还是吃醋的。波伏娃起先跟女学生的关系，是同性关系。同性关系是特定生理决定的。对于趋向传统的人，自然不能接受。

现实中的存在通过艺术来表达；影片如实地反映了生活中出现的情况
朱 英：影片男女主人公的关系所以能够成立，我看有这样三点：第一，他们的关系融入了自己的职业，在教育的取向上有一致性，两人专业相同，取向一致，都是通过写作，出版，出名；第二，爱是广角的，在追求美与性爱的本能上，俩人也是一致的。第三，作为年轻人，他们对于自己父母的意志都存在反叛性。在当下的中国，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这样的情况，在娱乐界、文学界尤其如此。艺术来源于生活，现实中的存在通过艺术来表达；影片如实地反映了生活中出现的情况。对于同性恋，我认为不是心理或生理上有问题，它是人自由的要求与选择。

萨特与波伏娃都是天才，在思想与情感感受上确实超越常人
王犀灵：今天的影片与上一部《罗丹的情人》一样，表现的主人公都是艺术家，有特殊性。萨特与波伏娃，两个人都是天才，在思想与情感感受上确实超越常人。千万个人中有几个能够像他们那样放射出如此的思想火花？真是很难得。艺术家的思想也好，生理也好，99% 是在创造着什么，他们也有跟日常生活的接触，但平常人不理解他们的思维、他们的内心世界，那些如同万花筒状态的东西。现在有的人谈起瓦格纳，就说这个人真操蛋，东西倒还不错！因为瓦格纳碰到了李斯特的女儿，俩人一见钟情，一下子就私奔了。这说明他们完全不理解瓦格纳，实际上瓦格纳是完全投入在音乐当中，而常人对此无法理解。这部影片有它的很多精彩的地方，这里无法一一细说。希望我们能够理解这些艺术家；他们那些非同一般的地方，放在常人，就不可能做到。

简洁与紧凑：影片编导处理传记片剧情的艺术功力（笔谈）
范达明：我想就影片本身的拍摄来谈点看法。传记片往往要写主人公生平的许多事件，同时又受到一部影片容量的限制。本片104分钟，不算长，要把人物生平最关键最紧要的节点如实而有序地叙述出来，简洁与紧凑地安排、转换主要情节就大有讲究，这里也能显出编导处理传记片剧情的艺术功力。
第一个是，萨特与波伏娃这两位主人公是怎么走到一起的。首先是萨特喜欢上了波伏娃，后者长得确实很漂亮。在大学图书馆备考时，萨特就主动去“骚扰”她，甚至引起她的护花使者与他格斗。而萨特背后被同学们誉为“天才”，波伏娃对此很留心，因为她并不在意对方是否“高富帅”。所以说，是男才女貌，又不仅是男才女貌，是女也有才，才让他们走到了一起；而紧接着双双分别获得巴黎索邦大学哲学教师资格职业考试成绩第一、二名，应该是他们走到一起的催化剂。这里还有一个桥段，写萨特闯入波伏娃一家的休假地跟波伏娃在野地亲热时遭其父母训斥的戏。这其实是对他俩关系的初次考验，结果波伏娃仍站在萨特一边。萨特要跟她父亲打一架来决胜负，其父却退避了——这里，追求者萨特与接受追求者追求的波伏娃的关系，不仅经受了考验与锤炼，还倒过来让作为反对与阻扰者的父亲的身价在波伏娃（包括其母亲）的眼里被大大看低。显然，正是主人公绝不以父母或家庭的意志为转移的自主选择，让他们的爱情或伴侣关系得以存在与发展，对此，编导只用了不多的笔墨就把作为影片基本前提的人物关系说清楚了。
第二个是，对传统的家长制以及父母包办婚姻产生的恶果的强烈批判。这点主要是通过描写波伏娃的一个女同学罗拉的悲剧来体现的——罗拉囿于其母亲给安排的包办婚姻而被迫丧失就业机会，最终在20岁就被病魔夺去了生命。这里，影片其实是把罗拉的母亲，这个叫高内露夫人的长辈女性，作为女儿的杀人凶手来诅咒的，这也显示出影片针对这个问题抱有的批评性的尖刻性与力度。这里有一个细节，编导也没有放过：罗拉的死讯是罗拉母亲写信告诉给波伏娃的，信却先被波伏娃母亲打开了，波伏娃为此严厉责备了母亲——私信，他人不能随意打开，哪怕是自己母亲。波伏娃人格意识的自觉性与人格的独立性由此也可见一斑。
第三个是，萨特与波伏娃的关系依照俩人最初的共同“约定”来维系，但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影片在此表现他俩间的冲突有很多的事例，而最典型最激烈的一次冲突是萨特去了美国回来之后。原来，萨特在纽约认识了一个叫卡尔曼•科隆巴的女人，是个混血儿，负责“美国之音”女性栏目；萨特认为她对事物充满好奇，聪明伶俐，他们的爱好与情感出奇的相似，两人各方面都有完美的契合，于是萨特就把他写的题为《摩登时代》的文章献给卡尔曼，而这篇文章就刊登在波伏娃在他去美国期间辛辛苦苦为他创办起来的杂志上。这个比较复杂的情节较难处理，它在影片中干脆就通过几段对话来交代。我们最后看到的画面，就是萨特来到波伏娃所在的她母亲的寓所，两人为此而发生争执，最后波伏娃勒令萨特从她家里滚出去。
影片紧接着——这是我要说的第四个，也是作为与上面一段情节的对比——涉及了对主人公萨特中心主题的表现段落，即萨特讲述他的存在主义哲学。我们看到萨特坐在讲台上，他说：“如果上帝不存在，那么只有一种存在超脱于本质，那就人类，存在主义告诉人类，希望只存在于行动中，我们就是在体现我们的行为。我们无可辩驳地说，我们是独立的。当我们说人为自己负责时并不是说可以主宰性格……”下面的听众议论说：“人们指责你强调了肮脏、浑浊，还说你的写作违背了上帝！”萨特回答：“既然我在说不存在上帝，就不在违背上帝。”这个回答很简单，却很有说服力！有人在下面为萨特说话：我们的命运并不是提前安排的，我们属于我们自己！又有人说：我们是自由的！你对于你的行为负责。议论中有人回过头去，原来是波伏娃进入了讲堂——她没有语言，就平静地走上前坐到了萨特旁边，此间俩人深情地也会意地互相看着对方。波伏娃再次与萨特站在了一起。于是下面高呼：存在主义者万岁！——这里，影片不仅用非常扼要的片段把萨特主张的存在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主义讲清楚了，也把存在主义思想在受众方面的影响力与凝聚力展示出来，这同时也是萨特与波伏娃俩人所以成为终身伴侣的思想力量、精神力量之所在。其凝聚力，就远远大于他俩男人与女人之间那种仅仅是性的与肉体的关系的凝聚力了。
第五个，是影片不失时机地也表现了波伏娃对于种族歧视的批判。波伏娃应邀到美国各大学做三个月的巡回讲学，结识了一个美国作家纳尔逊。一次会面时他另带有一个黑人女伴，因当地白人酒吧规定“黑人与狗不得入内”，所以三人转到一家黑人酒吧。其间，波伏娃毫无顾忌地顺手喝起一旁黑女人喝过杯子里的饮料，让对方十分诧异而难以置信。波伏娃说她不讲究这些，实际上就表达了她的反种族歧视的观念。这在50年代初是领风气之先的。波伏娃毕生研究女性哲学，写出了她反对性别歧视的辉煌著作《第二性》。而在当时，黑人的处境与女人的处境一样，都是被贬低的、第二等的。影片把反对性别歧视与反对种族歧视的观念联系起来，应该是影片的又一个亮色。
在反对种族歧视的问题上，萨特也以这个主题写过一出戏剧，叫《可尊敬的妓女》，该剧改编成的同名影片上世纪50年代就在国内公映，是上译的国配，少年时我曾在上海看过，留下很深印象。此片正被考虑在不久的适当时候进入我们影吧来放映。

2014年10月25-26日整理

西蒙·波伏娃

看这部电影，本来是为了了解她与萨特之间的爱情。本人却是没有看过萨特或是西蒙·波伏娃的任何作品，对存在主义完全不了解，只能凭这部电影的一些感觉去写这篇读后感。因此虽然谈的不是电影，却处处是电影。

先来谈一谈，这部电影不管放在任何一个时代，都是很值得一看的。不是仅仅说拍得好，而是题材选得很好——20世纪为人称颂的爱情。即使是放在今天的角度，它也是非常带革命性的，无法让人理解，无法让人接受的。之所以会这样，你可以认为它是反社会的，但却不是反人类的。用我自己的话来说，任何一个人都不过是在选择一种自己想要的生活方式。她的反叛，基于人性的角度，我是能理解的，那意味着自由（对她而言）。可我是不能接受这样的爱情。

当然我并不认为，她与萨特之间的情感是爱情，如果确实要我为这段情感归类，我想是无法归类。因为任何的一种类别，都是对西蒙·波伏娃的限制，如果她知道有一位观众为她的这份情感划分为爱情，我想她是要生气的。当我为此定义，实际上便是把这份混沌的关系定型了，它有了能被评论的前提，它也不再自由了。为他们的“爱情”解释，那就是信任。

接下来我想谈一下自己的感悟。当我们反对一切的形式，实际上我们就已经被形式所框住了。当她反对婚姻的时候，实际上便是承认了婚姻的存在，纯粹地反对不过是在认可。当我们总是在选择反面，那与我们完全地接受正面又有何区别呢。当然，下此评论的我也不过是沦为了形式的囚徒。但我的意思非常的明确，否定一切与肯定一切都是不对的。

任何的制度都有它存在的价值，妇女从家庭的劳役下解放了，但这并非就意味着让妇女全上街工作，相反的还是应该大部分的女性回到家庭中去从事家中的劳务工作。自由的前提，是必须让人明白自我约束的道理。当这个社会大部分人处在愚昧的环境，单纯的解放思想运动，只会成为动乱者的口号，成为煽动民众情绪的工具。

西蒙·波伏娃敢于与礼教斗争的勇敢是让我敬佩的，她为女权主义思想所做的贡献是值得称颂的，可我作为一个捍卫社会秩序的伪君子，实在无法认同她与萨特之间的爱情。

讽刺的是，反对社会婚约对女性约束的她，幸福却被与萨特的约定毁了。（仅个人观点，幸福对每个人而言都不一样）

PS：戏中的西蒙让人觉得可怜，萨特却是非常让人讨厌，都让我恶心得想把架上《存在与虚无》这本书狠狠地揉捻一番...

 
       最强大的控制是精神上的控制，最彻地的胜利是精神上的胜利，作为独立女性一定要精神强大。

    从电影的情节来看：萨特和波伏娃在一起的初期萨特用思想和感情控制着波伏娃，越到电影的后期波伏娃的内心和精神越来越强大，拒绝被控制，并独立有所成就。

   电影的前半部分让我觉得很无趣，越到后面越有意思了，两位主人公的塑造还是有点干瘪。可能电影永远无法还原真实，也没办法满足后人对他们的好奇心和想象力。

（一）

这是一部能让我连看三遍的影片。这是一对能让我深究一生的人。

屏幕里，有阳光下宁静的长椅，繁花和镜墙交相映错，轻轻翻动发黄的书页，细长的白色鹅毛水笔，轻蘸墨水的响声，笔尖划过纸张的细碎声，烟斗里飘出的缭绕烟雾，爵士之音适时响起。

屏幕外，是微亮的灯光，已过零时的钟表，咖啡杯里冷却的残渣，手边厚重的《存在与虚无》，摊开的笔记本里《第二性》的大段摘录，桌角那张我们的合影。

一切光与影融合，让我沉溺其中。我必须要深深走进他们的灵魂，才可知自己未来的路。

 

（二）

大抵不凡的人在最初都是最平凡的那一个。波伏娃不美丽，不风情，只谙埋进书本里去，被嘲笑称为水獭。萨特矮小猥琐，眼睛斜视，爱吹酸腐的牛皮。他们同样会在图书馆里打架，在课室里忐忑坐等成绩单。但种种因果早就初露弥端了。

当萨特对波伏娃说：“我是一个作家，我不能局限在同一种生活方式里。在我们之间存在着必要的爱情；但同时我们也认识到，需要偶然的爱情。”波伏娃也说：“我也是一个作家，我也需要偶然的爱情。”然后他们订下契约，并约定要将彼此的偶然爱情向对方坦诚，以此丰富二人的写作。

你会为这番对白而愤慨吗？当然。我也会。怎么会有这么堂皇的理由借以寻欢？这对举世公认的模范情侣，爱情并不美好，甚至是残缺和破碎。即使心甘情愿的定下了契约，仍有猜忌，嫉妒，痛苦和沉重的枷锁。萨特在后来反省道：“在我们的约定里，我们忘记了一个有力的细节，其他人都有感情，他们让我们付出巨大的代价。”

不是每一个人都是存在主义者，也不是每一个存在主义者都要践行自己的理论和信念。他们做到了，于是他们不再平凡。他们过于非凡了，于是他们要付出代价。这时候我们应该明白，那些借口，或许不过是他们给世人的通俗解释。

他们称自己为作家，但存在主义的烙印才是“作家”这个标签背后坚实的基石。萨特在继海德格尔和雅斯贝尔斯之后给了存在主义新的诠释——“存在先于本质”、“自由选择”、“世界荒诞”。这三点在他们的生活中得到充分的实践和证实。纵情纵性都与道德无关，因为道德关乎人的本质，而本质之前，是两个人赤裸相对的存在感。每一次的偶然爱情，都是一种自由选择，自由意味着独立，因而不受任何外界因素支配和控制，包括法律和道德。世界原本就瞬息万变、没有秩序、纯粹偶然，人类的行为再如何荒诞也不过是为世界的荒诞作了注解。

强大的信念让他们可以摆脱情感的负累和痛苦，对工作极大的热忱不容许他们专注于爱情，更谈何婚姻和家庭。波伏娃有过一次可以结婚的机会，在她四十一岁的时候，连她自己也知道，失去这次就永无机会了。但当时正是《第二性》出版期间，各种的忙碌，以及身为女权主义的典范，她知道自己离婚姻这条路早已背道而驰。年轻时的她蔑视婚姻和家庭，最初的选择决定了一生的走向。

 

（三）

有人问起我，萨特和海德格尔同样都是风流荒诞之人，为何我对萨特可以宽容理解甚至欣赏，却将海德格尔视为不堪？我想，大概是因为萨特与波伏娃的关系始终对等，但海德格尔的夫人却明显处于弱势。萨特鼓励波伏娃与他并肩齐驱，海德格尔要求妻子做他身后的女仆。波伏娃对美国情人的求婚犹豫不决时萨特对她说：“你没有时间结婚生子，你不能停止写作，全世界的女性将会感激你。”海德格尔的妻子想要重拾学业修读经济学位时却被丈夫连哄带骗地阻止：“就其现今形式观之，这一学业或许尚处于摸索阶段，它会妨碍你获得女性的整全性。你在与我和孩子的生命关联之中恰恰能获得这一整全性。”

所以，这导致的结果就是，无论萨特有多少情人，都无法阻挡波伏娃的光芒，举世公认的终生情侣只有唯一的波伏娃；而海德格尔的妻子却甚少为人所知，在世人眼中，在哲学史册上，站在海德格尔身边的，是他的情人阿伦特。与其说我鄙视海德格尔，不如说是为他的妻子而扼腕痛惜。

当波伏娃的崇拜者对她说：“您拒绝孩子，婚姻，这太浪漫了。”她沉默不语，转身望向车窗外。这个将女哲学家、女作家、女权运动领导者集于一身的女人，你无从以寻常女子的心理去猜测孩子和婚姻对她来说有何意义，也不能简单的质疑她是否为此后悔过，遗憾过。她为世界留下的不是一个孩子，她孕育了另一种恒久的生命，这股声声不息的力量没有任何边界，甚至已经流淌进我的血脉，将我这个与她不同时代不同国度的生命浸染。我愿意大言不惭的说一句，我也是波伏娃与萨特的孩子。

我当然明白，会选择荆棘而放弃坦途的人，永远都只是少数。大多数人会像罗拉那样，渴望“白色婚纱和一个男人的臂弯”，只是罗拉的心思被波伏娃弄乱了，否则她也会得到一份世俗的幸福。谁说那样就是错的呢，只是那不适合波伏娃与萨特。

 

（四）

写到这里，我开始端详桌角上我们那张学士照合影，当时约定，无论中间有多少变数，将来仍要一起拍硕士照、博士照合影。萨特与波伏娃的故事引我们走上哲学之路，又引我们携手爱情之路。读他们的故事，看自己的人生，这种情愫已不仅仅是欣赏，而是虔诚的信仰。任何信仰都是有彼岸的，他们的人生高度之上，就是我们的彼岸。

我们深知经典不可复制，且需要太高的才情与绝世的智慧才能走向那座巅峰。我们能否有足够的睿智与整个世界周旋，并给予双方强大的力量以保证并驾齐驱？我们之间的感情关系能否只以其自身的力量来维持，而不是靠任何其他的东西来使其正式化？这些尚不可知，甚至看来太过艰难，可是那种渗透灵魂深处的吸引力，远远胜过对未知的恐惧。倘若以身一试，也不过一生而已。

我和他商定，将来我们的婚礼是这样的：不领婚书，不拍婚照，不办婚宴，不穿礼服，不收礼金，只需在蒙帕那斯公墓中的萨特波伏娃合墓前深鞠一躬，交换指环，即可礼成。我们深信，终身伴侣，契约婚姻，是爱情最富活力的姿态。

其实，相比较婚礼，我更注重甚至向往我们的葬礼，正如波伏娃在萨特的墓志铭上所写——他的死使我们分开了，而我的死将使我们团聚。婚礼不能代表永恒，葬礼却可以。

虽然我们被毫无理由地抛到这个世界上，但我们的余生没有时间被世俗规则所干扰，心性、智慧和学识都需要修炼，别为了任何轻浮的东西，把我们的生活廉价出售。志同道合已是一幸，久经磨难将是二幸，坚持至终才是三幸。且看我们能否以攥取存在来填补虚无！

 

 向两位前辈致敬！

《花神咖啡馆里的情人们》是讲述萨特与波伏娃爱情故事的电影，但这部电影与真实以及人们的想象之间，又有着不小的差距……
历史的真相是什么，取决于谁来写历史。表现历史人物的影片，也无法脱离编导对人物的情感与态度。

上世纪九十年代，我自己二十多岁的时候，是萨特和波伏娃的情爱故事在中国开始流行的时候。那时我等一帮思想叛逆的青年对这对情圣迷得不行，视为神一般，四处搜巡他们的书和传记看。过了十多年，我终于看到了描写他们情感故事的电影，但这部《花神咖啡馆里的情人们》却让我大为扫兴。这哪里还是表现经典爱情呀，整个一个讽刺挖苦嘛。

影片开始，一代大师萨特的表现便像猴一般，急急地想上床，和所有俗男一样既没情调又没深度。好吧，大师也是男人，可能确实有猴急的时候，但你只表现猴急，就是有倾向性了。波伏娃的女权思想被图解的令人印象深刻，但是，遇到萨特这个男人则完全举手投降。

萨特和波伏娃之间开放的伴侣关系，本身是和他们的哲学追求有内在一致性的。但在影片中，却几乎肤浅到了因为作家要体验生活、收集素材这样的脑残层次。这伴侣关系中，萨特也更多从中“得利”，而波伏娃一直很被动，被萨特引导，勉为其难。甚至，当萨特提出来让波伏娃帮忙说服她的女友和自己上床时，波伏娃也乖乖地充当了拉皮条的角色，失败后还安慰萨特：别急，我帮你找更好的妞儿。他们的开放关系被解读得如此肤浅，着实让人失望。

萨特的《存在与虚无》主张“人是自由的”、“自由是一个人对他的存在的选择”、“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等存在主义基本观念。而波伏娃的《第二性》，则以“女人不是先天生就的，女人是后天形成的”作为其女权主义的基石，目的也是为普天下女人争取命运的自由。他们以自由为旗的契约式爱情，是基于他们的哲学理念的，绝不能简单地理解为“猎艳”的方便。

影片中，面对萨特的一次次“偶然爱情”，波伏娃终于受不了，醋意横生，她决定不再和萨特做爱，这样她会“好受一些”。在这对伴侣的开放关系中，一定会有嫉妒心的存在，但如何处理嫉妒才是关键。影片中表现成了波伏娃的忍辱负重以及逃避。但如果理解这对伴侣的思想，就会知道，最重要的一定是对嫉妒的超越，这需要非常的智慧与境界才能实现。编导个人的思想境界显然无法理解这种超越，所以他们拍出来的影片其实是他们自己对同类关系的情感投射。如果只是靠着压抑嫉妒与逃避，这对哲学家伴侣根本无法走过一生，并且创造出那么多精彩的人类遗产。


现实生活中，更多人是缺乏对嫉妒情绪反思和升华的能力的。这是因为，非一对一的伴侣关系本身是被社会文化所排斥的，我们在心理学、社会学等人文科学的知识生产中，常常将基于占有欲的嫉妒情绪视为理所当然，而反思太少；更多专业帮助在遇到这类问题的时候，也就很难促使求助者去创造性思考、从而升华嫉妒。所以，编导对波伏娃的情感自然难以理解（即便理解，恐怕受众也很难通过电影语言的表达去理解），而仅仅用我们常人所常用的压抑、逃避这类普通的心理应对机制来解读。

波伏娃与内奥松的爱情确实存在过，但编导把内奥松塑造成了渴望婚姻、追求爱情、勇敢保护女伴的传统“好男人”的形象，则更像是为了衬托萨特这个“坏男人”。有波伏娃传记记载，是她自己选择回到萨特身边，而在影片中，又成了顺从于萨特的意愿，被萨特“奴役”了。

波伏娃曾说过，“我们毫不怀疑地根据自己的意志行事，自由是我们惟一遵循的原则。”但在主流的性与婚姻价值观下，这是不被理解的。

影片中萨特甚至没有做到“不撒谎”，在波伏娃去美国期间，隐瞒了自己的美国情人要来巴黎找他这件事。去读一读1964年萨特拒领诺贝尔文学奖时的公开信，就知道这是一个怎样对追求真理和真实近乎完美主义般执著的人，怎可能对自己一生的伴侣自食诺言，像俗男人一般偷情呢？传记中的记载是，萨特主动告诉在美国的波伏娃，自己的情人在巴黎。

更可笑的是，萨特夸奖波伏娃以哲学思考性别，并且完成《第二性》的那段对话中，萨特说，你做了从来没有人能做的事，连我也做不到。波伏娃说：即使谁都能做到，你也做不到。这话很好地传达了编导一直想告诉我们的：萨特完全没有性别平等意识，是一头父权沙文主义的猪！果真是这样吗？如果真是这样，波伏娃与萨特半个多世纪的爱情基础，倒底是什么？两个思想巨人的智慧，又在哪里碰撞？进一步：如果萨特真像影片塑造的是一个父权分子，波伏娃却一直爱他，还能算一个女权主义者吗？影片中，她爱上充满了父权控制欲、从来不关心她的萨特，并且一直顺从，这和她那位在家中一直顺从父亲的母亲角色又有什么差异？《第二性》，岂不是一个虚伪的神话，反而成为抽打女权主义的一记响亮大耳光？

这种逻辑，无法解释历史。只有一种可能：当大众无法理解少数特立独行精英的实践时，他们按着自己的思维来理解他们、想象他们、塑造他们。如果这特立独行者是普通人，就会轻易被贴上“变态”、“道德败坏”、“违法乱纪”等标签，但是，当事人是两位思想大家时，就只能靠“欺骗”“虚伪”等标签了。而给男性贴这样的标签，更符合大众期待。

一个有力的佐证是：波伏娃和萨特活着的时候一直保持着独立性，波伏娃也一再说死后不与萨特同葬。但他们最终还是被同葬了。因为在公众的心目中，这样才完美，才说得通，才算得上经典爱情。大众实在无法理解和容忍两人一直保持距离的爱情，靠着把两人埋到一个墓碑下，把这对叛逆的伴侣拉回到“正轨”中。我猜想：如果不是墓地的石板盖得太严实，这二位一生追求自由的大佬早跳出来抗议了！

我们无法从这部影片了解与众不同的情爱实践，但我们可以了解大众是如何“强奸”与众不同的异己的。萨特和波伏娃既然都没有后代，就不怕被告“损害名誉”了。

事实上，现实生活中不遵守主流规范者的遭遇要远远比萨特和波伏娃这样的名人更糟糕。这个社会没有提供给人们更多自由生活方式的便利，比如，不婚者、同性恋者、多伴侣，等等。这些性的、生活方式的“异见分子”如果想要依照自己的方式生活，虽然他们没有损害别人的利益，也不仅难以得到祝福，还要承受各种误解、污蔑、污名，人们总是希望他们更“正常”些，却难以把他们当正常人看待。这就是《花神咖啡馆的情人们》这样的电影在很多人眼里是在表现“真实”的原因。

人类的情爱关系是非常复杂的，正如人类复杂的精神世界。对于我们不理解，不了解的，多一份尊重，多一份包容。同时，对于我们内心挑战主流规范的蠢蠢欲动的愿望，也多一分正视和勇敢吧！

在萨特和波伏娃协议契约式婚姻70年后的1999年，法国通过了一项“亚婚姻”立法：男女只需正式办理契约合同而不用办理结婚手续，即可以成为契约式 生活伴侣，真可谓是萨特和波伏娃当年的契约式爱情的回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