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怒汉1957

作者:曦古 南方周末　

　　陪审团制度，是指由特定人数的有选举权的公民参与决定嫌犯是否起诉、是否有罪的制度。美国法律规定，每个成年美国公民都有担任陪审员的义务。但是不满21岁、不在本土居住、不通晓英语及听力有缺陷的人、有前科者，没有资格充当陪审员。

　　从表面上来看，似乎只要是案发地法院的管区之内，年满十八岁以上的美国公民，都可以当陪审员，但实际上并非那么简单。

　　首先是与案子有关的人员，包括与原告或被告有关联的人不得入选。初选陪审团时，法官为了公正，使建立的陪审团能够真正代表最普遍意义上的人民，他的选择会从选举站的投票名单或者电话号码本上随机选择。曾经轰动一时的辛普森一案，陪审团的初选共选出了三百零四名候选人，这是因为初选之后，还有一次严格的筛选，主要是剔除一些由于环境和经历所造成的有心理倾向的候选人，避免可能造成的不公正判断。

　　除了法官的审查，陪审员候选人还要接受辩方律师和检方的审查，他们对陪审员候选人都有否决权。另外，双方的律师团都只有否决权，任何一名入选的陪审员都必须同时得到双方的认可。

　　最终所需要的只是12名陪审员和12名候补陪审员。自始至终，候补陪审员是和正式的陪审员一起参加法庭的审理活动的。每当一名陪审员因故离开，就有一名候补的顶上。一旦候补的全部顶完，再有人必须退出的话，审判就可能由于陪审团的人数不足而宣告失败，一切都要重新开始。

　　一般的案子，陪审员通常是可以回家的。但是，如果案子引起轰动，就必须隔离他们。这样，他们所得到的全部信息，就是法庭上被允许呈堂的证据，在判断时不会受到新闻界的推测和不合法证据的影响。自从陪审员宣誓就任之后，他们所能知道的信息远远少于一般的公众。他们被允许知道的东西只限于法官判定可以让他们听到和看到的东西。陪审员不可以看报纸，不可以看电视新闻，所以那些庭外发生的事情，比如辩护律师举行的记者招待会，被害者家属的声明等等，他们都一无所知。

　　陪审员在这一段时间里，上食品店买吃的，都有法警跟着，以保证他们不与外界接触。在整个案子结束并移交给他们决定之前，陪审员不可以互相交流和讨论案情。总之，一切都为了使他们不受到各界的情绪和非证据的影响，以维持公正的判决。可以说，在这一段时间里，陪审员的自由度比该案的嫌疑犯还要小。

　　对美国的陪审团制度，争议也很多。它在美国的司法制度中看上去是最薄弱的一个环节。陪审员随机抽样，来的人五花八门，人种肤色各异，有业无业不论，知识文化不论。在美国，最强大的就是法律队伍了，为什么偏偏要找一帮“外行”来做“法官之上的法官”呢？在美国，所有理解赞同这个制度的人，从来不认为它是一个完美的制度，只是找不到一个比它更好的制度罢了。这正像美国人有时候开玩笑的说法：如果你不把陪审团制度和其它国家的制度相比的话，它真是糟透了。美国的第三任总统杰斐逊就认为，陪审团制度在维护民主所起的作用上，比选举权还要重要。

　　固然，陪审团制度是有明显的弱点，所有的“法治”都会有“人治”的困惑，最初的立法、审理、最终的判定，都有“人”的参与。陪审团制度设计立论认为，如果一切是清清楚楚、一目了然的话，一般常人的智力就足以判断。美国人之所以坚持用陪审团制度，就是因为陪审员是最不受任何人操纵控制的。

　　陪审员独立于政府之外，独立于司法系统之外，独立于任何政治势力之外。他们的判断，就是一般民众放在法律对陪审团的规定之下都会做出的判断。他们召之即来挥之即去，法庭为他们保密，使他们没有心理负担。他们只要自己不想出头露面，可以永远不被周围的人知道自己的角色。当然，这有一个基本条件，就是这个社会是自由的，普通民众是不受任何控制的。

倪梁康今年六月在我们华东师大做了一次讲演，用黑泽明导演的《罗生门》和悉尼·卢曼特导演的《十二怒汉》两个电影作引子谈政治哲学中的政治－哲学关系。(1) 讲演不长，但内容丰富。下面我尝试对讲演中的真理本性问题做一点儿诠释。我引用海德格尔来诠释梁康，不是意在调侃，只是尝试在适当的上下文中理解前贤的见解。下面的诠释若有过度诠释之处，望梁康及读者指正。

一般的真理问题而外，倪文中还有多种重要的提示。此文题为“政治哲学中的政治－哲学关系”，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提示，在我看，是坚持人性中有对真理的渴求，因而不可能单用契约论来理解社会关系。可惜，学力不逮，无法就这多种提示多谈了。

真理之为前提

十二怒汉走进审议室的时候，每个人都自以为他握有真理。通过争论，有些人认识到，他刚才错了，他刚才并不握有真理。我们会说，有些人错了，有些人刚才是对的，一些人的意见战胜了另一些人。这说法当然不错，但容易把我们误引向一种错误的真理论。我愿说：在诚恳的交流中，参与者都向真理敞开，真理临现。人所能做的，不是掌握真理，而是敞开心扉，让真理来掌握自己。只要我们是在诚恳地交流，即使一开始每一个人都是错的，真理也可能来临。真理赢得我们所有的人，而不是一些人战胜了另一些人。看一眼科学发展史，有谁一开始是对的？哥白尼体系战胜了托勒密体系，这个说法并不妥贴，在后世哥白尼主义者那里，哥白尼体系中的论断被抛弃的远多于被接受的。

真理之能赢得我们，是因为真理出现的时候，我们承认它。这是人之为人的本质。倪梁康说：“在相互说理中包含着对需要得到的论证的‘理’的前设”。若用海德格尔的话说就是：我们以真理的存在为前提，(2) 以真理的存在为前提，并不是说我一开始就认识了真理，而是说，尽管我自以为我是对的，但我承认我可能是错的或需要修正的。其实，“我是对的”这一提法已经包含了对真理的从属，已经以真理为标准，当我错时我准备认错。在这句话里，“对”是核心，“我”是从属的。除非你把那当作一个分析命题来说：我永远是对的，我无须敕令。

人之本性在于以真理为前提，真理是我们的本性、自然、天性。自以为是和相信自己的本性是两个层面上的事情。现代人提倡个体，仿佛与真理隔离的自我是一切的前提。然而，人之为人在于，人能区分小我和道理，区分所谓小我和大我。

我只是声称，人能区分什么是我的诉求，什么是道理，而不是声称人人随时准备顺从道理。也许在绝大多数时候人们更愿意顺从小我；我愿说，即使他顺从小我，不顺从真理，他也知道他现在不顺从真理，他仍然知道小我和大我的区分。

人们真会虚席以俟真理吗？在真理和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难道人们不是更经常选择了利益吗？也许利益斗争占去了实际生存的大一半。我只想说，利益斗争不是生存的全部。人们争夺利益，并不奇怪，让人惊奇的是：人们有时竟会为真理放弃利益。

真理需要成见

为什么我们不说大某而说大“我”？真理，或普遍真理，不是某种与我无关的漂浮在那里什么地方的东西。普遍真理是我的规定性。海德格尔把人叫作 Dasein，想要提示个人和Sein〔普遍存在〕有内在的联系。必须有凡人的参与，真理才能临现。从我的看法和体验开始，才有超越我的看法和体验的真理来临。

真理需要小我，需要我们这些抱有成见的凡人。真理需要人。还用海德格尔的话说，“惟当此在存在，才有真理”(3)。 以真理的存在为前提，并非一开始不抱成见。倪梁康说：“每个人都有偏见，或多或少而已，这是在探索真相的过程中无法避免的。”这么说虽不错，但口气不太适当，我是想说，只对那些抱有先见或成见的人，真理才会彰显。人们把此在解释学中的Vorhabe理解为消极的东西，理解为人人都难免有偏见，这就错失了要点：成见对真理具有积极的构成作用。真理是一种克服，是对我们的成见的克服。海德格尔说，真理须争而后得。不是像宝藏那样藏在金银岛，我们互相争斗以夺取它，最后占有它；而是，真理和我自己的成见做斗争，真理在克服我们的成见之际展现自身。没有我们的看法，真理就无从显现。我在这个意义上理解维特根斯坦的话：“人们一定是从错误开始，然后由此转向真理。……要让某人相信真理，仅仅说出真理是不够的，人们还必须找到从错误到真理的道路。” (4)

真理和谬误同根而生，两者都植根于关切。我们具有诚实的看法，已经是对真理的吁请；我若对所涉之事无所谓，真理就无从展现。奥古斯丁说，爱而后有真知，这竟被启蒙学者视作蒙昧。在你漠不关心的事情上，你连犯错误的机会都没有。若真有人对万事都无所谓，对什么都不持成见，他就与真理绝缘了。人家告诉我，火星上没有水，那英是中国最好的歌手，于是我相信，火星上没有水，那英是中国最好的歌手；人家明天告诉我，火星上有水，王菲是中国最好的歌手，于是我相信，火星上有水，王菲是中国最好的歌手。我一开始没错，现在也没对，在这些事情上，我或对或错都无所谓。无所谓的事情无所谓对错。在这些事情上，我和真理无缘，因为我一开始就和错误无缘。实际上，说我相信火星上有水或相信没有水，原有用语不当之嫌：在这些事情上，我谈不上相信不相信，我没有信念，没有什么要坚持的东西，也没有什么要克服的东西。我只是在两种听说之间摆来摆去而已。(5) 可惜人们已经习惯在无根的浮面上谈论belief和truth。
这要求我们重新理解宽容。人们现在往往这样理解宽容：不坚持自己的主张，甚至不形成自己的主张，或有个主张却不提出来，对什么都模棱两可，声称哪种看法都同样有道理。然而，宽容却是这样一种态度：把自己的见解放到更宽的天地之中，聆听他人，准备修正自己。由于关切而具有主张，就自己的全部理性所及坚持自己的主张，这不是不宽容，这恰是宽容的主要条件。惟确有主张的人才能宽容。

不预知真理的内容

人以真理的存在为前提，并不是说，真理已经现成摆在那里，像放在保险柜里的项链那样只等我们打开锁把它取出来。(6) 关键始终是：真理存在的方式。海德格尔坚持把真理首要地理解为aletheia，理解为一个始终和展示过程联系在一起的展示者。真理虽然是前提，但真理的内容却不是预知的。陪审员们拿出自己的看法以前，我们不知道真理会怎样显现，不知道真理要取何种形态。当然，我们要的是事实、真相，但真相有一千幅面孔，从一件事情上可以截取无数的事实。(7)

但若我们不预知真理的内容，又怎么分辩我的doxa和超越于看法之上的episteme呢？按照恩披里柯的说法：如果我们一开始只识得看法，那么，即使真理来临，我们又怎么认得它？的确，真理作为一种现成的东西，与看法没有什么不同，我们无法通过外貌把它与doxa区分开来。就此而言，doxa是我所具有的全部。Episteme不是作为一个孤立的东西有别于doxa，就像出了跑道，冠军和亚军看上去没有什么不同。真理与doxa的区别须在探索活动中寻找 ――“神并没有从一起头就把一切秘密指点给凡人，而是人们探索着逐渐找到更好的东西的”(8)； 一如善良并不写在脸上，我们须从行动中寻找。就此而言，我们最好不把真理视作简单的名词，而把它视作成就动词〔achievement term〕。它是我们现在的最高成就，然而却不是一旦发现了就永恒不变的东西。

“真理”这个词聚讼纷纭。海德格尔表示，若把aletheia译作揭示、去蔽、无蔽一类，既更合乎这个希腊词的字义，又有助于更正当地理解“真理问题” (9)。 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坚持用“真理”这个词呢？我承认，由于人们对真理概念的普遍误解，采用真理这个词会让这里的有些阐述变得较难接受。的确，在别的场合，我们不一定非要用真理这样的大词，但在这里情况不同，因为我们面对的恰恰是聚集在“真理问题”名下的成见，如果我们单单选用了去蔽而不用“真理”，就仿佛除了去蔽意义的真理，“真理”还可以去指与我们的探索过程无关的、永久不变的东西。没有这样的东西，所谓自然科学真理也并不是这样的东西。(10)

终极真理

如果真理竟只是我们凡胎肉眼所见的最好的东西，如果真理竟只是眼下不可归谬的东西，如果真理竟是明天就可能改变的东西，那么，真理只是相对的，我们还该叫它真理吗？我们不是在贬抑“真理”这个崇高的名号吗？

至少海德格尔不这么看。在上文所引的“惟当此在存在才有真理”之后，海德格尔说：“这种‘限制’并不意味着减少‘真理’的真在”，而“永恒真理”这样的提法，只是一种空幻的主张，应视作“哲学中尚未肃清的基督教神学残余。” 真理是可变的(11)，今天是真理的，明天可能不是真理。也许反过来说更好：今天是真理的，即使明天可能被否定，今天仍然是真理。这听起来似乎难解，就是说，在这里，对真理的初级反省形成了顽固的成见。

没有绝对真理， (12)你今天就你心智所及赞成火化，赞成妇女可以自决堕胎。我们不会因此责怪孔孟时代的人反对火化，我们也不能保证，三百年后，我们仍然赞成这些。任何思考都不可能提供终极结论，论证可能由于新的知识而不再有效，或由于信念的改变而不再充分。

三百年后，我们可能拥有新的知识，抱持不同的态度，但我们今天应当据此反对女性有堕胎的自决权吗？真理是在特定的条件下显现的。就现在给定的条件来说，它是真的。你要证明它不是真的，现在就要提出相反论据，而不是声称总可能有这样的论据。你当然可以反对妇女堕胎自决，但你不能这样论证：即使我不知道错在哪里，但它总有可能是错的。

我当然不是说，我说不过你就必须服你。我感到你是错的，但我说不清楚你错在哪里。不信从某个听起来头头是道的道理，不一定就是不讲道理(13)。 我向道理敞开，只不过我没有在你的说辞中体认出道理。我们甚至可以说，讲道理包含着一种危险，即今人所谓“话语权力”：弱者往往没受过系统教育，讲理的本事不如强者，强者就用讲道理作幌子来欺压弱者。对讲道理取抵制的态度有时不无道理，但我还是愿意补充几点。一，强者用讲道理作幌子来欺压弱者，往往优于不讲道理赤裸裸欺压人。相对而言，讲道理还是多给了弱者一个机会，乃至鲁迅说，只有弱者才要求讲道理。二，在有些看似没道理可讲的地方，其实是我们把道理限制得太窄了。我们要训练讲道理的能力。三，我们要训练对道理的敏感，学会识别什么是真讲道理，什么是宣称、欺骗、话语霸权。

我感到你是错的，但我说不清楚你错在哪里，这时候，我不服的是某个具体的结论。我们须得仔细，这不同于一般地声称：错误总是可能的，我不知道它错在哪里，但在上帝眼中，它一定是错的。这种态度不涉及具体的争点，它涉及的是真理理论。你暗中转移了争点。我们原本是在讨论这个结论是否真实可靠，现在你离开了 “这是不是真的”这个提问，不动声色地转向了关于真理是什么的定义。你已经把“不可改变”作为真理的定义。所以你说，这不是真理，因为它可能出错，可能改变。我现在要表明的正是这种真理理论不足持信。在求真的路上，我们问：它在哪里错了？就我们所掌握的一切材料、就我们所具有的一切思想能力和形式要求来说，它哪里错了？这里是罗陀斯，就在这里跳吧。

诚然，无论我多么有把握，我终究是个凡人，我总可能是弄错了。知其不知，知之至也，这是求真者的永恒有效的警告。但这不是说，从无确定之事(14)， 这不是说，我不可以有把握，或我必须作出没有把握的高姿态。事不关己，我们可以永远不拿出一个确定的看法，始终停留在海德格尔所说的 Zweideutigkeit之中。我在这里不是在谈论事不关己侃山闲聊的看法，我是在谈论“看待”意义上的看法，谈论我们在待人接物之际所体现出来的看法。确定的看法是一个决断，甚至会是冒险。我们时时警惕我必然正确我永远正确这种理性的骄狂，然而，拿出确定的看法并仍然敞开心扉，这并不是理性的骄狂。
“我们不知道，上帝知道”，据说这是用对上帝的虔诚来反对理性的骄狂。我从不相信只要提到上帝就是谦卑。信从真理才是谦卑，信从上帝作为真理临现于这个世界才是谦卑。上帝知道那一定是错的，我通过对上帝的信仰知道那一定是错的，现在出场的不是上帝，是你和我，而我由于是上帝的信徒占据了优势，不管我在上帝面前多么谦卑，我在你面前却是上帝的代言人。

谦卑的信仰，多少骄狂假汝之名而行！

对话

倪梁康说：“通过对话和论争，更确切地说，通过相互说理，各种意见最终可以指向对真理的认知。”真理若不是无关我们凡人的绝对自在者而是对成见的克服，那么，真理就只能在交流和争论中显现(15)。 真理是一场对话。“柏拉图使辩论〔辩证法、对话〕这一术语获得了一种更深刻的含义――亦即探索和发现真理的方法。” (16)夏特莱则称对话为“新生哲学的标准形式”，从柏拉图以来广为人知的辩证法，就是对话的艺术。(17)

今人说到对话，经常是指谈判、协商。真理在对话中临现，但对话不都是协商。真理不是协商的结果，不是对话者相互妥协达到的一种协议。我是这样理解倪梁康这段话的：“各种杂多的观点可以经过充分的讨论和论证达到共识，这种共识不仅具有主体间的有效性，而且可以切中主体以外的对象，即客观的真相。” (18)

谈判牵涉到利益对道理的构成作用，这里不谈，我们这里说到对话，说的是诚恳的对话。对话、交流的语义中包含诚恳，我有时说诚恳的对话，只是把隐含在对话概念中的一个内容明说了而已(19)。 如果十二怒汉里有一个心怀鬼胎，决意要给那个男孩定罪，别人无论怎样有道理他也不听，那么他根本没有参与对话，对话只是一种伎俩。

在诚恳的对话中，对话者向真理敞开，虚席以俟真理临现，谁更有理，对话者就顺从谁。就此而言，对话者是平等的。平等不是说，任何人可以就任何话题对话。对特定话题的知识准备等等(20) 且不说，你要就某件事情对话，首先你要有关切，海德格尔在Gerede题下入木三分地描述了没有关切的浮泛议论。

虚席以俟真理不是说：真理必定显现。诚而已矣，真理的临现是一种命运。“至于存在者是否现象以及如何现象，上帝与诸神、历史与自然是否进入以及如何进入存在的疏朗中……这些都不是人决定得了的。” (21)诚如倪梁康所说，在罗生门中，人们虽然没有找到真相，但还是承认有一个真相。但这个真相永远失去了。

就真理之为真相而言，确实如此；但我们凡人，诚而已矣，我们为真理的临现做好了准备，这就是我们的至高真理了。经上说，只要有两个人在场，我就在你们中间了。

〔本文承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社会、政治理论的一般结构》资助，特表感谢。〕

(1) 这篇讲演的稿子后来以为题发表在2004年7月8日南方周末的阅读版上。
(2) “我们必须把真理设为前提”〔wir muessen die Wahrheit voraussetzen〕。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三联书店，1999，262页。
(3) 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三联书店，1999，260页。我不妨再多引几句：“真理当然不因此是主观的，因为就揭示活动的最本己的意义而言，它是把道出命题这回事从‘主观’的任意那里取走，而把进行揭示的此在带到存在者本身面前来。”
(4) 维特根斯坦，《评弗雷泽的〈金枝〉》，见涂纪亮主编，《维特根斯坦全集》，第12卷.陈启伟译，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11页。
(5) 但你只是在对你真或不真呀。――我不是在谈论对我是否为真。我是在谈论真理对我显现、对你显现、对人显现。我的确不在谈论与什么人都不相干的真理。 “数学真理可不依赖于人是否认识到它！――在某种意义上，数学当然是一门学理，——但它也是人的作为。”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陈嘉映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1，355页。
(6) 因此，在描述真理概念的时候，须警惕“发现真理”这一类说法。
(7) 参见拙文事物，事实，论证，收入陈嘉映，《泠风集》，东方出版社，2001。
(8) 克塞诺芬尼残篇，引自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教研室编译，《古希腊罗马哲学》，商务印书馆，1982，46页。
(9) 海德格尔，《真理的本质》，参见孙周兴选编，《海德格尔选集》，上，上海三联书店，1996，223页。
(10) 倪文是把真理问题和少数/多数问题结合在一起讨论的。他的结论似乎是，在自然科学领域，真理和多数没有关系，但在政治领域，真理最后应能赢得多数。这是个复杂的问题，我不敢问津。但我愿提到两点。一，科学知识好像是建构起来的正面的东西，不是从否定方面得到的看法。我们且不说科学也是在争论中生长的，我们只须注意到，科学知识通过摆脱经验看法才变成某种建构式的东西，而这一过程是否定性的，这一点从科学对常识进行否定的开端处看得最清楚。在眼下的论题里，自然真理和社会真理并无原则之分，关于真相的探索与关于价值的探索一样，都要求我们克服自己的成见，向超出我们自己的真理敞开。我们争论同性恋是否正当，争论我们是否应当引进磁悬浮列车，和争论火星上是否存在水并没有什么两样。二，我不大相信我们应该从少数/多数这个角度来区分科学真理和政治真理，要硬说，毕竟是科学真理最后为大家所接受〔无论懂不懂〕，而政治上却很难出现共同接受的情形。尽管《十二怒汉》的实际结局是十二个陪审员都接受了真理，但这只是说：自由讨论为真理赢得我们大家创造了条件，还不是说：真理必然赢得多数。泛泛而言，我不认为真理和大多数人的赞同直接相干。
  可以顺便提到，倪梁康说，苏格拉底曾讽刺希腊人想通过多数票来决定真理，而黑泽明用他的电影再次传达了这个嘲讽。我觉得《罗生门》涉及的是真相是否可知，和多数少数没什么关系。

(11) 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三联书店，1999，260页、261页、264页。
(12) “没有绝对真理”被说成是悖论。我们另找机会讨论悖论问题。
(13) 或曰：讲道理预设了共同的立场，如果根本预设不同，那就无法交锋。我认为事情可说完全相反，讲道理总是在立场有所差异的人之间进行，否则岂不成了preaching to the converted？当然，立场相去越远，道理就越难讲通。
(14) 如维特根斯坦所指出，那只是对确定性做了错误的解释，见维特根斯坦《论确定性》全书。
(15) 不是说，真理不能在默默的交流中临现；只是说，言说规定人之为人，对人来说，其他方式的交流，即使一语不发，也渗透着言说。
(16) F.I.芬利主编，《希腊的遗产》，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213页。该章为《教育与修辞》，H.I.马鲁撰。
(17) 弗朗索瓦·夏特莱，《理性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23-24页。
(18) 我相信梁康指出“不仅具有主体间的有效性”是极其敏锐的。固然，我们可以把主体间性理解为：真理只发生在众人之间〔这是二十世纪语言哲学最深一层的意义〕，但主体间性太容易导向约定论、妥协论，而常见的情况是：人们一旦放弃符合论，似乎就只能落入约定论。不过，基于同样的理由，我对“共识”这个词也有保留。此外，“主体以外的对象”、“客观真相”这些用语似乎更需要商榷。
(19) 这可说是格赖斯所称的conversational implicatures，参见格赖斯，逻辑与会话，载于马蒂尼奇编，《语言哲学》，牟博等译，商务印书馆，1998。
(20) 这些知识来自前人的经验和探索，如今却不是真理的显现，不是aletheia意义上的真理，而是真理显现的条件。
(21) 海德格尔，《关于人道主义的信》，参见孙周兴选编，《海德格尔选集》，上，上海三联书店，1996，3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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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经八十多岁的悉德尼卢内特（Sidney Lumet，他的中文译名很不统一，花样众多）2007年拍了部《在魔鬼知道你死前》，后辈们较好不断，为这位高龄的牛导欢呼。确实，他老人家至今已经拍了太多值得让人细细品味的好片，如《典当商》、《热天午后》、《大审判》等等，而其中至今最令我拜服的还是《12怒汉》，在我看来，这简直就是一部民主制度的简明教程，在一个屋子里，就12个人就能整一出充满戏剧性的精彩故事，实在强大。
    本片首先当然表现的是美国的陪审团制度，我想有不少人应该和我一样，初听陪审团制度有些不可思议。天啦！判断一个人有罪无罪是多么需要专业知识的事情呀，竟然交给一群彼此多半不相识，凑在一起的“乌合之众”。本片我们看到，一个孩子的生死抉择被交到了12个人手中，而需要注意的是此时审理工作已经完成，他们需要的是根据这个过程做出尽可能正确的判断。其实，所谓陪审团制度不“专业”很大程度是因为我们常常忽视过程，只看结果，只看到最后的决定由非律政人士做出，却忽视了之前的这个过程，警察、律师、法官等都是专业人士，他们会搜集和甄别证据，而这个过程只要保证程序正义性，剩下的陪审团做出的判决往往可能不能保证百分之百都是完全正确，但是往往能尽可能避免最坏的结果。这就如美国总统大选，民众并不都是政治方面的专家，并不都是有敏锐洞察力的能人，但是大选和之后的弹劾等制度保障能尽可能避免糟糕的结果产生，这不完美，但是确是基于现实合理。
    本片还纠正了很多人认为民主就是“少数服从多数”的观念，是的，某种程度上最后的结果往往这样做出，但是却是基于程序的正义和理性做出的。所以，我们看到，起初只有一个人认为被告无罪时，并不是大家就此做出决定，而是倾听这场争论弱势一方的论点。而到了后来形势逆转，只有少数人、甚至一个人认为被告有罪时，大家仍然倾听他们的声音，哪怕有些反驳有些歇斯底里。而这个过程中严守着程序公正，每当有人提出要投票时，主持人都组织着投票，没有因为观点对立双方的悬殊就省去一些“麻烦”的步骤。
    同时，本片也告诉我们民主有时也会有些混乱，但是总体是有序的，有风度的活动。比如片中，我们看到了各色人的举动，他们争论不休，甚至几乎拳脚相向，但是总体上总会有人维持，让整个过程在理性中进行。同时，片中的人物也是背景相差很大，但是他们能够走到一起来讨论一个他们素昧平生的人的生死，这也体现着民主的包容性，让不同背景的人都能参与。片中有人显的正气凛然、有人显的吊儿郎当、有人从贫民区走出、有人对贫民区的人有固执的偏见，但是没关系，民主制度下会因为政治正确性问题影响你的结局，但是不会因此阻碍你的参与。同时，大家都原则上保持着理性和风度，如果真是缺乏理性的固执己见，那么也不会出现最后一个人说服大家的结果，大家大多带着严肃的态度看待这个事件，根据的是法庭上的证据做出抉择，不会意气用事，当发现最初的看法是错误时，也能很有风度的接受，大家都认识到他们之间的争执并不是为了一个“输”与“赢”的问题，而是事关一个人的生命，事关法律的尊严。
    本片还告诉我们民主在严肃中又允许一些儿戏，但是同时又会有纠偏机制。比如，片中那位看起来有些痞，就希望赶快出个结果去看球赛的角色，他开始坚信被告有罪，希望赶快出个有罪判决，好去娱乐。后面见无罪的一方占了上风，又改口认为被告无罪，希望这时赶快出个无罪判决，好摆脱这麻烦事儿。片中又还有个坚持有罪看法到最后的“莽撞人”，出于一些原因态度粗暴，歇斯底里。但是他们的意见没有被剥夺，而是被尊重，同时，更多理性的意见又可以化解一些偏执的负面影响。而民主制度下的政治也是如此，我们曾经惊讶美国人怎么能这么娱乐政治，其相关的笑料有些巧妙、有些恶俗，但是这本身也是一种政治态度，或许不那么务实，有现实意义，但是却以其这种姿态对一些现实意义的政治行为产生着影响，所以当然也要包含进来。
    《12怒汉》并不是一出简单的英雄主义赞歌，更多的是以小见大政治制度缩影，从中我们看到的却是一个群体的英雄形象，他们让一个无辜的生命逃过一劫，或者貌似让一个无辜的生命逃过一劫，谁知道呢，或许如《一级恐惧》一样放过了一个真正的罪犯，但是这种和“宁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五百”的观念相左的导向我认为更加给公民以安全感。
    最后，说说电影本身吧，本片整个故事都在一个房间内展开，但是却有悬念、有冲突、有人物性格的刻画、有剧情转折的亮点，可谓充分表现了电影的戏剧冲突的魅力，在高立足点的背景下还做到了好看，实在令人叫绝。而且本片逻辑上一环扣一环，注意细节，没有一些故弄玄虚的哗众取宠，比起2007年那部我认为被高估的《这个男人来自地球》来，剧情要饱满的多。在去年，本片也被俄罗斯大导米哈尔科夫翻拍了一部基于车臣背景的《12怒汉》，还没看过，不过根据同样普遍的好评来看，值得期待。再次向84岁高龄的悉德尼大导致敬，您老太牛了。

http://hi.baidu.com/doglovecat/blog/item/97c99a135b049d856438db3c.html

看到很多评论，必须补充一句，我本人是不赞成过分强调这些技巧的，而且也不擅长，不过，为什么我们不能折中一点，学习一些人际技巧呢？起码可以润滑同事、家人、朋友关系，武器在有的人手里是凶器，在有的人手里是圣器，一念成佛，一念成魔。2010年3月

——《十二怒汉》观后感
苏格拉底以死证明，“多数人民主”也可能是“多数人专制”，尤其面对一个似乎证据确凿的杀人案和十二个例行公事的陪审员时，就如同企业里准备不足、例行公事的决策会议，很容易变成领导或是“权威”的一言堂。
除非碰到一个清醒执着的反对者，而且，还要有理有据有技巧，才能战胜十一对一的强大群体压力，《十二怒汉》就为我们展示了这样一个人和质疑与引导技巧。

太极之刚柔并济：
说服十一个陪审员，8号（在一群没有姓名的男人中间，只能如此称呼）运用了不同的策略，你柔我刚，你刚我柔，借力打力。对沉默寡言认真思考的或是表面逻辑清楚，实际并没有认真思考的，充分抓住思考成熟的逻辑论述，一句不让，直接说服，或是利用机会凸显自己的逻辑正确，争取信任，比如，面对12号，一直追问到他说出“没有人可以确认那一点（指证人不会犯错），我们又不是在做科学论证”；对被情绪控制的，制造沉默，避其锋芒，利用群体压力，凸现其无理性，比如很多时候对3号和10号的态度；对其相互之间意见的不一致，充分放大和利用，引起内部争议，静观其变而得到更多有利于自己的论据和支持者，分化论敌，比如当出身于贫民窟的5号与其他人关于出身问题发生争执时，还有很多情况下，都是任凭大家互相讨论，而没有急于发表自己的看法，虽然有时候他其实已经有成熟的意见（这点堪为部分企业一把手的楷模）。
当然，有的情况下也要以刚对刚，但要击其关节，令其避无可避、转无可转。手中有驳倒对方逻辑基础或者基础证据的杀手锏时，有目的的把对手逼到最后一步，再准确出击，从根本上击倒对手的逻辑信心，面对3号提出的凶器证据，8号就拿出了最有信心和最出其不意的论据，一把和凶器完全相同的摺刀，而且是把大家的指证从泛泛的“出身”、“前科”逼到凶器上才拿出来。

兵法之知己知彼：
十一个反对者，组成一个反对群体，实际上分成两部分，核心反对人员和助力人员，而体现在个体身上，群体的作用则体现为两种——社会助长作用和社会抑制作用，前者指在群体活动中，个体的活动效率因为群体中其他成员的影响而出现提高的现象，后者相反，个体活动的效率因为群体中其他成员的影响而受到减弱。说通俗一点，就是有的人见到人多就激动，有的人见到人多就发蔫。分化、瓦解、说服这个群体，要利用争论充分暴露和了解反对群体的组成结构和成员性格，针对性的组合语言、情绪和逻辑。
在面对助力人员时，社会助长型性格的，可以激发其英雄式的责任感，比如当6号很认真的询问9号老人意见时，就促发其充分发表了独特的意见；社会抑制型性格的，可以减轻其身上的责任压力，给以重视，通过赞扬和提供容易发挥专长的表现机会来提高自信和参与热情，比如对戴眼镜的2号和出身在贫民窟的5号，在讨论电车通过时间时，8号专门询问他们的意见，给注意语法的11号创造投无罪票和充分得到重视并发表意见的机会。还有一种群体懒惰者，只想随大流的人，对他们则要给予并利用压力，两种压力——负责和思考的压力，急于结束的压力，在讨论刀子刺入部位的时候，8号就专门向12号和7号提问，直接导致7号轻易的改投“无罪”票。
对核心反对人员，社会助长型性格的，可以离开、搁置他，降低激情和动力，避免可能造成的盲目偏执，比如，在讨论孩子为什么回去取刀时，10号非常激动的四处指责，8号并没有与其争论，而是提出再投票一次的建议，缓解其偏执的情绪；社会抑制型性格的，可以通过关注、理解以及主动的了解来拉近心理距离或是进行说服，这使得很多认真思考、意见坚定的反方在同意“无罪”之后成为“无罪”方很重要的力量，提出很多新的质疑。

同时善用群体压力，当自己处于弱势时，回避群体压力，比如第二次采用秘密书面投票，就避免赞同者因为迫于群体压力而不敢赞成无罪，而且借机凭借“善解人意”赢得了更多支持。
当己方占据优势时，可以充分发挥群体压力的作用：强调优势地位事实，并且可以利用沉默强化压力，寂静（寂寞）状态下，往往情感压力更大。在最后只有三票有罪时，面对情绪激动10号，大家都置之不理，反而使得这个社会助长型性格的老人变得懦弱无力。

情感之三十六计：
远交近攻
尊重人的感情和情绪，利用一切细节感染他人，关心、安抚是最佳的突破心理隔膜的机会，对不同的人和不同的观点，寻求一部分共性的内容或看待角度，缩小差距，建立信任，寻求支持者，既是对争论对手的分化瓦解，也是对本方人员的支持鼓励。重视1号作为主持人尽职尽责的特点，充分尊重他的组织权，并且在关窗户的时候认真听这个橄榄球教练讲故事；重视2号希望做一点事情的想法，当2号善解人意的为9号老人解围，询问谁要喉糖时，8号立即表示了支持，并且模拟开门场景时请他记录时间；重视7号对球赛时间的要求，并没有说他的要求无理；对很多人的部分质疑，都及时的给予支持。很多这种细节上的行为，反而更突出其他受情绪控制或者简单认为有罪的陪审员的无理。

暗渡陈仓
敌对方试图拉近距离的时候，可以接受其建立关系的努力，这种影响其实是双向的，在其主观接近的同时，不知不觉也会收到己方的影响，可以避免克服敌意单向接近，最终哪一方能影响和改变另外一方，取决于信念、理念、逻辑和策略。比如在卫生间里对6号和7号的态度。

欲擒故纵
说话要抓住要点和关键环境，不必争的不用争，听或者让其情绪激动，多说多暴露可能更有利于寻找问题点。
 “我们可以花一小时来讨论，球赛八点才开始”；“他过了悲惨的十八年，我觉得我们应该给他一个机会”；“我想要提出一些问题，或许他们毫无意义”……在面对大家反对的弱势情况下，8号说话不多，而且总是保持一种收敛的情绪，没有走动，没有慷慨激昂，而且对一些容易激动的人，更多是引导和避让，并不针锋相对。
前期对3号的态度则通常是针锋相对，激怒他，制造他与其他陪审员的矛盾，积累其情绪冲动和其他陪审员对他的斥力与群体压力，而且，3号在激动情绪下说出的话和做的事，事实上也多次为他提供了证据，拿错了折刀（不是案件的凶器，而是8号买到的一模一样的刀），“他（作证人的老人）怎么能肯定他看到的都是真的”，“我要杀了他”……

反客为主：
当最后只剩下3号坚持有罪的时候，8号开始反过来挨个的询问反对方，并且最后站立着凝视和质疑3号，给予其最大的群体压力和情感压力，“我们想听听你的说法”。而3号作为面临情感压力者，往往会用行动掩饰自己的脆弱和痛苦，可能会暴露出真正的痛苦或意见来源，以及背后的一切真相。正是这种反客为主的压力，大家的凝视和无语，促使3号暴露了情感原因的偏执，当情绪宣泄一空后，只能承认“无罪”。

看完全片，探讨微观组织行为学和沟通技巧的同时，不妨也宏观上反思一下我们的企业，是不是在减少仓促决策的同时，能够培养几个这种了解企业战略、积极思考、坚持质疑的不同声音，而不是象征性的请示各位领导，最后无所适从。记得，不要让我们的员工在会议室里沉默的仰视领导，离去时低头默默无语，走进企业时仰视领军者个人魅力，离开时看轻企业的整体决策能力，就象整个影片为我们展示的，开篇时仰视着法院庄严肃穆的大门，结尾只有从内部俯视的台阶和匆匆离去、稀疏的人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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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午吃饭的时候花了一些时间看完了影片[十二怒汉]，一部非常经典的美国黑白片，拍摄与1957年。看完感触非常深，可以用震撼人心来形容.而这个震撼人心的力量不仅仅来源于对美国独特的法律制度的惊叹，也来自于导演对于在短短的两个小时的影片中穿插的描绘了12个人，可以说是把这12个人的形象刻画的惟妙惟肖，仿佛荧屏中的他们就在你的身边。我觉得这也就是导演把这部伟大的电影取名叫做“twelve angry man”的原因，看似影片是一部美国的法律教育片，其实确实对人性的深入剖析。

这12个人按照位置排序分别是：

1.主持人

这是一个领导者的形象，而且他确实做的非常的好，从开始的组织大家投票，按照规章制度进行陪审审判的推进，可以想想，如果没有这个人的秉公执法，可能在一开始1：11的时候他就已经做出一个GUILTY的结论了。他还在多次进行了各方的协调，在大家争吵的时候稳住局面，很有礼貌的在与其他法院工作人员进行沟通，他还在下大雨的时候给8号说了自己当年领导橄榄球队的事情。但是这个领导在讨论方面几乎丝毫没有说过任何话，他在认为有罪的时候也没有拿出自己理由，在改变看法说出无罪的时候也是很随意的举个手。我觉得这也确实是目前大部分领导所作的。

2.一个戴眼睛的geek

这个人是一个非常不起眼的家伙。首先他很懦弱，在3号欺负他的时候也没有反抗，但是可以看出来他第一次参加这样的陪审很兴奋。我觉得这是一个美国“弱者”,”小市民”的形象，他对别人很好，但是似乎每个人——包括它的办公室同事都欺负他。他也没有自己的主见，一切都是凭着感觉走，第一个发言的就说：我就是觉得。。。这个人。。。有罪。可见他也不和12号，7号一样掩饰自己“不知道为什么有罪”,坦诚，平凡，这种人在社会中或许你会觉得和他交往很吃力，但是我想这种人还是比较让人喜欢的。

3.最后一个放弃GUILTY的反对者

全剧话份最多的男人，并且说出的绝大部分的话都是在大喊大叫。代表“偏执“。这种人从一开始就给自己下了一个定义，也给孩子下了一个定义：这是一个罪犯。正如他对它的孩子一样下了定义：你是男子汉。而丝毫不为别人的判断所改变，从头到位，他都是最坚定的反对者，即使很傻的说出一些自相矛盾的话。这种人通常是一个内心很自卑的人，他需要用大声的喊叫，不断的侮辱他人，冲动。来证明自己的正确，或者说他自己也不是那么的确定自己的正确，他只是觉得他应该是对的，然后去坚持去做，也不在乎周围人怎么想的。这种人只要能聪明一点，可能就是最接近“成功“的人了————因为只有偏执狂才能成功么～

4.非常理性的反对者

我觉得他代表着“理性“，而且是非常的理性。从导演塑造他的形象————眼睛白领严肃哥，到他本身的沉稳冷峻，到一个很有意思的导演为他设计的特质：不会流汗。都在向我们传达这样的一个信息。他很理性，即使在最后只有三个人认为无罪的时候也依然坚持自己的理性判断，做出自己的判定“有一个女人看到了那个男孩杀他的父亲“这是一个不可破灭的证据。而且他非常聪明，在老人一提到女人的鼻梁上有凹槽他就反应过来是什么意思了。另外他也在根据信息不停的修正自己的结论，在8号质问能否记得看的电影的时候，他流汗了。我觉得这个n男人唯一电影中的流汗镜头是由于他在8号发问的时候他就已经意识到了男孩说不记得电影名字不能证明有罪。一个绝对理性的人，令人不得不佩服。

5.贫民窟走出来的一个陪审团成员

第三个无罪支持者。多次的抛出了自己的质疑，戏份和6号一样少，我觉得恐怕他是最普通的陪审团员，但是出场都明确的表明了自己的观点。

6.一个觉得陪审很有趣的人

一个觉得陪审很有趣的人，虽然一直处于反对状态但是他从来没有抱怨说浪费时间，他还是一个维护秩序的人。看到他好几次威胁3号和7号让他们不要作出让他不爽的举动。

7.想看球赛的牛仔哥，只想早点走的自私烂人

最为厌恶的人。代表“冷漠“，一心只想着自己的球赛，或许目前中国大部分的心态都是这样的吧，虽然说是陪审是自己的责任，但是实际上根本不关心也不在乎，只是为了拿到自己的三美金，低级趣味，对于一条生命也是如此的不在乎。可以想象如果让你当陪审团，你也会和他一样：管它上不上电椅，反正能让我最后过的舒服拿到钱看了球赛就行了。

8.最初的质疑者

职业是建筑师，我们可以猜想，这个人从一开始就若有所思的样子。其实可以想想这个人或许是这样的：觉得那孩子可能是无罪的——这个应该完全是处于怜悯。特地到那孩子家附近发现还有周围能够很轻易的买的和孩子一模一样的刀具，心中非常质疑，就在陪审团的时候表示了出来。

9.智慧的老者

观察非常细心，敏锐，而且我觉得演的非常好，不管哪个人说话他都非常仔细的在观察。一个智慧的，安静的老者。几乎每次重大的突破都是他观察到的。证人的衣着的细节，鼻梁的印子，老年人的心理，第二个投了无罪票的人。目的是出于“这个案子确实有必要再审视一下“。

10.歧视者

从一开头就抱着一种偏见，认为街头浑浑就应该都去死，没有平等观念，最终确实被所有人所鄙视，唾弃。我觉得如果在中国肯定就不会这样,因为人们在心底都在歧视那些贫穷，没有教育的人，仿佛只有这样才能感受到一些优越感。北京政府不断把民工子弟学校拆除希望把那些“没教养“的人赶出北京市区就是典型的例子。

11.有教养，有责任心的钟表匠

非常有责任心，从一开始就在做着各种笔记，并且发表了两段很有高度的演说(让我觉得非常赞同的就是那句：“这才是我们国家如此强大的原因，确实，美国国人的高度责任感以及人民民主的高参与度不得不让人羡慕).说的话都是比较有力的，例如对7号的怒斥和表示需要“reasonable doubt”.我会很喜欢这种人

12.墙头草，如果说7号是烂人，这人只能评价为傻逼了。

这个人我实在不想评价什么了。只能用傻逼二字来形容，一位用戴一个黑框眼镜就能演示自己的无知的男人。

其他的感想：

其实一开始8号也完全不确定，但是不断重复着：maybe，it’s posible。或许对已更多时候，或者说如果没有9号帮他稳稳阵脚，他的逆转就失败了。

这是一个典型的集体无意识的表现，其实在11号，9号，4号之间，我觉得他们也有疑问，只是都没有说出来而已。在周围人人都在说着一种话的时候你会轻易的接受并且相信么？

民主的审判需要有国民素质来支持。中国我觉得就根本没有这样的土壤，可以想想，在中国弄一个陪审团制度，我打赌连1号团长可能都会和7号一样冷漠。

其实这场逆转的根源，是出于对一个男孩的怜悯而产生的不理智的质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