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2012

        前天（4月19日）我看完了《知青》第45集，我只提几件百思不得其解的事情：
        第20集，兵团的很多人都得了雀盲眼，齐勇和孙敬文遇到了狼，齐勇眼睛看不着狼还勒死一条狼，使人不相信。
        我没有遇到狼群但是我遇到过狗群。1968年我下乡住的村子离公社50多里地，中间隔一个养着60多条狗的军马场，公社附近的林子里还有野猪，我们下乡的头一天晚上路过军马场的时候就被一群狗跟上了，这些狗五颜六色，个头都很大，也很健壮，它们跟着马车嚎叫着，有的还朝着马车上的人跃跃欲试，车老板告诉我们，这些狗就是一出一猛厉害着呢，别逗它们，一会儿它们占不着便宜就老实了，它们离不开家跟个十多里地就回去了。果然，我们过了几个坡狗群就撤了。
        69年夏天我到公社办事，傍晚，我就一个人往回走，心里也怕遇到狗群和野猪的事儿，就找了一个1、5米长结实的大木棒子拿着。野猪没遇到，傍晚狗群却把我围住了，开始我且战且退，当我站稳一个坡顶时，狗群在低处就不像在平地那么嚣张了，我大概估算了一下大约有三十多只狗，我发现有一条黑白花狗站在中间不停地叫着，只要它左右蹦着使劲叫狗群就围着我咬，于是，狗群向我冲上来的时候，我就奔着它使劲抡棒子，表现出不打死你不罢休的样子，黑白花狗跑远了我返身就飞快的往回跑，我还记得跑的时候我还告诫自己千万别摔了，摔倒了就没命了。就这样我一下子就把狗群打跑了。在村子里农民说，若是军马场的狗全出来或者遇见狼群你就没命了。记得前6、7年前我在电视上看到两个人开着解放牌汽车在内蒙古草原撞死了一条狼，然后遭遇狼群丧命的故事，大概内容是，两个人停车时发现狼群向他俩追来就拼命跑，开始还好危急时刻跳上车厢的人钻进了驾驶室里，一直跑到油箱空了，狼群仍然穷追不舍，而且狼越来越多。他俩几次试图从车厢里的油桶里加油都没有成功，后来两个人只好躲在驾驶室里任凭几十条狼轮番打砸，顽抗了几天几夜后两个人无水无食，精疲力尽了，狼群终于扒开了车窗，两个人从此消失了。我相信读过我这篇文章的人肯定有人知道这个真实的故事。所以齐勇眼睛看不见，还躺在雪地里不但遇狼群而毫发无损，而且还勒死一只狼，齐勇真是比武松还厉害！
        为了治兵团人的雀盲眼，7连党支部派出齐勇和孙曼玲去山东找关系买海带，之后团长又拉了3卡车可能3个连的人到山东找靠边站的副县长副县长老婆帮忙收海带、吃海带，最后由于付正为救一个儿童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感动了山东人，大家纷纷把自己家储存的干海带拿出来治兵团知青的雀盲眼。
     3卡车知青到山东吃海带的故事一共有两集，我看了直想笑，觉得这是大笑话。无意中我想到从小就听说海带治粗脖子病，大了知道治甲状腺机能亢进，那么海带治不治雀盲眼呢？随手我就在网上查到了“胡萝卜治雀盲眼”还有意外收获——“吃海带治甲亢是错误的”。
        这么我就搞糊涂了，难道黑河没有胡萝卜吗？
        黑河到山东有3千多里地，他们来去怎么那么方便呢？是去旅游?还是团长探亲？这可真有点说不清楚。
  3、赵天亮他们在中苏边境站岗放哨，和那个放电影的人的故事，我觉得不大可能，或者是过于夸张。
  1987年夏天，我去过黑河，黑河对岸就是俄罗斯的布拉戈维申斯克市，简称布市，中文俗名“海兰泡”，是俄罗斯阿穆尔州的首府，俄罗斯远东第三大城市，那时，我确实看见了苏联边防军穿戴整齐，骑着小摩托 ，可是没有看见中国边防军，当地人告诉我，1984年邓小平宣布：“再减100万，一是必要，二是没有风险。好处多得很！” 后，江边上的中国边防军就不见了。我还问过他们，中苏紧张时这儿怎样？他们说这儿也紧张呗，那时候你就不容易来到黑河，我问他们，那时候中国人有没有跑到苏联的？他们说，怎么没有呢，可是最后都是被送回来，他们说：苏联边防军抓到跑过去的中国人，就关到只有棚顶才有窗户的水泥房子里，几天以后等调查完你没啥用就蒙上眼睛送回来，让你啥也没看见，顶好吃几口酸列巴。可是，《知青》在1969年珍宝岛自卫反击战发生的前后赵天亮他们在中苏边界还能用狗和苏联人联系交换物品，还和苏联边防军共同捕鳇鱼，离奇的是放电影的人喝醉了酒误入苏联，还给苏联边防军放了一场《列宁在十月》，如果谁认为这些事都属实，我愿意道歉！
4、姚敏搅考场一事，我觉得是无中生有。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1972、1973年两年工农兵考试上大学，1973年，正在辽宁省兴城县白塔公社枣山大队插队的张铁生被推荐参加大学考试。6月30日，在理化考试时，他仅做了3道小题，其余一片空白，却在试卷背面给“尊敬的领导”写了一封信，“四人帮”一伙对张铁生交“白卷”的行为赞不绝口。1973年8月初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报，工农兵上大学一律组织推荐。经过考试的1973年全国百万考生的入取资格被取消，张铁生彻底搅黄了这个大局，一直到1978年上大学才恢复考试制度实行择优录取。我记得1974年上大学不用考试，那么，黑河地区的兵团怎么还有考场呢？是不是为了塑造姚敏这个人物而专门设的考场啊？
        我可能也记错了，但是我把问题提出来，究竟是怎么回事问问教育部的人就一目了然。
        《知青》共45集，从1968年写到1979年，据说原剧很长还剪掉了很多，20年前，单凭“45集”，这个电视剧就可以达到收视率的金字塔顶峰，如今，据说国产电视剧有近百集的，但是，微电影也很受人欢迎，我是说讲究效率的时代，电视剧不能以长短论英雄了，陆天明说，电视剧必须得有明星才叫座，这是由现在的市场需要所决定的。《知青》也有几个明星，看来是适应市场需要的。
        《知青》几乎写了十年浩劫的绝大部分，但是，对重大事件却没有写，有些事情写了也都是些擦边球，比如林彪事件就一句没提，难道他们不知道？不管从兵团健全的党组织机构来说，从他们地处中苏边境来说，还是从他们的大城市背景和赵天亮等军人家庭出身来说，他们都应该知道这件事，好了，就算他们应该不知道，那么“批林批孔”他们没搞嘛？因为，你既然把故事编在文革的大背景中，就有责任把这个时代的符号交代给大家，否则，就觉得这个电视剧这么长，却没头没脑记不住啥，难道是穿越剧？电视剧《大工匠》肖长功、杨老三四人在小酒馆里的一场戏就把林彪事件淋漓尽透的表现了出来，非常符合当时的社会状况和人们的心理，虽然他们四人在屏幕里，可是却能和看者互动，四个人的每句话都触动着看者的心，都为这四个人捏把汗。
        《知青》编剧梁晓声说，“这部作品直接取名《知青》，也是想让现在的年轻人更全面地了解当年的知青生活。”
         我认为梁晓声这句话说大了，至于什么浪漫不浪漫的我连看都不看，因为，什么是浪漫没有什么标准？知青到了需要浪漫的年龄，需要浪漫，又到了男婚女嫁的年龄又遭遇爱情，就是不浪漫也得被浪漫起来。可是哪部分知青能表现当年知青的生活却是个大问题，因为影响着今后几代人的问题，首先肯定《知青》里的知青都代表不了当年知青的生活，《知青》主要写的是兵团战士，这个电视剧改名《开工资的兵团知青》最合适，因为他们也是在文革中被剥夺了学习权利的高、中学生，在城市里决定了自己下乡的命运时就有了“知青这个名字（虽然当时不叫知青）”，而“知青”的内容还要在农村中的环境和地位来决定在“知青”这个特殊的群体中的比重，比如，随“五、七”干部的父母下乡的知青，也叫知青，这些知青没有普遍性，是知青这个特殊群体的特殊群体，他们不能代表全国的知青。比如：现在，知青当中有70多人成了省级以上的高官，那么他们能代表全国的知青吗？能说知青就是中国的脊梁吗？我认为插队知青具有所有知青的共性，并且人数多，发生在他们当中的典型事例多，所以插队知青生活比较适合表现那个时代的特点，和知青生活。
        什么叫知青？
        前几天，我在参加一次讲座后的座谈中是这样回答一个媒体朋友的，“我先和你说什么是和尚？什么是和尚？不是他剃光头就是和尚，和尚有三个显著的，普通人不具备的特点，那就是1、独身；2、海青；3素食”，“知青也有三个显著的特点，1、工分；2、自治；3、混居”，这才与毛主席提出的“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的使命相一致。
        前些天，我遇见曾经在齐齐哈尔兵团五师生活了6年的一位老知青，她患了一身的病，我问她，想不想回兵团看看，她摇摇头说，“上那儿干啥去！”他告诉我，一个村就是一个连，这个村原有的农民都收为兵团职工，有的农民就当了领导。我们北京去的知青之间也打架，和原来的农民也打架，有的把人家的小鸡塞灶坑里烧着吃，还有的把人家养的大猫也偷来烧吃了，其实那些农民对我们挺好的，前几年有回去过的知青说，和我们在一起的农民现在岁数都很大了，可是，我们的名字他们都能一个不拉的说出来。招工那时候，走两个北京知青，必须走一个他们的孩子，若不北京知青就走不了，他们也有当官的，可抱团了，不给你办手续呀。
        一次我在地安门护国寺小吃吃饭，巧遇同桌两个老太太，一个老头都是当年去黑龙江兵团的北京知青，高个子63岁老太太在虎林，她就说在那儿差点没饿死，她在兵团呆了三年，她爸爸想办法把她调回来了。另一个老太太只是告诉我他们在爱辉县的兵团呆了6年，我继续问她，她说，我们从来不提兵团的事了。老头吃完饭站起来走到旁边，老太太指着老头说，他的弟弟就死在兵团里，没人敢和他提起兵团的事儿。原来他俩是老两口，都66岁了，是从一个兵团回北京的。这时我的心里很难受，站起来走到老头跟前说，“老大哥，对不起了”，这时我看到他的眼睛湿润了。
        这三位兵团老知青的形象和说的话，特别是含在老头眼里苦难的泪水一直在我的眼前晃动，当年上山下乡运动对知青心灵的创伤有多么深，这种伤痛一直影响到他们的晚年，在他饱经风霜的心理还保留着一块脆弱的空间，有人说，知青对那段难忘的岁月无怨无悔，我认为起码说这种话的人根本不了解知青。假如他到佳木斯知青精神病养护中心，看到那些那些上百名患了精神病的北京、上海、天津知青，他们仍然说着他们的青春时代的话，就连问他的年龄，他都说“21岁”，他们没有儿女的呵护，没有孙辈绕膝的天伦之乐，他们不知道外面的变化，他们在自己认定的世界里呼吸，生存，假如他们有一天恢复了理性，难道他们对他们的知青年华也无怨无悔吗？
        

   我下乡的那个村子的名字很长，俨然是对1968年文革年代的注解——吉林省白城地区通榆县向海蒙古乡人民公社红旗大队洪新敖包村，尽管名字很“革命”，但是，因为偏远、落后，使我们知青走进了一条死胡同，全村只贪上一个上大学的名额，还让队长的女儿去了，我们集体户开始时18个人，因为户长的父母是军官1969年他就当兵了，一名同学因为会画画被引洮儿河水利工程指挥部招了临时工，接着转走了一名女生，70年一年招工走了5名之后就再也没有招工的消息了，1971年冬天，余下的10人陆续向家乡长春市周围农村的集体户转移74年剩下最后一名姓赵的男生。2000年一个小三届的同学在长春市的大街上见到我说，“那年冬天我回去起户口到你们户看看，赵xx蹲在那儿正在做饭，看我进来站起来那样子和要饭的一样，我问他啥饭？他说，他就会馇粥”，“四间房生产队占去了两间，赵xx在西屋炕上像搭蚊帐一样又搭了一个小屋，睡觉时像小猫一样的钻进去，那还冷得要命，我说，你翻身可加小心，别再把你拍里头”，后来赵xx的父亲和姐姐托了很多人把他转到长春附近的怀德县，两年之后去了一气铸造分厂，1998年我们聚了一次之后，不长时间他就得脑溢血死了，那年他才刚刚49岁，他二胡拉得很好，短跑速度也很快，他死时他的儿子还在军校读书。
     我们户还有一位姓杨的女生在长春市所辖的农安县农村整整当了10年农民，回城后分配到集体企业后很快就失业了，以后做起了塑料生意，她30多岁才生一个女儿，1999年他女儿才报考大学，后来听说读了大专。
    40多年过去了，我一次也没有去过当年下乡的那个村子，也不愿意谈那段生活，谈也没人愿意听，所以我觉得把这段生活当回事儿是个负担，因为这段生活是压力，不是动力，是人生旅程中的一段弯路。我在30、40多岁的时候，想起在知青生活就不可阻挡的要抽烟喝酒，若是家里没有烟酒，就是半夜也要出去买，因为，我在农村“接受再教育”中，我没有得到真才实学，反而玩世不恭，并染上了吸烟、喝酒和打架的坏习惯，身体也很受伤。1969年春天得了胸膜炎早已钙化左肋角粘连成钝角，就是现在往左侧转身都有感觉；气管炎转化成肺气肿至今未愈，04、05年两次险些要了命。1994年我见到了我们集体户的户长，他还提起当年我治病花了户里40块钱，还说“户里的人就你占的便宜最大”；虽说我80年代初就戒了烟，可是酒杯却总也放不下，到了中年从一天喝两顿到一天都喝三顿，没酒不开饭，喝上酒不吃饭，形成了酒精依赖，一直到10年前才戒掉酒，若不就活不到今天也不能写文章了；爱冲动好伸手打架的习惯直到50多岁才能抑制，以前因为酒后伸手打人惹了很多祸，现在想起来都后怕。我在农村的知青生活，仿佛掉进了一个大染缸里，扭曲了我的心灵，在被压抑的环境中形成的古怪性格影响了我的一生，我念念不忘19岁、20岁那段应该出彩的年龄段却像牛粪般的埋葬在农村，不堪回首。
    
        我们在集体户过的是松散式的集体生活，因为只有房子是共用的，经济上是独立的，生活上都是“爹死娘嫁人各人顾各人”因此，凡是插队的知青生活都有这些共性；
        每个户员都没有工资，都得到生产队干活挣工分。1970我当了半年赤脚医生，经常有农民找我针灸，看病，有时半夜也有人找，公社规定每天给我记8个工分，可是记分的农民小组长说我没干活，就是不给我记分，没办法我就得去干活利用休息时间“行医”，锄地、拔麦子、抡钐刀割羊草、踩打瓜、割地、打场，搂柴火样样农活都没拉，70年夏天去公社修公路，早晨3点多钟就出工，一天中午吃羊肉我喝了点酒就睡着了，可是下午出工时他们叫不醒我就把我抬到了马车上，结果我就在马车上一直睡到晚上收工；
        2、户员根本没有享受劳动保护的待遇，更谈不上割麦子时发线手套，冬天发军大衣的好事儿，坐大汽车上山东、上海边吃海带更是连想都不敢想；
        3、集体户有户长、副户长（没听说过有“知青点”、“召集人”），不像军队一样有党支部，连排班长，不过也有当连排班长的，那是在民兵编制中；
        4、集体户没有电视剧《知青》里召之即来的专职卫生员，只有炊事员（有的户轮流当炊事员，也有开小灶的集体户），炊事员的工分由其他户员均摊；
        5、户员自治，想家了就可以回家，不挣工分也没人管，更没人因此受了处分；
        6、知青就是没有法律依靠，没有组织约束的农民，转户也是自己说了算，不管转几个地方也逃不出“广阔天地”也摆脱不了知青的身份，有一次别人问我这事儿，我说知青迁徙半自由，接近《宪法》；
        7、在集体户有领导来视察时有时得对着“红太阳”喊“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但是私下里讲“纪律”、讲“组织”甚至讲“理想”都会被人说成“脑袋有病”，大伙最爱听的话是“以前说人家农民是‘屯二迷糊’，现在看人家农民才不迷糊呢，而我们知青才是真正的‘二迷糊’”，因为知青和农民追求的目标不一样，在只让人有精神不许有思想的年代，起点高的知青被强制的套上枷锁赶到农村“接受再教育”，让你的内心世界只能在火上烤，不烤得蒙头转向才怪了，不考得你个个都是武大郎决不罢休！；
        8、集体户一切活动都靠自愿，因为人与人都是无可奈何的，就是在你的身边两个人打到一起，也有人在一旁躺着仰脸看天棚，或者照样吸烟、打扑克，如果形象一点讲集体户就好像是在深山老林中临时聚集在一起的难民，想的都是一件事——什么时候能回家！
        1969年元旦夜里，集体户的屋里冷的我把牙膏塞进枕头底下，然后在被窝里佝偻成大虾状，眼睛看到脚底下的墙上也全是雪白的霜，我真想大喊一声“救人哪！”于是就想起了四句话：“造反时代流学生，冰窖里面喊‘救命’！读书妙龄有虾像，大喊大叫是歌声？”第二天写到纸上题了个名“流学生”。

我以巨大的耐心,看完了<<知青>>全剧。心情难以平息，梁晓声笔下的知青，是一部美化文革，掩盖真相，歪曲事实的电视剧。因为那场给千百万家庭和青年带来深重苦难的运动，最后是以4个不满意，即国家不满意，家长不满意，知青不满意，农民也不满意收场的。梁晓声笔下的几个人物，就像文革中革命样板戏中的角色：高大全。全然不见当年实际知青的身境，贫苦的生活，渺茫的前途。以至孩子问我你们那时是这样的嘛，而我却不知如何回答。（不禁想起某一次在医院时，某位病友嫁到日本的侄女所说的一番话：她的日本丈夫对侵华战争毫不知情，还认为当年是帮助了中国。）影视剧的结尾是，此片献给一千七百万知青，他们在那个年代贡献了自己的青春，得到了锻炼，做出了贡献……所谓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希望类似这种水平的作者好自为之，如果自己经历过那个岁月，所出的作品扪心自问，对得起历史和千百万知青即可；如若凭空臆想，不免有哗众取宠，贻笑大方之嫌。

        知青生活就像我含在嘴里永远也嚼不烂的一块筋头！
        40年前中国的知青运动经历了十几年，这十几年中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知青运动中产生的两万多知青不是一次集体走出一个城市，到了农村的一个地方，所以不可能都是一个模样，一个背景，同样的命运，因此两千多万知青就有两千多万知青知青生活的版本，两千多种思想，这两千多万个版本和两千多万种思想汇聚在一起再提升才是 一部完整的《中国知青史》。
        我是个两千万分之一，发表的是我的版本，表达的是我的思想。
        我是在1968年11月13日下乡的，我的版本就是在当时的政治背景和社会思潮中产生的，一定是和其他的版本有区别的，比如，我们下乡的第一天就看见全村60多户人家，只有贫下中农才有在门前挂小红旗的权利，因此，谁家是地富反坏一目了然，几天以后我们就把我们战斗队的旗帜高高的挂在了我们住的队房子前面；当天晚上我们几个男生住在老户长家里，看见西墙上布置的“红太阳”剪的毛主席人头像贴在正下面，半夜，我看见老户长看到我们都“睡着了”，蹑手蹑脚的走进来把我们放在红太阳前面的东西悄悄地挪开，那时候的人都着了魔。
        1968年下乡的都是从“批判海瑞罢官”开始进入文化大革命的初高中老三届，写过大字报，批斗过老师，看见过拿毛主席语录当子弹的战斗；破过四旧，有些人参加过抄家，挖过资本家的炕洞；我们这些人都参加了大串联、还有的人参加了“步行串联”；经过复课闹革命，也下厂学过工；也参加过欢呼“最新指示”发布，半夜上大街游行；我们大多数人是忠于毛主席的红卫兵，大多数见过毛主席，大多数了解武斗，一些人还参加过武斗，带匕首下乡的不乏其人，甚至有的同学下乡时就把菜刀放到军挎里在棉袄里背着，随时准备参加战斗！
        1968年下乡的老高三都是已经交了5元钱报考费的考生，下乡之前他们就有很多人已经谈恋爱，这些人改变命运的紧迫感极强，对知青的未来有种种猜测；我们学校有一个高三学生，因为肺结核休学两年，结果下乡的时候他都24岁了，今年快70岁了。年龄不一样，学历不同，他们下乡时的心情就不一样。尽管如此，我们也都是从一个战壕里冲到广阔天地里的，在不同的地方都闻到过火药味。
    1968年下乡的知青形象几乎个个都脸谱化。
        处处想造反，不一定都反得成，可是整个社会都被“造反有理”笼罩着，所以只要有挑头的就一呼百应；
        先举个小例子，当时的知青坐火车几乎没有买票的，“知青”就是火车票，他们都把下乡当成大串联的延续。1969年我们在农村过完革命化春节后，我们户十几名同学从洮南上火车回长春，中间得到四平倒车。前一段一路绿灯，但是列车员让我们组织全车厢的“三忠于四无限”活动，于是同学们捧场我就当了主持人，最后当“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敬祝尊敬的副统帅林彪身体健康！身体健康！身体健康！”洪亮的声音传遍整列车，响彻整个松辽平原的时候，车厢里站起来一位军官赞扬我们虽然当了农民，但永远是毛主席的红卫兵，还振臂高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一个战士对我们说，他是某军区的副司令员。
        到了四平火车站已经半夜了，就没有这么幸运了，我们赶上了北京到牡丹江的165次列车，由于人多我们都上不去，紧急时刻我们发现餐车门开了一个厨师站在踏板上向外看，我和一个同学就往上冲，这时厨师大吵着往下面推我俩，我俩在底下抓住了他的腿喊“你不让我们上车就把你拽下来”，厨师害怕了，使劲往后靠，接着我俩就上了车，我赶忙就把厨师牢牢的挡在了过道里，那个同学就先往上拉女同学，当我们十几个人都上了车进了餐车车就开了。谁知麻烦大了，乘警、列车长等来了5、6个人，开始都让我们站起来，我们就是不站，也不说话，僵了几分钟，乘警觉得没办法陆续走了，列车长决心战斗到底，做出两项决定，1、把你们全部带到牡丹江交给铁路群专按《公安六条》处理；2、补票，说完就伏在饭桌上些什么，写完了出去就把门锁上了。
        我们坐在椅子上，拿过铁路上那种印着路标、又笨又大的搪瓷杯喝水，互相都伸出大拇指表示“我们胜利了！”那时候还不实行用“V”表示，我们说“把我们拉到牡丹江更好，不能看镜泊湖，看看杨子荣去过的狮子楼也行。”
        我们户18个人，男女生各半，除我二弟和他的一个同学外，我们都是长春八中高一、三班的同学，有几名女生都是班里的学习尖子，男生有两个都是在长春市中学生运动会上取得名次的运动员，除了班里的团支书以外，班干部基本都在我们户，文革开始后我们十几个人就组成了“红卫东战斗队”，我们都是近20岁的人了，若说社会经验多少也有点儿，不过单个对付列车上的工作人员肯定吃亏，但是“人怕成帮，狼怕成群”，我们十几个人在一起他们自然打怵。
        后半夜两点火车停在了长春火车站一线站台上，没过1分钟门打开了，我们下了车看见列车长和一个穿铁路服装高个子老头，一个铁路警察在下面等我们。
        车开了，铁路警察走了，老头领我们进了原来车站东面出口的值班室，一路无话。
        进了值班室，老头捅了几下大铁炉子，填了一大铁锹大块煤，屋子立刻暖和起来了，我们赶紧从炉子跟前往后撤。
        老头喝了口水，从兜里掏出一张纸，说：“1、无票强行扒车；2、威胁餐车工作人员；3、消极抵抗，拒不认错；、、、、、、”老头抬头看看我们，又说，“一共五条，如果因为你们耽误进京列车上行正点行驶，那事就大了”，老头站起来走到我们之间，又说，“你们年青人，不要太冲动，大正月的闯出祸了就后悔了，你们的爸爸、妈妈一定都等着你们回家呢，你们若是不敢回去就等天亮再走。”
        老头的话感动得我们这些年青人都流了泪，在出口我们不约而同的返身向老头鞠躬，开门的值班员告诉我们“他是宋站长。”
        回想这件事，看来还是“造反有理！”
        打架，亲近暴力，1967、68两年是东北一些城市武斗的高潮，有的虽然没参加过武斗心里却痒痒，到农村也想一试身手；
     1969年夏天，在通榆县知青代表大会上，一个贫协代表在台上介绍“对知青再教育的经验”，他说，他们村的老百姓一提知识青年都浑身直哆嗦，孩子若是哭了哄不好就说一句“再哭就把知识青年找来了，孩子立刻就不哭了，知青比狼还恶，哄孩子比啥都灵！”
     那次代表会开了两天，头一天会场非常热，台上县委郑书记讲话时喝口水，随后就有一名我们学校的知青上台拿起书记的水杯喝水，开始大伙都愣住了，随后就起哄，接着就宣布休会。第二天结束时我们学校的知青就和县城的一群年青人打了起来，当时我在招待所，听到信儿后赶紧往街上跑，我看到我们学校的知青已经凯旋而归，个个都把木板子扔在一边，围在一起吃冰棍呢。
     有的村子里农民和知青打得很厉害，在通榆县有一个村子哥仨和知青打的你死我活，哥仨家晚上睡觉都在窗户前支着洋炮（打铁砂子的猎枪）。
     1969年冬天通榆县召开公判大会，对一名长春知青宣判了死刑，对一名长春知青宣判了无期徒刑，、、、、、、
        69年、70年几乎吉林省每个县都有知青打架、打群架的传闻，知青被宣判的消息。
        我们集体户的同学下乡前基本都是一个战斗队的，没有参加过武斗，但是有战斗力，下乡后68年12月初就和洮南县的农民因为我们集体抢劫发生了小型的正面的武力冲突，其中我用大鞭抽了一个农民，此事惊动了白城地区，后来洮南害怕知青报复就不了了之。
        事情是因为一块不明地段引起的；
        在离我们集体户的村子南面25里地有一块很大的长着茂密的蒙古黄榆的地段叫少爷段，他的归属一直是洮南县和通榆县争论不休的难题。蒙古黄榆是一种珍贵木材，现在是向海湿地的宝贝，谁若是砍一棵，轻者罚款重者入狱，可是1968年却是当地农民的烧火柴。
        12月初的一天上午，村子里的一个姓韩的农民急匆匆的来到我们集体户说：早晨他赶牛车去少爷段拉昨天砍的黄榆，可是洮南的林管员说少爷段是他们的，把我撵回来了，他们有两个马车，四个牛车，一共有20多人在那一边砍树一边装车。我们7、8个男同学一听这事儿喜出望外，大家意见一致：正要去砍柴火，送到家门的为什么不要？一定把那6车黄榆都抢回来，一是为报信的农民报仇；二是为通榆县挣回了土地；三是为我们集体户出了名，于是，我们几个人坐着我们户的“驴吉普”，几个人骑着马直奔少爷段。
        我们到了少爷段就喊，“哪位是林管员？”一个农民告诉我们，“他看见你们来，他骑马就跑了。”
        当时，我们根本就没想林管员是否回去叫人，因为，那时候农村干部遇见这事躲都躲不及，后来证实林管员害怕了。
        当时两辆马车都装满了，两个牛车装了一半，另两辆牛车才开始装。十几个农民见我们来就都要赶车走，我们拦住让他们集中起来赶紧装牛车，他们不干，这样就发生了冲突。我们打了两个农民他们就服服帖帖的了，装满后我们让牛车先走，让马车等一会再走，因为怕他们半道跑了。总共用了3个多小时，6车柴火卸在了集体户门前我们战斗队的红旗下面，这些黄榆我们烧了两年。
        第二天上午，白城地委的一辆解放牌大汽车停在了我们集体户大门口，一位40多岁姓张的主任来处理少爷段问题，汽车把户长和我拉到了洮南县呼和车力公社。当时我是副户长。
        到了下午两个县的干部一番争论后，解决通榆县知青打人问题，一会儿解放车拉来了那个被我抽了一大鞭，手上还有个血道子的中年农民。想不到的是那个农民不承认挨打了，说庄稼人手刮破了是常事，据说另一个被打的农民死活不来。
        晚上，我们在公社食堂吃了饭，坐解放车回了集体户。
        一直到30年后，1998年11月13日我们集体户的同学聚会才有人提起这件事，我说，现在想起来我们是抢劫，那些农民砍了柴还给咱们送来，还挨了打，有人给他们撑腰也不敢吱声，真是有点对不起他们。大家对这件事好一番议论，都对那个时代深恶痛绝，都说我们读高中是要读大学，做文明人，怎么会到农村当强盗，做野蛮人？
        我知道我身上“文明人”、“野蛮人”的成分都有，野蛮人这部分就有知青生活的影子。
        我们集体户有好几个同学都说；咱们在集体户抢农民6车柴火烧了两年，这件事可不能让咱们的孩子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