尬舞

《红毛皇帝》影片的精彩之处在于

1、它的矛盾点：影片中讲述了红毛与警察、封号等的斗争，他被迫一次次迁移、停播，受到质疑与辱骂。导演并借此表达了对“尬舞”的思考。

2、它的亲情：除了红毛之外，影片还塑造了妻子佳佳和女儿婷婷的形象。拍摄了大量夫妻相处、父女相处的过程，让红毛这个人物更加立体。尤其是他在女儿心目中形象的塑造，让我们感受到他的多面性。

3、其他人物的塑造：包括他的徒弟，以及来访的新闻学子。这些内容充实了细节，让我们理解了红毛直播的工作。

因为当时有拍摄人员在场，有些话不好讲，所以放映完就早早离场了。心里还有些不好公开说的想法，记录余下。

红毛是一个普通人，没有别的爱好，他所追求的只是一个普通人生活中的自由爱好，是网络让他出了名，但我觉得即使没有快手，他也会忠于自己的爱好，而且虽说有影响到别人的嫌疑，但当别人向他提出后他能接受并换地方，我个人觉得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自从红毛快手出名以后，那些喜欢他或讨厌他的人，其实都夹带着某些自私的念头走进他的世界（也许除了佳佳之外吧），其实他看的很清楚，这些人影响不了他，无论与人开骂还是忍受被骂，他都看的很开，因为谁也阻碍不了他跳舞。但是后来由于ZF的限制和取缔，他能公开跳舞的机会越来越小，这才是让他最愤怒的事，当然也是后来他直接与那个民警冲突的根本原因。

而ZF为什么阻止他跳舞？因为他有了一定的社会影响力，有了一批追随他的人，尽管这些人也许并不一定单纯，但对于ZF来说其实都是一种隐患。这里我必须说明一件事世界上也许除了朝鲜只有中国的ZF会如此害怕有一定社会影响力但又看上去并不是那么属于“正能量”的人，即使人人都知道所谓的“正能量”每个人的观点都不同，而红毛只是一个普通人，只是想追求个人最自由的身心解放，也必然要受到压制和管控，这大概就是“将一切不和谐或看似不和谐的新兴事物扼杀在摇篮中”吧。

我相信红毛的病是有可能因为最后两年的无奈和愤懑引起的，因为他没法再自由的在镜头公众面前跳舞了。但他的死并不令人意外，还有很多是在这样压抑人性的社会中蜕变到最后无奈收尾的。

这种压抑人性的社会制度所导致的，正如主持人所说，他觉得导演清华毕业而且绝大多数所谓的‘精英人士’都不了解红毛这样的底层民众和他们的想法一样，将社会越来越割裂程不同群体，不同阶层，而且彼此互无交集，也从无兴趣站在对方的立场和角度考虑实际，导演确实最初是以一种完全猎奇的心态去看待红毛这样的人，直到最新的这一版，在创作理念上有一些放低身段的平视，但我觉得总体来说，还不够。而另外一方面，这种压抑人性的社会制度所导致的不仅有不同阶层之间的不理解和歧视，当然也包括相同阶层人们之间的互相利用和唯利是图。

红毛的死是一个社会悲剧性人物的结局，也是一个不合理社会制度下的殉道者，但随着这样反人性的社会的苟延，这样殉道者以后还会有很多。

只有经历过底层苦难的人才会有更平和的心态去看待世界，有很多人不理解红毛的女儿为什么有那么好的心态，其实是他们阶层不同，或者太年轻并不理解这一点，也包括导演自己。红毛女儿大概是全片唯一能带去一丝希望的人物。

观影完最大的感触就是作为一个所谓“基底人群”将自己的生活方式或者说是表达快乐的方式和自己的生活、维持生活的方式以及互联网的结合。现在社会发展主流就是跟随流量跟随互联网，那么社会里的“基底”群众如何紧跟互联网发展以及如何利用互联网来维持生活、分一杯羹，从影片里可以提供一个角度去思考吧。

另外一点就是从毛哥的女儿：环境可能会影响一个人的发展、但真的不是必然原因。她的思想真的比很多人都成熟。

“红毛皇帝”顾东林离过两次婚，独自拉扯着上初中的女儿婷婷。年轻时爱蹦迪的他，如今无聊了只能去公园里蹭别人的音响跳舞。2017年的直播浪潮，将他和舞伴们群魔乱舞的形象推到了公众面前。从此，“尬舞”彻底改变了他的家庭、爱情和生活。

红毛皇帝

文：王晓鹏

顾东林的成名是因为自创的舞蹈“尬舞”。没有祖师，他自称创始人，没有排练，没有形式。当郑州人民公园摆上一个音响，音乐跳起来，群众围过来，直播开起来时，他成了“红毛皇帝”，“尬舞皇帝”。

《红毛皇帝》是导演岳廷在去年秋初到今年春末对“红毛皇帝”顾东林跟踪拍摄的作品。拍摄时，刚好遇上整治互联网“直播乱象”，当地政府对公共场所严加看管，郑州民众也自发抵制尬舞。短暂的直播高潮过后，我们看到不同于网红的红毛应对直播内外的“表演”。

这时的他对网络语言已经深谙门道，不像他口中“中国三大报社”的中青报报道的那样——对直播弹幕的各种指责的不知所措。当他的女朋友表达直播时网友侮辱她母亲时，红毛先是一笑而过，而面对女朋友不满他处理而迅速上升的愤怒时，他几经柔化，轻描淡写地化解了。在直播镜头和岳廷镜头前，他略显尴尬的笑容一直绷着。

快手直播时代，红毛皇帝的成功不只于他的尬舞和发型给人带来的一次性猎奇的观看。不跳舞的时候，聊天智慧更是直播的精髓。在屋里，红毛就不是“尬聊”皇帝了，而更像个说书人一样，深谙挑动观众神经的语言方式，直击观看者的内心。

例如，郑州尬舞团之间抢地盘以及被警察扫荡的故事被他在直播间戏谑成尬舞界三大历史战役；在广场向快手后辈宣传着“快手不倒，陪你到老”的吸粉口号；直播间贴出的逃避警察扫场的“红毛自由广场舞”以显其小智慧；甚至通过夸大受访媒体的名声来展现自己的“正义性”。

就像中青报写的红毛一开始不喜欢“尬舞”的名字，直到他看到有人把“尬舞”解释成“斗舞”，他才接受了这样的解释，并且提醒记者帮他普及“斗舞”的本质，“不能让没文化的人误解”。他不在乎舞蹈的怪异，却渴望尬舞“被人人认可”，而认可的“正义性”却渴望从语言上达成。

“女孩子都会喜欢住在大大的城堡里呀？”“你想多了。”红毛还在上初中的女儿甚至在一次采访中调戏了一番新闻系大学生。红毛语言的渗透，其实同时呈现在他直播时一直在屋子里不是在写作业就是在看手机的女儿。送走被调戏的新闻系大学生们，他女儿甚至跟导演谈起可以把刚才的对话“写进议论文”里。在她不多的谈话中，她想做个有道德的人，觉得自己的父亲是个好父亲。透过红毛女儿的成熟和对红毛的冷淡，我们能一瞥红毛的复杂性。

然而备受媒体关注和快手用户喜爱的“皇帝”也抵抗不了直播行业极速的转变和衰败。一方面，因为一些郑州尬舞团的性暗示动作，尬舞成为低俗的表演，尬舞团被各公共场所扫地出门，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粥。

另一方面，当猎奇的影像被观看，吸引眼球的内容枯竭后，直播内容让位于尬舞圈子内外的矛盾化造成的分崩离析。就像片子徒弟为了炒作对骂红毛，得劲过后，人们只会索然无味，继续前往别处寻找新鲜。

影片以反低俗尬舞人士加入了红毛尬舞团结尾，使历史成为一笑而过的故事，继续被另一群人传颂。红毛最后一次去到广场一个人尬舞，试图重出江湖的他被抓走，脸上露出地挣扎、愤怒和不甘，如此让人唏嘘。

可以确定的是，互联网历史已经从提供底层论述“记录真实世界”的快手转向吸引中产们“创造美好生活”的抖音。顾东林们又将沉入地底。影片结尾，他已经找不到一块空地可以跳舞。

影后对谈

主持：王一舒

导演：岳廷

整理：王晓鹏

王一舒：您最早做这部纪录片的契机是什么？

岳廷：我是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硕士应届毕业生。这个片子是我的毕业作品，所以必须在今年的五月六月完成。去年六月份我先选了另外一个题目，关于部队的题材，那个片子一开始进展地很顺利，但到了七八月份的时候，突然就不能拍了，我不得不临时换一个题目。这个时候我就特别巧地遇到一个好朋友，中国青年报的记者。我看了他写了一篇关于红毛皇帝的稿子，觉得这个题材特别好。

我之前一直对网红这个题材很关注，不过我关注的不是大家理解的那些网红、美女、大v，我特别关注这种受众面很小但是有一部分人关注着他们的直播者。去年八月份的时候，经过记者的介绍，我第一次到了河南郑州，认识了红毛皇帝顾东林，跟他聊得挺开心的。于是一边进行前调，一边拍摄，从去年八月份一直拍到今天三月份，断断续续拍了八个月的时间，然后就有了现在这样一部片子。

王一舒：其实我们今年在整个竞赛初选过程中看到大量在讲网络直播，包括我们今年展映单元的《虚你人生》也是在关注直播的现象。但您这个片子是非常具体地关注一个代表性人物，像郑州顾东林是在网络传播后，迅速被媒体关注过的。选择这个人物来拍摄有没有一些顾虑，你是如何去找到不一样的角度？

岳廷：我在进入河南郑州之后，最开始关注到红毛皇帝这样的个体。他很特殊，跟大家想象的网红非常不一样。他是一个60多岁的老头，没有太多的文化，自己个人的经历也非常地复杂。他在人生的后半阶段进入直播这个领域。突然之间，快手这样一个神奇的互联网直播的软件出现在他的生命当中。他的人生之前有很多坎坷和不容易，然后好像他的生命中突然多了一个自变量，就是他可以产生一些不一样的东西出来。他希望自己能得到肯定，获得别人的认可，就像大家看到的一样，他在进入尬舞的一年地时间里，他的生活在变得越来越糟，其实他想变得越来越好，但没办法。就是这样一个人物吸引了我。

我最开始想拍摄郑州尬舞群像式的纪录片，确定选题时名字叫“尬舞江湖”，听起来有点土，就是想反应郑州很多网红这样一个江湖式的生态，但是后来发现我一个人拍摄跟不下来郑州形形色色的网红，单尬舞这个圈子人就非常多，所以还是选择用红毛这样一个人物来串联尬舞这个圈子。

尬舞本身看起来像群魔乱舞，其实很适合影像来呈现。与其他那些美女小姐姐坐在那聊天的直播不一样。他们会去室外又会在室内，这样一个空间转换的直播形态，挺特殊的。同时它又很有郑州的地域特色，所以我想把我对郑州的感知，以及郑州这样特殊的土地上孕育出来的这些人的关系也做一些交代。

王一舒：在抖音快手变成得异常火爆的时候，包括后续国家要求他们下架封查一些产品，很多这种奇观猎奇以自虐来搏眼球的现象，多多少少改变人们对这些东西的看法，特别是很多时候我们第一眼看到像红毛皇帝这样的人，可能会有一个自觉带上的身份隔离，这里面存在微妙的社会阶层的身份认同。影片里有两个点很有趣，一是那群大学生记者去红毛家做采访，然后他们就去采访红毛的女儿，二是红毛被城管抓了之后，包括之前有段敬军礼，他谈到他以前当兵的经历，其实看上去没有关联，某种程度上又能连接在一起，它里面有一个微妙的暗示。

在社会的巨大变革中，其实这一批人尤其是像红毛这种原来是在一种严格规训过的体制内的人，他在过去的浪潮之中其实是失去了话语权，而当网络直播的体系迅速兴起的时候，它为很多没有空间的人提供了一个巨大的空间，包括像前段时间引发讨论的三和大神，都是处在这样的境遇之中，你在这个角度有没有类似的考量？

岳廷：其实我刚剪辑片子的时候，拿给了很多朋友看，因为我不确定这样类型片子我身边的同学能不能接受。有一个同学看了之后说这是个喜剧片，觉得每个镜头都特别搞笑；还有一个同学却看出生理反应，觉得恶心，就不能理解社会上有人能这样活着。所以我是在各种纠结中把片子剪出来的。

在创作过程中，通过这个片子我并不是想探讨尬舞这个特定的形式和人群，而是在我们国家有多少人被我们忽视。这样一群人，缺乏一个话语的出口，忽然之间晴天霹雳，天降神器，他们可以在这样的平台上进行自觉的文化创作。对这个片子，我的特别想展现的是，一方面直播某种程度上改变他们的生活，然后这么一个原来是在体制内的人（他原来在国企待过，后来做理发师），后来的生活就被快手改变了。

为了适应他，我在拍摄中也做了很多改变，每天早上我要11点起床，因为他11点才起床开始直播，一直到凌晨4点才睡觉，所以这个对我是个非常大的挑战。他的人际关系也发生巨大的改变，他多了很多朋友，多了很多粉丝，甚至有粉丝给他当女朋友，有很多敌人，跟媒体公权力发生很多故事，所以他的生活被这个媒介所改变。

同时他也在创造媒介。我觉得快手这样的风格也是被这样一群人给塑造起来的。我有个老师跟快手老板认识，把这个片子给快手老板也看了。他说快手开始的时候，出发点不是这样子。快手现在变成这个样子，是快手每个用户的功劳。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我特别想探讨人和一个全新的媒介，在交互过程中互相之间发生什么改变。

王一舒：拍摄红毛皇帝这样的人应该蛮有难度的，一方面他他本身地能量特别强，而且他明显知道如何去利用摄像机，甚至玩弄身边的人际关系。你在拍红毛皇帝时，有跟他互相角力博弈的过程吗？

岳廷：肯定是有的。这个片子也剪进很多镜头，相信大家也有感觉，觉得看起来像摆拍。包括他女儿跟新闻专业地学生聊天那一段，觉得特别像摆拍。有一个镜头，晚上跳完准备回家，我蹲着拍摄，他突然对旁边扫地的阿姨说帮她扫。我后来想了很久，这个镜头极有可能是他意识到我在那拍摄，所以它刻意要表现出这样一种状态，这个是真有可能发生的。但是我们都觉得纪录片核心是真实，我在拍摄中也不断在思考这样时期，就是我们能够记录下来的，到底哪些是真实，哪些是因为镜头出现对人物产生干扰和影响。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探讨的问题。就是类似这样的镜头还有很多，在拍摄剪辑时如何来取舍，在剪辑时我也做了很多思考，后来觉得也应该把它们放进去。不能因为他在镜头做了可能存在表演性质的生活举动，就完全把它给割舍掉。本身我的拍摄对象他天天就是在面对手机屏幕进行表演。

至于拍摄困难，当然是有的。每个人都是很复杂的，当你慢慢跟一个人交朋友时，会发现他一开始是这样，后来是这样，甚至发现有些内幕是没法放进片子的。每个人都藏着很多惊涛骇浪的东西，红毛更是如此。包括他的女儿，大家可能觉得这是正能量本体，但其实他女儿也是一个挺复杂的人。我跟他女儿是因为关系比较好。他女儿本来想考北大，然后认识我想考清华了。所以才能在新闻专业同学采访完后又跟我聊了一段议论文的问题。她也是一个很真诚的人，但是她也是在红毛这个特定家庭成长环境下塑造出这样一个特殊的个体。

纪录片导演可能每天都在盼望拍摄对象要不要出点事，我没有这个担心，每天都在出各种各样的事情。但是也很多人跟我聊这个片子没有结局，好多事情都不了了之，真的是这样，每天都在发生很多事情，每件事情也都没有结局。其实我拍的挺困惑的，但是这是他们的生活状态，这样放进来也行，也挺好。

观众：导演你好，我特别留意第一部分，有些很热闹的场景，但看完以后还是有点意犹未尽。我是想前面更热闹更火爆些，和后面的几部分就比较起来会不会更好，你当时在剪辑在拍摄时是怎么取舍的？还是说你在进入拍摄时，这个尬舞就已经进入他的末期？

岳廷：对，你说的第二点是对的。其实尬舞的火爆已经引起很多主流媒体去关注报道了。而因为主流媒体关注了以后，市政部门等等也就关注了这个事。所以我八月底进入郑州时，不能说进入末期，但是公园的尬舞，街头的尬舞发展到一个巅峰的时期，但是巅峰之后马上就结束了。这里跟大家说一下为什么中间的串场是用一个快手的界面交待他们中间变化的这么一种形式来完成。首先最重要的原因是我没有拍到。因为前期刚开场是一个引子部分，高潮那个阶段是我刚进入郑州做前调的阶段，那个时候还没决定最终拍摄。结果发现我没来两天，高潮结束了。忽然之间红毛皇帝所有的徒弟都离开了，没有任何征兆，只是几天的时间，非常非常地快。所以当时我极度觉得这个片子快拍不下去了。但是后来觉得还是能用这样一个形式来做。而且也很好，在尬舞之外，简单交代政府对它的监管，互联网的发展，以及快手本身的发展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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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影像和文字关心普通人的生活

没有谁是一座孤岛，谁在远方死去，就是我的一部分在死去。——约翰·多恩

在过去的一年里，或者说在过去的许多年里，我们在互联网上哀悼了许多名人明星的死亡。他们或曾经因为作品受人喜爱，或曾为人类做出卓越贡献。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也有许多普通人死去了，他们的死不会影响除了他们家人朋友之外的任何人，这个世界不会注目他们哪怕一秒钟。但这个世界90%的人都是普通人，也就是说，死去的也许是你，是我。

顾东林的逝去，吊诡之处在于，他曾经是一个被万人瞩目的“网红”，甚至他的死亡，都在直播镜头之下。但在屏幕之外，观众并不曾真的关心他的生死，他是作为一个无足轻重、甚至很讨人嫌的“小人物”死去的。观众的注意力，又会迅速被另一个推荐热门视频带走。除了他的家人，大概不会搅起一丁点水花。

顾东林确实是个小人物。他不偷不抢不打不砸，遵纪守法，没有做过什么出格的大事，如果不是快手，他就和我们村头理发的阿叔没有什么两样。但他又不是一个小人物。按照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人只有在解决物质欲望之后才会转而关注精神，但红毛在贫困的生活里享受着舞蹈和网络直播的“鸦片”。从这一层面说，他其实是超脱了little hunger的一个精神追求者，他追求的是舞蹈的自由快乐和“被看到”的价值感。

我们常常用马克思主义的阶层理论来形容社会里不同的人，像顾东林这样的“小人物”会被视为“底层”。因为他穷困潦倒，住在逼仄拥挤的廉租房里，穿着便宜衣服，没钱去舞厅蹦迪。但我们从来不会把那种身无分文却搭车环游世界的年轻人视为“底层”，因为他们即使暂时没钱，但是能够搭车环游世界，就说明了他们所掌握的资源足够让他们随时获得富足的物质生活，他们只是暂时没有选择那样去做罢了。所以，对“小人物”的定义，其实是：他们没得选择。

这是怎样的一种“没得选择”啊。他们失声，在尬舞被定义是“低俗”的时候，他们无力反驳，只能一遍遍强调尬舞不违法以保住一点点正当性。在被对方拉横幅报警的时候，他们无力反抗，对方对相关政策的解读能力和借公权力清除异己的能力远胜于他们，这是一种文化资本的差异。他们试图通过底层互助谋取一点点社会资本，但总是因为资源的极度匮乏而发展到红眼相见。影片的开头其实很有意思，选秀选手和尬舞集团谁跳的更好？不知道。但选秀选手拥有电视观众，那是另一批在网络上拥有话语权的群体，他们可以在网络上把一个人加冕为流量明星，也可以把一个普通人网暴至死。

没有一个个体完美无瑕到可以承受成千上万人同时的搜索和指摘。做明星需要团队运作和人设经营。当一个小人物站到聚光灯下，而又不掌握任何可以笼络人心的话术时，他的缺点势必被无限放大。

但到底什么是低俗呢？如果说性暗示是低俗，我们的民俗里到处都充斥着对性的隐喻，迈克尔杰克逊的摸裆舞算不算低俗？顾东林主动迎合“去低俗化”运动，试图为尬舞寻找一些生存空间。但他失败了。那些通过支配他人命运获得快感的看不见的手，为他生命的进程按下了停止键。正如导演叙述所言，接触快手以来，顾东林希望他的生活变得越来越好，但实际上他的境况越来越坏。

我们总是高估全民视频时代的赋权意义。短视频平台让更多人被看见了。但那又如何？聚光灯不带来新的资源，不是一个可以实现阶级跃升的通道。贫富差距依然在那里，“底层”的爱欲依然需要通过“上层”的审查才被允许存在，二者之间巨大的鸿沟，是这个社会难以弥合的裂痕。在一代又一代的网红被推上沙滩之后，小人物们依然只能孤独地死去。

最感触的三个镜头。

第一个是采访者不成熟的笑容与婷婷认真回答问题的表情的反差。某高校看起来还很稚嫩的新闻专业的学生，带着常人很难理解的笑容（很容易被人误解为是嘲笑的笑容，我只能用不成熟来解读），用其极不专业的采访语言，对婷婷进行采访。他所提的每一个问题，我都无比惊讶，无比揪心，婷婷在最后的信中提到，每当自己提到过往，总会努力保持平静，我想当时的她可能也在努力保持平静吧。

第二个是躺在床上奄奄一息的红毛与直播间中冰冷的文字的反差。一个人在即将灯枯油尽的时候，还在接受网络上冰冷文字的戏谑，令人唏嘘！

第三个是婷婷开学之前的手写信，最终还是没能忍住，眼眶湿润了。信我认真读了三遍，提到过往，婷婷的信中充满了黑暗、不安和羞耻，我完全可以理解，甚至可以代入其中。我从不感谢苦难，我只会感谢那些照亮我的光。

愿这个女孩未来的道路充满光和花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