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控诉

这部电影，我的观感如何？

看完一遍下来，有人怀疑，这便是“我控诉”？ 某评论也说到：这般死气沉沉的控诉，让人昏昏欲睡。我觉得呢，《药神》、《辩护人》、《至暗时刻》之类的，以煽情为主要基调的电影，可能更适合你观看，这是萝卜青菜各有所爱。而我对《我控诉》的感官是，冷静也可以是一种控诉。一桩举国关注的世纪大案（我指的是德雷福斯案件， 波兰斯基的事后面再说），明则是在指控德雷福斯的叛国，是欧洲社会对犹太族裔的歧视欺压，是法国官僚主义的黑暗。

但在暗处，其实是在呈现一件事：对于一个基本的社会人的不公与伤害。首先一件事，德雷福斯在进入嫌疑名单那刻起，就没有被社会当做一个普通人去对待，因为他的身份。此后无论是被冤狱、被平反、被歌颂，德雷福斯无时无刻不在充当一个政治符号的存在。被官僚阶级利用，被反犹太主义者利用，被所有的政治正确者消费...最讽刺的是什么，皮夸特的反转！从一开始面对德雷福斯在学院里面的质疑，皮夸特鲜明地摆出了种族主义者的姿态，到皮夸特力主为德雷福斯平反，让我们一度觉得他会在整个案件平反以后会有所改变，但最后一幕当德雷福斯找到他，希望提升军衔，皮夸特斩钉截铁地回绝了，因为很多人不愿意看到你当一个中校。

而全片就是这样一种极度反高潮的冷静中，将一个原本可以很鸡血的故事铺陈开来，当你以为几场庭审上诉失败后，情绪已经起来之后，该迎来最终之战了吧，就以一句话把结果带过。当你以为，皮夸特会迎来人设上的反转吗？也没有。当你以后最后还有一场《死亡诗社》式的大戏，或者《至暗时刻》式的鸡血演讲，对不起也没有。谁说控诉就得激情喷张，波兰斯基要得就是一场沉默冷静的控诉。

被控诉的波兰斯基，从天之骄子，到工具人，再到冷静者

我个人更倾向于，艺术和道德应该平行看待，无论将艺术还是道德作为前提去看待如何一件事，肯定会有失偏颇，艺术不能大于一切，道德同样也是。但同时，我绝对相信波兰斯基在《我控诉》里面对所谓的“性侵疑案”是有表达的。（因为未最终定罪，但波兰斯基作为永远的疑犯，身陷永远的疑案应该跑不了，毕竟他也不再愿意接受审讯）

在纪录片《 罗曼·波兰斯基：被通缉的与被渴望的》里面，记录了1977年波兰斯基在被拘捕后，曾经表现得很紧张，他不断试图解释他所理解的性犯罪与一般性关系的差异，他觉得在法国是一件很普遍的事情，他认为作为一位年纪轻轻就在好莱坞功成名就的明星级导演，从8岁到80岁的女生，没有一个会拒绝他，但他没有意识到他身处的美国，一个政治正确大于一切的国家。

你以为作为一个超级明星，必然比以为普通人更有表达的权利，更受到法律的保护？不，相反的，你反倒会成为一件政治工具被搬弄，辜勿论当时洛杉矶检察官史提夫·高利是否有意将波兰斯基的案件当做助选工具，但与媒体同流合污地做一场政治大戏确是事实，如果说波兰斯基是一位普通人，而不是一位好莱坞的犹太裔的年轻的花花公子，他遭受到这样的关注和对待吗？

当高关注转而成为一种媒体现象以后，口水就会铺天盖地而来，大家的关注点，不再是事实本身，而是故事是否足够精彩！而波兰斯基既是性侵戏中的男主角，也是政治戏中的工具人。所以问题就来了，如果仅仅作为一名性侵案嫌犯被提堂审讯，接受作为普通人该接受的惩戒，波兰斯基是否愿意留下来呢？而事实上，被作为政治工具，被有意搬弄，是否就是他弃保潜逃的真正原因呢？这个大家心目中都可以有自己的答案...

但时过境迁40年以后，我相信波兰斯基还是以这部《我控诉》回应的大众：

你嗨由你嗨，我自冷静对待！

无论是性侵案也是，#me too#运动也好，其他什么女权运动都好，一提到种族主义就开喷，一提到平权运动就高潮，没有人会关注电影本身，只想去树立一名道德恶棍，然后去打倒他。这不正如《我控诉》里面的一大群法国的军官们，备受拥戴的将军们，他们关心真相本身吗？他们只关注种族立场，然后所有人都嗨了起来，高呼法兰西万岁！

但你们嗨是你们的事，波兰斯基可能只想做一个冷静的人，不争论，以一种冷静的方式回击。

《巴黎竞赛画报》封面 标题：on essaie de faire de moi un monstre 有人想要把我妖魔化

在2019年12月出版的 《巴黎竞赛画报》对波兰斯基进行了采访，他终于一吐胸中不快：“有人想将我妖魔化。” 2017年，有一位美国女艺术家玛莲娜·巴纳尔（Marianne Barnard）公开指控波兰斯基，她说自己十岁的时候，母亲为了自己的大学学费，把她卖给了波兰斯基，后者曾长期性侵自己。听到这个新闻他有点坐不住，他解释说道： “我恐怕完全不认识这个人，这事情真是既可悲又可笑。十岁的小女孩，天啊。我当时正在开车，在广播里听到了这个新闻，我马上停下了车，打电话给我的那些朋友。这事情实在是太荒谬了，以至于我跟他们抱怨说，这一次，实在是太过了，不能再这样下去了。结果呢，恰好相反，媒体还是把她也算在了我的‘被害者’名单里，也根本不去做什么核实。真是让人无语，她母亲现在还在那所大学里当老师，为什么就没人去找她核实一下？按照女儿的说法，妈妈把她卖给了一个变态，媒体应该去找这位母亲了解一下吧，不是吗？我的律师找私家侦探做了调查，发现那女人的哥哥早就在官方文件中表示过，自己妹妹曾控告父亲强奸她，而且她还两次入住过精神病院。她那个人，推特发了又发，写了又写，最终自己就相信了自己推特上写的那些东西。最后，我们把这些文件都拿给记者看了，根本没人理睬我们。我还能怎么办呢？”

不知道件事，是否直接催生了波兰斯基以《我控诉》来作为媒体的回击，但可以确定的是，无论是波兰斯基还是萨曼莎（1977年性侵案13岁女主），都受到了舆论的重大打击，已经远远超过了法律的惩戒力度，而打击也永不会停止，就像魔咒一样。

此外，电影里面没有告诉你的，关于德雷福斯的后续：

1906年7月12日，德雷福斯案终于尘埃落定，最高法院首席法官宣布前两次军事法庭裁决无效，此案不再重审。一周后，陆军部正式为德雷福斯恢复军衔并晋升为少校，仪式就在德雷福斯十二年前被拔阶的军校校园之内，德雷福斯也在日记中写下了《痛苦的回忆》，来记录十二年前的悲惨给他造成的创伤。 然而，德雷福斯事件的余波并未结束，在1908年左拉遗骸迁移先贤祠的仪式上，德雷福斯被一个枪手击中，所幸并无大碍，在审判中，枪手声称自己的行为是基于对国家的爱，针对的并不是德雷福斯本人，而是德雷福斯主义——陪审团居然同意了被告的无罪辩护。

这就是政治符号的宿命！

最后补充一句，古典美学不好吗？古典美学就过时了吗？我觉得挺好的，各有所爱吧！

本文参考材料：

《巴黎竞赛画报》采访 标题：on essaie de faire de moi un monstre 有人想要把我妖魔化，2019年12月，作者不详

知乎文章《 19世纪发生在法国的德雷福斯案是一起什么样的案件？》，2017年5月25日，作者： 杜连殳

纪录片《 罗曼·波兰斯基：被通缉的与被渴望的 Roman Polanski: Wanted and Desired》，2008年1月18日，导演: 玛琳娜·泽诺维奇

本片的片名就像电影中所表现的一样，来自左拉的《我控诉...！》。影片用精致而写实的画面几乎完整还原了德雷福斯Dreyfus案件的始末。

历史图片

波兰斯基并没有以事件主角德雷福斯的视角展开故事，而是选取了后任情报部门主管发现事件真相并力争还德雷福斯自由的故事线。

先要说明的是，目前很多翻译把德雷福斯翻译成屈里福斯，这个很容易让人困惑，毕竟在历史书上中文一般都翻译成德雷福斯。（当然还是很感谢字幕组）

1，反犹历史早的很？！

电影开篇就是在可以看见远处法兰西象征——艾弗尔铁塔的广场上，德雷福斯当众受辱，被剥夺军衔和佩剑，虽然他口中一直高喊自己是清白的，但是围观者还是群情激愤的对其攻击与咒骂。

整个事件的经过当然电影已经交代的极为详尽。但是加上一定的历史背景也许可以更好的理解本片。

这就要从1870年普法战争中，法国惨败说起，战争的失利不但让法兰西第二帝国崩溃，整过国家进入第三共和国，更使得整个法国社会包围在一片仇视德国的氛围中。

在法国凡尔赛宫加冕的德皇！

而犹太人作为很多法国人解释战争失败的替罪羊，也开始受到攻击。

紧接着又发生了“巴拿马丑闻”，更是让犹太人的处境雪上加霜。

简单来说就是1891年成立的巴拿马运河开凿公司因为项目前景很好，所以吸引了法国当时大批中产之家购买它的股票，后公司又多次通过行贿政府官员的办法，使得政府通过法案，允许其再次发行股票。最终公司破产，众多中小投资者深受其害。

就在这种反犹的背景下，1894年9月一份被送往德国住法国武官的信被人发现，信中记载了法国的部分军事机密，而字迹和德雷福斯上尉貌似吻合。其被捕后，又出现了上述德国武官写给意大利参赞的信等证据，很快德雷福斯被判终身监禁。

请注意本案自身的关键词——犹太人、德国等等，都完美契合大众对敌人的认知。

当然就和电影中一样，虽然又有很多波折，但是最终由于皮卡尔（男主）的调查和揭发，德雷福斯最终获得自由并官复原职。

这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1898年1月左拉发表的《我控诉...！》。

负债累累，作恶多端的人被认为清白无辜，而德行端正的人却被控有罪。当社会无耻到这种地步，它就要开始腐烂了。（第十八段）

左拉还说：整个欧洲和世界在注视着，全世界都相信德雷福斯是无辜的。我们在伦理上的色当之役（法国1870年被普鲁打败之役）败了，今天比当年的败北还惨百倍。

从此之后，整个法国分裂成了挺德雷福斯派和反德雷福斯派，最激烈的时候，人们甚至在酒馆由于观点不同而大打出手。

监禁中的德雷福斯

政客们也纷纷表达观点进而站队，甚至法国政坛也得以重塑，最终的无罪释放，使得右翼力量在议会中受到重创。

请注意这件事的时间是1894年，距离《辛德勒的名单》《美丽人生》等的故事发生还有40多年，这种对一个特定族群的仇恨其实由来已久。

很有趣的一点是，刚到任的皮卡尔开始调查德雷福斯事件时，镜头两次给到他无法打开办公室窗户的镜头，也许需要打开的是正义之窗。

影片结尾皮卡尔和德雷福斯的见面也意味深长。面对使自己回复自由身的男主角，德雷福斯没有丝毫的感恩戴德，而是告诉对方你只是做了应该做的事情。

如果一个社会要因为一个人仅仅做了本职工作就该得到表演，那就仿佛和表扬一个运动员没有服用兴奋剂一样荒诞。

电影整体稳重，基调平缓，镜头语言也很平实无华，这反而增加了本片真实事件的感染力。

2，到底电影和导演如何评价

当然最后还是要说一下广受争议的波兰斯基本人。

他作为犹太人，长期关注大屠杀题材，拍出过《钢琴家》等反应二战的片子，同时他的妻子被曼森家族杀害的事件也是尽人皆知。

当然波兰斯基作为现在还在被美国因为性侵通缉的人员，当年的案件大家也基本有所耳闻，当时他以没有受到公平审判为由，弃保逃亡国外。

当年案件的真相并不是本文重点，重点是最近在凯撒奖上，有些电影人听到波兰斯基获奖后起身离开以示抗议，更有很多人到豆瓣给《我控诉》刷一分。

《流浪地球》剧组成员上千人，难道作为普通观众可能了解他们所有人有无犯罪记录吗？

波兰斯基的案件当然应该是美国执法部门去追究，表示抗议的电影人也表示理解。但是在市场化的今天，我们面对的包括电影在内的各种产品，只需要考虑产品本身即可，而不需要知道编写了微信的程序员们的道德水平或者犯罪情况。

对于《我控诉》电影本身，如果抹去导演姓名，这是一部缺乏亮点的优秀古典电影；如果加上导演姓名，此部影片所让人联想的现实事件也是不言自明的，即波兰斯基的“罪”。因此引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作品和作者是否可以、是否应该分开？ 首先，我看过波兰斯基的几乎所有电影，我认为多数人和我一样，不会否认波兰斯基的电影的优秀。 对于他“犯罪”的事实，即便看过纪录片之后，我们逐渐接近事实的真相，即便存在司法不公的可能，即便波兰斯基也有自己的难言之隐，但是我们应该尊重法律。因此女权发起抵制、阿黛拉离场是合理的，我们支持她们勇敢发声。但即便我们发起抵制，也应该针对他的为人，而非他的作品。正如当今失德艺人都会收到惩罚，且作品也都会被封杀，但其出发点是艺人的道德，而非作品本身的好坏或其人的才华，其目的在于维护社会道德。一位有罪之人，我们势必让他受到应有的惩罚，甚至可以剥夺他的创作权，甚至生命。但是我们是否就应该否定他所有才华呢？ 人才，是可以分开写的。我们可以从历史中窥见一斑。贪官秦桧，修订的《四库全书》丰富了我国文学史；罪人秦桧，对书法艺术和宋体字的推广贡献亦不可谓少；马丁路德金，私生活糜烂放纵，通奸嫖妓皆沾，却是黑人民权运动领袖……古今中外，人与才相分离的例子不胜枚举。民国时期，世人对多情才子胡兰成曾有这样的评价：“其人可废，其文不可废。”此言可谓切中了肯綮。 阿根廷女权领导者之一、竞赛单元评委会主席卢奎西亚·马特尔曾在评审团发布会上表示不会参加波兰斯基电影在本次电影节的晚宴，也不会起为波兰斯基获奖而祝贺，但她认为影片出现在威尼斯电影节上是正确的，会公正地评判这部电影。 也许对于舆论中的大众以及无法完全了解真相的我们来说，对于波兰斯基，也许可以持这样一种看法：其人可废，其才当惜。 艺术与道德的边界该如何把握，这也许是个哲学问题，发人深省。若不仅限于艺术，再推而广之，可以考虑这种极端情况，如果一个人作出的社会贡献趋于无穷大，其犯下的“罪”又趋于无穷小？能否否定其人的一切？其中必然存在界限，但这个界限却是难以度量的，只能由主流社会价值引导。

摘自2013年《人民法院报》文章：《说不尽的法国德雷福斯案》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 张建伟

德雷福斯案件是法国历史上的著名冤案，在法国可谓家喻户晓，其知名的程度与杨乃武与小白菜案件在我国的知名程度相当。这两起案件都发生在19世纪：杨乃武案件发生在1873年（同治11年），结案于1875年（光绪元年）；德雷福斯案件发生在1894年，晚于杨乃武案件20余年。同为错案，两者平反的过程都非同凡响、富有戏剧性，德雷福斯案件更为复杂和艰难，激起社会冲突的广度和深度，也非杨乃武案件可比。事实上，德雷福斯案件也是世界上数得着的著名冤案。20世纪初的一段时间内，德雷福斯几乎成为继拿破仑死后最出名的人。

德雷福斯案及其成因

德雷福斯(1859—1935年)出生于法国阿尔萨斯省一个富裕的犹太人家庭，1892年从军事学校毕业后，他成为见习上尉军官，到法国陆军参谋部任职。

自普法战争以来，法国情报部门加强了对德情报工作，法国总参谋部成立了一个反间谍机构，即战略情报部，从属于总参谋部第二处，第二处又从属于国防部。1894年9月，在德国驻巴黎使馆，德国武官施瓦茨·考本将一封匿名信丢到纸篓里，他的这一坏习惯方便了法国情报部门收集情报。为他打扫房间的女佣人巴斯蒂安夫人——一位巴伐利亚妇女——是法国安插在德国使馆中的间谍。她将这封信辗转交到法国陆军总参谋部情报局反间谍处。信的内容是有关法国炮兵及其他情况的秘密军事情报，这些情报显然是从法军参谋部泄露出去的。1894年10月15日，德雷福斯因被怀疑为出卖国家军事机密，而被逮捕。军事法庭在12月才秘密开庭审讯。到场的除法官外，只有被告德雷福斯及其辩护律师，警察署长和陆军部队的观察员皮卡尔少校等四人。在法庭上，德雷福斯提出充分理由为自己辩护，证明他对信上的情报毫不知情，根本没有条件作案。辩护律师也列举大量根据，来证明德雷福斯无罪。法官看到没有什么结果，便宣布休庭，来日再审。１２月，德雷福斯被军事法庭以叛国罪判处终身监禁，流放到法属圭亚那沿岸的“魔鬼岛”上服刑。

这起冤案的成因有如下数端：

一是反犹主义。一百多年过去了，这起案件不断被人提起，如今人们相信，这个案件中弥漫着的反犹主义起到了铸成冤案的作用，保皇主义者、教权主义者以及民族沙文主义者参加的反犹太运动为德雷福斯冤案提供了背景。对于欧洲历史上可耻的反犹主义，高尔基曾经说过：“当然我晓得一切种族的人民都不断地互施以丑恶的手段，发挥他们的才智来展现每一种难以想象的卑劣，但在这类全部的敌意之中，反犹太主义是最令人厌恶的。”他进一步指出：“我曾从头到尾用心地读过许多论证反犹太主义的书籍。读这种书是艰难的，甚至是厌恶的，这种书的写作怀有一种确为丑恶而不道德的计划：污蔑一个国家，一个整个的国家。这的确是一件太难的工作！仔细读那些书，我能发现就只有：一种道德的漠视，一种愤怒的叫啸，一种野兽的吼声，一种怀恨的嫉妒的磨牙切齿。若把这些一起装备起来，也就难免叫人认为，斯拉夫人、芬兰人以及其他各国的人民，都同样是堕落得不可救药了。”

麦可尔·博恩斯著有《法国与德雷福斯事件》一书，经郑约宜翻译后，中译本由江苏教育出版社于2006年出版，这本书探讨的就是德雷福斯案所处的反犹主义背景。当时，连著名作家阿尔方斯·都德的26岁的儿子都是反犹主义者，在最初谈起德雷福斯案件时竟说：“在他那个种族里，人们是不知道什么叫耻辱的……”

法国陆军总参谋部情报局反间谍处处长桑德尔上校早对犹太人德雷福斯有成见，早在德雷福斯刚进总参谋部时，就曾正式表示抗议，认为让一个犹太人进入总参谋部，无疑是在危害国家的安全。现在，果然不出他的所料，于是武断地认为德雷福斯就是泄密之人。很快，桑德尔就把这件事报告给陆军部长。部长正为普法战争中自己惨败而恼火，当即下令，以间谍罪和叛国罪逮捕德雷福斯。当时，德雷福斯是总参谋部唯一一个犹太人，“总参谋部的人都读《自由言论》。在《自由言论》上，每天都有这样一类的话：‘在犹太人当中’，人们知道谁是靠剥削借债的军官发财的高利贷者，谁是从士兵嘴里捞大钱的商人，谁是出卖国防机密的无耻间谍”。整天浸淫在这种反犹主义宣传里的人，骨子里不能不深埋下反犹主义的种子。这就是德雷福斯案件的时代和社会氛围。

二是各派政治势力之间错综复杂的矛盾冲突。阿尔芒·拉努认为这起案件“是一次综合危机。间谍案只是导火线，多年来各派政治势力之间错综复杂的矛盾冲突是它的根本原因；其中有些矛盾已有长达百年的历史了。这里还不包括诸如秩序与自由一类社会内部长期辩论不休的问题。主张维护秩序的人们要求政府宁肯错抓一百个无辜者，也不放过一个罪犯；主张维护自由的人们则希望政府宁肯放走一百个罪犯，也不要去伤害一个无辜者。秩序与自由是矛盾的，在一个社会里，很难找到使这两种势力都满意的均衡点。德雷福斯的悲剧只不过是这些激浪中的一个浪花而已”。

三是嫁祸陷害。出卖军事情报的信转交到桑德尔手里。桑德尔正为最近一段时间内，法国一系列机密文件泄密而焦虑，一见到这封信，他马上命令副官通知两位副处长到他办公室。嫁祸陷害的事情就随后发生了：亨利少校和边帕苇少校先后来到。当亨利接过信一看，认出上面是他的老朋友艾斯特拉齐少校的字迹。艾斯特拉齐是情报局的德语翻译，与亨利私交甚厚，他向施瓦茨·考本泄露的军事秘密，与亨利本人也有关系。亨利担心此人失事牵连自己，不敢说出真相。为了转移视线，亨利故意提出：“这件事有可能是犹太军官德雷福斯上尉干的。”说完，又列举了很多德雷福斯具备提供这份情报的条件。更恶劣的是，亨利为了定德雷福斯的罪名，还伪造信件塞进“密档”，甚至伪造德雷福斯致德皇的信件和德皇致德雷福斯的复信，以此证实德雷福斯就是德国间谍。

法军情报处将德雷福斯逮捕，指控他出卖军事情报。德雷福斯矢口否认犯罪。在军事法庭上，德雷福斯提出充分理由为自己辩护，证明他对信上的情报毫不知情，根本没有条件作案。辩护律师也列举大量证据，来证明德雷福斯无罪。陆军部长派去的观察员皮卡尔上校是个正直的军官，他如实向部长作出汇报，同时也指出，此案很难成立。亨利得知消息后，亲自上法庭以军官的名誉宣誓并提供伪证。陆军部长为维护自己的尊严，故意编造一份“密档”，把过去几起未破获的窃密事件，统统加在德雷福斯头上，还塞进一份篡改编造的“罪证”材料。法国军事法庭在12月22日还是判决德雷福斯终身监禁。1895年1月5日，德雷福斯被除去军职，然后他被流放到自然条件险恶的法属圭亚那沿岸的“魔鬼岛”上去服刑。

四是笔迹鉴定错误。毫无疑问，最简单、快捷地查出“鼹鼠”的方法是核对笔迹。10月，法军情报处请来的笔迹鉴定专家除一人得出否定结论外，都认为信上的笔迹是德雷福斯的。不过，另一种说法是，开庭审判以前，军方特地请几名字迹专家鉴定字迹，但专家们最后的结论认为根据不足，不像是德雷福斯的笔迹。可这时，军方已骑虎难下，由于逮捕决定是陆军部长亲自作出的，为了维护军方的威信，只好将错就错。甚至在认定艾斯特拉齐的笔迹与告密信的字迹完全相同时，鉴定专家拜尔第荣还说：“那么说，犹太人士模仿这种字体而且达到了以假乱真的程度喽！”

五是伪证。那就是观察员皮卡尔如实地向部长作出汇报，指出此案很难成立，亨利亲自上法庭指证德雷福斯，并以军官的名誉宣誓作证。陆军部长为维护自己的尊严，也故意编造一份“密档”，把过去几起未破获的窃密事件统统加在德雷福斯头上，并塞进一份篡改编造的“罪证”材料中。

一波三折：德雷福斯案的平反

德雷福斯案的昭雪过程可谓一波三折，充满戏剧的张力。事实上，德雷福斯被流放到“魔鬼岛”以后，为掩盖这一案件的冤情，炮制伪证的事情仍在发生，阻挠行动和阴谋一直伴随着平反过程。对于德雷福斯及其支持者来说，希望与梦魇交织，一会儿此占上风，一会儿彼占上风，如坐过山车般跌宕起伏。

阻挠冤案平反的行动包括如下这些：

调离要求纠正错案的皮卡尔。皮卡尔一再要求纠正错案。因此之故，他于1896年11月被远调到当时法国殖民地突尼斯南部作战。不过，皮卡尔离任前，还是把这件事告诉了一位当律师的朋友。消息掩盖不住，终于传扬出去。为此，皮卡尔被控告将秘密档案中的材料泄露给非军事人员，并被逮捕，关押在瓦雷里昂山监狱。直到德雷福斯案件平反后，皮卡尔中校才有机会晋升为准将，直到后来出任陆军部长。

为了进一步核实事实，皮卡尔决定向法国在德国的双重身份的谍报人员居埃尔斯验证，他派亨利前往瑞士巴勒与居埃尔斯会见。亨利到巴勒后极力阻止居埃尔斯披露德国间谍机关根本不知德雷福斯其人的事实。

为了掩盖谎言，有时需要另外一个谎言。亨利还搞了一份新档案，其中包括伪造的德雷福斯给意大利吉约姆二世的几封信的照片、伪造的德国国王的一封信以及亨利这个魔鬼作了批注的假材料的照片。这种制造伪证陷害无辜的举动是令人十分厌恶的。

1897年10月23日，克朗侯爵充当总参谋部与艾斯特拉齐的中间人，化妆后在蒙苏里公园秘密会见艾斯特拉齐，告诉艾斯特拉齐说总参谋部将保护他，条件是他必须听从调遣，并建议他到国防部长那里喊冤。艾斯特拉齐点头答应并照办了。

1897年12月17日，陆军部长宣布对德雷福斯的判决“公正无误”，内阁总理也同时宣布：“德雷福斯案件没有问题。”1898年1月10日，艾斯特拉齐在军事法庭出庭受审；军方唯恐此事败露，派亨利等人为他代拟了审讯时的辩护词，声称是叛徒模仿了艾斯特拉齐的字体。结果，次日，军事法庭裁决艾斯特拉齐无罪。

作家左拉以极大的影响力介入德雷福斯案件，亨利想要收买左拉使他收声，允诺保证左拉在文学界万事亨通、左右逢源、名利双收。左拉予以严词拒绝。亨利一计不成，又生一计，他散布德雷福斯的支持者参加了犹太银行家资助的秘密团体，造谣说左拉被犹太人的金钱收买，具体数额是200万。这种抹黑的做法在政治领域（尤其是在选举中）真是司空见惯，在司法领域似乎并不多见。不仅如此，陆军部长还鼓动反动分子攻击左拉，同时以诽谤罪对左拉进行起诉，并于1898年2月21日，指示法庭判处左拉一年徒刑并罚款3000法郎。

不过，德雷福斯的亲属和朋友们一直没有停止对此案的控诉。他们曾写信给德皇威廉二世，请求他证明德国没有收到德雷福斯提供的任何情报和书信。而德国对法国由于此案闹出的混乱暗自高兴，当然不会为他作证，但事情还是出现了转机。1896年3月初，德雷福斯在魔鬼岛服刑时，法国情报部门从德大使馆收集到的材料中，发现了德国大使给法国军官艾斯特拉齐少校一封信的草稿。继任反间谍处处长的皮卡尔中校着手对艾斯特拉齐的调查。在调查中，他发现艾斯特拉齐的笔迹和那封被认为是德雷福斯写得告密信的字迹完全相同。艾斯特拉齐抛妻弃子，与一个当过妓女的人姘居，他本人好赌贪色，正在情报局工作。皮卡尔将这一重大发现向副总参谋长作了汇报，并请求重新审理此案，但副总参谋长以维护军队荣誉为名，拒不逮捕艾斯特拉齐。

即使法国情报部门没有弄到德国大使给法国军官艾斯特拉齐少校那封信的草稿，艾斯特拉齐也会浮出水面。这是因为出卖情报给德国人的那封信上了报纸，德雷福斯的亲属也复制了大量告密信的照片，四处张贴在街头，指望有人能认出真正的作案者。银行家加思特洛认出这是他的一个主顾艾斯特拉齐的笔迹。加思特洛披露了他的这一发现。

艾斯特拉齐的笔迹被认出后，德雷福斯一家找到这一有力证据，抓住这根稻草向法庭控告艾斯特拉齐。

在军方高级将领操纵下，艾斯特拉齐被军事法庭裁决无罪，正义人士愤慨了。就在艾斯特拉齐被宣告无罪后两天，举世闻名的作家爱米尔·左拉仗义执言，在《震旦报》上发表了致共和国总统费里克斯·佛尔的一封公开信，这封标题为“我控诉！”的公开信，控告陆军最高领导以及总参谋部的主要领导存心不良，有意诬告无辜者，开脱真正的罪犯。

法官贝尔蒂吕得到一个证据，证明亨利出示的伪造材料当中的一件出自妓女巴依之手。贝尔蒂吕通知共和国检察长弗尤雷依，准备签发艾斯特拉齐和巴依逮捕令，弗尤雷依加以反对，但司法部长批准了对艾斯特拉齐的搜查。搜查得到了一份重要证据。在公众舆论的影响下，陆军部只得下令对此案进行进一步审理和核实。

贝尔蒂吕阅读亨利与间谍居埃尔斯会面的材料，发现亨利为了使居埃尔斯不说出德国间谍机关根本不知道德莱福斯这一事实，处心积虑要求去巴勒，并且亨利一开始就熟悉艾斯特拉齐，却一直欺瞒上级并一直利用他。受命重新核实此案的军官基内上尉从未插手此事，他很快便发现了亨利伪造的痕迹：亨利伪造的两封信纸的格线是用两种不同的油墨印制的，亨利把两封信拼凑成伪造的材料时没有注意到这个细微之处。

1898年8月30日，亨利被传唤到国防部，在几位将军面前，亨利无法抵赖，被迫承认伪造证据的事实，当场被捕，被押送到瓦雷利昂山陆军监狱，第二天就用刮脸刀片自杀身亡。艾斯特拉齐闻讯畏罪潜逃，经过布鲁塞尔逃到伦敦避难去了。1898年9月25日，《观察家》发表了艾斯特拉齐的声明，供认他自己才是那份提供给德国人清单的书写者。

形势急转直下，陆军部长狼狈辞职，军事法庭只好于1899年8月重新开庭审理此案。人们普遍认为，这次已真相大白，法庭定会宣布德雷福斯无罪。不料，法庭仍认定德雷福斯有罪，只是改判为10年苦役。

这下引起了全世界的强烈反响和愤慨，并出现了许多起反法游行。以杰出的社会活动家、法国社会党的领导人让·若雷斯为首的，许多著名学者、作家和社会活动家参加的“人权联盟”成立，他们仗义执言，为德雷福斯的平反昭雪进行了积极的斗争。

在声势浩大的minzhu力量面前，新任总理提出一个折中解决办法，在维持判决的原则下，以总统名义宣布特赦德雷福斯。

虽然被释放，但特赦不等于是认为无罪，德雷福斯的冤案一直没有得到彻底昭雪，他仍在为自己的名誉而努力地奋斗。

在此后的7年中，他在各界人士的支持下继续努力。直到1906年6月，一贯坚持重审的激进派领袖克列孟梭出任总理，德雷福斯案件才最终获得解决。这年７月，最高法院宣布德雷福斯无罪，蒙冤受屈达12年之久的德雷福斯终于恢复了名誉。

后来，德雷福斯被恢复军籍，并在军事院校的操场上，授予他荣誉勋章，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他晋升为中校。曾一度受到监禁的皮卡尔中校也晋升为准将，后来出任陆军部长。

1930年，武官施瓦茨·考本的记事手册公布于世，这从另一方面证实德雷福斯的清白。同年6月，施瓦茨·考本的妻子将这本记事手册寄给德雷福斯，并附上她丈夫临死之前用法文写的“德雷福斯无罪”的字样。

五年以后，德雷福斯在巴黎去世。

德雷福斯冤案中的权力因素

国家、zf、军队高层以及与之联系的权力，都可以成为错案的形成因素，这些因素在铸成错案中发挥关键作用也无足为怪。当国家权力或者zf权力有意炮制冤错案件或者刻意掩盖已经铸成的冤错案件的时候，也消除或者削减了自身在社会早已形成虚幻的神圣色彩。

德雷福斯案件之铸成，本来出于错误的判断，除了有人作伪证而落井下石以外，整个案件成为冤错案件，包括那些负有责任的高级军官在内，并非有人有意为之。诚实承认铸成大错，其罪愆尚可宽恕。在新的证据和事实逐渐显露该案件可能是冤错案件的时候，大权在握的人刻意去隐盖这是一起冤错案件的可怕事实，这就已经不再是可宽恕的了。

事实上，我们可以放下天真，意识到这样一个问题：构成zf、权力上层的人，说穿了也是一样有着七情六欲、可以为善也可以为恶的人。既然如此，就应当像约束凡夫俗子一样去约束他们，那些握有大权的权贵很容易被神化，说穿了，他们与我们一样，都是人而不是神。从德雷福斯之类案件中，我们应当获得的一个基本认识是：国家、zf这些抽象而神圣的名词掩盖了组成国家、zf的那些人是和其他人一样都是普通人而不是天使。

也许，即使从德雷福斯之类案件中认识到这一点，我们也可能不愿意或者无意识去思考这一问题，进而将这些带有抽象和神圣色彩的概念抹去其虚幻的光环。事实上，将某些抽象而貌似神圣的概念还原为人，就会发现其神圣性实在经不起解剖和推敲。正如托尔斯泰所言：“人们觉得，对他们提出这些要求的不是人，而是某种特殊的生命，他们把它称作上司、zf、国家。不过一旦他们问自己，这个上司、zf、国家是谁，就会明白，这些人不过是像大家一样的普通人而已，那迫使他人执行他们全部命令的不是别人，而正是与身受暴力的那些人同等的人。”

当构成zf的人是一群zf流氓、无赖的时候，当zf权力被恣意滥用的时候，其神圣性就更被黑烟笼罩。

这个电影淡季最热门的话题之一，大概就是深陷丑闻的罗曼·波兰斯基凭新片《我控诉》问鼎凯撒奖最佳导演后，引发的巨大争议。批评者大多认为，身为被美国法庭定罪的性犯罪者，波兰斯基在道德意义上完全没有资格获得这一奖项，更没有资格借助艺术创作之名，巧言令色地将自己包装成司法不公的受害者，来进行所谓“控诉”。

但我们也需要看清这样一个事实：对《我控诉》批判最凶的人，大部分都没有看过这部影片。即便是被送上法庭的罪犯，也有着为自己辩护的权利，而作为评审团成员的我们，在发表观点之前，至少应该听听被告方的一面之词，再对他的作品和人品下定论。

“德雷福斯事件”：法国的反犹之耻

《我控诉》的剧情，围绕着19世纪末法国臭名昭著的“德雷福斯事件”展开。所以在探讨这部电影之前，我们有必要了解故事所处的历史语境。

在经历了九个月的普法战争后，法国于1871年接受完败结果，屈辱地向德国赔款割地，这对之后四十多年的法国历史，造成了深刻影响，每当经济与政局出现动荡，民族主义热潮就会在法国抬头，这其中最显著的，是反犹主义。

民族主义煽动者，将犹太人视作唯利是图的寄生虫，并从宗教中寻找论据——是犹太人出卖了耶稣，所以背叛的本性，深深写在他们的基因里。这种偏见延伸到军队系统当中，就表现为对犹太军官的妒忌、排挤与不信任，虽然这与法国宣扬的共和思想背道而驰。

另一方面，当时的法国军队系统中，官僚主义横行。一部分人对犹太军官抱有敌意，而另一部分人则照章办事，对上级应声附和，丝毫不关心事件的真相。于是在内外原因的合流之下，一封法国情报局从德国驻法大使馆盗出的通敌信，成为了导火索。

信件内容证明，法国参谋部军官中有通敌德国的间谍。上尉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则成为了军队中反犹势力所指认的替罪羊。因为只有正在接受参谋部训练的几位见习军官，才有可能掌握信件中透露的全部军事信息，而德雷福斯是这几个嫌疑人中唯一的犹太人。欲加之罪，就这样落到了被蒙在鼓里的德雷福斯身上。

但德雷福斯其实并非完美嫌疑人。他生在当时被德国占领的阿尔萨斯地区（都德的短篇小说《最后一课》的背景地），却一直拥有对法兰西的民族认同，以至于主动选择法国国籍，并入伍军队。他的家境优渥，军饷只是其投资收入的零头；而他的笔迹也与那封通敌信有诸多不符之处。不论看动机还是看证据，德雷福斯都绝无犯罪之嫌。

但富有政治野心的军队首长，却急于迎合反犹势力，让德雷福斯成为替罪羊。而参与调查的下属和笔迹专家则顺水推舟，把德雷福斯钉在了十字架上。就这样，德雷福斯被法庭定罪，独自流放到恶魔岛关押。他万念俱灰，但为了妻子和儿女的名誉，他还是坚持活了下来。

皮卡尔 the whistleblower：波兰斯基电影的主角

对德雷福斯事件略有所知之人，或许都会想当然地认为，波兰斯基在片中为自己代入的角色，就是德雷福斯本人。毕竟波兰斯基是从纳粹魔掌中逃脱的犹太人，对族群困境感同身受；毕竟波兰斯基也经历过颇具争议的司法审判，所以他肯定在通过德雷福斯的经历，为自己做辩解。

但事实却远非如此。在《我控诉》中，德雷福斯（路易·加莱尔饰）虽是整个故事的由头，却只是边缘角色，出场戏份只有区区十分钟。影片的中心人物，是情报局军官乔治·皮卡尔（让·杜雅尔丹饰）。通过调查，他发现了德雷福斯的无辜，却在向上级汇报的过程中触怒了整个法国军事系统，并因此名誉扫地，锒铛入狱。

在波兰斯基的叙述中，皮卡尔被塑造成一个未被官僚系统腐蚀，对真相抱有敬畏的义士。他对犹太人并非没有偏见，但情报局系统之腐朽、审判过程之草率，依然让他震惊。作为影史上最杰出的叙事者之一，波兰斯基仅用几个简洁的跟拍镜头，就表现出了皮卡尔任职的情报局统计处如草台班子一般的荒诞景象：低级官员昏昏欲睡，技术官员对新上司戒心十足，而他的副手，则是个浸淫官场多年的老油条，深知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对皮卡尔的调查处处掣肘。

皮卡尔最终将德雷福斯被冤屈的证据带到了参谋部长那里，然而部长给他的命令，却是将真相封锁。与上级意见不合的皮卡尔被放逐、监视，到最后，无处可逃的他只好选择向系统外部求助。于是便诞生了大作家埃米尔·左拉那篇力穿纸背、追讨整个腐败系统的洋洋长文——《我控诉》。

“我控诉”中的“我”——谁在控诉？

波兰斯基的新作无疑透露着大师笔触：不寻求单纯的情绪宣泄，而是用画面书写人物无路可走的困局。他在四十多年前曾拍过一部名为“Cul-de-sac”的电影（意为“死胡同”，通用译名则是《荒岛惊魂》），而在这部新作中，死胡同的意象依然挥之不去。皮卡尔首次走进自己在情报局的办公室，却发现窗户怎么都打不开；他把即将受审的德雷福斯带进长官办公室，自己却被拒于遮蔽真相的大门之外；他对枪击自己律师的杀手穷追不舍，却在走进一片密林时迷失了方向。通往公义之路，对他来说永远都以死胡同作结。

在波兰斯基的《我控诉》中，控诉的对象很明显：一个官官相护、维护面子和权威，毫无纠错能力的官僚系统。在这个系统中，司法程序只是一出滑稽戏，就像德雷福斯在法庭上的无奈回应所展现的一样：“按您的逻辑，如果我的笔迹与信件相符，则证明我有罪；如果我的笔迹与信件相悖，却同样证明我有罪。”

但这部电影中的控诉者是谁？似乎是皮卡尔。起码有一点很明显：不论是左拉的《我控诉》还是波兰斯基的《我控诉》，其中的主语都不是无辜的德雷福斯。在波兰斯基的电影中，对德雷福斯的冤屈心态着墨甚少，故事重点更多放在了个人与体制的抗衡上。所以那些认为波兰斯基在借本片自我开脱的批评者，可以收回这个判断了，因为他并没有借影片宣称，四十多年他诱奸少女的行为无罪。

而波兰斯基有没有在四十多年前的那场审判中遭遇司法不公？的确有，这些都能在流传下来的资料中得到印证。他有没有权利将这些不公的经历通过艺术媒介向世界进行表达？同样有，正如同被他侵犯的受害者有权利将自己的创痛通过种种渠道公诸于世。也正如同逃亡欧洲的他，本应为自己的罪行承担牢狱之灾。而不论我们对他的品行有何判断，或许都无法否认这样一个事实：

波兰斯基是个不世出的电影天才，而才华本身，正是他最后的底牌和遮羞布。

2020/3/14/原载《虹膜》

1.战后的法国需要用民族主义调动民众的积极性来为法国资产阶级政权服务和转嫁阶级矛盾，德雷福斯作为犹太人就很不幸的被牺牲了。要批判既得利益者，不要去指责民众（民众也分好几派，而且许多民众后来意识到不也为德雷福斯的真相摇旗呐喊了不是吗？德雷福斯最后不也是平冤昭雪得到补偿了不是吗？），民众也很无辜，他们的生活被多重剥削已经很辛苦了，哪有时间去研究意识形态问题，被统治阶级操纵他们也是受害者。 “民主的暴政”理论完全是一摊狗屎！民众（工具化）被控制，被利用，被当做靶子被伤害，而背后的人呢？是谁操纵起民粹而牟利，那些声讨人民群众的精英们或小知识分子是眼瞎了吗？他们看不见也不会去看见，他们就指望着“老大哥”时不时的施舍苟且偷生，他们是最卑鄙的投降派、机会主义家，甚至还有马基雅维利主义者。 左拉的《我控诉》写的很好。关于民族主义后面更深层次的阶级问题，中国也曾经被东边的军国国家既日本民族深深伤害过，一个湖南人说道：“中国人民同日本人民是一致的，只有一个敌人，就是日本帝国主义与中国民族败类。” “我们对于日本无产阶级的士兵并无冲突，我们要用一切方法使他们站起来，反对他们本国的法西斯压迫者。” “日本除了亲美的垄断资本和军国主义军阀之外，广大人民都是我们的真正朋友。” 2.怎么不谈谈巴黎公社的影响，哦，原来一个个都tmd是小剥削阶级，害怕人民群众当家做主。哪怕只是意识形态。 3.文艺作品是意识形态的产物，意识形态与人的存在是具有统一性的。电影中的意识与波兰斯基本人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将两者进行脱开才是无比愚昧的蠢货（奉劝看点书吧），就是说那些个极端的“艺术爱好家”们。我们当然允许导演利用历史性文件进行控诉，但现实意义则必然由现实来审判，它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有时候矫枉过正不是一件坏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