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三

        周浩：四十岁的我看着十七、八岁的他们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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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28日，“真实中国•影院计划Ⅱ”晴朗七月•青春物语主题励志献映2006年香港国际电影节最佳纪录片《高三》，讲述了福建一所中学高三（七）班的班主任王老师带领着一群男孩女孩们，度过成人礼高考前的一年的点点滴滴。放映现场气氛热烈，青春的片断引起笑声不断，不少曾经走过高三的观众也在片中的课堂里、书堆中共鸣着、回忆着、感动着。《高三》导演周浩也来到现场，在交流环节，周浩坦诚的说，我只是想记录下这群孩子的成长，给以后的他们看，这无论是对于他们还是对于拍摄者的我，都是弥足珍贵的。
　　
　　影院计划8月11日将开启“城市里的旅行”主题，独家首映法籍导演乐诗薇的新作《方浜中路的等待》，记录城市变迁与个人命运的千丝万缕。
　　
　 主持人：各位观众朋友，刚才我们已经看了周浩导演的《高三》，现在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有请周浩导演。我的第一个问题是：你是怎么找到片中这位老师的？你又怎么确定能够在他身上挖到那么多精彩的故事？
　　
　 周浩：这是一个所有中国家长都想把孩子交给他的人，他是一个尽心尽责的老师，找到他并不是一个偶然的情况。最早想做这个纪录片的时候，想到的是湖北的黄冈中学，但是因为各种原因，我没有得到他们的许可，之后一个我以前在《南方周末》的同事给我介绍给了他的母校，就是片中的这所福建的中学，王老师也正好是他的老师。王老师给我的第一印象并不是很好，他不是那种严肃的老师。其实做纪录片，开始我并不能去指望什么或者说开始的时候去设定一个目标：他一定要是一个好老师我才去拍他。2005年我开始做这个纪录片，我的想法是：高考这样一件事情，在每年的六、七月份会牵动那么多人的心的事情，竟然没有一个完整的纪录，是很遗憾的。我就是想做一份记录，而对于这个老师和这些同学，我并不刻意地选择他们需要是怎么样的人。也许我选择另外一个班，这个片子仍然能成立。
　　
　　观众1：片子当中有一条党支部会议的线索，我想问一下导演把它放进去是不是有什么特殊的用意？录音的部分感觉有一些地方并不是随拍随录，而是后期录制的，是这样吗？
　　
　　周浩：你说的大概是无线话筒的问题，是这样的情况：有时候我感觉到这一天可能会发生一些故事，就会提前给他们无线话筒。关于党支部的问题，我想说的是：我做的这一份记录是特别有时代烙印的记录，我想记下发生在当下21世纪初的中国孩子身上关于长大的故事。我们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长大的，我为什么要去刻意地回避它呢？这是我们社会的一种状态，我不想去回避这些常态的东西。我想用纪录片去记录这个国家某一个角落发生的社会生活，不存在刻意不刻意的问题。
　　
　　观众2：你在教室的拍摄会不会影响这些高三学生？
　　
　　周浩：说一点影响也没有那是不现实的，但是，我的拍摄一开始就是十分坦诚的，我到他们班第一件事，我对他们说我想做一点记录，不仅是我的，也是我们大家的记录，希望你们能够理解。当然，一开始还是有隔阂的，时间长了，慢慢地他们会把我的存在忘记。要说对他们学习成绩的影响，我是不承认的，他们也不会承认。现在，我和他们之间还是有联系，昨晚，他们班一个同学给我发来短信说他又把《高三》看了一遍，又一次被感动。这个片子做完以后，我最大的满足感在于他们的感谢和感动，当时，我把完成的片子寄给王老师看，他说：“非常感谢你，这是我能给我们的孩子的最好礼物。”我觉得纪录片拍摄的最大不同之处在于：它不仅是拍摄者的，更是被拍者的故事。
　　
　　观众3：做这部纪录片的过程中，您的拍摄初衷有没有改变？成片以后会不会觉得和自己的初衷有很大的落差？
　　
　　周浩：我在中国最一流的媒体做过十多年的记者，后来改行做纪录片是因为纪录片会给我各种各样的惊喜，它永远有出乎你意料的地方。如果这个纪录片所有的一切都是我拍摄之前就已经想好了的话，那可能我就不会做这个行业了，就因为在做的过程中我不断调整着我对事情的看法，让我看到了某一个侧面，这是让人高兴的事情。
　　
　　观众4：您为什么截取了这样一个时间点，为什么选去了那样一些场景和片断？
　　
　　周浩：我想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回答你的问题。有人问我：你对教育制度有没有什么看法？我说我肯定有，我的看法就在这个片子里。但他问我：你的片子会不会对高考制度发生影响？我不敢奢望。我做的这件事情就是一个四十岁的人看一群十七八岁的孩子长大。我发表了我对这件事情的看法，并且愿意拿出来跟大家一起交流。如果当时不是我一个人，而是很多人在拍这个题材的话，那大家对这个问题肯定有一个更深的认识，我提供给大家的是：我眼中的高三。我们这些人被称之为“独立制片人”。独立制片人是什么？就是我们用我们自己的方法来看这个世界，我们表达的方法不一定正确，但是我愿意拿出来跟大家一起交流。当我三十岁的时候，我发现这个世界还有很多不黑不白的东西，它也是很美的，我表达的世界肯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对于这些问题，我们没有确切的答案，这才是最完美的。我会尽我的力量去描绘这个社会，但是我描绘的是我的理解，当大家一块儿拿出来交流的时候，这个世界就会向善。我希望它就像一面镜子或者路边的一滩水，让我们能够有所观照。也许再过十年二十年，我们想看看今天中国社会的话，你光去调CCTV的档案或者调张艺谋、陈凯歌的大片来看，你不能够很好地了解这个社会的状态。这些资料就像正史，我们做的则是野史，野史虽然不足以担当正史的职能，但它是一种旁证。我觉得很可惜的是我想去看看我小时候的一些资料，但这并不能够。所以，我现在做的这个工作就是想给这个社会留下一些照片，有人说过：如果一个国家没有纪录片的话，就像这个国家没有家庭影册一样。我们做的事就是想让大家看一看我们曾经就是这么长大的。
　　
　　观众5：《高三》这部纪录片，它的废片率是多少？这部片子里的很多镜头为什么能抓得如此得准，怎样抓到这些珍贵的镜头？
　　
　　周浩：这部片子的片比大概是35：1。并不是珍贵的镜头我拍到了，而是我切掉的镜头更多。如果我拍更长的时间的话，这个片子肯定会比现在拍得还要好。我对纪录片的理解是：你有多大的耐心，老天爷就会给你多大的回报。我的片子拍成这样的效果是因为我花了一年的时间。
　　
　　观众6：拍摄完以后，有没有对你造成一些影响？
　　
　　周浩：影响当然是有的。每一部片子里，你都会看到自己的问题，按照纪录片的原则，我应该尽量不去打扰这些被拍者。但是，我有时会忍不住和王老师一起去“帮”钟生明，告诉他：高考可能是你一生中唯一的一次相对公平的考试。因为我是过来人，所以想用自己的经验去影响他们，但是，相反，他们都需要自己去走过那个坎儿，别人很难影响到他们。
　　
　　观众7：对于独立制片的纪录片，你怎样看待它在中国的前景？
　　
　　周浩：我们尽量在不违背大原则的前提下去表达我们的看法，我们希望社会向善。
　　
　　观众8：我在网上看到报道说：您爱人评价说您是一根筋的人，这样的性格给你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是什么因素促成你离开了《南方周末》？
　　
　　周浩：我做过新华社记者，也在《南方周末》做过摄影记者。我之所以离开媒体是因为：全世界的媒体都是有立场的，有它先入为主的是非观，我去台湾的时候，他们告诉我哪一份报纸是蓝的，哪一份报纸是绿的，自然而然有一种立场在里面。这是我不大喜欢媒体的原因。我愿意独立地去表达我的一些想法，我更愿意做这样的事情，虽然不一定能引起大的反应，但我想在不违背大原则的前提下做我喜欢的事情。
　　
　　观众9：如果用静态影像，你会怎么表达这个题材？
　　
　　周浩：我以前拍过不少图片故事，拍得也不差。拍什么不重要，只要用他们来说自己想说的话就好。我以为纪录片是很好地说自己话的方式，但是这就是真实吗？我所拍的高三不过是截取了我这一年看到的一些画面，我截取了哪一些作了怎样的组合，都是有我的用意的。像纪录片这种以真实标榜自我的媒介，它实际上都显得不够真实。
　　
　　主持人：谢谢周浩导演的精彩解读，我们期待着看到周导更多精彩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