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丽梦工厂

一开始看这部电影的时候，并不知道是在讲福耀的，能在大银幕上看到自己的家乡，很开心，但是看到反应的内容，就有点五味杂陈了。

作为一个福清人，对福耀还是有些认知的，毕竟这么牛逼的一个厂，在我们这个四线城市，还是能好好拿出来吹一下的，毕竟福清也没有出过什么明星，能让国人认识一下的人物估计也就林绍良，曹德旺了。

没在福耀厂上过班，不过也有听身边的人说过，在我们这样的小城市里，工资确实不错，特别是十几年前，多少人走亲戚关系，就为了把孩子放在厂里上班，我师范毕业的姐姐家里也劝不要去当老师了，去厂里做仓管也不错。

电影一开始看到福耀在美国设厂的时候，激动，中国终于走出了这一步，去发达国家建工厂，让老美回头给中国人打工，但当我看到镜头里的福耀时，内心就有点五味杂陈了，跟所有工厂并没有什么不一样，对于效率的追求，对于人工的压缩，对于成本的控制，福耀完成了在美国办厂，却也暴露了中国传统行业的问题。

电影有一句话是“我们不想进入工厂到中国上班，我们想在美国上班，以美国的方式”，全片最大的矛盾即是工人效率与企业的利益，因为有福耀国内厂的对比，这个问题尤为明显，站在福耀的角度，凭什么同样的人数，国内付的工资更少，但是产量更多，我们来美国办厂是来赚钱的，不是来做慈善的，这样看来，福耀对于工人的做法也并没有错，而站在工人的角度，我们是来赚钱的，要按照法律来，该有的福利不能少，该有的保障也应该到位，我们拿钱做事。但矛盾就在于，在中国，很多利益是不用考虑的，就像在国内的福耀厂，不需要护目镜，也不需要防割手套，需要的就是你自己小心一点，而即使国内的工人划伤了手，多半也是怪自己不小心，因为人家叫你捡的时候都告诉你要小心一点了。

在美国员工来中国参观的时候，中国员工说，你们一个月放8天已经很幸福了，我们一个月才两天，那中国人是贱吗，活该干到死，一天干十二个小时，就这样还干的好好的？

对，就这样还干的好好的，因为人会习惯，即使一开始不适应，但是做一段时间也就习惯了，作为一个工地狗，最开始7.30上班，后来改成7点上班，后来变成6.30上班，受得了吗？刚开始受不了，后来就习惯了，生物钟适应了，想多睡都睡不着，人还真是贱啊。

当看到福清福耀厂的军事化管理，不知道是自豪还是悲哀。我们的工人能够做成做成这样，对比美国工人，开个早班会一个个懒散的样子，但看到那一个个唱着企业歌曲的人，看到一个个喊着口号的人，第一反应就这不是做销售的套路吗，无疑在办厂的角度，福耀的做法赢了，所谓的企业文化也不过是更好的把控一个人罢了，也许对这样的传统行业，机械臂才是最好的出路吧。

有一些细节只有在外企待过的人才能体会。为什么这么说，是因为从这几年微信群里讨论开始，我一直在思考，我们这些过去的大学同学，工作了这么多年以后，大部分都在一个行业（毕竟是同一个专业），价值观、世界观为什么相差如此之大，对事情的思考方式（或者叫方法论）为什么完全不同。

我是计算机专业，同学大部分也都在IT、通讯行业。这些行业是中国和世界最接轨的行业之一。不管在外企还是国内公司，都是世界一流的（国内公司有华为、中兴，外企都是全球500强）企业。即使工作在甲方，也大部分在中国最接近世界治理方式的企业（比如通讯运营商、银行）。

所以我慢慢觉得，从事的技术、行业可能不是塑造一个人世界观的唯一因素。也许是你白天工作的企业，每时每刻遵循的流程、制度，会很大程度影响你对世界的思考方式。

这个话题太大，而且会引来很多杠精，所以就不在这里展开。我只想说一下看这部纪录片的感觉。

首先，我非常喜欢这部片子。我一直很尊敬曹德旺，而福耀玻璃也是我们的客户之一。在过去几年我一直在网上看到曹德旺关于在美国开厂的讲话。我们只记住他说的在美国开厂成本可能比中国还便宜（其中一部分），但没想到他经历了那么多的挑战和挫折。不过也不难理解。文化的融合，哪有这么容易的。

美国人的气质和中国就不一样，更别提和中国工人的不同，而且还是来自中国3/4线城市的工人。在很多美国人看来，中国人是比较可怜的群体，至少也是属于另一个平行宇宙的人群。很多西方人并不欣赏，更不认同中国市场的成熟度，中国业务模式的特点。即使中国贡献了很大的revenue，但他们内心是看不起的。作为外企人，我心里很明白这一点。所以在片子里，美国人看到中国新年晚会的表演，他们的感觉是很奇特的。我看IMDB上有个老外的review里把这帮美国人去中国之行形容为surreal , 即魔幻式的。我觉得这个词很好，我都能想象到老外的内心就是这么想的。所以，片子里有一个老外在看到晚会最后集体婚礼一幕时，突然抽身走向厅外。摄影机跟过去。就看见那位美国人表情很复杂，似乎是哭过。他说他在那一刹那感到了我们同在一个星球，虽然我们有诸多不同，但还是一体（大意如此）。这段绝对是真情流露，也很感人。但我也明白背后的缘起。其实在我们看来，中国已经充分融入了世界，但其实大部分西方人还都是视中国人为另一个星球的群体，这并无恶意，而是文化隔阂，并且还带有一些看不起。所谓最后发现大家其实都在一个星球上，就是说以前觉得中国人是蛮奇怪的人，不是地球人。很多话是要正话反听的。我丝毫没有责怪或者抬杠的意思。事实上我很喜欢这位富有人情味的美国人。我只是从我在外企的体会，来客观分析一下他感受之下可能的背景。

福耀玻璃年会里充满了鸡血和励志，有员工的表演，在年夜饭中硬生生加入了智能制造的理念。所有这一切，在国内呆过的人，都会会心一笑。但老外会觉得非常奇怪和好笑。当然，现在很多外企也都这样，我就不点名了。这说明在中国就要入乡随俗。

有一个美国主管从中国培训完后，回来也打算学习这套纪律。在开工前让美国工人站在那里报到。可以看到美国工人一个个都是独立的个体，那么一排围成扇形站在主管前面。那场景，不知怎的，就让我想起兄弟连里的队形，你们不信可以回看。就是那种精气神，是很不一样的。即使磨洋工，一直在讲话（主管说用胶带纸贴上嘴巴生产效率就高了），但看上去各个都超自信。而在福耀玻璃本厂的中国工人，军事化管理，排队喊号非常有纪律。他们看上去严肃呆板，虽然他们的效率是美国工人的10倍不止。

我认为两种模式都有优点。中国工人虽然很拘谨但很能干，美国人虽然效率不高但是各个都是独立的个体。我们不能妄自菲薄，但也不能肆意嘲笑美国人的文化。我衷心希望我们下一代能在保持父辈吃苦精神时，能像美国人那样更像活生生的人。或者说，我希望50年以后我们的一流企业能够不用军事化管理也能傲立全球，这样我们的工人自然而然就有放飞的精气神。

到了第二年，福耀玻璃终于把美国的两位职业经理人换掉，换成了中国人。其实这也没什么。有多少外企在中国多年还是只用自己人，或者用台湾香港人。我这里没有埋怨，而且事实上很多台湾、香港职业经理人确实比大陆本土的要专业，操守更好（不接受杠精反驳），但是外企的玻璃天花板确实是存在的，也没道理。所以看到福耀玻璃在美国干了一把老美，有一种很有意思的感受。

我特意上来IMDB看了一下老外的评论。目前IMDB评分7.5分，相当不错的分数。我还以为都是国人刷的分，但看前面几屏的评论都是老外写的，这从英文行文一眼就看出来。总体看，他们都觉得片子很不错。并且，大部分人的感受和我一样，就是这部片子客观反映了两种文化，两种模式，没有对错。

是的，没有对错。我看很多人在微信朋友圈里发关于这部片子的评论，貌似觉得这片子反映了中国的胜利，其实根本不是！世界上很多事情，尤其是人类组织的运行方式，没有简单的对错，只有合适与否。也有一些人认为这是奥巴马拍给特朗普看的。没明白这逻辑。特朗普一直要求富士康在美国开工厂，福耀玻璃在代顿开厂不就是特朗普所愿吗？不如说这是特朗普拍给世界看的？这都是一帮太想当然，不去了解世界，每天只看low逼公众号的人的想法。

所以这个片子在最后笔势一带，彻底抛开谁对谁错的话题。影片最后，福耀玻璃管理层陪着曹德旺巡视车间里的自动化设备，告诉他哪里哪里将会裁掉几个人。在这里，没有胜利者，没有那种模式更好，而是可以看到活生生的美国工人将在几个月后失去工作。然后，中国工人难道会幸免吗？

这让我想起了梅尔吉布森《启示录》里的结尾。我一直觉得那个结尾将一部二流的片子（是的，即使没那个结尾，这部片子也是二流中的佼佼者）逼格和档次瞬间提升到了一流。我觉得《美国工厂》的结尾有异曲同工之妙。

p.s. 我看IMDB有一个评论说，这部片子的配乐相当赞，有Pillip Glass的风采，让人想起了 Errol Morris的作品。

嗯，是有点像。

纪录片没有给出任何判断，甚至没有总结导演想描述的问题，非常感谢导演的克制。这是一部真正想要引导阅者思考、使荧幕外也向着弥合冲突努力的纪录片。不同人的理解会处在不同层面，但导演的克制和尽量中立、曹德旺的开明、奥巴马夫妇的投资、各个人物的真诚，让我自己重新组织了对于冲突的理解和认知。感谢他们。

《美国工厂》展开最核心的推动力就是交错层织的“冲突”。最明显一对冲突的双方，是两个一厢情愿的角色：以为可以用自己熟悉的组织方式在美国生产盈利的福耀、以为可以不做改变就回到中产光辉岁月的破产工人。把一群人抽象成一个“个体”是会损失很多特征的，但在本片这两个冲突方的角色上，使用这样的抽象来方便于讨论是可以接受的，影片也是在这个层面上开始的。

双方的关系像一对还不了解对方就匆匆开始恋爱关系的恋人。激情的爱恋开始双方都对自己和对方充满了理想化的想象、并享受着因此带来的愉悦。但是愉悦散去，现实里冰冷存在的不同却让双方都陷入失望、甚至困境。

福耀和工人们方向不一致，但其实在做同一件事：设定好对方应该做什么，随时随地每个细节都把对方拖进这个设定之中检验，当对方没有符合自己的预期，矛盾就开始在各个细节展开了。从厂门的朝向、顶棚是不是要设置、车间里两个人的冲突、到美国工人群体和中方管理群体的冲突，都是双方对美好憧憬的幻灭带来的不满和发泄。矛盾本应该是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第一步，却被身处其中的每个人的专横推向了升级，逐渐侵占了每个人的注意力。正如车间主管解决争执时的那句话，“他们不是想解决问题，他们只想确认错的是对方不是自己”。

双方具体的“专横”内涵并不一致，管理人员的专横是无礼、威压、逼迫，以开除威胁员工顺从；员工的专横是不合作、不改变、以造成损失威胁工厂应答自己的需求。无数大大小小的冲突当中，几乎所有人都不想让步或者至少以一个更高层面的视角去理解双方，最多是装作妥协，然后把自己的观点强制推广给对方不论对方是否认同。

就像不甚精明的恋人互相冲突、甚至造成真正的伤害。但恋人可以分手，迟早一切痛苦都会消散。工厂和工人，在纪录片此时的语境下不能失去对方，即使对对方极端不满意。

对于双方来说，单方面内的本我、自我、超我（我对双方具体的“我”理解在文末）已经存在一定向内的冲突，更不用说当两个群体互相碰撞的时候、当工厂和工人需要互相接纳变成一个“个体”的时候，价值观和心理状态之间一定会向外猛烈地冲击、破碎和重建。内外双重的压力下，双方各自都非常煎熬。

当美方团队来到福耀总部，冲突最剧烈地爆发了。一套完全不同却也运转良好的观念及生活方式毫无遮掩地呈现在美国团队面前。镜头呈现的离奇怪诞场面，让作为本土观众的我也深感尴尬和不安，更不用说未曾触碰过这一切的美国团队。当成员情绪迸发、流下眼泪的时候，我的情绪也很复杂：这大概是一种对于陌生的无措，早已超越了双方之间的差异带来的本能不适和蛮横粗暴改造冲动。此时美国成员形成了对于冲突核心的最直观认知，“我们是那么地不一样，但我们是一体的，我不知道该怎么面对这一切，也不知道怎么接受、处理这一切”。“面对和我不一样的事物就要消灭对方身上引起我不适的差异”的本能，在如此强烈、摧枯拉朽的认知失调面前，非常幼稚和无力地直接破碎了，但是“我”没有找到新的答案，我能面对的只是最本能的无助、无知、无能、害怕、绝望、失措。

人类想尽办法、耗尽一切努力都没有可能真正理解对方，只会被关在自己认知的监狱中，这是多么让人感到绝望的事情。绝望到哭出来合理，绝望到哭不出来也合理。

这是一个非常复杂、深层、微妙的问题，能精准地表达来源于导演的精致设置和深度思考。

然而现实是如此冰冷和残酷的，当双方观念冲突时，他们都用自己最熟悉的、但多数会把冲突推向恶化的方式与对方抗争。这是两个群体，始终不能简化成两个个体。两个人可以通过长时间的沟通形成理解和默契、把各自冲突的观念无害化，建立一个足以容纳六个我的共同领地（就这个都非常难实现）。但两群人毫无可能。

于是刚开始消解自我的界限去容纳对方的努力纷纷失效，双方之间可以有空间的弹性及默契逐渐瓦解，力量不平衡的双方都开始追求更多控制权。

福耀的努力：“入乡随俗”、美方领导人负责 FGA、不设置加班、加薪 工人的努力：积极接纳中国资本、接受中方的管理方式和教育、刚开始默认不接受工会的要求

福耀争夺控制：监控并施压有工会想法的工人、辞退美方领导人换成中国人 工人争夺控制：形成管理层不满的群体性意见；开始谋求工会的帮助、起诉 （并不是全面总结，只是举例）

当中方领导向中国员工介绍美国人民的“过度自信”时，他的姿态和表达是排斥和拒绝的。也许并非他的本意，不过总是顺从了中方人员易于理解的方式。当我们和其他的群体发生差异，会发生“你和我某一点不一样，你不是我们，你是外部的、被我们拒绝的”，也可能发生“我们是一体的，我发现了你和我不一样的地方，这让我们的一体更加有趣和多样”。很可惜，多数选择了前者，或者根本没有意识到后者的存在。很多特点并不是有害的特征，但从不同的出发点去解读会形成迥异的评价。有震撼力的材料能建造深刻的共识，也能铸造深刻的偏见。对于双方都是如此。

凡事的相对性、社会和人际关系的矛盾性、欲望的复杂性和冲突性，驱动着工厂和工人把对方当敌人。即使合作有利于双方，但在这个大型囚徒困境当中，现实中从没有一个正面的例子诞生过。这是我们实实在在的生活，无可逃脱的诅咒。

意料之外的是，结尾出现了冷漠的新现实：先前的矛盾冲突已经不重要了。机器人取代了低速、复杂的人力资源，工厂和工人的一体关系容许被断裂开来了，工厂能更高效迅速地建造只容纳“本我”一个“我”的空间。冲突从未消弭，冲突本身不复存在了。工厂和工人，以后也获得了可以直接分手的自由，只不过是单方面的。

经历了剧烈冲突、观念破碎的哑然和某些认知失调无法调和的绝望之后，“技术进步”的降维打击连问题带答案一起消解了，我感到另一个层面的失落：不用担心随处存在的人和人冲突带来的焦虑和不适了，在一部分人拥有可以毫不犹豫地抛弃另一部分人的能力之后，后者没有任何可以尝试改变的选项。

整部纪录片在多个层面都占开了围绕“冲突”的叙述，包括：资本与劳工、中美差异（不限于：各自的传统、社会组织方式、政府管理方式、现代生活方式）、代际差异、不同角色自身的教育素质和个人经历冲突、某几个角色自己与自己内向的冲突、甚至一些抽象概念之间（效率与民主、公平与自由）等。因此整个纪录片呈现出非常多样、复杂、互相冲突、层次交织的观点样本，这是影片最大的优点，也是最感谢导演的地方。针对每一个方面都可以细致充分地展开讨论，但每个细节都在提醒我最核心的问题：面对差异，是不是我们只能“什么都做不了，最后漠然地机械地消灭对方”？

纪录片没有给出一个答案，而我自身也是如此的幼弱和无知，有限的认知无能于抚平一个如此宏大而复杂的冲突，更没有资格出于“为任何一方好”进而把自己的判断当做真理让所有视角都接受。“没有答案”，大概是人类生存中的常态。

我对双方的心理动力学理解：

如果把双方只当做个体来看待： 对于福耀， 本我：不计条件地盈利 自我：在现实世界中盈利，并且满足员工的需求 超我：让跟工厂有关系的每个人（客户、员工、拥有者）都获得自我的满足和自我的实现，当工厂为客户创造价值、为员工和拥有者创造财富的时候，大家都能获得满足

对于工人， 本我：不用付出地享乐 自我：通过在良好的工作环境中工作，获取优渥的收入，实现自我生活的理想 超我：个人的实现、工厂的盈利、社区的发展全都符合道德的要求并且得到了充分的实现

（原载“澎湃·思想市场”，有删节）

张泠

2016年秋，我入职纽约州立大学，如所有新同事一样，成为UUP（大学职工联合工会）成员。UUP成立于1973年，如今代表四万多人，是美国最大的高等教育界工会。UUP在纽约州立大学系统为员工争取权益，如更好的福利，目前的目标之一是为兼职教师争取更公平待遇，获得同事们支持。我略懵懂地交会费，小心收存会员证，对于今日之待遇乃工会成员数十年来努力抗争换取，并无特别切身的认知，直到看到美国纪录片导演茱莉亚·赖克特（Julia Reichert）与丈夫史蒂文·伯格纳尔（Steven Bognar）的纪录片《美国工厂》（American Factory，2019），及读了一点美国工会历史的资料。

《美国工厂》关于中国“玻璃大王”、亿万富翁曹德旺于2014年在美国中西部俄亥俄州代顿（Dayton）区域莫里恩市（Moraine）开设“福耀”玻璃厂制造汽车用玻璃，雇佣两千多名当地员工（不少为以前关闭的“通用”汽车工厂工人）。其间劳资关系由兴奋乐观转至对立矛盾，不仅有中、美思维方式、管理方格差异与误解，更有试图组织工会的工人与管理层的角力。阶层、种族、国别等问题与资本主义全球化夹缠不清，自动化的阴影更威胁着全世界劳工阶层的未来。赖克特与伯格纳尔认为：上升期的中国资本家遭遇衰落期的美国蓝领工人，这里会有故事，关于资本主义、全球化、文化交融或更多。如伯格纳尔所言，《美国工厂》即是“贴近地、用特写镜头看全球化”。

一．美国工厂，世界工人

很多观众都对《美国工厂》里美方管理人员到福建福清的“福耀”厂“取经”如何提高美国工人效率的段落印象深刻。这不但是透过美国人视角的“陌生化”时刻，也是没参观过类似工厂的中国观者的“眼界大开”时刻。工厂军事化管理，班前例会工人列队喊口号；他们每天手不停歇工作十二小时，每月休息一、两天；有人每年只能回家一次看小孩。与这些外人看来压抑与压榨的残酷强烈对比的是央视“春节晚会”风格的公司“年会”那些和谐、乐观、刻奇的歌舞表演与热烈气氛，以至于将一位美国客人感动到流泪，说“无论如何，我们在同一个星球，同一个世界，即使有分歧，我们是一体的。”

福清工厂的企业意识形态，是“封建家族”与“国家主义”合体，并融合了社会主义时期工厂文化遗产。在这个等级森严的大家族，曹德旺是不容置疑的男性权威，下辖大大小小的管理层男性权威，统领着被当做机器人管理的基层工人。管理者活学活用社会主义与国家主义修辞来鼓励（欺骗）工人：“报国为民”、“勤劳朴实学习创新”，来替换和遮蔽最大限度榨取工人剩余价值以期利益最大化与阶层分化本质。这套话术（甚至颇有主旋律色彩的厂歌歌颂“春满中华，福耀人间”）高明之处在于塑造一个“相亲相爱一家人”的幻觉，也将工人的劳动表现塑造为“美德”对其进行道德化绑架与测量：为了对大家庭“忠诚”，工人要不断自我改进、提高生产力、对超时工作任劳任怨甚至甘之如饴，因而有“团结力”和“凝聚力”，这才是值得称颂的、有“民族使命感和自豪感”的华夏“工匠精神”——帮企业成功就是帮国家发展。工人若有任何反抗意识，大约会被视为懒惰、自私而道德破产，而非被视为争取应得权益。年会上也表彰类似“改革开放”前的“新长征突击手”的“最佳班组奖”。国有工厂风格的自成一体的宿舍、食堂、娱乐场所、甚至集体婚礼，都提示着一种集体主义“延续”。曹德旺妹夫任党委书记与工会主席也暗示着工会、党委与资本的媾和。工会负责员工文娱活动及心理建设/规训：爱“福耀”即是爱党爱国（与美国工厂中“工会”的意义完全不同，这点后文会提到）。

然而在光鲜社会主义修辞遮掩的资本主义体系下，“劳动”、“机器”与“人”的价值、本质及相互关系已全然不同。工人阶级不再是“老大哥”、在厂里当家作主、发扬主人翁精神建设社会主义，而是新自由主义全球资本主义竞争中代表了中国“人口红利”优势的农民工/新工人。他们只是“世界工厂”中被异化的低成本劳动力，为资本家赚取巨额利润；“中国效率/速度”的代价是工人的健康、安全、尊严被剥夺。但当然对很多工人来说，经济收益已比贫困的务农时代有所改善。只是在他们年轻力壮时尚可被雇佣，年老时的医疗、养老问题会否抛给社会与个人？令人想起世纪之交前后的国企私有化过程中，那些为国家辛劳半生却被资本无情抛弃的老工人。如今即使在高科技行业，关于“996”的论争也是中国科技工人被压榨的现状。美国高科技产业工会力量式微，企业如Google在公司为（尤其单身）员工设计了各种便利服务，从食堂到健身房、游戏室，使得员工愿意在公司停留更久（自然也就自愿加班更久），更不必说所谓“共享经济”中工人如网约车司机和外卖工人不再被视为公司雇员而只是承包者，不享受员工福利及受到劳动法保护。

“福耀”的企业文化无法搬到美国，在代表美国工人权益的工会长期抗争下，八小时工作日与周末休息已被写入法律，产业工人也在长期斗争中有更强维权意识。在中方管理人员看来，美国工人慢，懒，闲聊天，效率低，为了工资而劳动，缺乏中国工人的“使命感”与“责任感” 。与加班加点、任劳任怨的中国工人相比（他们背井离乡来此一两年，仍拿中国的几千人民币月薪，不过每日多了五十美元餐饮补助），曾经骄傲的美国工人的落差甚至幻灭感显而易见，不仅对于“福耀”，也对于他们的国家对待他们的方式，及美国劳工阶层的未来，甚至影响到2016年美国大选结果：俄亥俄所处没落工业区（所谓锈带/rust belt），本来是摇摆州，此次成为川普的票仓——有工人认为希拉里代表加州湾区高科技新贵利益，与制造业底层脱节，而被川普“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口号蛊惑。这一口号也被曹德旺后来换上的华人总裁刘道川使用，用以鼓励美国工人加强生产力。赖克特与伯格纳尔将2016年选举前后拍摄的素材全部舍弃，大约担心有喧宾夺主及制造分裂之嫌。

“福耀”的管理方与美国工人之间的文化差异当然不可忽视。美国人的确在充满赞扬与鼓励的环境下长大，更在意自己是否被尊重（哪怕是表象）。中国监工则要维护自己的权威性及层级体系，以批评为主。美国工人认为不被尊重，因为中国人从来不说：干得不错！然而，文化与种族碰撞的表象遮蔽了超越国别的阶层利益，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问题被转移置换为种族与仇外问题（如川普一再强调“中国人偷走了我们的工作”），或曹德旺将美国工人的不满归结为：“美国工人对中国人有敌意”。这令我想起华裔女导演崔明慧的纪录片《谁杀了陈果仁》（Who Killed Vincent Chin, 1987）。1982年，华裔青年陈果仁在底特律被“克莱斯勒”汽车厂的两位白人男子以棒球棒打死，只因对方以为他是日本人——当时日本车在美国市场成为强劲对手，令底特律的汽车工业岌岌可危，很多美国工人失业因而仇恨日本人（乃至亚洲人）。这除了美国根深蒂固的白人至上种族主义，也是资本主义残酷竞争下同为受害者的最基层工人自相残杀的悲剧。其实“福耀”雇佣的无论中国人还是各层级美国人（包括律师及管理者等），由于利益驱动（收入数倍、十数倍甚至数十倍于工人的工资）而成为剥削者的代理人和打手。《美国工厂》开篇不久，副总裁Dave听到一位议员在庆典讲话中提到“福耀”应有工会便恨不得“剪掉他的头”。

美国工人慨叹：以前那种高工资高福利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他们无法不接受这样的现实：从前在“通用”工厂时薪是29美元，“福耀”是不到13美元。反观“世界工厂”中的中国农民工/新工人，他们甚至从未体会过那种福利与尊严的“奢侈”，不仅因为后发资本主义的时间差，也因为在资本主义全球化扩张中，“第三世界”的工人永远居于底层。尽管与欧美国家的工人同为全球化的被剥削者，与后者的待遇相比，他们是“更低廉的劳动力”，更少受劳工法律保护。中国政府逐步改进劳工法时，自由流动的资本的逐利性便使得工厂向劳动力更低廉、更少劳工法的地区迁移，比如东南亚国家。

拍《美国工厂》时，赖克特与伯格纳尔怀着对美国工人的感情进入，逐渐发现中国工人同样值得关注，这是全球化中劳工群体的共同命运。但因不懂中文，他们无法与“福耀”两百来名中国工人沟通，拍了一年后意识到这重要缺失，因此找到两位中方制片人、纪录片导演Zhang Yiqian与李米杰。她们每月到俄亥俄拍摄，也同去福清，与片中中国人建立信任与联系。导演夫妇认为她们帮导演理解中国的企业文化、风俗习惯、思维方式与历史，教他们看待普通中国工人的生活与情感状态。此片的确没有很多西方导演拍摄中国时先入为主的猎奇的刻板印象表达，态度温和谦逊，唯一遗憾为中国女工视角的缺失。

二．美国工厂，美国工会

俄亥俄州非裔民主党议员弗莱德·斯特拉霍恩（Fred Strahorn）指出：工人和劳工运动建造了美国。美国工人的权益，是无数参与工会的前辈流血牺牲抗争出来的，并非财团与资本家格外仁慈。《美国工厂》中出现的“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UAW）为美国最大的独立工会，成立于1935年，1936-1937年间组织了一系列罢工、静坐等活动，迫使三大汽车公司（克莱斯勒、通用、福特）承认其代表工人谈判的合法地位。工会的基本目的是维护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工人话语权，找到企业盈利与员工权益之间的平衡点。UAW为工人争取更高工资与更好福利，支撑他们稳定富裕的“美国梦”，鼎盛时（1979年）有150多万名成员，如今由于汽车工业的国外转移及财团各种反工会措施而缩减到30多万人。尽管UAW后来有官僚化及腐败等问题，不应否定其争取劳工权益的历史与积极意义。在各种右翼媒体与政客不断丑化、抹黑、以偏概全的宣传下，工会似乎成了美国制造业衰落的元凶，而不提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全球化、资本转移、去工业化等问题。

美国劳工运动与工会组织主要蓬勃于东、西两岸与中西部。在美国南部，组织工会则困难得多，也与政治保守及种族隔离有关，因此，后来在美国投资的德国与日本汽车公司，都选择在劳工法保护薄弱的南部投资建厂。这些工厂，在各方阻挠下，至今工会也无法组织起来。资方压低工人工资，即降低人力成本，保证日本汽车在自由市场竞争中的价格优势。这些对资方的“好处”，是历史悠久、工会力量强大的美国汽车工厂无法比拟的，所以他们在美国关厂，转而去压榨价格更低廉的墨西哥工人。

《美国工厂》并未解释工会在美国的历史与现状，大约对美国观众来说算是常识，但它细腻揭示了“福耀”如何斥巨资（一百万美元）雇佣反工会咨询公司（LRI/labor relations institute）在工人被强制参与的培训中将工会歪曲为工人与管理层之间的障碍而非为他们争取权益的代言人，并断言组织工会的结果可能会对工人薪资福利更不利。“双管齐下”的另一端，管理层提薪收买部分工人、找借口开除组织工会的积极分子，从而分化工人力量及削弱加入工会的声音。很多工人被“培训”和灌输恐惧后而投否决票，尤其是没有工会抗争经验也担心因此失去工作的年轻人。当然，工会再组织工人罢工也不会再吓到雇主（劳工法的漏洞使得雇主可随时解雇罢工者并雇佣其他工人），他们不再有谈判筹码。在资本的强势碾压下，心怀正义感的中年叉车女工Jill好不容易找到工作从姊妹的地下室搬出来住上自己租的公寓，又因参与工会运动被开除而生活无着。形成强烈对比的是，类似LRI这样破坏工会的私营公司炙手可热，成为一个庞大且利润不菲的产业，他们在公会成员下降、工人工资减少的企业文化间推波助澜。

精明的资本家曹德旺曾算了一笔账，除了人力成本，在莫里恩投资设厂各项成本都低于国内（可知国内工厂很大程度上依赖剥削工人来降低成本牟利），兼之美国各地政府争夺投资项目，不断推出巨额优惠补贴政策。“福耀”因雇佣两千多名当地工人，市与州政府给予各项补贴，使得其买地与改造厂房等于免费。除掉“工会”这个心腹之患，再换上身手敏捷体力更佳的年轻工人及自动化对工人的威胁，他已不必再担心美国工人“制造麻烦”。

《美国工厂》结尾字幕写道：到2030年，自动化将令全球三亿七千五百万人需要寻找全新种类的工作。画面是摩肩接踵上下班的中国和美国工人。想起卓别林电影《摩登时代》（1936）开篇以蒙太奇手法将羊群与熙熙攘攘上工的产业工人剪接在一起，暗示同样任人宰割的命运。《美国工厂》最后一个镜头是工人模糊的背影，一个暗淡未知的未来。赖克特说《美国工厂》的结尾令人不安，它不是那种人们看完会起立欢呼的电影。全世界无产者早已没有联合的可能，资本和资本家却张开“全球化”的翅膀顺畅地流动游走逐利。有人说：资本将人变成机器，等机器成熟了再抛弃人。

三．美国工厂，美国导演

“福耀”工厂所在地代顿，有当地人引以为豪的创新发明与工业制造的历史，几乎是两代人以前的“硅谷”：这是赖特兄弟发明飞机之处，收银机也诞生于此。美国汽车制造业三巨头之一“通用”（GM）公司的工厂在此开了86年。“通用”工厂对本地至关重要，在1950至1980年代之间，通过工会的抗争与保护，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蓝领工人可获得不错的收入与福利，过着有房有车、可送孩子上大学的中产阶级生活，不同族群和平共处。七、八十年代后，耗油更少及人力成本更低的欧洲与日本车在美国市场份额激增，美国汽车行业受到冲击。为降低成本，美国汽车工厂不断迁往墨西哥，代顿社区每况愈下。2008年，“通用”生产线开下最后一辆卡车后关闭，留下数千名失业工人与他们绝望的家庭。

在那些艰难的日子里，导演赖克特与伯格纳尔每日去工厂门口及附近酒吧拍摄和采访——他们在代顿住了数十年，住处离工厂仅二十分钟车程。因美国汽车厂工人总被反工会的商业媒体抹黑，他们对持摄像机的人怀有戒心。导演以真诚和坚持获得了工人的信任，拍摄了40分钟纪录短片《最后一辆卡车：通用工厂的倒闭》（The Last Truck: Closing of a GM Plant，2009，HBO出品）。该片获当年奥斯卡最佳纪录片提名。遗憾的是《最后一辆卡车》 里只有工人视角，因为“通用”管理和决策层拒绝受访及禁止导演进厂拍摄，派保安在厂门口附近阻拦和驱赶他们。工厂车间的镜头，由工人用手机或用赖克特提供的小型高清摄像机秘密拍摄，部分出现在《美国工厂》开头。

《美国工厂》有点像《最后一辆卡车》的“续集”，因为数年后“福耀”买下了“通用”废弃厂房，在当地政府与民众热烈欢迎下高调进驻。赖克特与伯格纳尔认为：上升期的中国资本家遭遇衰落期的美国蓝领工人，这里会有故事，关于资本主义、全球化、文化交融或更多。当地商界人士喜欢《最后一辆卡车》，向曹德旺提议由赖克特夫妇拍片记录这个历史性时刻。曹德旺同意了，并不设任何限制，任由赖克特夫妇团队五个人、五台摄像机拍摄了三年（2015年2月到2017年12月）。在那些工会之争白热化的艰难时刻、曹德旺容易招致非议的时刻（比如开除美方管理人员等），他也自行其是，从未干预过拍摄。

《美国工厂》为了保持独立性，并未受“福耀”集团资助，制片方为Participant Media——该公司也出品了墨西哥导演阿方索·卡隆电影《罗马》（2018）及非裔女导演艾娃·德约列的剧集《有色眼镜》（When They See US）。《美国工厂》在圣丹斯电影节获美国纪录片最佳导演奖，8月21日在Netflix上线。在Netflix不覆盖的中国，也有广泛传播与热烈讨论。很多媒体宣称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及夫人“投资制作”该片，甚至暗示这是“奥巴马的电影”，非常不确。奥巴马夫妇的确筹办制片公司“高地”（Higher Ground）且与Netflix合作（为了“名流站台”效应，后者要支付前者数千万美元报酬）,《美国工厂》是“高地”选择发行的首部电影，且以较低价格购入版权（Netflix规定不许公开收购价格），但“高地”并未在任何程度上参与影片制作，仅后期发行。颇有反讽意味的是，尽管被视为对劳工友善的总统，2009年奥巴马任总统期间，并未着力推进“雇员自由选择法”，该法令会使工人更容易组织工会及增加对违反劳工法雇主的罚款。有人认为他抛弃了劳工运动。十年后，他高调支持涉及劳工权益的《美国工厂》，避重就轻，不断强调“讲好故事，让我们增进理解”之类的心灵鸡汤。

尽管几乎被奥巴马夫妇的光环遮蔽，赖克特与伯格纳尔并非名不见经传，尤其前者，是美国纪录片历史上重要人物。若以奖项论英雄，她有三部作品获过奥斯卡最佳纪录片提名，本人也于2018年获国际纪录片协会颁发的终身成就奖。今年五月，纽约的现代艺术博物馆（MoMA）举办了她的个人作品回顾展。赖克特是位于代顿的赖特州立大学的退休教授，在那教了28年纪录片制作。她一直是有良知的纪录片工作者，秉持对性别平等、社会公义的关注，几部重要作品如《成长的女性》（Growing Up Female，1970）、《工会女仆》（Union Maids ，1976）、《正观“红色”》（Seeing Red，1983）等常在美国的纪录片历史及性别研究课程被观摩讨论。

赖克特是美国战后成长的一代(baby boomer)。那代人大都接受过反越战、种族与性别平权运动的洗礼，思想倾向进步并强调行动，对社会公平、劳工权益有不懈追求。赖克特自述开始纪录片创作是为了作为女性，要打破影像表达的男权结构，且以这样比较亲民的形式将自己的想法传播给更广泛的民众，从而激发思考与讨论，进而付诸行动来改变社会。与当时伴侣吉姆·克莱恩（Jim Klein）合作的《成长的女性》是赖克特的毕业作品，关于俄亥俄某镇几位女性的故事，探讨女性被教育体系、流行文化、社会期待等规训、形塑的性别认知及劣势社会地位，如今看来仍针砭时弊。这是美国女权运动的一部重要作品，多年来不断在美国各地放映，以直观方式提升观者反思意识及对持怀疑态度的民众解释什么是性别平等。1971年赖克特创办“合作社”（co-op）形式的发行公司New Days Films，避开电影院的商业运作，直接在学校、工会、社区组织放映，是一种非牟利的公共教育模式。

赖克特与克莱恩合作的《工会女仆》获奥斯卡最佳纪录片提名，是采访三位经历过1930年代美国劳工运动的女性的口述历史纪录片，不仅涉及工会领导工人为改善恶劣工作环境、超时低薪工作而进行的抗争，也不回避讨论白人男性领导的工会内部的官僚化及种族和性别歧视。两人合作的《正观“红色”》再获奥斯卡最佳纪录片提名。此片重新挖掘美国共产党人被湮没的历史：在美国“大萧条”（1920年代末）与“冷战”（1940年代末）初期之间，有一百多万美国人加入美国共产党，带着激情与希望，为劳工阶层的权益与尊严、为了一个更公正平等的世界而抗争，相信这是美国未来的正确方向。随着“麦卡锡主义”在美国对进步人士的迫害与“反共”气氛愈发紧张，人们噤若寒蝉，闭口不谈这段历史，这种恐惧在导演拍片时的八十年代仍在。

与赖克特以往的纪录片相比，《美国工厂》少了份粗粝朴拙，多了份圆熟，更接近主流纪录片，部分在于原创配乐及导演首次雇佣剪辑师（以前作品大都自己剪或由克莱恩帮助）——林赛·乌茨（Lindsay Utz）花了18个月将1200小时素材剪到110分钟。导演与剪辑师讨论了一星期，将墙上贴满索引卡，标注不同人物与主线。然而由于题材庞大、线索与人物太多而无法一一深入，有浅尝辄止之感。此外，人们很少谈论纪录片的声音，此片导演非常注重声音采录。他们用小麦克风，增加私密感及尽量排除人物说话时工厂车间里噪音干扰。有些访谈只录声音，作为旁白使用，配合人物做其他事的画面，观众如在听他们的思考或内心独白。因为生产线上的工作枯燥重复，人们的思绪容易漫游。导演有时随下班的工人到他们的生活空间，听他们的日常对话。有些访谈是凌晨两点在工人家里录的，伯格纳尔认为这时更可以听到人们的内心想法、灵魂思考的声音。

另一种是隐喻性的“声音”，为底层发声。《美国工厂》在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放映后，一个人站起来，说：“我是迈克尔·摩尔，你们所有电影都对我有重要影响，尤其我们都在中西部劳工家庭长大，我们通常在电影里看不到自己，我们的声音被忽略，感谢你们为我们发声。” 摩尔的纪录片《罗杰与我》（Roger and Me, 1989）记录了他的家乡、密歇根弗林特作为“汽车城”的衰败——如莫里恩居民经历的，由于“通用”关厂造成当地数万人失业，民生艰难。尽管他们作品风格迥异，赖克特也敬佩摩尔，认为他拓展了纪录片的形态，如一个朋克摇滚小孩闯进衣冠楚楚的派对，嬉笑怒骂揭开各种伪善体制的画皮。赖克特也追随对她影响较深的纪录片的足迹（多为关于美国民权及工会运动的佳作），如《哈维·米尔克的时代》 （The Times of Harvey Milk, Rob Epstein, 1984）、《矢志不移：美国民权运动1954-1985》（Eyes on the Prize, 1987）、芭芭拉·卡颇（Barbara Kopple）的《美国哈兰县》（Harlan County, U.S.A., 1976）与《美国梦》(American Dream, 1990)——两部都关于美国工人在工会领导下罢工，前者胜利，后者失败，工人力量的削弱与工会的兴衰折射了1970至1990年代美国的经济变迁与资本主义走向。另一部她没提到的德国纪录片《输家和赢家》（Losers and Winners, 2006, Ulrike Franke and Michael Loeken），讲述的是与《美国工厂》类似的境况：中国工人在德国的鲁尔工业区遭遇德国工人的差异与冲突。

作为一直关注社会问题的导演，赖克特很少将个人作为纪录片的主角，她关注的是社群，尤其是被剥夺与边缘化的劳工群体。她大都采用“直接电影”与访谈形态，不以旁白叙述介入，讯息以字幕解释。因而导演的视角大都通过采访、剪辑来构造：不同视角的并置、对比、争论、对话。《美国工厂》少了赖克特以往作品中粗糙犀利的棱角与明确的政治诉求，显得四平八稳。因导演想平衡各方声音（即使那些视角彼此冲突），不在政治上“站队”，对每一方都有一定程度的同情理解，包括曹德旺。赖克特后来在访谈中说：曹德旺是佛教徒，也是不折不扣的资本家，想盈利，不断迫使别人达到他的目标。他怀念田园过去，又是资本主义浪潮的弄潮儿。 这个人也很复杂。他们试图将这种复杂性表达出来。

赖克特也理解美国工人的绝望，因为贫富分化已是前所未有的严重：人们从未见过CEO工资是普通工人500倍的时代。赖克特与伯格纳尔认为在这个日益撕裂的政治环境，他们想让所有人（无论老板、经理还是蓝领工人）都能看这部纪录片并讨论相关社会政治议题，如为何工人工资停滞不变而富豪阶层收入连年增加？如何创造一个属于每个人的未来？全球化带来怎样的经济与文化的构造性变化及对普通人的生活产生何等影响？伯格纳尔说：彼此对话更有意义，而非躲在自己的角落和标语里。赖克特认为我们的公共讨论中越来越少谈到对弱势者的理解与支持，即使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也越来越少，她希望能用纪录片教育和团结民众而非分化他们。

16年4月投产几年后福耀美国工厂（FGA）依然无法实现盈利，美方代表到福清总部参观流程运营，希望借此找到产能不足连连亏损的解决办法，展现在他们面前的是片刻不停歇的流水线，沉默高效的工人以及因此带来每天高达7千片的产量。

美国人面对这些陌生场景有些无所适从，他们不理解整齐口号里所包含的民营企业狼性文化，也无法理解为什么中国工人不戴安全防护镜防割手套蹲在废垃圾堆里“就这样挑拣这些该死的玻璃”，而包括曹德旺在内的中方管理也很困惑“你们一周休息2天每天只工作8个小时这么爽为什么还要罢工”、“怎么样才能让美国人理解并接受我们在这边投资”。

纪录片关于中国工厂拍得很少，也许他们不愿意过多地向全世界展示这个更为真实残酷的部分，而我对缺失的这部分恰恰非常熟悉。过去几年的工作经历让我不仅看到了工人的日常工作内容，也熟知国内某玻璃大厂的运营流程和管理思维。

我想简单介绍一下我所熟知的这部分，以便于观影的朋友参照。

【】关于时薪和工作时间

美厂质检员提到在通用时薪29美元而在福耀是12.84美元。每天工作8小时，双休，每月休8天。

而在国内工厂，工人时薪14-19人民币。早8晚8，每天工作12个小时，14休一，每月休两天。

【】关于加班

在讨论如何更好管理美国人的会议上，中方管理问，“可不可以强制让他们加班，反正在那边（国内）都是强制的。” 美国人？加班？与会人员都忍不住笑出声。

在国内，劳动法也规定8个小时上班制，但工人甚至不需要强制，自愿上满12小时。因为8小时之外的4小时加班是1.5倍工资，而周末8小时外的额外加班是2倍工资。这也导致一个很魔幻的现象，在美国工厂，管理无法要求员工加班，而在国内，加班有时候更像是权利而不是义务，如果得罪了管理，你甚至连加班的权利都没有，每个月到手的工资只有同事的三分之一，完全不足以养家糊口。

【】关于工作环境

中方管理抱怨美厂员工整天嘻嘻哈哈聊天。国内工厂在严格监控下，不允许带手机入厂，除了质检品保包装等少数工种有凳子可坐，其他岗位每天在机器面前站12个小时操作，除了午餐时可以休息走动一个小时。

【】关于请假

美厂员工投诉朋友因为病假超过一个星期就被辞退她担心自己是不是也会这样。在国内完全不必有这种困扰，因为普工根本请不到这么长时间的病假。请假和辞职流程一样，需要经过组长——班长——主管——经理——总监——人事部重重审批，工期不忙的时候可以请到一两天，赶交期的时候就算家里着火也不能耽误。也可以选择辞职，但同样不会批准，这时候只能自离，自离就意味着放弃当月工资，除此别无他法。

【】关于罢工

片中中方管理很平静地说自己在下面（车间）有耳目，和某员工很熟，然后反手就把他辞退了，这一幕令很多人惊诧人性的恶意。福耀在美国处理工会助力的罢工显然有些水土不服经验不足，但这些中国工厂在应对本土罢工已经有很成熟的流程。亲历几次罢工，因为劳动时间太长待遇不满足，工人们聚集在办公楼外沸反盈天。先让他们选出代表发声，然后约谈几次，允诺提高待遇。事态平息后，把挑头的员工全部调岗再找理由辞退，去了领头人，其余一盘散沙不足为惧。

曹董事长询问最近工会没有声音了是不是。

答曰：我们有目标地淘汰了很多工会的人，做了很措施还是很有效的。

曹：后面就招优秀的人进来，年轻的，培养这样的文化，把局面巩固下来。

只要回过神来，国内的这一套完全可以移植过来，安抚—约谈——提高待遇——开除刺头——招聘新人——巩固局面，重新开始，水过无痕。

【】关于机械臂

引入机械臂后可以大大节省切割、开料、研磨、超声清洗等流程的人工，但上料、取料、摆料、包装等等目前依然离不开工人，工人权益和资本的冲突暂时并不会随着自动化迎刃而解。

观影时不止一次想，福耀这次投资实在太不明智了，在美国他们不仅连年亏损还遭致无数非议，如果改为向内地不发达地区投资，或许同样的投入能获得双倍的产出。中国人更吃苦耐劳，也更容易因为一点加薪就对老板感恩戴德，你们这一套在美国是行不通的，快回来吧。

但电影过半，罢工的处理、868票反对工会进驻美国工厂，才发现这一套在美国原来也可以行得通。不管中国工人还是美国工人，不管时薪12.84美元还是19人民币，如果下岗，就什么也没有了。谁都知道这是剥削，但我允许你/盼望你来剥削。为了饭碗，中国工人一直在忍耐，而现在美国工人也开始妥协了，资本面前，其实并没有什么区别。

这种片子有一个好：批判起来看似酣畅淋漓，根本性的东西其实避而不谈，完全不触及实质问题。所以看过之后笑笑就算了，要是真的跟着片子节奏走下去你就输了。

为什么这么说？

答案很简单，你看片子里又是工会又是中国工人不重视劳动保护的，你有没有考虑过片子里这些美国工人的薪水是多少？

我女儿给人做美甲，一年能赚4万美元，而我（做工人）一年只能赚两万四千美元。

很显然，假如一个社会里做美甲的薪酬水平显著高于制造业薪酬水平的话，那么正常人都会选择去从事服务业而不是制造业。从历史数据来看，美国制造业的重要性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就逐渐下降，到了21世纪更是被服务业反超。

美国核心经济部门形成的时间趋势图1950-2010

在传统经济学里有个东西，叫奥肯定律。这个定律认为就业得依赖于经济增长，也就是说GDP每增加2%，失业差不多就能减少1%。当然，经济学的东西你懂的，上下波动肯定是有的，但是大体来讲，产出增长率和劳动失业率之间呈现负向的关系，这个是比较稳的。

然而老美天才的地方在于，他们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打爆了奥肯定律，搞出了高失业下的经济增长。这个套路是这样的：上层搞金融，搞虚拟经济，需要的人力资源少，资本增值快，于是钱蹭蹭的就过来了。那么资本向虚拟经济流动之后实业部门自然受到冲击，然后咱们双管齐下：

一方面大力推动全球化进程，把实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去，不在国内顶着巨大的人力成本跟严格的监管挣辛苦钱了；同时全球化程度越高、资本流动越自由也越有利于资本增值。

二是用服务业逐渐取代制造业，转移就业。

各个行业就业贡献的趋势图 1948-2010

美国就业数量的分部门数据 1948-2010

所以假如咱们讲的粗糙一点，美国的发展模式就是不断提高全球化程度和资本回报率，然后上层分账，下层靠上层漏下来的残渣喝汤。只要美元还是世界货币，只要美军还能吊打世界其他国家，这个模式就十分稳妥。而中产阶级要么搭上上层的班车，要么试着管理下层，但总体来讲，他们的生存空间是被挤压的。

这个模式里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美元依靠自己的国际货币地位，拼命发行美元并依靠贸易逆差输出美元。82年之后美国的经常项目年年逆差，资本项目年年顺差——这个逻辑就是我花美元买你的实体货物，然后用债券跟股票这些东西回收美元。

1960—2010 年美国国际收支平衡表（十亿美元）

这个模式咱们简化一些，最终可以这么来理解：资本不断扩大自己的收益率、同时想方设法地压低劳动回报率，最终达到资本增值最大化的目的。

美国现在的GDP结构里，前三位分别是金融房地产、政府服务跟职商服务，2010年三者的人均GDP你猜是多少？金融地产是38.78万美元，政府服务是7.71万美元，而职业服务是10万刀，餐饮什么的更低，不到4万刀。

然后你猜猜人均GDP高的是谁？

公共服务业，人均GDP47.71万刀。

所以问题很明显了，掌握资本跟稀缺资源的上层人吃肉，然后下层人被大量填入服务业里喝汤——这汤里还有很大一部分是从中产那里分过来的。然后上层努力从国外再捞一波钱回来，日子越过越好，下层挑动群众斗群众，每年几万人死于枪战，黑命贵你们撕逼去吧，不耽误老子挣钱就行。顶层压缩中产与底层的生存空间，这总体来看是个大的趋势——我这有个五等分的美国家庭收入分位数份额，大家可以看一下。

美国五等分的家庭收入分位数份额， 1967—2012 年

这是大势所趋，谁也拦不住的。所以到了2016年美国制造业就业人口只占全部就业人口的8%，而且两极化极其严重——低端制造业，也就是片子里那种顺脖子汗流、机械重复劳动的制造业工人薪酬水平越来越低，低到比在麦当劳打工多不了多少的地步；高端制造业工人成本反而不低，因为制造业就业人口基数变小了，有经验的工人也少了，所以高端制造业倾向于多付点薪水，让这些人稳定工作。

起重机操作员是工厂里工资最高、最具技术含量的职位。——David Reese·波音埃弗雷特工厂观光体验运营主管

咱们回到两万四千刀这个数字上，两万四千美元，这个收入水平高吗？考虑到美国人2018年收入的中位数差不多是3万刀，两万四显然偏少——不过这是在铁锈带，我们可以认为这属于一个“中等偏下”的收入水平。然而在中国，福耀基层的平均工资大概在4000左右——《中华人民共和国2017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里将全国居民收入分成了五组：第一组是“高收入组”，占人口20%，人均可支配收入64934元，月均5412元；第二组是“中等偏上收入组”，占人口20%，人均可支配收入34547元，月均2879元。

你给我一个“中等偏下”的工资，然后指望我为你做牛做马？这现实吗？我想组建工会维护自身权益，不对吗？

反过来想想，你给了我一个“中等偏上”的工资，然后我“工会与工厂紧密结合”不合理吗？

资本想的事情都一样，那就是如何有效的剥削工人、压榨劳动力。只不过中国发展的比较慢、人口基数实在太大，所以现在富了一部分、还有很多人没富起来，工厂依旧可以用“比较高”的工资来吸引这些人流血流汗，搞军事化管理。而美国的社会发展已经基本稳定了，资本的逐利性会慢慢侵蚀普通人的生活，让自己得到更多的利润。假如你拒绝这种侵蚀，那么好，我直接撤资，毁掉你的生活。一般人可能很难理解这种“资本主义优越性”有多残酷：

领取救济金员工数量的排行榜

这是一份领取救济金的员工数量排行榜——美国的巨头们对人力成本的削减已经降低到了必须由社会负担一部分、否则一些员工就吃不饱饭的地步了，而就算是这样，大家也还在琢磨着怎么进一步降低用人成本、用AI和自动化取代真人员工。

这就是资本的逻辑，它只考虑怎么让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而只要全球化与发展不均衡还存在一天，美国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就一定是缺乏竞争优势的，川普的贸易战可以阻止这种趋势，然而却没法阻止资本去寻觅利益。普通人在资本面前，只有一个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