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好的世界

《更好的世界》这部电影中包含着两层对立关系，即父亲角色位置的对立与暴力形态的对立，这两层对立性共同阐述了影片中的核心议题——关于暴力正义性的指涉。

“父亲”的在位与缺位

片中呈现的两组家庭，都有各自的家庭矛盾。伊莱亚斯的父母关系濒临破裂，父亲长期工作在千里之外的非洲难民营。而克里斯蒂安的母亲因癌症去世，而他与父亲之间又有着不小隔阂。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安东和克劳斯都有各自的问题，在教育孩子方面他们都算不上成功的父亲。但从更深层次来看，“父亲”身份的在位与否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孩子的性格倾向。

伊莱亚斯的父亲安东长期工作与非洲，而他父亲形象的长期缺位是伊莱亚斯“懦弱”的根本原因。男孩对于“暴力”与“权力”的原初认知往往来自于父亲——这源自于一种恋母情结。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认为在男孩成长过程中会出现恋母妒父的情绪，潜意识中想取代父亲独占母亲的爱，但因父亲比自己更强大有力，故心理上常以父亲自居，极力模仿父亲的行为和态度。 然而安东父亲身份的缺位，使得伊莱亚斯在身体与心理两个层面上都失去了理想人格的依傍。

片中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段落。伊莱亚斯在学校被欺负后回到家时，母亲看到儿子心情不佳，便和他开玩笑般地扭打起来。不得不说苏珊娜·比尔拥有女性导演一贯的敏感与细腻。这种场景其实通常发生在父子之间，而安东父亲身份的缺位使得玛丽安不得不承担起“父亲--母亲”的双重身份。

而克里斯蒂安的情况相对复杂，克劳斯并不像安东一样，他的父亲身份是没有缺席的，但他一直对克里斯蒂安疏于管教，他和克里斯蒂安之间始终有一层疏离感。所以克劳斯父亲身份是“在位”却”不作为“的，这种”在位“而“不作为”的情况使得克劳斯的父亲形象对克里斯蒂安形成不了男性强权的“阉割式”威胁，这没有了这层威胁，克里斯蒂安则拥有了反叛父权的下意识。而当克里斯蒂安的母亲患癌症父亲却选择放弃治疗时，他内心深处反叛父权的潜意识顺理成章地释放了出来，他理所当然地把对母亲离去的不舍与思念转化为对父亲的仇恨与敌意。这就是克里斯蒂安性格暴躁易怒的根本原因，他父亲身份的“在位”使得他从小就拥有可以依傍的形象与理想人格，而父亲身份的“不作为”使得他在成长过程中能够轻易推翻男性强权（父亲）的威胁。

所以在克里斯蒂安面对学校混混和拉尔斯这些比自己更强大、更威猛的男性形象时，他不会感到畏惧，而是本能地想要会去推翻和战胜他们。

暴力形态的差异

而全片的汇聚点，就在伊莱亚斯和克里斯蒂安两个人物身上，这两个小孩串起了两组家庭和两片大陆。伊莱亚斯原本是懦弱而文明的，他不会使用暴力，这既是安东一直以来对他的言传身教，也是他父亲身份的缺位所导致的。而克里斯蒂安用暴力解决了一直以来欺负自己的混混们，使他尝到了暴力的甜头。此时他的价值观开始在父亲与朋友、”文明“与”暴力“之间来回摆荡。

在这里，苏珊娜·比尔又一次体现出她的蕙心纨质，她安排了一场克里斯蒂安伊莱亚斯用自己制作的火药炸毁”城堡”的戏码。这个桥段极具象征性，它不仅寓意着克里斯蒂安与伊莱亚斯内心中暴力的火苗升起，更影射着在文明社会下野蛮的、原始的暴力无处发泄的现实。两个小孩用“火药”炸毁“城堡”的行为与远在千里之外武装与动乱并存的非洲之间形成了一种微妙的呼应与回响。

以“火药”炸“城堡”事件为戏剧转折点，影片后半段花了大量时间来描绘两片大陆之间不同的“暴力形态”。

非洲是充斥着暴乱与动荡的大地，那些身处这无法地带的黑帮势力可以将孕妇开膛破肚用她们肚中孩子的性别供他们赌博。在伦敦的文明社会下，修车工人可以不分青红皂白随意扇人耳光。苏珊娜·比尔用平行剪辑呈现出了不同社会性质下暴力形态的差异。

暴力正义性

同时，苏珊娜又表现出一种“以暴制暴”的正义性——非洲难民最终合力打死黑帮老大，克里斯蒂安伊莱亚斯最终炸毁汽车，都是“以暴制暴”的体现。

这种对于暴力正义性的自我指涉，集中体现在安东这个人物上。他曾幻想着用理性、文明的力量去规训那些无端使用”暴力“的人，但都收效甚微。而在最后，他本着自己人人平等、医者救人的原则替黑帮老大医治好腿伤，而黑帮老大见到自己亲手杀害的孕妇时，不仅没有丝毫悔改与扼腕，还唆使自己手下去强奸孕妇尸体。直到这时，安东内心坚守的信仰与准则全面崩塌，而在它的废墟之上隐约出现了一个”以暴制暴”的强权世界。

这就是苏珊娜·比尔要探讨的话题——处于永恒对抗社会关系中的人面对无端的、无目的的暴力时，究竟应该选择何种姿态？

其实在电影前半段，苏珊娜·比尔就已经有了很明确的指向性，克里斯蒂安用刀教训了欺负伊莱亚斯的小混混后，他与父亲在车上进行了这么一段对话：

克里斯蒂安：我不还手，他们就觉得我好欺负

克劳斯：你打过来、他打过去，这事儿就没完了，你还不明白吗？战争就是这么来的。

克里斯蒂安：除非你第一次就往死里打，不懂的是你。

我相信导演认同“以暴制暴”具有暴力正义性这一说法，但“以暴制暴”的结局很可能是两败俱伤。如果苏珊娜·比尔真的认同所谓的暴力正义性，那她就有责任和义务将“以暴制暴”这一做法最可能面临的后果呈现出来，而不是轻巧地用大团圆结局把“以暴制暴”背后的结局与宿命轻轻略去。

苏珊娜·比尔完全可以再狠心一点，将“暴力正义性”与“死亡之代价”联系起来，去探讨“以死亡为代价的正义究竟值不值得践行”的议题，这无疑是更加深刻和具有力量的。苏珊娜没敢走出这一步来，甚是可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