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快车

作为阿加莎·克里斯蒂的老粉丝，电影并不令我买账。演员阵容固然强大，演技也精彩，但故事讲得流于表面，像是身着盛装走过场的猜谜游戏。打斗戏、十二人排排坐、追打、开枪，以及最后大侦探波洛苍白的内心独白，无一例外附和着 2017 年末观众的审美偏好，但或许也掩盖了整个故事最拷问灵魂的主题，即，正义，究竟该如何是好。

事实上，在我写这篇东西的时候，社会新闻（准确地说，是各路自媒体）炒得最凶的一条，是江歌刘鑫案。按说，《东方快车谋杀案》是对这一主题最好、最掷地有声的呼应，但这一新版的表达并没能做到。反倒是 2010 年的版本又在我记忆里浮现出来。那一版做到了。

那不是一部被投在大荧幕上的影片，但它从各个方面无愧于「电影」（movie）这一称呼。事实上，这部由获得过 BAFTA 奖的英国导演菲利普·马丁导演的，投射在家家户户荧幕上的电影，可能是我在整部长达二十年的英剧《大侦探波洛》中最喜欢的一集，原因是，它令我感动、警觉而震撼。最震撼之处就在于，它让我反思：

“替天行道”这件事究竟该不该做？为什么？

2010 年那版，电影紧盯着有关“正义裁判”究竟为何进行拷问，从一开头就奠定了一种严肃而冷峻的基调。从第一个镜头开始，一幕接一幕，皆是有关审判的令人悚然的情境：年轻的军官在波洛严厉的推理和质问下，扣动扳机开枪自杀；在伊斯坦布尔，众人掷石块，“行刑”杀死了一名通奸的女性。以上两幕，都并未出现在原著中，但却为接下来的讨论搭建了舞台：究竟怎样的正义才是正确的，而什么又是野蛮？

10 版的导演在波洛的对白中特意强调：“犯罪团伙”十二人一人一刀的仪式，是在替代陪审团，代表陪审团庄重行刑；它强调，这场谋杀象征着法律无法达成的正义。最终，一切铺垫真相推向高潮，水落石出，在逼仄的车厢里，波洛完成了他的推理分析后，异常激动，简直浑身都在颤抖，他高声说道：“你们没有权利代表法律！”

“我们是善良的、文明的人，但邪恶越过了高墙。我们寻求法律，求它主持正义。而法律让我们失望了。”

“不，不，这样做的话，我们都变成了街边的野蛮人！法律的规则，必须被高举，而如果它陨落了——”

镜头拍着波洛颤抖的双手。他将它们高举过头顶。

“——你拾起它，并且举得更高！一旦它被毁掉了，那么，对于所有社会、所有文明来说，便再无庇护之所！”

讨论还不止步于此。那部影片中还加入了对圣经、上帝和基督文化的讨论——

“这世上有比法律更高的正义。”瑞典修女这样说。

“那你就等待上帝来执行审判！”

“但当上帝没有做时，当这个世界仿佛生者的地狱，当牧师要求我们原谅那些不该被原谅的事情时，”修女继续说，“耶稣说：‘让那些没有罪恶的人们扔出第一块石头。’我们是无罪之人，波洛先生。我是无罪之人。”

物理上的艰难，风雪、寒冷、狭仄的车厢，与道德上的两难，是所有主角们必须面对的困境。对于波洛而言，这更加是一场对最深处的自我和信仰的探究。那个夜晚，波洛面色凝重的离开了车厢，将一众“凶手”锁在里面。

影片结尾，大雪之中，波洛穿过注释着他的人群——三两成群的那十三位乘客们——缓缓向闻讯而来的警察们走去。背景音乐一拍拍扣在紧绷的弦上。十三个人绝望却期待地看着他。他们看见，随着波洛一张一合的嘴，列车长匆匆掏出掉了一颗扣子的列车员制服，递给警察——这意味着，波洛最终决定用简单的谎言，放过那十二位私刑处死罪人的、“无罪”的人们。

女教师、军官、伯爵和伯爵夫人、修女、俄国贵族……他们继续装成陌生人，满眼热泪地注视着波洛转身走进暴风雪里。波洛顶着风雪，满脸凝重，六十四岁的脸上写满了痛苦和挣扎。他紧紧地握着手中的十字架，抚摸着。他背叛了自己的信仰。他非常痛苦。

毫无疑问，大卫·苏切特 是留给观众最深印象的波洛，这不只关乎外形，还有他的幽默、绅士、愤怒时的隐忍，和对待令他不耻之物时的冷峻——苏切特将一切处理的恰到好处。在《东方快车谋杀案》结尾，苏切特淋漓地刻画了波洛内心的挣扎。

没人知道那个夜晚波洛经历了什么，没人知道究竟是什么说服他放弃他珍视、信仰的崇高的法律，放过了那十三个人。而真正撼动我的，是他在作出这一抉择时的痛苦。他清楚，当把审判、裁断的权力从上帝、法律手中夺走，交由民众时，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滑坡，意味着暴力，意味着“文明再无庇护之所”，意味着野蛮。

如果将正义的执行诉诸民众、诉诸群情激奋，那么，我们要如何避免成为那用乱石砸死通奸女子的群氓之一呢？

法律的崇高，在中国人听来，似乎不以为意。群情激奋，将三个感叹号坠在“我会杀人”之后的人们，所表达的不仅是愤怒，更是对制度的不信任。

与一位正在德国读哲学的基督徒朋友聊到江歌刘鑫案时，她说了一个有趣的观点：“有神的概念，才有人的概念，才不会对人苛责。”

“中国人特别喜欢‘替天行道’，”她说，“这是基督教文化里最反对的。审判是神的工作。”

中国素来不是个宗教社会，而是世俗社会，或者是道德社会，我们对伦理道德要求很高，有时候甚至“非人”。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我朋友的这句话搞不好要招来反感。但今天，当我们像看电影一样观看这些社会新闻，并像参与互动游戏一样任由自己被媒体、自媒体挑动着情绪，在精神上抡起大斧狠狠劈向舞台中央的人群时，我们是否需要适当的审慎？

一些影片会趁你不备，给你狠狠 一击，让你毛骨渐悚，似乎并无惊天动地之事发生，却颠覆了你原有的期待，令你挑战自己之前的观念——毫无疑问，那年的《东方快车谋杀案》做到了。

美利坚又一次失败的非本土作品改编

让非原著党看得一脸懵 逻辑混乱神乎其神的硬扯派推理完全丧失了原著小说那种抽丝剥茧后恍然大悟的快感

让原著党了一脸喵喵喵？这演的哪里是那个和蔼可亲念念叨叨的比利时侦探波洛 这分明就是贝克街221b里住着的那个毒舌反社会侦探福尔摩斯

这是一次主角从头到尾的ooc的改编 主创到底知不知道阿婆的推理小说从来不是柯南道尔式的细节出发物证推断 阿婆重视的是人的内心 是在一次次和嫌疑人交谈中抓住漏洞从而破解谜题

什么墙上的凹陷 什么这位小姐你教地理是个家庭教师 什么撬门翻窗上蹦下跳

不看脸还以为演的是福尔摩斯[再见]

把福尔摩斯的特点摁在波洛身上 无论是对柯南道尔还是对阿加莎克里斯蒂来说都是极其不尊重的做法

最后还有一点 电影里演的波洛也太粗鲁了吧？大吼大叫还拉着女士的手？可以感觉到导演想加一些戏剧冲突在里面 但是对于阿婆整体平缓的风格来说这点冲突实在是太过出戏

电影最后还暗示了下一部要拍尼罗河上的惨案？就这改编完全让人期待不起来

不全的全家福了。

周末看了《东方快车谋杀案》，说实话，有点失望。

虽然故事主线尊重原著，但包厢分配和人物性格上都与原著略有差别。

首先，在包厢分配问题上，结合原著中所有人物的证词，能轻松还原“凶手”的运动轨迹；其次，原著中经典的一审，二查，三诈，在电影里也生生地合并成几幕片段；最后，人物性格可以与原著不符，但是在揭秘前后的人物反差，让我着实失望了一把。

如果不是看过原著，我应该是看不懂这部电影的。

这个故事开始于伊斯坦布尔开往伦敦的东方快车上。接下来你需要牢记这段话：

“这伙人很有趣，他们属于不同的阶级，来自不同的国家，有着不同的年龄。这些互不相识的人，相聚在一起。他们睡、吃在同一个车顶下，他们彼此都不能离开。而三天一过，他们又都分道扬镳，各奔前程。”

因为它会贯穿至尾。

无论原著还是影片中，出场人物许多。我将按小说中的包厢分配，结合电影角色梳理人物关系简谱。

一号（头等包厢）

波洛先生，比利时人，著名侦探。

本打算在伊斯坦布尔逗留三天的波洛，因故提前出现在这辆快车上。

琳达·阿登说，“一切都是命中注定。”

原著中波洛因订不到铺位，第一晚在“没赶上车的”的七号铺度过，和六号铺的麦克昆同屋。第二晚在朋友布克先生的强烈要求下，搬到了一号包厢。

原著中的波洛，不同于福尔摩斯，他更像是狼人杀里的预言家。在小说的开头，他在托凯琳旅馆收到的电报，就点出了他的身份，“你在凯斯纳案中预言的发展线索意外出现请即回。”

原著中还有无数个论据，证实他的预言并非凭空想象。

在两个无法确定身份的人中，他会根据二人的行为展开联想，想象他们的身份嫁接，排除掉不可能的，剩下的就是可能。

原著中，他把一审、二查中获得的细枝末节在大脑里飞速串联，制造一条无懈可击的事故链。

而电影中，除了俊俏的胡子和完美的平衡主义外，波洛的行动和语言上已经偏离了原著，比如影片开场高调的案件剖析，和东方快车的车顶漫步，有点出戏。

二号（头等包厢）

雷切特，死者。

雷切特被发现在包厢内遇刺身亡，身中12刀。这个数字就是接下来审判的开始。

雷切特，原名凯塞梯（小说中叫法）。阿姆斯特朗案件的主谋，绑架、谋杀了阿姆斯特朗上校的女儿黛西。他的所作所为是一切悲剧的开始。他瓦解了一个家庭，改变了很多人的人生轨迹。

原著中形容他是“关在人的躯体里的野兽。”

他有一副慈善家的和蔼外表，但眉宇间露出一种奇怪的恶意，而且在他的目光中有一种反常的紧张神情。

电影中我就认识这一位扮演者，德普大叔。这小鹿般的眼神，吓死喵了……

三号（头等包厢）

哈伯德太太，美国人。

原著中的哈伯德太太，行李简单，穿着朴素，话唠，总是把“因为我的女儿说了”“我的女儿要是知道我受了这样的委屈”挂在嘴边。

她住在雷切特的隔壁。原著中，她的表现为这场策划已久的谋杀增色不少。当波洛点出她的真实身份，美国著名悲剧演员琳达·阿登、死去黛西的外婆时，她敛去所有演技，声音也由以往的尖锐变得柔和而深沉。

但是在影片的最后审判中，为了把哈伯德太太和琳达·阿登分离，她做出一系列动作，她用左手脱下假发和礼帽，接着再用手拨弄她深棕色的头发……

但哈伯德太太的扮演者实在太美太有气质了，电影中的反差，反倒不如原著中读来的强烈。

四、五号（二等包厢）

四号马斯特曼，雷切特的英国仆人，原是阿姆斯特朗上校的勤务兵。

五号安东尼奥，美籍意大利人。原著中是福特汽车一名小小的销售人员，电影中小有成就，经营一家汽车连锁公司，原是阿姆斯特朗家庭的司机。

二人同住一个包厢，也成为对方最完美的不在场证明。

原著中对安东尼奥的描写不是很多，能对上号实属不易。

六、七号（二等包厢）

六号麦克昆，美国人，雷切特的秘书兼翻译官。

七号哈里斯，美国人，一个不存在的人。

在原著中，为方便行事，故意制造的满员假象，却被波洛的临时决定打破。

八、九号（二等包厢）

八号施密德，德国人，十四号公爵夫人的仆人，本是阿姆斯特朗家庭的厨师。

九号是空铺。

原著中波洛在选择铺位时，之所以没有选择九号，就是因为与女性同住恐有不便。

十、十一号（二等包厢）

十号奥尔逊太太，瑞典人，电影中的身份是传教士。

原著中是阿姆斯特丹家庭的护士，也照顾黛西的日常，影片中介绍为家庭管家。

十一号玛丽·贝德汉，英国人，原是黛西·阿姆斯特丹的家庭教师，原著中波洛眼中的睿智女性。

她搁置爱情，只为复仇而出现，理智的策划这一切。

十二号（头等包厢）

安德烈伯爵夫人，匈牙利人，死去黛西的小姨。

原著中她穿着紧身短小的黑色上装和裙子，戴着一顶时髦的小小黑色无边帽。她还有一张美丽的、看上去象外国人的脸蛋，灰白色的皮肤，褐色的大眼睛，乌亮发黑的头发。波洛形容她，“委实讨人喜欢，很漂亮。”

原著中，在波洛揭露护照上油迹所掩盖的真相时，安德烈伯爵夫人的声音变了，温柔小意变得清楚锋利。

但是在影片中，美貌过后，就只剩下满屏的尴尬了。

十三号（头等包厢）

安德烈伯爵，匈牙利人，拥有外交护照，爱妻护妻，暴怒体质。演员很帅，就是演技很怪。

十四号（头等包厢）

公爵夫人，俄国人，有钱，有社会地位。她是黛西的母亲——阿姆斯特朗太太的教母。

原著中布克先生形容她“丑得简直叫人恶心，可她还要使自己引人注目。”

十五号（头等包厢）

原著中的阿巴斯诺上校，是阿姆斯特朗上校的朋友。在影片中是一位黑人医生，与玛丽·贝德汉相爱，却被这场复仇，止步于婚姻殿堂之外。

她在等，他也在等。

十六号（头等包厢）

哈特曼，美国人。

原著里是打字机带的推销员，因为公司报销，所以出行都订头等包厢。后来承认自己其实是位侦探，受雇主雷切特委托，保护他的生命安全。

在影片中则由推销员摇身一变成为一名教授，赶去参加一场会议。后因为口语发音问题，被波洛拆穿，才承认自己是一名侦探。

波洛在书中推测，他曾经与法国姑娘恋爱过，才会加入到此次审判当中，这位法国姑娘将在下面介绍。

局外人？局中人？

米歇尔，该节车厢的列车员，法国人。

原著中是在阿姆斯特朗案件审理中，蒙冤自杀的仆人，法国姑娘的父亲，影片中改为弟弟。

以上就是人物简谱，欢迎大家留言补充。

PS：为什么雷切特被戳了12刀？

原著中阿巴斯诺特上校说过，“一个陪审团由十二个人组成，雷切特逃过了美国的裁决，却逃不过十三个人的审判。”

他们这样一伙不寻常的人，在一年中旅行的淡季，同乘东方快车。表面上没有交集的两个人，竟能为对方提供不在场证明。看似偶然，却又极其不合乎情理。

“那就只剩下一种解释，”波洛说，“你们所有人，都有嫌疑。但是，凶手是十三个人，而不是十二个人，这么多人中，只有一个是无罪的。这个人是谁呢？”

看过电影，我反倒更喜欢原著里的波洛，行事低调，屁事又多。

最后致敬阿婆——阿加莎·克里斯蒂，你的存在，让世界看到了另一种风格的侦探小说，理性之外的人性光芒。

013|《东方快车谋杀案》

阿加莎·克里斯蒂，英国小说家和剧作家，被誉为“举世公认的侦探小说女王”。她最著名的作品之一，《东方快车谋杀案》曾先后多次被改编，登上大荧幕。比较著名的版本有1974年西德尼·吕美特执导的英国版，2010年《大侦探波洛》系列英剧第十二季第四集和2015年是日本富士电视台制作并播出的电视剧Special版。

今年，由肯尼思·布拉纳执导并主演，云集了约翰尼·德普、佩内洛普·克鲁兹、米歇尔·菲佛、朱迪·丹奇等一众大咖加盟的美国版最近上映了。我迫不及待地去电影院观看了这部新版《东方快车谋杀案》，然而却令我大失所望。

人 物 形 象 崩 塌

我想，原著迷最不能接受的就是大侦探波洛在新版《东方快车谋杀案》中，完全被塑造成了另一个夏洛克·福尔摩斯。

波洛原本的形象，是一个脑袋长得像鸡蛋一样，留着八字胡的胖子。他为人特立独行，像处女座一样，对秩序有着强迫症一样的坚持。他注重外表，年过花甲还要染得一头黑发，身上永远是一尘不染的。仅就外表来说，新版波洛的胡子，是在开玩笑吗？连豆瓣网友都看不下去了。

新版波洛的形象

豆瓣热议

波洛是一位绅士，他非常有礼貌。在书中，即使是面对为自己送行的陌生军官，虽无话可说，仍旧是“拼命接着话茬儿”不停地客套着说些漂亮话，只是在终于上车后，嘟囔一句“可算结束了”。而新版的波洛，在电影里多次使用“你能闭嘴吗”这样的台词，让人感觉好像穿越到了《神探夏洛克》剧组，卷福怼人那才是一套一套的。

不仅仅作为一名绅士，更是因为波洛是一个行动不便，上了岁数的胖子，所以他不会也不可能，在破案过程中去追逐犯罪嫌疑人。新版《东方快车谋杀案》不仅让波洛和麦奎因在钢架桥上上演了一番亡命逃脱，还安排阿巴思诺特上校枪击波洛不成，反被波洛擒拿制服。这一幕幕打斗的场景，眼前浮现的还是卷福。

在书中，波洛常常是靠逻辑的推理而得出设想和结论，而并非像福尔摩斯一样，更多的是靠刑侦技术。但是，新版《东方快车谋杀案》一开始，导演肯尼思·布拉纳就给波洛加福尔摩斯的戏，不仅让他通过脚印去破案，还熟练运用他的拐杖去拦截犯罪嫌疑人。尔后，又通过对玛丽袖子上的粉笔灰和书包里的地图，推断她是一名家庭教师。这桥段眼熟不眼熟？这么机智，怕是福尔摩斯上身了吧？

哦对了，导演还给新波洛（也就是导演自己）安排了一位念念不忘的情人，时不时拿起她的照片还呻吟着她的名字“凯瑟琳”…… 确定不是copy福尔摩斯的「The Woman」艾琳吗？

不能忍。

哈巴特太太形象的改编再创造，也让人大跌眼镜。作为原著中十分重要的角色，哈巴特太太是一个爱女不离口的碎嘴子美国老太太，她每次出场可能都会让人感到有些讨厌。但正是这样的反差形象，才呼应了她的真正身份。

可惜在1974年西德尼·吕美特的版本中，她绝口不提自己的孩子，反而开始念叨起自己的几任前夫。新版《东方快车谋杀案》延续了这样的设定，而且进一步夸张了她的性格特点。还把原著中瑞典女人奥尔森的遭遇安排在她身上，让她从一个爱叨叨的美国老太太变成了四处找男人的骚浪贱，导演是不是有毛病？

真的非常遗憾，原著中，「接着，响起了一个柔和、梦幻般的声音，跟在这次旅行中所用的声音截然相反，哈巴特太太说话了……」我一直非常期待这个桥段的电影化改编，我认为这种差异是很考验演员功底并且很容易出彩的，可惜两个版本的电影均没有演绎。

还有一位形象的改编让人感觉到莫名其妙，安德雷尼伯爵。原著中，这是一位宠妻狂魔，他爱护并且十分呵护自己的娇妻，不忍让她受到哪怕一点伤害。但伯爵本人也是一位彬彬有礼的绅士，虽然在波洛的破案过程中一度有些激动，但他始终是十分克制的。

新版《东方快车谋杀案》中，伯爵变成了一位神经质的暴躁狂舞蹈家（演员是个舞蹈家，不知道有没有关系）。一言不合就劈叉翻跟头，运用舞蹈动作打架斗殴，还时不时瞪大了丝毫没有感情的双眼怒视一切，感觉像要吃了波洛一样。整个观看过程我也是瞪大了双眼，感到十分的不可思议且出戏，是哪个医院没看好门，把重度暴躁症患者给放出来危害社会了？

当然，不得不承认，新版《东方快车谋杀案》对人物形象的改编有一处是非常巧妙的。原著中，波洛靠第六感闪现认为德国女仆施密特是一位好厨子，其实是有些牵强的。但在新版中，导演把德拉戈米罗夫公主挑剔的点餐，安排成由施密特提出了专业意见，从而让波洛察觉到她的与众不同。

讲道理，原著迷也不是不允许改编，但是要合情合理。

失 败 的 电 影 化 呈 现

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东方快车谋杀案》描写的是一宗密室案件，整个过程发生在一列因为极端天气而被困在半路不得动弹的火车上。破案过程全部在车厢内，依靠波洛对十三个人的审讯完成。台词很多，几乎都是文戏。

1974年的版本，导演西德尼·吕美特的电影化改编完成度很高。作为《十二怒汉》的导演，西德尼·吕美特很是擅长刻画群戏中的不同人物形象。戏剧冲突就在人物的对话中展现，唯一的暴力行为是阿巴思诺特上校误以为波洛为难玛丽，要冲进去解救玛丽的时候打了列车员米歇尔一拳，事后他还道歉了。

反观新版《东方快车谋杀案》，为了强行制造戏剧冲突，导演安排了许多炫技的场面。多人围追阻截、安德雷尼伯爵神经质间歇性的犯病、雪崩的特效（真的很假）、追逐戏码层出不穷，还让波洛爬火车顶，钻钢架桥，甚至安排他被枪击。人物形象的崩塌不再提，单说这些场面设计，不仅毫无亮点可言，也落入了市场化的俗套。

这种所谓的高潮迭起，浪费了大量篇幅去展现并不重要的桥段设计，不仅对推动剧情无用，还对人物形象的刻画制造了困难。

新版《东方快车谋杀案》的导演肯尼思·布拉纳，被视为「莎翁戏剧大师」，擅长拍摄华美的浪漫宫廷戏剧。《雷神》第一部就是因为想要努力展现与地球不同的神界因素，才找到肯尼思·布拉纳导演，这是题外话了。

他为了设置出「最后的晚餐」式构图，不惜打破原著中密闭的火车空间，让所有人走到雪地中去。但是除了更加深刻的体会到导演拙劣的炫技手法以外，还有什么其他作用吗？除了人数相近以外，这两者有其他联系吗？

就镜头而言，让我记忆犹新的是对半夜杀人的处理，以及多次运用的俯拍角度，本片中难得的亮点。

还有一点不吐不快，不知道肯尼思·布拉纳是不是执导了《雷神》之后受漫威宇宙影响，怎么也开始玩彩蛋梗了呢？邀请波洛先生前往埃及，因为尼罗河上发生了案件？

《尼罗河上的惨案》并不是先发生的案件后破的案，和《东方快车谋杀案》一样波洛从始至终一直在案件中。在他介入查询第一死者的被害线索之后，又陆续出现了两名死者。不仅如此，《东方快车谋杀案》和《尼罗河上的惨案》这两起案件，中间相隔了三年。

看到有人强行洗白说，哎电影里说的尼罗河上发生了案件也不一定就是最著名的那件啊，可能是先过去，然后又碰到了。我想说，哎有这种脑洞你不去做编剧真是可惜了啊。

以上，随便展开的槽点已经有近三千字。但这部电影我认为最失败的地方，就是它的改编放弃了阿加莎侦探小说的核心精神，本末倒置。

阿加莎笔下的侦探形象，无论是大侦探波洛还是马普尔小姐，均是注重逻辑描写的。他们通过观察细节和琐事，找出破绽和矛盾，结合口供进行逻辑推理，并从中找到犯罪嫌疑人的蛛丝马迹。

英剧《大侦探波洛》中的形象

这是阿加莎·克里斯蒂侦探小说最与众不同的一点，也是令她的作品流芳百世的最重要的原因。案件所有的线索，从一开始，阿加莎就一一展现在读者面前，侦探和读者们共享这些细节。可是哪怕你仔仔细细读编了每一行，知晓了每一处细微的不同，仍然无法推理出之中的逻辑关系。但是阿加莎会帮你把他们一一理顺。

她的描写是那么的细致，绝不让人错过哪怕一个细节。甚至有许多处，她会多次提出，一点也不小气。没有过多的套路，显得那么实在。阿加莎设置的情节曲折又离奇，都在情理之中，又在意料之外。她从不神化笔下的侦探形象，也不会让读者感到对调查情况一无所知。

在阿加莎的小说中，故事情节是最重要的，侦探本人不是。

1974西德尼·吕美特版波洛形象

反观新版《东方快车谋杀案》呢，不仅把波洛神化成夏洛克·福尔摩斯，还减少了大量原著的细节线索。推理过程失去了精彩之处，没看过原著的人，就会很容易产生这是牵强附会的感觉。导致整部电影索然无味，令人昏昏欲睡。阿加莎铺好的蒸汽火车轨道，肯尼思·布拉纳却要用它跑磁悬浮列车，这列东方快车又怎么会不“脱轨”呢？

这种舍本逐末的做法，摧毁了《东方快车谋杀案》这部电影。如果二十世纪福克斯电影公司真的还要继续拍《尼罗河上的惨案》，请换种思路，换个导演吧。

以上，首发于公众号（Ji-Danny），欢迎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