瓢虫 瓢虫

上个月雪后那天去资料馆看的，上午晚到了十多分钟，干脆坐到了前排。

进去以后就是女主人公开始和新任男友（非法移民）回忆她失去监护权的那场火灾。作为单亲母亲，她让他人照看孩子，但火灾意外发生，孩子却被反锁在家里，无法逃生。母亲因此被认为有罪，并失去抚养权。

电影的背景源于遥远的现实：国外的一种福利制度，即当监护人被认为丧失对子女的监护抚养能力，监护人就会被剥夺监护权利，子女被转移至具有监护能力的其他家庭。建立在现代心理学、教育学和医学等先进理念的这种实践，却导致了电影中母亲的连环式或者说结构式悲剧：寄养家庭虐待导致其成长受损——长大后生存能力和抵御意外能力弱——又不幸因火灾、进入虐待关系被剥夺监护权——非理性申诉又无法证明自身具有当地机构认为的抚养能力——歇斯底里反抗并彻底失去孩子。

想到好友说的那种悲剧：每个人都以其认为正义和善良的价值观去处事，却导致了悲剧。我想善意归善意，对于现实而言，并非如人所愿达到好的效果。

基于学者理论和假说的社会实践，从整体设计上希望社会运转得更好更高效，这是所愿。但从个人的角度却少了些人情味儿，有时也忽视了更为复杂的现实情况和人的诉求，在执行时对于一些人来说是无情与暴力的。

电影的前半部分，当这位母亲歇斯底里、情绪爆裂地与当地福利机构反抗时，我的共情也在此间变得疲惫，心里会想：为什么她不能有些耐心去遵守与社工的约定？对其他人有一些信任？特别是看到她不稳地加重了孩子的烧伤伤口，看到她轻率地带着孩子投入暴力的男友怀抱最后又被洗劫一空。

到后半部分，电影叙事由倒叙转到当下，母亲逐渐与因政治异见外逃的移民建立了健康的家庭。但由于机缘巧合，他们被认定存在虐待关系，他们的孩子再次被乌泱泱的社工暴力剥夺。尽管在此前，这位在逃绅士一直以理性温柔而坚定的方式引导携手伴侣建立新生活，但二次暴力发生后在逃绅士也濒临崩溃乃至同化。

电影的最后，这位母亲总共生了6个孩子，记不太清了。除了后的两个，其他都被带走了。他们的生活就这样平静下来。这样令人窒息的结局和女主歇斯底里的表演一同让我感到震撼。我想，他们应该也不断申诉，但那所谓的程序，让他们与孩子无法团聚。

当权威和专业人士认定我们不理性无法沟通并且不具备某项能力，没有意愿深入了解情况且要以粗暴的方式处置我们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

只能祈祷不要落入这样孤立无缘的边缘人境地，连你的邻居或朋友在关键时刻也会不明事理、落井下石。

乐观地想：大概率不会。现实里有人文关怀和更为专业的法官和社工，也可以自主选择更好的环境、更适合的群体。

很小的时候，父母工作很忙，保姆有时也把我反锁在家里。现在想想，没出事真是万幸了。

人总有可能落入社会网络的漏洞中，我想福利制度它不是完美的修补术，还是要人去运转，去调整去配合。

有些理论的存在也是为了存在而存在，不完美的人试图让世界按其完美的设想而活，有时也觉得荒谬。

先让正在存在的人活得自在吧。

看这部电影的时候，我刚刚读完大卫·格雷伯的《Bullshit Jobs》。于是，我立刻联想到了书中的一个例子：

坎蒂：让我举一个例子。最近我在考虑领养一个小孩。于是我查了套餐内容，内容十分慷慨。市政府让你租社会住宅。除此之外，每周还给你两百五十英镑照顾孩子。但接着我脑袋转了过来：等一下。这个套餐给一个小孩每年一万三千英镑外加公寓一户，大多数情况下，小孩的双亲恐怕不曾拥有这样的条件。如果我们把相同的套餐直接给双亲，他们就不用碰上那许多麻烦，一开始就不必将小孩送出去给人领养。还没完，上面都还没算进安排和监督收养情形的公务员薪水、公务员上班的办公室的租金和维护费用、监督和控制那些公务员的数个机关、他们上班的办公室的租金和维护费用，依此类推。

在电影里，因为你有不良记录，因为你情绪暴躁，因为你很有可能让自己与孩子身处一个暴力的、不安全的家庭环境，所以你没有抚养自己孩子的资格。看起来好像是在认真为孩子考虑。但是，正是整个社会暴力的运行机制让底层不得不处在暴力的环境里，并且让他们无法脱身。不可见的暴力充斥在中上层的陈规陋习、法律条文和权力运作中，因此，可见的暴力被藏到社会底层，藏到像巴拉圭这样的被殖民国家。不过，一旦玛吉拒绝交出自己的孩子，温和、讲道理的中上层也就立刻露出暴力的獠牙。

社会服务工作本应该是帮助人的，本应该去改变滋生暴力的社会环境。然而，社工甚至会借助暴力，只是简单地把孩子从母亲身边夺走。通过继续牺牲底层，来维系一个表面上优雅、看不到暴力的中上层社会。

肯·洛奇的电影与大卫·格雷伯的书，在这个视角下不谋而合，又互为补充。这些所谓的社会服务工作的目的就是给人分三六九等，去羞辱而不是去帮助被其归为最下等的那批人。从而，体面的中上等人可以心安理得地拿到一份薪水，并且自我感觉良好。书中有这样具体的分析：

规则当然是设计来当下愈多可合理挡下的申请人愈好：一边是制裁，一边是规则适用的方式反复无常；目前英国合乎领取失业补助资格的人，有百分之六十拿不到，我们已然来到这个数字。换句话说，照她描述，整个岛群从撰写规则的官僚开始，包括DWP（就业及退休金事务部）、执行法庭、律师和雇用那些律师的NGO里，处理申请书的出资机构员工，他们所有人都是单一一个庞大机器的一部分。这部机器之所以存在，只是为了维护人们生性懒散、不真的想工作的幻觉——因此，即使社会确实有责任确保人们不至于活生生饿死，但供应他们继续生存的凭借的过程一定要弄得尽量让人困惑、旷日费时，而且极尽羞辱之能事。

所以，这份工作归根结底是打勾和补漏的一种结合，让人退避三舍，旨在弥补照护体系的无效率。人们蓄意将这个体系设计得窒碍难行。用惬意的薪水跟空调办公室，把数千人养得白白胖胖的，只是为了确保穷人继续自我感觉低落。

后来，玛吉一次又一次地生孩子，这成了她反抗这个糟糕世界的唯一方式。她甚至想要把孩子留在自己的肚子里。面对这样的绝望，真正的帮助是可能的吗？消灭社会中的一切暴力是可能的吗？

大卫·格雷伯在书的最后，反复强调“照护”的重要性，也提到了一视同仁的基本收入方案，目的是将工作与生计彻底脱钩。这大概可以作为一个并不直接的回应。书的结尾是这样的：

假使我们让每个人自己决定，他们最适合以什么样的方式造福全人类，作法百无禁忌，那他们最后怎么可能会得出比现状还没有效率的劳动分配？

这是支持人类自由的一个有力论证。我们大多数人喜欢抽象地讨论自由，口口声声说不自由毋宁死，却没有多加思考享有自由或实践自由，到底意味着什么。本书的宗旨不是提出具体的政策处方，而是促使我们思考并论辩，一个货真价实的自由社会实际上会是什么模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