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娜·阿伦特

首先来说媚俗点

1. 抽烟。汉娜抽烟的镜头不下10个吧，即使抽烟是个文艺的，有些文人可能还为之丧了小命，但是并不是每个文艺女青年都要抽烟。即使汉娜幸好是个烟鬼，也不必在慢镜头推进的时候，再拿抽烟搞个更慢的镜头，汉娜绝对有除了抽烟之外，让大家过目不忘的其他特质，我想她老人家躺在棺材里有天听说我们后人这样埋汰她，肯定跳出来，指着我们的鼻子骂我们不懂事，要学习的！

2. 绯闻。她和海德格尔，是永久的绯闻，不灭的神话。不得不承认，没看之前，自己也期待过，电影中会有点涉及。但真的如愿以偿了，又不免失望。海德格尔潜入她房间扑上去的时候，小心无比激动, 生怕眼睁睁地看着一朵鲜花被猪给拱了。还好，导演也只是点到为止，剩下的让大家去想象了！

3.语言。电影语言主要是德语，辅助为英语，对我来说没啥，说英语的时候，因为我主要精力用来看字幕了，可我的几个朋友受不了，说口音太怪，故意为之等等喋喋不休了一路。实际上，我还没揣摩透，为啥导演会安排三个关于语言的情节，一个是同事聚会，纠正汉娜的发音，一个是纽约时报编者？和汉娜讨论语言问题，另外一个就是，编辑部的人暗暗嘲笑汉娜的语法问题。我不觉得这和主题有关，或者说这点不值得这么多镜头。

4. 有关艾希曼的被捕。那个镜头太假，以致于看完之后今天我才反应过来，是被捕。这个还不是重点，重点在于，那个镜头给人的直接感觉是，SS重现，而不是一个恶者罪有应得。更多的是一种，国家机构的强权。不过这也可能是我最近看集中营文献过多而产生的后遗症。

值得推荐的地方：

1. 艾希曼耶路撒冷原材料的应用。我觉得，这个是这个电影给我的第一个最大的冲击。艾希曼的慢条斯理，冷静，逻辑清晰，面无表情...... 和幸存者控诉时的难以自控，语无伦次，甚至崩溃离席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如果再长点，我估计我都承受不住。这个也在很大程度上印证了汉娜的平庸的恶的观点。

2. 汉娜的私生活。 电影中比较感人的是，她的两个朋友，一个是互相调侃却相看不厌，一个是贴心相助一路相随，看着她们一起欢笑一起飙泪，感觉汉娜很幸运，在高处不胜寒的时候，还有朋友在身边。相比之下，男性朋友，大多比较扯皮，包括海德格尔。

3. 成书过程。如果不看电影，不读传记，大多数人可能想象不到，这本书会给汉娜带来这么多的打击和困扰，我们应该还会一厢情愿地认为，当时世人和我们现在一样对这本经典教材一样顶礼膜拜呢。在最困难的时刻顶住了，坚持下去了，才会成全自己。

4. 时人对该书的反应。当校委会粗暴地决意停下汉娜的课，汉娜决定公开为自己辩解时，我既为她的勇气而鼓掌，同时也为她的无奈而气馁。当学生为她的演讲而鼓掌的时候，我也真正为之欢呼。在此，经常套以“幼稚”的年轻的学生，在此却远远把那些“渊博” 的教授们给落下了，十分值得玩味。

5. 关于形而上的问题。这个影片中提到了很多次“思考”，用海德格尔老爷爷的话就是“das Denken”。我觉得，当中插叙汉娜去质问海德格尔，为什么对世人不解释也好，还是汉娜说，艾希曼的“平庸的恶”不是在于他不能思考，而是否认了自己思考的能力，不愿思考也罢，还有第四条中校委会和学生两种不同的反应，都表明了思考的能力和意愿的问题。其实这个归结到底就是“不能”还是“不愿”的问题，进一步说也就是勇气的问题。用康德老爷爷的话说，就是要有勇气利用自己的理智，脱去蒙昧，逐步启蒙。

总体来说，在糅合了大众口味，人物传记和历史史实和哲学思考的情况下，还能把片子拍成这样，值得推荐。

PS： 今天看了本有关纳粹战犯心理分析的书，有讲到 1946年的时候，有人组织对战犯进行系统的心理分析，一共邀请了10个心理分析师，最终没人做出任何回应。后来分析，他们很清楚，公众的心理期待是什么，所以不敢把他们的结果公之于众。1974年，又重新做了一次，8个战犯8个普通人，分给15个心理分析师，匿名，要求他们说出，分析对象属于那些人群，结果没人认为在其中有战犯，甚至有人认为其中有民权维护人，有艺术家，心理学家。。。 玩味之处，这一结果其实并不支撑汉娜的观点，平庸的恶，因为他们连恶都算不上！


刚刚看了一张Adolf Eichmann的照片，问一下各位同学，在这张面孔上，能看到平庸和恶么？

http://baike.baidu.com/picview/347514/347514/0/4e0b3ea48a0b53cb9052eec2.html#albumindex=0&picindex=1

Hold on&Humble

这部电影的姿态很特别（话说我喜欢法国版的海报，主题多明确！）

政治社会学题目上，却没有做那种大师级「我高贵冷艳思想高深你们这些凡人不能懂」的冷感，一开始就是两个中年妇女聊家常「我的老公是极品」，后面Hannah同丈夫之间打情骂俏，同朋友之间的嘻笑互动，是有烟火气有肉血感要把观众拉近的节奏。但是另一方面又故意不完备背景信息——从标题开始就极简。除了海德格尔大街一喊一嗓子大家都知道之外，Hannah Arendt是谁，她去以色列听审的被告是谁，犯了什么罪……这些关键信息都是一句话就带过去。

即是说，虽然电影的总体风格是亲切家常的，故事梗概也在一般文艺片的范畴内，但是观众应对其中所涉及的人物事件及思想有大概的认知才不至于落拍。电影和观众的双向选择过程中，本片不挑剔入场观众对电影语言的解读能力——所要传达的信息多数由台词传递，却对知识层面有所要求，可以说是从标题到海报都有「屏蔽信息不足者」的功能。这就很难说是具有「娱乐大众」属性了。以「学习思考」为目的的电影而言，对历史背景的轻掠而过，意味着其最终的诉求乃是——请思考。

思考的主体，是自备一定信息量又有兴趣愿意花时间看这部电影的人。而思考的主题内容是——思考本身。

听到了不等于就听懂了，听懂了不等于就听明白了。地球人并不像瓦肯人那样拥有心电感应的能力，只能依赖符号交流。符号在传达信息时会失真。

Hannah说英语带有很重的德国口音（以至于我要借助字幕才能听懂她在说什么）。她周遭的德国小群体急眼了就用母语唇枪舌战，美国同事们在一旁干瞪眼。这个「语言障碍」的梗在电影中被一再使用，最具象地表现了个体与个体、个体与人群、人群与人群之间「听到」、「听懂」和「听明白」之间的分歧差异：犹太人与非犹太人，二战幸存下来的犹太人和他们年轻理想化的后代，Hannah和她的读者们，她的支持者与反对者们……在各自表达、聆听和理解之间都存在这种「障碍」。

最简单绕过障碍的做法——依赖第三方解读。在耶路撒冷庭审之前有一场很长的争论戏，听不懂德语的Mary先是求助于懂德语的学生，被告知「这么快的语速我听力不行」后暗搓搓想找Hannah的小秘书Lotte口译，后者的回答是「听Hannah自己跟你说不更好」——不愧是跟「大家」混的。

第三方解读为原有信号添加了噪音，最坏的情况会加大理解分歧。比如在Hannah的文章出版后，那些根本没有看过文章或者没有看完的人，也纷纷打电话写信去谩骂，就是听从了第三方、甚至第四方的解读，根本不去听作者本人的陈述，就自以为「听懂了」。

如果想要听明白Hannah跟Hans在吵什么，应该听Hannah本人用英语陈述。这正是影片前半段要跟观众达成的共识。

艾希曼的庭审基本使用了资料片段。每一个片段结束后，都切到认真听审的Hannah。这一段观众和主角是同步的——等于我们也在观看庭审纪录（虽非全部）。在观看这段纪录的时候，我们做了什么样的思考？下了什么样的判断？庭审结束后，又有一段争论戏让Hannah表白自己的观点。到此为止，事件人物（艾希曼）和核心人物（汉娜）的陈述结束。

听懂了。但是有没有听明白呢？

英语并非Hannah的母语，所以这番陈述中可能还是有用词不当、发音错误、语法不严的地方，仍然存在表达与理解之间的间隙，这个间隙的填补，一是需要陈述者自己去弥补（比如Hannah请Mary纠正自己的发音，交由编辑部梳理自己的语法等等），二是聆听者需要「理性」地理解「话语本身」与思考「事实本身」。
这也就是影片后半段的内容。片中《纽约客》的主编在审稿时要求Hannah不要加入「主观解读」，Hannah回答说「这是事实」，主编默认，就是这样的一个「填补过程」：根据内容提问、根据事实回答、理解回答的内容并思考事实是否真如其所说。这个问题的关键在Hannah是否对于二战时的犹太领袖们的动机有否「臆测」。

所谓「臆测」典型的例子是Hannah的作品出版后，其同事断语「以她的聪明，不可能会想不到这篇文章带来的（负面）轰动效应」——在毫无事实根据没有对质的情况下主观对他人的私生活、思维活动、情绪体验等等进行「肯定/否定推论」。电影以细节否认了这种「臆测」又故意突显这句台词，直接就表现了「臆测」的核心特征和社会性危害。非常聪明。

「臆测」是一种群众喜闻乐见使用起来亦得心应手的「理解」方式。
这一方式的应用手法在影片的后半段，通过路人、读者、同事、朋友各个群体，得到了全方面多层次的展现。通过台词有点有面地展示了时人对Hannah「反犹」、「藐视本民族」、「过于理性而忽略人类的感情」这些主要指责，又通过她去耶路撒冷看望故友、努力想挽回Hans的友谊、跟海德格尔之间纠结的感情牵扯而一一予以否定。只有排除这些「臆测」的干扰，才能冷静地听明白。

近几年，在讨论（或者我更喜欢使用「吵架」这种更有情调的词）过程，我也会高频地使用「请不要臆测」却很少收到效果，最后常常就是我耐性崩盘。所以关于那句引发口水仗的「（二战时的）犹太领袖们或有意或无意地（在事实上）配合了纳粹。否则遇害人数当大大下降」这句话，我完全无法理解当时美国人与犹太人的反应，就不知道到底是因为我生在红旗下长在新中国的背景，还是本身所谓的「反社会」（「高贵冷艳」、「傲慢无礼」、「没有感情」etc）属性所致。
在我来看，如果要反驳Hannah，应当以这句话的内容是否属实（1. 当时的犹太群体多有「领袖」 2. 「领袖」们是否在事实上配合了纳粹的种族灭绝行动 3. 这种「配合」是否导致了更多的遇难者）；如果要深入，应当以Hannah从此种现象得出「庸恶」的「论据」-->「论点」路径是否清晰严谨。诸如「伤害了xx人民的感情」的呻吟，或者「你是五毛」vs「你是美分」之类的无聊，既不能对事实有所证明，也不能对理论有所帮助，完全是浪费时间和精力，根本没有必要。

Hannah在影片后半段所遭遇的人身攻击，与影片前半段众人围绕艾希曼一案的争论，恰恰证明了她所谓「庸恶」的观点：翘着脚使用第三方解读是思维的懒惰（有别人已经嚼过看起来好像也嚼烂的东西就不需要自己消化了），「臆测」是思维的怯懦（直接用十字架指着「说话的人」大喊「丫被魔鬼附体了」就不需要与对方的观点直接对峙）。纳粹，与那些寄恐吓信给Hannah的人，在「行为」上虽有不同，在「本质」上都是根源于集体思维的懒惰与怯懦。

至此，电影已经完成论证过程，并用Hannah铿锵激昂的演讲（暨自我辩白）结论。但是为什么？在片中时不时露脸的海德格尔留下这个问题是没有回答的：为什么一个天生的thinker仍会「庸恶」的时候？为什么Mary会很自然地请Lotte翻译，在Lotte拒绝前观众也会很自然地认为这是合理的要求？
可能牛顿第一运动定律其实在思考这一运动上也成立：假如没有外力影响，我们总是在同一思维轨迹上前进。这样比较节省能量（精力and时间），并且与社会大部分保持一致也会比较安全。由此造成了很多思维上的「惯性」，绝大多数个体具备同样惯性时就形成了一个密闭空间，逃离这个惯性的个体思维就成为社会「禁忌」。
这些「惯性」和「禁忌」不允许你问「为什么」或者「目的何在」或者「应不应该」，只要求你「顺从不要越界」。比如「你是犹太人就应该爱以色列」（可以扩展到各个民族与国家的对应关系），这一种立令对方放弃思考的要求其实无处不在且在某种社会环境下被视为「美德」（在帝国时期也有「你是雅利安人就应该恨犹太人」的「惯性」）。
一方面越是在社会生活中沉浮得久越是习从这种惯性很难立突摆脱（做网站的都很熟悉这套理论了，facebook的很多功能正是根据「花越多时间在上面就越难抛弃」的行为模式设计的），再者为保持所处空间的稳定性社会群体会尽力阻止个体突围。托勒密系统上的球越加越多、计算越来越复杂，断不会止有哥白尼一个人觉得不妥，但是一旦突破这个体系，就意味着前一千年的思维方式作废，所有习惯于这个思维方式的人都要转轨道，而且万一新轨还不对头，就会造成chaos——社会动物最害怕的情况。

诸如「犹太人必须爱以色列」、「纳粹都是变态杀人狂」之类的观点就是当时托勒密系统上的小球，一旦提出「这个球的位置不对」必然要重新计算甚至更新一套新的理论体系。所以那些听Hannah演讲的年轻学生们因受的惯性约束小，又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是以更容易吸收接纳她的解说，而年长的教授们则更顽固己见不愿意去毁坏自己的「思维内部生态平衡」（一如当年的海德格尔），这并不意味着这些年轻学子，或者我们任何一个人，能免除「庸恶」的制约与诱惑。

在本片的案例中，Hannah最后能够抗住压力，除了她以及共同工作的人（丈夫、主编、Mary、学生们）hold on之外，还需要humble（我称之为「与狼共舞」）。在针对Hannah的诸多指责中，唯有「傲慢」这一项被微妙地认同：Mary纠正Hannah的发音后周围友人纷纷低声「她不喜欢这样」，Mary说「是她自己要求我纠正她」之后更是友人惊诧。这亦体现在恶意指责甚嚣尘上时，Hannah依然拒绝向公众解释，意下「反正他们不看就瞎嚷嚷或者根本就看不懂，那都是他们的事」。
但是一种突破禁忌的观点，必然需要进入到集体的轨道中去，然后才能使出那一把「改变速度（的标量或/及矢量）」的外力。Hannah不但站到了讲台上，还正确地发出了chips这个词。要双方面共同的努力——陈述者更耐心细致地解释，聆听者更理性主动地思考，才可能跨越「理解」的障碍。

影片的姿态是H&H具在，剩下就看观众们的了。

它所表现出的，给予人的感觉粗暴而直接。这样一部传记电影，看起来似乎深刻，有人还说“它达到了一个传记电影少有的高度”。然而，我看到的，它只是将汉娜一个极深刻且具代表性的关于“平庸的恶”这个论题拿来包裹整部电影，于是，它看似将电影带入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深刻”，但其实缺乏真正有价值的内容。就像一个画家想要表现美丽的海伦，却只是为她布满华丽的装饰，却无法真正表现出她的美。它为观众带来的更多的是一种快感，一种结果，一种光环和成就，而不是什么前所未有的深刻。
电影里，一个从头到尾都在抽烟的汉娜，甚至是一开始就给了一段长达两分钟的抽烟镜头。
这在日常生活中，一个人思考一个问题，抽一根烟这确实是稀松平常的事情，但是当你用一种文学方式，或者是如这种影像的方式去表现它，甚至是强化它，这却可以给予他人更多的解读内容。对于一名女性哲学家来讲，这带有明显的标识，应该避免聚焦于此，而不是强化。
这可以体现什么呢，或者说对于人们理解汉娜有什么帮助呢？只有曲解。不应该用这种粗暴的方式去体现一个独立的女性，这甚至让人看不到比其汉娜本身性格特点更多抑或是更重要的内容。不过后面还有更多的让人难以招架的方式。
譬如他人对于汉娜的评价。当汉娜因为艾希曼审判一事，想为《纽约客》撰稿，报社里的成员这样谈论：”难以置信，那个汉娜阿伦特竟然想要为我们写稿。“…..”她应该像其他人一样乞求得到为《纽约客》撰稿的机会。“”弗里西斯，是她写了《极权主义的起源》“”什么鬼题目。“”这是二十世纪最重要的一本书，去看看吧。“她是第一位用我们的西方的语言文化来描绘第三帝国的作家。“它是辉煌的，但抽象的。“
哇哦，真是辉煌。一个带蔑视的形象，一个洋洋得意的形象，一个年迈的老人下结论。三人各自的表现将这种成功后所带来荣耀和名誉的一种影响，在他人的一唱一合里发挥极致。我觉得导演不懂得什么是含蓄。当然，这是一种常规套路。但是这一段话就这么赤裸裸地砸给了我，淬不及防。如同在关于艾希曼的审判那段一样，人们在汉娜思索、疑惑、闪烁的眼神里看到了快感的临界点。因为人们知道《艾希曼在耶路撒冷》这部重要的作品即将诞生。然后在演讲台上达到了高潮。
因为这是一部汉娜阿伦特的传记电影，如果不是这个定位我想我不会这么失望，顶多就是一部稀松平常的电影。
它做出一副道貌岸然的模样，人们总是聚在一起谈论种种深刻的话题，然而影片中的汉娜以一种傲慢的、似乎总是可掌握全局的姿态以及总是特写的抽烟及思考镜头，以及干瘪粗暴的表现方式都无一不是说明它用一种平庸的方式的去论述平庸。

汉娜的朋友汉斯在演讲后批评她以精英的视角傲慢、自以为是地批评犹太人。她这种居高临下的态度是使很多人感到不快的原因。汉斯这一批评是我认为对于汉娜的一个最大挑战，尽管她自己到结尾也没有意识到。

“人们不思考”。这个指控太精英主义、自以为是了。

放到现在，发表这种言论的人估计被归类为该挨骂的公知。

我虽然也欣赏精英对自身的高要求，但对于划定精英与平民界限这一做法抱怀疑态度。

书如其人。她《human condition》的argument透露着相同的精英主义气质。

讽刺的是，不思考的平民的反面---哲学家海德格尔---也不可避免地被卷入了纳粹的阴谋。思考或不思考，受害与施害，两者都是无能为力的。

对此，阿伦特会如何回应呢？

漢娜出場時，已身在一個舒適的客廳，屬於新大陸，薄暮時分。在觀眾的視野裡，中景鏡頭平行拉動，紀錄著她和美國朋友的風趣對話。漢娜被朋友嗔怪，當然只是佯嗔，說怎麼站到了我前夫那邊，幫他說話？而口角的前因後果隱藏在敘事之外。漢娜，她的德腔英語總是那麼厲而溫，回答得不假思索：我怎麼會幫他說話？别忘了我是通過你才認識他的，你是我的朋友。

類似的話語曾遙相呼應於十八世紀中國的經典小說《紅樓夢》。故事主人公寶玉的小女友黛玉一度吃醋，迫使寶玉主動自清、說他對另一個表姊妹寶釵絕無非分之想：「你這個明白人，怎麼連『親不間疏，先不僭後』也不知道？……他是才來的，豈有個為他疏你的？」寶玉說的，是中國人自古人際關係和社會建構的基本原則。類似的倫理教言廣泛存在于儒家文化圈。其顯然易見的缺點是不講是非，流於鄉愿。孔夫子說過，益友的首要條件是正直。之所以有此一說，正因為這種人太過稀少。更為例常的是物以類聚，個性相投而無所用心；把大家的相似點當成道德。至於親族間互相包庇而抵抗公權力的偵查，甚至就直接被認作體現了正直本身。沒有空間也沒必要讓哲學橫生思辨。更古老的生物本能已經這樣在人類身上運作了十萬年，寶玉和漢娜不過是最近的兩個例子。

漢娜在紐約猶太老友的祝福和質疑中，獨自飛去以色列旁聽艾希曼的公開審判；----同時訪舊。世界電影的新世代觀眾可能會驚訝於片中猶太人都以德語交談，必須掃除歷史塵封才能認識到老輩猶太人可以看作是一群被納粹賤民化而離散的（一度）德國子民，正如那些曾經被共和國清洗除去的地主和知識份子。

審判開始了。被漢娜日後形容成猥瑣平庸的艾希曼，在鏡頭的取舍下更像個看透一切的（史學）老教授，重複說著「你們不懂那個時代」，而永遠帶著一句潛台詞「你們太無聊」。當起訴官終於被激怒而厲聲喝問：你說你只是執行命令，那麼如果上級命令你殺你父親，你也執行嗎？這時，艾希曼答道：「如果他被領袖證明是有罪的，我當然會執行。」

如果是浸潤中國文化很深的觀眾，此時該會感到強烈的憎惡和恐懼；而不只是在智性層次予以輕蔑的評語，像是漢娜加之於艾希曼的那些形容詞，例如極度愚蠢之類。弒親屬於中國古代刑罰典律中最深重的罪惡，僅次於弒君。但是弒君這個詞偶然還能見諸學者的議論文字，因為史鑒太多，而弒親則幾乎被放逐於言說之外，很難啟齒討論。在一個將父子互相隱庇而抵抗國家權力奉為典則的國度裏，如果出現一個人，竟公開辯稱父亦可殺，弒親無罪，公眾怎麼能說他只是平庸愚蠢？怎麼能不說他已被惡魔附體？

很難輕易對紀錄片剪輯出來的艾希曼投予一個「不思考」的定論。有沒有可能艾希曼正是通過了思考（不管它多麼錯誤或被動），比如，要破除一切所謂封建陋習和個體本能而締造強大民族國家，才選擇了投身納粹體制，也同時被納粹體制選擇，而坐上了那個位置？相反的，有沒有可能，在艾希曼眼裡，那種分别朋友新舊遠近而左右袒的言談、那種朋友之間不責善的信念、相信大家終將言歸於好的信心，才是真正平庸而拒絕思考的生物本能（和屬於東方的愚昧），而它一樣可能在任何時間地點，對任何異類和弱者犯下罪惡，只是它的罪惡更為庸常，甚至日常？

一切留給觀眾思考。本片真是後勁十足。

人类的确是思考的动物吗？

拜校友赠票看了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参展影片，知道了汉娜-阿伦特这个人和关于她的这一段历史，激发了一些无意义的思考。

在40多年后的今天，当年造成轩然大波的阿伦特观点“平庸的邪恶”已经成为看待参与过纳粹德国活动的无数德国人和其他人的主流观点。前两年的获奖影片《Reader》讲述的就是这样一个故事。但是在当时，一个从纳粹集中营中逃出来的犹太人提出这样的观点——即某名具体的纳粹军官并非自主拥有邪恶的思想和行为，只是通过盲目地执行命令协助了邪恶的实现——却被犹太人群看做是一种背叛。

在我看来，这是对思想家的双重讽刺：即群众不能理解思想家的思想，同时群众对其思想做出的情绪反应正是思想家极力想要指出的问题：纳粹德国的民众是随着从众的惯性和莫名的对犹太人的偏见而默认了纳粹对犹太人的灭绝；而战后的犹太人是抱着从众的复仇的情绪和同样莫名的民族主义仇恨阿伦特“为纳粹开脱”的观点。

在情绪驱使的两段历史潮流之上，思想家在孤独地阐述着她的观点，年轻的学生听进去了，因为他们没有过去的包袱，没有个人的历史遭遇，作为一种思想他们貌似理解了；但是所有其他人，都被情绪席卷着，完全听不进去。

思想家说，独立的思考（和判断），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基本条件——这听起来很美的话，无疑是一种理想化的误导。如果要落实到具体的个人的话，我们来猜一下，当今地球上的60亿人口，有多少是能够思考的，又有多少是能够独立思考的。

理性，这是自启蒙运动以降的至高目标和不懈追求，带领西方世界在300多年的时间里创造了空前的人类福祉，但是残酷的一战和二战让这一追求遭遇了空前的失败，造成了理想的崩塌。我私下认为，这就是为什么战后的所有艺术都如此丑陋不堪，因为（视觉）艺术最能直观反映当代心灵的面貌。

如果说对理性的追求在西方遭到了重挫，那么我们中国人就太幸运了，因为我们从来就没有追求过那个东西。

在人类的所有属性中，理性算是非常纯粹和崇高的，但却也是最脆弱的。古今中外，茫茫人海，有多少人像阿伦特这样，把一生投入理性的思考，又有多少人像她一样，为理性做出过牺牲？相比之下，人们为其他的东西不懈追求，奋勇牺牲前仆后继：金钱、权利、爱情、性、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宗教——所有这些，很不幸的，都跟理性没有什么关系，如果不是对立的话。

从前读MBA，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个教Organization Behavior的教授讲的一句话（他正好也是美国犹太人）：永远不要设想人们是理性的（不论是在股市里、谈判桌上或者会议室里）。而近年来在金融领域一个热门的研究课题就是心理状态和情绪对投资行为的影响。

总而言之，如果阿伦特的思考有任何缺陷的话，那就是她对于人类的理性程度和对理性追求的热情都估计过高了。在我看来，这个人类，离理性的光辉殿堂，还有半个世界的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