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爱

伴随着强有力的节拍，开头将观众的情绪逼进一个狭小的无处可匿的死角，而当这一切停下来，一帧帧冷清萧瑟的北国风光仿佛要将美好的事物撕碎在我们眼前。越是美好，越是令人压抑。利用场景的特殊性，用空镜头一点一点地切割。即便偶尔有生物出现，这个地方仍然是充满死寂的罪恶感。冷漠的场景，也预示了本片的基调。 固定长镜头的使用，可谓将戏剧张力表现得透彻。一开始十分隐忍的镜头设置，将观众的期待心理化身为一头孔武有力的猛兽，任其噬咬，接而引起的期待心理的爆发，放大了观影心理的不安。但是导演有所保留地将一部分放置在小男生阿廖沙的身上。间而从服化道和演员表情变化对人物进行塑造。在阿廖沙的房间里看不到一点鲜艳的颜色，都是相对大面积的冷色调。对这个年龄的孩子而言，需要的爱大多是被给予的。可是来自家庭层面造成他这方面的缺失。他在家里出现的时候永远是清一色的灰色衣服，当他在上学或者是出逃都是红色的外套；房间的灯是白色的，可是出了房门外走道的灯是暖色的，这对于他是一种心灵的释放，也暗示着外界可能是他寻找心灵救赎的最佳栖息之地。于是他逃跑了。 作为爱无能的两大主人公,作为母亲并没有对儿子悉心照顾，也没有任何情感上的交流。当母亲和儿子出现在同一个空间的时候，两人相对无言。甚至需要借助外界的声音来打破这种令人不适的宁静。即便交谈，两人也是带着针锋相对的尖锐来刺探对方的反应。在阿廖沙失踪过后，她对儿子的熟悉程度停留在“觉得”“好像”；父亲角色更是在日常生活中成为一个隐形的存在，从来没有跟阿廖沙同框出现过；在儿子失踪的时候，更是调侃“没事 他会挨顿胖揍的” ；母亲与父亲只要一起出现就会吵架，第一次在家里吵，刺激了儿子离开家里的愿望，第二次在当着要帮助自己找到儿子的志愿者面前吵，对方一下子看出来这对夫妻的不和谐，第三次在丈夫的车里吵，母亲更是崩溃得歇斯底里，双方对峙的情绪更是去到了高潮。 在格局上，虽然这只是一部有关家庭的影片，可是反映的却是整个社会对于群体冷漠的诠释。比如女主是这个群体的重要一员：她无论在跟丈夫争执，还是在跟情人约会，亦或上班工作，无时不刻不脱离移动电子设备。在场面调度上，选择了地铁这么一个地方，可以说非常具有写实意义。地铁是低头族最多的地方，当车厢里浩浩荡荡的人群都在玩手机，这个世界仿佛离我们又远了一点，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也就更少了。情感淡漠成了必然，另一方面，男主非常热衷于吃，可以说是一个满分的吃货了，导演花了不少的时间在男主吃饭时的镜头，而且不是一次让我们看到传送带的五彩缤纷的令人垂涎欲滴的食物，此后无论是事后还是超市，他都用食物来诠释他的为人；但是在表现人与人更为深入的情感交流上，往往是更为昏暗的色调。 整部片子如同平铺直叙的流水账，但有时候就像生活本身。总有一些点让你动容，产生共鸣也无非因为平平淡淡才是真。随后夫妻俩都在疯狂地寻找阿廖沙。他们之所以成为夫妻，也是因为阿廖沙的存在。两人的存在并没有爱，因此没有沟通，无爱可诉，无情而终。

（文/杨时旸）

像那部阴沉磅礴的《利维坦》一样，导演萨金塞夫的这部《无爱可诉》同样冰冷又沉郁，万物寂寥，人心枯索，这个有关家庭和爱情溃败的故事一直在这样的语境下缓缓推进。它不只讲述了一个分裂的家庭和一个走失的孩子，更多的，它涉及了信念的断崖和崩塌，从一个家庭内部，扩展到每个人人心的底部，然后指向庞大的社会基数。

男女主角共处一室，要么落进尴尬的沉默，要么陷入无尽的辱骂，这对正在办理离婚的夫妻身后有一个被戾气裹挟的男孩，有一天，男孩突然不知去向，家人开始巡查，终究未果。悬而未决的一切终于分崩离析，但终于来到的新生活也未见清朗。这个故事全部悬疑都系于那场寻找，但最终也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

萨金塞夫沿袭了《利维坦》中将一件小事植入宏大的社会和政治环境的典型做法，试图用一次情感和私密关系的崩溃折射一个社会的撕裂和内部精神的溃散。实话讲，上一部作品中的“事件”和“环境”的关系会比《无爱可诉》紧密很多。而《无爱可诉》当中那些社会的、政治的内容更像是长期的、浮散的，隐匿的、无处不在的肇事者，那一切并不直接激发什么，但长久的浸润和腐蚀更加致命，仔细想想，到底是这些环境造就了人心的封冻，还是死去的人心造就了冰冷的现实呢？从这个角度上讲，这个故事更多的有关于人的失魂和人心的失血。

妻子厌弃丈夫，丈夫讨厌妻子，父母疏远孩子，而他们似乎觉得自己当下的生活是一次错误的结果，企图重新寻找，男人寻得了一个年轻的女人，女人找到了一位自认为爱自己的中年男人，故事在平行地推进，双方分别寻欢，各自厌倦。但实际上，一切都在复制他们之前生活的原貌，一样的疏离的裂纹，一样的慢慢扩张的孔洞。这故事有一种独特的叙述方式，明目张胆地把新生活正在发生的一切描述为旧生活的翻版和重演，这对夫妻争吵中抱怨和悔恨的过去，在新恋情中重现的时候，却都被当做一种崭新的拯救，他们即便经历过一次痛彻心扉，但仍然愚蠢蒙昧无所察觉。这个故事的主题已经愈渐清晰，那就是“不得救”。

他们的生活由此进入了一场无法挣脱的死循环，都企图重启，但终究无效，无法具备爱的能力，即便他们和新人之间有着性，调情和期盼，但终究，落入了既定的轨道。心被极寒冻伤，犹如片中那些枯枝丛生的树和寒气密布的湖。他们曾在争吵中说起孩子，“如果当初打掉，对谁都好。”而到后来，孩子自己将自己“打掉”，自我流放，自我驱逐，自我消失——从一个无爱的家庭中。但什么都未曾改变。

《无爱可诉》中能看到太多让我们熟悉的影子，家庭中的冷暴力，伦理的废弃，外部环境中的虚妄和倦怠。这电影到处都是扮演、心斗和各种算计的伎俩，男人小心翼翼在办公室隐藏自己婚姻破裂的事实，只是因为老板声称自己是一位虔诚的教徒，失去婚姻可能会导致失去工作，但老板是缺席的，这一切也从未被印证，而每个人都在默默传送这个信息，彼此加固，女人终日辗转于美容店和高级餐厅，利用残存的姿色和屈就换取一点生活的资本，并把一切涂装上爱情的说辞。人们都企图用一些东西装点生活的门面，完全不顾内里已经全然腐烂。

电影从开场就有意识地交代了一次新旧交替——房子被挂牌出售，恩爱的新夫妻前来看房，交恶的旧夫妻晚上在客厅吵架。一页即将被翻篇，迎来新的一页。然后，男人和新欢在超市选购，在床上缠绵，女人和男人在餐厅互相凝视，彼此挑逗，他们都在奔赴新生——一种自以为是的，即将获得救赎的新生，只有那个孩子，被残酷的滞留，或者说，被遗忘在旧世界里，独自抵抗某种不知道原由的，莫名降落于他头上的悲剧。那失踪的孩子自始至终没有什么像样的台词，寂寥地留下和伙伴的一次告别，一场不出声的痛哭，一帧独自玩耍的背影，最终从生活中遁形，这行为是对于生活的利落宣判，即便直至最终，那两个成年人也未曾理解生活和命运为自己下达的判词。

相较于不负责任的母亲和渣男父亲这种浅表的、个体化层面的解读，这生活周而复始的、一次次徒劳无望的重复才是这故事寒凉的根底。房子被出售，剥落了墙皮，重新装修，生活被重置，一个家庭接棒另一个家庭，一段痕迹覆盖另一段痕迹。旧屋住进新人，旧人也各自安了新家，新生活的尘埃和俗常开始一点点堆积，再度令人窒息。那男人把新降生的孩子厌弃地抱去一边，这些冰冷铸就出新的刺和刃会不会把这个婴儿塑造为第二个走失的男孩？

一个濒临破裂的三口之家，夫妻各有各的情人，虽同在屋檐下，却少言寡语过着各不相干的生活，唯一的交流方式是冷言嘲讽对方，或是孩子。

原本双方已经计划离婚，在一次争吵泄愤之后，12岁的孩子离家出走，警察的官僚作风只得让他们先求助于志愿组织，而在岳母家寻找时，丈夫从妻子口中得知，岳母的敌对起因是当初反对女儿与他在一起以及生孩子，女人则是因为母女的紧张关系，利用男人和婚姻脱离原有家庭，这就好比一记闷棍再次打在男人身上。

婚姻生活是一人生的一门学问，他会让你用终其一身的时间学习，谁也不是谁的哲人，谁都无法成为他人婚姻的导师，无法复制的幸福源于各有不同的契合点，而不幸则各有各的不幸，婚姻不一定是必修课，但孩子一定是压倒婚姻的最后一根稻草，婚姻也成了生命中不可承受之重。

导演用大量静态拍摄方式，渲染着俄罗斯冬季的严寒，比之更寒冷的是婚姻之间那两颗冰冷的心。

胤祥发自戛纳 首发：迷影网http://cinephilia.net/57247

萨金塞夫（到底要不要翻成日维亚金采夫嘞……）的新作《无爱可诉》除了延续自己《回归》和《将爱放逐》的家庭伦理片的脉络之外，恰好可以与《警界黑幕》、《电子云层下》、《和谐课程》以及《聋哑部落》形成某种就后社会主义苏俄社会发言的互文关系。这些影片都有着不同程度上可称之为“塔尔可夫斯基主义”的画意长镜头摄影，同时还有着一个可以作为症候性阅读的切入点，正所谓“无主的空间”。在《无爱可诉》里，失踪的阿廖沙被怀疑藏身之处，正是一幢年久失修，破败不堪的明显具有社会主义风格的大楼（当然勉强也可以联系到《警界黑幕》导演贝科夫的《危楼愚夫》或是其翻拍的对象、前苏联/格鲁吉亚导演沈盖拉亚的《危楼风波》）。这个最具视觉冲击力的段落，成为了《无爱可诉》的解读切入点。

影片的第一幕里，前来看房的一对小夫妻得知了珍娅要卖房的原因是因为即将离婚；珍娅和鲍里斯在一场相互甩锅的恶战之后，并没有注意到躲在门口并听到了一切的儿子阿廖沙；他们更不会得知的是，阿廖沙听到自己在父母眼中是新生活的累赘（甚至有可能被甩给社工或者孤儿院）时绝望地流下了眼泪。诡异的配乐似乎给鲍里斯拿刀切火腿的场面赋予了某种危险的意义，但随后鲍里斯在工作和生活中的谨小慎微又消解了这种可能。很快夫妻两人向各自的情人交代了这场离婚的前因后果——虽然处理方式真的像在背人物前史，所幸有还算不错的性爱场面与非常讲究的摄影来调和这种生硬。夫妻两人都已完全做好了开始新生活的准备，鲍里斯的情人甚至已经怀孕即将临产——而阿廖沙恰是一场未婚先孕的产物。“历史遗留问题”在新俄电影乃至东欧电影里并不鲜见，但这次的变化在于，第一幕里，珍娅是一个“无爱”（loveless）的母亲，她厌恶自己的孩子这一事实甚至她自己和孩子都知道。

于是第二幕的走向既是情理之中也是意料之外，阿廖沙失踪，声称自己是无爱母亲的珍娅一步步变成了一个普通的、为孩子着急的母亲，甚至把自己的情人（简直是高富帅sugar daddy型的二十四孝男友嘛）也拖进了寻找儿子的行动；而鲍里斯则在最初的一点点推卸责任之后开始变得冷静甚至沉默。当然报警和警察的官僚作风或不作为是必备的桥段，但令人意外的是警察将他们转介给一个专门搜救失踪儿童的社会公益团体。这个团体分工明确，流程科学、纪律严整，俨然一支军队，并且分文不取，在他们接手之后，事情变得愈发严重起来。珍娅和鲍里斯刚刚形成的那一点和解也无法维持，两人的关系在他们于志愿者陪同下去珍娅母亲处寻找阿廖沙之后彻底破裂。

于是第三幕里，那幢被阿廖沙和唯一的好友视为“基地”的废楼才能占据如此的篇幅。重要之处并非只是萨金塞夫复刻了《乡愁》或者《潜行者》式的场景，同时随着搜救行动展开的这幢楼及其周围的空间也在另一种程度上反身定义了这一搜救团体的象征含义，恰是作为某种后社会主义时代中，某种承袭自社会主义的遗产性的社会组织方式，同时形成了与警察体系或者家庭与学校无法实现的某种社会的另类解决方式。这个团体从宗旨、行动模式到dress code都颇为概念化，但正如少年阿廖沙想象家庭问题的解决方式是躲进废楼一般，搜救团体的解决方式恰是对各种可能性，或者说解决方案的某种试图将之穷尽的整合。

但这种乌托邦式的团体，指向的大概也只能是一个乌托邦式的失败结果：医院里被错认的孩子，或者停尸房里那具珍娅拒绝确认的男孩尸体——当然鲍里斯的反应已经说明了一切。所以尾声段落里重要的并非鲍里斯或珍娅听到乌克兰战争新闻时的怅然若失，而是装修工人们在终于卖掉的房子里开始拆除装修，并以撕下原本属于阿廖沙的房间里的海报和壁纸作为一个最终的判决。

《无爱可诉》最大的问题就是导演试图将这个家庭情节剧与乌克兰危机联系起来。父母本不情愿的结婚和不可避免的离婚，孩子离家出走并悲惨丧生，即使不做明确指向也因俄国电影而先在地具有浓厚的政治意味，正如《回归》里长期缺席、归来而又死去的父亲，甚至是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不言自明的象征。但用电视新闻这种生硬的手法，具体地指向乌克兰危机，就不得不说显得笨拙而生硬了。真正饶有趣味的对切近历史事件的直接回应，应当是《罗生门》之于东京审判，或者是《花之武者》之于911这种具备某种普遍性的寓言式文本。所幸影片的摄影确乎是技术大奖级别的，尤其是移动镜头的精当调度和室内细腻的布光都颇为赏心悦目，就不去纠结某些地方令人费解的剪辑点选择了。总而言之，不提乌克兰危机的话，《无爱可诉》对家庭伦理剧的社会政治含义的开掘，与它对后社会主义时代社会问题/解决方案的描述，还是颇为扎实的。大概是我对萨金塞夫的期待过高，而这部片子又显得太过保守，终于还是不免失望吧。

一个爱无能的泼妇生了一个爱无能的女儿，女儿长大后嫁了一个爱无能的男人，于是，一对爱无能的夫妻天天花式撕逼，他们的崽因此离家失踪。最可怕的不是这对不负责任的糟烂夫妻对自己儿子的粗暴伤害和冷血漠视，而是因为他们天赋人权的生育能力，完全能把爱无能的负能量刻在家族基因里，而这种负能量满满的家族基因只要没有强大的外力扭转，完全能生生不息，直到人类灭亡。在繁衍的长河中，它能使多少个家庭破裂，多少个孩童像此片中的儿子一样离家流浪，就不得而知了。

失踪的儿子其实是最幸运的，他成功摆脱了负能量基因对自己的同化和摧残，如果他还活着，想必成年后的家庭也不会因此受累，也许他能成为家族中成功逃脱爱无能基因荼毒的唯一幸存者，也未可知。

可他同父异母的小兄弟就没那么幸运了，永远不知反省的大人致使那个婴孩的苦难才刚刚开始。

现代社会，成为父母前不需要考试，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就是在谋害无辜的未成年人，妨碍社会治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