蜂巢幽灵

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表示，隐喻即，給一事物以属于其他事物的名称。在亚里士多德这里，隐喻是一种具有多重属性的修辞格。随着隐喻相关理论系统的建立，隐喻的概念和范畴逐渐清晰起来。今天，我们谈论隐喻，谈论的是通过事物之间的彼此暗示而产生的意蕴或者内涵。

在电影中，隐喻是一种常见的手法，因为电影是一种视觉艺术，视觉意象是构成电影语言的重要元素，由此，视觉意象和隐喻之间的关系就显而易见了。在西班牙导演维克多.艾里斯的作品中，隐喻被发挥到了极致，拍摄于1973年的作品《蜂巢幽灵》可以说是隐喻艺术的集大成之

在《蜂巢幽灵》中，隐喻不再是语言学或者修辞学的问题，也涉及到了哲学等领域，透过导演维克多.艾里斯刻意设置的隐喻符号，我们能够分析出电影在社会学、伦理学、美学等方面的意义和价值。我们得承认，电影可以负载强大的隐喻意义，关于这一点，意大利电影导演帕索里尼表示：电影靠隐喻生存。

用隐喻来构建一部电影并不容易，导演首先得熟悉每种符号能够表述的意义，然后通过恰当的方式将其排列组合。为了让观众更容易进入导演构筑的隐喻时间，维克多.艾里斯摒弃了复杂的叙事方式，将故事聚焦在一个西班牙家庭中，通过孩子的成长来完成自己的艺术表达。

【我们认识到的自然、智力、人类动机或思想，并不是它们的本来面目，而是它们在语言中的表现形式。我们的语言即媒介，我们的媒介即隐喻，我们的隐喻创造了我们的文化的内容。】

谈论《蜂巢幽灵》时，我们必然会说到西班牙近代以来的那段黑暗历史，从1939年开始，西班牙进入弗朗哥独裁统治时期，在此后长达四十多年的时间内，弗朗哥政权给西班牙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法西斯式国家制度的推行，让这个以热情和绚烂著称的国家蒙上了一层灰色的蒙板。迫害、死亡、监禁，无时无刻不逼视着那些小心翼翼地生活着的人。

巧合的是，《蜂巢幽灵》拍摄于1973年，此时弗朗哥政权已经进入黄昏，而电影中的时间却是四十年代，弗朗哥政权刚开始时。在维克多.艾里斯这里，时间本身就是隐喻的一部分，因为他的生命始于1940年的夏天，所以这部带着自传性质的电影，也是导演维克多.艾里斯对自己童年的一次回溯。

《蜂巢幽灵》和遵守传统叙事规则的自传电影不同，我们在《蜂巢幽灵》捕捉不到任何完整的故事，目光所及之处，只有隐喻。两个女孩的成长，冷淡的母亲，对蜜蜂有着超乎寻常的热爱的父亲、电影《科学怪人》、废弃的小屋、污染出现的受伤的士兵......这些看起来毫无关联的事物构成了这部电影，也构成了电影中的所有隐喻。

电影一开始就呈现出一种凄清的氛围，这恰好符合弗朗哥时期的生活状态，故事发生的村庄也笼罩在一片寂寥之中。荒芜破败的房屋、空旷萧索的原野、死气沉沉的生活。所有的一切构成了电影的氛围和基调，也是导演维克多.艾里斯生命的底色。

电影中的主角是两个女孩安娜和伊莎贝尔，这是两个在弗朗哥政权中成长的女孩，在高压环境下，两个女孩截然不同，姐姐伊莎贝尔是独裁统治的牺牲品，她喜欢杀戮和刺激，麻木而缺乏生气，妹妹安娜恰恰相反，始终保持着童真和善良，对外界有着强烈的好奇心和求知欲。两个角色恰好代表了独裁统治下的两类人。

在一个动荡的社会环境中，家庭内部自然也是不安的。电影的父亲整日沉迷对蜜蜂和蜂巢的研究，其实这就是在暗示整个家庭环境的封闭、混乱以及无序。整间屋子就像一个蜂巢，生活在其中的人便是蜜蜂。通过影片中父亲的喃喃自语，我们能够了解到整个家庭的状态。

“雄峰的神秘和疯狂”、“蜂后的侵略性”、“蜂巢的变化多样和永不停止的活动”。表面祥和而内心狂热便是这个家庭的不安所在。母亲在平淡无趣的婚姻生活中想念着远方的情人，父亲投身于对蜜蜂的研究以此来慰藉自己的孤独。导演很含蓄的表达了父母之间的关系，而这种小家庭的冷漠疏离和大环境如出一辙。

《蜂巢幽灵》是一部含蓄而波澜不惊的电影，然而这静水下的波澜却无比汹涌。所幸的是，导演并没有将绝望和压抑贯穿到底，而是用隐喻，这种暧昧又神奇的方式给我们提供了更多的解读电影的角度。如何理解隐喻，就如何理解这部电影，在《蜂巢幽灵》中，我们就好像进入了一个由隐喻构成的迷宫，我们深陷其中，在光影的明暗间走进导演过往的生命。

【伊.皮洛所说：“艺术不一定都需要离奇曲折的情节，也不一定都要塑造超凡的‘英雄'。实际上电影真正的、独特的领域是平凡的事物，电影教会我们品味日常平俗事物的魅力。】

电影是现实的渐近线，但电影并不等同于电影。诗意潜藏在生活中，诗意的生成需要导演精准的编码。1925年，法国先锋派理论家A.伯克莱就提出了“电影应该成为诗”这样的观念。与此同时，苏联电影艺术家开始在电影艺术中进行诗意的考察和尝试，比如爱森斯坦和杜甫仁科，他们在自己的作品中使用了大量的隐喻、象征等手法，试图让电影呈现出梦境中的画面。

从最初的理论建立到现在的成熟体系，诗电影早已成为电影艺术的一朵奇葩，它打破了电影叙事的疆域，扩宽了观众的审美体验。在《蜂巢幽灵》中，我们会有一种很直观的感觉，缓慢流淌的美感。尽管电影充斥着不安压抑的氛围，但是，当空镜头闪过时，那来自大自然的静谧依然能够震撼人心。

我承认，《蜂巢幽灵》的观影过程并不顺利，甚至有些沉闷。没有冲突性的剧情，也没有抓人眼球的台词，电影大多数时候都是沉默而流动的。对于这部电影，“看”并不是一个恰当的形容，聆听似乎更合适。我们在聆听，导演也在聆听。

既然诗电影如此沉闷，为何《蜂巢幽灵》能够成为经典？了解了这个问题，我们似乎就能了解诗电影略显暧昧和尴尬的处境。

和注重节奏和叙事的类型电影不同，诗电影不管是在叙事手法还是在视听语言上都自成一派。诗电影是一种非常挑观众的电影类型，它需要的是观众沉浸其中，如果追求短平快和视觉刺激，诗电影绝不是最佳选择。

诗电影能够在形式和内容上达到统一。

《蜂巢幽灵》是一部典型的诗电影，导演在构建自己诗意艺术世界时，选择了“隐喻”这种方法。隐喻和故事不同，隐喻在暗处，故事在明处，维克多.艾里斯似乎希望通过明处的故事来表现暗处的涌动。时隔多年，当我再次点开《蜂巢幽灵》时，维克多.艾里斯无疑是成功的。

讲故事的重点有时候并不是故事本身，而是如何“讲”。熟悉维克多.艾里斯观众一定知晓他的艺术风格，神秘旖旎的光影、静默希声的角色特写、饱含诗意的构图、精心安置的疏离关系......这些都是他常用的魔法。在大量隐喻蒙太奇的使用下，维克多.艾里斯让诗电影在形式和内容在某种程度上合二为一。

诗电影之所以难拍是因为情绪的多变，诗电影本身就是一种含有大量情绪的电影，如果情绪本身是茫然的，诗电影在叙事上也会进入困境。而在《蜂巢幽灵》中，这种担心似乎是多余的，因为在导演的镜头中，我们可以捕捉到两个女孩儿的正常轨迹，她们性格中相背离的部分，对于死亡的看法，还有经常出现的“科学怪人”的形象，都让电影有了淡淡的跌宕起伏之感。

诗电影能够给观众带来别样的情感体验。

德国接受美学的代表人物尧斯曾提出了“审美期待”这样的概念，他认为在具体的艺术欣赏活动，人们会对欣赏对象产生文体期待、意象期待以及意蕴期待三个不同层次的期待类型。因此，当我们在欣赏一部电影的时候，往往想要从中获得视觉刺激亦或是审美体验。

《蜂巢幽灵》并不是一部商业电影，它没有让人眼花缭乱的特效，也没有大起大落的故事情节，那么，为什么这部电影能够成为经典作品呢？很显然，它给观众带来了一种特殊的审美体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蜂巢幽灵》并不是属于维克多.艾里斯的个人作品，它属于整个西班牙历史，透过这部作品，我们可以了解历史的严肃和荒诞，能够了解人性被压抑之后的扭曲和变形。同时，这部电影没有沿用传统的叙事方式，而是用大量隐喻完成了电影的艺术表达。

或许电影中从未出现过的“幽灵”便是这种特殊情感存在的由头，从未出现，却又一直在存在，这种感觉是我们在欣赏其他商业电影所没有的感受。换言之，导演维克多.艾里斯知道这种表达方式的特殊性以及能够产生的效果，所以，他执着于自己的选择，让自己的作品与众不同。

诗电影能够透露出民族独有的文化气质。

每一部诗电影都有无数种可以解读的角度，而这种解读性源于诗电影本身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赋予了诗电影的精神特质，让电影能够饱含深情。诗电影往往包含着创作者的审美理念和艺术观念，而创作者又会受到所处环境和成长轨迹的影响，所以，当一部诗电影问世后，很难脱离民族文化气质。

《蜂巢幽灵》有一个很典型的特点就是整体氛围和弗朗哥政权时期如出一辙，经历过那段暗黑岁月的维克多.艾里斯一定深有感触，所以他才能将电影氛围把握的恰到好处。在处理死亡这一严肃命题时，导演以儿童视角切入，削弱了死亡本身的沉重和复杂。这种死亡观念并非空来风，而是源于欧洲大陆本身的豁达。

每部电影的诞生都有一个大的土壤——民族文化。在西班牙电影史上，由隐喻构筑起来的电影并不少。其中不乏传世之作。到了维克多.艾里斯这里，历史变成了一段隐而不发的过往，但他的电影终究无法脱离历史和时代，因为他从那段历史中走来，只有回到那段历史中去，他的电影才有意义。

很多左翼评论家看完这部电影之后表示，电影的政治隐喻过于晦涩，缺乏直涉现实的批判性。姑且不论这样的评价是否中肯，可以肯定的是，维克多.艾里斯并非着重于“政治隐喻”，而是“隐喻”。导演的关注点是在家庭悲剧，并非高屋建瓴式的历史冲突，他选择了用更加动人的方式来诠释整个西班牙在二十世纪中所遭受的历史创伤。

而经受过那段历史的西班牙，恰好需要这样的展现，因为创伤的恢复需要时间。

诗电影往往是从隐喻开始的，不过，隐喻不是终点，而是起点。电影的结局是女孩安娜的失踪和回归，她给死水般的家庭带来了希望。当她消失时，家人因为寻找她打破了彼此之间树立起来的壁垒，母亲为在书桌上熟睡的父亲摘掉了眼镜，烧掉了写给情人的信件，父亲在逐渐恢复的家庭温暖中甜甜睡去。这一丝丝温暖的回流让我们能够到晦暗中隐藏的情感。电影拍摄于1973年，导演维克多.艾里斯似乎从垂垂老矣的独裁者身上看见了一丝丝民主的希望，这又何尝不是一种隐喻。

近几十年来，《蜂巢幽灵》始终在西方影评界享有较高声誉，截止2018年，该片依然在全球最佳影片排行榜上占有一席之地，考虑到其拍摄年代的久远，说其是西班牙在国际上首部成功的电影也不为过。然而随着时间推移，电影中包含的叙事手段，气氛营造和郑智隐喻却经历了一轮此消彼长的过程，在当时占据重要地位的郑智隐喻已经让位于电影艺术本身。

任何艺术的创作都是深深扎根于时代背景的，该片拍摄于1973年，时处弗朗哥时代挨末阶段，内战时期左棍的压迫和屠杀早已成为遥远模糊的记忆，对艺术的审查早已放宽，但公开批评仍然是一种禁锢，本片中出彩的各种符号式情节，似有深意的比喻，停顿和明暗交错的场景，长时间的留白，当然不能完全排除其主要艺术性的一面，但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逃避这种审查，刻意利用压抑、沉默的气氛，让观众陷入沉思，这种效果在影片播放后被证实，交关死硬派的falangista在看到本片后也被气氛渲染，感到怒不可赦（当然伊拉的理解是反方向的）。

不过本片在当时之所以能够引起轰动，其重点却并非在艺术和拍摄手法上有多少耳目一新，更多拾契合了当时国内外的时代背景。在60年代礼崩乐坏的大环境中，西班牙社会经历了一轮内部的深刻变化过程，弗朗哥曾经一厢情愿的认为经济自由化同保守传统主义价值观并不矛盾（一如皮诺切特等人）、然而工业化、城市化带来的人口流动以及欧洲内部大一统（欧共体）、梵蒂冈二次会议后教会进步化大环境的形成，正从两方面深刻影响着西班牙本身，内战后在和平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新一代布尔乔亚，怀着对现状的不满，试图通过各种艺术手段脱离当局对历史的阐释，出身于巴斯克地区，来自一个“战败者家庭”的导演Erice出身在1940年，典型的布尔乔亚背景，对战后自家“压抑”的记忆，让其在处理这种历史转码时显得得心应手。

影片选择Segovia乡间一处偏僻的村落进行拍摄，一望无际的苍凉田野凸显了村落的孤独和封闭，选择此地可能拾为了突出西班牙社会（当然，主要是卡斯蒂亚这种内战期间sublevado的核心区）与世界隔绝，“闭关锁国”的情形，片中大量出现的弗兰肯斯坦，刻意安排的家人间诡异的情感关系，两姐妹间难以言传的互动，无不透露出一种撕裂感，这种撕裂感乍一看会让人感到无比真实，不过就如同德国二战后的“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是在联邦德国富裕和新一代人成长起来的70年代才开始冒出一样，对西班牙内战的“灰色记忆”的定型，对于弗朗哥的抱怨和不满也是1960年代“叛逆一代”的新近思潮产物，在影片所发生的1940年，这种压抑感很难说会再当时真实的西班牙社会中有多少市场，但很契合欧美白左学界对西班牙弗朗哥当局的一贯敌视和想当然认为西班牙人的“水深火热”，也契合了认为自家国家“死气沉沉”的交关西班牙自由化青年人对过去的重新解读。

时过境迁，将近半个世纪后的观众在观看此片时候，很难为这些历史诉求和隐喻中代表的郑智含义所打动，他们更多迷恋的是其导演通过拍摄手法和几近完美的气氛营造所塑造出的这类神秘、压抑、充满心理描写的意境，这些元素不会随着时代和意识形态的潮涨潮落而发生太大变化，也确保了该部电影的折旧率不会太高，依然能为不同文化背景、三观的人所欣赏。

先存一下手记 毕竟如此丢三落四 万一哪天把本子弄丢了还能看

近期可能没时间写成句子了

没有什么实质内容 可以跳过我这篇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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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好的隐喻题材电影作品（国外大部分此类影片都创作于有严苛电影审查机制的特殊历史时期）想达到的最终目的是——让审查者不以故事情节带入现实去找创作者的麻烦，同时又要让观众能真正理解和看懂电影里最关键的部分所表达的含义。

本片为什么要拍的充满梦幻感，大部分时间都在讲述安娜执著于一个虚构幽灵的故事，正是为了“催眠”审查者，让他们以为这只是在表现梦境而与现实扯不上关系，这也是创作者在面对电影审查的一种自保方式——我只是在拍孩子的梦，又没拍什么真实的事，即使拍了人与人之间的疏离也只是表现特定阶层，没有影射独裁者，你能奈我何？

当然，导演显然也知道影片这么拍不仅“催眠”了审查者，也同样“催眠”了观众，所以在2/3处特意安排了一段精妙的“唤醒”场景：小安娜离开石屋之后，镜头不移动没有场景过渡也不交待任何原因，直接切换到一片枪声响起，而且导演自己也知道响一声恐怕没法唤醒全场早已进入梦乡的观众，还特意安排了机关枪连响，那个意思大概是在说——你们给我赶紧醒过来，最关键的地方开始了！梦要转换成现实了！于是接下来的一幕：战士被无情枪杀，警察（隐喻独裁者或其走狗）冷漠地看着他的尸体（此处我记得应该是全片唯一出现警察的场景）。这段其实是导演真正想表达同时又是全片最危险的一段——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军事独裁者的残酷被表露无遗。影片也从那一片枪响开始进入了短暂的现实状态，非常短暂，但足以表达导演的创作观点。

首先，我不愿意以单纯政治隐喻的角度去看待此片，这样的电影论文会把整个电影当成一个无聊的哑谜，谜面精美，谜底揭开，此外一无所剩，这对这部电影几乎可以说是一种侮辱。对西班牙的历史没有了解，我更愿意从电影给我带来的最直接的感受出发解读。

对出现在电影里的儿童我们早已经见惯了，然而这些儿童要么作为一种道具式的角色出现，要么在背后隐藏着关乎社会现实的一种指涉，本片就很容易被解读为这种情形。要么，儿童确实作为真正的主角，也并不暗示着他们自身以外的任何事物，但即使是这样，即使是最好的儿童片也难掩一种无法避免的成人的外部视角，而且几乎没人能在这样的前提下拍出一部作者性很强的艺术片。

因为这种外部视角，不管是导演的还是观众的，都已经离儿童的本质相去甚远了。如果以一种回溯的眼光观察儿童，只能把儿童当成是成人以前的一种准备阶段，从而只能依附于对成人的观察。而儿童最关键的特点绝不在于此，而在于他们是全新的生命，也即他们没有对活着的足够经验，他们几乎就是零。这些经验对于社会化的人来说必不可少，但对他们来说仅仅是对于身处其中的新鲜世界的观想之中加入的一些佐料，这种观想还未受到逻辑的污染，处在一种接近无意识的混沌状态里，这种无意识比意识有强得多的整体性和感受力。从这方面来讲，人的成长就是把人从天上拽到地上的过程，但这不是拽回，因为人的故乡不在地上，而在天上。

作为成人去拍摄儿童片，捕捉到的无非是儿童的天马行空、活泼可爱、真善美、友谊……但无论在儿童个人的品质方面，还是着眼于儿童间相互交往的方面，都未能对儿童的本质做出真正的探寻。在天马行空的想象力背后，是儿童尚未形成有力的现实感（这个现实是有限而绝非普遍的），而与他人关系的构建，仍然只是一种社会化的学习，这种努力从儿童自身出发可能并非必要。对“我”的理解尚不完整，对他人的理解又只能从“我”来推广，这使得儿童，尤其是内向的儿童处于长久的孤独之中。之所以这种孤独有时不易被观察，是因为个体边界的模糊恰恰造成了一种有益的发散，对电影中的黑猫和同伴都是如此。而掐猫的行为与其解释为一种恶，不如说仅仅是无善无恶的一种好奇。

儿童的这些性质，导致童年始终被忽略着的一个面向，那就是童年的恐怖。无知与无力感一旦占据上风，童年就是非常漫长的灾难。而即使被精心呵护，这种不安全感也总会时不时就冒出来。这是我在《蜂巢幽灵》以外的电影中从未见到的。一个有意或无意的玩笑，甚至蜂房的那种无处不在的单一黄色，都会对儿童的心理造成巨大的影响。父母亲隔绝的状态，安静的被黄色充满的房间，楼上传来的脚步声，电影中的一个角色……如果人真的能以隐喻的方式理解事物，那也绝不是像解谜一样的逻辑所能达到的，而是安娜，或者每一位儿童把周遭所有事物真正吸纳为意象甚至仅仅是色块的方式才能做到的，因为直觉总是把握事物最高妙最难以企及的一种方式。

所以，《蜂巢幽灵》在我看来是真正从儿童内部的视角出发的一部电影，这足以解释影片最吸引人的那种属灵的特质何以成立。而如果从政治隐喻角度解读的话，我想可以从政治对人的影响方面入手，因为这种潜意识甚或无意识的影响恰恰最适合用儿童来表现。但我绝不会认为政治解读比对儿童（人）的解读更为重要，我宁愿说政治生活仅仅是人类关系之学的一种特殊体现，也不愿说童年隐喻着政治。正相反，童年的消散意味着童年在无边无际领域里的广泛展开，正如波伏娃所说：“成人是什么，一个被年龄吹涨的孩子。”